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边缘区域海外投资演变及其影响机制——以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为例

  • 李晓玲 , 1, 2, 3 ,
  • 田衡 , 1, ,
  • 符灵静 4 ,
  • 杜尚宇 1, 5
展开
  • 1 东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中国吉林 长春 130024
  • 2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东北研究院, 中国吉林 长春 130024
  • 3 东北师范大学 俄罗斯与北极区域合作研究中心, 中国吉林 长春 130024
  • 4 嘉积中学, 中国海南 琼海 571400
  • 5 东北师范大学 科学技术处, 中国吉林 长春 130024
※田衡(2002—),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边境地区可持续发展。E-mail:

李晓玲(1987—),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俄罗斯地理、中俄边境地理与跨境区域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4-02-06

  修回日期: 2025-05-1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10-17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47119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19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01108)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Mechanisms Influencing Overseas Investment in Peripheral Regions: Case Study of Investment from Heilongjiang Province to the Russian Far East

  • LI Xiaoling , 1, 2, 3 ,
  • TIAN Heng , 1, ,
  • FU Lingjing 4 ,
  • DU Shangyu 1, 5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Jilin, China
  • 2 Institute for NortheastChina Research, NortheastNormal University,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Jilin, China
  • 3 Research Center of Russia and Arctic Region Cooper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Jilin, China
  • 4 Jiaji Middle School, Qionghai 571400,Hainan, China
  • 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Jili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2-06

  Revised date: 2025-05-16

  Online published: 2025-10-17

摘要

边缘地带既是地理空间的末梢,也是国家间制度与治理体系的交界带。受区域发展“核心—边缘”化影响,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在各自国家空间发展中出现了人口流失、经济发展滞后等边缘化现象,两区域间的跨境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文章以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的投资为例,探讨了边缘区域海外投资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5—2021年黑龙江省对俄投资流量波动显著,对俄投资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年际差异较大,投资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且多采用绿地投资方式。②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的合作园区主要集中在与中国毗邻的几个州区,产业类型以加工制造、资源开发和农业生产为主。大型投资项目多布局在中俄边境地区,少量延伸至远东外围地区,涵盖石油、矿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③投资时序上,2002—2005年投资数量较少,资金主要来源于牡丹江市;2006—2011年投资数量明显增加,投资主体由边境城市逐渐拓展至黑龙江省腹地;2012—2016年投资热度持续,犹太自治州和阿穆尔州成为投资新兴区域;2017—2021年园区及项目数量有所减少,但外围地区如萨哈共和国和萨哈林州开始吸引投资。④黑龙江省在俄罗斯远东的投资空间格局,主要受地缘关系、政策制度、跨境社会资本与空间基础设施等因素共同作用,各因素交织影响其演变过程。

本文引用格式

李晓玲 , 田衡 , 符灵静 , 杜尚宇 . 边缘区域海外投资演变及其影响机制——以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为例[J]. 经济地理, 2025 , 45(9) : 11 -2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9.002

Abstract

Peripheral regions represent both the extremities of geographical space and the borderland between national systems and governance. Affected by the "core-peripher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Northeast China and Russia Far East have experienced peripheralization phenomena such as population decline and lagg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ir respective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cros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is article takes Heilongjiang Province's investment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verseas investment in peripheral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2005 to 2021, the investment flow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to Russia fluctuat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proportion of investment in Russia to foreign investment varied greatly from year to year. The majority of investors were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greenfield investment was the predominant mode; 2) The cooperative parks invested by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several Russian oblasts and regions adjacent to China, with industries mainly focused on processing and manufacturing,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arge scale investment projects are mostly located in the border area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with a small amount extending to the peripheral areas of the Far East, covering areas such as oil, mineral development,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3) In terms of investment timing, there were relatively few investments from 2002 to 2005, and the funds mainly came from Mudanjiang City; The number of investmen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2006 to 2011, and the investment entities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border cities to the hinterland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e investment heat continued from 2012 to 2016, with the Jewish Autonomous Oblast and Amur Oblast becoming emerging regions of concern for investors; The number of parks and projects has decreased from 2017 to 2021, but peripheral areas such as Sakha Republic and Sakhalin Oblast have begun to receive investment; 4)The investment spatial pattern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geopolitical relations, policy systems, cross-border social capital, and spatial infrastructure, which interweave and affect its evolution proces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investment cooperation in Sino-Russian border areas and provides both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reseach on overseas investment in peripheral regions.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技术进步、贸易自由化和跨国资本流动的加速,促成了一个高度互联的全球经济体系。然而,英国脱欧、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等一系列事件深刻影响了全球化进程,使经济全球化逐渐由原有的“一体化”趋势转向区域“割据”的方向。区域化进程使得各国通过政府间合作引导涉外经济发展,组建区域性经济集团,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政治、社会等多重发展目标[1-2]。在这一背景下,边缘区域的经济活动空间布局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跨境次区域化”态势,海外投资对其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愈加凸显。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加速了全球要素流动并重塑了全球分工格局[3]。然而,跨国投资的市场覆盖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区域集中性,主要分布在北美、欧盟和亚洲三大经济圈[4],已有研究也聚焦于这些核心区域国家的投资活动[5-7]。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走出去”战略加速推进,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积极展开海外投资[8],相关研究也日益关注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行为,特别是针对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9-10],如梁育填等研究了中国企业对越南投资的区位选择和空间组织模式[11],刘晓凤等研究了国家间距离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选择时所产生的影响[12],刘辉煌等探讨了中国在对中东和北非投资中正式制度距离所产生的影响和效应[13]。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多以“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小国家为研究尺度,重点关注东道国整体层面的分析,对于中国与东道国的区域性投资,尤其是以海外投资视为重要发展策略的相对边缘区域,相关研究仍显不足。
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联邦区(以下简称“俄罗斯远东”)自1990年代以来均处于各自国家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带”。随着中俄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地经贸往来加速发展,地缘区位优势逐渐凸显。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加速了“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使黑龙江与俄罗斯远东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和“冰上丝绸之路”中获得重要枢纽地位[14]。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核心—边缘”理论,以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旨在丰富边缘区域海外投资案例研究,并为中俄区域合作与边缘地区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

1 案例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案例区概况

中国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的5个州区接壤,边境线总长2981 km,设有27个一类开放口岸(其中19个为中俄边境口岸)和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15-16]。20世纪末以来,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均出现了人口流失与经济滞缓的边缘化现象[17]。俄罗斯远东面积占俄罗斯国土总面积的36%,但人口总量不足全国的5%,自然资源极为丰富,被誉为“北半球最后的资源富集区”[18]。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远东失去了原有的补贴与政策支持,区域经济活力显著下降,人口持续流失,边缘化趋势加剧,成为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空间发展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现象[19-20]图1)。
图1 研究区概况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4)0650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图2图4同。

Fig.1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俄罗斯联邦于2018年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布里亚特共和国和后贝加尔边疆区由西伯利亚联邦区划归远东联邦区),本文在空间分析中将布里亚特共和国和后贝加尔边疆区一并纳入俄罗斯远东的范围。

1.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实地调研与空间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实地调研方面,2022年夏季在中国黑龙江省开展了两个层面的调研工作:①省级层面。调研对象包括黑龙江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办公室、商务厅、外事办公室、口岸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厅、交通运输厅等部门。调研内容主要涉及黑龙江省边境地区开发开放历史、边境贸易与对俄投资发展的历程及相关政策体系。②企业层面。对31家边境城市商贸企业进行了访谈,访谈对象包括企业部门经理与总经理,主要了解企业对俄贸易合作情况及在俄投资项目的建设历程与现状。正式访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法,每次访谈时长约为2 h。
2023年秋季,研究团队在俄罗斯远东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内容包括考察中国第一汽车集团(简称中国一汽)在俄罗斯远东的代理公司SUMOTORI,以及部分中国企业在俄罗斯远东设立的境外园区,如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经济贸易合作区和滨海边疆区现代农业经济合作区。访谈对象涵盖企业代理商、园区开发商、入驻企业法人代表,以及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市政府、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市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代表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太平洋地理所的多位经济地理学与区域发展专家。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企业投资动机、运营与发展状况及相关政策动向展开。
空间分析方面,利用ArcGIS软件,采用欧氏距离分析、叠加分析和重分类等方法,对企查查和俄罗斯企业数据库(rusprofile)获取的企业信息进行处理。数据涵盖企业及投资地的地理位置、经营范围等属性。数据资料主要参考《黑龙江商务年鉴》、黑龙江省政府公报、俄罗斯远东联邦政府文件及其他官方与非官方资料。由于《黑龙江省商务年鉴》自2023年起停刊,本文研究数据主要包括2005—2021年黑龙江省对俄投资数据,以及2002—2021年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数据。

2 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的时空演变特征

2.1 黑龙江省对俄罗斯投资的总体特征

黑龙江省对俄罗斯的投资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和空间特征,主要体现在投资规模、企业数量和行业分布,以及投资的区域空间差异上。
俄罗斯是黑龙江省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其对俄投资额在全省对外投资总额中年均占比超过50%。然而,该投资在年度分布上差异显著,整体呈现出较强的波动性。具体来看,黑龙江省对俄投资规模在2009、2015和2019年出现3个明显峰值。2005—2015年投资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在2010—2015年增长迅速,并于2015年达到峰值。此后投资流量急剧下滑,尽管2019年出现一定回升,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跨境人员与物流受限以及俄罗斯相关项目吸引力下降等因素影响,投资规模再次明显下降(图2)。
图2 黑龙江省对俄罗斯备案投资额及在对外投资中的占比(2005—2021年)

Fig.2 Heilongjiang Province's investment in Russia and its proportion in outbound investment(2005—2021)

黑龙江省企业对俄罗斯的投资数量年变化较为平稳,投资领域具有多元且集中的特征。2005—2021年对俄投资的企业数量出现3个峰值,分别为2006、2015和2016年,最低值则出现在2017年,平均每年约有66家企业获得对俄罗斯投资资格。就行业分布而言,黑龙江省企业对俄投资主要集中在林业、能源矿产和农业领域,三者投资额分别占总投资的45%、26%和12%。相比之下,制造业和商贸领域的投资额及其占比均较低。
黑龙江省企业对俄罗斯的投资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以2015—2017年为例,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投资额和企业数量均明显高于非远东地区。其中,远东地区的年均投资额和投资企业数量分别为23.08亿美元和68.6家,而在非远东地区仅为1.35亿美元和6.7家。这表明黑龙江省对俄投资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向远东地区集中的特征。

2.2 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的总体特征

通过对黑龙江省在俄罗斯远东投资的合作园区和项目的统计和分析,发现其在投资空间分布、投资行业类型、投资主体分布上具有以下特征:
在投资空间分布上,黑龙江省企业对俄罗斯远东的投资呈现出近邻性的显著特点,边境集聚效应突出。具体而言,合作园区全部集中在中俄毗邻地区,涵盖滨海边疆区、犹太自治州、后贝加尔边疆区、阿穆尔州以及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疆区。同时,投资项目也大多数分布在中俄毗邻地区,其中滨海边疆区和阿穆尔州最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堪察加边疆区、萨哈共和国等外缘地区具备一定的资源条件,并有少量的项目投资分布在这里,但在大型园区的资金量级方面,投资范围并未向这些地区延伸。
在投资行业类型上,依托于园区的农林生产和加工项目数量居多,矿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次之。从3个主要投资区域来看,它们各自呈现鲜明的投资行业特色:滨海边疆区园区建设起步最早,其园区类型以加工制造为主,同时兼有资源利用和农业产业。在项目投资领域,林业生产始终是重点,在整个研究时段内,不断有新的相关项目落地实施;犹太自治州的投资类型则以林业为主导,形成了从林木砍伐、加工到销售的完整的产业集群。此外,在该州下列宁斯阔耶和同江市之间,还开展有铁路大桥建设项目。阿穆尔州的投资类型呈现出多元分散的特点,覆盖范围广泛,涉及矿产、林业、商贸物流等多个行业。在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海兰泡)与黑河市之间的合作项目中,也有油气管道基础设施项目落地实施。
从投资主体方面来看,在园区投资的黑龙江省企业中以民营企业居多,共计19家,多数采取绿地投资的方式。企业来源地以牡丹江、黑河和哈尔滨为核心,其中牡丹江主导了12个园区和7个项目,包括中俄(滨海边疆区)现代农业经济合作区、龙跃林业经贸合作区及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经贸合作区3个国家级境外园区。黑河市与大兴安岭地区也各有3个园区投资,与哈尔滨市各有6个项目投资。位于黑河市的大型能源企业梦兰星河,专注于油气资源开发,主要投资项目有萨哈油田和阿穆尔炼化项目。这些企业部分股东来自香港、江苏、新疆等地,吸引了其他省份和地区的资本参与到对俄罗斯远东的能源投资中。

2.3 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黑龙江省在俄罗斯远东共建设有25个合作园区和33个投资项目。①合作园区类型包括资源利用型、加工制造型、农业生产型和商贸物流型。在空间分布上,各州区的园区数量差异较大,滨海边疆区和犹太自治州分布最为密集,各建有8个园区;其次是后贝加尔边疆区和阿穆尔州,分别建有4个园区,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园区相对较少,仅有1个。②项目投资具体类型包括林业、矿产开发、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商贸物流、房地产和制造业项目。从空间分布来看,滨海边疆区和阿穆尔州是项目最集中的区域,各有8个;其次是犹太自治州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各有4个项目;后贝加尔边疆区有3个项目。此外,萨哈共和国、楚科奇自治区、堪察加边疆区和萨哈林州等外缘地区也各有1个项目(图3)。
图3 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园区及投资项目空间分布(2002—2021年)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vestment parks and investment projects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by Heilongjiang Province(2002—2021)

细分来看,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的投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①2002—2005年。黑龙江省在俄罗斯远东的投资园区与项目数量较为有限,投资集中于滨海边疆区,该区域在此期间获得了3个合作园区和1个投资项目。园区投资以加工制造为主,项目投资则以林业项目为代表。资金主要来源于牡丹江市,该市也是本阶段内投资最早、规模最大的地级市。②2006—2011年。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的投资进入第一个快速发展期,投资行业高度集中于林业领域,多个园区纳入中俄林业合作二期规划,并陆续开工建设。投资主体也由原先的边境城市向省内腹地扩展。投资区域仍以滨海边疆区为主,新增1个合作园区和6个项目,后贝加尔边疆区和犹太自治州则各新增2个园区投资。③2012—2016年。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的投资进入第二个发展期,投资区域逐步向犹太自治州和阿穆尔州拓展,新建园区主要集中在资源利用和加工制造领域。其中,俄罗斯龙跃林业经贸合作区和中俄桥超前发展综合园区均落户于犹太自治州,成为该阶段的重要成果。④2017—2021年。投资数量较前一阶段有所减少,但投资行业领域更加多元,涵盖林业、矿产开发、农业和商贸物流等。阿穆尔州和犹太自治州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其中阿穆尔州以能源矿产项目为主,犹太自治州则在原有林业基础上,拓展至农业和制造业领域。投资地域进一步扩展至远东外缘地区,如萨哈共和国和萨哈林州(图4)。
图4 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空间分布演变

Fig.4 Evolution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s investment space pattern in the Far East of Russia

在投资企业性质方面,根据可确认的信息,在52家企业中,有30家为民营企业。投资方式以绿地投资为主(54个),跨国并购项目数量较少(6个),整体投资结构特征与中国对俄罗斯的总体投资趋势基本一致。

3 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

基于实地调研与访谈结果,从国家间地缘关系、政策制度环境、跨境社会资本和空间基础设施4个方面对黑龙江省在俄罗斯远东投资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3.1 地缘关系

地缘关系是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的基本条件,主要涉及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两个方面。首先,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在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的投资中具有决定性影响。199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格局和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为中俄跨境经济互动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21]。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重视与欧洲国家的经贸关系,2000年以前其对外贸易中约50%面向欧洲,对外投资中约60%流向欧洲。然而,随着欧盟和北约的东扩,俄罗斯与欧美的关系日趋紧张,促使俄罗斯加大与中国等亚太国家双边与多边合作,进一步推动了对远东地区的开发和对外合作。
其次,地缘经济对黑龙江省在俄罗斯远东投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投资区位选择和投资行业类型上。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之间形成了基于地理邻近性的天然地缘经济联系,其核心体现在资源优势、生产要素禀赋及经济结构互补性上[22]。通常,边缘区域因经济基础薄弱,往往依托自身自然资源优势吸引外部投资。基于此,黑龙江省企业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的动机以资源寻求型为主,投资区位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分布特征。黑龙江省早期对俄罗斯远东投资主要集中在阿穆尔州和滨海边疆区,重点开发农业、林业和矿产资源。而远东内陆地区如萨哈共和国西南部及北库页岛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23],开发这些资源成为俄罗斯的国家优先事项[24],但由于资金和技术短缺,俄罗斯积极引入外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25]。因此,萨哈共和国、堪察加边疆区和萨哈林州在中后期获批的重大投资项目多以资源开发利用型为主。
此外,在贸易结构上,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之间存在较强的经济互补性[26]。黑龙江省主要从俄罗斯进口原木、肥料、原油、钢材、纸浆等资源型产品,同时向俄罗斯出口服装、鞋类、纺织品等轻工业制成品[27],形成了明显的贸易互补格局。为了满足跨境贸易运输需求,接近边界和港口的地区兴建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如跨境铁路桥梁和港口设施,代表性项目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及楚科奇自治区佩韦克港等地的交通、电力和通信工程建设。

3.2 政策制度

在跨国投资过程中,跨国公司通常比本地公司对区域激励政策更为敏感,其区位选择显著受到区域政策的影响[28]。黑龙江省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投资布局,无论是在投资区位、主体分布还是投资方式上,都呈现出明显的政策导向特征。1990年代,黑河、绥芬河等沿边城市被设立为边境开放城市,获准发展边境小额贸易并建立边境经济合作区。进入21世纪后,牡丹江、黑河等地的企业率先在俄罗斯远东参与合作园区建设,特别是在2014—2017年投资热潮期间,单家企业的平均投资额达到高峰。此时期,大量国有企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围绕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代表性项目包括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和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等。同时,依托国内自贸区、跨境经济合作试验区等政策平台,成功吸引了江苏、浙江等外省资本参与对俄罗斯远东投资。
在俄罗斯方面,自1990年代以来,远东地区面临人口流失和经济衰退的问题,边缘化和空间发展两极化成为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空间格局的显著特征之一[29]。为促进两国毗邻地区的协调发展,中俄两国政府出台了多项合作规划,代表性文件包括《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明确提出加强口岸与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运输合作、发展中俄合作园区等具体目标。在投资政策的制定上,俄罗斯不断加大对远东地区的扶持力度。2012年,设立远东发展部和远东发展公司,并于2018年改组为远东与北极发展部。2015年,设立超前社会经济发展区(ASEDZ)[30]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31]。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相比,入驻超前社会经济发展区和自由港的企业投资者可享受显著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自首笔利润起5年内免缴利润税、土地税、采矿税等主要税种,同时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境外园区也可享受特定的优惠待遇。这种政策环境引导了黑龙江省企业更多采用绿地投资方式,在俄新建项目以获取政策优惠。目前,除马加丹州外,俄罗斯远东均已设立超前社会经济发展区,其中滨海边疆区设区数量最多。此外,个别地方政府还出台了针对性政策,例如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设立了专门的发展协会,旨在为吸引中国企业投资营造有利的营商环境。在区域性政策引导下,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的投资规模持续增长,投资项目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3.3 跨境社会资本

跨境社会资本(Cross-Border Social Capital)是指两国相邻边境地区民众通过互动与往来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特殊的社会资源通过联结处于跨境社会网络中的一般性个体与在社会领域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重要个体,构建起紧密的人际关系体系,使网络内各主体能够从中获益[32]。其中,合作共建、移民回流与亲属关系是跨境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开放和高度互动的边界环境中,有效增加了社会资本的存量。
在产业与经贸领域,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33]。自2000年以来,黑龙江省的企业,或与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合作,或独立探索转型路径,陆续在俄罗斯远东建立境外合作园区[34]。以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园区为例,其投资主体为东宁吉信工贸集团,该集团创始人在早期通过租赁俄罗斯厂房加工木材,积累了境外经营经验,随后将木材加工生产线引入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园区,并配套提供工商注册、税务申报、卫生检验、治安维护、金融服务、货物通关、劳务签证办理、驻外人员出入境等一系列综合服务。2009—2014年,园区入驻的中国企业数量增至28家,2011年园区总销售收入超过2.7亿美元,实现进出口总值逾2亿美元,派遣国内劳务人员1500人,带动中国境内近2万人就业。在这一产业合作共建过程中,企业与当地民众的往来互动和人文交流为后续跨境投资积累了可观的社会资本。
另一方面,黑龙江省也是俄罗斯移民的首选聚居地,跨境婚姻、留学等现象频繁,俄罗斯远东居住的华人数量已超过25万。移民与亲属关系网络在中俄之间构建起了密集的信息传递“社会通道”。通常情况下,当投资者在投资地拥有密切的个人关系时,该地区更容易被投资者优先选择[35]。在信息不对称、经济联系薄弱的边缘区域进行投资时,投资者在信息获取、信任建立与投资决策方面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36]。较大的人口基数促使社会关系网络更加密集,从而使投资活动更倾向于流向人口规模较大的地区。

3.4 空间基础设施

良好的空间基础设施是实现投资回报并推动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纵深发展的重要保障,主要包括跨境交通设施和合作园区等内容。黑龙江省目前拥有3个铁路口岸、4个空运口岸、6个公路口岸和13个水运口岸,与俄罗斯远东形成了5对重要的跨境城市: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抚远—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同江—下列宁斯阔耶、绥芬河—波格拉尼奇内、东宁—乌苏里斯克(双城子)。这些跨境城市作为连接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陆海联运的重要节点,成为跨境基础设施网络的核心支撑[37-38]。其中,黑河市依托双子城优势,向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投资的园区和项目数量位居首位。
然而,长期以来俄罗斯远东基础设施配套水平低下,成为制约黑龙江省企业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的重要因素。基础设施匮乏导致运输成本上升,迫使投资者更加依赖靠近原材料产地以实现高效生产的布局策略[32]。受此影响,黑龙江省企业在俄罗斯远东投资建设的园区主要集中于铁路、公路和海港周边地区。为突破基础设施瓶颈,中俄两国积极推进跨境基础设施共建项目,有效改善了跨境交通的连通性。主要项目包括中俄同江铁路大桥(2022年通车)、中俄洛古河大桥(2022年通车)、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黑龙江公路大桥(2023年通车)等重要跨境通道的建设。与此同时,俄罗斯启动了新一轮远东地区交通设施建设计划,提出包括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在内的超级能源通道建设,旨在满足远东地区发展对能源供给和投资转化的需求。在国际交通走廊建设方面,2016年底俄罗斯联邦政府批准了“滨海1号”和“滨海2号”国际交通走廊开发构想。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前沿,黑龙江省同步提出了“龙江陆海丝路带”发展战略,旨在打造连接绥芬河—满洲里—俄罗斯—欧洲铁路与绥芬河—俄罗斯远东港口的陆海联运通道,实现与俄罗斯国际交通走廊的有效对接。
此外,俄罗斯远东也通过完善合作园区基础设施配套、积极吸引外资,依托于园区的农业、林业生产和加工项目数量越来越多。同时随着交通运输设施的向外延伸,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的区域布局逐渐从中俄边境的核心区向其外围地区扩展,包括萨哈林岛、堪察加边疆区等新兴投资热点地区,一批重大项目陆续落地,如堪察加的农业生产项目、北极航线的楚科奇海港项目。

3.5 影响因素作用机制

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的投资受地缘关系、政策制度、跨境社会资本和空间基础设施4个主要因素的影响。每个因素不仅是有利的,而且在4个维度上相互补充(图5)。其中,地缘政治关系的改善为投资者提供了宏观环境,地缘经济联系的存在则使投资主体能够直接参与远东地区的经济活动。在中国经济重心改变与俄罗斯空间发展两极化的背景下,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开始从个别地市发起,逐步形成与俄罗斯远东政策倾斜相互呼应的推动与吸引因素,其中政策制度在这一体系中起到调控作用。一方面,政策可引导跨境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流动,推动空间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另一方面,在实施过程中,政策制度也会受到跨境社会资本和空间基础设施状况的反馈影响,需要根据实际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以适应双边投资合作的动态需求。跨境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经济要素,在区域合作和国家政策支持下实现有序流动,为投资活动提供人际网络支持、信息渠道和信任基础,进而促进投资效率的提升。与此同时,跨境社会资本带动的投资增长也反向促进了政策制度的完善与空间基础设施的发展。此外,空间基础设施则是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的物质保障。完善的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投资成本、提升投资效率,还能保障投资回报的可持续性。基础设施条件的优化进一步吸引更多投资者和企业进入,促进跨境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流动,形成良性循环。
图5 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

Fig.5 The mechanism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s investment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本文以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为例,研究了边缘区域海外投资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①黑龙江省对俄投资规模在不同年份间波动显著,对俄投资在整体对外投资中的比重年际差异较大。投资领域以资源类行业为主,投资主体主要为民营企业,多采用绿地投资的方式进入。
②对俄罗斯远东的园区投资主要分布于中俄毗邻州区,园区类型集中在加工制造、资源利用与农业产业领域。项目投资同样高度集中于中俄接壤地区,仅有少量项目布局于远东外围地区,主要涉及石油、矿产开发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
③在投资时序演变上,2002—2005年,投资数量较少且大部分项目来源于牡丹江市,投资目的地全部集中在滨海边疆区;2006—2011年,投资数量显著增加,投资主体由边境城市扩展至黑龙江省腹地地区;2012—2016年,犹太自治州和阿穆尔州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区域;2017—2021年,园区与项目数量有所减少,但外围地区如萨哈共和国和萨哈林州开始吸引投资布局。
④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的空间格局受地缘关系、政策制度、跨境社会资本与空间基础设施四大因素的协同影响。其中,地缘关系为投资活动提供宏观环境基础,政策制度的引导和调整对投资活动具有显著调控作用,跨境社会资本和空间基础设施则分别从社会资源支撑与物质保障角度,促进了投资的实现与扩展。

4.2 讨论

当前,中俄经贸合作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分别位于各自国家空间均衡发展战略的重点区域(即中国的“东北振兴”和俄罗斯的“远东开发”战略)。以此为案例开展边缘区域海外投资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区域创新价值,也为实践探索提供了新的样本。在既有“核心—边缘”理论框架中,边缘区域通常被视为经济活动的被动承接地,但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作为中俄两国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带,近年来逐步展现出依托地缘区位优势主动推进跨境区域协同发展的积极态势。尽管如此,与“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受投资地区相比,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总体规模仍然偏小,投资结构也有待进一步优化。同时,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行方面仍存在一定短板,如跨境交通设施效率不高、城市间联动性不足、边境口岸通关能力有限等问题,成为制约投资深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针对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的现状,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优化与拓展:
①充分依托俄方北极东北航线航线沿线港口资源优势,深化跨境物流合作。中俄远东经贸合作区已获准入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港,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国家级园区也已建设商贸物流厂房,可重点发展仓储运输、电子商务等功能性业务。同时,应积极探索北极航线沿线新兴港口区域的投资布局,把握北极航运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②积极加强与国内其他省份企业的联合投资,或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充分利用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境外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支持,基于系统调研与风险评估,稳妥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长期回报。③扎实推进对中俄跨国与边境合作法律框架的系统研究,借鉴欧洲、后苏联地区及美墨边境等跨境投资合作实践,评估其在中俄边境区域的适用性与局限性。同时,深入解读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国家战略及地方发展规划中文本对邻域因素的考量逻辑,为黑龙江省优化对俄投资布局、提升跨境合作效能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1]
Lomeu G C. From success to failure:Under what conditions did mercosur integrate?[J].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2016, 31(4):855-897.

[2]
Khitakhunov A, Mukhamediyev B, Pomfret R. Eurasian Economic Union:Present and future perspectives[J]. Economic Change and Restructuring, 2017, 50(1):59-77.

[3]
贺灿飞. 高级经济地理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4]
Rugman M A, Verbeke A. A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and Global Strateg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4, 35(1):3-18.

[5]
Thangavelu M S, Narjoko D. Human capital, FTA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into ASEAN[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4,35:65-76.

[6]
Hamilton F E I.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nd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976, 67(5):258-278.

[7]
Breandán Ó hUallacháin, Reid N. Source country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J].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10, 44(3):272-285.

[8]
薛凤旋, 杨春. 外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J]. 地理学报, 1997, 52(3):3-16.

[9]
蒋冠宏, 蒋殿春. 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J]. 世界经济, 2012, 35(9):21-40.

[10]
唐晖玥, 王俊松. 中国对外基建投资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 2025, 44(2):359-377.

[11]
梁育填, 卢澈, 郭子靖, 等. 中国跨国公司对越南投资的区位选择与空间组织模式研究[J]. 地理研究, 2025, 44(3):842-860.

[12]
刘晓凤, 葛岳静, 赵亚博. 国家距离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J]. 经济地理, 2017, 37(11):99-108.

[13]
刘辉煌, 刘畅. 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直接投资的影响[J]. 经济地理, 2023, 43(4):32-40.

[14]
俄罗斯经济“向东看”与中俄经贸合作[J]. 欧亚经济, 2015(1):1-47,126.

[15]
黄季夏, 张天媛, 王利, 等. 俄罗斯油气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及可达性评估[J]. 地理学报, 2020, 75(9):2009-2024.

[16]
Yumin X, Shuang Z.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border trade between Heilongjiang and Russia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uter software analysis[J]. Journal of Physics:Conference Series, 2021, 1744(4):042101. DOI:10.1088/1742-6596/1744/4/042101

[17]
刘艳军, 汤爽爽, 吴康, 等. 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中国人口研究热点与展望[J]. 经济地理, 2021, 41(10):97-105,142.

[18]
陈梁. 黑龙江省扩大对俄罗斯远东投资的问题、机遇及对策选择[J].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2011(3):46-50.

[19]
Мотрич Е Л, НАЙДЕНC H. Миграцион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J]. Проблемы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2015(5):108-118.

[20]
初楠臣, 张平宇, 吴相利, 等. 俄罗斯东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J]. 生态学报, 2021, 41(24):9717-9728.

[21]
李晓玲, 刘志高, 谭爽, 等. 中国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跨境经济合作空间组织模式的演变[J]. 地理学报, 2022, 77(8):2083-2096.

[22]
杨文龙, 杜德斌, 刘承良, 等.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内部因素[J]. 地理学报, 2016, 71(6):956-969.

[23]
Krueger A O. 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How we lear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1):1-22.

[24]
刘清才, 刘涛. 西方制裁背景下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战略与中俄区域合作[J]. 东北亚论坛, 2015, 24(3):84-93,128.

[25]
贺灿飞, 胡绪千, 杨文韬. 地缘关系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J]. 世界地理研究, 2019, 28(6):1-10.

[26]
陆南泉, 于小琴, 彭传勇, 等. 东北全面振兴与远东大开发:中俄区域合作视角[J]. 城市观察, 2023(6):29-57.

[27]
郭力. 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学理性研究——以黑龙江省与俄罗斯的贸易合作为例[J]. 国际贸易问题, 2012(6):40-48.

[28]
Dunning J H.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1.

[29]
特鲁仁宁, 董雅文, 张磊, 等. 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近30余年的发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6):941-950.

[30]
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 俄罗斯超前发展区[EB/OL]. https://www.economy.gov.ru/material/directions/regionalnoe_razvitie/instrumenty_razvitiya_territoriy/tor/, 2024-01-10.

[31]
Avdeev. The free port of Vladivostok[J].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2017, 59(10):707-726.

[32]
Xiangming C. As Boeders Bend[M]. Washington DC: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33]
Chaoxue S, Xiaoling L, Hongshi H, et al. Centennial analysis of human activity intensity and associated historical events in Heilongjiang River Sino-Russo Watershed[J].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24, 34(2):280-293.

[34]
Perkmann, Markus. Cross-border regions in Europe:significance and drivers of regional cross-border co-operation[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3, 10(2):153-171.

[35]
李小建. 经济地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36]
Puffert D J. Path dependence in spatial networks:The standardization of railwaytrack gauge[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02, 39(3):282-314.

[37]
Xiaobo S, Cansong L. Bordering dynamics and the geopolitics of cross-border tourism between China and Myanmar[J]. Political Geography, 2021, 86(3):102372.

[38]
Newman D. The lines that continue to separate us:Borders in our 'borderless' world[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6, 30(2):143-161.

文章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