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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5: 191 - 20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5.020

旅游经济与管理

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时空特征与影响路径研究

  • 余凤龙 , 1, 2, 3 ,
  • 徐留倩 1 ,
  • 侯兵 1, 2, 3
展开
  • 1.扬州大学 旅游烹饪学院，中国江苏 扬州 225127
  • 2.扬州大学 中国大运河研究院，中国江苏 扬州 225009
  • 3.长江文化研究院，中国江苏 扬州 225009

余凤龙（1978—），男，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消费与饮食文化旅游。E-mail：

收稿日期: 2024-11-02

  修回日期: 2025-04-27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7-07

基金资助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22SJZD027)

中国大运河研究院重点项目(DYH2023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23BH16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2071193)

收起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Path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Level in Cities along the Jiangsu-Zhejiang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 YU Fenglong , 1, 2, 3 ,
  • XU Liuqian 1 ,
  • HOU Bing 1, 2, 3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and Cuisine，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127，Jiangsu，China
  •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Grand Canal， 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9，Jiangsu，China
  • 3. Institute of Yangtze River Cultural Research，Yangzhou 225009，Jiangsu，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1-02

  Revised date: 2025-04-27

  Online published: 2025-07-07

Fold

摘要

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和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目标，大运河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研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文章以中国大运河江浙段13个城市为研究区域，从文旅消费环境、文旅消费能力、文旅消费支出和文旅消费满意度4个维度构建文旅消费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理统计、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系统探究了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时空特征与影响路径。研究发现：①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呈现波动性增长态势，其中浙江段消费水平相对较高，苏州和杭州市是文旅消费水平的2个核心，江浙段沿线城市差异逐年减缓。②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4个维度具有明显时空分异性，其中时序上文旅消费能力指数逐年增长，文旅消费满意度变动幅度较小；空间上文旅消费环境指数差异最大，而文旅消费支出和文旅消费满意度地区差异相对较小。③从构建“供给—需求—政策”的文旅消费组态影响因素模型分析看，文旅消费水平受资源产品基础、服务设施水平、经济收入水平、文化教育水平和政府支持引导5个变量的组态影响，高文旅消费水平组态路径可分为环境供给驱动型、内在需求驱动型和供需多元联动型。

关键词： 文旅消费水平; 文旅资源; 文旅融合; 组态影响; 大运河江浙段

本文引用格式

余凤龙 , 徐留倩 , 侯兵 . 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时空特征与影响路径研究[J]. 经济地理, 2025 , 45(5) : 191 -20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5.020

Abstract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improving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are intrinsic requirements and important goa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The study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levels in cities along the canal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its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akes 13 cities in the Jiangsu-Zhejiang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area, and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level from four dimensions: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capacity,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nd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satisfaction. By comprehensively using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paths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level in the Jiangsu-Zhejiang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level shows a fluctuating growth trend, presenting a "dual core" spatial pattern of Suzhou and Hangzhou, with regional differences gradually decreasing year by year. 2)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level have obvious differentiation. The index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capacity increases year by year, the index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satisfaction changes slightly. The index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has the largest regional difference, while it has relatively small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nd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satisfaction. 3) It constructs a configuration factor framework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upply-demand-policy, the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level is influenced by the configuration of five variables: resource product foundation, service facility level, economic income level, culture and educational level, and government support and guidance. The configuration path of high level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environmental supply type, internal demand type, and supply-demand diversified linkage type.

Key words：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level; culture and tourism resources;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configurational influence; the Jiangsu-Zhejiang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扬州调研考察时指出，“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随着我国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持续推进，文旅消费日趋成为扩内需促消费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支撑和有效路径。大运河江浙段文旅资源禀赋较好，区域经济活跃，文旅消费水平较高，尤其近年来密集出台的文旅消费政策，持续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是观察并折射区域文旅消费水平的典型“样带”。因此，适时开展大运河江浙段文旅消费水平评估与影响路径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大运河在扩内需促消费和造福百姓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对有效推进和统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战略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文旅消费是指文化娱乐和旅游相互融合发展而形成的综合性消费业态，是文化消费和旅游消费的交叉研究领域。长期以来，文化消费和旅游消费作为两个独立概念分别开展研究[1-2]，并各自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主题[3-4]。2018年以后，受机构改革、疫情背景与消费市场的影响，文旅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文旅消费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也日趋凸显，相应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5-6]，涉及文旅消费特征与机制[7-9]、消费空间与场景[10-11]、消费潜力释放和升级[12-13]等。文旅消费水平的测度和评价是评估地区居民生活品质、文旅产业活力及文旅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依据。早期研究侧重从经济指标衡量居民文化消费水平[14-15]，也有学者提出以时间而非货币为度量单位对文化消费进行测度[16]。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消费水平不能只用单一指标进行测度，而应从多个维度展开综合评价，如王亚南从文化消费环境、文化消费能力、文化消费水平、文化消费意愿、文化消费参与度5个维度进行评价[17]；朱媛媛等从文化消费环境、文化消费意愿、文化消费满意度3个维度测量[18]。此外，囿于消费统计、文旅融合度较高等原因，部分文化消费研究也涵盖旅游消费领域[19]。
文旅消费受主客双方多重因素影响，可以归纳为与个体相关的因素以及与地方相关的因素两方面，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多个方面：个体相关因素侧重从需求侧开展收入水平和结构、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社会文化、消费心理等内在因素对文旅消费影响的研究[20-21]；地方相关要素主要从供给侧层面探讨产品供给和价格、政府投入和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和宏观环境等外部因素对文旅消费的影响[10,13,17]，以上研究显示内外部因素对文旅消费水平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大运河作为流动的文化遗产，随着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大运河文化遗产价值、文化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等领域受到关注[22-24]，其中文旅领域研究侧重于旅游资源评价、文旅融合测度、文化遗产利用、游客感知与目的地发展等[25-28]。与大运河沿线区域对文旅消费关注程度、文旅消费需求以及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活力相比，从文旅消费视角，开展大运河沿线区域文旅消费特征和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综上，国家所需和人民所向协同推进文旅消费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文旅消费水平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这首先需要科学评估区域文旅消费水平，综合研判其影响因素。然而，目前的研究侧重从文化和旅游单一主题或从供给和需求单侧视角分析其消费水平和影响因素。基于此，本文以大运河江浙段沿线13个城市为研究区域，从文旅融合视角系统构建文旅消费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统筹供需因素构建文旅消费水平的组态影响模型，全面分析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时空特征和影响机制，为推进中国大运河沿线区域文旅消费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和实践借鉴。

1 理论框架

1.1 文旅消费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文旅消费是人们为了满足精神文化和休闲娱乐需求，对旅游产品和具有旅游价值的文化产品或服务性劳务等消费资料占有、使用和消耗的过程。近年来，不同学科背景和不同研究视角的学者，对文旅消费水平的测度和评价存在较大差异。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提出“中国文化消费指数”的概念，以衡量人民生活水平和国民综合素质，这对构建文旅消费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8]。已有研究显示，文旅消费水平评价已经从单一性经济测度发展到多维度综合表征[17-18,29]。作为衡量人民幸福生活重要指标的文旅消费水平，其衡量指标应能综合反映一个地区的文旅消费环境、居民消费能力、实际消费支出和消费满意度等，这有助于深入分析文旅消费水平的内涵，并科学评价地区文旅消费发展的特征与潜力。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旅消费具体情境，本文提出文旅消费水平包括文旅消费环境、文旅消费能力、文旅消费支出和文旅消费满意度4个维度，这也可以理解为个体开展文旅消费活动的实践逻辑。其中，文旅消费环境是从宏观层面评价文旅产业发展水平，反映文旅消费活动需要具备一定的环境基础，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2个方面；文旅消费能力是指居民购买文旅产品和服务的社会经济能力，居民需要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以承担个体的精神文化追求，包括物质消费能力和地区生活水平2个方面；文旅消费支出是指居民在文化和旅游消费上的支出费用和结构，是地区文旅消费水平较为直观的体现，用文教娱消费支出、文教娱消费率等指标测量；而文旅消费满意度则指文旅消费活动结束后，居民对文旅消费过程中涉及的产品和服务等要素的满意程度，用文旅消费价格指数、文旅设施满足率等指标测量。基于以上逻辑思维，文旅消费水平的4个维度构成了前后衔接、内外互补、主客观结合的综合衡量体系，涵盖消费水平的外部宏观环境、主体消费能力、实际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果评价4个方面，具体衡量指标及说明见表1。
表1 文旅消费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level and its explanation

维度 具体要素 衡量指标 权重 参考文献
文旅消费环境 文旅产业经济水平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生产总值（亿元） 0.0816 [30]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0.0750 [29]
文旅产业从业人员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从业人员数（万人） 0.0866 -
住宿和餐饮从业人数（万人） 0.0967 -
旅游接待人次 国内旅游接待人次（万人次） 0.0691 [18]
第三产业比重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0.0511 -
政府支持力度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0.0485 [31]
文旅消费能力 物质消费能力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0.0677 [32]
地区生活水平 人均GDP（元/人） 0.0816 [30]
文旅消费支出 文教娱消费支出 人均文教娱乐支出（元/人） 0.0909 [33]
文教娱消费率 人均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 0.0736 [17]
边际文旅消费倾向 居民文化消费增量/可支配收入增量（%） 0.0675 [17]
文旅消费满意度 文旅消费价格指数 文化教育娱乐价格指数（上年=100） 0.0536 [29]
文旅设施满足率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册/人) 0.0565 [18]

1.2 文旅消费水平影响路径模型

文旅消费水平受到供需双方多重因素影响，涉及消费个体、地方经济、宏观环境与制度政策等。朱迪[34]提出“双重结构”的消费分析框架，引入物质和文化的双重结构作为宏观解释因素，从供给视角强调宏观外部环境对消费的影响，其中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也是解释消费的因素之一。基于“双重结构”分析框架，本文从供需协同视角构建文旅消费水平“供给—需求—政策”的影响路径模型：①政策层面指地方政府出台的文旅消费制度和政策，是推进文旅消费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保障，表现在政府支持引导1个方面，具体运用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财政支出、文旅政策发布数量2个指标，反映政府的支持程度[31,35]。②供给层面指文旅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与质量，表现在资源产品基础和服务设施水平2个方面。其中，资源产品是个体开展文旅消费实践的物质基础，运用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博物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以及运河沿线世界文化遗产数量6个指标表征，反映了运河沿线城市文旅资源集聚的空间特征[36-37]；而服务设施水平侧重从配套设施和基础设施2个方面表征，运用旅行社、星级旅游饭店、每千人拥有民用汽车3个指标衡量[38-39]。③需求层面指居民文旅消费的内在需求，包括经济收入和文化教育2个方面。其中，经济收入水平运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指标衡量[18]，文化教育水平运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13]。
基于组态分析思路，本文确定资源产品基础、服务设施水平、经济收入水平、文化教育水平、政府支持引导5个前因变量，共14个二级指标，结果变量为文旅消费水平。该理论框架旨在从供需两个层面剖析文旅消费水平影响因素，并强调政策对消费供给和需求的驱动和调节作用，据此构建大运河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组态影响模型（图1），剖析文旅消费水平提升的多元组态路径。
图1 文旅消费水平的组态影响模型

Fig.1 Configuration influence model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level

2 研究区域、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为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该区段自北向南流经江苏省（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和苏州市）和浙江省（嘉兴、湖州、杭州、绍兴和宁波市）的13个城市。其中，江苏段位于京杭大运河中部，纵贯南北8市约690 km；浙江段包括京杭大运河浙江段和浙东运河，途经5市约360 km。大运河江浙段具有以下特征：①该段位于长三角腹地，区域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深厚，也是中国大运河的起源地；②该段沿线城市文旅资源富集，拥有29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2个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以及6个试点城市，18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高等级文旅品牌数量和文化产业发展指数都位居全国前列，一定程度上说明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资源活态利用较好，文旅融合程度较高。此外，已有研究也显示，大运河江浙段文旅融合水平处于领先地位[25-26]。因此，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是衡量并折射大运河文旅消费水平的“样带”，选择该区段开展文旅消费水平研究，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2.2 研究方法

文旅消费水平评价方法主要如下：①运用综合指标评价法衡量文旅消费水平。首先，对文旅消费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消除原始数据量纲和数量级影响；然后，运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以避免主观性影响，确定各项指标权重。经测算，文旅消费环境、文旅消费能力、文旅消费支出、文旅消费满意度的权重分别为0.5086、0.1493、0.2320、0.1101（表1）。②运用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衡量文旅消费水平差异变化。变异系数可以消除测量尺度和量纲的影响，被普遍运用衡量地区相对差异[40]；基尼系数也同样用于分析各个地区消费水平的差异，并与变异系数相互补充与验证[41]。③运用ArcGIS软件，采用自然断裂法，将文旅消费水平划分为高水平、中高水平、中等水平、中低水平和低水平5类。
文旅消费水平影响路径主要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分析多重并发因素及其复杂关系，具体如下：①文旅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涉及不同因素，不同要素表现与要素协同方式不尽相同，并以差异化路径驱动大运河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契合研究需求，有助于揭示条件与结果之间的复杂因素关系。②fsQCA解决了定量分析的解释性困境，能够展示多种条件组态，解释不同组态现象。考虑数据可获得性、比较性和相对统一性，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组建，文旅消费政策纷纷出台，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与新模式不断涌现，因此本文以2018—2022年为研究时间段，共选取65个案例进行组态分析。

2.3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以及13个城市2013—2023年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部分数据以年鉴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个别年份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值进行补充。此外，人均文旅消费率和边际文旅消费倾向由人均文教娱乐支出、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所得。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等数据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相关名单整理获取，人均受教育年限来源于第七次国家人口普查数据，文旅政策发布数量通过各市文旅局官网搜索整理而得。

3 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时空特征

3.1 综合特征

由表2可知，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总体上呈现波动性增长，并具有阶段性特征。江浙段总指数从2013年的0.266稳步增长至2019年的0.395，但受疫情影响，2020—2022年又呈下降趋势。省域层面显示，浙江段文旅消费水平指数均高于江苏段，两者指数差距在2019年达到至高点后，开始呈现缩减趋势。
表2 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指数

Tab.2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level index in cities of research area

区域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江浙段 0.266 0.279 0.314 0.333 0.347 0.366 0.395 0.357 0.389 0.367
江苏段 0.247 0.265 0.289 0.319 0.333 0.344 0.369 0.337 0.387 0.356
浙江段 0.296 0.302 0.354 0.356 0.369 0.402 0.437 0.388 0.393 0.385
徐州 0.160 0.167 0.184 0.186 0.228 0.230 0.254 0.229 0.269 0.232
宿迁 0.159 0.157 0.190 0.194 0.156 0.187 0.250 0.218 0.261 0.245
淮安 0.175 0.179 0.211 0.239 0.251 0.243 0.262 0.228 0.256 0.243
扬州 0.203 0.248 0.271 0.280 0.291 0.320 0.323 0.323 0.366 0.335
镇江 0.227 0.268 0.304 0.344 0.351 0.355 0.369 0.306 0.392 0.329
常州 0.260 0.305 0.330 0.378 0.430 0.431 0.413 0.399 0.450 0.432
无锡 0.349 0.325 0.362 0.418 0.403 0.421 0.473 0.445 0.490 0.462
苏州 0.442 0.472 0.461 0.509 0.549 0.563 0.609 0.548 0.612 0.567
湖州 0.167 0.189 0.224 0.239 0.211 0.297 0.308 0.269 0.257 0.277
嘉兴 0.241 0.247 0.298 0.274 0.304 0.305 0.342 0.349 0.375 0.341
杭州 0.521 0.554 0.618 0.620 0.566 0.686 0.715 0.586 0.584 0.549
绍兴 0.238 0.191 0.278 0.274 0.347 0.301 0.334 0.339 0.331 0.344
宁波 0.312 0.328 0.354 0.375 0.418 0.422 0.484 0.395 0.421 0.412
大运河江浙段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空间分异明显，呈现“苏杭”双核心格局。选取2013、2019、2020和2022年4个年份为时间节点，反映疫情前后文旅消费水平的空间变化态势。结果显示，大运河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分异明显，但5个层级变化相对稳定。其中，苏州和杭州始终位于文旅消费高水平梯度，呈现双核心稳定发展格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两市具有丰富的文旅资源、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较为发达的社会经济水平。无锡、常州、宁波基本处于中高水平梯度，镇江在中高水平与中低水平之间波动，扬州、绍兴、嘉兴在中低水平与中等水平之间变动，淮安和湖州在低水平和中低水平之间波动，徐州和宿迁始终处于低水平状态。总体而言，浙江段文旅消费水平的城市内部差距大于江苏段。

3.2 维度特征

由图2可知，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4个维度具有明显的分异特征。首先，文旅消费能力指数呈现逐年增长态势，反映大运河沿线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较为平稳且逐年提升。其次，文旅消费环境指数、文旅消费支出指数在疫情之前呈现逐年提升趋势，疫情之后明显下降，其中，文旅消费支出指数在2021年出现小幅度反弹。最后，文旅消费满意度指数在0.60~0.80之间波动，但变动幅度较小。具体特征如下：
图2 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不同维度的演化特征

Fig.2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our dimensions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level in cities of research area

①文旅消费能力。大运河浙江段文旅消费能力相对较高，沿线城市多数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而江苏沿线有4个城市处于中低及以下水平。文旅消费能力指数总体上呈现“四中心”空间格局特征，且整体连片分布并呈南高北低态势。“四中心”分别为苏州、无锡、杭州和宁波，这主要缘于这4个城市的居民收入水平和地区经济综合实力都处于区域前列。常州、镇江、嘉兴、绍兴和湖州文旅消费能力在中等水平和中高水平之间波动，徐州、宿迁、淮安位于大运河江浙段北部，文旅消费能力始终处于较低水平，相比较4个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或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②文旅消费支出。中高及以上水平的文旅消费支出指数主要分布于江苏段，苏州、无锡和常州是高水平中心，该段文旅资源丰富，文旅消费意愿和支出水平较高。此外，中高水平范围呈现持续扩大趋势，2013年仅苏州和淮安2市，2019和2020年宿迁、扬州和镇江提升至中高水平梯度。2013年低水平范围内有徐州、湖州、嘉兴和绍兴4市，2022年仅有湖州1市，一定程度上显示大运河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持续提升，这是供需主客观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的结果，既包括沿线城市经济基础、居民收入等客观条件，也受居民消费意愿、文旅供给能力等主观或政策供给条件影响。
③文旅消费环境。文旅消费环境指数呈“南高北低”并向多元分布格局演变，由杭州“单核心”格局演化为苏杭“双核心”格局，镇江以南文旅消费环境指数高，以北处于中低及以下水平。2013年，中等及以上水平消费环境指数集中分布于江浙段下游城市；2019年，除杭州、苏州、宁波、无锡和常州外，其余城市均处于中低及以下水平；2022年，徐州和扬州已经达到中等水平。由此可见，文旅消费环境“南高北低”格局正在发生微变，江浙段上游城市采取积极举措来弥补自身资源不足，引导居民开展文旅消费活动。此外，江苏段文旅消费环境指数总体上低于浙江段。
④文旅消费满意度。大运河沿线城市中仅苏州文旅消费满意度一直处于高水平梯度，这可能源于其丰富的文旅资源、多元的消费业态与精准的政府政策叠加。消费满意度指数空间分布不均衡且波动大，整体呈“南高北低”分布状态，且城市变动较大。例如，杭州在2013、2019和2020年处于中高水平及以上梯度，但2022年降至中低水平梯度，也反映消费满意度主观性较强的特点。其余城市也在中低水平与中高水平之间不断̍波动，不同区段消费满意度具有差异性，呈现多层级、不均衡分布。

3.3 城市差异特征

本文运用变异系数（C）和基尼系数（G），测度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差异特征，表3为4个维度的城市差异指数。
表3 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维度差异

Tab.3 Differences in four dimensions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level in cities of research area

维度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文旅消费能力 C 0.546 0.480 0.443 0.410 0.394 0.368 0.352 0.332 0.319 0.306
G 0.334 0.290 0.267 0.247 0.239 0.222 0.211 0.197 0.190 0.182
文旅消费支出 C 0.232 0.316 0.228 0.215 0.336 0.232 0.199 0.344 0.277 0.272
G 0.141 0.191 0.141 0.129 0.185 0.142 0.123 0.206 0.164 0.166
文旅消费环境 C 0.806 0.752 0.730 0.680 0.553 0.660 0.623 0.560 0.559 0.617
G 0.445 0.416 0.393 0.372 0.325 0.357 0.331 0.317 0.318 0.347
文旅消费满意度 C 0.278 0.366 0.339 0.232 0.345 0.330 0.313 0.247 0.239 0.258
G 0.170 0.221 0.177 0.140 0.200 0.199 0.173 0.152 0.145 0.154
①文旅消费水平总体差异呈现减缓趋势。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2014年差异最大，C值和G值分别为0.413和0.237；2022年差异最小，C值和G值分别为0.292和0.176，总体上呈波动式下降。其中，江苏段8个城市在2013年差异最大，2021年差异最小；浙江段5个城市在2014年差异最大，2022年差异最小。两省文旅消费水平差异态势趋同，但浙江段区域差异变动相对较大，C值在0.24~0.45区间变动，G值在0.16~0.29区间变动，江苏段差异波动相对较小，C值在0.31~0.38区间变动，G值在0.20~0.23区间变动。江浙段文旅消费水平的地区差异随年份增加而逐渐减小，这与地方文旅供给扩容和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有关。一方面，大运河文旅资源赋存较弱的地区，通过文旅设施建设弥补区域旅游资源的弱势，并通过丰富文旅供给内容，提升地区文旅消费吸引力；另一方面，居民对精神文化和休闲娱乐等高品质消费需求日益提升，文旅消费水平的差异也日趋缩小。此外，文旅消费水平较高的城市对于周边城市具有一定带动和辐射作用，文旅消费水平的地区差异也可能日趋减缓。
②文旅消费水平维度差异具有明显分异性。由表3可知，文旅消费环境维度城市差异最大，C值在0.553~0.806区间波动，G值在0.317~0.445区间波动；文旅消费能力差异次之，文旅消费支出和文旅消费满意度差异相对较小。具体而言，文旅消费能力差异呈现逐年递减态势，其C值由0.546减小至0.306，G值由0.334减小至0.182，表明沿线地区居民收入和地区经济差距逐渐减小；文旅消费支出差异呈现波动变化趋势，2020年波动最大，2019年波动最小；文旅消费环境差异从2013年至2017年逐年递减，2018年又有所增大，但总体呈波动性递减趋势；文旅消费满意度差异2014年最大，2016年最小，也呈现波动起伏变化。文旅消费环境地区差异逐年递减，这与文旅行业发展、文旅资源吸引力和政府投入等密切相关；文旅消费能力呈波动递减趋势，表明沿线城市居民收入差异减小；文旅消费支出和文旅消费满意度呈现波动起伏变动趋势，高质量的产品供给能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消费体验，进而提升消费支出和满意度，缩小地区差异。
综上，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呈现波动性增长，浙江段文旅消费水平相对较高，苏州、杭州为2个核心消费城市，文旅消费水平在4个维度和不同城市之间具有明显分异，但总体差异呈现下降趋势。

4 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组态影响路径

4.1 数据校准

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具体对5个变量的二级指标汇总后进行均值处理[36]。首先，各变量的均值编码为交叉点，选择交叉点的校准标准为0.50百分位点，完全隶属的校准标准为0.95百分位点，完全不隶属的校准标准为0.05百分位点。当原始数据与校准锚点一致时，为避免出现个案丢失，可以将0.50更改为0.501或0.499。然后，通过fsQCA 4.1软件中的Calibrate函数将各变量值转化为0~1的模糊得分，得到校准后数据。

4.2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利用fsQCA 4.1软件进行必要条件检验。单因素变量的必要性分析是判断单个要素是否构成结果出现的必要条件，是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基础。一般而言，当单个条件的一致性达到0.9以上，便认为该条件为结果出现的必要条件[42]。由于因果的非对称性，产生高文旅消费水平和非高文旅消费水平的原因不同，利用fsQCA 4.1工具分别对产生高、非高文旅消费水平进行必要条件分析（表4）。结果显示，高文旅消费水平结果下，单个前因变量的一致性均未达到0.9，因此各前因变量均不能单独构成产生高文旅消费水平结果的必要条件，即单个条件变量不能充分解释文旅消费高水平发展，高文旅消费水平是前因变量共同作用产生的，需要对其进行组合路径分析。就非高文旅消费水平结果而言，仅有非高服务设施水平的一致性大于0.9，非高服务设施水平是产生非高文旅消费水平的必要条件，但仍需进一步剖析产生该结果的其他因素组合路径。
表4 单变量必要条件分析

Tab.4 Results of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条件变量 高文旅消费水平 非高文旅消费水平
一致性 覆盖率 一致性 覆盖率
资源产品基础 0.832960 0.802404 0.493630 0.513563
~资源产品基础 0.495040 0.475123 0.810074 0.839680
服务设施水平 0.821440 0.890701 0.441185 0.516655
~服务设施水平 0.554240 0.478718 0.906666 0.845771
经济收入水平 0.896960 0.873209 0.457185 0.480685
~经济收入水平 0.466560 0.443161 0.879407 0.902128
文化教育水平 0.861120 0.824954 0.472889 0.489270
~文化教育水平 0.466880 0.450587 0.830815 0.865966
政府支持引导 0.578240 0.599933 0.624296 0.699535
~政府支持引导 0.710400 0.636468 0.642963 0.622133

4.3 组态路径分析

组态分析需要选择变量一致性门槛和案例频数的临界值，以筛选对结果变量具有充分性的解释变量，且设置的频数阈值应至少保留75%的观察案例。根据已有研究[42]，本文将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1，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将PRI（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以分析中间解为主，并结合简单解判断变量是否为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参考组态研究的典型表示方式[43]，即“ ”（大图）代表核心条件存在，“ ”（小图）代表边缘条件存在，“ ”（大图）代表核心条件缺失，“ ”（小图）代表边缘条件缺失，对组态分析结果进行规范表示。由表5可知，高文旅消费水平的组态影响路径有3条，非高文旅消费水平的组态影响路径有4条。其中，高文旅消费水平和非高文旅消费水平组态路径一致性均大于0.9，大于可接受水平0.8；总体解的覆盖度分别为0.7187、0.7932，表明组态路径对高和非高文旅消费水平结果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表5 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组态影响路径

Tab.5 Configuration influence paths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level in cities of research area

注： 表示核心条件存在； 表示核心条件缺失； 表示边缘条件存在； 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白表示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4.3.1 高文旅消费水平组态影响路径

根据组态分析结果，本文将3条高文旅消费水平组态影响路径分别命名为环境供给驱动型、内在需求驱动型和供需多元联动型。
①环境供给驱动型。组态H1a表明，在政府支持引导缺失的条件下，以高经济收入水平和高服务设施水平为核心条件，高资源产品基础为边缘条件，可以实现高文旅消费水平结果。该组态类型城市地区经济较好，居民收入水平较高，并通过优化文旅配套设施条件，创新资源转化利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促进文旅供给扩容提质。通过供需匹配且突出供给的方式，实现文旅消费高水平发展的城市类型，将其命名为“环境供给驱动型”，代表性城市为无锡市。无锡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位居大运河沿线城市前列，文旅消费能力一直处于高水平梯度，居民文旅消费意愿较强。同时，无锡拥有较为良好的文旅资源赋存，并积极利用现有资源打造文旅项目，举办文旅活动，建设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等，扩大文旅供给内容，提升产品供给质量。
②内在需求驱动型。组态H1b表明，在政府支持引导缺失的条件下，以高服务设施水平和高经济收入水平为核心条件，以文化教育水平为边缘条件，可以实现高文旅消费水平结果。该组态类型城市通过强化服务设施建设，扩容提升文旅接待能力，提高居民经济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增强居民文旅消费意愿。相比于文旅设施建设与完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对个体文旅消费行为的驱动作用更大，该组态类型被命名为“内在需求驱动型”，宁波是该组态类型的代表城市。宁波经济发达，居民收入较高，是著名的“院士之乡”，经济和教育双重因素推进消费环境氛围的营造，激发消费意愿，提升文旅消费水平。
③供需多元联动型。组态H2表明，以高资源产品基础和高文化教育水平为核心条件，以高经济收入水平和高服务设施水平为边缘条件，可以实现高文旅消费水平结果。该组态城市依赖多元丰富的文旅供给和动力强劲的市场需求，推进供需协同发力，促使该类型城市文旅消费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梯度，将其命名为“供需多元联动型”，代表城市是杭州和苏州。杭州和苏州人文资源丰富且文旅景点知名度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高，文旅供给需求均很旺盛。其中，杭州应依托资源优势和科技力量，积极推动文旅融合和数字文旅消费，活化利用文旅资源，更新升级服务设施，扩容提质文旅供给，增强城市文旅消费吸引力和满意度。而苏州则要积极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模式，通过消费场景创新和特色产品开发促进文旅供给高质量发展，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并以精细化服务为准则，优化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提高消费者的体验感和舒适度。

4.3.2 非高文旅消费水平组态影响路径

由表5可知，非高文旅消费水平的组态影响路径可归纳为2类4条。具体而言：
①L1a和L1b组态路径表明，非高服务设施水平和非高经济收入水平是导致非高文旅消费水平的核心条件。其中，在L1a组态路径中，地区服务设施供给不够，经济收入和文化教育水平不高，即供需两侧都相对较弱，且需求也存在不足，导致该类型城市文旅消费难以实现高水平发展，代表性城市为淮安。淮安经济水平和居民收入相对较低，文旅服务设施有待完善，一定程度上导致地区吸引力不足、消费者满意度不高，文旅消费水平难以提升。在L1b组态路径中，城市文旅资源产品供给薄弱，服务设施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不高，且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即供需两侧弱势发展尤其供给不足较为突出，容易导致该类型城市文旅消费难以实现高水平发展，代表城市为宿迁，宿迁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其他城市，居民购买文旅产品的经济能力不强，文旅市场需求不旺，城市文旅设施供给水平也相对较弱，难以弥补自身文旅资源不足的劣势，需要政府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
②L2a和L2b组态路径表明，非高经济收入水平是导致地区非高文旅消费水平的核心条件。其中，在L2a组态路径中，部分大运河沿线城市在旅游产品吸引力不强、经济和文化水平不高以及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的综合影响下，文旅消费水平相对较低，该类型城市为徐州。徐州虽然文旅资源基础较好，但景点知名度不高且产品供给相对薄弱，文旅资源吸引力不足，难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此外，徐州人口数量多且农村人口占比相对较大，人均文旅消费能力较低。在L2b组态路径中，该类型城市如果资源产品较为丰富且政府支持力度较大，但经济水平相对较低，文旅消费也难以实现高水平发展，代表性城市为扬州。扬州是大运河沿线遗产点最多的城市，文旅资源赋存优良，且扬州政府积极开展文旅消费集聚区建设，创新资源转化利用方式，具有较高旅游吸引力。然而，相对大运河沿线经济发达的城市，扬州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还相对较弱，文旅消费动力不足，城市规模也相对较小，居民文旅消费规模和消费水平落后于大运河沿线较为发达的城市。

4.4 稳健性检验

fsQCA判断结果稳健性的依据，包括拟合参数差异分析和条件组合是否发生较大改变。参考相关成果[36,42]，采用2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调整一致性阈值对产生高文旅消费水平及其反向结果的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将一致性阈值由0.80上调至0.85，调整后结果条件组合与原来组态路径相同，未有变化；二是随机删除部分案例，对剩余案例进行分析，调整后结果条件组合与原来组态路径基本相同。以上2种检验结果说明，高文旅消费水平和非高文旅消费水平的组态结果稳定。

4.5 组态影响分析

①低文旅消费水平城市因文旅资源相对薄弱、文旅基础设施不完善、居民收入相对较低等问题，导致供需动力不足，难以实现高文旅消费水平，但可以通过活化大运河资源、完善文旅服务设施、建设大运河文旅项目等举措增加供给内容，提升地区文旅品牌吸引力。同时，从主客体层面增强消费者购买能力，刺激并扩大文旅消费需求，提升文旅消费水平。
②中等和中低文旅消费水平地区往往拥有较好的大运河文旅资源和服务接待设施，居民也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但大运河文旅资源创新利用程度有待提升，文旅项目设施也有待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文旅消费水平的实现。这类地区可以通过营造文旅消费场景、数据赋能软硬件设施和服务，创新消费产品内容，以提升文旅供给质量和服务水平，满足并扩大市场需求，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此外，在经济基础、居民收入和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即使拥有一定的资源基础与政府支持，但提升文旅消费水平也具有一定的难度。
总而言之，中低文旅消费水平城市可通过宏观环境供给和内在需求驱动两种模式，缩小大运河沿线城市的文旅消费水平差异，增强文旅消费意愿和能力；而中高文旅消费水平城市则可通过供需多元联动，扩容提质文旅供给，动态满足并引导文旅消费需求，实现更高水平文旅消费供需平衡（图3）。
图3 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影响路径

Fig.3 Influence path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level in cities of research area

5 结论与讨论

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是透视和衡量文旅消费水平的典型区域。本文通过构建文旅消费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组态影响模型，系统研判了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时空特征和组态影响路径。研究结论如下：
①文旅消费水平评价指标是一套涵盖供需、主客观等不同层面的综合评价体系，具体包括文旅消费环境、文旅消费能力、文旅消费支出和文旅消费满意度4个维度。
②大运河江浙段文旅消费水平呈现波动性增长和“双核心”空间格局趋势，地区差异逐年减缓。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总体呈现波动性增长态势，呈现苏杭“双核心”空间格局；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差异总体呈现减缓趋势，浙江段地区差异变动较大。
③从构建“供给—需求—政策”的文旅消费组态因素模型分析看，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受资源产品基础、服务设施水平、经济收入水平、文化教育水平和政府支持引导5个变量的组态影响，共存在7条高文旅消费水平和非高文旅消费水平的组态影响路径。其中，高文旅消费水平组态路径可分为环境供给驱动型、内在需求驱动型和供需多元联动型。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①不同于以往单一的经济或时间等指标[14,16]，本文从4个维度融合了宏观和微观层面，并结合供给、需求和政策等不同因素，较为全面地衡量了区域文旅消费的综合发展水平和潜力。②相对于已有研究侧重从供给或需求某一侧剖析消费的影响因素[12-14,19]，本文从组态视角，融合内外部、主客观因素，系统整合和构建影响文旅消费水平的解释框架，有助于系统深入研判大运河沿线城市文旅消费水平的特征与路径，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借鉴和批判的框架。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本文主要从市域层面剖析大运河江浙段文旅消费水平的时空特征，未来可拓展至省域、市域和县域等多尺度空间的文旅消费水平测度研究，并进行多尺度嵌套的比较研究，针对不同供需主体设计文旅消费水平的提升对策；②本文主要利用大运河江浙段沿线13个城市共65个案例进行组态分析，未来可以扩大样本量，并从动态组态视角更细粒度地分析文旅消费水平影响路径，探究文旅消费水平实现路径的动态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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