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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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上海自由经济区发展历程与启示

孟广文, 王艳红, 杜明明, 赵钏, 王继光, 于淙阳, 张宁月, 马祥雪, 王春智

2018, 38(5): 1-1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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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逐步扩大开放区域与领域,建立各类型自由经济区,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自由经济区,上海市不同发展阶段制定的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经济地位也逐步得到恢复与增强,正在向世界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以及创新中心的发展目标迈进。有关上海自由经济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不同类型开发区的建立背景、意义、投资环境、产业结构与升级、开发与管理模式、发展演化与转型等方面,但把上海各类型自由经济区作为一个整体,探讨其发展历程及影响因素,归纳其成功的经验,并探讨其应用价值的研究还不多见。据此,文章首先从国内外政治经济背景,上海市发展目标以及自由经济区建立与发展三个层次分析了上海自由经济区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总结与探讨了上海自由经济区在投资环境、优惠政策、自由经济区类型与区位选择、产业与空间结构转型、管理与开发模式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及对转型国家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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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地域功能的生成机理：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解析

盛科荣, 樊杰

2018, 38(5): 11-1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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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功能是特定地域在人地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时所履行的职能和发挥的作用。地域功能生成机理的研究是完善现代地域功能理论的重要内容。文章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框架下,系统解析了地域功能形成的影响因素、动力过程和驱动机制。首先识别出地域功能生长发育的四个影响因素：生态可占用性、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活动空间集疏和人口的空间集疏,并探讨了影响因素间的耦合关系;接着解析了陆地表层功能分异的6个动力过程：自然地理环境地域分异、人文利用功能空间匹配、适度规模与要素集聚、功能叠加与竞争共生、生态—生活—生产序贯选择、相互作用与空间组合,并研究了单一型地域功能和复合型地域功能的发育过程;最后探究了地租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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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中国滨江城市跨江发展研究进展与展望

吴巍, 赵晓杰, 王楠, 胡细英, 陈敏

2018, 38(5): 20-25.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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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紧扣城市跨江发展的主题,对中国城市跨江发展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挖掘城市跨江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特征。研究发现：不同城市跨江发展的空间过程与动力机制各具特色,且同一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其跨江发展过程与机制也有所差异;已有研究侧重从城市经济学、规划学视角展开,研究内容集中于滨江城市类型、跨江发展模式、过程阶段、影响因素及发展策略等方面,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定量研究不足,缺乏跨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有待加强。快速城市化的宏观背景为我国城市跨江发展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未来研究应更加注重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增强城市跨江发展的定量分析,并在注重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加强不同类型跨江城市间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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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我国沿海港口综合实力评价与主要港口腹地空间的演变

徐维祥, 许言庆

2018, 38(5): 26-35.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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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港口自身内部条件、港口城市和外贸环境等方面构建港口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20个沿海港口综合实力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利用拓展的哈夫模型,对港口腹地空间在不同外贸环境下的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伴随着不同外贸环境,港口的腹地空间不断演变,南北方变化趋势因开放经济差异而各异;②港口腹地空间演变呈现出地域差异和港口类型差异的基本特征;③港口地理区位、港口与城市综合规模、外贸环境和港口基础设施与效率等是腹地空间演变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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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基于POI大数据的城市零售业空间热点分析——以辽宁省沈阳市为例

薛冰, 肖骁, 李京忠, 姜璐, 谢潇

2018, 38(5): 36-4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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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零售业空间热点是反映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特征的重要载体之一。基于零售业POI（Points of Interest）大数据,利用核密度估计法提取沈阳市零售商业中心分布格局,比较不同零售业态布局的差异性特征,并运用局域Getis-Ord Gi*指数法进一步探究了零售业热点街区。结果表明：①沈阳市零售商业中心在空间分布上形成块状聚集、多中心发展的格局;②各零售业态发展不均衡,商场商厦过于集中于核心商区,超市业态的聚集区域分布广泛,便利店的分布与整个零售业态的分布特征相似;③沈阳市零售业显著性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沈河、和平、铁西区,其余区县还未形成地学空间统计意义上的零售业热点。文章从方法学上拓展了POI大数据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并在实践中为城市商业空间合理规划和调控提供科学认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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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慈善组织发展的区域差异性

高小枚

2018, 38(5): 44-5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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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慈善组织的发展必然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基于上海市、湖南省和云南省的实证研究表明：慈善组织在社会认同度、资源获取能力和参与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三个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而制度环境是导致慈善组织发展的区域差异性的根本原因。要促进慈善组织的大力发展,就必须完善慈善募捐制度,筑牢慈善组织资源获取的根基;理顺角色关系,提升慈善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弘扬慈善文化,夯实慈善组织社会认同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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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中国公路交通联系的空间结构解析——兼论与贫困地区空间关系

王海江, 苗长虹, 乔旭宁

2018, 38(5): 52-5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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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全国中心城市间公路客运联系巨量数据,基于O-D联系GIS空间分析方法,分别从全国、区域、省域、城市群、贫困地区等多种空间视角解构全国中心城市公路交通联系的空间结构图景。研究显示,全国公路客运联系以省会城市及区域性中心城市为联系中心,以省区内其他中心城市为联系对象,在中短途客运距离内形成自成一体的区域性中心集聚的空间分布格局。全国区域发展的巨大落差在公路交通联系方面被极其明显地反映了出来。全国公路客运联系空间格局大体呈现由西向东、由内陆向沿海渐进式的梯度变化,空间结构由松散到密集、由单中心到双中心、以至多中心的网络化分布格局,这一演变特征在黄河流域经济带最为明显,长江经济带则呈现“两头翘、中间凹”的发展态势。全国城市群交通联系的空间极化效应明显,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交通联系的网络发育最为成熟,长江中游、哈长城市群内部核心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急需强化。研究显示,贫困地区多处在区域中心城市对外交通联系的边缘地带,加强对贫困地区交通联系方面的迟滞因素与致贫机理研究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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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中国沿海城市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时空耦合协调关系

段佩利, 刘曙光, 尹鹏, 张海峰

2018, 38(5): 60-6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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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厘清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沿海城市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①沿海城市开发强度加速上升,均值由1995年的2.5254%增至2015年的5.1568%,高值集中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冲积平原,深圳（35.6402%）和上海（35.0359%）始终处于最高一级,资源环境承载力稳步上升且处可载状态,均值由1995年的0.3126增至2015年的0.3825,呈现以长江口为界,北高南低的空间特征。②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大多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非同步性特征明显,深圳耦合度最高,宁德耦合度最低,两者协调度整体不高,以中度失调为主,深圳协调度最高,汕尾协调度最低。③各参数对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发展的影响存在地理空间非平稳性特征,5个自变量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为对外开放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人口规模程度>产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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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房地产经济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基于中国30个省会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朱高立, 王雪琪, 李发志, 邹伟

2018, 38(5): 68-7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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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动态修正的协调度模型,利用全国30个省会城市2004—2015年的人口、土地数据测算出各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实证分析了房地产经济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全国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虽然呈逐年增长态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且协调度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②三大区域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协调度增长速度最慢,区域间协调度差距也最大;③不管在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增长都能促进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这种促进效果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之外,房地产经济其余相关变量对东、中、西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各不同,对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协调发展政策时应采取针对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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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一带一路”背景下北部湾经济圈港口城市间合作模式创新

许抄军, 兰艳泽, 陈臻

2018, 38(5): 78-8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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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分析了北部湾经济圈城市之间合作的困境：合作主体间合作动机难以协调一致、理论（或政策）上“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实践中合作内聚力得不到提升。进一步,探讨了北部湾经济圈港口城市合作的经济基础、城镇化进程及城市发展基础、制度基础。研究认为,要推动北部湾经济圈港口城市的有效合作、发挥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的作用、完善沿海发展轴线、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可借鉴“市（镇）联合体”一体化协调模式,采取“多中心、少层级、网络化”城市间合作委员会的合作模式,通过法律化的协调机制和扁平化、高效率的合作模式把合作落实到具体的港口相关产业、滨海旅游业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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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宁夏回族聚集区乡村发展对城镇化的响应及空间特征

刘自强, 李静, 吴涛

2018, 38(5): 85-9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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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宁夏回族聚集区为例,对2007—2015年乡村发展水平指数和城镇化水平指数测度的基础上,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模型,计量分析了乡村发展对城镇化的响应程度。结果表明：①2007年以来,宁夏回族聚集区乡村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经历了非同步发展的演变过程;②乡村发展水平及其子项农业生产水平、农户生活水平和农村经济水平分别与城镇化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是对城镇化的响应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性;③经济发展状况越好的地区,乡村发展水平、农村经济水平越容易受城镇化的影响,而农业生产水平却相反,经济发展状况越低的地区越容易受影响,农户生活水平普遍受城镇化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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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江西省城镇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关系

徐佳萍, 郑林, 廖传清

2018, 38(5): 93-10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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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uper-SBM模型、DEA-Malmquist指数、熵值法、耦合度模型,分析2005—2015年江西省11地级市城镇化效率的静、动态特征,并对城镇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进行时空分析,旨在为江西省及其他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结果表明：①江西省城镇化效率整体上有效,受技术进步的影响,城镇化效率的增长率整体上呈现下滑趋势,各地级市的城镇化效率及其变化差异显著。②江西省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增速缓慢,省内贫富差距悬殊。③江西省城镇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两者趋向协调发展;耦合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分布,江西省目前处于倒“U”型的左侧阶段,城镇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U”型分布,江西省处于“U”型右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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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格局演变与优化

汤长安, 张丽家, 殷强

2018, 38(5): 101-10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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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2004、2009和2014年3个时间截面所有沪深上市公司中具有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的相关数据,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发展效益也在较快增长,但增长速度有所变缓。从产业层面来看,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模最大,且发展效益最好,而新材料产业发展规模还较小,新一代新兴技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从区域层面来看,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张的主战场是华北地区,同时华北地区与华东地区发展效益最好;而西北地区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短板,且发展效益欠佳。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方面：全局Moran's I指数显示,战略性新兴产业资产总额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具有地理上的聚集特征。局部LISA指数显示,整体上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程度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同时处于高—高聚集区的省（市、区）在逐步减少,处于低—低聚集区的省（市、区）在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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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与集聚特征的演变

陈红霞

2018, 38(5): 108-11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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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市第二次和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为基础,基于空间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实证分析了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发展规律。研究认为,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空间分异性、行业分异性和行业间空间一致性等特征。宏观上,在城六区呈现以西北—东南为轴向,在全市域范围内以东北—西南为轴向的向心分布,微观上,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两轴多中心的空间格局。空间一致性判别的结果显示金融业与其他行业一致性最低,研发设计与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一致性较高。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产业升级的空间表现,同时也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走向。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研究提出了以主导产业空间布局规律为基础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基于行业一致性统筹产业空间优化市域功能分区结构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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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长江中游地区制造业企业时空演化格局

郑艳婷, 王韶菲, 戴荔珠, 吕爱锋

2018, 38(5): 117-125.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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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制造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其中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和安徽省承接了大量转移企业,制造业发展迅速。文章基于微观企业点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以及聚类和异常值分析,展示了产业转移背景下长江中游地区制造业的时空演化格局。结果发现,总体来看,制造业在长江中游地区呈现分散分布的态势;2008年前,有向着主要核心城市群地区集聚的态势,2008年后,则有向城市群以外的地级市市辖区均衡分布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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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上海星巴克咖啡店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石忆邵, 杨凤龙

2018, 38(5): 126-13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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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市为例,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星巴克咖啡店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讨论了星巴克指数与生活质量、商圈活力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①星巴克店主要选址于中心城区,且相对集中于主要商圈内,并热衷于找好邻居为伴。②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捷程度、人口密度、受教育程度等是星巴克咖啡店选址最为青睐的因素。③尽管星巴克指数或密度是衡量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商圈活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是,它只是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商圈活力增强的结果,而不是其根本原因或原动力。④星巴克效应是多方面的,我们既不能过度夸大星巴克的作用,也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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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中国地级城市餐饮业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基于“大众点评网”数据的实证研究

夏令军, 刘艳芳, 刘国炜

2018, 38(5): 133-14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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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我国33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大众点评网”餐饮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详细分析了中国餐饮业在市级尺度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全国各城市间的餐饮数量差异远大于餐饮种类差异;平均餐饮数量和平均餐饮种类都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趋势,餐饮规模的空间分布以“胡焕庸线”为界,存在明显的等级性和“东多西少”的格局。②“大众小吃快餐”、“传统国内菜系”、“休闲时尚餐饮”、“外来国际餐饮”四大餐饮类型在城市的分布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不同城市餐饮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各异,餐饮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于西部省份;餐饮多样性的空间分布较离散,高值大多数分布在我国中北部。③中国各城市餐饮规模在城市层面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呈现趋同趋势,更多表现为餐饮规模较小的城市更容易相互集聚。④5个因子能够解释城市餐饮规模变化的95%,各因子整体上对城市餐饮规模都有促进作用,其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经济水平>旅游活力>人口集中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但各因子对不同城市餐饮规模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每个城市其餐饮规模的主导因素并不一致,有些甚至对餐饮规模产生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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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中国县域粮食产量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变化

王凤, 刘艳芳, 孔雪松, 陈奕云, 潘佳威

2018, 38(5): 142-15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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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0—2014年中国县域粮食产量和社会经济指标数据,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近15年来不同区域粮食产量变化特征,并探讨了中国县域粮食生产格局的空间演变、分异特征及影响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近15年来全国粮食生产整体呈上升趋势,2004—2013年出现了粮食产量“十连增”现象,全国粮食产量平均年增长率为2.43%;粮食产量变化具有地形分异规律,九大农区中粮食产量比重较高的农区分别为黄淮海农业区、长江中下游农业区、东北农业区。②全国粮食高产县数量增加,粮食生产重心逐渐向东北偏移;粮食生产分布格局仍符合胡焕庸线分布特征,但西北部粮食高产区范围有所扩大。全国粮食增产和减产区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状态,且集聚状态不断加强,高高集聚区逐渐向东北农业区偏移,低低集聚区逐渐向东部和南部沿海偏移,中国粮食生产的地域分工更加清晰。③2000—2014年,影响全国范围内粮食产量分布的主要因素由人口和第一产业增加值转变为耕地面积和农业机械总动力,不同因素对粮食产量空间分布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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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我国生猪养殖的资源价值流核算比较研究

魏晓博, 顾永昆

2018, 38(5): 152-16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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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循环经济和环境会计的角度,构建生猪养殖资源流分析方法,将生猪养殖的内部资源成本和外部损害价值纳入到综合评价体系中,构建生猪养殖的内部资源成本—外部环境损害成本综合评价模型,比较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生猪养殖规模的内部资源成本,并估算我国生猪养殖的外部环境损害成本。测算2004—2014年生猪养殖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运用Tobit模型来验证内部资源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中的主要成本要素对生猪生产效率的影响程度,以影响程度明显的成本要素为重点改进环节,对比改进前后的生产效率差异和内部资源成本—环境损害成本二维图的移动情况。研究表明,我国生猪养殖生产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偏低,内部资源成本和外部环境损害成本对全要素生产效率存在着一定的抑制作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及其分解技术,测算结果表明：总体上来看,2004—2014年我国生猪养殖的生产效率（TFP）不高,且其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率（TECH）较低。内部资源成本中的仔畜进价、精饲料费、青粗饲料费和人工成本对生猪养殖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出显著的负效应,说明这些指标的增加对生猪养殖的生产效率是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的,生猪养殖的外部环境成本对生产效率也存在着一定的抑制作用。经过内部资源成本减量化和外部环境损害成本控制的模拟改进,资源内部消耗—外部环境损害成本综合改善效果较好,不同区域和不同养殖规模的内部资源成本—外部环境损害成本改进达到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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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山西省生态安全综合评价及时空演化

刘海龙, 谢亚林, 贾文毓, 石培基

2018, 38(5): 161-16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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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西省11个地级市为评价单元,基于PSR模型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集成熵权法和灰色关联评价模型,对研究区2005—2015年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压力指数、状态指数和响应指数进行评价,并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2005—2015年研究区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安全等级由Ⅱ级和Ⅲ级演变为Ⅳ级和Ⅴ级,区域生态环境改善显著但趋势有所放缓,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整体较小且有所下降,在消除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方面采取了有效的措施,生态环境治理效果显著;山西省生态安全综合状况南北空间差异较为显著且有扩大的趋势,南部区域和中部区域生态环境安全程度整体优于北部区域,生态压力空间分布有由东西差异向中部与周围区域差异演变的趋势,生态环境状态中部区域与南部和北部区域差异进一步扩大,在消除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方面南部和中部区域采取的措施成效大于北部区域;在自然条件基础之上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响应是研究区生态环境演变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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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顾及生态损益的生态补偿支付次序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孙璇, 曾菊新, 陈四云, 杨振, 罗静

2018, 38(5): 170-17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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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不同主体功能区主导功能的发挥,其中合理确定支付次序对开展生态补偿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在科学假设的前提下,根据“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以湖北省为例,以44个重点开发区（提供补偿区域）和3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受偿区域）为研究对象,从生态损益视角提出生态补偿支付次序优先度模型。结果表明：①基于重点开发区接受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受惠量相对大小,补偿支付次序整体上遵循距离衰减规律,部分地区呈现“先后交错分布”的特点。②根据重点开发区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致损量相对大小,补偿支付次序整体上呈“东先西后”分布。由先到后依次为东部武汉城市圈、中部江汉平原西部及其以北地区、西部地区。③顾及生态损益两个视角,重点开发区生态补偿综合支付次序呈现较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整体上为“东西先、中间后”分布,局部地区不同重点开发区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支付次序的影响因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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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中国省域渔业全要素碳排放效率时空分异

李晨, 冯伟, 邵桂兰

2018, 38(5): 179-18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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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5—2015年中国大陆28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GIS空间分析法和莫兰指数对渔业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时空差异和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渔业碳排放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渔业全要素碳排放效率总体上不断上升但整体水平不高,高效率省份呈现出由分散布局向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集聚的显著趋势,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渔业碳排放效率依次递减且差距逐步减小;②在空间关联格局上,中国渔业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空间集聚存在交叉分布,且空间依赖具有动态性,逐步形成较为明显的H-H区和L-L区集聚格局;③渔业全要素碳排放效率与渔业节能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和渔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与资源禀赋呈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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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徐柏翠, 潘竟虎

2018, 38(5): 188-19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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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点格局分析、核密度分析、热点聚类等方法,以中国4批次3 140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分布模式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①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呈聚集分布态势,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②从类别来看,表演艺术类聚集于京津冀与冀鲁豫、长三角、粤闽沿海、湘鄂贵地区;传统手工艺类聚集在长三角、陕晋交界、京津冀地区;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类聚集在长三角及黄河下游地区;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类主要分布于京津冀地区;社会实践、仪式与节庆类多分布于东南沿海。③从批次来看,前两期非遗项目较多;后期更重视经济不发达地区非遗项目的开发。④非遗项目的两个分布高核区分别位于京津冀和长三角。⑤非遗分布趋向于地势比较平坦、气候温暖宜人、水资源丰富、阔叶林为主的平原和低山地区,以及历史文化悠久、民族聚居、经济较发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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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徐冬, 黄震方, 胡小海, 吕龙, 曹芳东

2018, 38(5): 197-20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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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浙江省65个县域为研究对象,采用Bootstrap-DEA测度其2003—2015年的旅游效率,借助空间变差函数和马尔科夫链等探究浙江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浙江县域旅游效率处于较高水平,呈“双M”型变化规律,整体非均衡性较弱;空间非均衡性在进一步扩大,并出现“逆市区化”现象,效率低值区呈西南—东北迁移趋势;旅游效率总体呈正向空间自相关,高效率和低效率县市在空间上趋于分散;县域旅游效率空间变异的随机成份先减小后增大,各方向上均质性差异明显,空间格局演化具有延续性和规律性。县域旅游效率具有时间稳定性,以渐变变化为主;以杭州、宁波、嘉兴和温州市区为中心的地区旅游效率水平类型向下转移明显,以武义为中心的县市则明显向上转移,区域旅游效率呈大范围下降和小范围增长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县域旅游效率格局演变是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县域市场规模、城镇化水平、区位交通和政府宏观调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响因素间存在明显的强度差异和空间异质性,其演进可以划分为经济推动型、区域中心型、资源推动型和交通推动型四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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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大湘西地区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及其空间分异

许春晓, 胡婷

2018, 38(5): 208-21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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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旅游融合是一种生产过程,具体表现为文化资源与文化空间的旅游化利用。引入生产力模型与生产要素理论,从资源、资料、劳动力、技术四个方面构建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测度模型。在县域空间尺度下,测度大湘西45区县市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并分析其空间差异。研究表明,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分布不均衡,由东到西呈梯度下降,表现为正三角的潜力等级格局;融合要素分布不均匀,区域的融合优势与劣势表现明显,区域间差异较大。最后,研究提出促进大湘西地区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建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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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流空间格局及发展模式

刘大均

2018, 38(5): 217-22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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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平台的旅游大数据为旅游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数据来源。基于网络游记攻略文本数据的挖掘,运用GIS空间分析以及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流的空间格局及其发展模式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流逐渐形成了以武汉市、长沙市、南昌市为重要支撑的“品”字型格局,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行政藩篱效应;旅游流空间差异明显,长沙市→湘潭市、上饶市→景德镇市、长沙市→岳阳市、武汉市→宜昌市等是主要流动方向;旅游流网络整体结构比较松散,且不均衡性强,主要由少数节点控制,系统内部存在较强的凝聚性;武汉市、长沙市是核心节点,南昌市是次核心节点,九江市、上饶市、宜昌市、岳阳市等是重要节点;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流处于延伸扩展模式发展阶段,在城市群旅游流内部存在多个子嵌套系统。最后,就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流空间的优化,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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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评《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机理及路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沈正平

2018, 38(5): 22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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