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地理学对该论题研究具有显著学科优势。针对当前共同富裕测度方法体系不完善、区域实证不深入的研究现状，文章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过程性、多主体等特征完善测度方法体系并进行了多尺度多维度长时间序列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共同富裕可从富裕和共同两大方面解构，富裕水平表现为经济、社会、资环、基建等维度的综合发展水平，共同水平表现为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与多维分异。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中国区域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升，整体表现为富裕水平和共同水平的双重增长，但存在一定的区域和维度异质性。其中全国富裕水平、共同水平显著提升，大区富裕格局发生显著重塑且主体功能化特征愈发明显，区域间差距相较于区域内愈发突出，省域富裕格局整体稳定但存在维度趋势性。③中国共同富裕演变具有显著的时空关联，共同富裕对富裕水平的演变响应强烈，集聚型共同富裕空间格局逐步显现，富裕主导型的共同富裕特征愈发凸显。最后，文章提出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核心逐步缓解区际差距、形成优势互补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建议，可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科学参考。
文章聚焦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协同关系，依据国家战略演进的关键时间节点以及长三角区域的政策跟进，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2—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水平，构建绿色—富裕协同度指数（GPI）量化二者的协同状态；在此基础上，运用全局莫兰指数和热点分析刻画时空协同演化特征，并通过门槛回归模型探究了其驱动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①时序上，绿色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水平波动上升，后者增长显著，区域差异逐步缩小；②空间上，苏北、皖北及宁波、嘉兴初期绿色发展水平较低，后期整体向好；共同富裕水平呈现“东强西弱”格局，经济发达地区及其周边地带优势明显；③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时空协同演化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热点区集中于黄山、池州、宣城等生态优势突出但经济基础薄弱的城市，冷点区集中于宁波、嘉兴等经济活动干扰度高的城市；④低技术水平下的经济增长与高强度政府干预的产业结构会阻碍协同推进，对非共同富裕示范区和中心区影响尤为显著。
文章从产品风险、要素风险、市场风险和外汇风险4个维度构建去工业化经济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30个省份的去工业化经济风险进行测度和评价。研究发现：①东部地区去工业化经济风险较低且呈下降趋势；中部地区次之，但波动较大；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风险较高。②中国去工业化经济风险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分化的加剧，区域内部的差异相对平稳；东部地区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去工业化经济风险的差距最为显著，且呈扩大趋势。③中国去工业化经济风险呈现“经济相似主导、地理相邻次之”的空间集聚特征，人均收入水平、政府干预和交通基础等因素对其空间分布具有重要影响。④构建的去工业化经济风险预警系统能够对风险值和风险等级进行精准识别和预测。必须进一步巩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建立去工业化经济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以系统观念统筹产业发展与经济安全。
创造性破坏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市场主体进入与退出是创造性破坏过程的微观体现。文章基于工商企业注册数据，测算了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域创造性破坏水平，分析了创造性破坏的时空分异格局及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揭示其区域差异，使用σ和β收敛模型考察其收敛性，并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讨论了其异质性。研究发现：①中国创造性破坏率在2014年之前处于缓慢增长阶段，2014年之后呈现井喷式增长特征。不同区域的创造性破坏率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东部地区处于绝对领先位置。②全国层面创造性破坏率差异存在短期波动、长期收窄特征，东部—中部之间的差距是主要来源。③全国及各区域创造性破坏率存在σ收敛、绝对与条件β收敛特征。④不同城市群创造性破坏率存在明显分化，不同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创造性破坏率存在显著差异。
文章利用2007—2022年中国236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交通基础设施联通（以高铁运营衡量）对高速铁路网节点城市与周边城市工业地价、工业产值及人口流动的影响，并从区域产业分工与要素替代视角，探讨生产要素互动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发现：①高铁网联通城市的工业地价与高铁运营时长呈显著正向关联，验证了区域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可增强工业用地区位优势、推动土地增值的假说。②区域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对区域工业产值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尤其在工业基础较强的高速铁路网节点城市表现得更为显著。③随着交通基础设施联通效应的累积，“资本—劳动力”要素替代效应在联通区域中愈发显著，不仅提升了高速铁路网节点城市对人才的需求，还将传统产业及低技能劳动力溢出至周边城市，从而优化了区域产业结构。④生产要素流动在不同城市群中呈现差异化的关联现象：东部沿海城市群更体现资本集聚效应，而中原和成渝等内陆城市群则更多体现出产业转移和资本溢出效应。据此，建议“十五五”时期从强化区域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完善区域产业协作相关政策、优化劳动力流动机制及人才区域布局等方面入手，推动区域生产要素协同高效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探究以绿色转型为目标的园区循环化改造是否激活了城市代谢，对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04—2022年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政策对城市代谢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园区循环化改造显著提升了所在城市的代谢效率。②机制分析表明，循环化改造通过促进产业链补链强链和企业清洁生产进而带动了城市代谢效率提升。③异质性检验显示，循环化改造政策对城市代谢效率的影响在资源型城市、国家级开发区和工业主导型开发区中更加突出。
文章基于中国282个设区市2009—2022年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数据，结合不同产业链价值环节对产业发展的差异化作用，系统性刻画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空间演化趋势特征，并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深入辨识了影响产业布局的核心因素。研究发现：①在全国层面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态势，并且随时间推移，产业规模在显著增加的同时，不同城市之间的产业发展差距仍持续存在。②在产业链不同环节层面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分布具有相对集中性和地域性。③研究期内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性，其空间分布变化是区位环境、要素环境、市场环境、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高铁“一城多站”布局是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模式，其产业空间效应研究对优化站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2—2023年苏州市POI数据，综合运用Ripley's K函数、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一城多站”视角系统分析了中心站（苏州站）、边缘站（苏州北站）和卫星城站（张家港站）的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三类站区产业结构与空间集聚呈现显著梯度分异，边缘站结构变动最为突出，中心站与边缘站产业升级明显，基本服务业占主导且持续强化，衍生产业则相对滞后。②产业空间呈现中心站均衡扩散、边缘站双核集聚、卫星城站稳定依附既有格局的差异化特征，且方向性移动显著。③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空间演化受“一城”共性因素（如市域收入水平、车站运力等）、“多站”异质响应（如区位竞争、交通通达度、路径依赖）和“站间”互动（如功能疏解、市场分级、要素壁垒等）三类机制共同驱动，体现了多站点系统内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复杂性。
能源资源型地区对化石能源存在较强的依赖性，易形成“刚性”的产业路径依赖和“功能锁定”，从而导致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与碳排放规模的扩大。文章以吐哈国家能源基地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的边界界定和数据收集，建立了高分辨率碳排放核算体系，定量分析了吐哈基地的碳排放主体、种类、规模及分布情况，并构建了高精度的1 km×1 km网格碳排放数据集。研究发现：①吐哈基地在空间上形成了明显的高碳排放聚类区，主要集中在高昌区、鄯善县北部及伊州区中部，这与其区域发展差异密切相关。②吐哈基地碳排放重心的空间形态及其迁移与其GDP、人口和工业分布具有一致性。③从影响因素看，2010年前碳排放量经历显著变化，与政策调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及能源消费等因素密切相关；2010年后，碳排放变化趋势趋于稳定，但仍存在波动性，电力行业、重工业等能源密集型行业仍需加强监管和技术创新。文章不仅为资源型地区碳排放现状及其演化规律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方法，还为进一步开展碳排放监测和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数据和技术基础。
强化水环境监管手段对于遏制水污染、提升水生态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文章聚焦于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的监测效果，考察其对推动污染企业退出市场或迁离流域的作用。研究发现：①国控水站仅显著推动上游区域水污染密集型企业退出，而下游区域因存在监管盲区，导致退出效应不显著，呈现结构性退出特征。②机制分析表明，上游企业因创新受限和成本上升而加速退出，下游企业则因监管宽松，其存续倾向增强。③异质性分析显示，非连续性监管效果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压力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结论揭示了国控水站监测体系的空间局限性及其对流域治理效率的制约，为优化水质监测网络布局和推动上下游协同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
文章以2008—2021年长江经济带10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MinDS-GML模型、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和面板分位数回归等方法，探究了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转型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转型指数随时间变化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并伴随多极分化现象；区域内绿色低碳转型指数总体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表现出“大连片、小散落”的集聚态势。②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转型指数的局部空间结构具有一定稳健性；在时空跃迁过程中，不同空间关联类型间转移较少，绿色低碳转型指数的空间关联结构受自身因素影响较大，低值区城市易陷入转型困境。③政府支持、绿色创新、人力资本、环境规制、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对绿色低碳转型均有显著影响，其中绿色创新的作用强度最大；在不同分位点下，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效应有所差异。
文章基于对文化旅游资源驱动型绅士化的基本阐释，重点分析南京“老城南”更新改造中，文旅型绅士化现象的类型、机制与效应。研究发现：①南京“老城南”文旅型绅士化可分为历史街区再现型、诗意栖居重塑型和功能叠置升级型3种。②优质稀缺文化旅游资源带来的“潜在地租”上涨和“垄断租差”是推动文旅型绅士化发生的核心动力；地方政府、市场力量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协商与利益关系的差异组合与动态变化，形塑文旅型绅士化的多元路径与类型模式。③文旅型绅士化有利于历史文化遗产复兴再现与多元利用，但要警惕过度资本化和过度商品化等问题。最后，建议加强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文脉挖掘与保护利用，规避绅士化过程中的“置换/失所”和社会不公平等负面效应，引导文旅型绅士化成为推动城市更新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工具。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乡村旅游地居民回流成为破解乡村人才短缺、资源错配与治理低效的关键路径。文章以“内涵属性—关键问题—实现逻辑—研究展望”为理论主线，系统解析了居民回流对乡村全面振兴的多维赋能机制。首先，从内涵属性层面阐明“人的回归”通过要素重组与协同机制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构建“生态—经济—文化—空间”融合发展的城乡新范式；其次，揭示当前关键问题，包括人才供需结构性失衡、政策碎片化与治理滞后等现实挑战；进而提出实现逻辑，提出“要素—融合—传导”三维分析框架，以“人力资本升级—空间再生产—治理现代化”传导链条为核心，剖析要素流动、业态融合与空间重构的动态关联；最后，构建覆盖基础理论、影响因素、实现路径的研究框架，为优化人才政策、平衡保护与开发目标提供操作性路径，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高品质文化和旅游消费需求快速增长，而红色资源作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独特符号，深入挖掘其区域辐射效应以及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文章构建基于空间域为带动、要素域为基础、产业域为支撑、管理域为保障、文化域为特色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小平故里为案例，深入分析了红色资源的区域辐射效应及机理。在此基础上，从5个维度构建红色资源辐射力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红色资源的区域辐射力水平，探析了以红色资源为核心驱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发现：①红色资源已成为极富吸引力的旅游资源之一，能够在全域旅游中发挥增长极的带动作用；②红色资源能够在全域旅游中发挥区域辐射作用，契合于全域旅游发展所要求的在空间域引领下要素域、产业域、管理域协同发展，并具备特殊的文化辐射效应；③实证分析表明，红色资源能够吸引旅游者关注，且其在各子域间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异性。最后，基于小平故里景区的发展实践，为红色景区旅游高质量发展提出策略建议。
传统村落中的“蔽护型”村落景观空间遗产，是指主要功能为掩护自身、规避风险和预防威胁，且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景观空间组织，其本质不仅是集体对生命安全需求的空间化回应，更是生存焦虑的文化转译策略。文章运用空间图式方法论，从哲学、设计学、文化心理学等学科视角，挖掘了其共通性图式结构及生成机制。一方面，揭示了“蔽护型”村落景观空间生成机制，即一种由“群聚”“贵和”“思危”的逻辑图式与“地理环境多样性”和“交往方式丰富性”等情境图式，双向塑造而成的“环合结构”，挖掘了根源性文化与多元外化显现之间的动态关系。另一方面，针对传统村落景观遗产保护的不足，以汉、藏、土家、瑶、侗、傣等民族传统村落为例，构建“点—线—面—体”的框架，提出了“水平围合”和“垂直剥离”的保护路径。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空间化呈现的探析，有助于把握文化主体性，强化民族身份认同，并为此类型景观遗产的原生性保护提供学理性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