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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7: 227 - 23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7.023

旅游经济与管理

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

  • 李超民 , 1 ,
  • 赵雅璇 , 2, ※
展开
  • 1.湖南师范大学 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 2.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赵雅璇（1995—），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红色旅游等。E-mail：

李超民（1982—），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红色文化资源等。E-mail：

收稿日期: 2024-12-03

  修回日期: 2025-05-28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8-28

基金资助

2024年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培养和择优资助计划”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YBA069)

收起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Configurational Effec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d Tourism Scenic Spots in Hunan Province

  • LI Chaomin , 1 ,
  • ZHAO Yaxuan , 2, ※
Expand
  • 1.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nd Party Buil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 2. School of Tourism，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2-03

  Revised date: 2025-05-28

  Online published: 2025-08-28

Fold

摘要

文章基于湖南省122个县（市、区）的323处红色旅游景区（点）空间位置数据，运用Voronoi多边形变异系数、核密度分析刻画其空间分布格局，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厘清其影响因素，并运用模糊集定性分析方法探明其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 结果表明：①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呈集聚特征，各区县分布类型差异显著；红色旅游景区密度分布由东至西递减，密度核心区以长株潭都市圈为集中分布区，向西部的武陵山片区和东南部的罗霄山片区延伸呈“一核双轴”状分布。核心区外在湘南、湘中和湘北地区存在多个环形次密度区零星分布。②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资源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影响，且双因子交互作用大于单因子的解释力。③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遴选的9项条件变量均无法单独构成影响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的必要条件，存在“资源驱动型”“资源—市场联动型”和“资源—经济联动型”3类组态模式。

关键词： 红色旅游; 景区; 空间分布; 组态效应;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高质量开发; 湖南省

本文引用格式

李超民 , 赵雅璇 . 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J]. 经济地理, 2025 , 45(7) : 227 -23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7.023

Abstract

Red tourism resources are the core carriers of red tourism development. Study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d tourism scenic spots (sites) is fundamental for scientifically formulating red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s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tourism management. Based on spatial location data of 323 red tourism scenic spots (sites) across 122 counties (cities and districts) in Hunan Province, this paper employs Voronoi polygon variation coefficients and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to characterize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The geographic detector model is used to identify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is applied to explore the configurational effects of these facto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d tourism scenic spots in Hunan Province exhibits clustering characteristics, with significant variations among counties. The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red tourism scenic spots decreases from east to west, with the core density area concentrated in the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extending westward to the Wuling Mountain area and southeastward to the Luoxiao Mountain area, forming a "one core, dual axes" pattern. Outside the core area, multiple ring-shaped sub-density zones are sporadically distributed in southern, central, and northern Hunan.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red tourism scenic spots is influenced by a combin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with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of dual factors having greater explanatory power than single factors. 3) The fsQCA results show that none of the nine selected conditional variables alone constitute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influencing the distribution of red tourism scenic spots in Hunan Province. Three configurational patterns are identified: "resource-driven", "resource-market linkage", and "resource-economy linkage".

Key words： red tourism; scenic spots;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configurational effects;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unan Province

红色旅游是指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过程中，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以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学习和休闲活动[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为新征程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明了道路与价值航向。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建政的重要策源地，湖南省红色旅游资源丰富，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700余处，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藏品8万余件（套），拥有韶山等众多红色旅游资源富集区，红色旅游发展规模与成效显著[2]。然而，区域发展水平不均、跨区协同机制不畅、文化内涵活化不足等现实困境尚存，致使湖南省红色旅游的品牌效应、集群效应与“红色走廊”联动效应未得到有效发挥，阻碍了红色旅游融合化、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3-4]。因此，有必要厘清湖南省县域红色旅游景区（点）的空间分布格局，探究其影响因素及组态效应，并基于实证分析结果为湖南省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提出具体策略。
红色旅游景区是红色资源旅游化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学界对红色旅游景区的相关研究大致划分如下：①研究内容方面，主要涉及红色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格局与机理[5-6]、开发与利用[7-10]等主题。②研究尺度上，既有特定城市高品级红色旅游景区的单案例研究，也有涉及全国、区域（城市群或经济带等）和省域等宏观层面的空间分析，如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1]、中国山地红色旅游景区[12]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3]的整体空间格局及空间相关性分析，但鲜见县域维度红色旅游景区的空间格局研究。③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基于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等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厘清景区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机制。此外，在红色旅游景区高质量开发的研究方面，学者多基于五大发展理念，围绕体制机制、科教水平等提出旅游发展对策[14]，局限于对问题本身的浅层阐述，对问题形成所涉及的空间基础条件的关注明显不足，因而有必要将空间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以避免实证分析与区域发展的客观实际相脱离的问题。
湖南省是红色旅游资源大省，各区县红色旅游发展受资源丰度和区位条件等因素影响悬殊。因此，在乡村振兴和县域文旅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从县域尺度研究红色旅游景区的空间异质性相较于全国或省域尺度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基于此，本文以湖南省122个县（市、区）的红色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运用Voronoi多边形变异系数和核密度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刻画湖南红色旅游景区的空间集聚状况，继而采用地理探测器识别影响红色旅游景区（点）空间分布的驱动因子，最后运用fsQCA方法探明其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区概况

湖南省是中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地，是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重要阵地。习近平总书记曾赞誉湖南红色资源丰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2024年3月在湖南考察时再次强调要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作为红色旅游资源的集合点，湖南红色旅游景区（点）涵盖遗址遗迹、革命历史纪念园（馆）、墓碑（群）、烈士陵园以及伟人故里等多种类型，其中包括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4处29个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38处、全国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单位73处、国家A级旅游景区57个，湖南红色文旅资源总量、重要资源数量均居全国前列（表1）。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湖南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湖南省“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湖南省红色旅游重点资源普查及重点建设项目规划（2019—2025年）》等政策措施，大力实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湖南段）、“红三角”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重大工程，建设湘赣边红色文化旅游共同体，湖南省红色旅游产业规模日益扩大，品牌形象更加凸显。从旅游规模看，2023年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全省端午假期文旅市场情况，全省56家红色旅游区共接待游客72.21万人次，同比增长74.07%；实现营业收入额5672.16万元，同比增长89.55%，红色旅游已成为湖南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2]。但是，湖南省红色旅游在呈现快速发展趋势的同时，也面临多要素协同失灵的系统性困境。一方面，资源、市场和资本等要素间耦合不足，导致跨区协同机制不畅；另一方面，红色文化内涵活化与空间开发策略脱节，造成“红色走廊”联动效应弱化。这种空间格局—驱动机制的割裂状态，严重制约了红色旅游的品牌聚合效应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当前推进湖南省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亟需破解多要素协同机制。
表1 湖南省重要红色旅游景区类型及分布

Tab.1 Distribution of important red tourism attraction areas in Hunan Province

区域 地级市
（自治州）		 红色旅游景区（点）（处） 3A级以上
旅游景区
（点）（处）		 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红色
遗址遗迹和
场馆）（处）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处）
湘北地区 常德市 12 4 1 1
岳阳市 23 8 11 3
湘南地区 衡阳市 34 11 6 3
郴州市 33 10 6 3
永州市 18 9 2 1
湘西地区 湘西州 15 4 1 3
怀化市 28 11 6 2
张家界市 15 3 3 3
湘东地区 长沙市 58 10 18 10
株洲市 36 4 6 3
湘潭市 16 13 4 3
湘中地区 娄底市 7 2 3 1
邵阳市 18 3 5 0
益阳市 10 4 1 2

1.2 研究方法

1.2.1 Voronoi多边形的变异系数

Voronoi多边形的变异系数（CV值）为Voronoi多边形面积的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值，可以衡量地理现象在空间上的相对变化程度并检验平均最近邻结果。本文通过CV值所在区间来判断红色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和均衡程度，当CV值大于64%时，表明点集呈集聚分布；当CV值在33%~64%之间时，表明点集呈随机分布；当CV值小于33%时，表明点集呈均匀分布[15]。

1.2.2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法是对每个输出栅格周围密度进行量化估计，可直观反映出红色旅游景区在地理空间中的分布密度和集聚形态。公式见相关参考文献[16]。

1.2.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包含分异及单因子探测、交互探测、风险区探测和生态探测四大模块。本文运用单因子探测来验证红色旅游景区形成和开发的影响因素，再运用双因子交互作用探测来观察各类因子组合的影响合力[17]。

1.2.4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充分借鉴定性比较分析以前因条件多种组合方式解释组态现象互赖性和复杂因果关系的优势，既合理规避单一案例实证结果普适性不强的缺陷，又有效弥补多案例分析中定性问题含糊不清的短板[18]，以厘清诸多要素以何种联结方式对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点）产生影响。该方法采用覆盖率（Coverage）和一致性（Consistency）两项指标，测度前因变量及其组合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1.3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https://www.ndrc.gov.cn）、中国文明网（http://www.wenming.cn）、国家文物局（http://www.geodata.cn/）和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http://whhlyt.hunan.gov.cn/）公布的涉及红色旅游景区名录：A级旅游景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遗址遗迹和场馆）、湖南省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遗址遗迹和场馆）。经筛选、整理出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点）共计323处。通过百度地理坐标拾取工具获取红色旅游景区的经纬度坐标，再运用ArcGIS软件进行矢量配准和数据分析，得到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数据库。湖南省DEM高程数据、水文数据和行政区划数据来自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geodata.cn/）；各县（市、区）的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局2023年底发布的湖南统计年鉴和相关文献资料。

2 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

2.1 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

2.1.1 空间分布类型

本文利用ArcGIS软件生成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Voronoi多边形（图1），计算得出湖南红色旅游景区的多边形变异系数CV值为89.57%，即全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属于集聚分布，侧面反映出湖南推进全域旅游高质量开发的适宜性和成熟性。从县域尺度上看，各县（市、区）景区空间分布类型差异显著。其中，属于集聚型分布的县（市、区）共有25个，代表区县有衡阳石鼓区（124.87%）、雁峰区（124.52%）等。衡阳作为土地革命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据点和抗战名城，以衡阳会战旧址、抗战烈士陵园和南岳忠烈祠为代表的革命遗址遗迹丰富，且集中分布在衡阳市主城区。属于随机型分布的县（市、区）共有27个，其中代表县（市、区）有浏阳市（62.01%）等，可能的原因是该地区红色旅游景区多为故居类、革命军队驻地旧址类，分布相对分散。湘北、湘中和湘南等其他区域红色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且呈均匀分布态势，如以常德临澧县（29.84%）、津市（21.01%）为代表的湘北地区因未曾形成湖南革命运动中心，红色旅游景区分布相较长沙、衡阳地区分散零落，因此该地区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为均匀分布。
图1 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Voronoi多边形

Fig.1 Voronoi polygons of red tourism attractions in Hunan Province

2.1.2 空间密度特征

核密度分析结果表明，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在空间上形成了7个核心区和多个环形次密度区的分布格局（图2）。具体而言，7个核心区分为1个一级核心区、1个二级核心区、5个三级核心区。其中，一级核心区由长沙市主城区组成（岳麓区、开福区等）；二级核心区为长株潭都市圈，包括长沙县、长沙市望城区、湘潭市雨湖区和株洲市石峰区等县（市、区）；三级核心区主要分布在湘东、湘南和湘西部分地区，包括浏阳市、湘潭市中部（韶山市、湘乡市）、株洲市北部（芦淞区、天元区、醴陵市）和南部（炎陵县）、衡阳市中部（衡阳市市区、衡阳县、耒阳市）、郴州市东部（资兴市、桂东县）、张家界市西北部（武陵源区、桑植县）和岳阳市南部（平江县、湘阴县、汨罗市）等县（市、区）。一、二、三级核心区向周边区域呈圈层扩散，形成密度值由内向外递减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这是因为核心区红色旅游景区品级较高，对周边县（市、区）的红色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辐射拉动作用，且随距离递增而衰减。其次，核心区外在湘南、湘中和湘北地区存在多个环形次密度区呈斑块状零星分布。
图2 湖南红色旅游景区核密度空间分布

Fig.2 Nuclear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red tourism attractions in Hunan

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密度分布由东至西递减，以长株潭都市圈为集中分布区，向西部的武陵山片区（张家界、吉首、怀化等市）和东南部的罗霄山片区（衡阳、郴州等市）呈“一核双轴”状分布。具体来说，新民主主义时期湖南红色革命萌发于长沙和湘潭市，该时期关联红色资源主要集中分布于长沙市，孕育出众多红色旅游景区，具有类型丰富、品级高且开发现状好等资源优势，是全省红色旅游增长极；到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火热推进，此段时期关联资源集中在韶山和衡阳市；土地革命时期，革命中心从湘东中心城市经罗霄山脉向南转移，革命队伍沿株洲市茶陵县、郴州市宜章、汝城、桂东和安仁等县开展游击运动；全民族抗战时期武陵山片区是重要作战区，发动了湘西会战等大规模战役；到解放战争时期则以衡阳和长沙市为主线。总体来看，以长株潭为中心的湘东地区、罗霄山片区和武陵山片区红色景区分布集中，但由于罗霄山和武陵山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受限，红色旅游景区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

3 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3.1 指标选取

参考相关研究经验，本文从自然因素、资源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4个维度，选取高程、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和研学客群规模等10项指标[19-26]，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测各项因子对湖南红色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影响（表2）。具体来说，自然因素是红色旅游景区形成和开发的自然基础，选择高程和水文状况表征；资源因素是红色旅游景区形成的根本和深度开发的物质前提，其中革命遗址遗迹是支撑红色旅游景区得到高质量开发的资源禀赋，与其他类型景区的融合共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改变红色旅游景区的规划建设和分布形态；经济因素是红色旅游景区开发的重要动力，一般通过消费水平、经济水平和投资水平来体现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因素是红色旅游景区形成和开发的有力保障，主要通过人口规模、中心城区可达性和研学客群规模来影响景区的空间分布。
表2 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点)分布影响因子探测结果

Tab.2 Detection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red tourism attractions in Hunan Province

因素层 指标 因子选取依据及计算方法 q值 p值 解释力排序
自然
因素		 X1高程 红色旅游景区（点）与湖南高程数据叠加分析 0.043 0.012 8
X2水文状况 对湖南主要水系进行缓冲区分析 0.002 0.191 -
资源
因素		 X3资源禀赋 红色旅游景区（点）与各县（市、区）的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红色资源类）叠加统计 0.544 0.000 1
X4资源联动 红色旅游景区（点）与各县（市、区）的A类旅游景区（点）叠加统计 0.203 0.000 3
经济
因素		 X5消费潜力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66 0.000 7
X6经济规模 地区生产总值 0.217 0.010 2
X7投资水平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0.030 0.003 9
社会
因素		 X8人口规模 地区人口数量 0.184 0.000 5
X9中心城区可达性 对县域中心城区进行缓冲区分析 0.145 0.000 6
X10研学客群规模 各县（市、区）中小学生数量 0.196 0.000 4

3.2 因子探测结果

表2单因子探测结果显示，资源禀赋、经济规模、资源联动和研学客群规模等9个因子对湖南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产生影响，但水文状况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资源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湖南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较强，自然因素相对较弱。
表3双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显示，10个因子的交互作用均呈双因子增强，说明湖南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在45对双因子组合中有9对因子组合解释力大于0.5，其中资源禀赋和研学客群规模（0.675）、资源禀赋和消费潜力（0.667）、资源禀赋和人口规模（0.645）等因子组合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说明当前湖南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格局深受资源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交叉影响。
表3 双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Tab.3 Results of two-way interaction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 0.043
X2 0.051 0.002
X3 0.570 0.546 0.544
X4 0.283 0.210 0.638 0.203
X5 0.135 0.074 0.667 0.358 0.066
X6 0.275 0.220 0.613 0.421 0.292 0.217
X7 0.118 0.037 0.592 0.323 0.184 0.318 0.030
X8 0.269 0.188 0.645 0.450 0.333 0.322 0.320 0.184
X9 0.246 0.152 0.592 0.380 0.330 0.352 0.265 0.313 0.145
X10 0.297 0.201 0.675 0.440 0.314 0.343 0.348 0.253 0.412 0.196

3.3 影响因素分析

3.3.1 自然因素

湖南省地貌轮廓是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丘岗起伏，北部湖盆平原展开，兼具山地—丘陵—平原3种地形。由图3a可知，总计有204处景区位于海拔小于200 m的平原地区，占比63.16%；90处景区位于200~500 m的丘陵地区，占比27.86%；500m以上仅29处景区（点）。可见湖南红色旅游景区沿平原—丘陵分布态势明显，且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可能原因是，一方面，地势相对平缓的地方更加有利于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等红色旅游景区的形成和开发；另一方面，湖南革命运动很长一段时期是以地势平缓的湘东城市为中心，因而在红色旅游资源基础上形成的红色旅游景区主要集中在平原地区。此外，部分红色旅游景区分布在低矮丘陵地区，这是因为丘陵多与村落接壤，在确保物资供应的同时也具有战争阻隔意义，是开展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的核心区域。
图3 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高程分布及其与自然因素、资源因素叠加分析结果

Fig.3 Analysis diagram of red tourism attractions and natural factors/resource factors of Hunan Province

3.3.2 资源因素

①资源禀赋。重大革命事件的遗址遗迹是红色旅游景区（点）形成和深度开发的资源本底。当前，湖南省共有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红色资源类）520余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700余处。图3b显示，红色旅游景区大多分布在资源禀赋较好的区域，集中在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中高值区域的红色旅游景区共203处，占比62.85%。例如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桑植县，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所在地、被誉为“将军县”的浏阳市，这些县（市、区）的红色旅游景区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着重要革命遗址遗迹。总体来说，红色旅游景区的形成和开发对资源禀赋具有显著的依附性。
②资源联动。运用ArcGIS自然断点法将A类旅游景区（含世界自然遗产、国家级森林公园等）与红色旅游景区进行叠加分析。图3c显示，集中在A类旅游景区中高值区域的红色旅游景区共190处，占比58.82%，可见红色旅游景区的形成与开发与周边其他类型旅游景区的开发联系紧密。例如，以凤凰县为代表的湘西地区红色旅游资源禀赋较弱，得益于周边古城、古镇的开发和少数民族非遗文化的传承保护，实现了红色、绿色和古色旅游资源的共生发展。

3.3.3 经济因素

①消费潜力。旅游消费潜力取决于人民生活水平，是影响游客出游意愿的关键因素，为红色旅游景区的形成和开发提供直接动力。图4a显示，红色旅游景区分布的密度高值区基本位于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长株潭都市圈。
图4 湖南红色旅游景区与经济因素叠加分析结果

Fig.4 Analysis diagram of red tourism attractions and economic factors in Hunan

②经济规模。经济规模是红色旅游景区开发的经济基础。图4b显示，GDP的中高值区和红色旅游景区分布的中高值区基本耦合，均呈现由东至西递减的规律，可见经济规模是影响红色旅游景区开发规模的因素之一。
③投资水平。红色旅游景区的开发离不开旅游资金投入，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量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支持和投资导向、旅游设施和服务来影响红色旅游景区建设规模和质量。图4c显示，受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政策影响，目前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高值区大多集中在红色旅游资源禀赋较弱的湘南、湘西、湘中和湘北地区，相关地区的红色旅游景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但当前投资拉动效果仍不够显著。

3.3.4 社会因素

①人口规模。湖南省常住人口规模分布规律大体呈现由东至西递减形态，尤其在与贵州、重庆、广西、江西交界处更是人口稀疏。图5a显示，常住人口规模的空间分布情况和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整体耦合，说明人口规模大的县（市、区）为红色旅游景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潜在客源市场支撑。
图5 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与社会因素叠加分析结果

Fig.5 Analysis diagram of red tourism attractions and social factors in Hunan Province

②中心城区可达性。为反映县域中心城区可达性对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以距县域中心城市的距离做缓冲区分析，统计缓冲区范围内红色旅游景区的数量。图5b显示，在距各县（市、区）中心城区20 km的缓冲区范围内集聚了近50%的红色旅游景区，例如长株潭地区（长沙市六区、长沙县，株洲市醴陵市，湘潭市韶山市等）、衡阳市（珠晖区、雁峰区、石鼓区、耒阳市、衡山县等）和桑植县的红色旅游景区基本聚集在中心城区周围。这是因为中心城区往往汇集着各区域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旅游集散功能相对完善，因此红色旅游景区的开发也会比较成熟。
③研学客群规模。依托红色旅游景区所承载的社会教育功能，以中小学生为主要客群，开展以弘扬和培育爱国主义精神为目的的研学旅行对红色旅游景区的开发有一定推动作用。图5c显示，湘北、湘西等研学客群规模小的地区在红色旅游景区开发方面也相对欠缺，可见存在一定因果关联。

4 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分析

4.1 变量校准

地理探测器模型的因子解释力表明，单一要素难以充分揭示红色旅游景区开发效能的复杂成因。红色旅游景区的开发受多维度要素非线性耦合作用的影响，各要素间存在协同、替代或抑制关系，如旅游投资水平可能放大资源禀赋优势，而中心城区可达性则可能削弱消费潜力。由于地理探测器仅能探测出单因子影响与双因子的交互效应，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分析方法（fsQCA）进一步厘清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点）的多重条件之间的协同效应与联动机制，探明上述影响因子的组态路径（X2水文状况不显著，不纳入分析）。在进行模糊集定性分析前，需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处理，将其转化为[0,1]范围内的模糊集隶属数据，以便进行后续的组态路径分析。参考已有研究[27]做法，本文分别选取95%、50%、5%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校准锚点，并运用fsQCA3.0软件对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进行校准。同时，为避免校准后交叉点隶属度为0.5而无法被纳入分析的情况，参考黄钟仪等的做法[28]，将隶属度由0.5手动调整为0.501，具体校准结果见表4。
表4 变量校准结果

Tab.4 Varibles calibration

变量名称 完全隶属 中间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Y红色景区（点）数 9 2 0
条件变量 X1高程 528.842 160.875 33.100
X3资源禀赋 12 3 0
X4资源联动 11 5 1
X5消费潜力 58.191 43.440 27.977
X6经济规模 150555.4 57516.0 28205.0
X7投资水平 19.290 14.825 11.7000
X8人口规模 111.7905 50.2700 15.3850
X9中心城区可达性 9.95 2.00 0.00
X10研学客群规模 187987.05 72258.50 19811.45

4.2 必要性分析

依据QCA理论，各项前因变量以不同形态组合存在于多条结果路径，若单项前因变量一致性水平高于0.9，则判定该前因变量为必要性条件，后续路径分析应将其纳入总路径的解析过程。由表5必要性分析结果可知，遴选的9项前因变量均无法单独构成必要条件，表明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存在多重因素的联动效应，因而有必要进行组态分析以进一步厘清其成因的多元组态。
表5 必要性分析结果

Tab.5 Necessity analysis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X1高程 0.143 0.841 X7投资水平 0.157 0.805
~X1高程 0.169 0.817 ~X7投资水平 0.155 0.852
X3资源禀赋 0.160 0.946 X8人口规模 0.150 0.864
~X3资源禀赋 0.153 0.733 ~X8人口规模 0.163 0.797
X4资源联动 0.148 0.863 X9中心城区可达性 0.141 0.879
~X4资源联动 0.165 0.799 ~X9中心城区可达性 0.172 0.790
X5消费潜力 0.142 0.834 X10研学客群规模 0.158 0.882
~X5消费潜力 0.170 0.823 ~X10研学客群规模 0.155 0.779
X6经济规模 0.142 0.856
~X6经济规模 0.171 0.806

4.3 组态分析

必要性分析结果显示单项条件一致性水平均较低，采用变量赋值规则校准以获取真值表，构建校准后的各前因条件。组态分析综合PRI一致性水平应大于0.75，将一致性阈值设为0.8，案例频数阈值默认值设置为1，采用fsQCA工具执行布尔最小化测算获得简约解、中间解、复杂解3类结果[27]。复杂解结果的结构性较复杂解释力弱，故不加采用。中间解完全参照变量设置所形成的结果，能较好反馈实际案例情况，采纳后辅以简约解补充，若前因条件共现于简约解和中间解则视为核心条件，若仅现于中间解则视作边缘条件。表6组态分析结果显示，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共存在6条组态路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0.75，表明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同时，6条路径均包含条件变量X3资源禀赋，不难看出资源禀赋是红色景区景点的基础与条件组态的核心条件。此外，6条组态路径可依据其核心存在进一步归纳为3类组态模式：资源驱动型、资源—市场联动型和资源—经济联动型。
表6 组态分析结果

Tab.6 Results of configuration analysis

变量 资源驱动型 资源—市场
联动型		 资源—经济
联动型
H1 H2 H3 H4 H5 H6
X1高程 ● ● ⊗ ⊗
X3资源禀赋 ● ● ● ● ● ●
X4资源联动 ● ● ● ●
X5消费潜力 ● ● ⊗ ⊗
X6经济规模 ⊗ ● ● ●
X7投资水平 ● ⊗ ● ●
X8人口规模 ⊗ ⊗ ● ●
X9中心城区可达性 ● ● ● ●
X10研学客群规模 ⊗ ⊗ ● ●
一致性 0.973 0.969 0.965 0.954 0.965 0.978
原始覆盖度 0.376 0.267 0.394 0.274 0.319 0.339
唯一覆盖度 0.049 0.043 0.079 0.000 0.004 0.001
总体一致性 0.938
总体覆盖度 0.577

注：●和⊗分别表示核心存在与缺失；●和⊗分别表示边缘存在与缺失；空白表示存在与缺失二者亦可。

①资源驱动型。组态H1与H2均包含X1高程、X3资源禀赋和X4资源联动3个共同前因变量，该组态类型的案例主要为海拔相对较高、红色旅游资源富集且其他类型旅游资源配套良好的县域。其中，组态H1的复杂解为“X1高程*X3资源禀赋*X4资源联动*~X6经济规模*~X8人口规模*X9中心城区可达性*~X10研学客群规模”，一致性水平为0.973，可解释37.6%的案例；组态H2的复杂解为“X1高程*X3资源禀赋*X4资源联动*X6经济规模*X7投资水平~X8人口规模*~X10研学客群规模”，一致性水平为0.969，可解释26.7%的案例。典型案例为耒阳市，耒阳市是湘南起义重要策源地，现存湘南起义旧址群、红色人物纪念地等多处红色旅游景点，同时有其他文化资源如蔡伦造纸文化、农耕文化和蔡伦竹海、耒水湿地等自然景观。耒阳市一方面投入大量专项资金对培兰斋、梁家祠堂等湘南起义旧址群进行修缮，同时采用3D扫描、VR等技术对红色遗址进行数字化存档，进一步提升红色旅游资源的区域竞争力。
②资源—市场联动型。组态H3、H4均包含X3资源禀赋、X5消费潜力、X8人口规模、X9中心城区可达性、X10研学客群规模5个核心存在，该组态类型的案例主要是红色旅游资源富集、目标市场客群庞大且红色旅游景区邻近中心城区的县域。其中，组态H3的复杂解为“X3资源禀赋*X4资源联动*~X5消费潜力*X8人口规模*X9中心城区可达性*X10研学客群规模”，一致性水平为0.965，可解释39.4%的案例；组态H4的复杂解为“~X1高程*X3资源禀赋*~X5消费潜力*X8人口规模*X9中心城区可达性*X10研学客群规模”，一致性水平为0.954，可解释27.4%的案例。典型案例如醴陵市，醴陵市是一片红色热土，素有“中国近代半湖南，湖南近代半醴陵”之誉。醴陵不仅红色资源丰富，还是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走出了一条“瓷旅融合+城乡共建+全民共享”的全域旅游发展新路子，年均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超80亿元。
③资源—经济联动型。组态H5、H6均包含X3资源禀赋、X6经济规模、X7投资水平3个核心存在，该组态类型的案例主要是红色旅游资源禀赋较好且经济发达、投资水平较高的县域。其中，组态H5的复杂解为“X3资源禀赋*~X5消费潜力*X6经济规模*X7投资水平*X10研学客群规模”，一致性水平为0.965，可解释31.9%的案例；组态H6的复杂解为“~X1高程*X3资源禀赋*X4资源联动*~X5消费潜力*X6经济规模*X7投资水平”，一致性水平为0.978，可解释33.9%的案例。典型案例如岳麓区，一方面依托岳麓山、橘子洲等著名红色旅游景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党建引领+红色旅游”，将爱国主义教育与绿色生态资源相结合，形成富有特色的红色旅游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将研学旅行与志愿服务相结合，利用区内中小学与高校在校生众多的市场客群优势，建立多个志愿者团队，将红色教育融入红色实践。

4.4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fsQCA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参考已有研究[29]，本文从以下3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①将案例频数阈值由2提高至3，所生成的2个组态与上述分析得到的组态结果保持一致；②将原始一致性阈值由0.75调整为0.8，所产生的案例结果包含原有分析结果；③调整校准锚点，将完全不隶属和完全隶属的校准锚点调整为15%和85%，中间点保持不变，生成的组态结果与现有组态保持一致。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运用Voronoi多边形面积变异系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分析湖南省122个县（市、区）的323处红色旅游景区（点）空间分布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与模糊集定性分析方法探明了其影响因素及组态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①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在省域尺度上呈集聚分布，在县域尺度上分布类型差异显著。其中，衡阳市和长株潭都市圈等县（市、区）的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多为集聚型；郴州市和湘西州等县（市、区）多呈随机分布；湘北、湘中和湘南等其他区域红色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且呈均匀分布。
②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密度分布大体呈由东至西递减态势，形成7个核心区和多个环形次密度区。其中，核心区多分布在湘东地区，形成以长株潭都市圈为中心，以西部武陵山片区（张家界、吉首、怀化等地区）和东南部的罗霄山片区（衡阳、郴州等地区）为副中心的“一核双轴”格局。
③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是多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资源因素对其空间布局产生关键影响，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是支撑红色旅游景区（点）持续开发的重要动力，而自然因素影响较弱。
④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遴选的9项条件变量均无法单独构成影响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点）的必要条件，存在“资源驱动型”“资源—市场联动型”和“资源—经济联动型”3类组态模式、6条组态路径。

5.2 讨论

基于以上结论并结合湖南省红色旅游发展实际，为助推湖南省红色旅游景区高质量发展见效成势，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①优化旅游区域布局，发挥资源集聚优势。依据各县（市、区）红色旅游景区开发现状和资源富集度，应按照单体和片区相结合、点线面相串联的集群开发理念，构建“三区四线”红色旅游景区开发格局。具体来说，针对资源禀赋高、开发利用情况好的长株潭片区，采用增长极扩散开发模式打造红色旅游示范区，实现区域间景区共建、道路互通、客源互送、宣传互推、信息共享；针对资源联动基础较好的武陵山和罗霄山片区，采用区域联动开发模式打造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创新区，发挥“门户”优势依托湘赣边合作示范区、湘鄂渝黔旅游联动区建设，跨区域联合开展红色旅游节事活动；针对资源禀赋较低、资源相对零落分散的湘南、湘中和湘北地区，采用政府主导开发模式打造红色旅游发展扶持区，从小规模的县县联合扩展至与广西、广东和湖北等邻近省份的旅游资源和市场互动，通过旅游发展带动乡村振兴，盘活区域经济发展。
②强化旅游要素配置，增强可持续发展动能。政府部门应紧扣旅游强省和全域旅游的发展愿景，完善全省红色旅游顶层设计，支持资源、设施、资金、政策和人才等要素在全域空间内优化配置。具体地，一是梳理、保护和活化湖南红色文旅资源，对革命事件、革命人物、革命典籍和革命遗址进行权威解读和深刻阐述，激活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二是强化政策和资金保障，政府牵头制定支持红色旅游发展的土地、项目等系列政策，完善融汇政府资金、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于一体的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引导红色旅游良性健康发展；三是加强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发挥好湖南省红色旅游智库平台的作用，引进旅游领军人才和团队，加快培育精通红色旅游规划、运营、策展、红色文化研究等相关专业人才。
③提质旅游产业建设，激发文旅消费热情。在传统的红色旅游供需链中因信息提供、情感互动、参与度、服务主导逻辑等方面的偏差，游客体验价值感知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导致游客在景区（点）逗留时间短、消费低。为适应文旅消费品质化趋势，要加快开发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全面建设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红色旅游产业体系。一方面，实施智慧旅游支撑工程，建好智慧旅游技术平台，整合吃住行游购娱要素。打造智慧旅游产品，引入环绕式故事讲解和全息投影呈现搭建沉浸式体验空间，以“云演艺”“云展览”等融合线上线下旅游场景。另一方面，创新打造全媒体传播矩阵。强化旅游品牌的宣传营销，利用湖南广电、抖音和小红书等媒体平台加大宣推力度，以文创产品和文艺作品为载体提高红色旅游品牌辨识度。
本文在理论层面弥补了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布局—驱动机制研究相脱节的缺口，在实践层面为湖南红色旅游景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但仍有以下不足之处：①为便于量化判别各县域红色旅游景区（点），将红色资源样本进行了简化，即选用的是具有空间位置信息和保护级别信息的不可移动红色文物，既没有考虑可移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也没有将非文物保护单位的红色资源纳入研究样本；②影响湖南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因素以探索性分析为主，所构建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仍待完善；③由于本文基于县域尺度，因此一方面在探究整体保护利用策略时主要针对县域之间，通过相应空间组织方式和多样化策略来提升省域范围内红色资源整体保护利用水平，而对县域内红色景区之间的整合开发策略未能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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