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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11: 209 - 217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11.023

旅游经济与管理

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演化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 王钊 ,
  • 黄文杰 , ※
展开
  •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黄文杰（1998—），女，湖北襄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E-mail：

王钊（1991—），男，湖南衡阳人，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区域规划、旅游规划等。E-mail：

收稿日期: 2021-03-17

  修回日期: 2021-09-22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7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A08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210120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20YJCZH174)

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18B042)

收起

The Evolu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ed Tourism Attractions in Long March

  • WANG Zhao ,
  • HUANG Wenjie , ※
Expand
  • Tourism Colleg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3-17

  Revised date: 2021-09-22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7

Fold

摘要

全局视角下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时空演化规律揭示及跨区域协同路径提炼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关键。在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文章以2005—2020年118个长征红色旅游景区为样本，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探析其时空格局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①2005年以来，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发展经历了基础开发阶段（2005—2012年）、快速增长阶段（2013—2017年）及内涵深化阶段（2018年至今），不同阶段表现为景区增长速度及发展质量的显著性差异。②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整体为集聚分布态势，集中分布于西南地区的四川、贵州两省以及西北地区的甘肃省，景区发展具有“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西多东少、南多北少的梯度差异格局。③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演化态势表现为由“单核主导型”向“双核引领型”转变，联核成轴的空间演化趋势明显。④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受地形地貌与河流水系、重大事件与资源禀赋、政策支持与交通条件、旅游形象与市场需求等内外生因素的共同作用。最后，据此为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跨区域协同及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应措施。

关键词：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长征红色旅游景区; 形成机制; 地形地貌; 资源禀赋; 交通条件; 高质量发展

本文引用格式

王钊 , 黄文杰 . 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演化及其形成机制研究[J]. 经济地理, 2021 , 41(11) : 209 -217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11.023

Abstract

Reveal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law of red tourism attractions in Long March and refining the cross regional collaborative path is the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 in Long March. This paper defines the Long March-themed red tourism attractions,takes 118 red tourism attractions in Long March as samples from 2005 to 2020,and analyzes their temporal-spatial patter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with the use of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Since 2005,Long March-themed Red tourism attractions has experienced three significant stages: basic development stage (2005 to 2012),rapid growth stage (2013 to 2017) and the stage of deeper connotation (2018 to present). The different stage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growth rate and development quality. 2) In terms of space,Long March-themed red tourism attractions show a trend of agglomeration distribution as a whole,with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concentration and small dispersion",and the gradient distribution pattern which is more in the west and south of China than in the east and north of China. The scenic spots concentrate in Sichuan,Guizhou and Gansu. 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ong March-themed red tourism attractions changes from "single core leading " to "double core leading ",and shows a trend of 'cores connected to axis'. 4)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Long March-themed red tourism attractions is affect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landform and river system,major events and resource endowment,policy support and traffic conditions,tourism image and market demand. Finally,corresponding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cross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ong March-themed red tourism attractions.

Key words： Long March National Cultural Park; Long March-themed red tourist attractions; formation mechanism; topography; resource endowment; traffic condition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指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当今中国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作为中华民族永恒的时代记忆，长征谱写了民族历史的伟大篇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仅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国家文化战略，也是以文兴旅、以旅彰文的区域发展战略。以行军路线和沿线文物遗迹为依托的长征红色旅游资源是一个巨型遗产体系，是新时期发展红色旅游、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基本单元。但作为一项“线性地标”工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所涉及的省份多、跨度大，长征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也面临着吸引力不足、缺乏统筹规划及行政区划阻隔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如何识别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时空格局特征，揭示其形成机制及优化路径，是当前红色旅游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难点。
旅游景区是旅游产品和旅游活动的核心[1]，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及组合状况对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国外学者有关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研究多围绕小尺度区域范围展开，运用归纳法、案例分析法对主题公园、国家公园、博物馆的空间布局特征进行识别[2⇓-4]。国内学者对景区空间分布的研究范畴涉及到全国[5]、省[6]、市[7]及特定区域[8]等各个层面，研究对象多以A级旅游景区及高级别旅游景区为主。如麻学锋等以2007、2012和2016年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全局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9]；刘敏等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与地理探测器，定量探讨了山西省2001—2017年A级景区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10]；王洪桥等以东北地区2009、2012和2015年的A级旅游景区数据为基础，从类型、均衡度、密度三个方面对其空间布局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11]。近年来，伴随着红色旅游的迅速发展，部分学者开始将研究焦点转向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布局特征、空间演化规律及作用机制分析等方面，如熊杰、陈国磊等从全国宏观视角出发，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12-13]；梁旺兵、杨倩等分别对甘肃省、安徽省红色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特征进行揭示[14-15]；林雅情、唐健雄等分别以福建省、湖南省的红色旅游资源为例，在定量测度其空间格局的基础上，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及数理统计方法对其动力机制展开深入探讨[16-17]。研究方法主要为GIS空间分析方法、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回归等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主要依托点—轴理论与核心—边缘等空间结构理论进行格局分析。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理论上均取得了有益进展，对地方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具有较强借鉴意义。但这些研究多基于静态角度对红色旅游景区在某一时间节点的单一分布现状进行探讨，少有学者关注到长时序内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的演化规律，对其动力机制及协同优化路径方面的揭示有待进一步提升。此外，相较于传统热点红色旅游景区，较少有学者关注到跨区域红色旅游景区时空跃迁特征，具体到以长征这一特定线性区域的红色旅游景区空间研究更是鲜少见诸文献。鉴于此，本研究在对长征红色旅游景区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着眼于长征沿线区域的宏观视角，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形成机制展开深入研究，以期为推动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格局优化、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重要参照。

1 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行进里程共计3.25万km，跨越的地区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分，共涉及福建、广东、江西、湖南、河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甘肃、陕西、重庆、宁夏、广西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该区域所占面积约为我国国土面积的2/5。在这些地区中，西部地区占据较大比例，途经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涉及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杂居区；同时，鉴于特殊的历史因素，红军长征所经地区多远离城市中心，为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偏远山区、各省级行政区域的边缘交界地带，这些地区大多地势起伏较大，地形以丘陵、山地、高原为主，其中的部分区域至今仍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

1.2 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界定

作为红色旅游活动得以开展的重要依托，红色旅游资源是一种集经济发展、思想建设、价值弘扬于一体的独特的资源形式。已有研究多从狭义角度出发，将红色旅游资源限定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内所产生的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18]；也有部分学者从广义上将红色旅游资源形成的时间范围扩充至近代以来一切革命和建设活动中[19]。鉴于现有研究中对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内涵及界定鲜有涉及，据此，本文将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定义为包含中国工农红军自长征准备阶段到会师阶段这一时期内所留存的革命遗址遗迹及其所蕴含的长征精神的旅游景区。时间维度上，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是中国工农红军自1934年7月（准备阶段）—1936年12月（会师阶段）实施战略转移行动的历史产物；内容维度上，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既包括以纪念馆、伟人故里、烈士陵园等为代表的物质资源，也涵盖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长征精神；地域维度上，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涉及长征所途经的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在对长征旅游景区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以目前我国官方公布的涉及红色旅游景区的三大名录为参考：A级景区（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局公布）、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自2004年开始公布，截止到2020年底共计300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由中宣部自1997年开始公布，截止到2020年底共计473个）；收集整理相关属性数据，建立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数据库。在景区数据库建立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考虑：①以A级景区和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数据为主，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数据为辅，若不同名录景区在空间上有重复，则选取空间范围较大的景区作为研究对象；②时间维度上，将景区内主要长征红色旅游吸引物的形成时间限定于1934年7月（准备阶段）—1936年12月（会师阶段）；③空间维度上，以长征行军路线为依托，将研究区范围锁定在长征沿线的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④在此基础上，查阅时间和空间都符合上述要求的相关景区文献资料、资源点详情，根据其中所涉及的语料信息（长征、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等），综合判断是否应纳入长征红色旅游景区范畴。最终经过严格遴选，选定了118个景区作为本文研究样本。部分景区界定结果见表1。
图1 红军长征途经地区及长征路线

Fig.1 The route and passing areas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表1 部分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界定结果

Tab.1 Part of definition results of Long March-themed red tourist attractions

省份 县市 景区 类别 历史年份 历史事件 资源点详情
江西 赣州市 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3A 1934.10 夜渡于都河，开始长征 长征出发纪念碑、纪念馆，主题雕塑、长征第一渡口
河南 信阳市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何家冲纪念园 3A 1934.11 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 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何氏祠，长征出发集结地标志——银杏树
湖南 怀化市 通道转兵纪念馆 4A 1934.12 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转兵通道召开通道会议 通道会议旧址恭城书院，宝庆会馆、红军浮桥
贵州 遵义市 红花岗遵义会议会址旅游景区 4A 1935.01 遵义会议召开 遵义会议会议室，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
四川 甘孜州 甘孜州泸定桥旅游景区 4A 1935.05 飞夺泸定桥 泸定桥革命文物陈列馆，飞夺泸定桥战前动员会旧址
云南 昭通市 威信扎西会议纪念馆红色旅游景区 3A 1935.02 扎西会议 扎西红军烈士陵园，扎西会议会址、陈列馆
甘肃 白银市 红军会宁会师旧址 4A 1936.10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军会师楼及古城墙，会宁红军会师革命文物陈列馆
宁夏 固原市 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 3A 1936.10 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纪念馆，长征会师纪念碑
青海 果洛州 班玛县红军沟革命遗址 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		 1936.06 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入青海 红军亭、红军长征标语

1.3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用研究数据来源：①A级景区数据来源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官方网站所公布的名录；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数据来源于中国文明网；②90 m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通过地理空间数据云获取（http://www.gscloud.cn/）；③相关基础地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http://www.ngcc.sbsm.gov.cn）。在剔除其中部分重复景区后，结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收集整理其中涉及长征遗址遗迹、革命历史纪念园（馆）、墓碑（群）、烈士陵园以及伟人故里等在内的所有景区，共计118个；借助“百度坐标拾取系统”获取上述118个景区的地理空间位置信息，导入ArcGIS进行坐标投影转换并建立空间属性数据库。

2 结果分析

2.1 时间序列特征

通过对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等级评定时间的梳理，发现随着红色旅游的发展，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数量呈稳步上升态势。依据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发展的数量特征以及其中A级景区的质量特征，绘制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总量及其等级结构变化示意图（图2）。依据图2，大致可将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图2 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年际变化趋势图

Fig.2 Trend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Long March-themed red tourist attractions

①基础开发阶段（2005—2012年）：自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首个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以来，我国红色旅游就进入了以政府为主导的规范化发展阶段。2005—2012年，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整体增速较缓，8年间新增26个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其中，2A、5A级景区无明显增长趋势，唯有3A、4A级旅游景区保持缓慢增长态势。此外，鉴于这一时期景区开发具有明显的资源导向趋势，长征红色旅游资源富集区多为偏僻落后的革命老区，受交通条件、资源禀赋、旅游供给能力等诸多因素制约，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增速缓慢且发展质量不高。截至2012年底，高级别（4A及以上）旅游景区仅有11个。
②快速增长阶段（2013—2017年）：经过前期的发展，人民群众对于红色旅游的参与度及认可度得到显著提升，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发展热度持续升温。随着旅游消费市场需求结构的转变、旅游景区供给能力的增强以及国家A级景区评定标准的完善，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发展的规范化、标准化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从2013年开始，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发展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各级别旅游景区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3A、4A级旅游景区几乎呈45°直线增长趋势。截至2017年底，全国新增长征红色旅游景区48个，新增高级别（4A及以上）旅游景区19个，约占新增景区总数的40%。
③内涵深化阶段（2018年至今）：在红色旅游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部分红色旅游景区出现同质化现象严重、商业色彩浓厚、产业体系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为了满足红色旅游者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旅游需求，扭转红色旅游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一阶段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增速明显放缓，新增景区26个。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5A级长征红色旅游景区6个，零星分布于江西、贵州、四川三省；4A级景区35个，集中分布于四川和贵州两省。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发展质量在各省份之间存在明显梯度差异。如何打破固有的静态资源展现形式及传统景区发展模式，实现红色旅游资源内涵提升、红色旅游景区差异化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长征红色旅游发展所亟需解决的问题。

2.2 多尺度空间分布特征

运用最邻近指数以厘清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整体空间分布特征，计算得到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平均观测距离 r 1 ¯≈50.853 km，预期平均距离 r E ¯≈为74.898 km，最邻近点指数R≈0.679<1，故总体上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呈明显的集聚分布态势。为进一步证实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集群分布特征，对长征红色旅游景区进行数理统计，并揭示其在区域层面及省域层面的分布格局。
区域层面上，依据中国地理区域划分标准，将长征途经地区划分为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五大区域。华东地区包括福建、江西两省；华中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华南地区包括广西、广东两省区；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重庆、云南四省市；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在五大区域的分布数量见表2。由表2可以看出，在景区数量分布上，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呈显著西多东少、南多北少的空间分布差异格局。具体而言，西南地区分布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56%；西北地区次之，景区占比约为24%；华中、华南地区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分布数量较少，两地区景区总和占比不到总数的10%。其次，不同区域间景区发展质量存在一定的梯度差异，西南地区高级别（4A及以上）旅游景区约占总数的21%，在拥有绝对资源优势的前提下，西南地区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发展做到了“质、量”的并驾齐驱。而西北、华东、华中等区域的景区以3A级旅游景区为主，景区发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优化。
表2 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在五大分区中的分布

Tab.2 Distribution of Long March-themed red tourism attractions in five major regions

区域 5A（个） 4A（个） 3A（个） 2A（个）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个）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个） 总计（个） 所占比重（%）
西南 3 22 14 2 22 3 66 55.93
西北 1 5 10 2 9 1 28 23.73
华东 2 3 8 0 1 0 14 11.86
华中 0 2 2 0 1 1 6 5.08
华南 0 3 1 0 0 0 4 3.39
总计 6 35 35 4 33 5 118 100.00
省域层面上，以红军长征所经过的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基本单元，对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地理集中指数进行计算。得到地理集中指数G=39.19，若118个景区平均分布在15个地区，则每个地区所拥有的景区数量约为7.87家，此时G=25.82<39.19，进一步印证了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在省域层面分布不均的特征。结合图3e可知，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呈明显“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间分布态势，景区集中分布于四川、贵州以及甘肃三省，三省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数量分别为34、23、13个，占总数的28.8%、19.5%、11%；河南、湖北、青海、广东四省由于红军长征在此停留时间短、途经地区少，可待开发的长征红色旅游资源相对有限，故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在这些地区呈零星分布。
图3 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及核密度分析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Long March-themed red tourism attractions

2.3 时空演化特征

为更直观地揭示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时空演变规律，运用核密度分析工具，对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在2005、2012、2017、2020年4个时间节点上的空间分布密度进行测算，生成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核密度图。
由图3可知，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核密度值呈递增趋势，不同时期景区分布密度存在明显地区差异。景区空间分布格局整体上呈“单核主导型”到“双核引领型”，最后向“一轴多点型”演化的趋势。具体来看，2005年以前（图3a），鉴于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且整体分散，虽初具集聚形态，但集聚区范围相对较小，密度值较低。景区分布呈现出以遵义市与泸州市交界地区为核心的“单核主导型”格局，初步形成了1个一级热点区、5个二级热点区。一级热点区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受特殊地域条件的制约，资源集中度相对较高，共有7个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约占这一时期景区总数的20%。二级热点区则还囊括四川省中部和东北部大部分地区、四川省南部与云南省交界地区；2012年（图3b）长征红色旅游景区零星分布特征凸显，在原有空间分布格局的基础上，一级热点区范围持续向周边扩散，二级热点区转向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的甘肃、陕西等地蔓延，景区空间分布差异性显著；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后，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图3c）的集聚范围进一步扩大、集聚效应增强，连片式分布趋势显著，整体呈“双核引领型”分布态势，新增一个以雅安市为核心的一级热点区；截止到2020年底，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初步形成了“一轴多点”式空间分布格局（图3d），一级热点区表现为以遵义市与泸州市交界地区为核心的轴带式分布趋势，二级热点区开始向广西北部地区、赣州市与龙岩市交界地区延伸，景区间空间联系增强，空间布局转向了客源市场更为广阔的东部地区。
图4 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形成机理

Fig.4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ong March-themed red tourist attractions

3 形成机制分析

3.1 机制框架构建

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是诸多驱动要素相互作用于特定地域而表现出的差异化格局，参考吴丽敏[20]、唐健雄[17]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拟从内生动力、外生动力两个维度构建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框架（图4）。①内生动力刻画着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资源本底，奠定了景区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地形地貌与河流水系影响着特定历史时期红军长征路线的选择，是长征红色旅游资源得以形成的自然基础；重大历史事件所留存下的遗址遗迹是支撑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深化发展的资源本底，而资源丰度又进一步影响着旅游景区的发展方向及旅游区位的选择。②外生动力通过影响旅游目的地基础设施、旅游目的地形象而间接作用于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区域旅游政策的引导与激励影响着旅游景区空间格局的演化，是长征旅游景区得以发展的外部依赖；交通网络作为连接旅游景区与客源市场的关键通道，是旅游景区发展的重要推手；特色鲜明的旅游目的地形象会对周围其他同质类景区产生“屏蔽效应”，加大地区间旅游景区空间分布非均质性；市场需求对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布局具有重要导向作用，景区发展随旅游需求变动而逐渐向客源市场广阔的中东部地区推进。

3.2 内生动力

3.2.1 地形地貌与河流水系

自然环境是影响旅游资源早期形成及旅游景区后期建设的基础要素。将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坐标数据与长征途经地区数字高程模型（DEM）进行叠加。由图5a可知，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沿中国第一、第二阶梯分界线分布态势明显，集中分布在中高海拔地形起伏差距较大的高原、山地地区。在获取各旅游景区海拔高度数据的基础上，发现有5个景区位于海拔高度小于200 m的平原地区，约占总数的4.2%；有26个景区位于海拔高度在200 m~500 m 之间的丘陵地区，占比约22%；有87个景区位于海拔大于500 m的地区，占比约73.7%，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数量随海拔的升高呈不断递增趋势。同理，借助缓冲区分析工具对长征沿线省市主要河流进行分析，结果如图5b所示：长征红色旅游景区中有73个（61.9%）位于水系缓冲区5 km范围内；16个（13.6%）位于水系缓冲区10 km范围内；21个（17.8%）位于水系缓冲区20 km范围内。景区布局与地形、水系之间所呈现出的高度关联性，究其原因是受“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影响。一方面，红军部队在广大偏远山区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能够为作战提供人力及物力保障。另一方面，山环谷绕、地势险峻的高原山地地区大多交通滞后、易守难攻，为国民党统治薄弱区。凭借高山险滩这一突出作战优势，红军取得了如强渡乌江、四渡赤水等多场战役的胜利，相应地留下了较为丰富的遗址遗迹，成为后期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开发建设的资源前提。故地形地貌、河流水系与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分布具有较强空间关联性。
图5 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布局影响因素

Fig.5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ong March-themed red tourism attractions

3.2.2 重大事件与资源禀赋

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与我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革命事件密切相关[21]。作为一场跨越时空的伟大壮举，红军长征期间发生过诸多能够推动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革命事件。红军长征总里程多达3.25万km、展开规模不一的战役380余次、攻占大小县城700余座，留下各级别不可移动长征文物1 600余处，流传了如血战独树镇、飞夺泸定桥等脍炙人口的英雄事迹，形成了以遵义、延安、会宁等为主要代表的长征文化名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所留存的遗址遗迹不仅是支撑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深化发展的资源本底，也是区域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区域旅游资源丰度进一步地对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及空间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22]，长征沿线红色旅游的发展在立足于现有红色旅游资源的基础上，也需从地脉和文脉入手整合各类丰富旅游资源，增强地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长征红色旅游景区集中分布的川黔、赣南等地，其各类旅游资源的丰度也相对较高。贵州省、四川省分别作为红军长征活动范围最广、停留时间最长的两个省份，不仅现存长征红色旅游资源丰富，而且西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孕育了特色鲜明的自然旅游资源以及底蕴深厚的人文旅游资源，为旅游景区在两省的集聚分布提供了资源依托；江西省作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发源地，省内红色旅游发展起步早、资源组合状况好、社会认可度高，为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提质升级提供了重要保障。

3.3 外生动力

3.3.1 政策支持与交通条件

国家宏观政策引领及相关制度环境不仅为红色旅游景区的发展提供了外部保障，也对其空间布局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在推动长征沿线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各职能部门自上而下出台了诸多文件，力求从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规划等方面助力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发展。如：作为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高聚集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建设区，贵州省率先启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立法，从法治层面推进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传承，助力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发展；2017年交通运输部印发《全国红色旅游公路规划（2017—2020年）》，为打通红色旅游发展的“最后一公里”提供交通助力。良好的交通条件在提高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可进入性的同时，也能间接地促进景区空间格局的优化与重组。在西南重要交通枢纽城市遵义、川西交通要塞城市雅安附近，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路形成立体交通网络，可进入性较强，长征红色旅游景区聚集分布特征也最为明显。选取长征沿线省市主要公路网进行缓冲区分析，结果显示（图5c），已开发的长征红色旅游景区中有47个（39.8%）位于公路缓冲区10 km范围内；19个（16.1%）位于公路缓冲区25 km范围之内；25个（21.2%）位于公路缓冲区40 km 缓冲区范围内。主要公路与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呈现较强的耦合性，旅游景区分布具有交通依附的特点。
表3 相关部门政策文件

Tab.3 Policy documents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年份 政府机构 行政层级 政策、提案
2017 国家文物局 部级 《长征文化遗产线路总体保护规划》
《长征文化线路总体保护策略研究报告》
2019 国家文物局 部级 《革命旧址保护利用导则（2019）》
2017 交通运输部 部级 《全国红色旅游公路规划（2017—2020年）》
2019 江西省人民政府 省级 《江西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实施方案》
2020 贵州省人民政府 省级 《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条例（草案）》
2020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厅级 《福建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
2017 遵义市人民政府 市级 《遵义市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
2018 赣州市人民政府 市级 《红色旅游区专项规划》
2019 于都县政府 县级 《于都县红色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及重要节点专项规划》
2020 桑植县人民政府 县级 《桑植县2020年红色旅游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3.3.2 旅游形象与市场需求

旅游景区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可归结为旅游形象的竞争，特色鲜明的旅游景区在吸引外来投资、享受更多政策红利的同时，也愈加容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累积优势，对其周围的客源市场及旅游资源产生“虹吸效应”，压缩同质类旅游景区的发展空间，致使旅游景区的发展存在等级差异性、旅游景区的分布存在空间非均质性。长征沿线省市在旅游目的地品牌形象构建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也是导致各地红色旅游发展水平梯度差异大、红色旅游景区分布数量不均的重要原因。如韶山、井冈山和瑞金三市作为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的中心，精准定位于“革命摇篮，领袖故里”的旅游主题形象，成为我国红色旅游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地区；遵义市依托“转折之城”称号，紧抓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机遇，积极推进“红色旅游+”多产业的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长征红色旅游。
资源优势并不等同于市场优势[23]，资源和市场是支撑旅游景区发展的关键要素。随着新时期大众审美观念及消费取向的转变，旅游者对于红色旅游景区的需求也处于动态演化之中。在红色旅游发展初期，受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条件等因素的制约，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开发具有明显的资源导向趋势，景区大多布局于资源丰富的川西、遵义等地。而后在红色旅游市场需求的外在驱动下，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发展逐步突破资源条件的约束，更加注重以旅游需求为导向，寻求旅游市场与旅游资源的有机结合，空间上表现为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并向旅游需求旺盛的中东部地区推进。

4 结论及建议

4.1 主要结论

借助GIS空间分析方法，本文以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数据为基础，对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依据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在不同时期发展的数量特征及A级景区的质量特征，可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基础开发阶段（2005—2012年）、快速增长阶段（2013—2017年）以及内涵深化阶段（2018年至今）。不同阶段景区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化特征，具体表现为景区发展速度的逐步放缓、质量等级的逐步提升。②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整体上呈集聚型分布；区域层面上，长征红色旅游景区集中分布于西南、西北地区，两地区所拥有的景区数量约占景区总数的80%；省域层面上，形成了以四川省、贵州省以及甘肃省为核心的三足鼎立局面。③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密度在不同时期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景区空间分布由 “单核主导型”向“双核引领型”过渡，2020年时初步形成了“一轴多点型”空间分布格局。④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格局是多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地形地貌与河流水系是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得以形成的自然基础；重大事件与资源禀赋奠定了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发展的资源本底；政策支持与交通条件是促进长征红色旅游景区开发的外部依赖；旅游形象与市场需求是支撑长征红色旅游景区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4.2 发展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针对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现状，本文拟通过构建“四点四轴四区”的红色旅游空间优化系统，为实现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高质量发展及跨区域协同提出建议：①依据各区域红色旅游发展现状及长征红色旅游资源富集度，构建包含赣州、遵义、雅安、延安为中心的旅游发展节点体系。充分发挥各节点在资源、市场、交通等方面的优势，围绕节点城市深化周边区域的旅游合作与开发，统筹区域旅游资源的整合与规划，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及专项旅游产品，利用核心节点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地区间景区共建、客源互送、信息共享。②依据红军长征路线走向，构建“一主三支”跨区域红色旅游发展轴。一条主线即中央红军自长汀出发到吴起会师路线；三条支线包括红二方面军自桑植出发至会宁会师路线、红四方面军自川陕根据地出发至懋功会师路线、红二十五军自何家冲出发至陕北会师路线。围绕“一主三支”的总体布局，在坚持整体性的基础上，加强长征红色旅游资源与四大轴线沿线地区的民族文化、乡土建筑以及自然风光的联合展示，建立具有市场辨识度的线性历史地标。其次，加速阿坝、甘孜、迪庆等薄弱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构建立体化的旅游交通网络将沿轴的长征红色旅游景区串联形成一个整体，促进跨区域间红色旅游资源的全域整合及有效衔接。③依据红军长征所处的不同阶段，结合我国十二个重点红色旅游区的空间布局，重点建设以桂北、韶山、怀化、瑞金、龙岩为中心的血战突围红色旅游区，以遵义、黔北为中心的伟大转折红色旅游区，以川西、滇北为中心的雪山草地红色旅游区，以延安、会宁、固原为中心的胜利会师红色旅游区。充分发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在串联红色旅游景区中的纽带作用，坚持差异性和整体性并存，各旅游区在凸显主题定位的基础上，也要注重相互间历史衔接关系的展示，逐步建设形成定位明确、优势互补的旅游发展格局；此外，要注重协调各旅游区在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竞合关系，逐步打破行政区划藩篱，增强各旅游区在旅游产品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沟通与协作，以点带线、以线促面推动长征红色旅游朝纵深方向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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