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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9: 129 - 138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9.013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张雨桐 , 1, 2 ,
  • 刘曙光 , 1, ※ ,
  • 封珊 3 ,
  • 周宏伟 4 ,
  • 王佳璐 1
展开
  • 1 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 中国山东 青岛 266100
  • 2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发展研究院， 中国山东 青岛 266100
  • 3 山东航空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山东 滨州 256600
  • 4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中国 天津 300071
※刘曙光（1966—），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创新与国际经济合作、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E-mail：

张雨桐（1994—），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5-03-30

  修回日期: 2025-06-2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10-17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24VHQ004)

收起

Impact of Inter-provincial Flow of Marin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actors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ine Economy

  • ZHANG Yutong , 1, 2 ,
  • LIU Shuguang , 1, ※ ,
  • FENG Shan 3 ,
  • ZHOU Hongwei 4 ,
  • WANG Jialu 1
Expand
  • 1 School of Economic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Shandong， China
  • 2 Institute of Marine Developmen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Shandong， China
  • 3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Binzhou 256600，Shandong， China
  • 4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300071，Tianji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3-30

  Revised date: 2025-06-26

  Online published: 2025-10-17

Fold

摘要

文章基于2013—2022年中国沿海11个省份面板数据，测度并可视化分析了新质生产力流动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证检验了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对中国沿海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2013—2022年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新质生产力省际要素流动指数整体呈现由集聚分布的“组团式”向零星分布“多点式”演变的空间格局，区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空间极化现象明显。②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对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③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可以通过提升涉海企业活力和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④从要素流动来看，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空间流动对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更为显著，区域异质性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促进国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 海洋新质生产力; 要素省际流动; 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 区域异质性; 沿海地区

本文引用格式

张雨桐 , 刘曙光 , 封珊 , 周宏伟 , 王佳璐 . 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 经济地理, 2025 , 45(9) : 129 -138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9.013

Abstract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11 coastal provinces in China between 2013 and 2022, this study measures and visually analyzes the flow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furth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ter-provincial flow of marin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actors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coastal region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From 2013 to 2022, the inter-provincial flow index of marin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China's coastal areas evolved spatially from a clustered "block-style" distribution to a scattered "multi-point" pattern, while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eadily improved, with significant spatial polarization. 2) The inter-provincial flow of marin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actor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ine economy. 3) Such flows can promote high-quality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enhancing the vitality of marine-related enterprises and upgrading the marine industrial structure. 4) In terms of factor mobility, the spatial flow of marin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actors has a more pronounced effec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ine economy, with notabl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e conclusions provide decision-making insight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marine economy.

Key words：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marine sector; inter-provincial factor mobility; marine econom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gional heterogeneity; coastal regions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发展新质生产力亟需进一步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促使优质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的同时，将现有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重新组合配置[2]。在地理学领域，新质生产力对驱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合理布局与区域高质量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3]。中国是海陆兼备的经济大国，2024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7.8%。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再到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表明发展海洋事业，加快实现海洋强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也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2019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了贯通生产力要素创新、产业组织变革、产业结构优化与宏观经济运行调节的新质生产力要素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并作出因地制宜寻求海洋高质量发展模式的系列重要指示。本文将海洋新质生产力界定为新质生产力在海洋领域的延伸，指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带动生产力全要素禀赋提升及全要素优化组合，以科技革命推动海洋部门企业业态创新与产业组织变革，促使海洋新兴产业空间布局，推动实现区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4]。然而形成和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一方面需要不断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实现质的跃升，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其自由流动、集聚与优化组合提升配置效率，为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据此，海洋要素的空间优化能否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空间流动与海洋经济发展之间影响作用机制如何?本文拟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成果，探究并实证检验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期从要素空间流动视角为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1 文献综述与内在机理

1.1 文献综述

海洋生产要素流动与经济发展问题，是国际国内经济学、海洋经济多学科关注的重要话题。马克思在亚当·斯密“劳动分工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劳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5]；俄林从时空角度论述生产要素并提出“要素禀赋论”[6]；佩鲁主张生产要素向优势区域集聚形成增长极，随后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围地区发展[7]。进入21世纪，克鲁格曼提出“核心—边缘”模型，系统阐释了劳动力要素的区域迁移与空间分布[8]；熊彼特认为创新依靠知识、人力资本与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要素实现要素新组合[9]。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蓝色大海孕育无限机遇。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而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与支撑力[1]。
国内学界对海洋生产力要素流动与高质量发展主要聚焦于内涵与评价、路径识别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具体如下：①海洋生产力要素定义与内涵演化。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拓展，海洋生产力在海洋环境背景演变下呈现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由传统的海洋资源要素直接获取与初级加工，转变为海洋科技驱动下的“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生产要素创新型结构性跃迁[10]。②海洋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要素的跨区域协调集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11]，而发挥蓝色经济区的引领作用，培育科教兴海事业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是畅通海洋数据要素、信息要素与环境要素等新型生产要素在各产业条件性耦合与市场化配置中成为提高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12-13]。③区域性海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中国沿海地区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显著空间差异与发展阶段性[14]，基于机会不平等的地方创新要素投入差异与国家政策差异等是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15]。海洋要素已经深度融合在中国整个经济要素流动之中，其基础性和创新性作用不容忽视。通过文献梳理，发现鲜有从空间视角实证检验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跨省流动对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的研究。

1.2 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影响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分析

1.2.1 直接效应

借鉴现代要素集聚理论模型与方法应用[16-17]，本文认为沿海省份间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空间流动主要通过提升技术型与结构型经济效率从而促进区域海洋经济质量的整体提升。因此，本文加入反映生产要素匹配程度（配置效率）指标ϕ，以构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型，检验要素集空间聚理论在海洋经济领域的适用性。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要素二元性理论框架，假设存在一个沿海经济体，其发展动力可以解构为两种具有空间属性的海洋生产要素组合：跨区域流动要素i和区域性要素。其中，跨区域流动要素以海洋部门的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和新型劳动对象为代表，具有强流动性；区域性要素以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等不能交易的要素为代表，不具有流动性。
本文应用Ethier在其1982年所论证的生产函数中描述竞争厂商的一般性质为[18]：设Q为沿海经济体的总产出变量，在既定的中间产品数量下Q为规模报酬不变；在中间产品数量发生变化时，Q为规模报酬递增，以体现本文海洋部门生产要素流动集聚性质，即集聚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表现形式。
价格指数。基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定价机制分析，当总收益函数与区域产出Q呈现严格线性关系，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均衡价格P*=1为稳态。设k、u分别代表海洋部门固定跨区域要素的投入水平及跨区域性要素的边际需求，q(i)代表海洋中间投入产品，ρ表示经济体对跨区域流动要素的需求倾向，ρ数值越高，则表明该生产要素流动性强且活跃度高。则跨区域流动要素需求 $r\left(i\right)=k+uq\left(i\right)$，在完全竞争均衡条件下每种海洋中间产品均衡产出可进一步表示为：
${q}^{*}=q{\left(i\right)}^{*}=\frac{k}{\mu }\frac{\rho }{1-\rho }$
此时，假设均衡条件下的海洋部门跨区域流动要素需求为r*，则 ${r}^{*}=r{\left(i\right)}^{*}=\frac{k}{1-\rho }$。与此同时，假定沿海经济体中跨区域性流动要素的集聚规模为ω，则区域性要素的集聚规模为式（2）[19]， ${\varphi }^{*}$为海洋中间产品最优投入数量：
$\omega ={\varphi }^{*}{r}^{*}$
将海洋部门跨区域流动要素需求函数r*代入到式（2），可将该式进一步改写成如下形式：
${\varphi }^{*}=\frac{\left(1-\rho \right)\omega }{k}$
式中： ${\varphi }^{*}$为海洋部门区域性要素和跨区域流动要素的配置效率，表明当海洋经济体实现稳定可持续增长时，海洋中间产品数量 ${\varphi }^{*}$与固定成本k呈现负相关关系，同时与跨区域流动要素集中规模呈正相关。由此说明，越多数量的海洋部门跨区域性要素在特定的经济空间集聚，固定投入的非区域要素成本越低，不同类型要素之间优化配置水平提升使得沿海经济总产出水平越高。将该模型应用于本文，即海洋部门跨区域性要素集中规模增大将有助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H1：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影响效应，总体为正向影响。

1.2.2 中介效应

新质生产力是系统化的先进生产力，其赋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海洋组织新业态萌生与海洋产业体系的整体升级[4,20]。专精特新海洋企业作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主体，通过地理空间集聚共同享有市场信息、开发技术与合作共建进一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与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发挥海洋产业整体的规模经济效应[21]，是提升产业链韧性、创造与新型生产要素结合的海洋新业态。在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建设上，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与沿海智慧港口建设、无人深潜技术培育水下高端装备制造以及AI融合生物基因技术海洋生物医药发展，一系列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绿色化的海洋高端装备、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海洋新能源与新材料、现代海洋渔业、海水利用等新兴产业不断壮大能够满足海洋经济需求，成为沿海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H2：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通过海洋企业活力提升与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2.3 区域异质性

基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视角，尽管山东半岛和粤港澳大湾区分别作为北部、南部蓝色经济圈的增长极，但受制于区域要素配置效率差异和产业链协同不足等结构性矛盾，未能根本改变我国海洋经济地理重心长期锚定于东部海洋经济圈的空间格局，表现为北部、东部和南部的蓝色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分别从2006年的0.451、0.597、0.394增加至2021年的1.155、1.328、1.320[22]。然而，近年来中国沿海省份海洋经济发展已呈现出“一核两翼”的稳态空间结构，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在南北方向的提高趋势更明显，这说明北部、南部蓝色经济圈在龙头省份的带领下，与东部蓝色经济圈的发展相对差距不断缩小，共同朝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迈进[22]。由此可见，我国沿海省域间尚存在海洋经济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问题，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力要素流动与配置情况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2]，说明近10年来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动对不同省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仍存在一定差异。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H3：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2 研究设计

2.1 指标体系构建

2.1.1 区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需反映创新发展理念和逻辑。本文评价指标选取逻辑为：以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表征创新发展维度[23]，以区域协调和产业协调总体内在要求构建协调发展维度指标[24]，以资源禀赋与环境质量条件与水平指代绿色发展维度指标[25]，以国际贸易与投资及国际经济合作深度与广度形成开放发展维度指标[26]，由发展共享和服务共享程度与质量构建共享发展维度指标[27]。共包括5个准则层、10个要素层以及31个具体指标（表1）。同时，本文应用熵权法测度2013—2022年沿海省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表1 区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ine economy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属性 权重
创新发展 创新投入 海洋科研机构数（个） + 0.02542
海洋科研机构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 + 0.07165
海洋专业硕士专业点数（个） + 0.03474
创新产出 海洋科研机构R&D课题数（项） + 0.05319
海洋科研机构发表科技论文数（篇） + 0.05000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亿元） + 0.07541
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 每万人海洋生产总值（亿元/万人） + 0.03551
每万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万人） + 0.02754
陆海经济关联度（%） + 0.03589
产业协调 海洋第三产业比重（%） + 0.00723
海洋第二产业比重（%） + 0.00700
海洋第一产业比重（%） + 0.01062
绿色发展 资源禀赋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千hm2） + 0.04169
海滨观测站数（个） + 0.04297
国家海洋公园拥有量（个） + 0.05376
国家A级旅游景区数量（个） + 0.03812
环境质量 沿海地区财政环境保护支出（亿元） + 0.03574
单位涉海产出工业SO2排放量（t/亿元） - 0.00318
单位涉海产出氮氧化物排放量（t/亿元） - 0.00297
单位涉海产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t/亿元） - 0.00582
沿海地区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比重（%） - 0.00535
开放发展 国际贸易与投资 沿海地区进出口总额（万元） + 0.05493
沿海地区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万元） + 0.06822
国际经济合作 沿海地区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万美元） + 0.04719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百万美元） + 0.05835
共享发展 发展共享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 0.02126
基础设施水平（km/m2） + 0.01943
沿海地区恩格尔系数（%） - 0.01229
服务共享 沿海地区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册/人） + 0.02403
沿海地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人） + 0.01308
沿海地区每千人医疗卫生床位数（张/千人） + 0.01744

2.1.2 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与要素流动测度

①海洋新质生产力评价。本文紧扣新质生产力科学内涵，借鉴已有的海洋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28-29]，选取准则层3个、要素层6个、具体指标16个构建区域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从业者全时当量与人才储备情况是我国海洋人力资本迭代的集中体现，数字化和高技术是新时代海洋劳动资料创新的主要模式，新型服务与新质产业是海洋劳动对象升级的关键业态（表2）。
表2 区域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2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marin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准则层 要素层 具体指标 属性 权重
新型劳动者 从业者全时当量 涉海就业人员情况（人） + 0.0227
海洋科研机构R&D从业人员（人） + 0.0847
人才储备情况 海洋专业博士生毕业人数（人） + 0.0526
海洋专业研究生毕业人数（人） + 0.0877
海洋专业本科生毕业人数（人） + 0.0149
新型劳动资料 数字化 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次） + 0.0506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 + 0.0099
高技术 海洋科研机构专利授权数（件） + 0.0352
上市公司企业机器人专利授权数（个） + 0.0376
新型劳动对象 新型服务 沿海地区邮电业务量（亿元） + 0.0267
沿海港口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万标准箱） + 0.1152
水产技术推广经费情况（万元） + 0.1392
新质产业 海洋资本存量（亿元） + 0.0901
远洋渔业产量（t） + 0.0415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百万美元） + 0.1719
沿海区域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家） + 0.0195
②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水平测度。本文参照Zhao、孙晓华等对地理区域内产业转移改良后的计算方法[30-31]，设定海洋要素省际流动指数如下：
$F{R}_{ri,t}=\frac{\frac{{q}_{ri,t}}{{\sum }_{r=1}^{n}{q}_{ri,t}}}{\frac{{\sum }_{i=1}^{m}{q}_{ri,t}}{{\sum }_{i=1}^{m}{\sum }_{r=1}^{n}{q}_{ri,t}}}-\frac{\frac{{q}_{ri,{t}_{0}}}{{\sum }_{r=1}^{n}{q}_{ri,{t}_{0}}}}{\frac{{\sum }_{i=1}^{m}{q}_{ri,{t}_{0}}}{{\sum }_{i=1}^{m}{\sum }_{r=1}^{n}{q}_{ri,{t}_{0}}}}$
式中：FRri，t为改进后的要素流动指数；m为所考察的要素总量；n为沿海11省份；qri，t代表r地区t年i要素的规模。如果FRri，t>0，表示当年r地区i要素的规模相对于初期发生了流入；若FRri，t<0，则流向相反。改进后的要素流动指数计算结果不仅标明了要素流动的方向，而且也表示了要素流动的大小[19]。在本文指标体系设定下，对海洋新型劳动力流动指数、海洋新型劳动对象流动指数和海洋新型劳动资料指数流动水平进行测算，采用熵值法获取最终的海洋新质生产力省级流动综合指数。

2.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2.2.1 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数据

本文选取中国沿海11省份面板数据测算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Hqde）。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指出新发展理念下的高质量发展模式[1,32]，故本文选取新发展理念五大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等。

2.2.2 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动相关数据

本文选取沿海各省面板数据进行海洋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与省际流动测度（Factor）。其中，海洋资本存量借鉴单豪杰等的方法[33]进行计算，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则通过对企业财务报告中数据要素相关指标的披露次数加总获取[34]。其他数据来自《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船舶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年鉴》《中国港口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统计局。

2.2.3 变量说明

本文选择如下控制变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Dev），通过人均GDP取对数后计算得到；政府干预程度（Gov），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GDP的比值；工业化水平（Ind），为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研发强度（Rd），为R&D经费内部支出与GDP的比值。

2.3 计量模型设定

理论模型表明，以海洋新型劳动者、海洋新型劳动资料和海洋新型劳动对象为代表的海洋新型劳动要素通过流动扩大集中规模、提升配置效率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此类新型海洋要素对中国海洋经济质量提升的这种影响在现实经济环境中是否存在?是否存在中介变量引致的经济传导效应?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是否存在异质性?故在该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基准计量模型如下：
$\begin{array}{l}Hqd{e}_{rt}={\beta }_{0}+{\beta }_{1}Facto{r}_{rt}+{\beta }_{2}De{v}_{rt}+{\beta }_{3}Go{v}_{rt}+\\ {\beta }_{4}In{d}_{rt}+{\beta }_{5}R{d}_{rt}+{\mu }_{rt}+{\nu }_{rt}+{\epsilon }_{rt}\end{array}$
式中：r和t代表省份和时间；Hqde表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Factor表示沿海省份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动指数；Devrt、Govrt、Indrt和Rdrt分别为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urt和vrt分别代表地区固定和时间固定； ${\epsilon }_{rt}$表示随机误差项。

3 典型动态分析

3.1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

从图1可知，与2013年相比，我国大部分沿海省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但省际海洋经济质量差距较大，空间极化现象明显。其中作为海洋经济大省，广东（0.4634→0.6716）、浙江（0.2600→0.4023）和山东（0.3204→0.4687）长期居于领先地位，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增速超过40%。但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的同时，仍需注意海洋经济发展速度较慢且波动较大的地区，如辽宁（0.2424→0.2570）以及海南（0.09590→0.1855）的经济质量提升维稳问题，亟需发掘其增长潜力，实现地区海洋经济空间均衡。
图1 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分布演变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网站下载的审图号GS（2024）276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图2同。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s marine economy

3.2 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的空间分布

表3显示，从2013—2022年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指数均值总体来看，2013—2016年我国海洋新质生产力省际要素流动整体水平较低，2017—2022年其流动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从总体流动速率来看，我国沿海地区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跨省流动速率在2013—2015、2016—2020年呈现长阶段提速，仅在2015—2016以及2020—2022年出现速度减慢情况。整体而言，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动指数虽起伏较大，但增长特征明显。
表3 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总体变化情况

Tab.3 Overview of inter-provincial factor flow in marin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总体流动指数 -0.09203 -0.07342 0.03612 -0.09992 -0.02509 0.01178 0.00041 0.02506 -0.01471 -0.01509
总体流动速率 -0.09876 -0.09717 -0.08783 -0.09943 -0.09305 -0.0899 -0.09078 -0.08877 -0.09216 -0.0922
基于2013—2022年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指数均值，采用自然断点分级法选取2013、2017和2022年进行可视化分析。由图2可知，2013—2022年中国大多数沿海省份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但是整体上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在空间格局上，呈现由集聚分布的“组团式”向零星分布的“多点式”演变。具体而言，2013年大部分中国沿海省份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呈现流出趋势，仅东部沿海经济强省浙江（0.1564）、上海（0.1037）、山东（0.0544）和江苏（0.0446）为要素流入；到2022年，大多数沿海省份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呈流入趋势，仅有辽宁（-0.7137）、江苏（-0.3504）、福建（-0.1246）和广西（-0.0158）4省区呈现要素流出趋势。整体格局呈现出由沿海经济核心省份向周边沿海省份扩散的发展趋势。
图2 中国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指数空间分布演变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rprovincial factor flow index in China's marin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为更直观刻画不同地区海洋经济要素跨省流动特征，制作柱状图刻画过去10年间沿海11省份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动指数分项情况（图3）。①从海洋新型劳动者的总体变化情况来看，上海（0.4460）、河北（0.2593）和天津（0.1276）总体发展为海洋要素流入趋势，其中长三角地区省份因其经济龙头地位使得海洋新型人才急速汇入，而京津冀地区省份要素流入则与海洋类高等院校云集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山东（-0.1960）、江苏（-0.1756）、福建（-0.1961）整体表现为海洋要素流出。②从海洋新型劳动资料的总体变化情况来看，广东（0.7172）、浙江（0.3172）和山东（0.2907）表现为海洋要素流入，主要原因是集聚众多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加上海洋高新技术场景应用超前布局，使其成为我国海洋数字经济发展的标杆地区。而海南（-0.7484）和江苏（-0.3574）表现为要素流出。③从海洋新型劳动对象的总体变化情况来看，海南（1.8083）和山东（0.1678）总体表现为海洋要素流入，其中位于南部海洋经济圈的海南增长迅猛，核心原因在于国家战略驱动下的政策红利以及开放合作赋能其蓝色产业升级迭代。与此同时，江苏（-0.5183）和福建（-0.1758）则发展为海洋要素流出省。
图3 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分项变化

Fig.3 Component-wise breakdown of inter-provincial factor flow in marin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本文运用式（5）进一步分析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对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了避免异方差，对部分指标采取了对数化处理。从中看出，沿海省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值为0.766，最小值为0.089，标准差达到0.192，说明不同省份之间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可能原因是，各沿海省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政府干预等特征差异导致其在海洋要素流动过程中产生不同的经济质量水平。同时，从标准差来看，各变量在不同省份间表现出明显差异，说明控制变量的选取具有合理性。

4.2 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式（5）设计的回归模型，检验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4）。结果显示，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动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初步表明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跨区域流动对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影响，从而证实了假说1成立。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进行估计，发现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动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且显著性水平逐渐提升，表明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动的确对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影响。
表4 OLS基准检验模型回归结果

Tab.4 Baseline OLS regression model

变量 （1） （2） （3） （4） （5）
Factor 0.049*** 0.050*** 0.049*** 0.049*** 0.051***
Dev 0.144** 0.136** 0.185*** 0.160***
Gov 0.487*** 0.458*** 0.362***
Ind -0.599*** -0.571***

注：为节省版面，不显示标准误t值。***、**、*分别表示1%、5%、10%水平上显著。表5同。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地区经济发展与政府干预程度对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海洋经济发展离不开经济增长提供的强大物质基础保障，政府可通过政策支持与相关立法保护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研发强度虽然能够支撑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是作用仍不明显，说明我国海洋基础前沿研究原始创新带动涉海领域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提升尚在起步阶段。

4.3 内生性检验

为检验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跨省流动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选择Factor滞后一期L.Factor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分析，并利用F统计量检验工具变量选取科学性。结果表明：弱识别检验的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的结果为89.5303>10，因此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Factor的回归系数为0.056，在1%的水平上显著。

4.4 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考虑可能存在遗漏相关变量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偏误，通过增加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拥有沿海港口数量衡量了某一个省份的海洋接近程度[35]，成为影响港口货物吞吐量产出与沿海贸易发达程度的主要因素[36]。鉴于此，本文增加万吨级港口泊位数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略）显示，Factor对Hqde和Dwpt在1%水平上影响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验证了结果稳健性。同时，为削弱极端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1%以下截尾处理，结果亦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4.5 作用机制检验

4.5.1 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选取海洋企业活力中介变量以新增海洋企业数量与海洋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折算法间接获取，在海洋经济领域中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海洋产业第三产业增长快于第二产业的产业服务化趋向性，选取海洋产业结构水平中介变量则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度量。同时，采用海洋企业活力（Ev）与海洋产业结构（Str）作为中介变量，并对海洋产业结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根据统计结果显示，Factor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通过海洋企业活力与海洋产业结构显著增强了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假说2得以验证。

4.5.2 区域异质性分析

根据前文10年来海洋要素空间流动均值变化分析结果（图2），将研究区域划分为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入区天津（0.1534）、河北（0.0411）、上海（0.0365）、浙江（0.1113）、山东（0.0875）、广东（0.2391）和海南（0.4144），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出区辽宁（-0.7137）、江苏（-0.3504）、福建（-0.1246）和广西（-0.0158）两类。表5回归结果显示：①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入省多为海洋实力雄厚，经济发展强劲的沿海省份，要素流入省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海洋经济要素省际流动有利于其海洋经济质量提升。②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出省为面临海洋产业转型压力与海洋资源开发落后地区，海洋经济要素省际流动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微弱。原因在于国家政策支持不足、工业化水平较低以及科研实力落后使其无法形成强大的海洋创新实力，无法有力吸引海洋新型要素汇集，长此以往使得其海洋经济发展受制于制度短板与路径依赖，陷入“低效锁定”困局。据此，验证假说3成立。
表5 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5 Analysis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变量 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入省
（7个省份）		 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出省
（4个省份）
Factor 0.045*** 0.004
Dev 0.277** 0.307***
Gov 0.587*** 0.252
Ind -0.280 -0.582
Rd 0.574 -9.504***
cons -2.761** -2.788***
adj. R2 0.996 0.991
N 70 40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①2013—2022年中国沿海省份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总体水平实现增长态势，指数呈现由集聚分布的“组团式”向零星分布的“多点式”演变的空间格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空间极化现象明显。②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对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向。该结论通过了内生性检验。③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可以通过提升海洋企业活力和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④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省际流动对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对于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入省而言，海洋经济要素省际流动显著促进其海洋经济质量提升，但对于要素流出省而言，其影响作用不明显。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科学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形成其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现实路径。具体地，对于海洋新型劳动者要素提升，应不断完善海洋高等教育体系，积极储备高素质涉海人才；对于海洋新型劳动资料应用，要利用大数据、深海场景资源开发工具，使之与传统海洋劳动资料组合跃升；对于海洋新型劳动对象发展，应提前谋划布局海洋科技创新产业并发挥各省优势资源。②增强海洋企业活力，促进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打通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动通过海洋企业赋能、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各省份应加大力度培育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海洋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海洋新型要素流出省份，要加快吸引劳动力和科技创新等资源进入本地海洋经济部门，促进海洋产业创新集聚和集群发展促进海域空间资源的市场化利用水平，为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的流动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③沿海各省份明确重点任务，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形成新质生产力生产网络以增强海洋经济质量提升实践针对性[37]。对于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入省份，要切实发挥其“蓝色生产力”的区域示范作用，建设国家级海洋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着力提升区域海洋科技水平，依托以上海市为核心、以京津冀和广深为南北两翼的海洋蓝色经济带，助推海洋经济质量提升[22]；对于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出省份，要提升海洋科技人才与新型劳动力要素集聚能力，夯实经济基础与协同创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①本文虽然尝试探索了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跨省流动对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但受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对样本量的限制，并未深入探究不同类型海洋新型要素对海洋经济发展影响的空间分异，未来可采用更合适的方法和模型进行深入探讨。②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对海洋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从本文典型动态特征的要素流动和海洋经济高质量水平总体情况中可以见得，但本文未对疫情事件的影响进行分析。③本文仅研究了沿海11省份中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动情况，并未考虑非沿海省份的海洋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动集聚情况，存在一定的数据量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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