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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7: 237 - 24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7.024

旅游经济与管理

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及其障碍因素

  • 徐仕强 ,
  • 张翊红 ,
  • 唐鸿 ,
  • 廖丽芳
展开
  • 铜仁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中国贵州 铜仁 554300

徐仕强（1983—），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规划与旅游市场营销。E-mail:

收稿日期: 2024-11-10

  修回日期: 2025-06-12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8-28

基金资助

铜仁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trxyDH2527)

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5RW30)

贵州省2024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课题(24GZYB86)

2025年贵州省理论创新联合课题(GZLCLH-2025-196)

收起

Evaluation of County-level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and Analysis of Obstacle Factors in Guizhou Province

  • XU Shiqiang ,
  • ZHANG Yihong ,
  • TANG Hong ,
  • LIAO Lifang
Expand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ongren University，Tongren 554300，Guizhou，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1-10

  Revised date: 2025-06-12

  Online published: 2025-08-28

Fold

摘要

文章构建涵盖旅游经济、旅游资源、基础设施与旅游管理等4个维度的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方法测算2014—2023年贵州省88个县域旅游竞争力，并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障碍度模型进一步识别并解析制约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 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整体稳步提升，且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但区域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表现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结构性分化态势。②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发展特征，其中高竞争力县域主要集中于贵阳、遵义、六盘水等经济基础较好、交通便捷的区域，而边远山区及少数民族聚居区旅游竞争力相对较弱。③生态环境质量、经济基础薄弱及交通可达性不足是制约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的核心障碍因素。④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面临的主要障碍类型包括旅游经济障碍型、资源障碍型、基础设施障碍型和管理障碍型。不同县域因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障碍类型及其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异质性。

关键词： 县域旅游; 旅游竞争力; 旅游资源; 生态环境; 高质量发展; 障碍度模型

本文引用格式

徐仕强 , 张翊红 , 唐鸿 , 廖丽芳 . 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及其障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5 , 45(7) : 237 -24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7.024

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88 counties in Guizho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structs a county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vering four dimensions: development, resources, elements, and management. It measures the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scores of each county using the entropy weight-TOPSIS method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scores. Based on the obstacle degree model,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constraining the enhancement of county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 Guizhou Province are further identifi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From 2014 to 2023,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county-level tourism in Guizhou Province has steadily improved, accompanied by a notable spat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regions has widened, exhibiting a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the strong becoming stronger and the weak becoming weaker".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across counties in Guizhou is markedly uneven. Counties with high competitivenes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nd well-connected areas such as Guiyang, Zunyi, and Liupanshui, while remote mountainous and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exhibit relatively weak competitiveness. 3) The core obstacles limiting the improvement of county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clude po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weak economic foundations, and inadequate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4) The main categories of barriers faced by counties include development-related, resource-related, factor-related, and management-related obstacles. Due to disparities in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stages of development across counties, there i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both the types of obstacles encountered and their degrees of influence.

Key words： county-level tourism;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tourism resourc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bstacle degree model

随着全球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我国经济结构的加快转型，旅游业日益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引擎[1]。国家《“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将“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任务，强调要实现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从点状开发向全域协同的深刻转变[2]。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进一步强调，应充分发挥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着力把文化旅游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在此发展背景下，县域旅游作为一种贴近自然、乡村与民俗生活的旅游形态，正逐步成长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增长点[3]。《中国县域旅游竞争力报告2024》显示，全国旅游百强县旅游总收入和接待人次年增幅均超过30%，其中旅游总收入占县域GDP的平均比重达到68.4%，县域旅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作用日益凸显。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高度富集区，贵州省被誉为“山地公园省”，以其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样的民族风情及“国家级大数据试验区”政策优势，迅速成长为西南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高地。近年来，贵州省不断推进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智慧旅游等多元融合发展，2024年已有8个县入选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初步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旅游品牌体系。作为衡量旅游地综合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旅游竞争力不仅是优质旅游供给的综合反映，也是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力点[4]。然而，当前关于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的研究相对不足，尤其缺乏对县域旅游竞争力的系统评价及障碍因素的深入剖析。实际上，贵州省县域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部分边远地区受制于交通可达性、资源开发滞后及治理能力不足等多重因素，尚未有效释放其旅游发展潜力。
基于此，本文以贵州省88个县域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其竞争力水平，揭示其时空演化格局，并深入分析制约其竞争力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旨在为推动贵州省乃至全国县域旅游的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1 相关文献综述

1.1 旅游竞争力的测度研究

关于旅游竞争力的测度研究，现有文献从不同空间尺度出发，分别探讨了国际、区域、城市以及旅游景区等多种空间单元的旅游竞争力[5-8]。在指标体系构建方面，学者们通常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以及产业发展等维度进行选择。如Wang等从旅游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基础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入手，建立综合评价体系[9]；González等则从目的地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出发进行构建[10]；闫旭纲等则在县域尺度上引入发展、资源与支持三类竞争力维度，旨在强调旅游系统的复杂性和综合性[11]。也有学者结合区域特色构建指标，如李维航等从旅游贡献、接待能力、产品竞争力、交通承载力和环境保障5个方面评估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竞争力[12]。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多数指标体系借鉴国外经典模型或采用全国统一标准，缺乏对区域差异性和地方发展阶段的充分考虑；另一方面，在县域层面，由于旅游发展异质性强、资源禀赋差异大，通用化指标难以准确反映地方旅游竞争力的真实水平。这一问题在贵州省尤为突出。该省乡村旅游资源呈现“南聚北散、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特征[13]，红色旅游资源则表现出“北多南少、北密南疏”的格局[14]，这种独特的空间异质性对传统评价体系的适用性提出了挑战。
在评价方法上，因子分析法、熵权法、TOPSIS法、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被广泛采用。例如，Knežević等基于全球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建模分析旅游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15]；Gao等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竞争力指数进行线性加权评价[16]；张强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分析传统村落旅游竞争力空间差异[17]；赵秋皓等基于多源数据与机器随机算法揭示村域尺度的旅游竞争力格局[18]；李董林等探索了基于动态因子分析法的旅游产业竞争力测度新路径[2]。其中，熵权-TOPSIS法因其兼具客观赋权与科学排序的优势，在省域、县域旅游竞争力测度及乡村发展评价中应用广泛[19-21]。

1.2 旅游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

旅游竞争力的形成与演进受多重因素影响，已有研究主要从资源禀赋、经济基础、交通区位、治理能力及社会环境等维度构建旅游竞争力的系统性认知框架。具体而言，资源禀赋作为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旅游资源类型与密度、自然地理与文化特征等因素直接影响县域旅游产品多样性及吸引力水平[22-23]；而经济基础与交通区位则通过影响地区发展、信息化程度及空间可达性等，深刻塑造旅游网络的空间配置格局[24-25]。同时，从旅游系统自身运行机制出发，旅客密度、旅游接待能力等承载力指标决定了旅游竞争力规模[26]，而治理效能与制度设计等动态变量正成为旅游竞争力提升的核心驱动力[27]。
贵州作为典型的民族地区、生态脆弱区和经济转型区，其旅游竞争力影响机制具有复合型地域特征[28]，主要表现为资源集聚与生态约束并存、区位可达性与发展协调性不足。一方面，民族结构多样性和自然地理条件区隔性既推动了旅游资源在局部区域的集聚，也造成了资源分布与交通可达性之间的空间不匹配[13]；另一方面，贵州省各地区生态环境敏感、环境承载力较低，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冲击效应远高于生态系统对旅游发展的支撑能力，进而制约了旅游可持续发展[29]。
综上所述，尽管已有研究从不同维度揭示了旅游竞争力形成的多重机制及其演化格局，但在理论框架与方法体系上仍存在以下不足：①指标体系多沿用传统评价框架，缺乏针对目标区域特征的本土化指标，难以全面反映县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特征。②多数研究侧重于基于截面数据的静态比较，未能有效利用面板数据揭示旅游竞争力的动态演化规律。③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探索驱动旅游竞争力形成的多维因素，缺乏对旅游竞争力提升主要障碍的因素识别。

2 研究区、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地处中国西南腹地，东邻湖南，南接广西，西连云南，北与四川、重庆相接。全省总面积约17.62万km2，地势西高东低，地貌以典型喀斯特地形为主，山地与丘陵面积占比高达92.5%，被誉为“八山一水一分田”。贵州省共有9个地级行政区（包括6个设区市和3个自治州），下辖88个县级行政区（包括16个市辖区、10个县级市、50个县、11个自治县和1个特区，本文统称“县域”），形成了以县域为单元、多点支撑、全域联动的旅游发展格局。2024年，贵州省接待游客人次增长10.4%，旅游总收入增长13.3%，来黔境外旅游人次增长81.8%，充分彰显出贵州省在全国旅游市场中的吸引力与竞争力。
近年来，贵州省把旅游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积极推进“旅游+”融合战略，大力发展避暑旅居、研学旅游、低空飞行、文化旅游等新业态，不断拓展和丰富旅游产业链。同时，全省加快培育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品牌，积极构建以“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为核心的旅游形象。截至2024年底，贵州省共有国家5A级旅游景区10个，4A级旅游景区156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镇）659个，等级以上乡村旅游标准化单位1922个。根据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最新规划，贵州省将以打造世界级山地旅游目的地为目标，积极推动资源整合、产品提升和服务优化，走出一条具有贵州特色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努力将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

2.2 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已有研究[22-27]，并结合贵州省县域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从旅游经济、基础设施、旅游资源和旅游管理4个维度出发，选取21项指标构建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ounty-level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 Guizhou Province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代码
旅游经济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GDP（元/人） A1
GDP增长率（%） A2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A3
旅游产业规模 国内游客接待人次（万人次） A4
旅游总收入（亿元） A5
旅游资源 景区资源 A级旅游景区数量的加权总和 B1
大型景观 世界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森林/湿地/地质公园的加权总和 B2
标志性景观 除去景区资源、大型景观外其他具有旅游价值的自然、人文景观资源 B3
基础设施 旅游接待能力 星级酒店数量（个） C1
星级饭店数量（个） C2
A级旅行社数量（个） C3
交通可达性 公路网密度（km/km2） C4
高速出入口数量（个） C5
火车站及高铁站数量总和（个） C6
距最近机场距离（km） C7
医疗救护水平 每万人医生数（人/万人） C8
生态环境质量 森林覆盖率（%） C9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C10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C11
旅游管理 卫生治理水平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D1
宣传推广力度 各区县及重点景区的百度指数 D2
具体而言：①旅游经济反映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与增长潜力，是评估旅游市场成长性与稳定性的关键[30]。本文选取人均GDP、GDP增长率及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等指标，衡量各县域经济发展基础与旅游经济贡献。②旅游资源是旅游发展的核心基础。贵州拥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多民族文化与丰富的生态资源，其旅游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源禀赋。本文从景区资源、大型景观和标志性景观3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分别以A级旅游景区数量、世界自然遗产地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数量等指标加以体现。③基础设施是旅游业发展的支撑保障，涵盖服务质量与交通可达性，直接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本文选取星级酒店数量、星级饭店数量、A级旅行社数量、公路网密度、高速出入口数、火车站与高铁站点数、县域至最近机场的距离、医生拥有量等指标，综合反映各县域的旅游接待能力、交通通达性、医疗救护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④旅游管理关系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涉及旅游目的地的治理能力、服务规范与品牌塑造等方面。本文选取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百度指数等指标，分别反映各县域对景区卫生环境的治理水平和宣传推广力度。

2.3 研究方法

2.3.1 熵权—TOPSIS法

本文采用熵权—TOPSIS法对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该方法融合熵权法的客观赋权优势与TOPSIS法的相对贴近度分析能力，能够科学评估各县域在发展竞争力、要素竞争力、资源竞争力和管理竞争力方面的综合表现。具体步骤和做法如下：①数据标准化。对原始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不同指标间量纲和尺度的影响，确保评价结果的可比性。②权重确定。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进而确定其客观权重，避免主观赋权可能带来的偏差。③贴近度计算。基于TOPSIS法，构建正理想解与负理想解，计算各县域与理想解之间的贴近度。贴近度值越大，说明该县域在各评价维度上的综合表现越优，旅游竞争力越强。

2.3.2 障碍度模型

为深入剖析影响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识别制约其提升的主要瓶颈，本文引入障碍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31]。该模型通过综合考虑各指标的贡献度与偏离度，能够量化不同因素对综合目标的阻碍程度，从而有效识别制约旅游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因素[21]。
障碍度模型主要包括3个核心指标：因子贡献度（ U i）、指标偏离度（ V i）、障碍度（ O i）。其中，因子贡献度（ U i）反映不同指标对于竞争力评价的贡献程度；偏离度（ V i）反映指标相对于最优县域的偏离程度；障碍度（ O i）反映不同类型指标对旅游竞争力的阻碍程度，障碍度值越大，表明该指标对旅游竞争力的阻碍作用越显著[32]。计算公式如下：
V i = 1 - X i O i = U i · V i ∑ U i · V i · W i · 100 %
式中： V i表示第i项指标距离旅游竞争力目标的程度； X i表示各指标的标准化值； W i为第i个指标的权重值； U是指某类因子对旅游竞争力的贡献度。

2.4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涵盖贵州省88个县域2014—2023年的社会经济、旅游发展与空间矢量数据。其中，社会经济、旅游发展相关数据来自2015—2024年《贵州统计年鉴》及各县域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空间数据则基于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县域矢量边界数据，辅以百度平台采集的百度指数、距离、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等文本分析数据和地理信息数据。

3 结果与分析

3.1 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分析

3.1.1 县域旅游竞争力总体特征

为揭示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的时序演变特征及空间差异格局，本文基于上文构建的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方法，对2014—2023年贵州省88个县域的旅游竞争力得分进行了系统测算。为兼顾分析代表性与篇幅控制，选取2014、2019、2022和2023年4个关键年份进行重点分析：2014年反映研究起点的基础水平，2019年体现快速发展期的提升趋势，2022年揭示疫情冲击下的变化特征，2023年则反映疫情后旅游复苏的新态势。表2展示了上述4个年份各县域旅游竞争力的得分及排序情况。
表2 贵州省旅游竞争力排名前10和后10县域的得分及变化

Tab.2 Scores and ranking changes of county-level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 Guizhou Province

县域 2014年 排名 县域 2019年 排名 县域 2022年 排名 县域 2023年 排名
赤水市 0.379 +1 纳雍县 0.351 +1 水城区 0.438 +1 水城区 0.425 +1
水城区 0.356 +2 水城区 0.339 +2 清镇市 0.313 +2 清镇市 0.336 +2
清镇市 0.354 +3 花溪区 0.297 +3 赤水市 0.307 +3 赤水市 0.307 +3
云岩区 0.297 +4 清镇市 0.295 +4 南明区 0.287 +4 南明区 0.303 +4
威宁自治县 0.257 +5 赤水市 0.278 +5 镇远县 0.28 +5 桐梓县 0.262 +5
南明区 0.245 +6 南明区 0.254 +6 桐梓县 0.257 +6 云岩区 0.245 +6
凯里市 0.225 +7 桐梓县 0.228 +7 道真自治县 0.247 +7 兴义市 0.241 +7
播州区 0.221 +8 威宁自治县 0.207 +8 云岩区 0.229 +8 江口县 0.241 +8
黎平县 0.205 +9 云岩区 0.190 +9 兴义市 0.226 +9 威宁自治县 0.224 +9
碧江区 0.204 +10 兴义市 0.186 +10 威宁自治县 0.218 +10 播州区 0.214 +10
正安县 0.065 -10 湄潭县 0.062 -10 绥阳县 0.073 -10 玉屏自治县 0.076 -10
兴仁市 0.065 -9 赫章县 0.057 -9 麻江县 0.070 -9 惠水县 0.075 -9
岑巩县 0.063 -8 安龙县 0.057 -8 安龙县 0.067 -8 绥阳县 0.075 -8
三都自治县 0.063 -7 兴仁市 0.053 -7 惠水县 0.064 -7 安龙县 0.074 -7
纳雍县 0.059 -6 三穗县 0.051 -6 兴仁市 0.063 -6 兴仁市 0.074 -6
长顺县 0.056 -5 万山区 0.049 -5 长顺县 0.061 -5 麻江县 0.073 -5
万山区 0.055 -4 凤冈县 0.049 -4 赫章县 0.061 -4 长顺县 0.069 -4
凤冈县 0.055 -3 长顺县 0.047 -3 三穗县 0.061 -3 赫章县 0.064 -3
三穗县 0.054 -2 惠水县 0.046 -2 施秉县 0.057 -2 凤冈县 0.064 -2
惠水县 0.054 -1 施秉县 0.045 -1 凤冈县 0.057 -1 三穗县 0.06 -1

注：本文所提到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均采用简称。由于篇幅限制，表中仅展示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指数得分排名前10位及后10位的县域。符号“+1”“+2”“+3”分别代表县域旅游竞争力得分排名第1、2、3位，“-1”“-2”“-3”分别代表排名倒数第1、2、3位。

从测算结果来看，2014—2023年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整体呈现出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但区域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分化特征。具体来看，2014年全省各县域旅游竞争力最高得分为0.379（赤水市），最低为0.054（惠水县），相差0.325；至2023年，最高得分升至0.425（水城区），最低为0.060（三穗县），极差扩大至0.365，表明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在整体提升的同时，“强者恒强、弱者滞后”的非均衡发展态势也愈加突出。进一步观察发现，竞争力排名靠前的“第一梯队”县域在各年份中的表现相对稳定，其得分持续增长，竞争优势不断巩固；而排名靠后的县域整体得分波动较小，个别县域甚至有所下滑，反映出其旅游发展基础薄弱、资源转化能力不足等深层次问题依然严峻。
从县域旅游竞争力排名来看，2014、2019、2022和2023年竞争力排名前10位的县域主要集中于贵阳、遵义、六盘水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位交通条件优越的地区。例如，水城区、清镇市、赤水市、南明区、桐梓县等县域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服务体系健全，拥有多个国家级乃至世界级景区，如赤水丹霞、茅台文化、甲秀楼等，长期处于贵州省旅游发展的领跑地位，是全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区。相较之下，排名后10位的县域则多分布于黔东南、黔西南、黔北等边缘山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区，例如三穗县、凤冈县、赫章县、长顺县、兴仁市等。这些地区虽拥有一定的自然或民族文化资源，但受限于交通可达性弱、旅游基础设施薄弱、宣传推广不足等因素，其旅游吸引力和竞争力难以提升，旅游产业仍处于初级或低效发展阶段，是贵州省旅游发展亟待突破的短板地区。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县域的竞争力排名在10年间实现明显跃升，如清镇市、仁怀市等依托优质文旅资源和政策引导，旅游产业实现快速发展；而部分传统景区所在县（市、区）则出现排名下滑，表明传统资源型旅游正面临转型压力，创新能力与市场适应性已成为新的竞争关键。
为进一步揭示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的等级分布特征，本文以2023年为例，依据自然断点法将88个县域的旅游竞争力得分划分为4个等级：强（得分≥0.263）、较强（0.155≤得分≤0.262）、较弱（0.102≤得分≤0.154）、弱（得分≤0.101）。从分布比例来看，“强”类县域仅有4个，占比4.5%；“较强”类县域为21个，占比23.9%；“较弱”与“弱”类县域分别为24和39个，占比分别为27.3%和44.3%。这表明贵州省仍有超过七成的县域处于旅游竞争力中低水平，整体发展呈现显著的梯度断层和极化趋势。
具体来看，“强”类县域包括水城区、清镇市、赤水市和南明区，主要集中在贵阳、遵义、六盘水等区域，这些地区经济基础扎实、交通便捷、旅游服务体系完善，拥有赤水丹霞、甲秀楼、茅台文化等高知名度景区，成为贵州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领区。“较强”类县域如凯里市、仁怀市、兴义市等，多为区域性节点城市，资源基础较好，发展势头较快。“较弱”类县域大多位于市域边缘或转型过渡地区，虽具有旅游开发潜力，但在基础设施、交通可达性和投资能力方面仍有短板，尚未形成有效的市场吸引力。“弱”类县域则主要集中于黔东南、黔西南等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长期面临资源转化能力低、旅游发展动力不足等瓶颈问题，是实现县域旅游均衡发展亟待重点突破的区域。
表3 2023年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得分及等级划分

Tab.3 Scoring system and tier classification for county-level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 Guizhou Province (2023)

县域 得分 排名 等级 县域 得分 排名 等级
水城区 0.425 1 强 晴隆县 0.109 45 较弱
清镇市 0.336 2 强 万山区 0.109 46 较弱
赤水市 0.307 3 强 乌当区 0.107 47 较弱
南明区 0.303 4 强 施秉县 0.104 48 较弱
桐梓县 0.262 5 较强 贵定县 0.103 49 较弱
云岩区 0.245 6 较强 剑河县 0.101 50 弱
兴义市 0.241 7 较强 德江县 0.100 51 弱
江口县 0.241 8 较强 印江自治县 0.100 52 弱
威宁自治县 0.224 9 较强 金沙县 0.098 53 弱
播州区 0.214 10 较强 天柱县 0.097 54 弱
黎平县 0.210 11 较强 关岭自治县 0.096 55 弱
仁怀市 0.208 12 较强 开阳县 0.096 56 弱
凯里市 0.203 13 较强 松桃自治县 0.096 57 弱
从江县 0.194 14 较强 普定县 0.093 58 弱
钟山区 0.185 15 较强 福泉市 0.093 59 弱
雷山县 0.182 16 较强 纳雍县 0.092 60 弱
花溪区 0.180 17 较强 丹寨县 0.090 61 弱
西秀区 0.178 18 较强 望谟县 0.090 62 弱
盘州市 0.178 19 较强 息烽县 0.089 63 弱
红花岗区 0.173 20 较强 独山县 0.089 64 弱
都匀市 0.172 21 较强 瓮安县 0.088 65 弱
碧江区 0.167 22 较强 修文县 0.087 66 弱
镇宁自治县 0.166 23 较强 罗甸县 0.087 67 弱
荔波县 0.166 24 较强 正安县 0.087 68 弱
观山湖区 0.163 25 较强 三都自治县 0.085 69 弱
白云区 0.154 26 较弱 余庆县 0.083 70 弱
习水县 0.141 27 较弱 岑巩县 0.082 71 弱
黔西县 0.140 28 较弱 龙里县 0.082 72 弱
镇远县 0.135 29 较弱 册亨县 0.082 73 弱
锦屏县 0.130 30 较弱 紫云自治县 0.081 74 弱
汇川区 0.129 31 较弱 平塘县 0.080 75 弱
平坝区 0.125 32 较弱 普安县 0.080 76 弱
大方县 0.122 33 较弱 湄潭县 0.080 77 弱
织金县 0.121 34 较弱 黄平县 0.079 78 弱
榕江县 0.119 35 较弱 玉屏自治县 0.076 79 弱
沿河自治县 0.118 36 较弱 惠水县 0.075 80 弱
贞丰县 0.117 37 较弱 绥阳县 0.075 81 弱
思南县 0.115 38 较弱 安龙县 0.074 82 弱
道真自治县 0.115 39 较弱 兴仁市 0.074 83 弱
务川自治县 0.115 40 较弱 麻江县 0.073 84 弱
石阡县 0.114 41 较弱 长顺县 0.069 85 弱
六枝特区 0.113 42 较弱 赫章县 0.064 86 弱
台江县 0.113 43 较弱 凤冈县 0.064 87 弱
七星关区 0.110 44 较弱 三穗县 0.060 88 弱

3.1.2 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时空分布特征

为了更系统地揭示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的发展演进过程，在总体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时序和空间2个维度考察其时空演化格局，以厘清县域旅游竞争力的动态变化趋势与空间集聚特征。结合贵州省2014—2023年县域旅游竞争力的时空演化格局图（图1）与LISA聚类分析图（图2），可以发现其旅游竞争力整体呈现出“稳中有升、极化明显”的演化特征。从时间维度看，贵州省多数县域旅游竞争力等级在此期间有所上升，“较强”与“强”等级的县域数量逐年增加，且核心区域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如水城区、清镇市、赤水市等县域始终处于“强竞争力”区间，是全省旅游发展的核心增长极。相较而言，部分边缘和民族聚居地区的旅游竞争力增长缓慢，仍徘徊在“弱”或“较弱”等级，县际发展差距持续存在，呈现出典型的“少数强、多数弱”格局。
图1 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空间分布演化

Fig.1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 of county-level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 Guizhou Province

图2 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LISA集聚区空间分布演变

Fig.2 LISA cluster analysis of county-level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 Guizhou Province

从空间分布来看，县域旅游竞争力由“点状分布”逐步向“多极集聚”演化，空间异质性特征显著（图2）。LISA聚类分析结果显示，2014年贵州中部以贵阳为核心的“高—高集聚”区域最为突出，到2023年已扩展至黔西南、毕节、遵义等地，形成多个区域性高地。与此同时，“低—低集聚”类型主要分布于黔东南、黔南及部分边远山区，空间锁定效应明显，资源禀赋未有效转化为竞争优势，存在“低水平陷阱”风险。“高—低”“低—高”异质性聚集区域的出现，则反映出局部旅游竞争力存在跳跃式提升的潜力，但尚未形成规模化溢出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2020—2022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整体受到扰动，尤其是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等敏感指标显著下滑，导致部分地区竞争力等级出现回落，空间集聚性减弱。图2显示，2022年部分“高—高”集聚区转为“不显著”或“高—低”状态，反映出疫情对旅游产业系统的冲击具有传导性与空间扩散特征。进入2023年，疫情防控政策放开后，全省旅游市场快速恢复，高值区再次集聚，空间演化态势重新向“多极联动、集聚增强”方向演进，部分边缘区域亦出现“追赶”势头。

3.2 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障碍因素分析

3.2.1 总体障碍度分析

为识别影响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本文采用障碍度模型对88个县域的主要影响指标进行了定量诊断。鉴于指标体系较复杂、样本数量较大，本文不再逐一列出具体障碍度数值，而是依据2014—2023年各指标在障碍因子排序中的出现频率，提取高频且具有代表性的核心影响因素（表4）。
表4 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主要障碍因子及障碍度

Tab.4 Main obstacles to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ounty-level tourism in Guizhou Province

年份 第一障碍因子 第二障碍因子 第三障碍因子 第四障碍因子 第五障碍因子 第六障碍因子
指标 障碍度（%） 指标 障碍度（%） 指标 障碍度（%） 指标 障碍度（%） 指标 障碍度（%） 指标 障碍度（%）
2014 C10 68.18 D1 45.45 C9 23.86 C7 17.05 A2 25.00 C11 23.86
2019 C10 42.05 A2 40.91 D1 30.68 C7 23.86 B2 23.86 C11 20.45
2022 C10 70.45 D1 43.18 C9 31.82 A2 21.59 C7 14.77 B2 17.05
2023 D1 46.59 C9 29.55 C10 15.91 A2 23.86 C7 19.32 B2 17.05
从2014—2023年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障碍因子的演变趋势来看，生态环境相关指标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是影响旅游竞争力提升需优先关注的因素。其中，“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在2023年以46.59%的频率位居首位，且在过去10年中多次进入前三，说明该指标在县域旅游竞争力构成中具有高敏感性。“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率”在2014、2019和2022年均为第一大障碍因子，频率分别达到68.18%、42.05%和70.45%，体现出优质空气环境在支撑旅游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需着重巩固。同时，“森林覆盖率”在4个年份中持续上榜，最高频率达31.82%，反映出贵州省生态本底优势的旅游转化效应仍有提升空间。此外，自2019年起“自然型旅游资源”障碍因子开始出现，2023年频率达17.05%，表明部分县域在资源类型丰富性和本土特色打造方面仍有较大提升潜力；“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则在2014和2019年进入前列，说明旅游空间环境与视觉景观优化仍是部分县域旅游品质提升的关键点。
与此同时，经济基础与交通可达性等因素对旅游产业发展也有较强影响力。以“GDP增长率”为代表的经济指标在2014、2019、2022和2023年均为主要障碍因子，最高频率达40.91%（2019年），反映出经济基础水平对旅游承载力、产业支撑力的重要影响。“县域至最近机场的距离”在2014—2023年持续进入障碍因子前六，频率区间为13.64%~23.86%，表明在当前山地地形制约下，提升旅游可达性仍是强化县域旅游资源优势的重点方向。综上所述，贵州省县域旅游发展面临生态环境、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和交通通达等多维因素的综合影响，这些因素在旅游竞争力构成中具有较高权重，代表了旅游提升的关键方向与潜力所在。

3.2.2 障碍类型分析

在识别贵州省88个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障碍因素后，本文基于障碍度诊断结果，将制约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的主要瓶颈因素进一步划分为4种类型：发展障碍型、资源障碍型、要素障碍型和管理障碍型。各类障碍类型分别对应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发展、资源、要素与管理4个准则层，具体体现为制约某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的关键障碍因子主要来源于相应准则层的指标维度。各障碍类型空间分布演变如图3所示。
图3 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障碍类型空间分布演变

Fig.3 main types of obstacles to county-level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 Guizhou Province

从障碍类型的空间分布演化来看，2014—2023年发展障碍型在各年份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覆盖范围最为广泛，反映出贵州省多数县域旅游业整体发展水平偏低，尚处于起步或初级发展阶段，是制约旅游竞争力提升的首要共性障碍类型。该类型障碍主要表现为整体经济基础薄弱、旅游基础设施不健全、产业结构单一等，尤其是在地理位置偏远、交通通达性较差的县域，其旅游潜力尚未得到有效释放，需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推动“旅游+”融合发展，以提升整体经济发展能力和旅游产业承载水平。
随着部分县域旅游业态逐步完善，资源障碍型、要素障碍型和管理障碍型逐渐显现并呈上升趋势，构成了制约旅游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的主要瓶颈。其中，资源障碍型主要体现为旅游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虽然部分县域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但由于开发粗放、资源同质化严重、缺乏科学保护与规划等问题，旅游资源尚未有效转化为市场吸引力。要素障碍型表现为旅游产业发展所依赖的关键支撑要素供给不足，主要包括交通运输、医疗保障、旅游服务体系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等方面。此类障碍县域普遍存在游客接待能力弱、公共服务配套不足、外部交通联系不畅等问题，难以满足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而管理障碍型则反映出县域旅游治理能力相对滞后，具体包括景区环境治理不力、旅游品牌塑造能力不足、市场推广手段单一等问题。在此类县域，景区及周边卫生管理水平不高、缺乏专业化营销团队、区域旅游品牌认知度较低，是制约其旅游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总体来看，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过程中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与区域性障碍特征。在发展初期，普遍面临以“发展障碍型”为主的结构性瓶颈；随着旅游业态不断深化，资源、要素与管理等方面的制约因素逐步凸显，障碍类型呈现出由单一向多元的演进趋势。在空间分布上，不同类型障碍具有明显的非均衡性，与各县域在旅游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基础与治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密切相关。这一演化过程反映了贵州省县域旅游发展在实现由“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转变过程中所面临的多维挑战。因而，深入识别并精准分类障碍类型，是厘清县域旅游核心问题、推动因地制宜和差异化路径选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4 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本文从发展、资源、要素、管理4个维度构建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方法科学测度了2014—2023年贵州省88个县域的旅游竞争力，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障碍度模型等方法从多角度揭示了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时空演化格局与障碍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①2014—2023年，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整体呈现稳步提升态势。88个县域整体旅游竞争力水平持续增长，核心区县域的竞争优势显著增强，但受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影响，部分年份县域旅游竞争力出现波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波动与恢复性动态。
②从空间演化趋势来看，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极化与多极集聚态势。其中高竞争力县域主要分布于贵阳、遵义、六盘水等经济基础较好且交通便利的区域，形成稳定的区域性增长极；而边远山区及少数民族聚居县域竞争力整体偏弱，存在“弱者恒弱”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态势。
③贵州省县域旅游竞争力的共性制约因素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质量不达标、经济基础薄弱以及交通可达性不足等方面。具体表现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率未能有效保障，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支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交通条件制约游客流动和市场联动，长期制约县域旅游竞争力的提升。
④县域旅游竞争力提升面临的主要障碍类型包括发展障碍型、资源障碍型、要素障碍型和管理障碍型。具体表现为整体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不足，旅游资源开发同质化及利用效率低，关键产业要素供给短缺，以及旅游治理能力和品牌建设滞后。不同县域因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障碍类型及其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异质性。

4.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①构建旅游产业韧性提升机制，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针对县域旅游竞争力受疫情等冲击呈现阶段性波动的现象，应建立健全旅游应急管理体系和风险防控机制，推动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一码游贵州”智慧文旅平台，发展线上旅游产品和虚拟旅游新业态，提升旅游消费的灵活性与抗冲击能力。
②推动区域协调联动，缓解旅游竞争力空间极化趋势。针对高竞争力县域集中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地区，而边远地区“弱者恒弱”的态势，应以贵阳、遵义等区域增长极为核心，构建“组团式”发展模式，带动周边县域协同提升。同时，支持民族村寨、传统村落等地区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非遗体验等融合型项目，创建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和非遗旅游体验基地，增强边缘地区旅游吸引力与市场承接能力。
③补齐生态、交通与经济发展短板，夯实旅游发展基础。为突破生态环境质量不高、交通不畅和经济基础薄弱等制约因素，要加强环保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空气质量保障水平以及游客通达便利性；支持建设旅游专线、驿站、自驾车营地等交通设施，同时培育文化旅游商品品牌，推动旅游与地方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增强旅游经济的内生动力。
④构建分类型、差异化的支持体系，破解县域旅游发展障碍。针对不同县域面临的资源、发展、要素和管理等多维障碍，应开展障碍类型识别并实施精准干预。对资源障碍型县域，要强化红色文化、非遗资源的系统性开发；对要素与发展障碍型县域，要支持文旅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对管理障碍型县域，则要提升治理能力和品牌建设水平，推动文旅人才培养与本地智库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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