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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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环京津贫困带的时空演变与形成机理

何仁伟, 樊杰, 李光勤

2018, 38(6): 1-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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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反映农村贫困的指标,时间跨度为1980—2015年,采取统计分析法和GIS 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对环京津贫困带农村贫困的时空演变进行考察。结果表明：①贫困带与京津远郊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空间差异非常显著,绝对差异呈持续上升趋势,相对差异阶段性、波动变化特征明显。自然地理环境禀赋和经济社会资源禀赋是贫困带与京津远郊区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相对差异演变特征与宏观扶贫政策和贫困带的相关政策体制具有较强的耦合性。②京津冀县域各年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北京和天津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环京津贫困带。1980—2003年,贫困带低值空间集聚由弱变强,该时段京津地区对贫困带经济溢出效应为负;2003—2015年,贫困带的空间聚焦效应有所减弱,该时段京津地区对贫困带经济溢出效应为正。最后,简单探讨了贫困带脱贫的路径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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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基于可达性的中俄跨国班列沿线城市经济联系——以中俄K19/K20班列为例

初楠臣, 张平宇

2018, 38(6): 10-1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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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倡议的背景下,中俄双边经济合作优势明显,潜力巨大,铁路交通可达性对沿线城市经济联系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以中俄铁路K19/K20班列沿线节点为研究对象,构建可达性模型分析节点可达性状况,利用修正的经济联系强度模型测算节点间经济联系强度。研究表明：①节点可达性与其经济联系强度呈一定的正相关性,K19/K20班列中国境内节点的整体可达性与经济联系强度高于俄罗斯境内节点。②K19/K20班列沿线可达性与经济联系强度均表现出首末可达优势潜力相对较大、经济联系紧凑,部分中间线路可达性优势相对较弱、经济联系松散的“外围—中心”模式。③可达性优势地带分布在北京—唐山段、沈阳—哈尔滨段及莫斯科,可达性最弱区位于赤塔—乌兰乌德段;京津、莫斯科分别为各自国境区域经济联系首位城市,但莫斯科辐射强度与效应远不如京津;牙克石、海拉尔、赤塔、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作为跨境的重要节点,东西向联接的经济中枢地位与关联效应不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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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国家级新区设立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晁恒, 满燕云, 王砾, 李贵才

2018, 38(6): 19-2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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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新区作为我国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不同空间尺度进行资源整合和功能培育的重要途径。文章采用2006—2016年间10个国家级新区所涉及城市的122个区（县）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家级新区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因新区管治模式和所在区域的不同而存在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在全国尺度上,国家级新区对GDP增长和FDI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地区层面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国家级新区对GDP增长和FDI增长的贡献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究其原因,是不同地区在基础设施、经济集聚、制度和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性,影响了国家级新区的边际效用。基于管治模式的分析表明,行政主体的多元化降低了国家级新区的管理绩效,行政主体唯一的国家级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明显更高。最后,文章建议对国家级新区政策工具的善用,需要注重其选址的科学性及管治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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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基于供需视角的黄河三角洲人地关系演变

刘凯, 任建兰, 李雅楠

2018, 38(6): 28-3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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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传统之一,黄河三角洲作为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是进行人地关系研究的典型自然—人文复合系统。利用人类需求和自然地理环境供给之间的特殊关系反映复杂的人地关系,以1991—2015年黄河三角洲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数据为基础,运用综合指数法评价了供需视角下“人”“地”状态演变过程,在时间序列向量自回归模型基础上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和方差分解等方法研究了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研究表明：黄河三角洲人类需求水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自然地理环境供给水平呈现“先下降、后上升”演变特征,并且“人”与“地”之间的状态由“供过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黄河三角洲人类活动是引起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原因,并且人类活动对自然地理环境以产生负面影响为主,但是这种负面影响的程度经历了先增强后减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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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经济地理空间的混乱现象——“熵情”——兼分析技术评述

宋志军, 赵欣, 周德

2018, 38(6): 35-4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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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是基于统计学原理用来描述地理系统的空间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参量,它蕴含着较还原论、确定性理论更为科学的思维范式。而对某一经济地理系统熵情的科学认识,有助于深入解析其内在特征、运行机制、演变过程。基于此,文章对经济地理事物/系统“熵”发生的背景、存在状态、多组分混乱程度的量化描述及分析原则进行了梳理,目的就是要推动熵情这一概念及其思维范式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应用。进而,文章还对目前使用较多的分形、复杂网络、元胞自动机（CA）、仿生技术、异速生长等技术的使用基础进行了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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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基于用地与人口的新城市空间演变及驱动因素分析——以长春市为例

申庆喜, 李诚固, 孙亚南, 宋云婷

2018, 38(6): 44-5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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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春市为例,在系统阐述新城市空间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基于多年用地现状图和人口普查资料,对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以来长春市新城市空间的用地空间与人口空间演变特征展开讨论。从用地空间演变特征来看,新城市空间用地呈现出显著的“外延式”扩展特征,用地多样性水平整体较低但提升明显,用地结构失衡问题仍然突出,工业用地的快速扩展对其它类型用地的“挤压”效应明显。从人口空间分布与演变特征来看,新城市空间人口空间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城市整体,核心区人口的“外流”趋势凸显,人口结构的年轻化、高学历化、专业技术化特征显著,人口分布与用地扩展的“非协调性”问题突出。行政因素、市场因素、微观主体因素等共同促进了新城市空间的形成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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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长株潭城市群研究进展与展望

周国华, 陈炉, 唐承丽, 贺艳华, 冉钊

2018, 38(6): 52-6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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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城市群作为区域发展增长极的作用更加凸显。长株潭城市群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城市群,是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两型社会建设、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试验场”,近年来的研究较为活跃。文章梳理了长株潭城市群的有关研究成果,总结了近年研究取得的主要进展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与重点。长株潭城市群研究在城市群的范围界定与城市群形成机制、城市群空间结构与空间演化、城市群的产业优化与园区发展、城市群的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与治理模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研究内容较为传统、过程机理研究不深、理论总结升华不够、对复杂性科学方法和大数据的运用不足等问题。今后的研究重点应包括：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理论研究;“两型”城市群空间发展研究;创新、信息网络、快速交通网络对长株潭城市群时空格局的影响研究;全球及全国城镇体系重构背景下的长株潭城市群发展定位研究;大数据、新方法、新技术的应用研究等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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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长江中游城市群高速铁路可达性格局及演变

梅琳, 黄柏石, 敖荣军, 高喆

2018, 38(6): 62-6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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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间列车最短时间距离数据,使用最短时间距离模型、可达性系数和经济潜力等度量交通网络通达性的指标,分析了高速铁路建设对可达性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速铁路快速崛起,时间压缩效益显著,可达性获得极大的提升;传统铁路、现状高速铁路和规划高速铁路情形下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呈“核心—边缘”模式,高速铁路建设促进了相对区位较优越地区向周边地域的迅速扩张,壮大了城市的发展潜能;城市群的可达性格局受高速铁路网络发育水平的显著影响,高速铁路建设初期强化了区域可达性的分异,而随着路网的完善,区域可达性的差异逐渐弱化。科学地研究和呈现城市群高铁建设前后区域可达性格局与差异,对于有效实现区域间交通网络的科学对接及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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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兰州市人居环境与住宅价格空间特征及其相关性

张志斌, 巨继龙, 李花

2018, 38(6): 69-7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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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居民视角出发,构建影响城市人居满意度评价的问卷调查,选取设施完善度、出行便捷度、居住安全度、环境健康度、景观优美度和居民归属感6个一级指标和27个分指标,建立人居环境满意度评价模型。利用ARC/INFO平台,将兰州市主城区划分为83个评价单元,对人居环境空间特征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选取579个商品楼盘,借助地理信息统计软件Surfer8.0,生成房价等高线图,刻画其空间分布规律;最后,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定量评价人居环境与住宅价格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①兰州市人居环境满意度整体水平不高,并存在显著的内部差异,从各行政中心向周边逐渐递减,在一些发展热点地区出现“绅士化”与“老街坊”的分化;②兰州市住宅价格呈由东向西递减态势,且在各商业中心地带最高,由此向周边递减,在城市边缘地带出现“高档社区”与“城中村”相互毗邻的现象。③住宅价格与城市人居环境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即人居环境满意度高的地方,相应的住宅价格也高,住宅价格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受公共服务、交通状况和环境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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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北京多种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评价

刘正兵, 张超, 戴特奇

2018, 38(6): 77-8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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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对于居民服务设施的可获得性具有重要意义,可达性是评价设施布局与获得的有效手段。文章基于兴趣点数据将北京城六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划分为7类,采用累计机会法对各类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可达性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引入熵值法测度设施的综合可达性。结果表明,各类设施的空间分布并没有向城区中心地区集中,没有明显的中心集聚地,而各类设施可达性有相似的空间模式,均向城区中心集聚,并由中心向外围递减,单中心结构特征明显。各街道获得的各类设施数量存在显著差异,购物、餐饮、休闲娱乐设施的可获得数量高于其他设施,游憩设施平均可获得数量最少。各街道综合设施的可达性与基于熵值法的可达性具有相似的空间格局,多样性会降低或提高街道可达性位序,但对可达性空间分布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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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城市电影院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变——以西安市为例

杨晓俊, 朱凯凯, 陈朋艳, 郭文浩

2018, 38(6): 85-9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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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平均最近邻分析、核密度估计与标准差椭圆等Arc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时空演变的视角对西安市电影院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电影院作为居民文化消费场所,与城市经济、文化活动空间布局相一致,在城市总体空间布局上呈现明显的集聚分布特征,且集聚程度较高,主要集中分布于城市的传统商业中心与新兴的次级中心,并由中心向外围递减。②城市社会空间的变化促使电影院在城市空间布局上发生演变。在城市新区建设和电影消费大众化的双重作用下,西安市电影院从单核心集聚向多核心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转变;电影院空间总体布局的演变与城市扩展与建设趋向相一致,空间分布范围从中心城区向近郊城市新区扩展,在城市新区形成新的核心集聚区。③商业综合体成为电影院布局的主要区位,电影院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商业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空间形态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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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大城市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及动因分析——以北京市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

孙瑞东, 江曼琦

2018, 38(6): 94-10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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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城市内部产业空间演化及其动因机制对优化大城市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北京市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大城市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演化特征,发现其分布集聚明显、受开发区政策影响较大、有适宜的人口分布区间,演化过程有较强的路径与地理依赖特征。使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对产业演化动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多样化经济带来的雅各布斯外部性,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受专业化产生的马歇尔外部性影响更大;地租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均阻碍产业向城市中心集聚;地区创新能力和开发区政策对产业空间演化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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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来自制造业的证据

雷新途, 徐青原

2018, 38(6): 102-10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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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论证区域生态环境对企业资产结构的作用机理基础上,以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内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企业资产结构的区域差异确实可以在金融生态环境的区域差异上寻找到较好的解释证据,即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企业具备充足的现金资产,也有助于提升无形资产和长期非金融性资产的相对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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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效率综合评价

任广乾, 刘莉

2018, 38(6): 109-11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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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数据包络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效率进行综合评价,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资源投入产出效率总体不高,且差异较大;经济欠发达沿线国家因单一的金融结构而使其金融效率高于其他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沿线国家;多数沿线国家的金融资源投入的规模收益处于报酬递增阶段。因此,应该建设积极稳妥的沿线金融支撑机制,促进各国金融效率的提升;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耦合,促进沿线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努力消除“短板效应”;完善“一带一路”区域监管协调机制,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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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中国省域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王韧, 黄渊基, 刘莹, 潘攀

2018, 38(6): 117-125.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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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我国31个省域对象,从农业保险规模水平、渗透度水平及供给水平构建了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刻画了2008—2016年我国农业保险综合发展水平,并在GIS技术支持下对其发展格局进行了探索性空间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长迅速,但区域差异明显,农业保险模式较为成熟的省份优势突出,空间聚集特征较为显著。省域农业保险综合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性呈上升趋势。通过比较,运用空间误差滞后模型分析得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存在明显空间溢出效应,农户收入、补贴水平及产业结构等对其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从“点、线、面”着手优化农业保险区域发展政策,促进要素合理流动,有助于促进区域农业保险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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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珠三角适宜消费城市评价研究

钟陆文

2018, 38(6): 126-13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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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珠三角各城市2015年消费相关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影响城市消费适宜性的消费需求、供给水平、环境保障和消费维权等四个维度的指标权重,运用TOPSIS评价模型对珠三角城市群各城市消费适宜性进行评价。发现珠三角城市群消费适宜性综合指数排名前列的是深圳、广州、东莞。城市间在消费需求、供给水平、环境保障和消费维权方面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文章提出要加强适宜消费城市的体制机制创新、产业政策与促进消费政策并重、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消费城市、推进珠三角乃至粤港澳大湾区适宜消费城市群的协同建设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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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基于社区尺度的互联网企业空间格局与演化——以扬州市区为例

王丹, 方斌, 陈正富

2018, 38(6): 133-14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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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扬州市区2006、2012、2016年互联网企业数据,以社区为研究单元,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验证不同周期、不同类型互联网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区位选择特点,为中小城市互联网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结果表明：①互联网企业数量由内至外圈层呈低—高—低空间形态,企业密度由高往低逐圈层递减;企业空间分布经历了集聚—随机—集聚的变化过程,分布热点由内城区逐步向外城区、近郊区扩散。②不同类型互联网企业中,技术研发型集聚程度最高、工业互联网型次之、电子商务型最低;不同生命周期企业中,初创型企业空间分布以内城区、外城区为主,成长型、成熟型以近郊区为主,部分成熟型企业出现了企业部门分离趋势;不同生命周期互联网企业经历了从内城区、外城区向外扩散的过程。③不同类型、不同生命周期互联网企业区位因子差异显著。办公用房租金、住宅租金、集聚要素对各类、各生命周期互联网企业均有高强度影响,区域路网密度、高速公路出入口为中等程度影响,生态环境影响较低;专业市场、CBD对电子商务企业及初创型互联网研发企业有高强度影响;成长型、成熟型技术研发企业、工业互联网企业对人才条件、产业园区要素更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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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中国牧草产业地理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

倪印锋, 王明利

2018, 38(6): 142-15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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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牧草是当前中国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发展牧草产业是推进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和“粮改饲”工作的重要举措。文章运用区位基尼系数、产业集中率、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方法,对2001—2015年中国牧草产业地理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牧草产业地理集聚特征显著,整体上呈现出先波动下降后急剧上升的特征,7种牧草的地理集聚程度都非常高;牧草产业向“三北一南”区域集聚的趋势愈加明显,在省域尺度上空间地理集聚的程度也逐渐增强,其地理集聚的高—高（H-H）聚集区省份变化不大,而低—低（L-L）聚集区省份在东南部则有显著的增加。实证研究表明牧草比较收益、生产性土地面积比重、草食家畜养殖量、机械化水平和政策是影响牧草产业地理集聚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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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江苏省县域经济与乡村转型发展的空间协同性分析

黄丽娟, 马晓冬

2018, 38(6): 151-15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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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框架,采用熵权TOPSIS法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对2000、2005、2010和2015年的江苏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乡村转型发展程度及空间集聚情况进行综合测度,解析两者的空间耦合协同特征,并判别空间协同的地域类型。结果表明：①江苏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南北差异格局未突破,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主要分布在江苏南部县市,并向北演化。经济发展的冷点区范围逐渐缩小,主要在徐宿连和连淮盐交界分布。②江苏省乡村转型水平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性,次冷点区域变动明显,主要分布徐州北部、连云港北部和江苏中部等。③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转型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得到提升,61.8%的县市达到协调状态,根据其格局特征划分出“三协同双滞后”五种类型,80%的县市经济与乡村转型发展具有不同程度的协同性,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高水平协同型集中在苏南县市,苏中县市和苏北区域的市区主要为中水平协同型,低水平协同类型主要为苏北县市,溧阳、海门、泗阳和灌南等县域经济发展滞后于乡村转型,淮安市区、泰州市区、建湖、高邮等县市乡村转型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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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土地发展权视域下中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率空间格局及溢出效应

万娟娟, 陈璇

2018, 38(6): 160-16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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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2000—2016年我国31个省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剖析区域特征,借助GIS分析法,概括其效率空间集聚特征和分布格局,构建SLM和SEM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进一步探讨了土地集约利用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①三大区域效率的变化形态相似,以2010年为界,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模式上逐步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②2000—2016年,效率有效省份经历了由少增多的变化形态,空间上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呈“高—中—高”分布;③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年际差异,土地资源丰度、城市化水平、城市规模表现为抑制作用。另外,土地发展权确定及分配对于提升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率,扩大空间溢出效应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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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基于修正碳计量的区域农业碳补偿时空格局

陈儒, 邓悦, 姜志德

2018, 38(6): 168-17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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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实现生态补偿公平价值目标是提升生态资源利用地区公平性的关键举措。为此,将区域间资源禀赋差异引入到农业碳补偿的研究框架,结合农业碳绩效模型与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法构建农业修正碳计量,采用2007—2015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行碳补偿额度测算,继而运用ESDA空间分析技术探索区域农业碳补偿的时序特征和空间分布。研究发现,中国八大人文地理区在2007—2015年期间低碳农业发展并非完全有效,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也存在明显差异,经农业修正碳计量测算后,碳排放与碳汇的空间分布格局均发生一定变动,农业碳补偿由修正前东南向西北的“升—降”格局调整为整体上升趋势,其中资源禀赋较差的区域碳补偿额度均有所提升,农业碳补偿的地区公平性增强。在时空演变方面,修正后农业碳补偿额度逐年递增,其中山东、河南地区为农业碳补偿热点区,浙江、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地区为农业碳补偿冷点区,八大人文地理区农业碳补偿表现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华北与华中区域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随着这种效应逐渐减弱,农业碳补偿空间分布的均衡性也持续增强。因此,建立区域间横向农业碳补偿制度对于提升低碳农业发展绩效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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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城市居民嵌入式碳排放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荣培君, 张丽君, 秦耀辰, 刘荣增, 郑智成

2018, 38(6): 178-18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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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居民日常消费产生的嵌入式碳排放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借助大样本调查数据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采用EIO-LCA模型、ESDA-SDE和GWR等统计分析方法探索城市内部精细尺度家庭嵌入式碳排放空间分异规律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家庭嵌入式碳排放的空间依赖性特征明显于空间异质性特征;高值区聚集于城市扩张较快的新建开发区,以大量新建商品房小区和机关事业单位家属院的居民为主;家庭和住房特征、生活方式、消费理念均对人均嵌入式碳排放有显著影响;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空间渐进规律明显,其中家庭收入和低碳消费理念对碳排放的影响空间破碎化程度较高。研究验证了城市蔓延对居民碳排放的影响及情景化生活方式理论在中国城市低碳社区构建中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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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基于游客地方感的水乡古镇开发模式——兼论乌镇模式的可复制性

董雪旺, 徐宁宁, 陈觉, 李艳杰

2018, 38(6): 187-19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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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总结乌镇模式的基础上,从游客体验的视角,采用旅游者地方感测量量表,对乌镇东栅和西栅景区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乌镇模式的市场接受程度和可复制性。研究发现：乌镇的旅游开发活化模式总体上得到了市场认可,但文化遗产的活化有待提高,社区空心化和遗产化石化在乌镇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游客的乡愁体验和文化感知不强;乌镇模式中,旅游开发活化和风貌保护存在矛盾,旅游功能的完善是以牺牲古镇风貌和游客的地方感为代价的;旅游开发中“真”和“美”的价值取向存在内部张力,精心修复和改造的建筑和风景更符合游客的审美;乌镇模式是对古镇旅游开发过程中诸多问题的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具有较强的推广价值,但这种模式具有很强的文化根植性,异地复制需要考虑其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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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基于在线预订数据分析的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徐敏, 黄震方, 曹芳东, 朱海珠

2018, 38(6): 193-20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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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空间的特征分析及其流空间结构的有效揭示与解析,对于厘清和掌握流空间的科学内涵与外延及其内在机制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文章基于在线预订数据提取、处理、归纳及分析,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旅游流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旅游流网络结构整体上较为松散且存在不均衡性,具有明显的核心区和边缘区,“核心—边缘”结构特质清晰,“中间重、两头轻”的网络格局已初步形成,核心区的内部联系较之边缘区,密切联系程度显著。②从凝聚子群的分析来看,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宁波、无锡、常州等城市出现较高的频次,成为支撑整个旅游网络体系重要的派系节点,对于旅游网络体系的形成发挥重要价值。从结构洞指标分析来看,上海、南京、杭州在旅游流网络中占据较多优势,节点的有效规模和效率较高,拥有更多的竞争机会和非替代性区位优势。③针对流空间网络体系的影响因素深度剖析表明,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发展水平对于空间流的走向作用更为明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服务接待水平的作用依然较大,不同因素之间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促进了流空间在长三角地区网络结构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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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湖南省星级休闲农庄空间表征及影响因素

夏赞才, 唐月亮, 殷章馨, 刘婷, 陈祖龙

2018, 38(6): 203-20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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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休闲农庄作为农业旅游重要衍生项目,有力支撑着农业观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对湖南省1 008家星级农庄的识别和定位,运用数理统计法和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对其空间表征进行系统分析,以探究影响星级休闲农庄分布格局的具体因素。研究表明：①湖南省星级农庄空间分布上主要集聚于地级市、州府的城郊地带,呈现城镇居民依托型特征,且集聚强度自东向西逐渐减弱;星级农庄在时序上的集聚特征具有相似性。②长沙、衡阳、郴州、岳阳和娄底等湘东及湘中地区呈现高度集聚特征,而湘西自治州、张家界、怀化、邵阳和永州等市域的核密度较低,整体呈“东高西低”的态势。③各地级市、州星级农庄数量、增量和区域分布均存在较大内在差异性。④星级农庄数量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总人数、旅游总收入和高速公路密度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星级农庄空间格局呈明显交通趋向性,社会经济条件对星级农庄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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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湖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以高星级农家乐为例

余瑞林, 陈慧媛, 陈广平, 刘承良

2018, 38(6): 210-21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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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湖北省342家高星级农家乐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考察湖北省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研究表明,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呈凝聚型分布,空间分布不均衡,空间差异较大;具体来看,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主要集中于恩施、宜昌、襄阳和武汉等地,在空间格局上,鄂东武汉城市圈基本已形成以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一线集中连片的带状空间格局;鄂西则表现为以恩施、宜昌为核心的多中心格局特征。进一步探讨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认为河谷平原是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集中布局的沃土,陆路交通是高星级农家乐发展布局的关键,而近域客源则是高星级农家乐布局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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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长沙市A级景区空间分布特征

汤礼莎, 贺清云, 朱翔

2018, 38(6): 218-22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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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分别分析了长沙市A级景区行政分布特征以及与长沙市DEM、NDVI、河流、GDP、交通五个因素的分布关系,结果表明：①长沙市辖区因其行政地位、环境等优势明显,A级景区分布数量较多,景区级别也较高。②长沙市人文类A级景区多分布在海拔高度200 m以下、河流水系附近,对植被覆盖度要求不高;自然类A级景区更倾向于海拔200~500 m的低山丘陵,高植被覆盖度的地区,河流对其有一定影响。③景区级别3A以上的景区多分布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且人文类A级景区对交通条件有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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