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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7: 56 - 65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7.006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城乡融合发展：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空间分异

  • 曾广录
展开
  • 长沙学院 乡村振兴研究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22

曾广录（1967—），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政府财政与乡村振兴。E-mail：

收稿日期: 2024-07-16

  修回日期: 2025-04-30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8-28

基金资助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23JJ30086)

收起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Roles

  • ZENG Guanglu
Expand
  •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angsha University，Changsha 410022，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16

  Revised date: 2025-04-30

  Online published: 2025-08-28

Fold

摘要

地理环境对政府和市场这两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力量起制约作用，导致两者作用的空间分异。文章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和地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基于2010—2020年湖南省12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从时空维度运用计量模型方法实证探讨了城乡融合发展中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空间分异特征。 结果表明：①政府和市场都显著地推动了湖南省各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但总体上政府作用大于市场作用，市场在推动湖南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②地理环境对湖南各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起制约作用，地理环境对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发挥存在门槛效应，并表现出很强的空间分异特征：地理环境好的县域，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大于政府；地理环境差的县域，政府的作用大于市场。据此，文章提出了在城乡融合发展决策中有效实现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分别与各地区地理环境状况相匹配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城乡融合发展; 政府作用; 市场作用; 地理环境; 门槛效应; 空间分异

本文引用格式

曾广录 . 城乡融合发展：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空间分异[J]. 经济地理, 2025 , 45(7) : 56 -65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7.006

Abstract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onstrains the roles of both government and market forces in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eading to spatial variations in their effectiveness. Based on county-level panel data from Hunan Province (2010-2020),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d measures indicators related to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t explor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roles i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from both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employing econometric modeling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Both government and market forces significantly driv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Hunan's counties, but overall, the government's role outweighs that of the market. There remains substantia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market's contribution to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Hunan. 2)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onstrains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Hunan's counties, exhibiting a threshold effe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forces, with pronounce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counties with favorabl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the market plays a greater role than the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hereas in counties with poor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the government's role surpasses that of the market. Based on theoretical logic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study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effectively align the role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forces with th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regions in decision-making for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government; the role of market;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reshold effec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战略，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之所以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是因为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短板。正因如此，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梳理已有的文献发现，涉及城乡融合发展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理论探讨，如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1]、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路径[2]、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3-4]等；二是实证角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这些因素主要有数字经济和人力资本[5]、县域基础设施[6]、新质生产力[7]、要素流动[8]、财政分权与支出偏向[9]、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水平[10]等；三是城乡融合发展指标的测度及评价研究，如张天帷等基于“基础—过程—绩效”框架的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测度研究[11]，代梦婷等对江苏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测度评价研究[12]。
从宏观视角看，政府和市场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两种基本力量。但中国地域辽阔，城乡融合发展涉及全国各个乡镇，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各异，致使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发挥受到其不同程度的制约，因而积极探索各区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十分重要[13-14]。已有研究都是从清晰界定两者边界的视角来探讨两者的关系，很少有根据具体的、实际的影响因素来探讨两者关系的成果。基于此，本文试图基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基础理论，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讨地理环境差异对政府和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用带来的影响，以期为地方政府出台因地制宜的城乡融合发展举措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借鉴。

1 城乡融合发展中政府和市场作用空间分异的理论逻辑

1.1 城乡融合发展：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理论基础

魏后凯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涵盖了经济、产业、社会服务、人口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融合发展，其中经济和产业的融合发展是社会服务、人口和生态环境融合发展的基础[15]。基于Samuelson的经济学思想，由于经济和产业更多地属于私人产品的生产活动，应主要依赖市场的力量来实现，后三者更多地属于公共产品领域，应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实现。当然，城乡融合发展会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不能把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绝对地割裂开来：在清晰界定政府和市场作用边界的基础上，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巨大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对解决客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的独特功能，通过“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优势互补，推动城乡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高质量发展。

1.1.1 市场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模式，价格机制在调节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在市场机制下，各市场主体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经济人”的这种逐利动机促成了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内生发展动力，这种动力是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最基础、最强大的力量。
城乡融合发展是以县域为主体，在经济、社会、生态、治理等多方面的城乡共同发展和系统化发展的过程，目的是缩小城乡差别，从根本上解决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痼疾，而其中城乡经济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融合发展的关键。经济理论和国内外经济运行的历史经验充分表明，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有效的一种经济运行模式。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来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才能为城乡融合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基础和经济基础，最终才能有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例如，现阶段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人口、土地和资本要素主要是单向集聚于城市，导致城乡发展失衡。具体而言，土地要素本来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源，但在土地财政激励下导致政府过度干预，造成土地单向集聚[16]，其负面影响已经扩散到社会及经济结构治理层面[17]；农村人口长期单向流向城市，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失，农村空心化现象加剧，制约了农业生产力发展和乡村社会发展[18]；农村资本大量流向城市，使得城乡发展差异特别是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因此，要深化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通过土地、人口、资本等要素汇聚形成规模—集聚效应，促进各类要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实现高效配置，进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20]。

1.1.2 政府是城乡融合发展中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

袁方成等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两个系统之间基于功能差异，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共享为目标所进行的相互作用、共同演进的动态过程[8]。其长远目标是实现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要素流动自由化、公共资源配置均衡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生活质量等值化[15]。根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要完成这些目标，没有政府的参与是行不通的。因为政府是这些市场失灵领域的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外生动力，在中国更是如此。首先，政府的权威、权力职能和责任担当决定了其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能够有效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具体来说，政府主导下的制度改革和创新能够构建起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机制，通过制定出合理的城乡发展规划和有效的土地、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同时，政府凭借其他外部力量不具有的征税、统筹等权力或权威所获得的强大财力，有针对性地加大对相关城镇和乡村的财政投入，可有效提供城乡融合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生态治理、农业科技研发等公共产品，进而优化城乡融合的结构配置及其功能，直接实现社会服务、人口、生态等众多方面的融合发展目标。其次，政府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需要从根本上打破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壁垒，构建起有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市场环境，这就需要通过法律手段破除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垄断经营，让私人资本拥有平等的市场地位，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公平合理、信息公开、自由流动、优胜劣汰的营商环境。再次，政府提供的功能性公共产品因具有外部溢出效应，能够增加城乡私人投资的边际产出，提升私人的投资动力，政府通过制定有效激励政策也可刺激私人资本在城镇和乡村投资，进而推进城乡经济和产业的融合发展。总之，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权威性外部力量。
综上所述，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都对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起正向的推动作用。

1.2 城乡融合发展：地理环境视角下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空间分异

地理环境是指一个地区在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光照等自然环境方面的特征，是一个地区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地理特性或空间特性。一般来说，一个地区地理环境的差异伴随着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

1.2.1 地理环境影响政府对城乡公共产品干预的力度

根据Samuelson的经济学理论[21]，按照属性产品一般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纯私人产品3种类型，由于其市场失灵的程度不同，政府干预的程度也应不同：前者由政府提供最有效率，后者由市场提供最有效率，而准公共产品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从城乡融合发展的地域范围看，主要是县域内的城镇和乡村，其公共产品主要为地方性的准公共产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生态治理、农业可持续发展、教育和医疗保障等，政府作用的力度需要根据具体产品的生产成本及其市场失灵的程度来决定[22]。
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地理位置优越、地势平坦、气候适宜的地区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相对较低，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相应降低，政府投入也就能相应降低；同时，地理环境好的地区其自然资源禀赋状况有利于吸引私人资本投资，市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加充分，市场失灵的程度或领域减少，一些准公共产品通过市场就能得到有效供给（例如，为投资城乡地区的某些特色项目，企业会自愿进行包括公路、桥梁、环境美化等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干预的领域和力度也就相应减少。反之，地理位置偏远、地势险峻、气候恶劣、光照不足的地区，其自然资源禀赋状况很难吸引市场投资，产业发展一般比较落后，这些准公共产品市场失灵的程度不仅会增强，而且投入的成本也会提高，要实现均衡发展，政府发挥作用的程度随之会提升。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性，农业不仅属于生产粮食这一私人消费品的产业，还承载着农民的社会保障、社会稳定和农村一般性公共产品等功能[22]，但由于受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农业这一具有社会保障等功能的公共产品的公共性强度会有所不同：在偏远和落后的或者地理环境较差的农村，农民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农业是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农业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很强；而在城市郊区或地理环境优越的发达农村地区，农民收入来源多种多样，农业不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其社会保障功能弱，公共性程度低。因此，地理环境是影响农业社会保障功能发挥作用强度的重要因素，进而决定着政府作用的强度：地理环境越差的地区，政府越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确保其社会保障功能，反之则可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发展农业，政府可相对减少对农业的投入。
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也属于公共产品领域，同样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在不同乡村地区，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难易程度是有差异的：地理环境好的乡村，市场化程度高，发展基础好，实施的难度低；相反，地理环境较差的乡村，市场化程度低，发展基础差，实施的难度大。当然，地理环境影响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难易程度，本质上就是影响国家在不同乡村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投入成本：在地理环境好的地区，实施的成本低，政府可相对减少财政投入；在地理环境差的地区，实施的成本高，需要政府增加财政投入。

1.2.2 地理环境影响私人在城乡地区投资的内生动力

市场虽然是推动城乡经济和产业融合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但这种动力会受到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影响：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越高，市场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内生动力越不足，反之则越足。一般来说，在县域经济和产业融合发展中，地理环境及其由此形成的自然资源禀赋越好的地区，交通发达、技术力量集中、人口素质高、信息充分、资源丰富，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对较低，投资的收益率就可能越高，私人投资的动力就会越强，市场在城乡经济和产业融合发展中有效发挥作用的概率大幅提升，相应地政府的作用就可降低；反之，地理环境越差的地区，不仅各种资源相对贫乏，人口素质相对低，营商环境也相对较差，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对较高，投资的收益率就有可能降低，私人投资的动力不足，市场在城乡经济和产业融合发展中有效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会减小，政府的作用就应该相应提升。例如，作为推动城乡经济和产业融合发展的土地、人口、资本、技术等重要生产要素，在地理环境好的城乡地区，由于基础条件优越，这些生产要素很容易通过市场机制流向这些地区，市场在要素流动中能够发挥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私人投资的动力自然就很强；相反，地理环境差的城乡地区，由于基础条件差，需要政府的激励作用或政府的直接投资行为才有可能实现生产要素向这些地区的流动。

1.2.3 地理环境差异导致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空间分异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虽然政府和市场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两种基本力量，但都会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地理环境优劣改变了政府和市场在不同地理环境地区发挥作用的理论依据，其本质就是改变了两者在不同地理环境地区市场失灵的程度大小及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高低，进而形成两者作用的空间分异特征（表1）：地理环境好的县域，由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各种成本相应降低，市场失灵的程度降低、领域减少，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更能有效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政府发挥的作用可以相应降低；地理环境差的县域，由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各种成本相应提高，市场失灵的程度提升、领域增加，政府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应发挥比市场更大的作用。因此，在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中，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除了要清晰界定各自作用的边界外，还要看影响两者发挥作用的具体因素，地理环境就是这样一种重要因素。
表1 不同城乡地区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空间分异

Tab.1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roles in different urban-rural areas

融合发展领域 地理环境好的县域 地理环境差的县域
经济与产业 以市场作用为主 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参与
公共品供给 政府和市场可以共同提供 以政府供给为主
总体特征 政府作用<市场作用 政府作用>市场作用
综上所述，政府和市场这两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力量都会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作用会导致两者作用的空间分异：地理环境好的县域，市场的作用要大于政府的作用；反之，地理环境差的县域，政府的作用要大于市场的作用。

2 城乡融合发展中政府和市场作用空间分异的定量分析

2.1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1 城乡融合发展和地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①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城乡融合发展是指县域内的城镇和乡村在经济、社会、人口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融合发展。根据这一内涵，参考齐心、林毅夫、彭十一等的研究成果[6,23-24]，本文从经济、产业、社会服务、人口和生态融合5个方面选取14个二级指标，并运用熵权法确定各自的权重（表2）。
表2 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2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属性 权重
经济融合 人均GDP GDP/总人口（人/元） + 0.21533
城乡居民收入比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
城乡居民消费比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
产业融合 产业升级水平 二三产业增加值/一产业增加值 + 0.28225
就业结构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
人均农业产值 农业总产值/总人口（人/元） +
农业现代化水平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总面积/（kW/hm2） +
社会服务融合 教育水平 中学生数量/总人口 + 0.21529
医疗水平 卫生技术人员总数/总人口 +
人均用电量 总用电量/总人口（kW·h/人） +
人口融合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总人口 + 0.07176
生态融合 能源消耗 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降低率（%） + 0.21537
化肥使用强度 化肥使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t/hm2） -
薄膜使用强度 农用薄膜使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t/hm2） -
②地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本文对地理环境的定义，结合湖南省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得性，用反映各县域地理位置的偏远度指数（I1）和各县域的地形地貌指数（I2）2个指标来综合计算各县域的地理环境指数。地理环境指数（PDI）值越小，地理环境越好，反之越差。具体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见表3。
表3 地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3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来源或赋值方法
地理环境 地形地貌（0.5） 所在地级市整体地形地貌（乘数因子θ） 五大地形地貌：河网平原=0.1；带状山丘=0.2；延伸丘山=0.3；隆起丘陵=0.4；切割山地=0.5
山地面积占比（0.79） 县域山地面积/县域总面积
丘陵面积占比（0.21） 县域丘陵面积/县域总面积
偏远度（0.5） 离省会的距离/km（0.5） 百度地图
离地级市的距离/km（0.5） 百度地图

2.1.2 计量检验方法

2.1.2.1 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政府和市场力量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根据第1部分的理论分析和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实际因素（如政府和市场投资、居民消费、政府公共支出和就业情况等），设计如下基准模型：
Y i t = α 0 + α 1 Y i , t - 1 + α 2 X 1 i t + δ Z i t + u i t
Y i t = α 0 + α 1 Y i , t - 1 + α 2 X 2 i t + δ Z i t + u i t
式中：i和t分别表示县域和年份；Y表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这一被解释变量；X1、X2分别表示核心解释变量政府综合作用（包括政府支出和各种国有经济投资）和市场综合作用（包括各种非国有经济投资）；Z表示其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控制变量，如消费、外出就业人口、地理环境等。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分别突出政府作用的综合力度和市场作用的综合力度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模型（1）中以政府综合作用X1为核心解释变量，分散的市场投资分别作为控制变量；模型（2）中以市场综合作用X2为核心解释变量，分散的政府支出和投资分别作为控制变量。μit表示随机干扰项，反映观测误差、遗漏变量、随机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对于动态面板数据，要有效消除变量间的内生性，保证结果的可靠性，一般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并选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为了检验地理环境对政府和市场作用的门槛效应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借鉴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25]，本文设计门槛回归模型如下：
Y i t = α 0 + α 1 Y i , t - 1 + α 2 X 1 i t M K i t ≤ r + α 3 X 1 M K i t r + δ Z i t + u i t
Y i t = α 0 + α 1 Y i , t - 1 + α 2 X 2 i t M K i t ≤ r + α 3 X 2 M K i t r + δ Z i t + u i t
式中： M K i t表示门槛变量，本文为各县域地理环境指数（PDI）；r表示门槛值，在该门槛值的左右两侧，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分别取不同的值，即回归线存在一定的“弯折”。

2.1.2.2 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说明

计量检验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有2个：①政府作用综合指数。本文用各县域人均政府财政支出、政府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个变量的综合值（变量的权重均取0.5）来体现政府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程度。②市场作用综合指数。本文用各县域人均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人均房地产投资规模2个变量（民间投资规模）的综合值（两变量的权重值均取0.5）来反映市场机制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程度。根据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其他因素和实际情况，设置以下控制变量：①人均消费品零售额，用各县域消费品零售总额除以总人口，反映消费情况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②农村外出人口就业比，本文用农村外出就业人口占农村全部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体现外出就业人口因素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③地理环境指数（PDI），作为基准模型的控制变量，可体现地理环境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实际影响。④虚拟变量D，是否为贫困县，D=1为贫困县，D=0为非贫困县。因模型（1）和模型（3）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政府作用综合指数，故设定⑤人均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⑥人均房地产投资规模2个控制变量，以体现各种私人投资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模型（2）和模型（4）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市场综合作用因素，故设定⑦人均财政支出和⑧人均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个控制变量，以体现各种政府作用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2.1.3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根据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其地域范围主要是指县域内的城镇和乡村。湖南省地处中部地区，各县域地理环境差异大，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居全国中等水平，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因此，本文选取湖南省122个县域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对于缺失值，用插值法弥补。用于计算地理环境指标的相关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和湖南省122个县域的政府门户网站；其余数据来源于2011—2021年《湖南统计年鉴》和《湖南农村统计年鉴》。
表4展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知，2010—2020年湖南省122个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平均水平为0.424，居于全国中等偏低水平，其中最低水平为0.307，最高水平为0.658，基本体现了湖南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际；地理环境指数的平均值为0.297，其中最高值为0.021，最低值为0.716，基本反映了湖南省各县域的地理环境概貌。
表4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4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 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xrhzs 城乡融合发展指数 1342 0.424 0.051 0.307 0.658
lnrjCZZC 人均财政支出的对数 1342 8.544 0.522 6.930 10.020
lnrjGYJJ 人均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1342 9.007 0.941 5.869 11.176
lnrjFGYJJ 人均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1342 9.628 0.980 6.236 11.909
lnrjHDC 人均房地产投资对数 1342 7.549 1.299 2.400 10.719
lnrjLSZE 人均消费品零售额对数 1342 9.385 0.812 7.359 11.925
WCYKb 外出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1342 0.088 0.068 0.000 0.627
PDI 地理环境指数 1342 0.297 0.147 0.021 0.716

2.2 结果与分析

根据评价指标测算出2010—2020年湖南省122个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指数、政府作用指数、市场作用指数、地理环境指数等指标值。为了使结果可信、直观和可视，首先进行计量模型检验，然后利用ArcGIS软件绘制地图和Excel软件生成数据表进行时间和空间维度分析。

2.2.1 基于计量模型检验的结果分析

2.2.1.1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表5展示了对基准模型进行GMM回归的结果，其中列（1）和列（2）分别为模型（1）和模型（2）估计的结果。2个模型中，AR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Hansen）的P值表明，模型设定很好地消除了内生性问题。具体来看，列（1）中政府作用的指数值为0.0049，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2010—2020年政府投资每增加1万元，湖南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指数提升0.0049；列（2）中市场作用的指数值为0.0040，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2010—2020年市场投资每增加1万元，湖南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水平会提升0.0040。综合来看，政府和市场都显著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但政府的作用总体上大于市场的作用，这表明市场力量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表5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Tab.5 Baseline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统计量 （1）城乡融合发展指数 （2）城乡融合发展指数
城乡融合发展指数滞后一期 0.4774***（0.026） 0.4807***（0.027）
政府作用综合指数 0.0049***（0.001）
市场作用综合指数 0.0040***（0.001）
人均财政支出对数 0.0029***（0.002）
人均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对数 0.0013***（0.001）
人均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对数 0.0019***（0.001）
人均房地产投资规模对数 0.0016***（0.000）
人均消费品零售额对数 0.0209***（0.002） 0.0206***（0.002）
外出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0.0032（0.001） 0.0038（0.003）
地理环境指数 -0.0463***（0.007） -0.0469***（0.011）
常数项 -0.0266***（0.007） -0.0279***（0.007）
AR(1) P=0.000 P=0.000
AR(2) P=0.1504 P=0.1472
Hansen's J P=0.2659 P=0.3182
样本量 1342 1342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里数值为标准误。表6~表7同。

从控制变量看，2个模型的结果都表明，财政支出、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消费品零售额等变量都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体现了城乡融合发展中投资和消费的重要作用。当然，总体上，2个模型中控制变量外出劳动力人口的抑制作用不显著，这可能与地区差异有关（外出人口比例高的地区对其融合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被外出人口比例低的地区抵消）。地理环境指数的系数值显著为负，而且2个模型的系数差异只有0.0006，说明地理环境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性作用，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2.1.2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分析

进一步地，要进行门槛效应检验，需要确定门槛临界值，并进行存在性检验。经检验（检验结果省略，可向作者索取），在分别以政府作用综合指数和市场作用综合指数为解释变量时，都存在5%水平上显著的单一门槛值0.2866。说明政府和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作用产生空间分异的地理环境指数临界值为0.2866。
表6展示了对模型（3）和模型（4）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的结果（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省略，可索取）。其中，列（1）结果表明，当地理环境指数值低于0.2866时，政府支出每增加1万元，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增加0.0067；而当地理环境指数值高于0.2866时，政府支出每增加1万元，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增加0.0111，后者比前者的值高0.0044，也就是说，当地理环境指数跨过门槛值后（地理环境变差后），政府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提升了0.0044。列（2）结果表明，当地理环境指数值低于0.2866时，市场投资每增加1万元，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增加0.0137；而当地理环境指数值高于0.2866时，市场投资每增加1万元，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增加0.0095，后者比前者的值低0.0042，也就是说，当地理环境指数跨过门槛值后（地理环境变差后），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下降了0.0042。
表6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Tab.6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1）城乡融合发展指数 （2）城乡融合发展指数
政府作用综合指数（PDI≤0.2866） 0.0067***（0.001）
政府作用综合指数（PDI>0.2866） 0.0111***（0.001）
市场作用综合指数（PDI≤0.2866） 0.0137***（0.001）
市场作用综合指数（PDI>0.2866） 0.0095***（0.0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调整后的R2 0.8373 0.8387
样本量 1342 1342
综上结果发现，政府和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在地理环境状况上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当地理环境状况较好时（PDI≤0.2866），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要高于政府的作用（0.007）；当地理环境状况较差时（PDI>0.2866），政府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要高于市场的作用（0.001）。

2.2.1.3 门槛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前，政府根据实际划分了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一般来说，与非贫困县相比，贫困县的地理环境相对较差，因此可用反映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虚拟变量D替换地理环境变量来对上述门槛效应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表7展示了以D为门槛变量对模型（3）和模型（4）进行回归的结果。从中可知，2个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都与表6一致。也就是政府在贫困县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要大于市场的作用，市场在非贫困县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要大于政府的作用。这说明表6所揭示的结果是稳健的。
表7 门槛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7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of threshold effects

（1）城乡融合发展指数 （2）城乡融合发展指数
政府作用综合指数（非贫困县D=0） 0.0064***（0.001）
政府作用综合指数（贫困县D=1） 0.0103***（0.001）
市场作用综合指数（非贫困县D=0） 0.0140***（0.001）
市场作用综合指数（贫困县D=1） 0.0085***（0.001）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342 1342
上述检验结果支持了第1部分的理论结论，即政府和市场力量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两者的作用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2.2.2 基于时间维度的结果分析

按照地理环境门槛值0.2866分类，图1描述了2010—2020年湖南省两类地理环境指数（PDI）不同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中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年度平均指数的情况：在地理环境好的县域（PDI≤0.2866），市场作用的年度平均指数（市场作用1曲线）高于政府作用的年度平均指数（政府作用1曲线）；在地理环境相对较差的县域（PDI>0.2866），市场作用的年度平均指数（市场作用2曲线）低于政府作用的年度平均指数（政府作用2曲线）。也就是说，从年度平均值来看，地理环境好的地区市场的作用要大于政府的作用，地理环境差的地区政府的作用要大于市场的作用。因此，从时间维度看，政府和市场作用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都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
图1 2010—2020年湖南两类PDI县域政府和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作用的年度均值比较

注：图中政府作用1和市场作用1表示PDI≤0.2866的情形，政府作用2和市场作用2表示PDI>0.2866的情形。

Fig.1 Annual mean effect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cross two county types in Hunan Province (2010-2020)

2.2.3 基于空间维度的结果分析

首先，以门槛值（PDI=0.2866）为标准对湖南省122个县域进行空间分类评价。图2描述了湖南省2010—2020年以门槛值为标准分类的两类地理环境指数（PDI）不同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中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总体平均指数的情况。从中可知：地理环境好的县域（PDI≤0.2866）主要集中在湖南的东部和东北部地区，这与实际相符，其市场作用的总体平均指数（9.50）大于政府作用的总体平均指数（8.91）；地理环境相对较差的县域（PDI>0.2866）主要集中在湖南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区，这与实际相符，其市场作用总体平均指数（8.53）小于政府作用的总体平均指数（8.81）。
图2 2010—2020年湖南省两类县域政府和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平均作用的空间分异

Fig.2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average effect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o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cross two types of counties in Hunan Province (2010-2020)

其次，根据地理环境指数（PDI）的取值状况，将湖南省122个样本县域分为8种类型（表8），以进一步评价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空间分异特征。
表8 湖南省8种类型县域地理环境指数取值范围

Tab.8 Value rang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indices across eight county types in Hunan Province

类型 1 2 3 4 5 6 7 8
取值范围 PDI≤0.1 0.1<PDI≤0.2 0.2<PDI≤0.3 0.3<PDI≤0.4 0.4<PDI≤0.5 0.5<PDI≤0.6 0.6<PDI≤0.7 PDI>0.7
图3和图4描述了湖南省8种类型县域2010—2020年政府和市场平均作用的状况。由图3可知，同一类型县域中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存在明显差异（颜色完全不同），并且地理环境越好的县域，市场在城乡融合中发挥的作用要大于政府的作用，如长沙周边的县域；反之地理环境越差的县域，政府在城乡融合中发挥的作用要大于市场的作用，如湖南边远地区的县域。由图4可知，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地理环境对政府和市场作用的门槛效应非常明显：第1~3类县域，市场平均作用和政府平均作用的差值为正，说明在这类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中，市场作用大于政府作用；第4~8类县域，市场平均作用和政府平均作用的差值为负，说明市场作用小于政府作用；差值正负分界点或门槛值处于第3类和第4类县域之间。
图3 2010—2020年湖南省八类县域政府和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平均作用的空间分异

注：a图颜色从上到下表示作用不断增强，b图颜色从上到下表示作用不断减弱。

Fig.3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average effect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o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cross eight types of counties in Hunan Province (2010-2020)

图4 2010—2020年湖南省八类县域市场平均作用减政府平均作用的差值分布特征

Fig.4 Difference distribution between market and government effects across eight types of counties in Hunan Province(2010-2020)

综上，研究发现城乡融合发展中政府和市场作用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①政府和市场力量都显著地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总体上政府作用大于市场作用。②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空间分异：地理环境越好的县域，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更大；反之，地理环境越差的县域，政府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更大。③导致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空间分异的地理环境指数门槛值处于第3类和第4类县域之间，基本上与前面门槛值检验结果（PDI=0.2866）一致。
总之，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定量分析结果看，虽然政府和市场力量都显著地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但都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政府和市场作用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2.2.4 政府和市场作用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

前文结论表明，地理环境是导致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空间分异的基本因素。根据地理环境指数的评估指标体系，具体的影响因素有：①地理位置。一般来说，地理位置越偏远，人口相对稀少，交通等基础设施相对较差，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交易成本高，降低了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市场投资的动力，需要强化政府的作用；相反，地理位置优越，人口密集、交通等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交易成本低，私人投资的动力强，政府的作用会大大减弱。②地形地貌特征。一般来说，地势越平坦的地区，人口相对集中，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较低，农业规模化的可能性强，私人投资的动力强，政府的作用则会随之降低；相反，山地多，平地少，地势险峻的县域，人口分散，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高，农业规模化的可能性小，私人投资的动力非常低，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的成本不仅高，还需要强化对经济和产业的干预力度，政府的作用当然会提升。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3.1 结论

本文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和地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基于2010—2020年湖南省12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从时空维度运用计量检验方法实证探讨了地理环境对政府和市场作用发挥的门槛效应及其空间分异特征。主要结论如下：①政府和市场都显著地推动了湖南省各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但总体上政府的作用要大于市场的作用。这说明，市场的内生动力在推动湖南城乡融合发展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②地理环境对湖南各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起制约作用，地理环境对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发挥存在门槛效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当地理环境状况较好时，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要大于政府的作用；当地理环境状况较差时，政府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要大于市场的作用。

3.2 政策启示

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中，各级相关政府部门需要强化地理环境意识，根据地理环境指标对县域进行分类，因地制宜有针对、有重点地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市场政策，充分实现财政支出、政府投资等决策与地理环境状况相匹配：对于地理环境好的县域，应通过政策手段更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对于地理环境差的县域，应在更多、更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的基础上，综合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有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体来说，一是政府要因地制宜优化县域财政投入和投资政策，把地理环境及其对应的资源禀赋状况作为财政支出和投资的一个重要参照，做到财政支出与县域地理环境的耦合，也就是相对于人均量来说，地理环境差的地区，政府人均支出与投资应大于地理环境好的地区。二是要充分利用现代智能化和大数据技术，构建涉及各县域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动态数据库和耦合协调平台，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智能技术等现代高科技手段赋能各县域地区的政府依据地理环境等因素进行决策，因地制宜地充分利用政府或市场力量开发当地的资源，突出优势、强化特色。此外，还要在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可持续性，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重大举措，做到智能决策和精准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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