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成立60周年和《经济地理》创刊40周年特辑论文

“两山”价值转化的经济地理思维:从逻辑框架到西南实证

  • 方一平 , 1, 2, 3 ,
  • 朱冉 1, 4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中国四川 成都 610041
  • 2.中国科学院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中国 北京 100049
  • 3.中国科学院—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 中国—巴基斯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巴基斯坦 伊斯兰堡 45320
  • 4.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 北京 100049

方一平(1965—),男,浙江淳安人,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山区产业与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适应。E-mail:

收稿日期: 2021-07-23

  修回日期: 2021-08-25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4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09)

Economic Geographical Philosophy of Transformation from "Lucid Water and Lush Mountains" to "Invaluable Assets": Logical Framework and Southwestern Demonstration

  • FANG Yiping , 1, 2, 3 ,
  • ZHU Ran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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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s & Environ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hengdu 610041,Sichuan,China
  •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 3. China-Pakistan Joint Research Center on Earth Sciences,CAS-HEC,Islamabad 45320,Pakistan
  • 4.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7-23

  Revised date: 2021-08-25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4

摘要

“两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简称。科学的“两山”价值转化度量是深刻认识“两山”特有性质、内在作用和依存关系的重要前提。但现有方法缺失、定量依据不足。文章基于经济地理的生产、区域、关系、交叉、和谐五重属性,建构了“两山”价值转化模型,利用能值法系统呈现了西南地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能量流动联系,客观反映了绿水青山对金山银山的支撑角色与贡献。而“两山”价值转化水平、生态资本减值强度双评价,可靶向牵引西南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建议通过污染物减量、非化石能源消费减碳来减负释压,实现西南地区生态资本的保值增值、保障经济资本的持续转化目标。

本文引用格式

方一平 , 朱冉 . “两山”价值转化的经济地理思维:从逻辑框架到西南实证[J]. 经济地理, 2021 , 41(10) : 192 -199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10.021

Abstract

Lucid water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Scientific measurement of the value transformation of "lucid water and lush mountains"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ir unique nature,internal role and interdependence relationship. However,existing methods cannot quantif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ucid water and lush mountains" and "invaluable assets". Based on the five key attributes of economic geography: production,region,relationship,intersection and harmony,this article develops the value transformation model of "lucid water and lush mountains". By using emergy method,it presents systematically the energy flow connection between "lucid water and lush mountains" and "invaluable assets",which objectively reflects the dual supporting role and contribution of "lucid water and lush mountains" in southwest China. The value conversion level of the "lucid water and lush mountains" and the depreciation intensity of ecological capital,as a critical detector of sustainability,determine the speed and effectiveness of green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west China. It puts forward that reducing the amount of pollutants and cutt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can achieve the goals which are maintaining and increas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capital, and the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capital.

“两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简称,其核心要义就是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经济发展必须遵循客观存在的生态环境可承载基础,绿水青山赋予的优质生态产品才能具备持续不断的供给潜力,这种持续供给性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最终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
生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有机统一、经济高质与生态优质的双向协同是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价值转化的突出表现,而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则是其主要实践路径。生态经济化主要是夯实与绿水青山禀赋相匹配的生态产业门类,实现生态资产价值增值。经济生态化主要是添加与经济高质要求相协同的产业绿色成分,实现经济资产价值增值。
尽管“两山”理念不断被赋予区域、全国乃至全球意义,然而在“两山”转化实践中,客观表达区域不同生态资源禀赋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定量刻画绿水青山生态价值与金山银山经济价值转化的效率,既是近年学界关注的重要热点,也是学界面临的最大难题。

1 “两山”理念的逻辑关系及演进

小农经济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延续几千年,这种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孕育了儒家“仁民爱物”“不违农时”,道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最原始、最本质的和谐共生关系。近现代以来西方工业革命带来富足经济福祉的同时,也衍生了巨量的环境副产品和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我国工业化追赶的实践以及发展与保护权衡之困境,加速催生了“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等执政理念的革新。
以2003年《环境保护要靠自觉自为》这一“两山”论喻首篇为起点[1],“两山”理念相继被写入《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图1)。成为我们党的重要执政理念之一和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重新探讨并诠释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密不可分的辩证联系,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寻求崭新道路。“绿水青山”是“环境”之喻,“金山银山”是“经济”之喻。“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关系实际是“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确切地则是“环境资源”和“经济资源”“环境资本”和“经济资本”“环境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图1)。同时,这一递进关系展示了(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既要金山银山,但也要保住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三阶段、三层次内在关系的演进规律[2],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统一”—“人地关系和谐”螺旋式上升的哲理升华。人地关系和谐作为人类发展终极追寻的目标,“两山”论的价值不仅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生态智慧,更重要的是加速推进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展观念进步以及人地关系适应调整、协调共生的生态理性过程转向[3]
图1 “两山”理念的逻辑关系与演进

Fig.1 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evolution of “lucid water and lush mountains”

2 “两山”价值转化研究进展及其已有方法的局限

随着“两山”论的提出,“两山”转化本质、转化机制以及转化效率是现有大量研究的主要聚焦方向。“两山”转化本质研究着眼“两山”核心理念,界定转化本质。其内涵是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质量优势,既实现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又带来审美福利、健康福祉以及幸福体验等生态和社会功用[2,4]。“两山”转化机制研究关注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转化方式。许多学者基于区域探索与实践开展了大量诸如全域转化、市场带动、产业融合等模式探索,强调生态产品评估机制、生态产权制度体系以及生态补偿机制的协同[5-8]。“两山”转化效率测度从转化的主体模式与政策工具的定性分析,到构建“两山”指数检测区域“两山”实践成效尝试,相关研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质性向量化的突破[9-11]
科学、客观的“两山”价值转化度量体系可为深刻认识“两山”特有性质、内在作用和依存关系奠定重要基础。但当前有效的“两山”价值核算及其两者相互关系刻画的方法和工具明显缺失,描述“生态资本”与“经济资本”内联规律的方式占主导,定量表征依据不足。
尽管近年学界对“两山”价值转化研究的关注度与日俱增,方法不断涌现,总体上形成了指数合成型、耦合协调型、互动关系型、绿色核算型四大类“两山”关系及价值转化测评体系[9-23]表1),不过现有文献和手段大多数仅仅着眼于“生态”“经济”两类子系统的独立观察。指数合成型、耦合协调型由于中间枢纽和链接桥梁的缺失使两者相互隔离的迹象尤为明显[9,11-13],两类子系统的联系和作用难以整体呈现甚至根本不能反映现实。部分学者尝试采用生态学中的L-V共生模型分析“生态禀赋”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及其依赖性,通过“两山”的竞争抑制系数,即“生态山”与“经济山”容量大小关系来判断经济发展模式的绿色程度[8,14-15]。这种互动关系型尽管竭力彰显了“两山”的前因后果作用,推演自然界生物物种互利共生的状态,但竞争或抑制作用的选项特征极为明显,且“两山”价值度量及其双向转化的内质模糊。绿色核算型中,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将环境资源作为正向要素投入考察经济增长的贡献,评估“两山”转化的效率,强调了环境资本的角色和作用,弥补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经济增长而忽略环境因素的局限,但大气、水环境质量和森林覆盖水平指标替代资源环境的内涵未免以偏概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不能剔除随机因素的影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判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10,16-19]。GEEP核算体系虽然包含了经济系统的增加值产出,也包括了生态系统提供给经济系统的生态调节效益(ERS),还包括了经济生产过程中不合理利用导致的生态环境退化成本(EPC),但反映的是经济生态生产总值,“生态”“经济”的两分性以及交互性难以充分地解析,并且对于生态面积大、生态功能突出的地区排序有利[20-23]
表1 “两山”价值转化的主要衡量方法与表征

Tab.1 Main method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of “lucid water and lush mountains”

类型 研究方法 指标维度 两山关系表征 案例区 文献来源
指数合成型 两山发展指数 特色经济;生态环境;民生发展;保障体系 综合指数 全国县域 潘张蕤[11](2019)
城市绿色指数 生态山;经济山 综合指数 山东17市 王璇[12](2020)
耦合协调型 两山发展指数 生态状况;环境质量;经济效益;增长质量 两山指数耦合协调度 浙江11市 孙崇洋等[9](2020)
经济发展指数
生态环境指数
经济实力;经济生活水平;经济结构;经济潜力;生态环境质量;环境建设;三废产生强度;生态保护 经济与生态双系统耦合度 浙江海宁 纪荣婷等[13](2020)
互动关系型 生态系统指数
经济系统指数
生态承载力;生态弹性力;经济开发强度;经济开发速度 生态与经济双系统互动性 新疆和田 姚亚玲等[14](2019)
绿色发展指数 产业发展;投资收入;人民生活;生态保护;资源禀赋;环境治理 生态山( α)与经济山( β)的种间竞争共生性 陕西10市
云南16州市
付伟等[8](2017)
杨瑛娟等[15](2021)
绿色核算型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
劳动力;资本;绿水青山资源(环境质量、森林资源、水资源);GDP GTFP量值 浙江11市
珠三角区
全国
高涵等[10](2020)
Xia and Xu [16] (2020)
Li and Chen [17] (2021)
Jiang 等 [18] (2021)
Huang等[19] (2021)
绿色GDP核算
经济生态生产总值
(GEEP)
水环境质量退化成本;大气环境质量退化成本;固废污染环境退化成本;生态调节效益 GEEP量值 珠三角区 梁龙妮等[20](2021)
陈梅等[21](2021)
Ma等[22] (2020)
Wang等[23] (2021)
概而言之,现有的测评方法均致力于“两山”的内涵度量,旨在努力表达其间的双向驱动关系,不过,仍存在以下5个方面的主要局限:①限于学者不同的学科背景,对“两山”的认知差异悬殊,直接导致表征“两山”的关键代用指标千差万别(表1),衡量标度的可比性极为欠缺,进而深刻影响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②由于涉及测评指标维度相对分散,指标遴选较主观,鉴于赋权方法多样,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组合赋权法合成的指数变异程度高,因而其结果不仅存在高低之别,甚至形成截然不同的排序。③重经济轻生态,生态环境内容虽有一定补充,但资源与环境、能源与环境、生态与环境成分的全面性反映不够,发展质量的环境要求、生态成本的付出等级体现不足,也即测度之前就人为预置了“经济山”比“生态山”更高、更多的优先级。④现有测评方法尽管皆立足于“生态”“经济”子集及其复合系统进行通盘分析,然而仍忽略了系统生态位的全球角色,缺失了对系统开放性,尤其是对外依赖性特质的考量,顾此(区内)失彼(区外),孤立视角的痕迹犹存。⑤现有方法尝试了“生态山”“经济山”子系统的内在关联和互动衔接,但尚未达到客观呈现或清晰展示“两山”价值流量流向及其差异的预期。

3 “两山”价值转化模型及经济地理思维

3.1 “两山”价值转化的能值输入输出模型

能值理论和方法诞生于1980年代初期[24],由于大多数能量始于太阳能,故任何资源、产品或劳务形式都可用太阳能值(Solar Emergy)来表示[25],且不受物质能量类别限制,也不受度量指标量纲影响,应用广泛[26]。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特点搭建“两山”联系的桥梁。
实际上,“两山”价值及其转化状态是不同阶段“生态”“经济”系统能量流输入输出的结果,以本地生态经济系统为对象,输入端由可更新自然环境资源(R)、不可更新自然环境资源(N)、系统外部进口(IM)组成。输出端则由期望产出的主产品(产业增加值)(Y)、非期望产出的环境污染物(W)和CO2C)组成,并构成相应的核算模块(图2)。除期望产出的主产品流、系统外部进口流是货币流外,其余模块均为能值流。
图2 “两山”价值转化模型

Fig.2 Value transformation framework of the “lucid water and lush mountains”

考虑到水土流失需要生态修复,环境污染物、CO2温室气体排放处理需要消耗生态环境资产,才能消除或降低对生态、经济系统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维持系统的健康和持续,这部分资产视为人类活动付出的生态损耗或生态代价,应纳入本地系统的“生态”资本总投入。为此,“两山”价值转化水平可用以下算式表示:
E E T = Y - I M R + N + W + C
式中: Y - I M表示本地系统扣除进口后经济产出的净资本;分母 R + N + W + C代表本地系统可更新的生态资本以及抵冲人为环境负面影响应支出的生态资本之和,即本地系统的生态资本总投入;EET就是本地系统生态资本总投入所带来的经济净资本产出量,即“两山”价值转化率。 E E T越大,表明“生态山”向“经济山”转化的水平越高,反之越低。

3.2 “两山”价值转化模型的经济地理属性

生产属性。“两山”价值转化模型设计遵循生产力的经济学准则、生产力配置的经济地理学准则,客观反映生态生产、经济生产的活动现象,突出生态生产、经济生产作为人类物质资料禀赋核算的重要组件,尝试解决生态生产力和经济生产力定量的分(差异性)与合(一致性)问题。模型把生态与经济两系统、双界面的生产关系统一到可度量、可比较的能值维度上,进一步强化生产力定标、生态文明建设定向的新时代经济特质[27-28]
区域属性。“两山”价值转化尽管为两类性质截然不同的生产活动,但均是发生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经济地理现象[29-30]。“两山”价值转化模型重视地理空间和能值流量时间尺度的融合,充分考虑面向对象的特定地域自然环境条件(如海拔、气候)、不同时期系统产出的结果,从地理区位走向资源环境资本投入分析,为深入探讨抽象的“两山”价值转化问题奠定基础,增强理论逻辑的严谨性,显化经济产出和环境副产品输出的内生演进过程。
交叉属性。“两山”价值转化模型围绕自然环境深刻影响着经济绩效(模型左侧),经济活动强烈改变着自然格局(模型右侧)的特点(图2)。从地理系统、经济系统两大板块,自然、社会两类学科倾向,重点映射差别化的地理学和经济学哲学思维[31]。根据地理学的空间、系统分析法,经济学的总量、部门分析法,建立模型层次性、结构化的能值流量流向核算体系,体现“经济”“地理”作为“两山”价值转换研究的交叉纽带作用。
关系属性。经济活动与绿水青山的相互约束才是金山银山预期结果产生的根本。“两山”价值转化模型着眼经济地理关联转向,关注地理圈(地形气候)、生态圈(水土流失)、环境圈(污染排放、碳排放)与经济圈(三次产业)多层互动关系[29,32]。旨在解决这个组合层次特定的、复杂性的“生态”“经济”价值量形成及其相互转换的因果关系,既定量描述各种相关要素的质和量,也数值表达“生态”“经济”子系统投入产出关系的质和量。
协调属性。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与资源环境的合理配置相协调是经济地理判断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标准[33]。“两山”价值转化模型注重特定区域各种自然环境的组合,在自然环境可承载、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抵扣生态资本的导向下,以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绿色经济标尺判识区域金山银山的本质,在数量和方向上衡量“两山”的价值实现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性征,高度契合经济地理研究关于地域分工、发挥优势,追寻协调目标的宗旨与要义。

4 “两山”价值转化的西南实证分析

首先,西南四省市(川、滇、黔、渝)生态红线面积达7.66×105 km2,占长江经济带生态红线总面积的67.7%,生态服务价值占长江经济带总量的47.3%,肩负着建设“绿水青山”、稳固“金山银山”,支撑着守护一江碧水、夯实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国家任务[34],西南地区“两山”价值转化的战略意义大。第二,西南地区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禀赋,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在全国大陆地区31个省区中位居前列[35]。尽管近年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成就显著,但由于区域农村的广域性,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落后,除重庆外,滇、黔、川三省人均GDP皆低于全国均值,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3万元,与全国还存在较大的落差,这与西南丰富的生态环境资源不匹配,形成了巨大的生态与经济势能差,西南地区“两山”价值转化的存量潜力大。第三,自2017年以来,生态环境部已授牌川、滇、黔、渝四省市“两山”实践创新基地15个,尽管只占全国创新基地总数的17.2%,但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走出了绿色发展、创新发展的样板之路,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质量双赢的西南典范,西南地区作为案例研究,“两山”价值转化的示范效应大。

4.1 西南“两山”价值转化水平及省际差异

1997年重庆成立直辖市,为便于比较,本文以1998—2018年20年的时间序列作为分析起始点。能值核算参数依据Li、Campbell、Brown和Ulgiati等的研究[36-39],土壤侵蚀模数来源于学者孙威[40],化石能源消费、污染排放、三次产业增加值、进口额、耕地面积等指标源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结果显示,20年来,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四省市“两山”价值转化水平的变化趋势较一致,均呈现较为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其中,1998—2012年时段,四省市价值转化率曲线抬升相对平稳,2012年后贵州省、重庆市表现出波动上升的大幅调整过程,且“两山”价值转化率保持在西南四省市的前列(图3)。这一现象与贵州省、重庆市经济结构提档升级,朝向数字化、信息化产业经济版图的塑造密不可分。2012年,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信息产业跨越发展的意见》,2013年全省围绕“数字贵州”建设在大数据行业方面先行先试,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迈入新征程,大数据产业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高于20%[41]。2013年开始,科技部与重庆市共同推进以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与智能制造产业为牵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打造重庆中国西部电子信息与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目前重庆形成了包含计算机整机及配套、通信设备、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汽车电子、智能家电、LED及光伏、电子材料和新型元器件等在内的产业体系,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25%,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28%[42]
图3 西南“两山”价值转化水平态势及省际差异

Fig.3 Value transformation level of the “lucid water and lush mountains” in southwest China and its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4.2 西南生态资本减值压力及省际差异

环境负压大、对生态系统的威胁和功能损耗也大,意味着生态资本减值的程度高。这一关系可以通过不可更新资源环境能值(N+W+C)与可更新自然环境资源能值(R)之比来反映。比值越高,需要付出越大的生态成本治理水土流失、处理污染物、吸收CO2,也即生态资本减值的程度高;相反,减值程度则低。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不仅应追求“两山”价值的高转化率,同时应竭力降低生态资本减值的冲量。结果发现,1998—2018年期间,西南四省市生态资本减值强度呈现先增后减,然后又有小幅升高的总体趋势(图4)。这与各省污染物排放走势一致,与环境规制趋紧、污染过程控制、环境质量改善负重前行的轨迹一致。加快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仍受偏重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非绿色的生活方式的约制。省际看,国土面积较小的重庆、贵州,其生态资本减值强度高于四川、云南两省并都有小幅增势(图4)。表明重庆、贵州在维持绿水青山固有的生态容量内,推高了消纳水土流失、污染物与碳排放的生态成本。只不过目前涉及水土流失治理、污染物处理、CO2吸收需耗费的生态环境资本尚未台账化、资本化和社会化,但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必将倒逼经济走高质量发展之路,长远看,迟早会用本地生态资本为污染处理和碳中和买单。
图4 西南生态资本的减值强度态势及省际差异

Fig.4 Changes in the impairment intensity of ecological capital in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ts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分别用N/R(水土流失与可更新自然环境资源能值比)、W/R(主要污染物排放与可更新自然环境资源能值比)、C/R(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碳排放与可更新自然环境资源能值比)进一步考察生态资本减值的结构和组成。结果发现,污染物排放施压是助推西南四省市生态资本减值的绝对驱动力量,动态上虽有小幅波动,但其比例均在90%以上(图5)。经济规模扩张拉动化石燃料的大量消费,致使温室气体的排放持续不断地增加。尽管CO2吸收的生态资本减值比例平均只有7%左右,而且占比变化不大(图5),但需要一定生态系统的碳汇来填补,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才不会衰退。因此,从减负释压角度,显然污染物源头削减过程控制资源化利用、非化石能源消费减碳是绿水青山这一生态资本保质、增值的最有效动量,同向激发这一动能,才能有条件、有基础实现金山银山这一经济资本的持续不断转化。
图5 西南生态资本的减值结构变化及省际差异

Fig.5 Changes in the impairment structure of ecological capital in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ts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1]
徐祥民. “两山”理论探源[J]. 中州学刊, 2019(5):93-99.

[2]
郭占恒. “两山”理念的科学内涵与生动实践——纪念习近平“两山”理念提出实施15周年[J]. 观察与思考, 2020(7):53-64.

[3]
王丽敏. “两山论”的理论渊源及其实践路径[J]. 理论月刊, 2020(11):11-018.

[4]
江小莉, 温铁军, 施俊林. “两山”理念的三阶段发展内涵和实践路径研究[J]. 农村经济, 2021(4):1-8.

[5]
王茹.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理论的“两山”转化机制研究[J]. 学术交流, 2020(7):112-120.

[6]
胡彩娟. 打开“两山”转化通道的浙江实践、现实困境与破解策略[J]. 农村经济, 2020(5):83-90.

[7]
谷树忠, 杨艳, 李维明, 等. 关于“两山”及其转化模式与工具的辨析[J].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20, 45(6):75-79.

[8]
付伟, 罗明灿, 李娅. 基于“两山”理论的绿色发展模式研究[J]. 生态经济, 2017, 33(11):217-222.

[9]
孙崇洋, 程翠云, 段显明, 等. “两山”实践成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J]. 环境科学研究, 2020, 33(9):2202-2209.

[10]
高涵, 叶维丽, 彭硕佳, 等. 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两山”转化效率测度方法[J]. 环境科学研究, 2020, 33(11):2639-2646.

[11]
潘张蕤. 县域“两山”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9.

[12]
王璇. 基于两山理论的山东省绿色发展差异演化探究[J].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学报, 2020, 30(2):30-36.

[13]
纪荣婷, 陈梅, 程虎, 等. 国家“两山”基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以浙江省宁海县为例[J]. 环境工程技术学报, 2020, 10(5):798-805.

[14]
姚亚玲, 李青, 陈红梅. 基于“两山”理论的南疆脆弱区生态与经济系统互动效应分析[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9, 35(4):485-491.

[15]
杨瑛娟, 周晓婷, 郭峰娟. 基于“两山”理论的陕西省绿色共生模式研究[J]. 湖北农业科学, 2021, 60(4):148-151.

[16]
Xia F, Xu J.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A re-examination of quality of growth for provinces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62:101454.

[17]
Li Y, Chen Y. Development of an SBM-ML model for the measurement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he case of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21,145:111131.

[18]
Jiang H L, Jiang P C, Wang D, et al. Can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facilitat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China’s pilot smart city[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21,69:102809.

[19]
Huang H, Mo R, Chen X. New patterns in China’s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An interval Malmquist-Luenberger productivity analysis[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21,

[20]
梁龙妮, 王明旭, 李朝, 等. 珠三角地区经济生态生产总值核算及“两山转化路径探讨[J]. 环境污染与防治, 2021, 43(1):121-125.

[21]
陈梅, 纪荣婷, 刘溪, 等. “两山”基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与“两山”转化分析——以浙江省宁海县为例[J]. 生态学报, 2021(14):1-9.

[22]
Ma G, Wang J, Yu F, et al. Framework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hina’s Gross Economic-Ecological Product accounting[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0,264:109852.

[23]
Wang J, Yu F, Ma G, et al. Gross economic-ecological product as an integrated measure for ecological service and economic products[J]. Resources,Conservation & Recycling, 2021,171:105566.

[24]
Odum H T. Systems ecology:An introduction[M]. New York: Wiley, 1983.

[25]
Odum H T.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em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cision making[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6.

[26]
Amaral L, N Martins, J B Gouveia. A review of emergy theory,its application and latest developments[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6,54:882-888.

[27]
张军. “两山理念"的经济学思考[J]. 中国发展, 2018, 18(5):19-24.

[28]
张迪祥. 浅析经济地理学的对象、性质和任务[J].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9(4):54-57.

[29]
李小建. 经济地理学发展审视与新构思[J]. 地理研究, 2013, 32(10):1865-1877.

DOI

[30]
李小建, 罗庆, 祝英丽.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的区分[J]. 经济地理, 2012, 32(7):1-5.

[31]
刘卫东. 经济地理学与空间治理[J]. 地理学报, 2014, 69(8):1109-1116.

DOI

[32]
梁进社. 经济地理学的九大原理[J]. 地理研究, 2008, 27(1):75-84.

[33]
陆大道. 经济地理学与持续发展研究[J]. 地理学报, 1994, 49(S1):723-728.

DOI

[34]
方一平, 朱冉. 推进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考[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0, 35(8):988-999.

[35]
郝淑双. 中国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D]. 武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

[36]
Li H, M Brown. Emergy-based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toward a sustainable Mongolia[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7, 27(10):1227-1248.

DOI

[37]
Campbell DES, S Brandt-Williams, MA Meisch.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Using Emergy:Evaluation of the State of West Virginia[R].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Washington,DC, 2005.

[38]
Brown M T, S Ulgiati. Emergy assessment of global renewable sources[J]. Ecological Modelling, 2016,339:148-156.

[39]
喻锋, 李晓波, 王宏, 等. 基于能值分析和生态用地分类的中国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研究[J]. 生态学报, 2016, 36(6):1663-1675.

[40]
孙威. 核素210Pb、7Be、137Cs示踪土壤侵蚀速率建模及数值模拟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41]
李若楠. 后发优势理论视角下贵州深化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J]. 生产力研究, 2020(4):89-94.

[42]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 http://www.cq.gov.cn/, 202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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