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空间作为农户生计实践的重要载体,促进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空间的优化与重构,不仅是实现其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文章从生活、生产、社交、制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搬迁农户生计空间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陇南山区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数据,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的改善效果,识别影响生计空间质量的关键障碍因子,揭示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①安置初期,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改善效果一般,仅有约35%的农户认为生计空间改善效果较好;②从不同维度来看,易地扶贫搬迁对生活空间的改善效果最佳,社交空间次之,对制度空间和生产空间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差;③耕作半径扩大、住房面积压缩、社区参与度降低、非农就业不足是制约搬迁农户生计空间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④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具有双刃剑作用,既可促进生计空间向城镇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也可能致使生计空间向无序化、边缘化和原子化方向发展。最后,针对性提出构建可持续生计空间的优化路径与对策。

乡村绅士化是一种人口流动引致的乡村社会空间重构现象,深具阶级意涵、制度语境和时空异质性,是西方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课题,渐入中国地理学研究视野。遵循“概念—过程—格局—机理—调控”的地理学逻辑,对乡村绅士化的概念流变、演变过程、空间格局、发生机理以及效应调控等研究进行评述。已有研究初步构建了乡村绅士化的概念、工具和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了多元方法论与理论流派的研究特征,时空语境差异呼唤比较研究和理论对话。以地理学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尺度思想和综合思维为指导,以“人”的生活—“地”的变迁—“人地”互动为主线,建构地理学视角的乡村绅士化研究框架,深化中国语境的乡村绅士化地理学研究主题。

文章运用复杂网络方法,对2001—2019年国际大豆贸易加权网络的格局演化和社区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全球大豆贸易网络呈现规模先扩张、后收缩的特点,整体联系较弱,2016年后开始出现集聚发展的趋势;②呈现“两心分离”网络格局,网络中出口核心国家是巴西、美国,进口核心国家主要有中国以及西欧国家,核心“中介”国家是加拿大和西欧国家;③全球大豆贸易网络主要存在3个稳定的社区,社区分布具有明显地理特性,社区内部出口国家主导较多,“中介”国对社区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中美两国在社区中的地位变化具有不同特征。建议提高我国大豆自给率,分散大豆进口来源,扩大社区范围,紧抓收购权和定价权,进而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供给格局。

基于文化空间理论,采用地理定位研究、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的方法,以“端午节—西塞神舟会”民俗节庆活动为案例,以宗教文化场所为考察标志,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化保护与传承。研究表明,依托黄石市的佛道宗教文化场所,与民俗结合产生独具特色的节庆活动——端午节的西塞神舟会,体现了文化空间生产理论的生动实践;西塞神舟会在1 000多年发展演化中,体现了不同宗教文化主导与变迁,至今在一定区域的文化场域中仍然能够保持活性。研究认为,节庆活动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活态化保护与传承,既要保护其一定物质基础,也要对区域的传统文化有包容与保留。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作为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载体,是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绿色”驱动力。借助于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05—2018年中国816个县的面板数据和多期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作用机理和制约因素。研究发现：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会导致当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提高3.04%,尤其在乡村旅游资源禀赋越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政策的增收效应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增收效应越来越强;此外,作用机理检验表明,提高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和增加农业技术采用是示范县政策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中介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为我国世界经济地理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引。文章梳理了世界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历程,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解决当今复杂的世界经济地理问题的重要作用。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提出了世界经济地理理论创新发展的初步认识：世界经济地理是个一体化的结构概念,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环境变化、全球地缘政治结构变化需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从全球整体、国家之间关系、国家自身发展、非国家关系以及不同尺度主体的相互作用角度来认知;世界经济地理是个历时性的演化过程,世界经济地理研究应有明确的研究单元,世界经济地理研究离不开中国。初步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世界经济地理的理论体系,该体系是以全球一体化理论、地域分异与地域联系理论、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基础理论,从历史视角、地区视角、国家视角和非国家视角出发,来研究不同尺度层级结构的世界经济地理问题。最后,文章以新的理论体系架构为支撑,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世界经济地理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以黄土高原佳县乡村和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乡村建设理论和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定量刻画61个村域单元1990—2020年乡村建设水平变化对农户家庭生计恢复力的影响,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识别并分析关键乡村建设要素及其空间效应差异。结果表明：①1990年以来乡村建设水平由较低提升至较高等级,农户生计恢复力由弱增强至中等级,县域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特征。②农户生计恢复力与其所处村庄的乡村建设水平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乡村建设要素中道路交通条件、基层治理能力、集贸市场建设和中小学校布局对生计恢复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③各要素的强作用区域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应分区分类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水平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户生计可持续。

“景观基因胞”概念原指传统城镇景观的基本单元,是对有机体细胞的类比,所有聚落建筑、构筑物其实都可以看成形态、功能不一的细胞单元,它们共同协作构成聚落文化景观有机整体。文章延续这一概念,并继续与生物细胞的生物学特征进行类比。研究认为,景观基因胞具有如下生物学特征：代谢活动;增殖与凋亡;遗传与变异。其中,代谢活动包括空间代谢、物质代谢与功能代谢,遗传方式包括胞扩散、胞变异与胞恒定三种方式。最后,文章选取湘东北及湘东南三个传统聚落——张谷英村、中田村以及上甘棠村,对景观基因胞生物学特征的表达方式进行案例诠释。

文章构建风险—成本双目标规划模型,利用2000—2020年大豆贸易数据,分析中国进口大豆的优化布局策略。结果显示：①中国大豆进口更注重于控制经济成本,相对忽视规避市场风险,进口布局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②2017年以来中国大豆进口量已经超过了安全、经济的适宜范围,需要适度控制大豆进口规模增长。③从各国最优进口量来看,巴西和美国的进口优化空间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这凸显了稳定巴西、美国大豆进口的重要性,同时也意味着需要致力于挖掘阿根廷、加拿大、俄罗斯等大豆来源国以及巴拉圭、玻利维亚等潜在来源国的大豆产能。④美国国家风险增加、巴西出口减少、国内需求增加时,均会加大中国大豆进口成本和风险。因此,中国对内应切实扩大国内大豆与油料生产,对外需要释放稳定的经贸合作预期,保障巴西和美国大豆进口规模的基本稳定,并致力于深挖全球大豆生产和出口潜力。未来需整合构建大豆全球供应链风险评估与预警体系,加强对大豆经贸合作情景的模拟预测,保障以中国为主的供应链体系安全运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推动对外开放发展,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旗帜,以及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引。在此背景下,文章首先回顾中国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进展,其次阐释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要求和新使命,而后提出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应从深化“五通”合作、拓展合作新领域、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强化企业风险防范等方面加强工作。此外,地理学者应该系统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道路,开展国际发展、国别地理、世界地理、“一带一路”建设案例、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等相关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新型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新时代的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要求。顺应这些要求,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依托创新驱动构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体系;有序推进城市群高质量集聚,把城市群建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区与先行区;全面推进县城高质量发展,将县城和小城镇建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区;深度推进城乡高质量融合,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奋斗方向;依托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别,做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综合区划,因地制宜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正确处理好中国式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及路径依赖,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中逐步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基于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析法测算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探究其数字经济的空间特征,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计算其数字经济的空间效应,识别影响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关键因素。结果发现：从空间演化格局看,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失衡发展问题较为严重,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圈层结构和“内高外低”特征。从空间相关性看,北京、天津和廊坊呈现出“H-H”型空间聚集特征;邯郸、邢台和衡水表现为“L-L”型空间聚集特征。从空间影响效应看,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对本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而人均GDP、城镇就业人数、产业结构则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教育水平与技术进步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从空间异质性检验看,城市规模异质性显著影响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提出推进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以宏观尺度传统村落差异化保护为切入点,选取浙江、安徽、陕西、云南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四省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统计学与GIS空间分析等技术方法分析了不同省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四省传统村落均呈凝聚性分布,安徽的分布最不均衡但集中度最高,浙江和陕西次之,云南集中度最低。②四省传统村落多集中在丘陵与山地地区,其中陕西以丘陵为主,浙江以山地为主;同时,各省传统村落在整体上有较明显的沿河、沿湖分布趋向。③四省传统村落存在较明显的城镇中心聚集现象,绝大多数村落分布在中心城镇30 km范围之内;而在交通方面,安徽省传统村落的交通通达性最高,云南省最差。④陕西、云南两省的部分城市,传统村落密度与经济发展指标存在正相关,其余城市两者多为负相关,说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传统村落的影响方式存在区域差异性。在分析不同区域传统村落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差异化保护和开发对策。

城乡融合发展是国家重要发展取向,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区与突破口,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新的内涵与时代使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县域的过渡、衔接、交汇、转换与交融等节点功能,通过优化城镇空间体系与城乡地域功能空间肌理,畅通城乡要素流通机制、价值增值与显化机制,优化城乡地域整体功能的同时,促进城乡等值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任务在于优化县域城乡地域系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梯度市民化、统筹乡村振兴与县域城镇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要重点关注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重构与县域实践逻辑、县域城乡要素流动机制与优化配置、县域城乡产业分工格局与功能提升、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方案、面向新需求的方法创新与技术集成等内容。

文章利用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高德人口迁徙数据等,采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莫兰指数、网络中心性分析和核心—边缘分析等方法研究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并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公共服务和迁徙成本等方面研究长三角人口迁徙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群发展不均衡,城市规模呈现东重西轻的局面,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具体表现为较大规模的城市相互邻近、较小规模城市相互邻近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城市群沿长江和京沪高铁向宁合方向拓展。②根据人口迁徙强度,将长三角城市群人口迁徙网络划分为四级,随着网络层级下降,网络密度增加、节点城市增多。其中上海、苏州、无锡、南京和杭州等五市中心度较高,具有较强的辐射效应和集聚效应。③从人口迁徙网络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区域内部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协同发展格局。④工资水平、产业结构、交通便利性和医疗服务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人口迁徙的主要因素,均显著促进了人口迁徙。

居民医保一体化作为完善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实现城乡统筹、促进消费公平、提高社会福利具有重要意义。在梳理我国居民医保一体化政策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9年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DID、空间DID等方法探究居民医保一体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居民医保一体化政策与城乡消费差距指数存在一定时空耦合特征,分别呈现由沿海到内陆逐步蔓延和由内陆到沿海逐渐缓和的趋势,在较早进行政策试点的珠三角、长三角、山东半岛等区域,其城乡消费差距指数也明显更低;②居民医保一体化能够显著缓解当地城乡消费差距,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会减缓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城市的城乡消费差距,而加剧地理相邻城市的城乡消费差距;③居民医保一体化政策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减少预防性储蓄来缓解城乡消费差距,并且对消费差距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经济聚集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具有异质性。

乡村文化具有历史、文化、经济、生态等多重价值,需要通过利用来保护、在保护中利用,实现活态传承。发展旅游产业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也是乡村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路径。而乡村文化旅游所蕴含的情感要素与“地方”有着紧密联结。以人文地理学的地方理论为基础,通过理论模型构建与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乡村文化的地方品牌建构模式和基于地方品牌建构的旅游活化路径,并以古徽州呈坎村的风水文化资源作为案例进行解析。研究发现：①乡村文化的地方品牌建构以文化原真性为核心,以地方性知识、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为多轮驱动,激活地方依恋、重塑地理想象,实现地方品牌建构。②基于地方品牌建构,乡村文化的旅游活化正是使扎根乡村本地的原真性文化在旅游产业中流动起来,以文化原真性为起点,通过文化消费、去地方化、文化再生产、再地方化的节点形成循环路径。

文章从地理学视角对短视频网络空间关注度进行研究,并探索性分析了短视频生产的新型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关系及其交互机制。采用空间分布均衡性测度方法分析了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空间分布的均衡性,利用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ESDA）分析了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的空间结构特征,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了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从空间分布均衡性来看,城市群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空间分布均衡性较好、集聚度适中,江西省和城市群的空间分布均衡性比较接近;湖北省和湖南省的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空间分布均衡性较差、集聚度较高。②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整体格局呈“两翼较高,中部高低相间”格局,其中武汉市和长沙市关注度最高,位于第一等级。③从空间集聚特征来看,整体呈空间正相关,但空间集聚程度低,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空间分布较为分散。其中武汉市为高值集聚区,益阳市为低值集聚区,其他城市集聚特征不显著;武汉市和长沙市为热点区域。④从影响因素来看,电商物流水平、人力资源发展水平、移动互联网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创业环境质量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影响程度依次递减,对城市旅游抖音关注度的提高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其中电商物流水平正向作用最大,创业环境质量正向作用较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解决这个难题,内生能力的发挥有关键作用。农户是农区经济的基本组织单元。文章首先评述了农户在农区发展中的作用、农户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等农户地理研究,接着分析了农户与企业关系、农民发展意识与企业家精神等农区现代化进程中新经济主体发展状况及相关的发展思想,提出在农区现代化过程中农户地理的新研究框架。与已有农户地理研究相比,该框架增加了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区位及空间结构,农业龙头企业与包括农户在内的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的空间关联研究等内容。相应地,农户自主发展能力也进一步扩延,并引入企业家精神。文章强调,在农户走向市场经济及与其他农区新兴主体共存情况下,农区的企业家精神需要给予特殊关注。与一般企业家精神相比,它更突出特殊文化制度背景下创新、特殊阶段和特殊产业的创新、城乡要素联系和流动引发的创新等。此外,这些经济主体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农户地理研究的特殊关注点。

文章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演化能力和政府力量4个层面构建产业链韧性测度指标体系,并基于动态组合赋权—TOPSIS方法构建了产业链韧性测度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上市公司数据测度了2011—2020年中国总体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14条制造业产业链的韧性水平,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以及σ收敛法分析了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空间差异以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①中国各制造业产业链的韧性水平、驱动因素和薄弱环节方面均存在差异,其中能源、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以及金属制品产业链的韧性比较大,而纺织服装服饰、造纸及文教体育用品以及其他制造业产业链的韧性较小。②按照产业链韧性的时序变化可以将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划分为波动向好型、波动回转型和波动下滑型3种类型,多数制造业产业链在稳定中向好发展。③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呈现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东部、西部的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均有上升趋势,中部地区有下降趋势。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区域间差距有扩大趋势。为增强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缓解地区差距,文章提出了固链、强链以及推动地区间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运用熵权法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了2011—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域的数字经济和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数字经济发展的演变特征,并运用实证方法探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也加速向大城市聚集;数字经济总体上有助于提升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且这一效应在重点城市群中具有异质性影响,而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中可能存在门槛效应,当数字经济指数跨过门槛值以后可以进一步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机制来提升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

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章构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城乡统筹、绿色低碳、创新发展”五维度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时序加权平均算子法及空间统计分析法,对2009—2020年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展开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各维度分指数的变化态势不尽相同,“绿色低碳”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贡献最大,“创新发展”的贡献最小;珠三角地区综合发展水平较高、持续发展能力强,粤西和粤北次之,粤东最弱;城市空间关联模式以同质集聚为主,高—高集聚型城市分布在珠三角,低—低集聚型城市分布在粤东西北;经济基础、技术创新、政府引导、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是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最后,从完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制定差异化发展规划和优化实施路径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于推动城乡融合具有巨大的潜力,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演化格局及其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效应,基于熵权法测度中国省域2013—2020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融合水平,利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对数离差均值、空间自相关分析、冷热点分析探究数字经济的空间演化特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水平的影响。主要结论为：①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明显,但差异在逐渐变小,分维度而言,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产业数字化水平呈现平稳下降趋势,而数字产业化和数字创新的发展相对波动较大。②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东—西—中”梯度递减的趋势,空间集聚特征显著,整体集聚趋势逐渐加大。③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当地城乡融合水平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正向影响是由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创新的本地效应来主导。

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人口红利期接近尾声,人口收缩现象在县域尺度上日趋明显。文章以“六普”“七普”数据为支撑,通过常住人口、劳动年龄人口等指标构建测度指数对我国县域的人口收缩状况进行考察,分析人口收缩的空间格局,并结合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影响收缩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①2010—2020年,常住人口收缩县域占比约53%,超70%的县域出现劳动年龄人口不同程度的减少,超96%的县域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少于常住人口增长率。②从空间视角来看,东北三省、山西等是我国常住人口收缩县域集中分布的地区,保持人口增长的县域主要集中在浙江、西藏、新疆等地。天津、北京、上海、江苏等为代表的一些东部发达地区同样面临劳动年龄人口收缩问题。③影响我国县域人口收缩的因素非常复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出生率、地理位置、教育水平与行政等级都显著影响了县域人口收缩。

韧性视角下研究城市水生态网络的优化,提高水生态空间的韧性,是提升城市整体韧性水平的重要途径。文章首先将韧性城市目标与水生态网络结合,提出从水生态网络结构韧性、功能韧性以及调控管理韧性三个层次构建韧性的城市水生态空间;其次以长沙市作为典型案例,应用MSPA模型和MCR模型,识别并构建基于“源地—廊道—节点”的水生态网络,同时融合韧性城市目标,基于复杂网络和图论理论,从水生态网络的结构和功能两个维度,选取表征网络结构韧性及功能韧性的指标,对长沙市水生态空间韧性进行评价,指出长沙市域内水生态网络整体连接度较好,韧性基础好,景观破碎程度可控,但长期的城市建设与发展导致城市内部水系连通受损,水网多样性水平低,网络功能单一,冗余设计不足,调控管理动态适应性不强。研究进一步提出基于韧性提升的长沙市水生态网络优化策略：加快修复自然水系廊道,疏通连接现有人工沟渠;重视推行生态节点与廊道“点轴式发展”与多功能复合利用模式;加强城市水网结构和功能的冗余度和模块化设计,提高水生态网络调控管理韧性,形成多途径灾害响应的动态调控机制。

探析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对推动我国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与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运用空间统计方法考察中国4 92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应用地理探测器识别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整体上呈“东密西疏、南多北少”的集聚型分布格局,并有向西、向北扩散的趋势。②区域尺度上呈现以“中心城市—城市群”为依托的“三极、多核”集聚连片分布格局,各省份之间分布不均衡但东部省域间相对均衡,城市群是分布集中区但城市群之间差异大。③不同行业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程度差异明显,高新技术服务业、机械设备制造业、高新技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食品轻纺业、采掘与加工业和工业配套服务业的空间分布非均衡程度依次降低。各行业“小巨人”企业的集聚区位虽然差异较大,但“多点集聚”总体特征较稳定。④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础设施与政策环境是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实力与社会发展是重要影响因素,自然条件和创新能力是基础性影响因素,影响因子间有显著的非线性增强作用,但各维度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有较大差异。

优化营商环境是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实现新时代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需要。基于熵权TOPSIS法,从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商务环境、开放环境、法治环境、公共服务6个维度构建了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和评估了“十三五”时期中国省域营商环境综合水平,并对营商环境的区域分异进行了剖析。结果发现：①各省域营商环境综合评价等级的稳定性和波动性并存。②各省域营商环境综合水平存在较大的省际和区域差异,整体呈现出时空上的梯度演化特征。③各省域营商环境与理想营商环境之间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研究认为,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治理型评价体系,对标找差修复各省域营商环境短板,着力缩小东中西区域营商环境综合水平差距,是构建一流营商环境的可行思路。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为新时代旅游地理研究提供了学术指引。通过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结合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走向,从理论、方法和应用层面构建了旅游地理研究新框架。强调必须发挥旅游地理学区域性、综合性、交叉性和应用性的学科特点与优势,以旅游人地关系理论为核心,综合应用多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在加强旅游空间分析、旅游地演化规律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同时,重视现代性理论、融合共生理论、公平正义理论、场景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在旅游地理领域的创新应用,逐步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旅游地理学理论体系。文章提出要强化“中国特色”的旅游地理研究,深入探究人口（需求）特征与流动性规律、旅游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文旅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旅游人地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国际旅游地缘格局与旅游对世界和平的促进作用与效应等科学问题,推动旅游地理学自主知识创新。旅游地理学者应成为中国式旅游现代化研究的先行者和实践者,积极担当响应国家战略的政治使命、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使命、协调“两个文明”的文化使命、推动人地和谐的生态使命、服务行业发展的经济使命、推进和平发展的国际使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提升空间治理水平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发力点。随着智慧社会的到来,不断丰富的数据源已经成为感知和理解城市空间的有力武器。城市空间治理作为空间治理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目前仍缺乏统一协调的框架来应对其面临的失效、失序、失衡问题。这促使数据驱动成为未来治理数字化、智慧化转型的必由之路,从而深刻推动了空间治理由经验式向科学式的逻辑嬗变。充分挖掘数据资源潜力有助于强化城市空间治理在不同单元、不同层级、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文章提出数据驱动的城市空间治理需要基于海量多源地理信息数据和城市感知数据,打造互联互通的数据管理平台与刚柔并重的指标体系;进一步,通过构建城市安全格局和功能格局明确城市空间发展基本框架,利用城市智脑平台形成空间监测、评估、模拟和决策全流程的智慧化治理框架,从而实现城市空间的高质量、协调、公平发展的最终目标。

正如创新是发展的动力,绿色创新是绿色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和CNKI数据库中1990—2019年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绿色创新研究相关文献,借助CiteSpace软件,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回顾分析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系统梳理了绿色创新研究的理论发展脉络和热点主题,明晰了研究前沿及学术争议,旨在为国内绿色创新的理论体系建设寻求突破。研究发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绿色创新研究有如下特点：①研究脉络主要经历了从关注绿色创新本身的内涵和特征,发展到重视外部影响、驱动效应以及跨区域知识互动与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再到如今围绕绿色创新的企业间和城市间创新网络特征及其空间演化特征研究;②研究视角主要关注微观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知识联系和空间影响;③研究热点主要包括绿色创新的双重溢出效应、三重底线、多重驱动效应及路径依赖等;④研究范式侧重于地理区位影响、流空间结网演化、创新系统协同。文章提出未来绿色创新研究方向：一是探究不同立场下对绿色创新投入的平衡点,使得绿色创新最大程度上同时符合政策逻辑和市场逻辑;二是探讨基于多维邻近性的政策推/拉效应下绿色创新的影响;三是立足于中国当下绿色发展战略背景和“双碳”目标,探索高效、相宜的中国特色绿色创新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人文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需要及时面向新时期国家战略需求,思考对区域发展领域的新要求、新内涵以及重要科学问题。文章简要梳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表述及与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关系;分析对区域发展的理念、阶段、重点、区域关系、城乡关系、空间治理、开放等多维度影响;剖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丰富空间内涵,主要包括区域协调、城乡融合、空间治理和双循环新格局等4个方面,对标了世界主要国家区域协调水平;最后,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人文经济地理学的6个重要科学议题：区域重大战略、特殊类型区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权衡协同关系,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人口经济社会的合理布局,主体功能区、可持续发展与国土空间体系,“一带一路”、双循环与开放,以及中国区域发展的新格局、新因素与新机制。

文章构建了中国露营地点位数据集,对全国露营地的空间分布模式、均衡态势、空间密度进行了量化分析,并结合熵值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了全国露营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露营地整体呈现集聚型空间分布格局,且露营地的空间分布集中度较高,非均衡特征明显;②露营地分布密度分层特征显著,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以“四核心—带状区—点状团”为依托的集中连片分布结构;③露营地空间分布格局是自然生态环境、交通区位基础、旅游休闲水平、社会人口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五大维度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各影响因子对露营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具有动态差异性;④交通区位对露营地空间布局具有协同效应和保障效应,资源禀赋对露营地空间分布的作用表现为导向效应和杠杆效应,社会人口和经济水平对露营地空间布局的影响为重塑效应和叠加效应,疫情作用表现为催化效应。全国露营地空间分布形态存在较强的“路—景—城—人—地”的共生关系,多因子驱动使露营地呈现出“沿线、傍景、近城”的分布规律。

基于陕西省两地区最新的搬迁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定量评估易地搬迁户生计风险水平,比较不同搬迁异质性因素下农户生计风险水平及其各维度的差异,实证分析后续扶持政策、家庭资源禀赋对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①易地搬迁农户健康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水平较高,各维度风险水平在搬迁户内部分化明显,且不同搬迁特征下搬迁户的生计风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②政府的经济补贴对搬迁户生计风险有显著负向作用,但技能培训和产业帮扶仅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信息风险,对其生计风险总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③家庭资源禀赋中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生计风险。结合研究结论,进一步提出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措施、防范农户生计风险的政策建议。

直播电商消费业态引领的数字新经济正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研究直播电商企业在城市尺度下的空间区位特征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以直播电商的重要发源地——杭州为例,利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在分析2016、2019、2021年杭州主城区直播电商企业区位特征的基础上,从“人—货—场”产业生态视角,构建“主体—市场—空间”分析框架,并采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揭示杭州主城区直播电商企业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①直播电商产业正快速重塑杭州主城区的数字产业空间格局,自2016年以来加速向外扩延,形成了余杭、滨江—萧山、临平—钱塘三大新城直播经济板块,呈现出“中心低—外围高”的空间演变趋势,具有特殊性。②直播电商产业生态下专业化分工格局明显：余杭板块的核心竞争力在于高品质的生活服务设施与良好的企业创新环境;临平—钱塘板块发达的专业市场与多样化的人才供给,辅之相对低廉的房价,集聚了大量小型直播电商企业;滨江—萧山板块兼具多方优势,综合实力最强。③对比经典区位论,产业基础、用人成本、交通可达性仍是影响直播电商区位选择的关键要素,但人本需求、企业孵化、人才供给等新区位要素对直播电商产业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各要素存在空间异质性。

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核心驱动力,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创新的区域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有助于推动地区数字经济布局及其高质量发展。基于数字经济与专利国际分类号的对应关系获取了2003—2018年数字经济的专利产出数据,并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数字技术创新规模和活力呈现明显空间分异特征,在上海市、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安徽中部形成集聚分布的格局,集聚程度呈降低趋势。②莫兰指数及空间计量的结果均显示长三角地区的数字技术创新规模和活力具有较为显著空间溢出效应。③结果证实经济发展、人力资本、资本富集、数字接入、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污染有显著负向影响。数字技术创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变为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赶超机会,未来相对落后地区高质量发展还要更多关注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培育,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本质要求、宏伟蓝图与实现路径。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佳集中展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文章从阐述长三角、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与本质要求的体现展现切入,重点从提升产业创造财富和就业能力、“城”“市”并举推进新型城镇化、“生态理性”“经济理性”兼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角度,剖析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新要求赋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内涵,进而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议题,以期丰富人文经济地理学领域国内区域一体化研究,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实践提供依据和参考。

居民点的空间重构优化助益于乡村转型发展与空间有机更新,是推进传统村落活化传承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以旅游型传统村落崇木凼村为案例,以系统论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景观基因分析、遥感解译与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精准识别居民点内外系统空间重构演变特征,深刻探讨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①景观基因与民居建筑组成崇木凼居民点空间重构的主要内容,景观基因表现为轻微变化但相融于本土的协调特征,新旧景观和谐共生、传统风貌动态延续;民居建筑表现为整体层面上聚居形态特征明显、建筑功能由单一向复合演变,局部层面上空间有序拓展。②崇木凼村外部系统对居民点起引导和约束作用,呈现出近路性、中心性和亲水性特征,即距离道路、基础设施和水域越近居民点越密集。③在外部环境驱动和内部要素响应下,崇木凼村以“文化延续—空间有序—物质更新”三维重构路径,推动村落居民点空间要素重塑、空间格局优化和空间组织营建,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空间、物质基础,进而赋能乡村振兴实践。

乡村转型发展是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中国乡村振兴与现代乡村治理面临的重要命题。以海南中部山区大边村为案例,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分析典型村庄转型发展行动者构成及其网络转译过程,探究其转型发展机制与振兴路径。研究表明,大边村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琼中黎族苗族县委县政府为关键行动者,以湾岭镇政府、大平村委会、大边村村民、外来企业、金融机构、房屋、土地、黎族文化为主要参与者的异质性行动者网络。村委会带动、绿色产业推动和黎族文化支撑等内生动力和政府政策引导、金融资本驱动和外来企业推动等外援动力联合驱动大边村快速转型发展。但是,内部环境和外部因素新的变化导致异质行动者网络解构、产业多样化不足、聚落空间功能失衡、黎族文化特色减弱、村庄治理体系不健全和村民生活质量不高等问题。应充分调动多方异质行动者积极性,构建以村委会和村民为关键行动者、其他行动者参与的多元联合行动者网络,通过打造三产融合新格局、建设宜居宜业聚落空间、提升黎族特色文化支撑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激发乡村转型发展活力,推进大边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智慧物流是现代供应链的重要支撑,对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合作具有关键作用。文章以2006—2020年中国30个省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与变异系数综合赋权法、修正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地理探测器探究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的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逐年递增,但整体联动效应不足。在空间分布中,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且东中西区域空间联系强度呈现显著的梯度递减态势。②随时间推移,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的网络结构由简单稀疏向复杂化转变,空间格局表现为“东密西疏”特点。此外,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的网络效率不断下滑,地区间关联关系处于不协调发展阶段。③不同驱动因素对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驱动因素的影响能力从大到小依次为：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教育程度、对外开放、产业结构、政府调控、交通基础和资产投入。并且,组合后交互因子的影响力实现了双因子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