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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 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张京祥, 林怀策, 陈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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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治理理论,从府际关系以及政府—市场关系两个维度展开分析,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历程及总体趋向。认为中国空间规划的发展演变呈现四方面的特征:①从国家治理体系的相对边缘位置走向中心位置;②从服务单一目标转向服务多元目标;③其角色从不断反复走向全面重构和规范化;④从促进增长的工具转为实现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的公共政策。基于历史经验以及当前改革的整体环境,指出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构承载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空间规划体系不仅需要承担政府间利益与权力的制衡与协调,更要发挥对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干预作用。
  • 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李振发, 徐梦冉, 贺灿飞, 潘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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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地理学作为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领域,其研究成果对维护金融业稳定运行,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地理学视角,首先梳理了国际金融地理学发展历程与主要研究领域。根据特定时期内主流研究方法的差异性,可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萌芽、政治经济学主导和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影响三个阶段。借助文献计量分析,将国际金融地理学研究划分为以金融中心、金融主体的空间演化、金融网络与区域互动为主的经典研究领域,和以不同尺度金融化进程为主的新兴研究领域。随后总结了中国金融地理学研究进展。中国金融地理学虽起步较晚,研究广度与深度相比于国外仍有差距,但其区别于西方的制度背景为自身特异性的金融景观提供了多元化的解释。最后,结合国内外金融地理学的发展现状对该学科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 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严翔, 成长春, 徐长乐, 易高峰, 黄晓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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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基于对长江经济带国家发展战略的梳理,将流域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随后选取1992—2017年间CNKI数据源中的710篇相关学术论文为研究样本,借助VOSviewer与CiteSpace两种文献计量软件,分析长江经济带研究的热点及前沿动态,厘清演进脉络并绘制相应知识图谱。研究显示:长江经济带的研究主体呈“发文不均衡、合作不紧密”的特点;研究主题可聚类为流域经济、区域发展、要素资源、产业开发、空间格局及战略构想六大类别;研究热点呈两端密集,中间稀疏的“哑铃状”分布;研究前沿从早期浦东开发为契机的地区经济引领流域发展,到中期流域东中西部间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转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全方位绿色发展。最后依据研究结论,从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研究视角四方面,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蒋海兵, 祁毅, 李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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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全国高速铁路班次数据,通过传统重力模型和GIS空间分析等技术方法探讨中国城市高铁客运空间联系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高客运量城市集中于东部地区和区域中心城市,东部城市群高客运量城市扎堆,而西部地区高客运量城市稀疏。全国城市高铁客运量与城市等级体系、经济发展格局基本对应。局部区域高铁客运量格局包括中心城市极化型、多核心均衡型和低水平发展型的三种典型类型区。②城市高铁客运量具有显著的时间距离衰减特征,高铁客运量集中于城市4 h范围内,高铁出行更适合中心城市密度较高的城市群地区。③高强度联系网络主要分布于东部城市群内部和东中部地区“四纵两横”沿线部分区段,中心城市密集地区的高铁联系网络的强度普遍较高。④经济因素是高铁客流生成的根本动力,高铁可达性和城市等级也是影响城市客运格局的主要因素。与传统铁路相比,城市吸引力和时间距离对高铁沿线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正负影响程度均有明显的削弱。
  • 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王圣云, 翟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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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计算人类发展指数(HDI),应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分解方法对1990—2014年全球人类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演化及其机制进行研究发现:①1990—2014年,全球人类发展水平整体得到明显提升,全球人类发展水平空间差异不断缩小。全球七大区域间的HDI差异是全球人类发展水平非均衡的主要特征,但其对总体空间差异的贡献率有所下降,而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呈上升态势,区域间与区域内的人类发展水平差异整体趋于均衡。②全球七大区域内部HDI差异整体呈缩小趋势。非洲与大洋洲区域内国家间的HDI差距明显高于其他区域,而北美洲、欧洲(除东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区域内部的HDI差距较小且比较接近,东欧区域内部的HDI差距最小。③全球各国之间的教育指数差距最大,收入指数差距次之,健康指数差距最小。健康指数得分最高,教育指数增速最快。教育指数的不平衡是全球人类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但教育进步对HDI空间差距缩小的贡献率最高。④全球HDI空间差异演化主要由集中效应引起,即全球HDI空间差异主要源于健康、教育与收入指数自身的非均衡性。集中效应促进了全球人类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的缩小,结构效应则扩大了全球人类发展水平的鸿沟。
  • 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谢宜章, 赵玉奇, 何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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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俱乐部合作”引致区域经济收敛与发散并存,制约区域协调政策的有效性。文章构建一个简单的梯度合作博弈模型阐释俱乐部合作的发生机制,基于省际双边铁路货运数据,采用非参数拟合、半参数空间模型局部多项式估计等检验地区间渐近式经济梯度—贸易合作规律。半参数空间模型估计生成的偏导数进一步捕捉了经济梯度对贸易合作边际作用的动态演变。未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重点考虑板块与轴带结合,推动跨板块的对口合作和经济带建设等具体方案。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王海军, 翟丽君, 刘艳芳, 徐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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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结合统计年鉴数据和地理时空大数据,运用多维城市要素流综合分析武汉城市圈内城市间联系与各城市功能,并采用赋值法对4种城市要素流进行评分,进而对武汉城市圈的功能布局与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①武汉是城市圈的发展中心,“一城独大”态势依旧显著,城市圈整体极化和辐射能力较弱,中低级城市流强度的城市较多。②城市圈内城际空间联系不够紧密,且联系程度空间差异较大。③根据赋值后的综合结果,从“点线面”的角度对武汉城市圈空间布局给出建议。点:“一三二三”的空间布局,中心城市为武汉,次中心城市为黄石、鄂州和孝感,核心区为咸宁和黄冈,影响区为仙桃、潜江和天门;线:以孝感—武汉—鄂州—黄石、武汉—咸宁、武汉—黄冈为3个发展轴的“小”字型的空间布局形式;面:将武汉城市圈进一步划分为3个发展区,即武汉—鄂州—黄冈—黄石、武汉—咸宁、武汉—孝感—仙桃—潜江—天门。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王颖, 孙平军, 李诚固, 刘航, 周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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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城乡协调发展的城乡间互动关联内涵出发,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区域为研究单元,采用2003—2015年的城、乡发展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各地级市区域历年的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对东北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空间格局以及时空格局演化的动力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城乡协调发展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低水平波动增长、协调类型结构阶段性稳步发展、内部发展差异不断拉大等特点;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呈现出明显的中心极化、城市群集聚以及区域差异性等特征;东北地区的城市在城乡系统协调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心城市规模扩张、城市经济实力增强、城市服务功能提升是东北地区城乡协调时空格局演化的主要动力机制。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刘天宝, 郑莉文, 杜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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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2015年大连市小学教育资源数据,利用差异系数、空间插值以及聚类分析,从县区内校际间和市域内校际间两个空间尺度,分别从校舍条件、师资力量以及教育资源总量三个方面,对大连市域小学教育资源均衡水平的空间特征与分布模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校舍条件在县区内校际间多数高度均衡且连片分布;市域内校际间为中度均衡,得分以二、三级为主且高低分离。师资力量在县区内校际间均衡水平多样且交错分布;市域内校际间为低度均衡,得分以一、二级为主且高低各自连片分布。②教育资源总量在县区内校际间整体高度均衡且连片分布;市域内校际间为低度均衡,得分以二、三级为主且高低分聚。③通过教育资源聚类将大连市小学分为5种类型,即低水平均衡型、校舍较强型、师资较强型、中水平均衡型和高水平均衡型。不同类型小学从中心城区到外围县市表现为圈层分布的空间模式,外围县市学校类型构成更加复杂多样。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吴艳艳, 袁家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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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00年来陕西省1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0、2005、2010、2015年四个时间节点,从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质量两方面,对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进行研究。在构建指标体系时,采用熵值法测定城镇化质量指标权重;通过协调发展模型,对2000—2015年陕西省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的时空演化进行分析。主要结论为:①西安市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在省域范围内最高,并且在2000年已达到初级协调;②整体上,陕西省城镇化质量高于城镇化水平,这主要是由于城镇体系分布不合理造成的,省会城市极化作用最大化,涓滴效应未充分体现;③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区域差异显著,总体上呈现出西南—东北倒“U”型分布空间分布特点,到2015年渐趋均衡;④陕西省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等级较低,处于低水平均衡,亟待提升。
  •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陈菁, 洪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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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构建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4个方面的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粤东和闽南地区7个城市近17年的人居环境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近17年在粤东与闽南七市中,厦门的人居环境最好,改善程度最大,泉州次之,漳州紧随其后;汕头和潮州的人居环境较好,但改善较小,揭阳和汕尾的人居环境较差,但改善程度较大。②粤东与闽南地区的人居环境均在不断改善,空间格局基本稳定,但闽南地区人居环境改善的程度大于粤东地区,且两个地区的人居环境差异化处于较高的水平。③影响粤东和闽南地区人居环境变化的主要因子是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水平。④未来粤东与闽南地区的发展需要加强空间地域发展联动,依托区位、地缘、交通和政策等优势,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实施可持续的城市人居环境发展战略目标。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王金杰, 王庆芳, 刘建国, 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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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2006—2014年京津冀13个城市数据,对京津冀27个制造业行业转移和集聚状态以及区域合作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①京津冀制造业地理分工格局整体上呈现出“由北京向津冀转移”、“由北部向中南部转移”的变动趋势;②虽然北京制造业行业多处于转移状态,但仍在大部分行业中占有较高份额,能够在区域制造业转移和合作中发挥中心带动作用;③津冀各城市在各个行业都具有承接和发展优势,从而为区域制造业梯度转移创造了条件;④河北各城市在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较弱,需要京津两地提供更多的外在动力。研究的政策涵义在于:加快京津冀区域制造业的合作,需要构建以北京制造业转移为中心,以天津先进制造业集聚区以及河北中南部制造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为主体的多层次区域制造业合作体系,推动区域制造业协同发展和转型升级。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简晓彬, 车冰清, 仇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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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和提升集群式创新效率,是我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界定集群式创新概念及特征基础上,以江苏为例,采用产业集群度系数模型分析其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水平,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和超效率DEA模型测度集群式创新效率,进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剖析影响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江苏装备制造业存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集群发展效应;其集群式创新效率呈振荡上升态势,但在集群水平、产值利润率、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与广东、山东、浙江、上海等存在程度不一的差距;从影响因素看,产业集群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已成为江苏装备制造业集群式创新的基础和重要动力,但科技创新投入、网络化联结水平对集群式创新的效率提升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而企业规模偏小则制约装备制造业集群式创新效率的稳步提升,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推动装备制造业集群化、创新化、特色化、高效率转型发展。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聂国卿, 郭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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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创新转型能力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的实施对企业理论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正负双重效应”,而且其发挥效应的大小还与行业污染强度存在密切联系。同时,理论创新成果数量、企业自身污染属性和技术转化难度成为环境规制推动企业将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创新能力的约束条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创新转型升级影响效应的计量分析模型,并采用2005—2014年我国制造业大中型企业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①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对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创新转型必然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②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创新转型的推动作用与制造业自身的污染属性以及其所处的创新转型阶段密切相关。③目前环境规制对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成功的“合力效应”尚不明显。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陈羽洁, 赵红岩, 俞明传, 张建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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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两阶段DEA模型测度了2009—2015年我国创意产业知识开发阶段和经济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混合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对我国创意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研究表明:①我国创意产业整体创新效率值较低,其中知识开发效率表现优于经济转化效率;②知识开发效率和整体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经济转化效率不显著;③从我国创意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来看,市场结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社会包容度和政府扶持力度有利于知识开发效率的提升,而对于经济转化效率和整体创新效率来说,无论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政府扶持力度,还是社会科技化水平,均未起到有效促进作用。
  •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李启瑄, 王录仓, 乔杰, 黄淑娟, 车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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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数据环境为“情感转向”、“以人为本”的空间研究提供支撑,以餐饮业为代表的城市消费空间,是理性与情感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以兰州市为例,运用文本分析、相关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从“物象”与“意象”视角分析其地理与情感空间特征;从“经济”与“情感”视角研究其空间形成机理与顾客决策机制。结果表明,地理与情感空间分别呈组团式、多极化与圈层式、单极化的空间结构,二者无明显关系;消费水平、人口分布、住宿、购物、娱乐设施、道路交通、旅游景点对餐饮业空间格局具有一定影响;59%的顾客对兰州市餐饮业持满意态度;口味、服务、价格、环境、区位及可达性对顾客决策影响程度依次递减。
  • 三农、土地与生态
  • 三农、土地与生态
    郑凯文, 刘卫东, 张恒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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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供求分析模型、脱钩模型、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建设项目供地分析,揭示经济发达地区城乡转型过程中农村建设用地供求平衡演变特征。研究显示:①2010—2015年,宁波市农村建设用地供求平衡演变特征表现为强负脱钩模式,供求不平衡加剧;②农村新增建设项目需求多元化且主要来源于外部需求,主要通过增量供给方式满足;③农村建设用地增加主要是因为工业用地和房地产开发向农村地区延伸,农村房屋拆迁和征地成本等地价因素对于农村建设用地供求平衡影响显著。以上结果进一步表明,未来农村建设用地合理供给,农村人均建设用地标准的严格控制和建设项目用地的批后管理是土地管理的关键。
  • 三农、土地与生态
    朱庆莹, 胡伟艳, 赵志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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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湖北省为例,利用2000、2005、2010和2013年的社会经济、土壤和气象等数据,运用Spearman秩相关和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揭示耕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的时空格局及变化规律。结果显示:①物质产出、净固碳、景观美学功能一直处于增加态势,其中物质产出功能增长较快,景观美学功能增长较慢;水源涵养功能变化平稳,劳动力承载功能不断减弱。②耕地功能之间主要表现为协同关系;随时间推移,部分功能之间由协同转为权衡,并且协同程度逐渐减弱而权衡程度逐步增强。③空间尺度上,相同耕地功能的协同类型多以“组团”形式出现,聚集性较强,权衡类型无明显聚集区域,大多零星分布在协同类型的周围,水源涵养和景观美学功能的权衡与协同格局比较稳定,剩余三种功能均发生不同程度变化;不同耕地功能之间的协同类型既有明显的“组团区”,又有零星分布区,权衡类型也有类似特点,其中,净固碳与水源涵养、物质产出与景观美学、物质产出与水源涵养、景观美学与水源涵养的权衡与协同格局随时间推移较稳定,其余功能之间权衡与协同格局发生不同程度变化。研究认为,在改善耕地本底质量,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向和发展观光农业的同时,应加强县域内各部门之间以及县际之间的合作,科学划定耕地保护与利用区;共同促进耕地多功能的协同利用,增强耕地多功能的总体效益。
  • 三农、土地与生态
    何太蓉, 钟博星, 唐倩, 张喆, 任娇娇, 郭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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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测度重庆三峡库区各区县“新四化”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度指数、协调度指数和相对发展指数,从库区整体和区县两个空间尺度以及2000、2005、2010和2015年4个时间节点对库区的“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重庆三峡库区“新四化”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整体上提升均比较明显,但“新四化”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高值都集中在主城及周边区县。②2000—2015年,重庆三峡库区整体尺度的“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比较有限,相对发展指数处于“新四化”发展同步于生态环境状态。县域尺度的协调度指数平均值介于0.549~0.818,且库腹区县的波动幅度大于库尾区县;相对发展指数平均值介于0.461~1.174,其波动规律与协调度指数相反,即库尾区县的波动幅度大于库腹区县。③2000—2015年,重庆三峡库区协调度指数和相对发展指数在空间上呈现圈层扩散现象,基本形成了库尾高水平和库腹低水平的片状集聚区。④2000—2015年,重庆三峡库区“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阶段和类型都经历了从低层次型向高层次型的蜕变过程。
  • 三农、土地与生态
    盖美, 聂晨, 柯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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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资源环境消耗和经济发展,应用可变模糊识别理论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6—2015年环渤海地区沿海17个城市的经济—资源—环境三维系统(以下简称ERE系统)的承载力和协调度的时序演变规律和区域内部差异进行了定量评价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①环渤海沿海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经济的发展力总体处于中等偏高水平,主要表现为较高、中等和较低的三阶段递进式,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天津、大连、青岛、呈较高水平,唐山、秦皇岛、东营、潍坊等8市为中等水平,沧州、丹东、锦州和葫芦岛水平较低,且各地的限制性因素明显。②10年来,17市的ERE系统的协调度是呈上升趋势的,但是区域内部的发展差异较为明显。天津、大连最高,丹东、锦州、沧州和葫芦岛最低,唐山、青岛、烟台协调度较高,东营、潍坊处于中等水平,其余各市协调度较低。最后通过灰色GM(1,1)预测模型得到环渤海2016—2020年ERE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一直维持在中等水平,且有微弱上升趋势。
  • 三农、土地与生态
    胡玉玺, 吴晓磊, 马世昌, 郭啸, 刘新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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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系统论视角下,将湿地生态、生产、生活融合,构建了湿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分析了该复合系统存在的因果特性、多重反馈特性、系统非线性和系统惯性的系统动力学特征,并将其划分为湿地生态子系统、湿地区域经济子系统和湿地社会子系统共3个子系统。在系统动力学的指导下,分别设计了湿地生态、生产、生活的因果反馈分析图和系统结构流图,并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例,完成了系统动力学方程模型的构建与预测分析,为湿地生态、生产、生活的协同耦合问题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 旅游经济与管理
  • 旅游经济与管理
    姚梦汝, 陈焱明, 周桢津, 傅腾宇, 李满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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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东盟国家互为重要客源市场和旅游目的地,研究中国—东盟国家间旅游流的分布和流动规律,对于维系多边友好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中国—东盟11个国家的出境游客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旅游流网络,分析网络结构变化。使用重心模型计算1995—2015年旅游流网络重心坐标,探究重心移动轨迹。结果显示:1995—2015年,中国—东盟旅游流网络的紧密程度和能级水平逐渐提升,网络的核心区域呈现出由南向北转移的动态变化趋势;网络中节点层次分化严重,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区域旅游流吸引能力和输出能力呈现强弱不均状态,东部旅游输出能力较强,西部旅游吸引能力更强,但国家间旅游输出能力差异小于吸引能力差异。
  • 旅游经济与管理
    朱磊, 胡静, 周葆华, 李亚娟, 吕丽, 贾垚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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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内不同类别A级旅游景点的空间结构和可达性进行综合评价,并探究其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不同类别旅游景点均呈集聚型分布状态,人文景点集聚程度高于自然景点,且不同类型景点系统分形特征明显,存在局部围绕城市和交通线分布的情况,表现为“大集聚、小分散”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②示范区旅游景点的空间可达性整体较优,平均可达时间为22.55 min,但区域内可达性分布差异显著,呈现明显的交通指向性特征,自然景点的可达性要优于人文景点的可达性。③不同类别景点基于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空间上呈集聚格局,可达性的热点区共同表现为以铜陵市、铜陵县、南陵县、繁昌县和青阳县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冷点区域主要呈连续带状分布在示范区的西南部地区。④影响可达性的因素主要有旅游景点空间分布、交通路网结构的区域差异以及自然和人文环境。
  • 旅游经济与管理
    张红贤, 游细斌, 白伟杉, 黄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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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目的地接待的游客量和目的地与客源地的距离结合起来,采用空间交互模型测算目的地旅游吸引力,以浙江省为案例,测算不同城市的旅游吸引力。结果表明:旅游吸引力与接待游客量成显著的正比关系,游客量越多的旅游目的地,其旅游吸引力越大;在接待游客量相当的情况下,能够吸引更多远距离游客的目的地,其旅游吸引力越大。浙江省旅游吸引力呈现“镶嵌式圈层结构”的空间分异规律。该圈层以杭州市为中心,形成了Ⅰ级旅游吸引力区域;在杭州市外围,由湖州市、嘉兴市、宁波市、台州市和丽水市形成了圈层结构的第Ⅱ级旅游吸引力区域;在第二圈层的外围,由舟山市、温州市形成了圈层结构的第Ⅲ级;在第一圈层和第二圈层的南部地区,由衢州市和金华市组成的区域形成了镶嵌式的旅游吸引力第Ⅲ级区域。目的地旅游吸引力的强弱与旅游吸引物的等级、旅游设施和服务的数量及质量等高度相关。
  • 旅游经济与管理
    贺小荣, 胡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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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业是湖南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产业集群已经成为湖南区域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文章以湖南的区域经济增长与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互动机制为研究对象,首先,简要阐析了湖南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然后,运用推拉理论,即湖南的旅游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以及湖南区域经济发展对旅游产业集群的推动作用两个方面,详细探讨了旅游产业集群和湖南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2008—2017年湖南旅游业对湖南国民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拉动作用,平均贡献率为29.1%;近10年湖南旅游产业集群发展指数均为正数且大于1,说明湖南区域经济对旅游产业集群的间接带动效应较大,对于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最后,文章提出了湖南的旅游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良性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旅游经济与管理
    冯英杰, 吴小根, 张宏磊, 蒋晨琛, 于涛, 曹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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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2001—2016年面板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从时空维度分析了江苏省水利风景区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从时间维度看,江苏省水利风景区的发展阶段可分为稳步推进期(2001—2006年)、加快发展期(2007—2010年)、快速增长期(2011—2016年)三个阶段;景区类型不断丰富,但不同类型之间发展差异较大。②从空间维度看,江苏省水利风景区总体上呈现“西北—东南”分布格局,分布平均中心先自南向北迁移,后自北向南略有回归;市际尺度上呈集中分布的态势,但集中程度逐渐下降;空间关联上,景区分布整体上呈现一定的空间正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显著的区域包括H-H型、H-L型、L-H型三种类型,局部空间格局变化较大。③江苏省水利风景区时空演变主要受资源、交通、市场、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 书评
  • 书评
    2018, 38(7): 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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