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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7: 168 - 177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7.017

三农、土地与生态

城乡融合视角下大都市城乡结合部乡村振兴：理论探讨与路径选择

  • 何仁伟 , 1 ,
  • 王娟 2 ,
  • 张传华 , 3, ※ ,
  • 方方 4
展开
  • 1.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市情研究所，中国 北京 100101
  • 2.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区域经济研究所，中国四川 成都 610071
  • 3.重庆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中国 重庆 400054
  • 4.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中国 北京 100101
※张传华（1978—），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与土地资源利用。E-mail：

何仁伟（1978—），男，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4-07-25

  修回日期: 2025-01-08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8-28

基金资助

2025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KY2025B0388)

收起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Urban-rural Fringe of Metropolitan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ath Selection

  • HE Renwei , 1 ,
  • WUANG Juan 2 ,
  • ZHANG Chuanhua , 3, ※ ,
  • FANG Fang 4
Expand
  • 1. Institute of City Situation Research，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101，China
  • 2. Institute of Regional Economics，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Chengdu 610071，China
  • 3. College of Management，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ongqing 400054，China
  • 4. Institute of Economics Research，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101，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25

  Revised date: 2025-01-08

  Online published: 2025-08-28

Fold

摘要

大都市城乡结合部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先行区，在城乡融合视角下探讨城乡结合部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发现：在理论机理方面，“要素—结构—功能”三者间互动是理解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形成机制方面，城乡结合部是城市规模扩张及寻求利益更大化的“推力”和外围农村谋求发展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问题探析方面，大都市城乡结合部“乡村病”是一种“城乡综合病”，集中体现在“人”“地”“业”等方面以及由此引起的乡村功能紊乱和空间治理问题；在路径探索方面，基于城乡融合视角提出乡村振兴的推进路径为：大都市城乡结合部振兴需要内源和外源动力共同驱动，即通过城乡要素融合和乡村结构优化，重构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社会和文化功能。

关键词： 城乡融合; 乡村振兴; 要素整合; 结构优化; 功能重构; 城乡结合部

本文引用格式

何仁伟 , 王娟 , 张传华 , 方方 . 城乡融合视角下大都市城乡结合部乡村振兴：理论探讨与路径选择[J]. 经济地理, 2025 , 45(7) : 168 -177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7.017

Abstract

The urban-rural fringe of metropolitan areas serves as a pioneer zone for advanc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xplo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is fri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arries significant practical importance. The study reveals the following: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mechanism, the interaction among "element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egard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the urban-rural fringe emerges from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 "push" from urban expansion and the pursuit of greater interests, alongside the "pull" from peripheral rural areas striving for development; in analyzing problems, the "rural diseases" in the urban-rural fringe of metropolitan areas manifest as "urban-rural comprehensive diseases", concentrated in aspects like "population, land, and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resultant rural functional disorders and spatial governance issues; in exploring path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approach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metropolitan fringe is proposed as follows: it requires the joint drive of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forces, namely, reconstructing rural production, living, ecolog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rural element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structure.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element integration;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functional reconstruction; urban-rural fringe

城乡融合是城乡之间不断交流融合和协调联动的动态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为新时代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城乡融合发展将城乡空间、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视为有机整体[1]，通过统筹规划、结构重构和制度创新，推动资源要素双向流动与功能互补，最终实现城乡共荣共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明确了城乡融合发展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城镇化和工业化推进过程中，由于缺乏城乡一体发展规划的统筹与引导，出现了城乡关系扭曲和村庄衰落的现象[2]，导致城乡发展失衡、体制机制不畅、工农关系失调、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矛盾等各类不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现实障碍，引起“乡村病”与“城市病”在城乡两端并发[3]，使城乡系统机能紊乱、城乡资源要素错配[4]、城乡一体化进程受阻。城市与乡村是矛盾统一体，更是命运共同体。 面对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难题，唯有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方能实现功能互补、和谐持续的发展[5]。首先，城乡融合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通过创新制度供给、畅通资源双向流动渠道，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构建城乡人、地、业等关键要素耦合联通机制，为乡村振兴注入核心动力[6]。其次，乡村振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路径。乡村振兴战略着力优化乡村地域系统[7]、强化空间治理、激发内生活力，提升乡村经济韧性[8]，推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进而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城乡融合水平。
城乡结合部是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是城镇化推进和城市规模扩张过程中形成的亦城亦乡的特殊区域[9-10]，既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城市功能的重要支撑，又是城市中心带动和辐射外围乡村的重要支点。相较于其他乡村，其城乡要素对流更频繁，与城市联系更紧密、依赖性更强。一方面受大都市功能拓展的强烈辐射，另一方面保留乡村固有特征，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功能上与城市差异显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动，我国城市规模不断膨胀，部分城市开始患上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人口失控等“大城市病”，加之对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的前瞻性不足，在大都市呈摊大饼式扩张的过程中，“城市病”开始向乡村蔓延，使城乡结合部乡村在出现要素非农化、环境污损化、治理无序化等“乡村病”[11]的同时又感染上“城市病”，从而复合为“城乡病”[12]，导致城乡结合部乡村系统紊乱，呈现出要素失和、结构失衡、功能失调等无序化发展特征。
推动城乡结合部的乡村振兴和健康持续发展，既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支撑大都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2022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推动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标志着超大城市发展模式正由外延扩张转向内涵提升。在此背景下，城乡结合部凭借其优越的地理区位、社会经济基础及紧密的城乡联系，在应对“大城市病”治理挑战、服务大都市高质量转型发展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理应成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沿阵地。立足国家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战略视野，城乡结合部乡村建设应以支撑大都市的核心功能和高质量发展为导向[13]，以促进城乡系统内部各要素的良性循环为重心，通过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推动乡村要素重组、结构优化、功能提升、发展转型，探索具有大都市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本文关注的“城乡结合部”，特指大都市（超大特大城市）周边乡村地带，排除了已纳入近期建设规划、明确将转为城市新区或“城中村”改造的区域，聚焦于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保持乡村属性，长期维持乡村空间形态的边缘地带，“乡村振兴”是该地带重要目标导向。
基于此，本文以城乡结合部为研究对象，探析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机理，探讨城乡结合部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大都市城乡结合部“乡村病”的特征，并在城乡融合视角下探寻城乡结合部乡村振兴的路径，以期为相关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提供参考。

1 机理分析：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互动机理

系统理论认为，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若干要素组成，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14]。系统具有层级性，一个系统包含若干子系统，同时又隶属于更高层级的系统。系统各要素及子系统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着互为因果、反馈循环的复杂关联。系统及子系统与外界环境存在动态联系，通过信息和能量的相互交换，推动着系统的更新和优化[15]。要素、结构、功能是理解系统的3个关键方面。其中，组成要素数量、质量、类型和组合方式不同，系统的结构也存在着差异；结构决定着系统的功能，系统结构改变会引起功能的变化；同时，功能也对系统的要素和结构产生反馈作用，引发“要素—结构—功能”三者间的良性或恶性循环。系统科学着眼于从整体上研究和解决问题，有助于全面把握系统的特点和规律，从而达到重组要素关系、调整系统结构、优化系统功能的目标。
吴传钧院士提出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是系统理论在地理学的延伸拓展和实践运用。1980年代，钱学森院士开始倡议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综合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组成的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强调系统论及其在各门科学中的应用。吴传钧积极响应钱学森倡议，并进一步将系统论思想引入到地理学研究中，形成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16]。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以促进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优化，促进系统内部各要素的良性循环为中心研究目标[17]，可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全局的系统思维。根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城乡地域系统是由城市与乡村组成的有机系统，城乡融合发展同时是城市与乡村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随着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城乡资源要素的对流日益频繁，尤其是在大都市城乡结合部，城乡社会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城乡要素对流更为突出，城市与乡村形成了相互依赖、有机互动的城乡融合系统。要素、结构与功能是城乡子系统的关键支撑，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反馈，推动着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在一定的地理、政策、社会经济、软硬设施等外部环境下，城乡子系统及其组成相互支撑、相互作用，通过溢出效应和协同效应，推动着城乡融合系统功能优化，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水平。具体而言，人、地、业构成乡村振兴三大核心要素[18]，城市通过溢出效应推动其先进要素向乡村流动，促进乡村要素重组、改善乡村的结构，激发乡村的物质功能（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社会功能与文化功能重构[19]，从而推动乡村子系统优化升级和乡村发展，进而补足城乡融合系统中乡村发展这块“短板”，乡村对城市功能的支撑作用得以增强，使城乡互动中产生互补协同效应，从而实现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图1）。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中，应坚持用系统思维来审视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把握城乡相互作用和乡村振兴的本质规律及逻辑关系。
图1 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城乡融合发展机理

Fig.1 The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regional System

2 规律认知：城乡结合部形成的动力机制

城乡结合部，亦称城市边缘区、城市边缘带、城乡交错带等，是城市扩张过程中城乡要素在该区域高强度汇聚并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亦城亦乡区域，是城乡空间的过渡区[20-21]。城乡结合部形成是两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来自城市规模的扩张与利益更大化的推力，另一方面则来自乡村改变落后现状与自身转型发展的拉力。

2.1 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产生的推力作用

一是城市扩张引起的规模不经济推动市区部分产业向郊区农村转移。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我国城市规模的不断膨胀，人口、资源、环境、交通等矛盾日益凸显，城市病”加剧。在此背景下，城市规模不经济效应逐步显现，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土地价格上涨等问题愈发突出。受城市核心区土地成本攀升、环保政策收紧等因素驱动，农林牧渔、一般制造业、批发零售等低端业态，在满足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服务需求的基础上，逐步向城郊及周边乡村迁移，进而推动城乡产业重构和空间重构[22]。
二是城乡二元结构以及高昂的居住和生活成本，促使市区就业的外来人口在郊区农村寻找低成本的生活空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在打破城乡藩篱上进展很大，但仍需要进一步改革，大量本地农业转移人口及外来流动人口往往难以顺利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城乡结合部居住和生活成本相对低廉，管理机制灵活，有利于外来流动人口在大中城市安身立命的同时，也缓解其在职业、身份、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剧烈转变过程所带来的冲击，提升对城市生活环境的适应力[23]。
三是乡村绅士化促使城市中产阶级向乡村迁移，在城郊乡村寻求居住与休闲空间[24]。乡村绅士化是指部分高收入人群厌倦了城市生活，从拥挤的市区迁至乡村地区，借助一定的经济资本，体验和消费乡村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及文化氛围。这一过程导致乡村地区人口结构重构、物质景观变化、城乡联系更加紧密[25]。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大都市边缘区城乡交流日益频繁，乡村因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宜居的生态环境，成为乡村绅士化的主要发生地[26]。乡村绅士化对大都市城乡结合部乡村地区的人口、产业、土地结构以及乡村治理具有重要影响，亦对推动城乡结合部的城乡关系变革有重要作用。

2.2 城市郊区农村谋求发展的拉力作用

一是市区产业和外来人口迁入带来的“利益”激发了郊区农民的“经济理性”，自上而下驱动着城乡结合部的形成。郊区农村相对较低的土地价格（地租）吸引着城市的部分产业向郊区农村转移，这些外来产业的植入带动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从而满足和激发了郊区农民心中对于就业增收的潜在渴求，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郊区农民积极配合和响应这些外来产业的迁入，产生自发的拉力作用，推动着城乡结合部的形成。由于非农产业的土地收益明显高于农业土地所产生的收益，通过土地的非农化，农民可获得更大的短期效益，进一步引起市区非农产业的聚集，加速城乡结合部农村的发展。同时，城市外来的务工人员为了寻找栖身之地，大量地在郊区农村聚集，对生活服务业具有较大的需求，拉动着小食品店、小作坊、小服装厂等业态的发展，为郊区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以及就业增收带来的契机。
图2 城乡结合部形成的动力机制

Fig.2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of urban-rural fringe

二是郊区农村主动谋求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拉力作用，自下而上地驱动着城乡结合部的形成。郊区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转化为发展的动力，推动着城乡结合部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位于城郊的农村凭借自己的区位和资源等优势，积极招商引资，整合内外资源，将集体土地出租给一些工商企业，使其发展乡镇经济和第三产业，带动农村发展，推动农民就地解决就业。郊区农村的这种谋求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内在需求，以及农民以追求美好生活和增收致富现实需求，拉动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城郊农村发展，自下而上地驱动着城乡结合部的形成[27]。例如，苏南城郊的农村地区依靠农民，发挥地理优势，依托城市，充分接收城市经济的辐射，自力更生发展乡镇企业，属于自下而上推动城乡结合部形成的典型。

2.3 城乡结合部是城乡“推拉”互动的结果

城乡结合部的形成与演变，是城市发展力量和乡村自身转型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角度看，城市规模扩张、寻求低成本和更高生活质量需求推动产业和人口的向外扩散，在城市边缘区汇聚，推动城乡结合部形成。在此过程中，城乡结合部乡村处于明显被动的地位，城市推力占据主导地位。从城乡互动和互利互惠的角度看，产业、人口、资本等要素“下乡”不仅是城市辐射、溢出或向外扩张的结果，而且也是乡村基于自身发展的现实需求，主动寻求发展机会、积极吸纳城市要素流入的结果。换言之，城乡结合部的形成是城乡“推拉”力量双向互动、协同作用的结果。在城乡结合部形成过程中，乡村对城市的反向拉力引起了资源要素由城市向乡村的流动集聚，在“推拉”力量共同作用下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作用在城乡结合部自发推进，城乡分割的局面在城乡结合部地区率先被打破，客观上推动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和乡村发展水平提升。但这种缺乏管控的自发性不可避免地具有盲目性，可能导致城乡结合部乡村要素失序、结构失衡、功能失调等问题。总而言之，城乡结合部的形成是市场机制作用下城乡双方短期利益博弈的结果，城乡结合部乡村产生的问题则是市场失灵的结果。

3 问题探析：大都市城乡结合部乡村“病情”诊断

随着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大都市城乡结合部少数村庄通过疏解整治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目前大都市的城乡结合部乡村发展问题依然突出。相较于以农为主、离中心城市较远、受城市辐射比较弱、发展较为滞后的传统型村庄，大都市城乡结合部乡村病兼具“传统乡村病”和“大城市病”复合性特征，是一种“城乡综合病”（表1）。具体而言，在乡村病上表现为农村优质资源要素流失，农村产业发展单一低效、治理薄弱、环境恶化、公共服务设施落后等；在“城市病”上表现为城市蔓延扩张引发人口过度聚集、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空间被蚕食、土地利用无序等问题。“城乡综合病”导致城乡结合部乡村要素发展失序、结构不合理、功能不清晰，集中体现在人、地、业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治理问题。
表1 “城市病”“乡村病”与大都市城乡结合部“城乡综合病”特征

Tab.1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disease", "rural disease" and "urban rural comprehensive disease" in the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zone of major cities

类型 人口 土地 产业 空间治理
大都市
“城市病”		 人口膨胀，住房紧张，房价高昂，职住分离严重，城市规划和人口管理滞后 城市建设无序，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居住空间不足，工业用地占比大，生态环境恶化 部分工业企业环境污染严重，低端制造业等面临淘汰和转移的困境，产业转型升级困难[32] 生产空间布局乱、用地紧张，生活空间居住拥挤、交通拥堵，生态空间绿化少、用地被侵占；社区分化严重、公共空间不足，传统文化空间受挤压[33]
传统型村庄
“乡村病”		 青壮年人口流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村庄空心化突出，乡村建设人才缺乏[34] 农用地低效利用，撂荒现象突出；农业面源污染严重；村庄空心化问题突出 传统农业占主导，三产融合水平不高，农业多功能未有效挖掘，经济效益低 “三生”空间布局散乱、生产功能落后、生态功能受损；社会空间缺乏活力，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文化空间无序，传统文化认同度不高，文化服务设施落后[27]
城乡结合部村庄
“城乡综合病”		 市区人口外溢，人口结构复杂，外来人口多，“人口倒挂”严重，人口素质良莠不齐，管理困难 受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土地利用无序，乱占乱用、私搭乱建，规划失控，违法用地多，耕地污染严重 无序收租“瓦片经济”，小作坊、小餐饮、小服装等“三无”产品低端业态无序扩张，农业功能被忽视 “三生”空间布局混乱、功能界限不清晰；社会空间主体多元，利益复杂、矛盾多、治理难；文化空间失序，乡村文化发展迷失方向

3.1 外来人口倒挂严重

城乡结合部人员结构复杂，外来人口数量多、占比大。大都市城乡结合部人口主要由本市农民、城市居民、外来人口三部分组成，其中外来人口数量大，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重严重倒挂[28]。过量的人口聚集与有限的资源投入结构性失衡，加之乡镇级财政投资能力有限，城乡结合部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滞后且常处于超负荷状态。面向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供给，在人力资源、硬件设施、财政投入等基础保障层面，以及公共服务内容方面，均存在较为显著的短缺现象。此外，由于人口聚集造成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加剧、安全隐患多、管理成本高等问题，大都市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管理面临着巨大挑战，外来流动人口成为社会管理的重点与难点。

3.2 土地资源利用无序

城乡结合部作为大都市空间拓展与承接城市中心产业转移的优先区域，具有显著的经济开发潜力。但由于低端产业聚集、房屋建设标准低、缺乏规划指导，城乡结合部土地资源低效分散利用，出现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29]。低端产业聚集、私搭乱建与违规占地交错蔓延，导致建设用地呈碎片化分布，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被侵占，土地价值难以有效显化。无序扩张态势进一步推高了基础设施配套与公共服务成本，使城乡结合部既难以承接城市高端要素转移，又无法有效维系乡村生态本底与农业生产功能，土地资源陷入“低效利用与闲置并存”的双重困境。

3.3 产业转型升级缓慢

随着城市要素的不断进入及其与农业多功能开发的耦合，一些城乡结合部产业发展呈现出城乡交融的形态。然而，大多数城乡结合部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仍较明显，转型升级缓慢，乡村生产功能开发不足。农民“离地不离房”衍生出的“瓦片经济”强化了对出租屋依赖，外来人口随之大量聚集并集中于小餐饮、小作坊、小服装等低端业态，形成产业对廉价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的双重依赖。农业多功能价值被忽视，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科普教育等高潜力领域开发不足，导致乡村生产功能单一、产业链短、附加值低，既无法与中心城区产业形成互补，也难以支撑乡村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陷入低端锁定再低端复制的困局。

3.4 乡村空间功能亟需重塑

城乡结合部乡村空间治理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乡村功能亟待重塑。大都市城乡结合部因市中心人口、产业的涌入及土地利用的失控，使乡村的空间治理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造成乡村功能紊乱，乡村发展亟待转型。一是在物质空间上表现为“三生空间”布局混乱、功能失调。具体而言，生产空间缺乏监管，安全隐患突出；生活空间宜居性差，公共服务设施承力不足；生态空间脏乱差，环境卫生问题突出；“三生空间”功能界限不清晰。二是在文化空间上表现为治理失序，城乡文化出现剧烈冲突。伴随着资本下乡，商业文化大行其道，乡村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表现出迷茫和无所适从。三是在社会空间上表现为主体多元、利益复杂、矛盾纠纷多，多元主体治理的机制不健全。城乡结合部处于城市与村庄的交界地带，城乡治理空间重叠交错，其治理主体不仅包括乡镇—村委会、街道—居委会，还包括物业公司、社会组织、村民居民、企事业单位等力量。人员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在村庄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特征，并随着城市的扩张表现得越来越显著[30,31]。

4 路径探寻：城乡融合视角下城乡结合部乡村振兴的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要义就是推动城乡资源要素良性循环、结构优化与功能协调、城乡共生共享与共赢发展。解决城乡结合部乡村“城乡综合病”，需要内源和外源动力共同驱动城乡结合部乡村发展，外源动力则来自城乡融合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而内源动力来自乡村振兴带来的要素重组、结构优化、功能重构及其引起的反馈效应。即解决大都市城乡结合部乡村“城乡综合病”应以提高大都市发展质量为前提，通过推动城乡互动、融合发展，在重组要素、优化结构、提升功能过程中，推动城乡结合部乡村振兴（图3）。
图3 城乡融合视角下大都市区城乡结合部乡村振兴的基本思路

Fig.3 Basic idea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urban-rural fringe of metropolitan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4.1 推动要素有序流向乡村，促进城乡要素整合重组

城市要素向乡村规范有序地流动是乡村振兴的必要前提。与传统的乡村不同，城乡结合部存在人口、产业等要素由城市向乡村流动集聚现象，但其流动具有盲目性和自发性，因此推动城市要素规范有序下乡，既要关注要素的类型，还要密切关注其结构和质量。以构建土地、人才、资金三大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为切入点，协同解决“大城市病”和城乡结合部乡村“城乡综合病”，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重点推动城市先进要素向乡村流动。
①在“人”方面，重点是要强化人才流入和外来人口管理。一是建立城市人才向乡村流动的机制，优化乡村的人才结构。人才是劳动力、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载体。打造乡村振兴项目的合作开发平台，吸引人才返乡创业；建立灵活的人才激励机制，“弹性引进”各类人才服务乡村。二是创新外来人口管理方式。打造共享平台，整合流动人口信息与房屋信息，建立流动人口基本信息的大数据库。通过政府各职能部门与村“两委”之间的信息共享，实现流动人口数据及时更新和协同管理，确保“以证管人”落地落实。
②在“地”方面，重点是要推动农村土地改革和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一是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利用大都市城乡结合部的区位优势，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新模式，为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城乡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二是针对村内大量房屋闲置、“瓦片经济”屡禁不止的现状，应深入探索经营模式创新。比如通过集中收房、统一运营的方式盘活村内闲置房屋，从源头上遏制无序管理的“瓦片经济”。三是针对土地无序利用问题，可以镇域为单位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从整体上优化乡村空间结构和布局。
③在“业”方面，激发农村产业新动能。一是推动城乡产业关联互补。在乡村振兴和大都市非核心功能疏解的驱动下，农业现代化所需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开始向乡村流动，通过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合理配置，推动城乡产业形成关联互补。二是创新投融资机制。资金是乡村产业发展的血液，撬动和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乡村产业发展。三是结合乡村的资源禀赋和特色农耕文化，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以满足城市居民潜在需求。比如以农业特色产业为依托，引入社会资本，共同推动都市农业、休闲旅游业的发展，打造农产品的生产、研发、交易中心以及农耕文化交流中心。

4.2 以城乡要素间的耦合协调促进结构优化

推动构建资源要素配置新格局和乡村结构优化，促进“人—地—业”关系的耦合协调。重点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①处理好“人—业”关系。推动村庄及周边产业升级转型，提高外来人口就业门槛，通过减少低端产业比重来降低外来人口的比例，实现“以业控人”，从根本上解决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过度聚集的问题。如北京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村为有效应对村庄疏解整治后的产业“空心化”问题，“筑巢引凤”，重点引进和孵化文创企业打造乡村产业基础。通过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进一步提升对文创企业的吸引力，推动小作坊向文创特色村转型。通过产业的转型升级，削弱了外来人口聚集的“经济基础”，有效地控制了外来人口数量，村庄的环境卫生、公共秩序、安全治理等方面得到显著改善。
②处理好“人—地”关系。一是因地制宜地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实施“以房管人”模式。可在有条件的地区实施物业托管出租房屋模式，引进有资质的物业公司采取“旅店式”管理，推动宅基地使用的规范化和运营的专业化。通过加强对出租房屋的监督、管理来实现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针对企业比较多的城乡结合部村庄，采取村企联姻工作模式，探索“村企共治”的房屋出租模式和物业化管理。
③处理好“地—业”的关系。一是推进“三块地”改革，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为在宅基地发展的城市下乡产业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提供政策支持，引导符合村庄功能定位的产业安家落户；依法支持将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时支持闲置用地盘活利用。二是鼓励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发展符合乡村特点的乡村旅游、休闲农业、餐饮民宿、文化体验、创意办公、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并拓展农产品冷链、初加工、仓储等产业链环节，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4.3 推动乡村功能重构

充分发挥大都市核心区的溢出效应以及“近水楼台”的区位优势，基于乡村的资源禀赋，重构城乡结合部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社会和文化功能。
①重构乡村生产功能。治理“大城市病”和“乡村病”，需要重组城乡空间资源、优化产业分布格局。推动二三产业向乡村迁移，改变大都市产业过度聚集的状况，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协调、补齐乡村产业短板。引导都市产业有序下乡，以产业迁移带动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向乡村转移。基于郊区农村综合承载能力，因地制宜地承接大都市非核心功能疏解的产业项目，以特色小城镇为载体搭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平台，加强城乡产业关联，夯实相关产业承接的基础条件。探索“农业+”多业态融合的路径，拓展农业功能，创新三产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股份合作、租赁经营、资源开发、资金入股等方式，利用闲置宅基地和农村厂房参与专业化公司的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项目，构建多元主体利益联结机制，在利益共享中激发都市型农业的综合功能。
②重构乡村生活功能。一是制定城乡结合部基础设施规划，推动城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实现资源共建共享，提升城乡结合部乡村生活的“硬件”设施水平。在实际操作中，市政府可根据城乡结合部的人口数量或密度变化情况，以“新增人头”来追加财政投入，增强基层政府的财政保障能力，补齐城乡结合部基础设施短板。二是高度重视城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租住房问题。新就业形态为大都市发展增添了便利与生活气息，目前新就业形态的群体在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的占比持续攀升，须妥善解决其租住房问题。可将村民零散住房统一收储，通过差异化改造，为大都市网约车、快递员、外卖员等新业态劳动者打造适宜的居住环境。三是提升城乡结合部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城乡结合部应积极承接中心城区疏解的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项目，打造特色小镇并将其培育为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延伸的核心节点。构建完备的城乡商品流通体系，畅通供需对接的通道。加速数字乡村建设进程，降低交易成本，吸引更多企业与农民投身特色产业发展。同时，构建顺畅的乡村物流网络体系，推动农产品销售渠道多元化。
③重构乡村生态功能。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基本支撑，需强化生态保护意识，系统提升乡村生态功能。一是必须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构建绿色产业发展支持机制，建立和完善绿色发展为导向的财政补贴政策制度。积极发展现代生态银行，开发涉农绿色金融产品，推动乡村生态产品可度量、可抵押。促进人居环境整治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建立“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机制，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协同推进生活富裕、产业兴旺及生态宜居。二是开展城乡全域生态环境建设，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形成绿色发展的有序空间格局。建立由生态产业、绿色城镇、美丽乡村等要素组成的城乡生态体系，在改善乡村生态景观和生态环境的同时，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态休闲需求，实现乡村生态美化和休闲产业发展的有机融合。发挥城乡结合部乡村作为城市发展前沿绿色屏障的功能，积极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严格控制农用地特别是耕地的用途变更，增强乡村对城市的生态涵养和保育功能。
④重构乡村的社会功能。重点是解决好外来人口的融入问题。通过搭建治理平台，丰富外来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推动外来人口的融入。通过完善外来人口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机制，保障其基本权益，可有效维护城乡结合部社会稳定。构建外来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的体系，涵盖包括事务性参与、决策型参与和政治参与等多层次参与机制，形成以基层党组织、村（居）委会、社会组织、外来流动人口等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35]，推动城乡结合部村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体而言，一是搭建参与平台，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吸纳优秀外来流动人口加入党组织；二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建设城乡结合部智慧社区，全面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丰富外来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全面推广智慧村庄App、抖音、微信、今日头条等载体，提升参与便捷性。
⑤重构乡村文化功能。乡村振兴既要以物质塑形，也要以精神文化铸魂。既要弘扬传统乡村优秀文化，还要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城乡结合部乡村是城乡文化交汇、碰撞、融合最为突出的区域。乡村文化静谧闲适，可为喧嚣的城市文化注入舒缓与温情；城市文化时尚开放，可以让乡村传统文化变得现代多元。通过城乡优秀精神文化和文化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优势互补，实现城乡结合部文化交融之美。构建城乡文化互补、互促机制，推动城乡文化交流互鉴、融合共生。推进文化“以城带乡”，推动城市文化辐射和文化基础设施的延伸，带动城乡结合部乡村文化站、读书室、影剧院等文化设施的完善，补齐乡村文化发展硬件，同步引导乡村传统思想观念的转变。推进文化“以乡促城”，注重乡村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基础性和根源性作用，在旅游和民宿发展中融入特色鲜明的田园文化，让都市游客感觉农耕文化的魅力，在潜移默化中滋养现代城市文化。在乡村振兴中，还应加强乡村历史文化、传统美德、农业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升乡村文化的底蕴和厚度。通过统筹城乡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吸引文化资本、人才等资源要素向乡村流动，着力构建兼具时代特征与地域特色的新型文化范式，以此推动大都市近郊乡村文化振兴。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探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机理，探讨了城乡结合部发展的动力机制、阶段性演进特征，把脉了城乡结合部农村“病情”，并基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阐述了城乡结合部乡村振兴机理、提出了乡村振兴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①从系统理论视角来看，城乡融合发展是城市与乡村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相互作用的结果，城乡融合系统由城市与乡村两大子系统构成。“要素—结构—功能”是城市子系统和乡村子系统的关键支撑，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反馈，推动着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城乡子系统间通过溢出效应和支撑作用，推动着城乡融合系统功能优化，不断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水平。
②城乡结合部形成是城乡双向“推拉”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城乡互利互惠的角度看，城市规模扩张及其寻求利益更大化的“推力”和外围农村谋求发展的拉力是城乡结合部形成的主要力量。产业、人口、资本等要素“外溢”不仅是城市辐射或向外扩张的结果，而且是乡村基于自身发展的现实需求，寻求发展机会、遵从内心发展意愿“请入”的结果。
③相较于以农业为主、远离中心城市辐射、发展滞后的传统型村庄，大都市城乡结合部乡村病兼具传统“乡村病”和“大城市病”双重特征，是一种“城乡综合病”，导致乡村要素失序、结构不合理，集中体现在人、地、业以及由此引起的乡村功能紊乱和空间治理复杂化。
④推动城乡结合部乡村振兴，需要内源和外源动力共同驱动。其中，内源动力来自乡村要素重组、结构优化、功能重构及其反馈效应，外源动力则来自城乡融合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大都市城乡结合部乡村振兴应发挥城市辐射作用，推动其先进要素有序向城乡结合部乡村转移，促进城乡要素融合和乡村结构优化，重构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社会和文化功能，支撑大都市高质量发展。

5.2 讨论

城乡结合部是城市发展的有机组成，面对大都市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国家战略需求，当前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成果支撑都还比较薄弱。本研究仅仅是一个初步的理论探索，相关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展开。
在理论探讨方面，由于大都市城乡结合部是城乡关系最复杂、城乡要素对流最强烈、城乡功能交互最突出的区域，在今后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城乡融合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复杂关联和作用机制。尤其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科技创新、人工智能、高素质劳动力等要素也将深刻地影响城乡发展模式，在今后的研究中更需重新审视城乡空间结构和城乡融合模式。比如，构建理论框架指导乡村振兴传统模式变革，阐释乡村新业态发展与城市需求的耦合机制。此外，随着远程工作模式创新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吸引力的区域中心和基础设施完善（如Wi-Fi、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乡村地区作为工作地，城市郊区对联合办公空间的需求逐渐增加，这一需求对城乡融合的积极作用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在实证研究方面，由于都市核心功能不同，其城乡融合机制和乡村振兴的路径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例如，不同城乡结合部发展阶段不同，其乡村发展的主要问题不同，乡村振兴路径也应因地制宜；城乡结合部乡村的类型存在差异，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文旅休闲型、商贸服务型及多样发展型等不同类型的乡村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乡村振兴路径也应发挥优势、分类施策。因此，不同都市圈、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功能类型的城乡结合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路径分析及实证检验也待进一步深入。另外，本文所指的大都市城乡结合部乡村主要指位于城市建成区规划范围之外，在规划期或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转变为城市社区的城市边缘村庄，而针对“城中村”、远郊村以及由乡到城的过渡村的相关研究也是未来进一步探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张海朋, 何仁伟, 李光勤, 等. 大都市区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以环首都地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20, 40(11):56-67.

DOI

[2]
Li Y, Jia L, Wu W, et al. Urbanization for rural sustainability-Rethinking China's urbanization strategy[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 178:580-586.

[3]
王弘儒. 中国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分布动态演进[J]. 经济问题探索, 2023, 487(2):45-64.

[4]
刘明辉, 卢飞. 城乡要素错配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19, 286(2):33-46.

[5]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4):637-650.

DOI

[6]
何仁伟.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J]. 地理研究, 2018, 37(11):2127-2140.

DOI

[7]
龙花楼, 徐雨利, 郑瑜晗, 等. 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J]. 经济地理, 2023, 43(7):12-19.

DOI

[8]
李玉恒, 黄惠倩, 王晟业. 基于乡村经济韧性的传统农区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研究——以河北省典型县域为例[J]. 经济地理, 2021, 41(8):28-33.

DOI

[9]
周大鸣, 高崇. 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研究——广州南景村50年的变迁[J]. 社会学研究, 2001, 16(4):99-108.

[10]
Mahon M, Fahy F, Cinnéide Ó M. The significance of quality of life and sustainability at the urban-rural fringe in the making of place-based community[J]. GeoJournal, 2012, 77(2):265-278.

[11]
郑小玉, 刘彦随. 新时期中国“乡村病”的科学内涵、形成机制及调控策略[J]. 人文地理, 2018, 33(2):100-106.

[12]
方创琳. 城乡融合发展机理与演进规律的理论解析[J]. 地理学报, 2022, 77(4):759-776.

DOI

[13]
彭震伟. 上海大都市区乡村振兴发展模式与路径[J]. 上海农村经济, 2020, 392(4):31-33.

[14]
钱学森. 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文选[M]. 北京: 中国宇航出版社, 2011.

[15]
蔡林. 系统动力学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8.

[16]
陆大道, 郭来喜. 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论吴传钧院士的地理学思想与学术贡献[J]. 地理学报, 1998, 53(2):3-11.

[17]
吴传钧. 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J]. 经济地理, 1991, 11(3):7-12.

[18]
王坤, 龙花楼, 张英男. 乡村重构的理论逻辑和管控策略:土地资本化视角[J]. 地理科学进展, 2025, 44(5):880-895.

DOI

[19]
张琦, 杨铭宇. 空间治理:乡村振兴发展的实践路向——基于Q市“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6):128-139.

[20]
孙心亮. 城乡结合部问题的根源与发展策略的转变——以北京地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12, 32(3):132-137.

[21]
顾朝林, 陈田, 丁金宏, 等. 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特性研究[J]. 地理学报, 1993, 48(4):317-328.

DOI

[22]
何仁伟, 杨慧, 张海朋, 等. 城乡“对流”视角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J]. 中国沙漠, 2022, 42(4):32-40.

DOI

[23]
柳杨. 论城乡结合部“准市民”包容性发展与城镇化的协同性[J].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7, 37(6):19-23.

[24]
Phillips M. Rural gentrification and the processes of class colonisat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3, 9(2):123-140.

[25]
何深静, 钱俊希, 徐雨璇, 等.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时空演变特征[J]. 地理学报, 2012, 67(8):1044-1056.

DOI

[26]
何静, 岳艳秋, 汤爽爽. 大都市边缘区乡村绅士化的发展特征及机制差异研究——以南京市黄龙岘村和苏家理想村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22, 37(11):1-7.

[27]
宋洁尘. 城乡结合部的成因及未来发展方向[J]. 城市管理与科技, 2011, 13(6):15-17.

[28]
常建勇, 李水金. 城乡结合部“封闭式社区化管理”的困境及治理途径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 386(8):62-67.

[29]
刘守英, 熊雪锋. 二元土地制度与双轨城市化[J]. 城市规划学刊, 2018, 241(1):31-40.

[30]
叶裕民, 彭高峰, 孙胡, 等. 广州可实施性村庄规划编制探索[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31]
万银锋. 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治理转型与创新[J]. 中州学刊, 2017, 251(11):14-18.

[32]
沈洁, 张可云. 中国大城市病典型症状诱发因素的实证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1):1-12.

DOI

[33]
史乃聚, 段培君. 城市病治理的战略哲学处方[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1, 6(3):45-54.

[34]
Liu Y S, Liu Y, Chen Y F, et al. The process and driving forces of rural hollowing in China under rapid urbanization[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0, 20 (6):876-888.

DOI

[35]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处课题组, 李哲. 外来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对策研究[J]. 广东经济, 2020, 29(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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