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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 >

2021 , Vol. 41 >Issue 10: 233 - 24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10.026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成立60周年和《经济地理》创刊40周年特辑论文

中国文化产业的省域空间集聚及其溢出效应分析

  • 冯星宇 , 1 ,
  • 戴俊骋 , 2, ※ ,
  • 孙东琪 3
展开
  • 1.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中国 北京 100081
  • 2.中央财经大学 文化与传媒学院/文化经济研究院，中国 北京 100081
  • 3.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 北京 100101
※戴俊骋（1984—），男，福建罗源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化经济、文化地理。E-mail：

冯星宇（1990—），男，山东济南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E-mail：

收稿日期: 2021-02-27

  修回日期: 2021-08-22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4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19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YJC760013)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YTC039)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ZDA07)

中央财经大学“青年英才”培育支持计划项目(QYP202111)

收起

Provinci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Spillover Effect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 FENG Xingyu , 1 ,
  • DAI Juncheng , 2, ※ ,
  • SUN Dongqi 3
Expand
  • 1. School of Economics，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
  • 2.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 Cultural Eco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
  •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AS，Beijing 100101，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2-27

  Revised date: 2021-08-22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4

Fold

摘要

对文化产业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普遍采用地理相邻或地理距离的空间矩阵进行分析，在自变量选取上存在内生性。对此文章以“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为基础，设置经济权重矩阵和空间模型，分析2004—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04—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经历了从“分散”到“极化”的转变。人力资源、文化需求和政策支持是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区域经济、城市化程度、财政支持等因素也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文章为进一步优化文化产业集聚和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文化产业; 产业集聚; 空间溢出; 效应分析; 虹吸现象; 区域禀赋

本文引用格式

冯星宇 , 戴俊骋 , 孙东琪 . 中国文化产业的省域空间集聚及其溢出效应分析[J]. 经济地理, 2021 , 41(10) : 233 -24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10.026

Abstract

In the past,the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cultural industry generally used the Geographic adjacency matrix or Geographic distance matrix to analyze,and there was endogeneity in the selection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Fourth National Economic Census",this paper sets up economic weight matrix and a spatial model to analyze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of China from 2004 to 2018.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in China,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experienced a change from "decentralization" to "polarization" from 2004 to 2018. Secondly,they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that the human resources,cultural needs and policy support. Thirdly,regional economy,urbanization level,financial support and other factors also show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Finall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optimizing the cultur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cultural industry;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alysis; siphon phenomenon; regional endowment

20世纪末，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产业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匀质的分布状态，美、英、法等国家的大城市已经成为文化产业较为集中的地区[1-2]。21世纪，文化产业的集聚更加明显：美国主要城市文化创意产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集中[3]；意大利的音乐剧院聚集现象也十分明显[4]；英格兰南部到德国东部形成了创意地带，其中的大城市集聚了很多异质性和跨境的创意产业[5]。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也出现集聚趋势。从省域尺度看，省域文化产业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出 “总体分散，局部集中”的分布特点[6]。从市级层面看，文化产业集聚并不显著[7]。本研究团队曾对此话题进行了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在规模和效率上表现出综合优势，而中西部地区需要整体升级[8]。区域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的高度耦合在市场的放大效应、物价指数效应和政策的主导作用下，存在较强的累积循环因果链是形成这一空间格局的重要机制。
现阶段关于文化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①分布特征方面，国外文化产业以项目的组织结构为依据，呈现网状分布的特征[9]；中国文化产业空间分布地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文化产业多集中于城市的市辖区；资源型区域的文化产业呈现单中心等级差异分布特点[10]。②功能分析方面，文化产业集群是现有文献的重要关注点，城市中创意集群的集聚[11]，生产网络和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等是文化产业促进区域经济的重要因素[12]，但这种对地区经济的增长效应，存在着区域和行业的差异[13-14]。③因素分析方面，影响集聚的因素众多，如环境要素[15]；社会资本、文化禀赋[16]、人力资源[17]等资源因素；政府支持[18]和制度因素[19]，企业的创新、竞争[20]，交通状况[21]，现代通讯工具、人口流动[22]地理区位及各要素配置[23]等也是促使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之前的研究中受限于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尚未公布（2018），无法刻画最新的省域文化产业空间格局，对省级层面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和溢出效应的分析不足。故本文结合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分析中国最新的省域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情况，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探讨文化产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并以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十四五”时期中国文化产业的区域统筹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

1 分析框架

随着空间计量方法的广泛应用，不少学者从空间角度分析文化产业集聚所伴随的空间溢出情况。研究发现，文化产业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相关性[24]，但也具有区域分布的异质性，文化产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有效降低文化产业区域间的异质性[25]。结合文化产业发展特征，当前学界对于文化产业所产生的空间溢出的作用机理分析如下。

1.1 外部经济

根据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各种影响因素不仅促进了该地区文化产业的集聚（直接效应），还溢出到其他地区，影响了其他地区文化产业的分布（间接效应）。人力资源规模[26]，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状况[27]，信息有效交流情况[28]等要素不仅是推动本地区文化产业发展集聚的重要保障，也是影响相邻及其他区域的重要因素。当前专业化分工更加明确和细致，知识的外溢不仅推动了跨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也会推动产业的融合，提升产业的效率[29]。

1.2 竞争性溢出

根据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文化产业集聚会使得集聚区内的文化企业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使得集聚区内的文化产业更具有竞争力。这种优势通过同类型企业的良性竞争外溢，使得同类企业通过革新技术等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通过合理优化企业内部以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当集聚区内企业发生转移时，知识、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文化产业从文化产业集聚度高的地区转移到文化产业集聚度较低的地区，而其自身的知识和技能将促进当地文化产业的集聚和发展 。与此同时，产业的转移打破了原有地区的产业垄断，通过竞争为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促进了当地文化产业的技术交流和发展升级[30]。

1.3 协作溢出效应

通过产业关联合作，集聚区与非集聚区的文化产业形成一个整体，集聚区文化产业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等通过产业链向集聚区外的文化产业溢出，从而推动区外文化产业发展[31]。本文从要素溢出的角度分析中国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结合现有的文献，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突破：目前，地理学视角下对于文化产业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普遍采用地理相邻或地理距离的空间矩阵进行分析。在采用地理距离矩阵或邻接矩阵研究文化产业溢出效应在过去的一定时期内是符合实际的。但随着全球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中国文化产业的数字化也加速了其转型，对于财政分权[32]、文化金融服务[33]等要素的需求已经超过了相邻及邻近地区文化产业的要素溢出。因此，过去仅基于地理距离的空间矩阵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在对要素的遴选方面，区域禀赋要素是现有文献均会选择的要素，但在要素设置上，表示地区经济水平的变量多采用地区GDP，与财政变量、基础设施等变量存在一定的内生性。值得一提的是，现有对空间集聚和溢出效益研究的文献考虑了地区经济、人口流动、产业耦合等要素视角，但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性，特别是文化供需方面的影响变量研究不足。
鉴于此，本文采用经济权重矩阵更准确地分析了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分布；在影响要素的设置上，包括区域禀赋、文化供需和政策影响等三方面。特别在区域禀赋方面，选择有别于以往的研究，以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基准设置地区经济变量，可以更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以优化现有的同类型实证研究。

2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2.1 模型设定

空间杜宾模型不具有内生性，能够更准确地描述影响因素的外部性，更适合分析溢出效应。因此，本文选用空间杜宾模型。其形式为：
y i = ∑ i = 1 k I n - ρ W - 1 I n β z + δ z W x i j + I n - ρ W - 1 ε
式中： I n是n阶单位矩阵；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 x i j为第i地第j个自变量； β z为 x i j的回归系数； δ z为 W x i j的系数。

2.2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置

在经济发展情况联系下，探索中国各省份之间的文化产业集聚度是否存在溢出效应。其中，反映经济发展的经济权重矩阵如下：
W i j = 1 G D P i - G D P j     i ≠ j                             0                             i = j
依据i、j两省的经济水平设置经济矩阵。目前国内学者广泛使用GDP来描述区域经济的指标，因此，将GDP代入矩阵进行设定。

2.3 指标设置与说明

为消除地区发展差异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本文基本上采用比值作为变量。为了避免设置指标时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增加变量回归后的显著性，本文对所有变量均采用自然对数。
文化产业集聚度（ L e）：被解释变量。利用区位熵作为文化产业集聚水平的衡量标准， L e i j = Q i j Q j / Q i Q，其中， Q i j是j地区i产业的就业人员数量； Q i是全国i产业就业人员数量； Q j是j地区所有就业人员数量；Q为总就业人员数量。
解释变量主要涉及区域、文化和政策三个方面，具体设置情况如下。
①区域禀赋方面。地区经济（lnec）：由于本文的经济矩阵设置使用了地区GDP，因此采用省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减省域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差值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差值的比值的对数，即：
l n e c = l n 省 域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 省 域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性 支 出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性 支 出
城镇化水平（lnurb）：省内城镇人口占区域总人口比例的对数。
人力资源（lnhc）：省域当年毕业的本专科人员数量与本地当年总人口比值的对数。
②文化供需方面：
文化资源（lncr）：参照任英华[34]对人文资源指标的设置，本文选取省域单位人口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对数作为衡量指标。
文化需求（lncn）：借鉴肖博华等[35]、魏和清等[36]等对于文化消费需求变量的指标选取，采用全省居民在文体娱和教育方面的人均消费支出占全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例来衡量全省居民的文化需求，为使数据平稳化，比例值取对数。
③政策影响方面：
财政支持（lnfin）：省域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方面财政支出与当地当年一般预算支出比值的对数。
政策支持（lnpol）：省域相关政府部门当年发布的文化产业方面的政策文件数量并取对数。
对于指标设置，需要进行两点说明：
①区域禀赋方面，本文借鉴现有文献和区位理论，采用地区经济、城镇化水平和人力资源来描述区位的发展状况。其中，地区经济和城镇化水平可以衡量区域的经济优劣，人力资源可衡量地区的人员优势。区域禀赋中没有文化资源的相关指标。
②文化供需方面，本文主要设置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两项指标。一方面，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生产资料，现有文献将其归为生产要素[21]。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本文选取单位人口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对数衡量文化资源，可以相对更加有效地衡量不同地区文化资源的差异和不同时间地区文化资源的变化情况。另一方面，现有文献通常采用可支配收入[21]等指标来代表消费者的市场需求。本文采用人均教育娱乐支出比来衡量当地居民的文化需求。文化资源指标与文化需求指标从文化供需双方面进行刻画。

2.4 数据来源说明

文化产业就业人员数据主要来自《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统计局公布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其中，2004—2007年的就业人员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2年就业人员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3—2018年就业人员数据来自《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地区就业人员数量及全国就业人员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据，2004年数据缺失部分由中经网数据库数据校对补充。2004—2017年各省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数据来自《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8年各省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数据来自《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2019）》。各地有关政府部门发布的有关文化产业政策数量数据来自对各地相关政府部门发布的政策文件，并手动整理。

3 省域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演变特征

通过计算后发现，中国文化产业集聚度在0.500以下、0.501~0.800、0.801~1.000、1.001以上的分布较为明显，因此，本文将文化产业集聚度按照0.500以下、0.501~0.800、0.801~1.000及1.001以上4个等级进行划分。鉴于经普数据更加真实有效，故本文只列出经普数据年的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情况（图1）。
图1 不同经济普查年份各省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情况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vincial cultural industry clusters in different years

图2 2004、2018年文化产业集聚度莫兰指数

Fig.2 Moran index of cultur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2004 and 2018

3.1 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情况演变

基于“一经普”数据，2004年北京、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区的文化产业集中度均在1.001以上。集聚度较低（0.500以下）的省份仅有黑龙江、新疆和贵州三省。集聚度在0.801~1.000的省份主要有天津、安徽、湖南等省市。总体来说，2004年，中国文化产业的空间分布已呈现出地域集聚趋势，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文化产业高度专业化特征明显，且青海至湖南、广西等省份的文化产业呈现出“带状”较高集聚程度区域。
2008年，中国的文化产业受到影响，除东部地区外，其余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均下降。与2004年相比，国内文化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的省份增加至6个。青海省、四川省、重庆市和湖南省的文化产业集聚度从“较高”变为“一般”。只有江西省文化产业集聚度在2008年从“一般”升为“较高”。
2013年，国内文化产业集聚的状况开始出现“分化”趋向。与北京相邻的天津以及与东南沿海各省相邻的安徽、江西、湖南省的文化产业集聚度均达到1.001以上，成为文化产业专业化地区。陕西、四川等省份的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均降低至0.500以下，退化为低集聚区域；全国仅剩辽宁、河北等5个省份成为两个极化区域的“过渡地带”。
2018年，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提高和市场的合理规范化程度提高，国内文化产业集聚极化的情况更加明显：除河北、安徽外，北京与中国华东、华南、华中主要省份成为文化产业高度集聚区域；而内蒙古、新疆等地区则成为文化产业低集聚区域。
总体而言，随着文化市场活力被不断激活，国内文化产业在空间上也表现出明显的“极化”特征。自2008年，与北京相邻的天津以及东南沿海各省邻接的内陆省份集聚度仍相对较高，至2013年，天津、安徽、江西等省份成为文化产业集聚度大于1.0的“专业化”区域，并且与广东相邻的湖南省，其文化产业集聚度从2008年的0.730上升至1.600。2018年，河北省、河南省、湖北省和重庆市成为文化产业“专业化”区域。文化产业极化过程是由北京市和东部沿海省份向邻接内陆省份“溢出”和“同化”过程。

3.2 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

运用Stata计算2004—2018年文化产业集聚度的全局莫兰指数，结果见表1。其中，全局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2004—2018年各省文化产业集聚度均呈现正向空间相关性。
表1 2004—2018年各省文化产业集聚的全局莫兰指数

Tab.1 Global Moran index of provincial cultur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2004-2018

年份 I z p
2004 0.078 2.205 0.027
2005 0.128 2.250 0.024
2006 0.196 2.976 0.003
2007 0.206 3.089 0.002
2008 0.347 4.851 0
2009 0.338 4.876 0
2010 0.366 5.142 0
2011 0.416 5.415 0
2012 0.440 5.824 0
2013 0.339 4.607 0
2014 0.252 4.523 0
2015 0.341 5.157 0
2016 0.163 2.378 0.017
2017 0.169 2.589 0.010
2018 0.454 5.046 0
通过可视化2004与2018年文化产业集聚度的莫兰指数可以看出，相比于2004年，2018年“高—高”聚类省份从6个上升至12个，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除天津、江西、山西等省份外全部为“高—高”聚类。新疆、内蒙等省份属于“低—低”聚类，处于两大聚类区域之间的四川、云南、辽宁等省份属于“低—高”聚类。
值得特别分析的是2018年在东中部“高—高”聚类中江西省呈现“高—低”聚类的原因，是由于江西省与“高—高”聚类省份的文化产业结构存在异质性。从四经普数据来看，文化制造业是江西省文化产业的支撑，其增加值409.03亿元 ① 。安徽省和浙江省的支柱性文化产业是文化服务业，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份的文化产业主要是文化批发和零售业。由于文化产业结构上的差异使得“高—高”集聚类型的省份对江西省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完全与江西省文化产业发展需求匹配，表现出负相关性，使得江西省文化产业处于“高—低”集聚类型。天津市文化产业的主体是文化批发和零售业，与河北省文化产业结构相似，但由于天津市文化产业本身发展较北京市水平低，因此表现出“低—低”聚类的空间正相关。

4 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分析

综上，2018年各省文化产业集聚情况与2004年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且呈现出更大的空间相关性（表1）。因此，需要从空间角度进行回归分析。

4.1 稳定性说明

如表2所示，空间杜宾模型退化LR检验结果（SDM→SAR、SDM→SEM）显著为正，表示空间杜宾模型稳定，不会退化。
表2 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

Tab.2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ural industry spatial agglomeration

变量名称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1） lnec 0.151（-1.312） 0.323***（-2.67）
lnurb -0.357（-1.423） -0.249（-0.897）
lnhc 5.701***（-2.872） 4.033*（-1.856）
lncr 0.061（-0.528） -0.146（-1.209）
lncn 0.217***（-3.077） 0.178**（-2.374）
lnfin 12.968（-1.516） 36.137***（-4.633）
lnpol 0.112**（-2.297） 0.087*（-1.755）
Hausman 47.730*（0.000） 74.600（0.000）
R2 0.319 0.426
（2） W×lnec -1.218***（-3.674） -0.707**（-2.161）
W×lnurb 2.426***（-2.808） 1.872**（-1.977）
W×hc 17.473***（-3.289） 12.914**（-2.277）
W×lncr 0.596（-1.43） -0.298（-0.701）
W×lncn 0.339**（-2.249） 0.004（-0.037）
W×lnfin -48.007*（-1.953） 16.462（-0.737）
W×lnpol -0.087（-0.626） -0.209***（-2.603）
47.730（0.000） 74.600（0.000）
0.319 0.426
SDM→SAR 18.74***（-0.0046）
SDM→SEM 20.57***（-0.0045）

注：***、**、*分别表示P在0.01、0.05、0.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4.2 影响因素分析

Hausman检验（表2）的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的解释力优于随机模型，因此回归结果主要参考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①在不考虑经济矩阵时，区域方面的人力资源、文化供需方面的文化需求及政策方面的政策支持对提升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度具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其他要素影响效果不显著。②在经济矩阵下，区域方面的地区经济水平呈现对文化产业集聚度具有负向显著影响；城镇化水平和人力资源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文化供需方面的文化需求显著性下降；政策方面的财政与政策支持均表现出负向显著的影响。
回归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地区间的经济关联时，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地区人力资本越雄厚，文化需求越旺盛，当地对文化产业越重视，文化产业的集聚水平相对越高。随机效应结果说明，在不对时间效应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地区经济与财政支持也会发挥效用，提升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程度，只不过地区经济和财政支持的提升效用往往会“滞后”。在加入地区间的经济关联后，地区经济水平、财政支持和政策支持出现明显的“虹吸现象”，降低经济关联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程度；而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源和文化需求等要素显著推动了经济关联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
产生以上结果的原因在于：经济关联视角下，①区域的经济越发达，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越大，越容易导致其他区域文化产业发生转移，从而降低经济关联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水平。②城镇化进程引起人员、资源流动的同时，改变了产业原本的生存、生产状态，引起了产业的转移，从而使得城镇化水平在经济矩阵下显著性发生了变化。③在经济关联下，人员的流动推动了不同地区文化产业的集聚；文化需求在经济关联地区创造了文化供给，进而导致经济关联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

4.3 溢出效应分析

空间溢出效应包括对本区域文化产业产生的直接影响和对其他区域文化产业产生的间接影响，两者加总的效果即为总效用。表2中第（2）部分即为要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解效应，得到表3。
表3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效应分解

Tab.3 Effect decomposition based on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变量名称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ec 0.189
（-1.616）		 -1.120***
（-3.705）		 -0.931***
（-2.679）
lnurb -0.444*
（-1.735）		 2.290***
（-3.072）		 1.846***
（-2.59）
lnhc 5.424***
（-2.815）		 14.973***
（-3.341）		 20.397***
（-4.436）
lncr 0.044
（-0.388）		 0.509
（-1.364）		 0.552
（-1.331）
lncn 0.207***
（-2.742）		 0.281**
（-2.044）		 0.488***
（-3.854）
lnfin 13.928*
（-1.766）		 -44.237**
（-1.992）		 -30.309
（-1.139）
lnpol 0.116**
（-2.419）		 -0.098
（-0.781）		 0.018
（-0.131）
综合分析表2第（2）部分与表3可知：①地区经济直接效应正向不显著，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负向显著。这表明，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往往凭借较高的经济水平，吸引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文化企业纷纷迁出原有区域，从而降低了经济落后地区文化产业集聚度。
②城镇化水平的直接效应负向显著，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呈现正向显著。这说明，城镇化水平降低了本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程度。政府推动的快速城镇化并没有严格按照产业的发展规律进行，而是快于产业发展速度的迅速城镇化，原有乡村产业体系直接并入城镇产业体系当中。乡村产业与城镇产业原本存在差距，更倾向于对知识技能要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区域内按照就业人员计算的文化产业集聚程度会有所下降。区域内城镇化带来的房租等运营成本的上升会促使文化企业向运营成本更小的其他区域转移。由此提升了其他区域文化产业的集聚水平。
③人力资源的三种效应均正向显著，表明人力资源对本区域和其他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人力资源对于文化产业集聚的正向作用，或许主要来自于专业人才的自由流动。无论是对于本区域还是其他经济关联区域，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在综合各项条件后就业于本区域或是经济关联地区，从而为文化产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④文化需求的直接效应相对于间接效应更加显著。说明文化需求对于本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集聚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人们的文化需求首先会引起本区域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之后才会溢出至其他地区，引起当地的文化产业集聚。
⑤财政支持因素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显著性相反，总效应不显著。这表明对于本区域而言，财政支撑可以有效地引导本区域文化产业发展集聚。对于其他区域而言，财政支持易吸引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文化产业迁出原有地区，从而降低当地文化产业集聚度。两种效应中和，总效应不再显著。
⑥政策支持因素正向显著，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不显著。这说明，某一区域的政策支持对区域内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推动和引导作用，但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文化企业吸引力不大，不会抑制经济相对落后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①2004—2018年，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分布情况经历了从“分散”到“极化”的转变过程。东部沿海地区各省及其相邻内陆省份逐渐发展为文化产业高集聚地区，形成“高集聚区域”，而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形成“低集聚区域”。经济是文化产业溢出效应形成两极化分布的主要因素。
②区域、文化供需和政策因素是影响中国文化产业空间布局和集聚水平的主要因素。在不考虑区域间的经济关联时，区域因素中的人力资源、文化因素中的文化需求以及政策因素中的政策支持等要素是影响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当考虑地区间的经济关联时，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经济水平相对优越，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财政和政策扶植力度大，对经济相对落后区域产生“虹吸效应”，降低经济落后区域的文化产业集中程度。而快速城镇化带来的文化产业反向流动，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文化需求的外溢等会带动经济相对落后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和集聚。
③在各项因素的溢出效应中，人力资源、文化需求、财政支持和政策支持四项因素对本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城镇化对当地的文化产业空间分布和产业集聚具有负向的影响。对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源、文化需求则显著提升了其文化产业的集聚程度；而地区经济和财政支持则明显遏制了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各项资源的自由流动，使得经济占优地区成为吸引经济关联地区文化产业迁移的“中心”。一般情况下，经济关联但自身经济不占优的区域，其文化产业在各项要素溢出作用下向经济占优地区迁移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以引导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①从区域要素来看，要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水平，首先要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其次，要注意文化产业人力资源的培养，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要充分注意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通过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提升本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此外，要合理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避免过快的城镇化迅速提升文化企业的生存成本，从而遏制地方，特别是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相对缓慢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②从文化因素来看，各地政府需要从居民的文化需求方面入手，为居民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以需求为导向合理布局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③文化产业政策方面，各地政府需要针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实际和发展问题制定针对性更强、实践性更强的产业政策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要创新财政对于文化产业的支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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