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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 >

2025 , Vol. 45 >Issue 7: 95 - 107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7.010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可及性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匹配格局及其驱动力——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 潘義承 , 1 ,
  • 王佃利 , 1, 2, ※
展开
  • 1.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山东 青岛 266200
  • 2.山东大学 国家治理研究院，中国山东 济南 250100
※王佃利（1971—），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服务、城市治理。E-mail:

潘義承（1998—），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治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4-09-30

  修回日期: 2025-01-25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8-28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A095)

山东省社科联人文社会科学课题(2023-ECDZ-025)

山东大学政管学院培新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SDZG2024020208&2024020205)

收起

Matching Patterns and Driving Forces of Accessible Elderly Care Resources and Elderly Popul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 PAN Yicheng , 1 ,
  • WANG Dianli , 1, 2, ※
Expand
  • 1.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Shandong University，Qingdao 266200，Shandong，China
  • 2. Institute of State Governanc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Shan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9-30

  Revised date: 2025-01-25

  Online published: 2025-08-28

Fold

摘要

可及性养老资源是衡量养老服务供给效能的关键指标，对于构建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聚焦长三角城市群，依托多源数据，采用核密度分析、一致性系数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了可及性养老资源和不同生命周期老年人口的空间格局、匹配特征及背后的驱动机制。 结果表明：①可及性养老资源呈现“一体两区多核心”格局下的“Z”字型集聚空间分布。同时，“核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边缘城市”等级分化下的空间非均衡发展结构明显。其中养老机构呈“沿江沿湾”分布，社区老年文娱场所为“多点状”集聚。②老年人口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楔形集聚区”，沿沪宁、沪杭通道形成“一体两翼”格局。细分群体中，不健康但生活可自理与不健康且生活不可自理群体集中于沪宁轴带，健康群体有向郊区扩散趋势，三类群体均呈现“中心—外围”衰减规律但速度各异。③可及性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的空间协调性弱，资源与人口的协调程度由中部地区向四周递减。细分类型中，养老机构富足类城市占比较高，社区医疗匹配类占比较低，文娱设施滞后类占比突出。社区老年文娱场所整体匹配度最优，其次为社区医疗卫生场所。省际差异显著，浙江资源聚集程度多高于对应老年人口，安徽、江苏、上海多呈资源滞后特征。长三角南部形成了“富足—匹配”交错带，资源滞后类围绕北部和西部连片分布。④可及性养老资源的空间分异受多种因素共同驱动，地区财政支出、老年人口数和媒体关注度等人文环境因素是影响养老资源布局的主要因素。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相对有限，但与人文环境因素交互后，影响作用显著增强。

关键词： 可及性; 养老资源; 老年人口; 社区; 空间分布; 地区财政支出; 长三角城市群

本文引用格式

潘義承 , 王佃利 . 可及性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匹配格局及其驱动力——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J]. 经济地理, 2025 , 45(7) : 95 -107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7.010

Abstract

Accessible elderly care resources serve as a pivotal indicator for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provision, holding immense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public service system. Focusing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YRDUA), this study employs multi-source data and analytical methods including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consistency coefficient analysis,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 method to examine the spatial patterns, demographic-resource alignment,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accessible elderly care resources across different elderly life cycle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ccessible care resources exhibit a "Z-shaped" clustered spatial distribution under a "one-body, two-zones and multi-core" framework, with pronounced hierarchical disparities following a "core city-regional central city-marginal city" structure. The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are distributed "along the river and the bay", and the community elderly recreation places are "multi-point" clusters. 2) Elderly populations form a Shanghai-centric "wedge-shaped concentration zone" with a "one-body, two-wings" pattern along the Shanghai-Nanjing and Shanghai-Hangzhou corridors. Among specific subgroups, unhealthy seniors who are self-care capable and those who are self-care incapable are concentrated along the Shanghai-Nanjing axis, while healthy seniors show a trend of suburbanization. All three groups exhibit a "core-periphery" decline pattern, though at varying rates. 3) Spatial coordination between care resources and elderly demographics is weak, with resource-population alignment declining from central to peripheral regions. Resource-type analysis shows: cities with abundant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account for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cities with well-matched community healthcare places account for a relatively low proportion, and cities with lagging community elderly recreation places have a prominent proportion. Community elderly recreation places demonstrate best overall fit, followed by community healthcare places. Inter-provincial disparities are notable: Zhejiang resources generally surpass elderly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s, while Anhui, Jiangsu, and Shanghai show resource deficits. The southern parts of the YRDUA forms a "surplus-matching" interlaced zone, with resource-deficient areas clustering in northern and western regions. 4)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accessible care resources stems from multi-factorial drivers. Human environment factors-particularly regional fiscal expenditure, elderly population size, and media attention-are primary determinants. Natural environment impacts are relatively limited but gain significance through interactions with human environment factors.

Key words： accessibility; elderly care resources; elderly population; community; spatial distribution; regional fiscal expenditure;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已达到2.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8.7%，预计“十四五”期间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完善和提升养老服务将成为各地政府推进公共服务现代化体系建设的重点工作。然而，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仍存在着供需配置的偏差问题：养老机构布设不合理、基层医疗资源不足、老年文娱活动缺失，以及各类养老资源在地理空间上获取困难等。实际上，公共服务供需偏差问题本质上还是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问题。从2005年“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提出，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公共服务政策表述的转向，深刻体现了公共服务“保障广大民众充分享有公共服务权利，切实满足其公共服务现实需求”的本质属性，也标志着我国的公共服务现代化体系建设迈入了一个以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为目标导向的新发展阶段。在既有成果基础上，系统评估以可及性为核心的养老服务体系与老年群体需求的适配程度，深入分析服务供给效能，既是推进养老服务现代化转型的内在要求，也可为破解我国老龄化社会治理难题提供路径参考。基于此，本研究聚焦养老服务供给核心载体——可及性养老资源空间设施的布局与供需适配性，通过空间维度解析服务资源配置情况，为构建精准化的现代养老服务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
养老资源的空间规划实践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起步较早，发展较为成熟[1-2]，为学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国外研究多数围绕养老设施空间布局特征及空间布局效益探索[3-4]、老年人口与空间设施的供需关系探索[5]等，也有从动机层面剖析老年人住宅选择逻辑，探求人与设施之间的互动关系[6-8]。相比于国外，国内学者对养老资源空间布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类：一是探索老年人口和养老机构的分布特征及二者的数量适配关系，为城市养老设施的后续规划提供决策参考[9-12]；二是对地区既有养老设施的可达性进行刻画，为设施的布局优化提供依据[13-16]；三是基于相关指标对地区养老机构的空间格局进行因子探索，尝试解释空间分异背后的逻辑机理[17-19]。此外，也有从微观层面出发，对老年群体的养老场所选择原因进行探析，如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追踪数据、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等，从老年个体情况、人口特征、家庭情况、社会经济维度等，研究老年人选择养老机构背后的影响因素[20-22]。现有研究在养老资源空间分布及配置领域积累了丰富成果，为理解供需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存在两方面局限：①研究视角多聚焦养老机构，对其余资源类型探究不足，而且集中于老年人口与养老资源数量上的空间匹配，即“是否有”，而较少从老年人“能否获得”的视角探讨供给有效性；②既有成果在分析资源与人口适配问题时，将老年群体视为同质化整体，未充分关注群体内部的异质性，需求差异被忽视，制约了精准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基于以上情况，为响应养老服务体系现代化对多样化需求及精准化适配的双重要求，本文聚焦长三角城市群，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和一致性系数分析，对养老资源和老年群体的空间格局及二者适配性进行评估，并借助地理探测器解析养老资源空间差异成因，以期在回应公共服务本质属性和老年群体差异化需求基础上，为政府宏观把握养老资源可及性现状、优化区域养老配置格局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1 理论分析框架

1.1 可及性理论与养老资源

“可及性”源于拉丁文“Accessus”，意为接近、进入及使用的权利。1968年，安德森首次在医疗服务领域界定该概念，将其视为衡量公民获得均等医疗服务的标准，体现个体实际利用医疗服务的程度[23]。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官方文件中纳入公共服务可及性概念，强调卫生服务可及性是指居民便捷获取医疗卫生服务的程度。此后，可及性概念界定及评价指标选取成为研究重点。苏曦凌等认为可及性是公民在无歧视下接近服务项目，实现供需多维度的适配[24]；杨宝等将其视为服务的“使用状态”，而非“存在状态”，体现服务对象与供给系统的匹配度[25]；Katarina构建了教育领域可及性分析框架，涵盖可获得性、可邻近性、可接受性和可适应性四维度，用于衡量使用和供给之间的适配情况[26]；曾伏娥等提出基于可获得性和空间可达性的医疗资源可及性衡量指标，探索定点医院和就医人员间的匹配性[27]。由此可见，尽管不同研究对可及性内涵的表述有所侧重，但其核心始终聚焦于需求主体与供给内容或服务间的适配程度。可及性理论自提出以来，即被广泛应用于剖析公共服务问题，其“匹配度”和“适合度”内涵使其在公共服务领域具有逻辑性和科学性[28]。将养老资源视为公共服务，源于其符合公共服务的本质属性和评判标准。公共性是公共服务的核心特征，可从价值、功能、过程和结果4个维度识别[29]。在价值层面，养老资源供给承载公共利益与社会福祉责任；在功能层面，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需求，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在过程层面，依托公共权力与政策工具配置资源；在结果层面，保障老年群体享有养老资源权利，提升生活质量，强化公共服务效果。

1.2 分析框架

目前，不同学科视角对可及性的解读侧重于静态，然而从生命历程的时间维度审视，个体养老服务需求与社会养老资源供给的匹配过程，是一个需要持续动态优化调整的演进系统。在退休初期，老年群体尚有劳动能力，但从长期从事并熟悉的领域中逐步退出，伴随的是身份和角色的转变，他们渴望在新的环境中找到自我价值，实现个人潜能，并寻求新的社会认同。在这一阶段，对养老资源的可及性需求会率先集中在文娱、社交活动方面。随着生命周期的演化，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开始下降，健康问题逐步凸显，进入“不健康但生活可自理”阶段。保障身体健康，按自己的意愿作息、饮食、娱乐，保持生活的主动权与自主性，是此阶段老年群体的主要追求。其中，健康咨询、保健护理等医疗卫生资源的供给就是这个时期老年群体重点的可及性需求。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长，老年人身体机能严重衰退，步入“不健康且生活无法自理”阶段，此时对衣食住行、健康护理及情感陪伴等全方位照护的需求愈发迫切。在此阶段，养老资源的可及性需求将高度聚焦于养老院等能够提供专业化、长时间持续照料的全方位服务机构上。显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问题理应被置于整个养老生命周期的框架内进行审视，通过将“可及性理论”与“生命周期理论”相耦合，为可及性理论赋予“时间”维度的内涵（图1）。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养老可及性定义为：基于养老生命周期需求的养老服务与资源供给之间的适配程度。
图1 可及性养老资源空间分布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Fig.1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ccessible elderly care resources

基于对养老可及性理论的回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策略的核心在于确保养老服务的双重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养老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可达性。①从可获得性维度审视，要强化养老服务需求与社会供给在数量和类型上的匹配，提升服务数量的广泛覆盖性与服务类型的精准契合性，满足老年群体全生命周期的差异化需求。具体而言，即要保证各生命周期阶段的老年群体能够获取到相应阶段所需的对应的资源。对于刚退休的老年群体，其能够获取文娱社交资源；对于身体机能下降但生活可自理的老年群体，医疗卫生资源能够得到重点保障；对于身体机能严重衰退、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能够充分获得养老机构资源等。②在可达性逻辑下，养老服务要强化其对于老年群体的空间可达性，即依据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与行动能力，合理规划养老设施的空间布局，确保老年群体能公平、便捷地获取必要的养老服务。老年群体普遍面临着体力衰退和活动范围受限的实际状况，社区（村）作为老年人生活的主要区域，是确保公共服务设施供给能够切实满足其需求、实现高度可及性的最为关键的场域。对于医疗设施与文娱设施的选址而言，优先考虑社区内部或紧邻社区边缘，让老年人在步行可达的距离内享受到基础的医疗服务与文娱活动，这样的布局策略符合可及性公共物品的配置逻辑。综上，本文选取养老机构、社区医疗卫生场所、社区老年文娱场所三类养老资源（以下合称“可及性养老资源”）为研究对象。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从广义上看，基于长三角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长三角城市群的范围始终处于调整当中[30]。为了准确把握长三角城市群的范围指向，本文的“长三角城市群”为2016年提出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所采用的这一具有明确政策依据的概念，其范围地跨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包括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在内的共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文中简称“城市”）。作为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长三角城市群的公共服务发展较好，城市间一体化探索的时间较早，协同模式成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也相对较高[31]，具有率先探索公共服务可及性的现实条件（图2）。这些特点使长三角城市群在回应公共服务新发展阶段要求上具有特殊优势。同时，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密集性高、老龄化问题显著，是中国最早直面人口老龄化挑战、养老负担最为沉重的地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长三角城市群60岁及以上老年人有3451万人，约占地区总人口20.9%，已进入国际认证的中度老龄化社会。其中，南通市的老年人口占比更是高达30.01%，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因此，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研究可及性养老资源和老年人口匹配格局及其驱动力问题更具区域代表性。
图2 研究区域与可及性养老资源空间分布

Fig.2 Study area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ccessible elderly care resources

2.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收集了长三角城市群的养老资源POI数据、老年人口数据和相关驱动因子数据。POI数据于2022年5月通过高德地图网络爬虫获取，涵盖“科教文化服务”“医疗保健服务”“体育休闲服务”3个属性大类下的所有相关养老资源设施。经过筛选和清洗，剔除重复、停业和位置偏差数据后，最终得到35305条有效数据，每条包含ID、名称、经纬度等信息。利用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http://bzdt.ch.mnr.gov.cn/）提供的矢量地图数据，结合ArcGIS软件进行坐标和投影转换，完成数据可视化，为后续分析提供支持（表1，图2）。老年人口数量来源于各城市《2020年人口普查年鉴》。驱动因子数据中，地区财政支出和空气中细颗粒物浓度来源于202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公众关注度和媒体关注度来源于百度指数平台2021年数据，平均气温来源于NCEI平台2021年数据 ① ，风景名胜数据来源于网络爬虫获取的POI数据整理。
表1 POI数据的分类及数量

Tab.1 Classification and quantity of POI data

资源分类 包含POI 数量（条）
养老机构 养老院、敬老院、福利院、老年公寓、光荣院、护理院、供养中心等 5408
社区医疗卫生场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 25697
社区老年文娱场所 社区老年大学、社区老年之家、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老年活动室 4200

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核密度分析及一致性系数分析，从养老资源的空间聚集密度、老年人口的空间聚集密度及二者的供需匹配等方面进行探究，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地理探测器探讨养老资源空间格局形成的驱动力。

2.3.1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用于反映养老资源和老年人口在空间上的密度分布情况，可通过ArcGIS可视化操作直观展示。公式如下：
f x = 1 / n h ∑ i = 1 n k x - x i / h
式中： f ( x )为核密度分析值，值越大，表示养老资源或老年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越密集； n表示养老资源数量或老年人口数量； h为带宽（ h 0）；（ x - x i）为点 x到 x i处的距离。

2.3.2 一致性系数分析

一致性系数分析（CRP）也即匹配度分析，在本文中用于评估某城市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的匹配程度。具体来说，是指某城市养老资源数在长三角城市群养老资源数中占比与该城市老年人数在长三角城市群老年人数中占比的比值。其中，CRP>1.1为资源富足类，0.9≤CRP≤1.1为资源匹配类，CRP<0.9为资源滞后类。公式如下：
C R P i = f a c i / ∑ f a c i e l d i / ∑ e l d i
可及性养老资源的一致性系数为：
C R P i = ∑ i = 1 n f a c i / ∑ f a c i 3 e l d i / ∑ e l d i
式中： n为养老资源的细分类型。

2.3.3 地理探测器

本文运用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32]中的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定量分析各类指标对养老资源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

3 长三角可及性养老资源和老年人口空间格局分析

3.1 养老资源的空间集聚特征

通过核密度分析方法探究长三角地区养老资源集聚性的具体表现，可视化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长三角城市群养老资源核密度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ernel density of elderly care resources in the YRDUA

①可及性养老资源（图3a）。从集聚性上看，呈现“一体两区多核心”格局下的“Z”字型集聚空间分布。其中，“一体”是以上海大都市圈为核心的高密度集聚区，沪杭锡构成了该区域的核心节点；“两区”分别是以苏锡常为中心的环太湖次高密度集聚区和以杭嘉甬为中心的环杭州湾次高密度集聚区；“多核心”则涵盖了上海、无锡、杭州、宁波、南京、合肥、台州等多个集聚点，它们共同构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多点集聚网络。作为长三角的核心区域，上海大都市圈在可及性养老资源的集聚程度上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发挥着龙头引领作用。环太湖地区和环杭州湾地区的城市则通过“组团式”发展，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明显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同时，以合肥、南京为代表的集聚核心节点，也在区域性引领中逐渐发展成为长三角地区可及性养老资源建设的重要支撑点。最终，通过“龙头引领、组团辐射、多点共建”的发展模式，长三角城市群的可及性养老资源集聚布局总体串联形成了“Z”字型的连片分布特征。从均衡性上看，“核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边缘城市”梯度结构明显，呈现出空间非均衡性。其中，沪杭锡等核心城市在资源的集聚密度上占据领先地位，紧随其后的常州、苏州、合肥、南京、宁波、台州、镇江、金华等区域中心城市，资源集聚密度次之。相比之下，非中心城市的养老资源建设则较为薄弱，形成了清晰的“核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边缘城市”等级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核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均为二线及以上城市，表明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在养老资源的分布上更为密集。从地理位置上看，核心城市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的东部，而区域中心城市则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的北部；长三角西部地区的养老资源集聚密度普遍较低。从省级行政区看，核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主要集中在沪苏浙三省（市），这些地区协同发展程度较高，形成了多个连片发展区。这既得益于它们作为中心城区，地理距离较近，易于形成聚集性发展，也因为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较好且相对均衡，养老资源丰富，辐射范围广泛。安徽省的可及性养老资源建设目前则仍处于起步阶段。综上，长三角城市群的可及性养老资源分布呈现出城市等级分化结构下的空间非均衡发展特征。
②分养老资源类型。由图3b~图3d可知，政策导向对基层医疗卫生场所建设的长期大力扶持，让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为代表的基层医疗体系发展得较成熟，整个城市群基层医疗卫生场所数量达25697所，占可及性养老资源总量的72.8%，养老机构和社区老年文娱场所建设较缓慢，前者占总量15.3%，后者占总量11.9%。从集聚特征来看，社区医疗机构的“一体两区多核心”布局特点相比整体更为鲜明，区域协同连片发展的态势尤为明显。特别是在盐城和南通等地，集聚程度的加深为长三角地区可及性养老资源的一体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养老机构的集聚核心则呈现出“沿江沿湾”的分布格局，其中沿江集聚带以长江水运航道为依托，串联起安庆、马鞍山、南京、芜湖、常州、无锡、苏州和上海等城市，形成了一条集聚发展的主轴；而沿湾集聚带则是围绕杭州湾展开，形成了另一大养老机构集聚区。长江沿岸和杭州湾周边地区凭借丰富的水文景观和优越的整体环境，为养老机构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社区老年文娱场所的密度覆盖范围相对较小，但其“多点状”集聚格局特征却更为突出。这意味着，以安庆、芜湖、马鞍山、扬州、湖州为代表的新兴城市，在养老资源的发展上不再单纯依赖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而是开始通过自主探索的路径，积极建设社区老年文娱场所，逐渐成为区域资源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从均衡性角度看，“中心—外围”的城市等级分化结构持续主导三类资源的不均衡空间分布。省际发展差异显著，上海、江苏、浙江在三类资源的发展上明显领先于安徽。同时，长三角东西部建设进程不协调，东部地区在三类资源的建设上步伐更快，进一步加剧了区域间的不均衡。

3.2 老年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

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是优化可及性养老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在老年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养老资源更多，分布也更广。根据核密度分析，老年人口空间集聚格局如图4所示。
图4 长三角城市群老年人口核密度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ernel density of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YRDUA

①老年人口（图4a）。从集聚形态看，长三角城市群老年人口核密度空间分布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楔形集聚区”，沿沪宁、沪杭通道向苏州、嘉兴等城市延伸，呈现“一体两翼”的连片状分布格局。其中“一体”指上海大都市圈高密度核心区，老年人口密度最高，形成绝对集聚中心；“两翼”分别为沿沪宁铁路的苏南次高密度带（南京、常州、镇江）和沿沪杭铁路的浙北次高密度带（杭州、嘉兴、绍兴），构成区域性集聚轴。与可及性养老资源核密度空间分布类似，老年人口的均衡性特征也表现为“核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边缘城市”的三级梯度结构。上海作为超大型城市，老年人口密度远超其他城市；南京、杭州、合肥等区域中心城市形成次级集聚节点；台州、金华等边缘城市密度较低，呈现明显的空间衰减规律。这种梯度差异与城市能级高度相关，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的集聚效应显著。地理分布上，东部沿海和北部平原形成高密度连绵区，西部山区密度普遍较低。省际差异上，沪苏浙三地老年人口密度均值较高，安徽则较低。这种空间分异总体上反映了长三角老龄化进程的阶段性差异。
②基于养老生命周期的老年人口。由图4b~图4d可知，从集聚形态看，三类老年人口均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团块状集聚，但辐射范围存在差异：不健康且生活不可自理群体高密度区集中于上海—苏州—南京轴带，不健康但生活可自理群体则继续向北延伸至南通。而健康群体覆盖范围最广，除了上海这一绝对核心外，在苏南、浙北形成了大范围的次级集聚区。均衡性上，三类群体均呈现“中心—外围”衰减规律，但衰减速度不同。不健康且生活不可自理群体梯度最陡峭，边缘城市密度骤降；健康群体梯度相对平缓，安徽滁州等地仍保持一定密度。省际差异上，沪苏浙三地各类老年人口密度均显著高于安徽。地理方向上，三类群体均有“东高西低”特征，但健康群体表现出向郊区扩散的趋势，反映健康老人可能更倾向环境较好的近郊居住。这种空间分异既有医疗资源分布对不健康群体的制约，也存在环境质量对健康群体的吸引力，为差异化养老资源配置提供空间依据。

3.3 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的匹配性分析

利用长三角城市群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一致性系数（CRP），解析区域间养老资源供需匹配的空间格局与差异。依据CRP值，划分三类区域：资源富足区（CRP>1.1），养老资源充裕优势，远超老年人口集聚水平；资源匹配区（0.9≤CRP≤1.1），养老资源投入集聚性与老年人口分布集聚性基本吻合，实现集聚协调；资源滞后区（CRP<0.9），养老资源供给不足，亟需加大投入以满足老年人口需求。
从可及性养老资源上看，长三角城市群的资源集聚性与老年人口集聚性之间呈现弱协调特征（图5a）。从匹配类型看，资源匹配类城市8个，占全域城市总数的30.8%；弱协调性城市18个，占比69.2%，其中资源富足类和资源滞后类各9个，均占全域城市总数的34.6%。从省际空间看，浙江省的资源富足类城市最多，占该类型城市总数的5/9，主要得益于其民营经济活跃，社会资本较早介入养老服务领域；江苏省的资源滞后类城市最多，占该类型城市总数的5/9；安徽省的各类型分布无明显数量特征；上海市的养老资源和老年人口数量都处于较高水平，但其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较多，养老需求旺盛，导致资源相对紧张，属于资源滞后类城市，这说明资源和人口比例并非理想状态下的一一对应。从地理空间上看，资源匹配类城市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中部地区，资源富足类城市主要集聚在长三角南部地区。这些地区中的城市均位于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的前沿，经济发展较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资源滞后类主要聚集在长三角北部地区。可见，各类型城市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存在集聚性，资源和人口的协调程度由中部地区逐渐向四周递减。
图5 长三角城市群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匹配类型空间分布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tching types between elderly care resources and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YRDUA

分养老资源类型看，各类养老资源与不同生命周期的老年人口间同样呈现弱协调特征（图5b~图5d）。在推进公共服务均衡可及性背景下，养老资源配置需更精准匹配不同状态老年人群体的空间集聚特征。数据显示，养老机构资源匹配类城市仅占11.5%，资源富足类占比最高，达53.8%；社区医疗卫生场所资源匹配类占比11.5%，资源富足类和资源滞后类的比例相当，占比分别为46.2%和42.3%；社区老年文娱场所资源匹配类占比19.2%，资源滞后类占比最高，达50%。三类养老资源的平均协调发展水平排序为：社区老年文娱场所（0.932）>社区医疗卫生场所（1.116）>养老机构（1.125）。省际空间上，浙江城市的各类养老资源聚集程度多高于所对应的老年人口聚集程度。安徽和江苏的多低于老年人口聚集程度。上海仅社区老年文娱资源建设实现协调，而社区医疗和养老机构资源可能受土地资源限制呈现出不协调特征。地理空间上，长三角南部区域依托杭州、宁波等经济强市，形成“富足类—匹配类”交错带，资源滞后类围绕长三角北部和西部区域集中连片分布。

4 长三角可及性养老资源空间分异驱动机理

4.1 驱动力探测

4.1.1 指标选取

养老设施不仅是老年人活动的载体，也是为满足老年群体需求而设计的行为活动实体产物。环境行为学认为，人的行为活动受到周围多层次、多维度的物质环境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对于养老设施而言，地区的自然风景、气候条件、社会经济结构等环境因素均对养老设施的建设与布局有着直接且深远的影响。更为关键的是，这些环境因素间并非独立地起作用，而是相互交织、彼此依存，通过复杂的交互机制共同作用于养老设施（图6）。
图6 可及性养老资源驱动力分析框架

Fig.6 Analysis framework of accessible elderly care resource driving force

作为多类型、多等级的公共服务场所，养老资源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众多。参考环境行为学理论，结合相关研究[19,33]，将驱动因素分为人文环境维度和自然环境维度（表2），前者主要考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养老事业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后者考察地区生态适宜情况，是养老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人文环境发展分别从老年人口、财政支出与社会关注3个角度考察，具体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60岁及以上人口数（Elder）、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Fie）以及百度搜索指数（Baidu1） ① 和百度资讯指数（Baidu2） ② 作为表征。自然环境则从空气质量、气候环境及景点资源3个角度展开，具体选取全年日均可吸入细颗粒物浓度（Ifpm）、1月份（Temp1）和7月份（Temp7）的日均气温、风景名胜POI数量（Spot）作为表征指标。以梳理的8个影响因子指标为自变量，养老资源数量为因变量，在计算比较不同的离散化方法后，最终选择自然断点法进行自变量的最优空间离散，除1月和7月份气温数据离散为4类，其余则离散为5类。
表2 可及性养老资源驱动力指标及说明

Tab.2 Driving force index of accessible elderly care resource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单位） 指标释义与计算 来源
人文环境 Elder（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Fie（万元） 地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数额 统计年鉴
Baidu1 百度搜索指数日均量·365天/地区人口 百度指数
Baidu2 百度资讯指数全年日均量 百度指数
自然环境 Ifpm（μg/m3） 地区全年日均可吸入细颗粒物浓度 统计年鉴
Temp1（℃） 1月份的日均气温 NCEI数据
Temp7（℃） 7月份的日均气温 NCEI数据
Spot（个） 提取的风景名胜POI数量 POI二类数据

4.1.2 因子探测

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对人文环境及自然环境因素进行长三角城市群养老资源的空间格局单因子分析。表3的统计结果显示，影响可及性养老资源空间分布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Fie（0.764）>Elder（0.692）>Baidu2（0.659）>Spot（0.591）>Baidu1（0.576）>Ifpm（0.539）>Temp1（0.350）>Temp7（0.295）。其中，地区财政支出、老年人口数及媒体关注度3个变量的因子解释力q值均在0.6以上，表明这3类因素显著影响地区可及性养老资源空间分异情况。同时，不同类型的养老资源对应的解释因子类别及强度并不相同，对养老机构空间分布解释力最大的因子是媒体关注度（0.791），其次是地区财政支出（0.654）、老年人口数（0.638）。
表3 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分析结果

Tab.3 Analysis results of factor detection by geographical detector

变量 可及性
养老资源		 养老机构 社区医疗
卫生场所		 社区老年
文娱场所
Elder 0.692*** 0.638** 0.654*** 0.404
Fie 0.764*** 0.654** 0.722* 0.674***
Baidu1 0.576** 0.600*** 0.470* 0.611***
Baidu2 0.659** 0.791*** 0.497 0.821***
Ifpm 0.539** 0.432* 0.513* 0.459*
Temp1 0.350* 0.180 0.343 0.322*
Temp7 0.295* 0.150 0.384** 0.164
Spot 0.591*** 0.471** 0.536** 0.502**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

一致性分析表明，养老资源建设取决于供求关系，而非仅老年人口比例。当前，长三角地区养老机构和社区老年文娱场所资源滞后类城市数量较多，整体地区供求关系紧张。媒体能放大供求信号，同步推动政策响应、社会组织参与和资本聚集，超越财政支持和人口数量的单个因素影响。公办养老机构依赖财政支出，民办养老设施受市场调节，老年人口多则需求大。社区医疗卫生场所的分布主要受地区财政支出（0.722）和老年人口数（0.654）影响。作为公共设施，其建设和运营依赖财政支持；同时，社区医疗卫生机构自负盈亏，受市场调节，老年人口越多，需求越大。而对于社区老人文娱场所而言，因子解释力q值较强的是媒体关注度（0.821）、地区财政支出（0.674）、公众关注度（0.611）。从各因子上看，地区财政支出、公众关注度、空气质量以及地区景点因素均对3类养老资源的空间分异产生了影响。老年人口数对养老机构和社区医疗卫生场所2类养老资源产生驱动作用，媒体关注度对养老机构和社区老年文娱场所2类养老资源产生影响。气候因素仅对社区医疗卫生场所或老年文娱场所中的1类养老资源具备驱动效果。

4.1.3 交互探测

为深入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养老资源影响因子间的相互作用情况，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中的交互探测器模型进行分析（图7）。其中，单因素的探测结果q值显示在热力图对角线上的方格中，其余方格则显示为横纵两因素的交互探测结果q值。而双因素的交互探测结果表明：根据王劲峰等划分的交互作用类型[32]，本文中养老资源受两因子叠加交互的作用模式主要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两类，且交互作用的q值均高于单因子q值，说明长三角城市群养老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是多个驱动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图7 长三角城市群养老资源交互探测结果

Fig.7 Interaction detection results of elderly care resources in the YRDUA

由图7a可知，交互探测结果中的地方财政支出和1月平均气温交互作用（Fie∩Temp1）的q值高达0.941，对可及性养老资源的解释力最强；其次是媒体关注度与空气中细颗粒物浓度（Baidu2∩Ifpm）、地方财政支出和7月平均气温（Fie∩Temp7）等因子的交互作用，分别为0.934和0.927。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因子（Temp1和Temp7）在单因子探测中影响力较为有限，而与其他因子发生交互后，解释力显著增强，说明气候对可及性养老资源空间分布格局的驱动需在与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充分体现。
图7b~图7d分别展示了各因子交互探测后对养老机构、社区医疗卫生场所以及社区老年文娱场所的叠加驱动效果。在单因子探测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条件下，财政支出与景点资源（Fie∩Spot）、与老年人口（Fie∩Elder）交互后对养老机构的作用效果最大，q值分别达0.957和0.952。财政支出与7月气温（Fie∩Temp7）、与空气质量（Fie∩Ifpm）对社区医疗卫生场所的交互影响作用最大，q值分别为0.966和0.897。可见，财政支出与其他因子的结合，最有可能对“养”与“医”机构的空间分布格局产生主要驱动。而媒体关注度与1月气温（Baidu2∩Temp1）、与景点资源（Baidu2∩Spot）、与空气质量（Baidu2∩Ifpm）的交互是社区老年文娱场所空间格局的最大解释力之一，q值分别为0.982、0.968、0.954，说明，自然环境因素只有与媒体关注等人文环境因素交互才能有效驱动“文娱”设施空间格局的形成。
综上发现，地区财政支出、老年人口数量以及媒体关注度共同构成了塑造城市多样化养老资源空间布局的核心驱动力。相较于人文环境因素的显著影响，自然环境因素在引导城市养老资源空间分布上的作用普遍有限，其唯有与地区财政支出、媒体关注度等关键人文环境要素实现深度互动，才能显著增强其对养老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印证了自然禀赋优越地区，在推动养老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依托坚实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以充分释放其环境优势，实现对养老资源的显著促进与高效配置。

4.2 驱动机理解释

①从人文环境维度审视。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养老资源具有公共物品本质属性特征，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政府有责任通过财政支出确保其有效供给。对于长三角城市群内的养老资源，增加财政支出不仅能够增强服务场所的供给量与品质，也能借助“公共财政溢出效应”促进地方经济与社会福祉提升，进而影响老年人对养老城市及养老场所的选择偏好。社会关注度作为社会需求的外在“风向标”，通过打造和强化社会热点，将社会需求同时转化为政府、社会和市场三方的实际行动，推动养老资源建设进入地方政府的工作议程，激发企业的养老设施投资热情，提升社会组织的养老服务参与积极性，促使资源进入新一轮的建设和调整阶段。社区医疗卫生场所虽也受益于社会关注度提升带来的资源倾斜，但从供需的角度来看，医疗资源配置的核心驱动力仍在于满足实际的医疗需求，此外还受疾病谱变化及医疗资源自身特性共同影响。所以，医疗设施的规划要在充分考虑人口实际医疗需求的情况下，关注多维度影响。老年群体是养老机构的唯一服务群体，二者的供需关系直接影响了养老机构的空间分布格局。老年人属于疾病多发或慢性病高发人群，是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需求群体之一，为了满足老年人日常医疗照护和健康管理需求，社区医疗卫生场所的布局会受到老年人口布局的影响。在社区空间资源约束情形下，各类养老资源间存在空间上的竞争关系。基础性需求的满足具有优先性，而文化娱乐设施作为非基础性需求，其空间布局往往受到其他更为基础需求的设施挤占。因此，相比于老年人口数量，文化娱乐设施的空间布局受到社区空间资源约束和空间竞争的影响更为明显。
②从自然环境维度审视。老年人群体因其生理机能下降和代谢减缓，对环境中的潜在健康风险因素具有较高敏感性，周围环境质量已成为养老资源布局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老年人对优美自然景观的偏好，不仅是对舒适养老环境的本能向往，也是其追求身心健康、提升生活品质的直接体现。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生产和生活资源需求大幅增长，自然空间被不断压缩，优质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愈发凸显，加剧城市生态环境的压力的同时，也成为养老资源地域配置的关键引力因素。尽管气温变化影响老年人生活和健康，但普遍认为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改善居住条件和使用技术适应环境变化，削弱其对养老资源布局制约。此外，以舒适性气温为代表的健康地理资源开发饱和后，资源发展将逐渐转向医疗服务、生活配套等因素。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为导向，聚焦《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的26座城市，基于35305个养老资源POI数据和老年人口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及统计模型，系统探究了养老资源和老年人口的空间格局、匹配特征及其成因。主要结论如下：
①长三角可及性养老资源的空间分布呈现“一体两区多核心”非均衡格局：以上海大都市圈为高密度区，环太湖和环杭州湾构成次高密度带，南京、合肥等形成多核心支撑点，整体为“Z”字型连片分布。“核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边缘城市”三级梯度分布结构明显，其中长三角东部和北部资源密集，西部资源密度低。从资源类型看，社区医疗卫生场所总量大，建设成熟，“一体两区多核心”集聚特征更为突出；养老机构呈“沿江沿湾”分布；社区老年文娱场所呈“多点状”集聚。从空间分布看，省际分化明显，沪苏浙领先于安徽，东部建设快于西部，整体呈现城市等级分化下的空间非均衡发展。
②长三角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呈现以上海为核心的“楔形集聚区”，沿沪宁、沪杭通道形成“一体两翼”连片格局：上海为高密度核心区，苏南、浙北构成次级集聚轴，边缘城市密度梯度递减。省际差异显著，沪苏浙密度均值高于安徽，东部沿海高于西部山区。细分群体中，不健康群体高密度区集中于沪宁轴带，健康群体覆盖范围最广且向郊区扩散。三类群体均呈现“中心—外围”衰减规律，但衰减速度不同，健康群体梯度最平缓。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异既受医疗资源分布制约，也与环境质量吸引有关。
③长三角可及性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分布存在明显弱协调性。资源富足类城市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南部，资源滞后类城市多在北部和中部，资源匹配类城市分布较为分散。从类型看，养老机构富足类占比较高，社区医疗匹配类占比较低，文娱场所滞后类占比较高。协调度排序为：社区老年文娱场所最优，其次为社区医疗卫生场所。省际差异上，浙江资源聚集程度多高于对应老年人口，安徽和江苏多低于对应老年人口，上海仅社区老年文娱资源建设实现协调，社区医疗和养老机构资源因土地限制存在不协调情况。地理上，长三角南部形成“富足—匹配”交错带，资源滞后类围绕北部和西部集中分布。
④人文环境因素显著影响长三角可及性养老资源空间分异，自然环境因素与其交互后，影响作用被放大。可及性养老资源的空间分异受到多种因素共同驱动，其中人文环境因素如地区财政支出、老年人口数量和媒体关注度等对其具有显著影响。而包括空气质量、气候环境和景点资源在内的自然环境因素，虽然对养老资源的空间分布有一定影响，但其作用相对有限，需要与人文环境因素共同作用才能显著影响养老资源的布局。
针对长三角城市群可及性养老资源分布不均和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未来应坚持基于老年人口结构特征和行为状况特征“按需定供”，科学规划，强化区域均衡布局，汇聚各方资源形成合力，推动可及性养老资源建设水平提升。本文作为对可及性养老资源空间分布的积极探索，受限于数据维度，仅从机构类型和区位角度探讨养老资源可及性，尚未纳入负担成本、服务内容等要素，限制了研究内容的丰富程度。随着社会实践推进和信息公布完善，构建精准多元要素体系将成为可能。此外，本文未从时间尺度解析养老资源及老年人口的演变。因此，未来研究可聚焦可及性维度的多样性与时空多维度演变，进一步剖析养老资源和老年人口的时空演化规律及二者匹配特征，尝试为优化养老资源配置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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