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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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吴传钧先生诞辰100周年

新时代“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刍议——兼议吴传钧先生的小事、大业

樊杰

2018, 38(4): 2-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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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传钧先生是《经济地理》杂志的创办者,是杂志刊名的题写者。他是中国当代地理宗师、是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领路人。2018年4月2日是吴先生百岁诞辰。文章从几件直接感受先生处事待人的风采、直接聆听先生谆谆教诲的回忆切入,叙述了先生在专业方面是融会贯通的典范、在国际交流中具有感染朋友的气场,为我们营造了团结合作的团队文化,并反复强调“传承人文与经济地理事业的根本是首先学会做人”。总结和体会多年来吴传钧先生发展和壮大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事业的经典要领,包括对学科交叉综合的学术定位和经世致用的应用定位,他提出做好学问的关键路径是脚踏实地,而发展壮大事业的座右铭是“学业并重”。在梳理新时代国土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新特点的基础上,面向新时代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新要求,聚焦吴先生建立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新命题,对四个方面进行了初步讨论,即：充分认知“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人地系统表现与成因机理,系统研究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的人地关系调控原理,推进“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布局过程的人地关系响应规律,以及形成面向7大战略和3大攻坚战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成果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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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吴传钧先生诞辰100周年

近20年来新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与展望

张小雷, 雷军, 段祖亮, 杨兆萍, 时卉, 杨德刚, 杨振

2018, 38(4): 9-1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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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回顾了近20年来,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在城市地理、旅游地理、乡村地理、人口和社会地理等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以及在为国家和新疆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中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在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背景下,面向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需求,面向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发展总目标,围绕干旱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复杂问题,创新干旱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重点开展了绿洲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干旱区主体功能区划及城乡统筹研究、重点地区城镇化格局演化及其环境效应研究、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疆旅游全产业链研究,发挥学科的科学支撑作用,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为美丽新疆建设、为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建设做出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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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吴传钧先生诞辰100周年

创新经济地理研究述评与展望

曾刚, 王秋玉, 曹贤忠

2018, 38(4): 19-25.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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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经济地理学是研究创新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过程、机理和调控手段的学科,也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新的研究方向之一。2003年英国学者Karen R.Polenske首次提出了创新地理学概念,尽管创新经济地理学提出的时间不长,其理论体系和系统分析方法还有待完善,但结合世界主要国家日趋活跃的创新实践活动,关注创新问题研究的经济地理学者越来越多,并在创新与知识、创新活动空间、创新活动组织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有影响的成果。展望未来,创新经济地理学者应加强创新经济活动的数据库建设,深化创新活动的空间格局、地域类型、演化过程、创新机理、调控体制机制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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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吴传钧先生诞辰100周年

全球服装贸易网络演化研究

姚秋蕙, 韩梦瑶, 刘卫东

2018, 38(4): 26-3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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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1995—2015年为研究时段,针对纺织服装业进行贸易网络分析,描绘全球服装贸易网络的时空演变,识别主要集聚区,并通过集聚区内外的贸易联系强度体现其在网络中的贸易地位。研究发现：1995—2015年全球服装贸易网络经历了先扩散后集聚的转移路径,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南亚和东南亚集聚区,美洲集聚区和欧洲集聚区三个较为稳定的集聚区。总体来看,欧洲集聚区和美洲集聚区在服装跨国贸易上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中国、南亚和东南亚集聚区基本表现为贸易顺差且差距不断扩大。全球服装贸易重心先是由欧洲、美洲集聚区向中国、南亚和东南亚集聚区转移,近十年来,又在中国、南亚和东南亚集聚区内部由中国向南亚和东南亚转移。在全球服装贸易网络演变过程中,经济全球化下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以及全球经济形势和地方产业发展的转变,是全球服装贸易网络在地理格局上转变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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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吴传钧先生诞辰100周年

中国农区城乡协同发展与乡村振兴途径

马历, 龙花楼, 戈大专, 张英男, 屠爽爽

2018, 38(4): 37-4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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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中国农区乡村和城镇化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评判模型,利用1992、2000和2010年三期分区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九大农区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目前中国农区城乡发展水平与协调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区域间不平衡、城乡协调度降低的现象较为普遍。②1992—2010年,大部分农区乡村发展指数波动变化总体呈上升趋势,城镇化发展指数则呈先增加后减小的规律特征;城乡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变化较为复杂,区域差异明显;农区城乡系统间的耦合度相对较高且差距逐步缩小;进一步分析城乡系统协调发展度发现,协调发展度高的农区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东北区和甘新区,协调发展度低的农区主要分布在我国中西部地区。③最后根据农区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提出通过内生力、外援力和交互力“三力”助推中国农区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协同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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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2000年以来中国及周边国家综合国力评价与格局变化

曹原, 葛岳静, 马腾

2018, 38(4): 45-5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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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取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军力水平和科技水平四类硬实力指标,文化软实力、社会治理效率、社会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四类软实力指标,构建综合国力评价体系。选用中国及周边国家2001—2014年的相关资料,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出中国及周边国家综合国力的相对分值。结果表明：①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长;②中国周边国家的综合国力呈现东强西弱、南北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③中国周边国家的综合国力呈现出均势化发展态势,东北亚国家综合国力最强但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东南亚国家与南亚国家的综合国力整体呈上升趋势,中亚地区国家综合国力略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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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中国城市网络化空间联系与格局——基于高铁客运流的大数据分析

马学广, 唐承辉

2018, 38(4): 55-6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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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铁客运流数据,综合运用GIS可视化、社会网络分析以及统计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中国城市网络空间格局、整体与局部联系以及节点属性进行了初步揭示。结果表明：①城市联系依托高铁轴带形成了“四纵四横”八条客流带以及多尺度城市网络,但受区位条件影响呈现出东中西地带性递减特征;②整体联系中,全国网络密度较低且具有一定核心边缘结构,连接性与集聚性指标具有一定相似性但反映出不同的地域关联模式;③局部联系中,网络大致形成了以临近城市为主的八大子群且与城市群空间分布具有一定耦合性;④个体网络中,节点度大致服从幂律分布且除了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有较强相关性外,城市行政等级也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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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新疆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潜力实证研究

刘倩, 刘清杰, 刘敏

2018, 38(4): 65-7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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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核心区域,也是贯通欧亚大陆的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贸物流中心。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将成为向西开放、深化与欧亚国家贸易合作的重要的窗口。文章采用面板数据的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测算了新疆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潜力,发现新疆与亚美尼亚贸易潜力增长空间较大;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与新疆贸易具有较大潜力且提升空间巨大;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贸易潜力仍然具有提升空间;而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贸易潜力有限。通过实证研究结论,文章提出改变新疆经济发展方式,兼顾与中亚和独联体国家的贸易合作,以及优先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三方面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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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文化资本、制度环境对区域金融中心的影响

邹小芃, 叶子涵, 杨亚静

2018, 38(4): 73-8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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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31个金融中心城市为样本,在构建文化资本评价体系并用熵值法测算出区域文化资本的基础上,就文化资本与制度环境两类因素对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文化资本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化资本有利于提升区域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我国东部区域;②制度环境对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同样具有正面影响,而不同层面的制度环境影响不一,其中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以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作用更为显著,另外其在地区性差异上亦有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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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时空演化特征——基于“五普”和“六普”人口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

万庆, 吴传清, 罗翔, 曾菊新

2018, 38(4): 81-9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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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五普”和“六普”城镇常住人口统计数据,按照国际上常用的城市人口规模阈值标准筛选城市样本,采用统计分布检验、空间基尼系数、马尔科夫转移矩阵等方法,从全国、区域和省域三个层面考察中国城市规模的统计分布模式、空间分布特征和结构演化态势。结果表明：①2000—2010年,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均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但并不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帕累托分布和齐普夫分布;城市规模结构呈“金字塔”格局,城市规模差距过小;受行政区划变动的影响,城市规模分布呈现集中化趋势;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增长趋势差异明显。②2010年,仅东北地区城市规模服从帕累托分布,其他区域城市规模既不服从帕累托分布也不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四大板块内部城市规模差距均过小,且并不存在梯度或反梯度分异规律;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首位城市规模相对优势不突出;2000—2010年,中部地区的城市规模差距在缩小,而其他区域城市规模差距则在扩大。③绝大部分省份内部城市规模发展过于均衡,但也有部分省份城市体系“一城独大”特征明显;省域城市规模差距的地域差异显著,但未表现出梯度或反梯度分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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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中国城市群金融联系网络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赵金丽, 王曼曼, 张璐璐, 宋金平

2018, 38(4): 91-9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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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群作为空间研究单元,利用1995、2005及2015年3年份金融业的企业网络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GIS可视化及多元回归分析,对中国城市群金融联系网络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大多城市群内部金融联系网络都取得了显著发展,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辽中南城市群金融网络较为成熟,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为稳定的双核结构,海峡西岸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则始终呈现省会城市强于门户城市的弱双核结构,其余大多中西部城市群逐渐形成单中心金融网络;城市群间金融联系网络也愈发密集,除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外,关中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海峡西岸城市群也逐渐发展为重要节点;各城市群金融资源吸引力位次和总部金融发展能力位次存在一定差异,且影响两者发展的因素也存在一定差异,除人力资本及产业结构是影响两者发展的共同因素外,经济发展规模、政府干预能力对城市群金融资源吸引力有一定影响,但对总部金融发展影响不大,地理区位的影响则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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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辽宁省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和溢出效应

于冠一, 修春亮

2018, 38(4): 100-10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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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6—2015年辽宁省57个行政单元PM2.5年均值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全省各地区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直接影响以及对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取决于城市化不同路径的选择。工业污染是造成大面积持续雾霾的最主要因素,污染严重企业未转移至其他地区,依然留在原地,成为城市主要经济来源;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有利于减轻本地和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建成区面积、城市供暖、经济指标和汽车尾气排放量的增加加剧本地和邻近地区雾霾污染;环境治理投资对本地和邻近地区雾霾污染起到有限的抑制作用,由于环境规制等警示作用的影响,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中,雾霾污染的促增作用没有得到有效抑制,治理措施不充分,导致雾霾污染持续频发、愈演愈烈。因此治霾政策必须联防联控、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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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岳阳市开放型经济发展对策

蔡振, 许源源

2018, 38(4): 109-115.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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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献的理论分析,对比长江中游四市和湖南省内部分城市,采用GDP、财政收入、进出口额、外贸依存度、利用外资等指标,从5个年份进行横向、纵向多维度比较综合分析,选取岳阳市进行案例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岳阳开放发展既有综合区位优越、资源禀赋独特、支撑平台完备的基础和优势,也有产业层次不高、项目拉动不强、发展环境欠优等差距和短板,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补齐短板。在此基础上,从扩大开放,培育重点产业发展;真诚招商,壮大开放发展主体;创新载体,做实开放发展平台;创新体制,构建开放运行机制;提升效能,优化开放发展环境等五个方面,针对性地提出了岳阳开放崛起的具体路径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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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演化——基于SAO模型的实证

周灿, 曾刚, 辛晓睿, 宓泽锋

2018, 38(4): 116-12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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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国家知识产权局2009—2013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运用SAO模型,借助Ucinet和Stocnet等分析工具,刻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演化特征,探讨创新网络演化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合作创新日趋显著;创新网络演化处于活跃期,网络结构尚未稳定;创新网络趋向于具有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和较大的群集系数,逐渐向小世界网络演化。地理邻近有助于隐性知识交流,奠定了创新网络演化的基础;社会邻近增强了双方互信,成为促进创新网络演化的重要因素;根植性能够塑造知识循环,是创新网络演化的重要推动力;考虑到成本效应,网络地位对创新网络演化具有消极影响;创新能力强、合作创新经验丰富的创新主体更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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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地区产业空间分异变迁

邓洪波, 陆林, 虞虎

2018, 38(4): 123-131.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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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虹桥为例,选择2004、2007、2010和2013年企业数据,通过整体分析、圈层分析、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测度方法,从产业结构与空间分布演化两个方面研究了综合交通枢纽地区的形成过程与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综合交通枢纽地区带来了多种交通方式的混合发展,引发了多类型关联产业的涌入和叠加,具有典型的空间涌现性和场所效应,不同于高铁、机场等单类型交通地区;②综合交通枢纽地区形成前后,集聚产业类型和分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010年之前虹桥机场时期,主要集聚制造业,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形成之后,逐渐集聚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集聚热点也从外围圈层走向中心圈层;③综合交通枢纽地区企业分布呈现出点线面演化、空间累积、空间置换等特征,具有独特的空间结构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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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时尚产业区位选择决定因素

李丹, 刘春红, 曹如中, 许义凡

2018, 38(4): 132-138.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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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理论研究与问卷调查等方法,结合区位理论的内涵与时尚产业发展的特点,在系统总结现有理论界关于时尚产业区位选择各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确定时尚产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基于灰色关联度理论,对影响时尚产业区位选择因素的重要性进行分析;通过构建解释结构模型,对时尚产业区位选择决定因素进行分层处理,用以解释说明时尚产业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空间中各类要素的相互关系。最后,从理论上对时尚产业区位选择决定因素进行解析,探讨了时尚产业区位选择决定因素在空间分布上的一般法则。文章认为,时尚产业有着特殊的区位偏好,在促进时尚产业发展和布局时必须着重考虑区位因素及要素集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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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长三角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成效多维评价

夏岩磊

2018, 38(4): 139-14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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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参数估计、聚类分析等统计方法,构建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成效的多维评价（极化效应、扩散效应以及两者综合效应）体系,从空间分析视角考察园区地理布局与增长极效应的关系,估算增长极效应程度,并对长三角区域16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成效进行评价。结果发现：①长三角区域的农业科技园区总体极化效应系数高于临界值,在整体上很好地发挥了要素集聚作用;②浦东、常熟、南京等10家园区扩散效应显著,已逐步发挥创新能力辐射的功能;③园区形成增长极的过程伴随着内在的发生规律,增长极的形成过程就是逐步突破空间地理限制,跨区域发挥平台作用的过程。建议以增长极理论为指导促进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发展,为农业科技园区创造成为区域农业经济增长极的条件;短期聚焦国家级科技园区同层次间的极化效应,长期聚焦国家级园区向次级园区的扩散效应,充分利用国家支持科技创新政策,发挥以人才为核心的技术外溢等效益,实现美好乡村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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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粮食生产系统多功能转型时空格局研究——以黄淮海地区为例

戈大专, 龙花楼, 李裕瑞, 张英男, 屠爽爽

2018, 38(4): 147-156.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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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小农”为特征的粮食生产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粮食生产模式的转型是我国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变化最为显著的部分。文章从粮食生产系统概念界定出发,基于粮食生产供给功能、农户生计保障功能、城乡转型支撑功能和生态环境保育功能,构建了粮食生产系统多维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黄淮海地区1990、2000、2010和2015年四期分县截面数据,定量评价了粮食生产系统不同功能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内在关系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黄淮海地区粮食生产供给功能不断增强,空间分布上京津地区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不断减弱,而冀、鲁、豫、皖多省交界地区不断增强;农户生计保障功能和城乡转型支撑功能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生态环境保育功能整体上“南高北低”。②1990—2015年黄淮海地区粮食生产系统总体功能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高功能都市型”、“过渡提升型”和“低功能生计型”三类粮食生产地域类型。③粮食生产供给功能与农户生计保障功能的相关系数由1990年的0.38转变为2015年的-0.22;而粮食生产供给功能与城乡转型支撑功能相关关系由弱相关转变为负相关;粮食生产供给功能越强的地方生态环境保育功能越高。然而,1990—2015年,70%粮食生产供给功能上升的县呈现出生态环境保育功能下降的趋势,粮食生产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因此,国家粮食生产政策的制定需加强对农户生计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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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与子系统协调度分析——以我国粮食主产区为例

赵丹丹, 刘春明, 鲍丙飞, 许波

2018, 38(4): 157-163.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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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社会、经济、环境以及资源等5个子系统选取21指标构建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用熵值法、协调度方法分析我国粮食主产区2004—2015年农业可持续发展动态差异和协调度。结果表明：从时间维度看,2004—2015年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均值呈先波动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波动幅度较大,其综合指数均值为0.3983;从空间维度看,粮食主产区所在省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均值由东部向西部递减,其中,华东地区综合指数均值最高,其次是东北地区,内蒙古及华中地区居中,西部的四川、华东的安徽、东北的吉林等三省综合指数均值最低;从农业各子系统可持续能力之间协调度看,2004—2015年粮食主产区各子系统可持续能力之间的协调度有所趋好,但整体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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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基于粮食安全的区域强制分工与区际利益补偿

王莉, 楚尔鸣

2018, 38(4): 164-170.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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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分工理论主要关注分工的自然生成和市场化过程,对政府的强制分工现象缺乏研究。文章通过引入强制分工概念,构建区域强制分工的基本理论框架,分析了政府强制分工对粮食主产区、主销区的不同影响,并用DID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强制分工导致了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收入减少和居民人均收入下降。因此建议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进行利益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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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新时代河南省金融体系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策

鲜文博

2018, 38(4): 171-175.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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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法等对新时代背景下河南省金融体系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和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前金融体系在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方面还存在诸多不相匹配的地方,如农村信贷结构与农业产业结构不匹配;金融产品设计与农业经营模式不匹配;金融担保抵押要求与农业担保抵押实际情况不匹配;多元化的金融需求与单一化的金融供给不匹配等。主要原因包括河南省农村金融体系自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以及政府的介入和扶持不足。未来可以采取完善农业相关的金融组织体系,提升农村地区基础金融服务水平,创新金融产品模式,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风险分散机制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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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土地与生态

贫困户精准识别困境及识别机制构建

郑品芳, 刘长庚

2018, 38(4): 176-18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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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的首要任务是贫困户的精准识别。通过对湘西、湘南和湘中地区共五个行政村的入户调研,结合已有文献研究结果,发现在精准扶贫中,存在着贫困户识别偏离的突出问题。根据现有扶贫工作程式,建立了贫困户精准识别模型,针对田野调查典型案例,对贫困户识别偏离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户识别偏离问题,一是要构建扶贫开发大数据平台,通过关联数据挖掘和云计算等技术解决农户财产、收入和支出信息不准确的问题;二是要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分类,以提高识别的精准性、帮扶的针对性;三是要调整和完善民主评议制度,多维度对贫困户的贫困程度进行考量,村民代表从不同维度进行量化考评,村组干部根据量化考评结果和实际情况行使表决权,以此强化村组干部的责任,有效避免贫困户识别偏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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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中国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评价及其空间特征

丰晓旭, 夏杰长

2018, 38(4): 183-192.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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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是新时代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对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有助于我们认清产业演进规律和发展现状,改变只强调数量和规模的产业发展思路,树立产业综合质量发展观,加快旅游产业的全面优化升级。基于现有的统计数据基础,对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衡量和评价仍较为困难,文章在总结分析全域旅游内涵的基础上,从产业域、空间域和管理域三个维度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和熵值法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国31个省（市、区）的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进行了试评价。研究表明：31个省（市、区）的全域旅游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东部地区领先于其他地区;从各维度看,产业域水平发展稳定,空间域水平发展迅猛,而管理域发展水平波动性比较明显。我国全域旅游发展存在着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主要表现为空间集聚效应,且具有增强的趋势;大多数省份在地理分布上多处于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全域旅游发展在空间上存在较为明显的交互影响关系。研究认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完善的空间设施共享和综合治理创新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促进区域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要鼓励区域旅游产业统筹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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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互联网+”背景下社群旅游的兴起、特征与商业模式构建

马跃如, 余航海

2018, 38(4): 193-199.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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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不仅改变了游客的旅游理念与旅游方式,也推动着旅游产业的创新与变革。随着传统旅游模式与游客多元化需求之间结构性矛盾的日益显著,社群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模式开始兴起。文章以“互联网+”为研究背景,以社群为主要研究平台,基于社群旅游的基本特征构建了社群旅游的“产售消一体化”商业模式。与传统以企业为核心的旅游模式不同,文章构建的社群旅游商业模式强调以游客为核心,主张游客的全程组织与参与,借助于互联网技术下的社群平台,通过产、售、消三方的多元化互动参与与信息资源共享,最终形成了协同生产、社群营销与多环节消费的循环统一。这一商业模式的构建对于实现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旅游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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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基于网络信息的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吸引力评价——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为例

胡静, 王蓉, 李亚娟, 贾垚焱, 于洁

2018, 38(4): 200-207.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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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网络信息为数据来源,以黔东南州为研究对象,采用熵值法构建基于网络信息的旅游资源吸引力评价体系,并对黔东南州的旅游资源单体吸引力进行评价,同时基于GIS方法对黔东南州旅游资源吸引力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参与统计评价的黔东南州旅游资源共137个,其中人文综合类旅游资源数量最多,民族风情体验类、人文活动类和游憩休闲类旅游资源均相对较少;②全部旅游资源点吸引力的平均值为0.153,其中休闲体验类旅游资源吸引力均值最高,为0.212;③各亚类旅游资源吸引力在不同评价维度的优劣势相对突出,且各有所长;④黔东南州旅游资源点主要集中分布在其西北部和南部地区,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的旅游资源点相对较少;⑤镇远县中部,凯里市—雷山县为黔东南州旅游资源吸引力最集中的两个片区,镇远县、凯里市、天柱县为自然景观类旅游资源吸引力最集中的三个片区,凯里市—雷山县、从江县—黎平县为人文景观类旅游资源吸引力最集中的两个片区,而休闲体验类旅游资源吸引力主要集中在西北部,且各资源点的吸引力大小没有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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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企业经营者对旅游发展环境感知的实证研究

李志强, 钟家雨

2018, 38(4): 208-21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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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因子分析法、多元回归法,以处于转型发展阶段的全域旅游示范点创建单位新余市为研究区域,对其境内旅游企业进行旅游发展环境感知调查。研究发现：①旅游发展环境感知由4个维度组成：社会服务体系支持、政策制度支持、市场秩序支持、融资条件支持;②企业经营者对新余市旅游发展环境感知水平一般,有较大的优化空间;③优化旅游发展环境应该从进一步强化社会服务体系、完善并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扩大并严格规范旅游市场、助推企业解决投融资问题四个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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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与管理

区域旅游扶贫类型与模式研究——以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36个县（市）为例

银马华, 王群, 杨兴柱, 司新新

2018, 38(4): 215-224.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8.0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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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山区与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往往具有高度地理重叠性,成为当前旅游扶贫攻坚战重点区域。在当前各种旅游扶贫鼓励政策下,旅游资源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程度是旅游扶贫的重要前提和现实基础。利用旅游优势度评价模型和区位熵指数法对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36个县（市）旅游资源优势度和旅游产业竞争力进行空间等级划分与评价。运用多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对36县（市）旅游资源与产业进行集聚类型分类,得出由各县（市）旅游资源、旅游产业与空间滞后量决定的四种不同旅游扶贫区域类型。依据各区域类型特征提出政企合作模式、战略联合模式、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模式及区域联动模式4种旅游扶贫模式,以期为各县（市）探索新型旅游扶贫模式实现精准扶贫提供指导,对其他同类型贫困片区旅游扶贫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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