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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10: 135 - 14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10.015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成立60周年和《经济地理》创刊40周年特辑论文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的科学问题与重点研究方向

  • 张虹鸥 , 1, 4 ,
  • 吴康敏 , 1, 4, ※ ,
  • 王洋 2 ,
  • 叶玉瑶 1, 4 ,
  • 黄耿志 3
展开
  • 1.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 广东省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应用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地理空间信息技术与应用公共实验室，中国广东 广州 510070
  • 2.云南师范大学 地理学部，中国云南 昆明 650500
  • 3.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中国广东 广州 510275
  • 4.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院，中国广东 广州 510070
※吴康敏（1991—），男，广东汕头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创新地理。E-mail：

张虹鸥（1962—），男，广东梅州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城市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21-09-11

  修回日期: 2021-09-12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4

基金资助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9YFB2103101)

广东省科学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建设专项(2021GDASYL-20210103004)

广东省科学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建设专项(2020GDASYL-20200102002)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院建设专项(2020GDASYL-20200201001)

收起

Scientific Issues and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 ZHANG Hongou , 1, 4 ,
  • WU Kangmin , 1, 4, ※ ,
  • WANG Yang 2 ,
  • YE Yuyao 1, 4 ,
  • HUANG Gengzhi 3
Expand
  • 1. Key Lab of Guangdong for Utilization of 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uangdong Open Laboratory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Guangdong Academy of Sciences，Guangzhou 510070，Guangdong，China
  • 2. Faculty of Geography，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Yunnan，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Guangdong，China
  • 4. Institute of Strategy Research for Guangdong，Hong Kong and Macao Greater Bay Area，Guangzhou 510070，Guang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9-11

  Revised date: 2021-09-12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4

Fold

摘要

创新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前沿和重要研究分支。新形势下，创新驱动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路径，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的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系统梳理西方经济地理学中关于创新地理研究的理论流派与研究框架，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特征，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研究应重点考虑制度与边界的特殊因素，纳入区域一体化、“全球—地方”尺度和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等理论视角。其科学问题是“一国两制”形成的独特空间尺度和独特政治制度下，制度与边界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问题的解释路径与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研究需关注的4个重点研究方向：①跨制度区域创新要素集聚和流动的空间过程与影响机制。②跨境区域创新系统的建构。③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位置、演变及其对创新网络的能动性重构。④创新特别合作区的空间治理及其对协同创新的推动机制。

关键词： 创新地理; 创新驱动; “一国两制”; 制度与边界; 协同创新; 粤港澳大湾区

本文引用格式

张虹鸥 , 吴康敏 , 王洋 , 叶玉瑶 , 黄耿志 .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的科学问题与重点研究方向[J]. 经济地理, 2021 , 41(10) : 135 -14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10.015

Abstract

Innovation geography is the frontier and important branch of economic geograph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ath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GBA),which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innovation geograph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issues and research frameworks of innovation geography research in Western economic geography,and combines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BA.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GBA innovation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special factors in the system and border and be include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global-local" scale,and regional spatial interaction. The scientific question is the interpretation path and mechanism of the institution and border to the innovation geography issues in the GBA under the unique spatial scale and unique political system formed by "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 Four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that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research on innovation geography of the GBA are proposed: the spatial proces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agglomeration and flow of innovation factors in inter-institutional regions,construction of cross-border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the posi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GBA in the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 and its dynamic reconstruction,spatial governance of the innovation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and its promotion mechanism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Key words： innovation geography; innovation driven; 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 institutions and border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随着全球生产范式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制的转型与信息技术对时空的压缩，知识、资本逐步取代传统的生产要素，创新、科技、创造力已成为经济地理的重要研究议题[1]。在复杂的全球化进程中，创新能力是区域竞争力的核心，因而，创新能力的提升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发展的主要目标[2]。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新地理学已成为经济地理学的前沿和重要研究分支[3]。目前，以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为代表的国际性湾区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成功典范，是高度创新化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湾区经济体。这些湾区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和创新策源地。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全世界约60%的经济总量来自海湾地带及其直接的经济腹地[4]。由此可见，国家或区域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以湾区为龙头的“创新区域”间的竞争。粤港澳大湾区已具备建立国际一流湾区的基础条件[4]，但其创新发展水平仍然与世界三大湾区存在差距[5]。创新能力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因此，创新驱动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战略路径[6-7]。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地理概念长期客观存在，但最近几年才作为“国家议题”受到重视。粤港澳大湾区行政范围包括珠三角9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惠州、中山、江门、肇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图1）。粤港澳大湾区是当前中国乃至全球人口最为稠密的城市群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的制造业迅速发展，目前在电子、家用电器、电信和计算机设备、玩具、钟表、照明设备、服装、鞋类、塑料产品、陶瓷等领域形成了全球领先的产业集群，港澳则在生产者服务业、旅游与博彩业方面闻名全球[8]。粤港澳大湾区的崛起源于港澳和珠三角成功的战略耦合[9]。然而，自2005年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上涨与全球贸易环境的改变，使得珠三角原有的发展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2008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指出珠三角的发展存在着产业层次低、产品附加值不高、整体竞争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珠三角的崛起速度快，但却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末端[10]。“转型升级”开始成为各级政府发展的重要路径。2016年3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构建以大湾区为龙头，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腹地，辐射东南亚的经济支撑带。随后，“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出现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推进内地同港澳的合作”。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实施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旨在将珠三角城市群连同香港、澳门一起打造成为比肩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的世界级大湾区。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了大湾区的五大战略定位，其中之一就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创新空间的打造上，纲要提出了“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的概念，“创新”发展成为该规划纲要的核心理念之一。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表明，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的专利申请数约占全国的15%，这一数据超过了除广东省外的任何一个中国省份。“创新驱动”已成为大湾区当前发展阶段的关键[5,11-12]。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的优势[12]，主要体现在：首先，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区位条件，对内衔接国内经济腹地，对外面向东南亚及全球，是“一带一路”与“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支点，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第二，粤港澳之间优势互补，制造业（珠三角9市）和生产者服务业（港澳）发达，形成了“世界工厂+全球服务中心”，具备区域联动发展的基础；第三，粤港澳之间的科技资源的优势互补，创新要素高度集聚。这些优势都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图1 粤港澳大湾区行政范围图

注：图件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4342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1 Administrative area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粤港澳大湾区以“前店后厂”的模式起步，随着生产要素瓶颈的出现，需要寻求新的发展方式以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创新化转型”自然成为其战略路径。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历程及其特殊的制度背景，使其成为创新地理学研究中具有典型案例价值的研究区域。更为重要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特点使其创新发展既具有西方经济地理学刻画的市场灵活性，也具有中国特色发展的计划与统筹特征[13-14]。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出现、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复杂的全球化新形势都给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出更大的挑战[15]。在这样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更需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应对当前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因而，有必要总结和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点研究方向，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目标提供理论和研究支撑。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在简要阐述创新地理学主要理论和粤港澳大湾区特点的基础上，提出粤港澳大湾区驱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及创新地理研究中可重点关注的4个研究方向。

1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理论基础与科学问题

1.1 当前西方创新地理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

创新的研究中，地理学者引入了空间维度。从早期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开始，经济地理学者在生产布局与创新的理论构建中就已经认识到了创新集聚于大都市区，并将创新与空间两个概念关联到一起。随后的新产业地理相关理论，从创新环境、嵌入、制度分析与交易成本等多方面阐述了创新与空间、地方环境相互关联路径以及创新集聚的原因等关键问题。经济地理学的演化转向再次强调了创新的空间性，将创新视为破解地方发展路径依赖的关键，创新的空间特点与地方性被进一步强化。对于解释创新产生并集聚于特定的区位的原因，西方理论界大体确定了“集聚”与“多样性”两个理论分析范式[16-17]。
“集聚”视角的关键概念是“外部经济”，强调邻近、共同布局与知识溢出是创新产生的重要基础。对企业而言，地方的知识溢出、联系与网络是获取新知识的关键要素[18]。在“集聚”分析视角下，学者们创造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柔性专业化、新产业空间、创新环境与嵌入、交易成本等关键概念[18]。“邻近”的概念也在不断发展，理论研究也开始关注到制度邻近、认知邻近、社会邻近等多个维度[19]。同时，经济地理学的关系与网络化转向也使得学者们关注到集群以外的网络化关系，并产生了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三螺旋模型、技术创新系统、部门创新系统等多尺度的创新系统概念，描述了嵌入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与网络关系中，企业、政府与科研机构等如何互动以推动新知识产生[20-21]。创新系统对创新的关注更侧重于区域尺度，该概念框架往往更关注地方。随着创新研究从地域观转向关系观，网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2-23]。全球生产网络、地方蜂鸣与全球通道等概念框架，分别从生产链接、知识链接两种视角解释了地方新知识的产生[24-25]。其中，“战略耦合”作为关键概念，描述了地方集群如何与全球生产环境互动以捕获价值并推动区域产生新知识，解释了创新如何在特定的地方产生与集聚[26]。在经济地理学新近的演化转向中，路径依赖与区域分叉等概念，将地方的发展历程、集群的演化与新知识的产生相联系，进一步强化了创新的地方根植性[27]。
“多样性”视角主要强调知识的异质性配置对创新产生的作用[28]。在对地方产业发展与创新产生的解释中，演化经济地理学引入了“相关多样性”概念[29]，强调区域新知识的产生依赖于产业的多样性配置[30]，而创新与新知识的产生是破解地方发展路径依赖的关键。多样性视角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Florida的创意群体与创意资本理论[31]。该理论系统阐释了有利于创新产生的环境特征。基于“包容性”概念与3T概念框架（科技、人才、包容性），该理论强调了开放性、文化或社会多样性在解释创新空间分异中的重要作用。基于3T概念框架，大量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不同形式的多样性对创新的影响，包括种族多样性、性向多元化、性别多元化等因素对创意群体的集聚与创新空间分异的影响[32-33]。尽管这些分析视角基于多种分析尺度，且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它们共同强调了地方区位因素、产业配置、网络联系、多样性特征等因素对创新产生与集聚的关键作用。
在解释知识与创新方面，另一个不能忽略的研究视角是政治经济学对创新空间治理的研究，主要包括发展型政体、地方多尺度治理与尺度政治等研究范式。发展型政体用于解释东亚国家崛起的经济奇迹。学者们普遍认为，发展型政体通过部署创新的政策工具来培育领头羊企业，进而推动创新的产生[34]。这与追求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调节机制不同。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解释创新的产生与创新空间的生产，不能忽略政府所起的重要作用。地方多尺度治理与尺度政治等分析视角强调对多尺度权力主体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经济地理对于地方创新产生解释力的不足。该视角认为，对于当前中国这种国家引导下产生的创新系统，如果忽略了其嵌入极深的制度环境，往往会将创新的产生解读为技术研发的集群而忽略了多重治理力量对创新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35]。近年来，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开始关注更微观的创新空间生产机制，基于资本空间修复的分析，将创新空间的生产视作创意/创新资本时空修复的结果，这些分析视角都对传统创新地理学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理论补充[36,37]。

1.2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关注的相关经济地理学理论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次国家尺度、跨制度的城市群区域，其发展极具特殊性。“一国两制三关”的特殊属性也使得“制度与边界”成为大湾区创新地理研究议题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因而，基于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案例地的创新地理研究，除了需要关注前述已经比较成熟的理论概念与框架外，还需要关注到区域一体化理论、“全球—地方”尺度理论和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等[5]。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到超国家尺度和次国家尺度两种类型区域，由此延伸出了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区域管治、新区域主义等理论[38]。尺度理论则主要关注政治经济活动的时空变化与权力的空间重组，通过分析不同尺度权力主体决策与耦合过程来讨论政治经济决策如何在空间上开展[39]。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则主要关注区域内各类要素的时空流动过程与机制，聚焦“流空间”区域空间结构、空间溢出等分析视角[40]。在以上这三个理论视角中，“制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分析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制度结构与制度调整深刻影响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及其区域内的空间相互作用[5]。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问题的研究离不开这些基础理论的支撑。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案例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拓展现有经济地理学理论，探索适用于中国发展特点和新形势下的基本理论。

1.3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的科学问题

创新地理学关注创新产生的地理机制，在集聚和多样性等分析视角上产生了诸多解释地方创新的理论概念与框架。然而，纵观创新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微观尺度的研究关注创新要素的集聚与区位布局，中观尺度的研究关注创新体系的构建、创新主体的战略耦合过程、创新要素的流动与协同，宏观尺度的研究则关注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国家间的协作与竞争。尽管这些理论概念与框架在解释地方创新的产生中有极强的解释力，但是，作为次国家尺度、跨制度区域的粤港澳大湾区无疑给创新地理研究提供了另一个绝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案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创新地理研究案例的特殊性在于，该区域在主权上属于同一国家，但粤港澳之间在行政体系、法律体制各有差别，是“一国两制三关”的特殊“跨境”区域。适用于这一特殊尺度的创新地理概念与理论框架尚未形成。如何解释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地理问题?现有理论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解释该问题?因而，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是，“一国两制”形成的独特空间尺度和独特政治制度下，制度与边界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问题的解释路径与机制。这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两个方面是：第一，制度与边界如何形塑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现状；第二，独特的空间尺度与独特的政治制度结合下，如何探索符合粤港澳大湾区这一特殊区域的创新生产与分异机制、创新的独特模式与路径。从现有的理论与案例研究成果看，对该方面的关注仍远远不足。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地理议题，就不得不关注“一国两制”特殊制度安排下的空间联动与尺度重构过程。并且，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与来自西方世界的技术封锁，加之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将面临更复杂的挑战。在这种理论演化与现实背景下，厘清粤港澳大湾区多尺度的权力尺度重组、创新空间生产与重构过程、多主体联动关系、创新要素集聚/扩散与流动过程以及创新体系的跨境构建等诸多问题，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2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研究的重点方向及其思路建议

2.1 跨制度区域创新要素集聚和流动的空间过程与影响机制

尽管从理论认知上，技术进步带来的“时空压缩”可使创新要素（例如创新企业、研究机构、大科学装置等）布局在任何区位，然而在创新地理的相关研究中表明，创新要素在全球尺度上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分布格局。创新仍然集中在少数区域，比如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等大型的全球城市群[16]。而作为跨制度、次国家尺度的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要素的集聚过程及影响机制更具特殊性。其驱动机制除了涉及到经典的创新地理机制，还涉及到跨制度对话、跨境区域治理等基本理论问题。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实际，建议可从以下几个具体研究方向开展研究：一是创新要素（人才、资本、信息等）的集聚、跨境流动特征、模式及驱动机制；二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香港、深圳）中，金融与资本要素对创新与创业发展的影响机制；三是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要素集聚的影响过程与影响机制。
可选择的研究思路为：从“流空间”视角出发，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创新流要素的流动过程与协同网络结构，可重点关注人才、资金等的跨境流动，总结其特征、协同的模式、演变及驱动机制，通过对“跨境”这一特殊流动过程的关注来研究制度与边界的影响作用；将传统的工业企业区位论与创新产生的地理机制相结合，研究创新要素（如高新技术企业、创业企业）的区位分布特征及驱动机制，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特殊的发展背景，进一步将地方制度、风险投资要素与金融市场建设状况等要素纳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格局形成的驱动机制；基于尺度政治的分析视角，重点关注新型基础设施中的创新基础设施，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重大创新基础设施）的布局特点及运行机制，研究国家、省、市、社会组织等不同尺度权力主体在创新基础设施的布局和运行中发挥的作用，识别不同主体的作用方式及路径，分析推动创新的权力尺度重组过程。

2.2 跨境区域创新系统的建构

创新的产生依赖于知识溢出与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区域内不同主体间的知识流动是实现有效创新的重要机制，而“边界”往往是知识流动的阻碍[41]。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制度差异的区域特点使“边界”对创新产生了屏蔽效应。“边界”的存在体现在不同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的差异，这些都影响创新的组织过程。而跨境区域创新活动需要在边界两端相邻区域进行密集的知识流动，包括技术的共同研发、劳动力流动、正式及非正式的接触与知识交流[19]。这些多类型的跨境创新联系深受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影响，由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所构成的制度框架在组织创新活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而，跨境知识的流动与跨境区域创新体系在本质上深受跨境区域制度结构的影响。跨境区域的创新主体被嵌入到一个复杂的制度结构中，这个制度结构包含了国家、特定区域的法律法规以及跨越边界的各类正式、非正式规则。从这个角度讲，边界是“制度”嵌入在空间中的表征[41]。因而，粤港澳大湾区内创新体系的构建不同于传统一般区域的创新系统构建过程，其边界与制度对创新系统的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重点从以下几个方向开展研究：一是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边界”与“制度”因素对创新的影响；二是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不同类型跨境创新体系的组织特点与存在问题；三是总结不同类型跨境创新体系的构建模式。
建议采用如下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开展相关议题的研究：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产业发展基础、产业结构特征与创新组织方式，分析各城市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网络中的功能与定位；详细梳理粤港澳三地间的创新政策，重点梳理针对跨境协同发展和推动创新要素流动的制度设计，研究不同制度设计对创新的推动作用，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创新范式的演变过程；以港澳与中国内地开展联合办学、联合建设实验室、合作运行大科学装置等为研究案例，通过政策梳理、资料收集、半结构访谈等形式，重点分析这些典型跨境创新合作的推进历程，研究相关主体参与到创新系统的构建过程，探索不同尺度的权力对知识交流制度条件的认识和适应情况；以具体企业的跨境研发合作为案例，探索创新主体的生产合作过程，研究边界对企业创新过程的影响。

2.3 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位置、演变及其对创新网络的能动性重构

综合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对外投资理论和贸易理论视角，需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一带一路”、中国三个尺度创新网络中的功能定位，通过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在上述不同尺度下，与其他区域的创新联系及价值链分工，进而分析其在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及功能演化的内在机制，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化发展转型提供明确定位和决策基础。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创新型经济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在新时期发展的关键抓手，而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也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网络的重构造成巨大挑战。在这种形势下，更需要重点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等目标定位的实施路径，研究确定粤港澳在产业转型升级、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创新经济领域突破发展等方面的目标与路线图。在新发展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研究可重点关注的方向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创新价值链与产业链分工中的位置、功能定位及角色演变；多尺度权力主体（包括国家、湾区政府、企业高校等）推动技术产生及商业化的战略耦合过程；新形势下（全球贸易关系变革叠加新冠疫情）粤港澳大湾区参与全球创新网络的角色演变及其对创新网络的能动性重构过程。
可采用如下思路和方法开展相关议题的研究：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突破既有基于特定行政统计区的投入产出数据量表，开发粤港澳大湾区投入产出数据库，将湾区尺度的投入产出数据嵌套至国家尺度和全球尺度的投入产出数据库，通过系统的投入产出分析，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全球生产网络与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进一步尝试构建时间尺度上的投入产出数据库，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生产网络与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位置演变过程；以珠三角典型的专业镇为研究案例，分析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作用和角色，研究其在新发展形势下的创新转型路径；基于典型的研究案例，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内全球领先企业的创新网络，总结其特征与模式，深入研究企业面对新形势时，其创新网络的战略性调整过程；基于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分析典型企业的某类特定技术创新的产生过程，研究政府、技术生产商、技术应用商等多主体的互动过程及其战略耦合过程。

2.4 创新特别合作区的空间治理及其对粤港澳协同创新的推动机制

创新特别合作区作为政策试验与制度创新的前沿区域，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至关重要。目前，依托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三个创新合作区，国家、广东省与大湾区各市政府开展了密集的对话与制度创新，旨在依托这些创新合作区，找到更高效的合作模式，更好推动三地的协同发展。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布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旨在深化改革，全面提高粤港澳的合作水平。创新特别合作区的发展逻辑已经引起了理论研究的广泛关注。经济地理学者认为，创新合作区是国家尺度重组的空间化表征，其发展是一种“国家空间选择性”的结果，它体现了不同尺度的主体与权力在新空间尺度的重新组合[42]。这种新战略空间的运行机制不仅与创新地理机制及地方社会经济网络嵌入相关，更与广泛的、多尺度的政治、权力、经济和制度背景因素密不可分。深圳特区、珠海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等是通过设立特殊空间（特区或新区）来推动区域发展的典型案例，是权力关系在纵向（分层）和横向（跨辖区的行政变更）重组的空间表现[43]。尽管已有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特殊战略空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42]，但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这种设立时间仍然较短、制度创新仍在不断进行的创新特别合作区，当前学术界仍然研究甚少。这些创新合作区对跨境经济一体化、区域协同创新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罕见的实证案例，其特殊性在于粤港澳大湾区属于次国家区域的跨制度属性。这种尺度重组涉及到了制度差异与制度融合，在研究样本上更具特殊性。这些区域作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的特殊空间，其发展历史、运行逻辑及推动一体化融合的机制等问题，都是当前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前沿。因而，这种新的空间治理形式是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议题，对创新特别合作区的跟踪研究也是一个重点研究方向。
可采用如下的思路开展相关议题的探索：基于尺度理论与尺度重组的分析思路，深入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特别合作区的设立与发展过程，对其进行跟踪式、系统性研究，梳理其发展历史、发展现状、规划思路演变；评估这些创新特别合作区对区域合作、城市发展、制度演化的影响。在定量研究方面，可从特别合作区的资本投入、人才集聚、企业集聚等方面分析其社会经济效益。在定性研究方面，可从权力的多尺度重组过程来剖析创新特别合作区的建立对其所在区域经济增长、开放程度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研究创新特别合作区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尤其是这些创新合作区为实现制度创新的多主体协调与联动机制。

3 结论与讨论

粤港澳大湾区因其惊人的发展速度、特殊的制度结构和治理模式，引起了政策与理论研究的极大关注。随着传统生产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与全球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加之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也给粤港澳大湾区的转型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在这种复杂的发展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与战略意义。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离不开对基本理论和科学问题的总结与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地理研究进行了理论梳理与研究展望。
①创新产生的地理机制在西方经济地理学中已被较好地概念化，集聚与多样性的分析视角对解释创新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政治经济学对多尺度治理力量的关注也是创新地理研究不可忽视的研究视角。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地理研究，还应进一步结合其“一国两制三关”的特殊属性，融入区域一体化、“全球—地方”尺度与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等相关理论。
②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为：“一国两制”形成的独特空间尺度和独特政治制度下，制度与边界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问题的解释路径与机制。可重点关注的4个研究方向为：第一，跨制度区域创新要素集聚和流动的空间过程与影响机制；第二，跨境区域创新系统的建构；第三，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位置、演变及其对创新网络的能动性重构；第四，创新特别合作区的空间治理及其对协同创新的推动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关”的特殊属性使其创新地理的研究极具挑战性，但同时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机遇与可能。对创新地理的研究，可为支撑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理论与政策研究支持。本文旨在通过对科学问题与重点议题的梳理，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地理的研究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切入点。期望通过对这些议题的研究，能够推动创新地理学领域的理论突破，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提供科学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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