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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10: 79 - 8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10.009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成立60周年和《经济地理》创刊40周年特辑论文

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发展与创新

  • 保继刚 , 1, 2 ,
  • 杨虹霓 1, 2 ,
  • 翁时秀 , 2, 3, ※
展开
  • 1.中山大学 旅游学院，中国广东 珠海 528406
  • 2.中山大学 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中国广东 广州 510275
  • 3.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中国广东 广州 510275
※翁时秀（1984—），男，浙江瑞安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学与旅游规划。E-mail：

保继刚（1964—），男，云南个旧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1-09-18

  修回日期: 2021-09-22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4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20104002)

收起

Development of Tourism Geography as a Discipline in China

  • BAO Jigang , 1, 2 ,
  • YANG Hongni 1, 2 ,
  • WENG Shixiu , 2, 3, ※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Zhuhai 528406，Guangdong，China
  • 2. Center for Tourism Planning & Research，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Guangdong，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Guang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9-18

  Revised date: 2021-09-22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4

Fold

摘要

依据旅游供需关系主要矛盾的变化，将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旅游发展划分为观光旅游主导阶段（1978—1988年）、旅游供需多元化阶段（1989—1998年）、旅游日常化阶段（1999—2012年）、旅游供给侧改革阶段（2013年至今）等四个阶段。在观光旅游主导阶段，中国旅游地理学紧密围绕关键现实问题，探寻观光旅游发展规律并用以指导产业实践，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旅游供需多元化阶段，部分新兴产品的开发建设问题得到较好的理论回应，但没能构建一个旅游地空间竞合的系统理论；在旅游日常化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成为单一领域的专家，推动学科的深化和细化研究，但对宏观复杂非线性问题，却无法进行有效的学术应对；在旅游供给侧改革阶段，不少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综合性的可持续旅游研究开始出现，对旅游地理学新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讨论日益增多，但迄今尚未在更加系统而全局的视野中建立真正的科学问题体系，并针对科学问题系统性地探寻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研究认为，十分必要群策群力地梳理旅游地理学科学问题体系、探寻有效方法、开展协同研究；应尽快解决过去遗留的理论问题，做好应对未来变化的准备。

关键词： 中国旅游地理学; 旅游供需关系; 学科发展; 旅游地域系统

本文引用格式

保继刚 , 杨虹霓 , 翁时秀 . 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发展与创新[J]. 经济地理, 2021 , 41(10) : 79 -8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10.009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ourism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hip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the process of Chinese tourism develo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the stage that sightseeing dominates in tourism activities (1978-1988),the stage that tourism supply and demand are diversified (1989-1998),the stage that tourism becomes a need in people's daily life (1999-2012), and the stage that tourism supply side go through constructive reforms (2013 to present). In the first stage,China's tourism geography scholars strived to focus on key practical issues,explore basic principl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and apply them to guide real-world practices,thus connecting theories to practices. In the second stage,some practical issue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were theoretically examined. However,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spatial relationships (competition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destinations were omitted in tourism geography area. In the third stage,many scholars focused on one particular area,which enabled tourism geography research to go in-depth into multiple academic directions. Yet,tourism geography research in this stage failed to address macro-complex and nonlinear problems. In the fourth stage,some research work has reached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world. Comprehensive sustainable tourism research has appeared. Discussions on discipline system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ourism geography are increasing. Unfortunately,a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system hasn't been established yet. In addition,research methodology in tourism geography area is under investigated. It is upmost important for scholars in this area to work together,summarize discipline system,construct research methodology,and collaborate on research projects. Theoretical issues left from the past should be resolved soon to prepare for the future challenges.

Key words： tourism geography in China; tourism supply and demand;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tourism regional system

要充分理解一种科学，永远只有详细研究它的历史发展才有可能[1]。中国旅游地理学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不断回顾与反思的良好习惯[2-22]，对学科发展的梳理也逐渐超越了研究成果的分类汇总与评价，越来越多地对学科发展的内外部条件[11,13]、知识溢出[15]、代际关系[17]等深层问题进行思考，越来越具有“思想史”的意味。其中，保继刚[11,13]对1978—2008年中国旅游地理学发展历程的分析，采用了内外部相结合的视角，从宏观社会背景的变迁入手，揭示了30年间学科演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对其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整体评价。
相比于内部视角的学科发展与创新内容总结，内外部相结合的视角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学科发展的动因和特点、评价学术成果的水平和贡献、推演未来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因此，本文将延续内外部相结合的学科考察进路，并将“外部视角”聚焦于旅游供需关系变化，视其为旅游产业演进的根本动力；而“内部视角”则聚焦于旅游地理学的核心任务：以地理学视角探索产业发展的空间规律和地理影响，总结实践经验，并通过理论发展与创新对产业当前问题与未来发展进行有效指导。因此，尽管中国旅游地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旅游规划、制定国家标准、为地方发展提供决策依据等社会服务工作，且其服务内容之多、介入程度之深、社会反响之大，都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但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主要梳理“学科发展和创新”本身，对于促进了学科发展与创新的社会服务和影响将会有所提及，其他则不作讨论。
基于以上研究视角和研究焦点，本文将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成果置于旅游产业供需变化的背景中考察二者关系：①旅游供需关系的变化在不同阶段分别体现为何种特征。②旅游地理学是否对这些变化做出了合适的响应。③这些响应是否推动了产业实践与学术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1 分析进路

首先，为把握中国旅游供需关系变化的整体特征和各阶段主要矛盾，本研究全面查阅了《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大事记（1995—2005）》、1990年以来的《中国旅游年鉴》和《中国文化和旅游年鉴》，凝练主要事件及其影响，划分阶段、总结阶段特征。
其次，为刻画各阶段旅游地理研究成果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供需变化的响应，对《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自然资源学报》《地理科学进展》《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热带地理》《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地域研究与开发》《干旱区地理》等国内地理刊物上的旅游类论文，《旅游学刊》《旅游科学》《旅游论坛》等国内旅游类刊物上的旅游地理学论文、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Tourism Geographies等英文旅游刊物上所发表的中国旅游地理研究进行了全面检索与分类分析。
最后，基于以下两点评价相关研究对于推动产业实践与学术研究发展与创新的贡献：①对于以应用为导向的研究成果，检视其呼应现实问题的能力。②对于“纯理论”研究成果，则分析其促成学术共同体关于旅游地理本体论和认识论之转变的能力，或其促成产业发展实践思路与方式之转变的能力。

2 中国旅游地理学对旅游供需关系变化的响应

改革开放至今，旅游供需关系的主要矛盾经历了数次转换。最初，在建设资金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如何满足团队观光旅游需求而建立最有效率的供给体系是主要矛盾；此后，旅游需求逐渐多元化，旅游供给在逐渐摆脱资金制约后，如何提供更丰富的旅游产品以满足多元需求成了主要矛盾；随后，团队观光旅游逐渐丧失主导地位，旅游日渐成为国民日常休闲活动的一部分且其品质要求越来越高，旅游供给体系日渐庞杂且将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生态环境和社会群体裹挟进旅游产业，导致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最后，在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下，旅游业的供给侧改革成为主要矛盾。
据此，本文将旅游供需关系划分为四个阶段：观光旅游主导阶段（1978—1988）、旅游供需多元化阶段（1989—1998）、旅游日常化阶段（1999—2012）、旅游供给侧改革阶段（2013至今）。此处需要说明两点：①各阶段的命名以体现该阶段供需关系主要矛盾为目标，并不意味着供需多元化、旅游日常化、供给侧改革等现象只存在于特定阶段，其他阶段就不存在。②供需关系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一个逐渐演替的过程，并不存在完全明确的转换时间点。各阶段起始年份的选择存在一定主观性，本文的选择依据为：1978年是改革开放起始年份，该年10月9日邓小平首次纵论旅游[23]；1989年深圳“锦绣中华”开业，摆脱传统旅游资源束缚的重资产型吸引物取得巨大成功，旅游供给的空间逻辑发生转变；1999年黄金周假日制度的实施使中国居民逐渐将旅游内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13年，国家层面的一系列措施预示着中国旅游业的变革[24]。
在每一个阶段，随着供需关系的变化，旅游业所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也发生相应的转变，从而对旅游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提出不同的挑战。

2.1 观光旅游主导阶段（1978—1988年）

这一阶段，不管是最初以赚取外汇为主要目标大力发展入境旅游，还是1985年提出“从只抓国际旅游转为国际、国内一起抓”，团队观光都是最主要的旅游需求，且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反观供给侧，由于缺乏发展基础，“旅游地少、路难行、车难搭、住宿难”的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极度缺乏建设资金的情况下，如何选择最有吸引力的观光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并配套相应设施就成了关键现实问题。必须要有合适的理论来指导旅游投资建设，从而让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中国旅游地理学便在这一背景下发轫。与上述现实问题相契合，在开创代学者陈传康、郭来喜、杨冠雄等的引领下，旅游地理学在旅游资源区划、分类、评价与开发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25-26]，回答了哪些资源应优先开发的问题；同时，对资源—市场对应变换关系[27-28]、游客量预测[29-30]、旅游者行为[31-32]、引力模型[33-34]等也开展了相应研究，初步回答了一个旅游地的开发所能吸引的市场范围和游客量的问题；环境容量[35]、旅游业区位论[36]、地段设计[37]及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研究[3]则为这一阶段的旅游规划和发展实践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因此，这一阶段的旅游地理学研究，紧密围绕关键现实问题，努力探寻旅游发展“规律”并用以指导产业实践，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国外旅游地理学教材的基础上，郭来喜、保继刚对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梳理，建构了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可视为这一时期的旅游地理学者针对旅游发展现实需求而给出的旅游地理学系统研究方案。保继刚等总结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于1993年出版的《旅游地理学》教材是其中的典型代表[38]。

2.2 旅游供需多元化阶段（1989—1998年）

进入1990年代，国内旅游需求日益旺盛。团队观光旅游仍是主流，但需求多样化突显。同时，资金不再是旅游开发的制约因素，旅游投资热情高涨，观光旅游资源开发逐渐从最顶级资源往次一级资源转移，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开发也日益增加，资本驱动型旅游吸引物不断涌现。
供需关系在多元化的过程中，其复杂性也呈指数增长。例如，同样是主题公园，在80年代兴建的一批游乐园纷纷倒闭之后，1989年开业的深圳“锦绣中华”却能迅速收回投资并持续盈利，而此后的主题公园建设却又多数不成功，原因何在?度假需求在这一阶段开始勃兴，国家于1992年批准了12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其发展提供了一系列当时最为优厚的优惠措施和开放力度，但度假区的发展却始终不尽如意，为什么?这些现实问题对这一阶段的旅游地理学提出了第一个新挑战：如何建构合适的理论来指导各类新兴旅游产品的开发或建设?
此外，随着旅游开发热潮的到来，旅游产品和旅游地的同质化竞争或过量供给问题在现实中突显，旅游地的空间竞争与合作成为该阶段最为关键的问题。因为只有在整体上形成良性竞争与协同发展，旅游投资效率才能提高，旅游供给的空间体系才能得到优化。因此，特定类型的旅游产品如何竞争、如何优化空间布局?旅游地空间竞争的基本规律是什么?一个区域内的多个旅游地如何在良性竞争中实现协同发展?这些问题是这一阶段的旅游发展对旅游地理学提出的第二个理论挑战。
最后，在旅游需求迅速扩大、旅游开发快速推进背景下，旅游地社会和环境问题开始显现。如何实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始浮出水面，这是这一阶段面临的第三个理论挑战。
从这一阶段的旅游地理学成果看，研究者们对上述问题均做出了响应。
首先，相关学者在上一阶段所建立的旅游地理学学科体系内，持续深化旅游资源与区域开发研究[5-6,8]，拓展了旅游资源的概念与评价[39]、加强了旅游市场研究[40-41]，并在主题公园[42]、城市旅游[43]、生态旅游[44]、社区旅游[45]、遗产旅游[46]、山岳旅游[47]等领域进行了诸多开创性研究。这些研究大多能够较好地回答这些新兴旅游产品是什么、能吸引哪些游客的问题。有些研究甚至能够透彻分析产品特性并通过理论建构对产业发展做出有效指导。如主题公园选址和发展的理论研究[42,48-49]，不仅对这一阶段主题公园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而且为后来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进入中国大陆的论证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学者关注到旅游地竞争与合作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替代性竞争和非替代性竞争等对实践具有重要启发的概念，对一些重要旅游资源或旅游地的空间竞合进行了颇有价值的研究[50-53]。例如，关于喀斯特洞穴的开发，取得了“在同一地域上出现多个喀斯特洞穴时只能选择其中最有价值的一个进行开发”[54]等一系列基础指导理论，这些理论可在实践中结合旅游地的具体情况指导其喀斯特洞穴开发，而一旦遇到特殊情况（如张家界[55]），便可通过修正或发展理论，使之具有更强的指导价值。这样的基础指导理论，对于理论发展和产业实践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可惜的是，这一阶段虽然发展出了某些特定类型的旅游地或旅游资源竞争理论，但却没有形成合力，构建出具有较好的实践指导意义和理论发展潜力的一般旅游地空间竞合系统理论。
第三，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旅游影响研究得到高度重视，社区旅游、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研究开始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工作是郭来喜主持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宏观配置体系研究》[56]。当然，由于可持续发展问题极为复杂，而这一阶段旅游产业在中国的真正发展仅20年时间，很多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并未突显，无法开展实证研究。因此，这一阶段比较有价值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特定地域特定类型的旅游影响研究上，整体性系统化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尚难以构建。
总之，这一阶段旅游地理学者对于某些新兴产品的开发建设问题进行了较好的理论回应。而没有得到及时回应的问题（例如历史城镇开发中的关键问题），这一阶段的研究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一阶段敏锐地捕捉到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在旅游影响研究领域开展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
对于这一阶段来说，最遗憾的是没能构建一个旅游地空间竞合的系统理论。而这一阶段正好是旅游规划需求高涨，旅游地理学家纷纷进入旅游规划领域成为旅游规划主力军的时期，由于缺乏对旅游地空间竞争和协同发展基本规律的系统研究，尽管旅游规划框架和模式不断成熟，但大多规划却无法真正解决旅游地发展问题，导致了很多地方旅游发展的失误，加重了旅游开发的负面影响。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妥善研究。

2.3 旅游日常化阶段（1999—2012年）

1999年以来，旅游越来越成为中国居民日常休闲活动的一部分。一系列因素造成了旅游的“日常化”。首先，国民收入的普遍提高为此提供了经济基础。其次，中国城市社会发生了“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57]的转变，社会心态发生变化，旅游被视为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手段，不少居民开始追求旅游消费的“品质性”甚至“奢侈性”。第三，假日制度改革为周末旅游和黄金周旅游提供了时间保障[58]，普通家庭的节假日旅游蔚然成风，旅游在理念上被内化为生活的一部分。第四，随着私家车的普及、交通基础设施的提升、航空票价实际承受能力的提高，游客出游能力大大提升[59]。
在此背景下，大众旅游的“散客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高端消费不断涌现，奢侈度假、出境旅游日渐频繁。旅游供给相应地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第一，非观光型旅游地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机会，大城市周边旅游项目、乡村旅游越来越盛行；第二，出现了一批广受游客认可的精品化大众旅游产品，如乌镇东栅、《印象·刘三姐》、长隆欢乐世界等，这些产品推动了旅游供给的提质升级；第三，高端奢侈消费涌现，“旅游+地产”、第二居所、高端度假区和度假酒店的供给加速。
旅游日常化使旅游产业规模加速壮大，产业地位越来越高，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将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生态环境和社会群体被旅游产业所裹挟，旅游发展中的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问题频频进入学者和公众的视野。
这一阶段对旅游地理学所提出的核心挑战有：①各类已有和新兴旅游产品的供给理论仍需随供需关系变化而完善（“打补丁”甚至是理论重构），如乡村旅游的不断升级[60-61]、智慧旅游的兴起对供需关系的影响[62]等，都要求理论的完善或重构。②各类旅游产品的再开发、提质升级、生命周期的延长甚至跃升等问题，在这一阶段亟需总结经验、探寻规律。③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一阶段体现得比上一阶段更加明显，旅游发展对于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的诉求成为重点问题。④旅游地的良性竞争与协同发展问题仍然是重要问题，但是由于上一阶段未能建立基础指导理论，而这一阶段旅游产业所涉及的空间范围[63-64]、所牵涉的自然和社会要素都大为深广，且资本在空间中的流动性和利润积累大大加速，因此，旅游地的良性竞争与协同发展的复杂性远较之前为甚，这一方面的宏大理论建构难度呈指数增长。
这一阶段旅游地理学的响应则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越来越多的学者成为社区旅游、遗产旅游、乡村旅游、生态旅游等单一领域的专家，推动了这些领域的深化研究[65-70]。尽管这一阶段的部分成果显得分散或没有“地理味”，但跨学科研究和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增强了旅游地理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度[11]。而且，由于研究规范作为学术研究基本前提的重要性得到重视，出现了一批可以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研究成果[71-74]，推动了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国际化。
第二，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数据积累和理论深度都有所推进。例如，中山大学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合作，成立旅游可持续发展监测点管理与监测中心，对多个典型旅游地开展长时间跟踪研究，为中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积累了众多经验材料。与此同时，针对旅游地社会问题，在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工具的基础上，开展了社区参与、社区增权、旅游减贫、旅游商业化等方面的研究[75-80]，提出了制度机会主义、旅游吸引物权、再贫困化等引起政府管理部门和学界关注的概念。针对环境问题，旅游生态足迹、低碳旅游、遗产地和保护区旅游等[72,81-83]的研究则尝试构建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以用于旅游环境保护。
第三，在面对日益复杂的旅游地域系统的宏观问题时，旅游地理学对重大问题的响应能力有所减弱。这一阶段，一方面，受制于学术考核机制，很多学者无法专注于重大问题的解决，也难以针对重大问题开展真正的合作研究；另一方面，在应对旅游发展中的宏观复杂问题时，这一阶段实际上需要一场“范式”变革，需要重新整理研究问题体系，建立一套宏观复杂问题的研究方法论，并能吸引年轻一辈的学者投入这一问题体系的研究中。但这一阶段未能完成问题整理，所吸收进来的研究方法中，定性方法大多是微观研究方法，定量方法大多是线性方法。在这些方法的指引下，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有不小提高，但对宏观复杂非线性问题却始终无法进行有效的学术应对。

2.4 旅游供给侧改革阶段（2013年至今）

2013年，中央八项规定的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旅游法》的施行、《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的颁布等一系列措施预示着中国旅游业的变革[24]。
从需求侧看，最直接的影响是八项规定压缩了泡沫需求，推动了市场正常化[24]，奢侈性需求让渡给更多的平民化需求，有预算的消费开始增长[84]。但同时，大众消费品位的升级使其品质追求更高，游客越来越愿意为旅游中的舒适性付费。
需求侧的转变显露出供给侧结构性短缺和结构性过剩并存的问题[24,85]。对此，一方面，需要挖掘国内优质供给潜力、控制劣质项目、提升产品品质，另一方面，魏小安等[24]认为，也可以借鉴日本的“出国旅游倍增计划”，在游客“出海”的同时激励企业和资本出海。这一思路实则是将境外资源和供给纳入到供给侧改革的范畴中。从实际情况来看，也已有旅游企业和资本开始出海。
因此，这一阶段随着时空压缩的增强、全球旅游系统日趋一体化，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旅游产业开始面临实质性全球化。而受地缘政治格局重构、新冠疫情等的影响，其面对的是与以往全球化有所不同的新全球化。同时，国家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显然，不同行业的“双循环”存在巨大差异，旅游业如何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则成了当下旅游供给侧改革的新命题。由此，经济层面的供给侧改革对旅游地理学提出的新挑战是：如何构建一套关于当前世界旅游地理和全球旅游系统的知识体系，为旅游业的“一带一路”倡议、新全球化和双循环的顺利推进提供知识平台。
除经济层面的含义外，供给侧改革还意味着“旅游事业”的回归。《旅游法》和《国民旅游休闲纲要》中的一系列提法预示着旅游休闲的一些性质需要重新定义，需要重新体现旅游的“事业”属性。当然，这一阶段的旅游事业应该是在继续做强旅游产业的同时强调旅游休闲的公共属性，在深化产业改革的基础上强化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完善的“旅游事业”，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前“旅游事业”的概念[24]。“事业”属性回归的背后是旅游与日常生活的紧密交织。尤其是在日渐强调“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其公共属性将越来越被看重。旅游的供给侧改革中，非盈利供给的改革与强化，已经成为当下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产业”性质的减弱，相反，正是由于旅游所具有的强大的产业属性，它在国家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建设中，成为了国家引导资本有序流动、各类要素合理布局、实现乡村地区脱贫致富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因此，这一阶段，旅游产业跟国家战略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具有了更强的响应国家战略的能力。
在产业和事业的双重驱动下，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有了多重叠加并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提出了极其综合而复杂的挑战：①旅游已经成为涉及人类和自然多个方面的一种超大规模的流动性，必须解决上一阶段遗留的问题，对旅游影响中的复杂非线性问题开展系统性实证研究；②要在充分理解旅游的产业事业双重属性和国家战略目标的前提下，将可持续发展的抽象原则转变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系统模拟方法，探索不同的实践措施在实现这些目标中的作用和局限。
以此反观这一阶段的旅游地理学研究可以发现：
首先，与旅游地域系统相关的方方面面，现有研究几乎都有涉及，而且，由于对旅游地理学界此前普遍存在的研究问题缺失、理论贡献不足的现象进行了深入反思[12,86]，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得以建立，研究规范进一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理论贡献均有较大提高，很多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2]。
其次，在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等关涉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这一阶段取得了大量成果[87-91]，但整体来看，这些成果还较为分散，尚未以可持续研究的思维加以整合。对此，部分学者开始整合相关成果开展综合性的可持续旅游研究，并以社会实验的方式将研究成果谨慎地转化为实践计划，以期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并以最小的试错成本产生满足特定条件下综合发展目标的政策成果。例如，保继刚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旅游可持续发展与生计—能源—粮食—水的关联研究》及其团队开展的“阿者科计划”，即此类研究。
第三，当面对重大现实问题时，由于认识到重新思考旅游地理学的任务、性质、发展方向等问题的重要性[11]，不少学者基于1980年代所构建的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体系，对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新的讨论，并开始思考建立新的旅游地理学理论框架的可能性[18,20-22,92-93]。这些讨论和思考对于凝聚共识、构建新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价值。目前还需努力推进的是，将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转变为真正的科学问题体系，并针对科学问题系统性地探寻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进而组织中国旅游地理学术共同体开展协同研究。
最后，迄今为止，中国旅游地理学界的研究对象绝大部分仍局限在国内，尚未开展全球旅游的实质研究。未来或许应重构“世界旅游地理”研究体系，跳出区域旅游地理的思维，以服务全球旅游合理布局与协同发展为目标，研究全球旅游系统的结构特征和演变机制。

3 结论与展望

1978年以来，旅游供需关系日趋复杂，中国旅游产业也从赚取外汇的出口产业发展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并在精准扶贫、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旅游业从一个外在于国民日常生活的简单经济子系统，逐步发展为涉及中国社会与生态方方面面的复杂巨系统，并出现超越国境的全球化态势。从地理学的角度看，供需关系多元化、产业系统复杂化导致不同发展条件的旅游目的地以不同的方式卷入这一系统，产生了方方面面的现实问题。中国旅游地理学在不断应对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学科视野随之开阔，理论话题也越来越多。
在观光旅游主导阶段，旅游地理学紧密围绕关键现实问题，努力探寻观光旅游发展规律并用以指导产业实践，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在旅游供需多元化阶段，部分新兴产品的开发建设问题得到了较好的理论回应，但没能构建一个旅游地空间竞合的系统理论；在旅游日常化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成为单一领域的专家，推动了相关领域的深化研究，相关成果的科学性也大为提高，但对于宏观复杂非线性问题，却始终无法进行有效的学术应对；在旅游供给侧改革阶段，很多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综合性的可持续旅游研究也开始出现，对新的旅游地理学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讨论日益增多，但迄今尚未在更加系统而全局的视野中建立真正的科学问题体系，并针对科学问题系统性地探寻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与此同时，旅游地理学“代际转换”的压力越来越大[17,22]。第一代学者（现在50~65岁）继续工作5~10年后，新生代学者是否能够“接上班”仍然有较大的变数[22]。必须充分重视旅游地理学的人才培养问题，鼓励地理学背景出身的青年学者留在旅游地理学界里继续任职、从事学术研究[87]，壮大旅游地理学界的研究队伍，群策群力地梳理问题体系、探寻有效方法、开展协同研究。
展望未来，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已经难以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中不假思索地走下去[94]。同样的，中国旅游地理学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已经呈现出很多不同于西方的特征，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很难按照西方的发展议题来推进。因此，短期内如何对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双循环新格局等所带来的旅游供需关系变化及其空间响应做出更多的预判和更全面的分析，长期如何对全球旅游系统的演变过程、机制及中国旅游产业在其中所受的影响和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模拟和推演，都是需要予以重视的问题。旅游地理学应在回顾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尽快解决过去遗留的理论问题，并做好应对未来变化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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