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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11: 94 - 10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11.012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集聚演化实证

  • 何伟纯 , 1, 2 ,
  • 李二玲 , ※, 1, 2
展开
  • 1.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环境与规划学院/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中国河南 开封 475004
  • 2.城乡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河南省城乡空间数据挖掘院士工作站，中国河南 郑州 450000
※李二玲（1969—），女，河南兰考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发展。E-mail：。

何伟纯（1992—），男，河南信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18-11-18

  修回日期: 2019-08-12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7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22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011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ZONGHE008)

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82300410144)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9BJJ019)

河南大学一流学科培育项目(2018YLTD16)

河南大学一流学科培育项目(2019YLZDYJ12)

收起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 HE Weichun , 1, 2 ,
  • LI Erling , ※, 1, 2
Expand
  • 1.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Hen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the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Heritage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Agricultural and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4，Henan，China
  •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Henan Province / Academician Laboratory for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Data Mining，Zhengzhou 450000，He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8-11-18

  Revised date: 2019-08-12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7

Fold

摘要

以2006—2016年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农产品加工业为例，从强调区域内外两方面因素出发，利用演化经济地理思维构建分析框架，探讨了产业集聚的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区域产业集聚演化是在区域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过程。②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地理集聚变化与产业转移高度相关；农产品加工业在中西部地区的集聚水平显著增强，表现出路径创造特征。分行业来看，中部地区对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的路径创造较为明显；长江中上游地区对原材料—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的路径创造突出，但烟草制品业集聚格局较为稳定，呈现出由区域路径锁定而导致的空间锁定特征。③对历史基础的依赖是影响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演化的关键，且是东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保持高水平集聚的最主要原因；产业转移显著推动了中西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产业多样化与外商投资对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东部表现为负向作用，在中西部表现为正向作用。

关键词： 产业集聚; 演化经济地理学; 农产品加工业; 演化机制; 路径依赖; 路径锁定; 产业融合

本文引用格式

何伟纯 , 李二玲 .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集聚演化实证[J]. 经济地理, 2019 , 39(11) : 94 -10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11.012

Abstract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but it has been question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because of overemphasizing the role of regional internal factors. Taking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from 2006 to 2016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using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thinking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rom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o explore the geographic agglomeration pattern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industry. It show that: 1)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s a process of path dependence and path creation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2)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agglomeration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in China is obvious. The change of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industrial transfer. The agglomeration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h creation. In terms of sub-industries, the path creation of labor-intensive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is obvious in the central regions, and the path creation of raw material-capital intensive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is prominent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However, the agglomeration pattern of tobacco products industry is relatively stable,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locking caused by regional path locking. 3) Historical bas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is the key factor for the agglomeration and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agglome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in the eastern regions. Industrial transfer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agglome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and foreign investment on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agglomeration has obviou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showing a negative impact in the eastern regions and a positive impac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Key words： industry agglomeratio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evolution mechanism; path dependence; path locking; industry integration

产业集聚演化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经典命题，产业集聚发展因能获得集聚经济和网络经济成为产业地理格局演化的主要方向之一。产业集聚是指某种特定的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集中分布[1]，是一种独特的经济地理现象。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开始较早，一百多年前英国著名经济学家Marshall就已关注到具有分工性质的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现象，Marshall将这一“特定地区”叫做“产业区”，认为这一现象主要是由共享的中间投入品和劳动力、技术外溢等因素引起的[2]。韦伯的工业区位论认为，集聚好处与迁移成本的大小权衡是引起产业集聚的微观基础[3]。Carlino将集聚定义为生产活动中的规模收益，它不仅表现为大规模生产的成本节约，也表现为生产本身的累积优势[4]。以Krugman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通过规模报酬递增、生产要素移动、运输成本和市场传导机制解释了产业集聚的发生[5]。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聚的研究逐渐多样化，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6-7]，产业集聚与效率[8-9]，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10-11]，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12-13]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兴起为探讨区域产业集聚和演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如贺灿飞等认为认知邻近、组织邻近、制度邻近、社会邻近和地理邻近均有利于出口产品的空间演化[14]，金璐璐等认为新产业的进入、退出和政府补贴有利于产业路径创造从而影响产业演化[15]。然而有学者认为，演化经济地理学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解释产业集聚和演化的原因，但过于强调区域内部因素对产业集聚和演化的影响，而对区域外部因素的影响强调不够[16]。本文认为，由于区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区域产业集聚往往是由区内和区外多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此，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的分析思维，首先从本地因素（产业自然演化）和外部因素（产业转移、外商投资）两个方面构建产业集聚演化的机制框架，然后以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演化为例，来实证分析区域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业地理集聚格局演化。
本文以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为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在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尤其近些年发展迅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乡村振兴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延长产业链和激发服务业的中间纽带，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地理集聚是培育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和促进传统农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典型性。研究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演化机制对挖掘区域产业演化规律、制定区域产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以中国2006—2016年7类农产品加工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基尼系数、空间分类等方法探讨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格局演变。最后，利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试图回答本地因素和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格局演化，以期为区域产业寻找新发展路径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1 理论框架

产业地理集聚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从前后向联系的角度解释产业地理集聚现象[5]。演化经济地理学更加关注历史和革新对本地经济景观的影响，强调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即惯性和创新对区域产业集聚格局及演化的偏转或校正作用，但有学者质疑其对外部因素的影响不够重视[16]。区域作为一个开放的空间，区内产业集聚往往是本地产业自然演化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仍然可以用演化经济地理思维来构建分析框架（图1）。比如，对于省级单元来说，区外因素——中国国家层面的改革开放和创新驱动战略就引发了省区产业格局的不断重构。为叙述方便，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例来阐述。
图1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格局演化的分析框架

Fig.1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agglomeration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in China

1.1 本地因素：历史基础与产业多样化

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产业链的延伸，按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它应为原料指向型行业，其地理集聚的最初格局通常与农业地理集聚格局相匹配。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并不突出，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演化是产业自然演化和政府计划配置的结果。然而，改革开放为东南沿海地区提供了率先工业化的机会，打开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机会窗口”[18]，给地方产业包括农产品加工业提供了优先发展的机会，并在不断“选择”、“适应”和“自增强”机制的作用下积蓄能量[19]，使东南沿海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东高西低”的初始集聚格局。
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基于历史基础的路径依赖在区域产业演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即区域“产业遗产”（industrial legacies）影响产业的发展轨迹[20]。农产品加工业历史基础较好的地区更容易形成路径依赖，进而提升农产品加工业的专业化水平和集聚水平。而专业化能增加产业内知识溢出（即MAR外部性），进一步促进专业化和集聚水平的提高，形成一种“自增强”机制不断加强路径依赖。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农产品加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更有可能成为以后集聚水平的高值区。区域产业环境与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演化密切相关，地方产业多样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产业分叉，创造区域新的发展路径[21]。但产业多样化并不必然带来产业分叉，还与区域的产业环境、产品的技术关联性、政策支持等相关。同时，产业多样化也可能带来产业间的知识溢出（即Jacobs外部性），强化农产品加工业的路径依赖[22]。区域产业能否发生路径创造与原始产业的“锁定”能力密切相关。Graber认为区域产业锁定主要来源于功能锁定、认知锁定和政治锁定[17]。Hassink在应用这一框架研究发现，相对于造船集群来说技术与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纺织业集群功能锁定、认知锁定和政治锁定都相对较弱，因而更容易发生路径更新或者路径创造[23-24]。农产品加工业因技术密集程度较低，路径锁定较弱，路径创造相对容易。综上所述，区域产业的历史基础和本地产业多样化水平作为一组“推—拉”作用力是区域产业演化的内生力量，二者合力的方向和大小决定着本地产业自然演化的路径。

1.2 外部因素：产业转移和外商投资

在中国特殊的发展背景下，产业转移和外商投资因能为区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对区域产业集聚和演化具有特殊意义。主流的演化经济地理学者认为新路径的创造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偶然性。Storper用“区位机会窗口”来描述新技术的出现，认为全新的技术最初具有很少的专业投入，初始区位的选择基本是偶然的[25]。Boschma等也认为新产业的产生通常是由不可预测的随机事件和历史小事件激发的[26]。这一观点过分强调了新产业出现的偶然性，从而忽视了地方能动效应和企业家“主动搜寻机遇”对新产业产生的重要作用。贺灿飞认为中国的产业发展通常具有路径创造的特点，一些外生因素（如有为政府）为路径创造提供了机会[27]。
中国区域产业发展差异较大，产业转移和外商投资对不同地区产业集聚演化的效用更是不同。产业转移本质上是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溢出，中国东部地区①农产品加工业以转出为主，产业转移对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有负向作用。中西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以转入为主，产业转移能有效提升本地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水平。石敏俊等研究还发现[28]，中西部地区承接的产业转移主要来自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李伟等研究认为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是中国制造业转移的重要原因[29]，而内陆地区的资源、市场、成本优势是其承接外来产业的主要优势[30]。另外，东南沿海产业基础较好，不同产业间竞争压力较大。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外商投资加剧了区域产业间的竞争压力，从而对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农产品加工业有“驱赶”作用。而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外商投资因能带来“新奇”和正外部性，营造区域良好的产业氛围，从而有利于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农产品加工业的转入和外商投资同样打开了区域发展的“机会窗口”，并与区域原有农产品加工业协同演化不断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水平。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农产品加工业密度

测度产业集聚常用的指标有区位熵、赫芬达尔指数和EG指数等，但这些方法均未考虑由于研究单元面积的差异对结果造成的影响。密度概念被很多学者引入到测量集聚水平的研究中[12,31]，本文利用农产品加工业密度来衡量农产品加工业的区域集聚水平，计算公式为：
$A G G_{i}=\operatorname{ind}_{i} \sum_{i=1}^{n} \text { ind }_{i} / \operatorname{area}_{i} \sum_{i=1}^{n} \operatorname{area}_{i}$
式中： A G G i表示某年i地区农产品加工业的密度； i n d i 表示某年i地区农产品加工业的总产值； a r e a i表示i地区的国土面积；n表示研究单元个数。

2.1.2 产业多样化指数

产业多样化有利于区域创造新的产业路径[21]，Frenken等[32]基于熵指标方法提出了产业多样化水平的测度方法，本文主要采用制造业产业多样化水平来刻画，计算公式为：
$U V_{i}=\sum_{j=1}^{\mathrm{m}} P_{j} \ln \left(1 / P_{j}\right)$
式中： U V i表示地区产业多样化指数； P j表示第j个三位数行业产值占地区制造业总产值的比例；m表示三位数行业的个数。

2.1.3 产业转移指数

产业转移指数是衡量地区某产业是否存在转移的重要指标，本文用Xiaoli Zhao等提出的方法测算[33]，计算公式为：
I R i = A V M i t ∑ i = 1 n A V M i t - A V M i t - 1 ∑ i = 1 n A V M i t - 1
式中： I R i表示i地区产业转移指数； I R i为正表示i地区有产业转入； I R i为负表示i地区有产业转出； A V M i ( t )和 A V M i ( t - 1 )分别表示i地区农产品加工业t和t-1时刻的产值；n为研究单元个数。

2.1.4 空间面板模型

空间面板回归主要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其中，SDM同时考察了空间滞后项和空间误差项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34]。具体模型如下：
A G G i t = δ ∑ j = 1 n W i j A G G i j + β 1 X i t + β 2 C O N T R O L i t + ∑ j = 1 n W i t X i j t θ 1 + ∑ j = 1 n W i t C O N T R O L i j t θ 2 + μ i + λ t + ε i t
式中：AGGit表示第i地区t时刻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j指j地区；Wij表示空间权重矩阵，本研究采用空间邻接矩阵；Xit指i地区t时刻解释变量的值，根据理论分析，选择历史基础（HB）、产业多样化（UV）、产业转移（IR）和外商投资水平（FDI）作为解释变量，其中HB用t-1年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比例表征；控制变量（CONTROL）主要包括：地区主要农产品产量（PRO）、地区制造业从业人员数（EMP）、地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WAG）和地区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MAR）； β 1、 β 2 分别表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θ 1、 θ 2分别表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 μ i指空间固定效应； λ t指时间固定效应； ε i t指随机误差项。

2.2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31个省级单元为研究对象，研究时段为2006—2016年，数据主要来源于2006—2017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各省（市）统计年鉴。
根据农业部软科学课题组的划分，农产品加工业主要包含了制造业（C）中的12类行业[35]：农副食品加工业（13），食品制造业（14），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15），烟草制品业（16），纺织业（17），纺织服装、服饰业（18），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19），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20），家具制造业（21），造纸和纸制品业（22），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23），橡胶和塑料制品业（29）。由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在研究基期（2006年）仅统计了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简称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简称服饰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等7类行业，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本文以上述7类农产品加工业为研究对象。根据Erlat等对制造业的分类[36]，农产品加工业中的纺织业、服饰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和烟草制品业属于原材料—资本密集型产业。

3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时空特征

3.1 农产品加工业整体时空演化特征

3.1.1 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减小，且地理集聚变化与产业转移密切相关

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的基尼系数均大于0.5，且趋于减小；全局Moran’s I均大于0.3，且先增后减（图2）。表明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但不均衡程度在降低；农产品加工业的地理集聚现象突出，且呈现出“先增后减”的阶段性特征，与邓宗兵[37]等的研究结论一致。农产品加工业地理集聚的阶段性与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产业转移密切相关（表1），2006—2014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向中部和东北地区转移，西部地区转入较少且西部部分省份有转出特征，加剧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地理集聚；2014—2016年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均成为了农产品加工业的转入区，且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较高的东北地区也有转出特征，减弱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地理集聚。
图2 农产品加工业全局Moran I指数和基尼系数

Fig.2 Global Moran I index and Gini coefficient in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表1 中国各地区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转移指数

Tab.1 Industrial transfer index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in China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北京 -1.533 -1.339 -1.047 -0.773 -0.894 -0.425 -0.590 -0.639 -0.476 -0.550 -0.223
天津 -2.357 -0.795 0.108 1.341 0.176 2.998 2.603 -0.436 0.388 0.272 0.706
河北 -0.086 -1.633 -1.686 -1.012 -0.035 2.802 -0.022 -0.800 0.052 -1.397 -0.177
山西 -0.221 0.063 -0.469 -0.046 0.375 0.462 -0.006 0.027 -0.368 -0.495 -0.037
内蒙古 0.783 0.814 0.752 2.394 0.047 -0.492 -2.429 0.513 -1.806 -0.149 0.552
辽宁 3.247 1.863 6.641 3.774 2.585 -0.749 4.877 -1.575 -7.921 -14.493 -11.965
吉林 1.155 1.789 4.199 1.401 1.091 2.715 2.399 -0.591 -0.638 0.160 -0.641
黑龙江 -0.912 -0.479 1.225 0.908 1.935 1.559 1.578 2.362 -1.704 -0.615 -1.429
上海 -4.095 -3.188 -2.706 -3.307 -0.768 -2.267 -1.240 -2.429 -0.871 -1.173 -1.795
江苏 2.288 -6.532 -4.430 -8.585 -3.293 -12.618 -2.015 -2.901 0.860 2.144 1.735
浙江 -4.352 -5.406 -13.487 -8.861 -3.834 -13.294 -4.715 -3.935 -2.847 -2.634 -1.917
安徽 0.495 1.482 1.648 2.276 2.853 5.385 1.293 0.149 2.121 1.159 1.220
福建 -0.019 0.202 -0.257 1.038 1.157 2.348 -1.606 1.257 2.413 2.405 3.290
江西 1.014 1.421 1.595 1.590 1.858 0.670 2.519 2.449 3.761 1.973 0.972
山东 4.608 2.490 -2.701 0.224 -13.843 -8.900 6.686 -4.156 -4.325 1.223 -3.585
河南 4.065 7.542 2.387 -1.978 0.654 7.742 -4.705 3.074 4.876 3.796 4.444
湖北 1.119 1.037 2.588 4.686 4.665 7.710 7.138 2.874 3.488 1.930 2.258
湖南 0.540 1.396 2.597 2.347 2.665 3.875 -1.982 -0.145 0.944 1.534 0.861
广东 -4.348 -3.045 -0.303 -3.678 0.731 -6.418 -8.941 0.987 -1.148 0.294 0.139
广西 0.947 -0.238 1.323 0.113 0.742 1.825 1.591 0.159 0.261 0.632 0.341
海南 -0.120 -0.113 -0.123 -0.366 -0.044 -0.460 0.169 -0.015 -0.179 -0.056 -0.125
重庆 -0.095 0.290 1.169 0.652 0.808 -0.102 0.169 0.437 0.587 0.684 0.656
四川 0.834 2.876 3.050 5.366 0.310 4.842 -6.224 0.940 -0.483 -0.411 2.008
贵州 -0.399 -0.447 0.248 0.114 -0.070 0.852 0.304 0.940 0.880 1.531 1.050
云南 -2.102 -0.910 -1.503 -0.337 -1.037 -0.141 1.190 -0.210 0.051 0.600 0.185
西藏 -0.003 0.020 0.003 0.021 -0.005 -0.004 -0.001 -0.007 0.042 0.037 0.026
陕西 0.017 0.334 -0.095 0.970 0.440 0.514 0.871 0.865 0.902 1.074 0.660
甘肃 -0.345 -0.110 0.153 0.014 0.026 0.113 0.627 0.234 0.184 -0.213 -0.204
青海 0.053 -0.003 0.151 0.119 0.088 -0.146 0.181 0.096 0.175 0.204 0.135
宁夏 -0.098 -0.112 -0.144 -0.037 0.149 -0.043 0.160 0.157 0.417 0.227 0.246
新疆 -0.080 0.732 -0.886 -0.367 0.469 -0.351 0.121 0.319 0.364 0.310 0.614

注：为方便比较，将产业转移指数均乘以1 000。

3.1.2 东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路径依赖特征明显，而中西部地区路径创造的特征突出

在产业自然演化的状态下，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区域产业演化会出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局面[27]。2006—2016年，东南沿海地区一直是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高值区（图3），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一直较高，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中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水平增长较快，逐渐由低值区向高值区转变。2006年，中西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强度均相对较小；2010年，湖北省和四川省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程度有了大幅度提升；2016年，江西、湖南、云南、重庆等地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也显著增强，反映出中西部地区正在不断创造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路径。
图3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空间格局

Fig.3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in China

3.2 农产品加工业分行业时空演化特征

3.2.1 劳动密集型和原材料—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演化格局各异

由图4、图5可知，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在中部增长较为明显；原材料—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在长江中上游增长较为突出。具体来看，2006—2016年，纺织业和服饰业集聚高值区均向内陆的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西移动，劳动力指向明显，集聚水平呈现出从沿海到内陆依次递减的格局；造纸和纸制品业在中西部地区集聚程度也明显增强。田光辉等[38]研究认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差异促进了造纸和纸制品等污染密集型行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2006—2016年，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的河南、湖北和四川等地集聚，东北地区的集聚优势逐渐降低；饮料制造业的集聚高值区逐渐向长江流域中上游的优质水源区移动。
图4 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空间集聚格局演变

Fig.4 Evolution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of labor-intensive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图5 原材料—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空间集聚格局演变

Fig.5 Evolution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of raw material-capital intensive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3.2.2 烟草制品业空间锁定特征明显

2006—2016年烟草制品业空间集聚格局基本稳定（图5g、图5h），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上海、云南、贵州、湖南、江苏和浙江等地区，集聚格局表现出一定的时间惯性和空间惰性。究其原因，烟草制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上海、江苏和浙江虽然不是烟草的主产区，但是有大型烟草国有企业且市场占比较高，云南、广西和湖南等地区作为烟草的主产区，烟草企业较多。苗长虹等研究发现，资源依赖性和体制锁定是资源型产业路径锁定的重要影响因素[21]。通过本研究发现，中国烟草制品业同样具有资源依赖和体制锁定的特征，而地方产业的路径锁定导致了烟草制品业演化格局的空间锁定。

4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格局的影响因素

4.1 变量处理与模型选择

由于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有必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空间面板回归之前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①为削弱变量之间的异方差并增加变量回归系数之间的可比性，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②计量模型回归时，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发现控制变量中的市场消费能力（MAR）和工资水平（WAG）存在明显共线性，综合考虑认为工资水平对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影响更大，故剔除市场消费能力这一变量。剔除后，各模型和单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5，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39]。③Hausman检验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明显优于随机效应模型[40]，故在SDM分析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4.2 分析结果

4.2.1 历史基础是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演化的关键力量

由表2可知，历史基础（HB）对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和原材料—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805和0.519，对中西部劳动力密集型和原材料—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772和0.621，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历史因素作为“惯例”会持续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使产业演化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W（HB）对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原材料—资本密集型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历史基础较好的地区对周边地区有明显的产业溢出，但中西部地区原材料—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历史基础较好的地区对周边地区的空间极化效应更为突出。
表2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的回归结果

Tab.2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agglomeration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东部 中西部
劳动力密集型 原材料—资本密集型 劳动力密集型 原材料—资本密集型
HB 0.805*** 0.519*** 0.772*** 0.621***
UV -0.070* -0.074* 0.145*** 0.334***
IR 0.023 0.054 0.043** 0.067***
FDI -0.246*** -0.146* 0.119*** 0.130***
PRO 0.401 -0.345 0.058 -0.050
EMP -0.025 0.019 0.140*** -0.059
WAG -0.076 -0.248** 0.069* 0.114***
W（HB） 0.884*** -0.312 0.104 -0.324***
W（UV） 0.076 0.127 -0.111* -0.074
W（IR） -0.002 -0.040 -0.064 0.015
W（FDI） -0.187* -0.031 0.191*** 0.401***
W（PRO） 0.214 -0.581 -0.369*** -0.749***
W（EMP） 0.178** 0.147* 0.078 0.256***
W（WAG） 0.106 0.240* -0.063* -0.088**
rho -0.129 0.186 0.131 0.039
R2 0.734 0.452 0.931 0.864
Log-L 189.6166 181.1231 548.994 527.182
Observations 110 110 231 231

注：*、**、***分别表示在90%、95%和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4.2.2 多样化水平对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产业多样化（UV）对东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印证了地方产业多样化并不必然带来产业分叉从而降低农产加工业的集聚水平的理论假设。可以看出，产业多样化对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依赖于本地产业发展的现状水平。在产业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产业多样化有利于推动本地产业分叉从而创造区域新的发展路径，降低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水平；而对于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说，多样化的产业类型能够促进产业间的知识溢出，反而有利于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

4.2.3 产业转移和外商投资对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有重要影响

产业转移指数（IR）对中西部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有利于本地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外商投资水平（FDI）对中西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正向作用，但与东部地区显著负相关。主要因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阶段上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度较高，产业间竞争激烈。FDI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加剧了产业“拥挤”，对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农产品加工业有“驱赶”作用，不利于东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的提升。而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薄弱，FDI能够带来新的知识和技术，为地方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对本地农产品加工业的成长和外部农产品加工业的进入都有积极作用。结合W（FDI）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本地和周边地区FDI的增加在东部地区均不利于本地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而在中西部地区均有利于本地农产加工业的集聚。综合表明，FDI对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影响具有区域协同效应，东部地区表现出协同“抑制”，中西部地区表现出协同“激励”。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5.1.1 区域产业地理集聚的演化受区域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

区域产业的历史基础和产业多样化水平作为一组“推—拉”作用力是区域产业自然演化的内生力量；区域外部的产业转移和外商投资对产业演化的影响因区域发展水平和产业类型而异，对发达地区技术密集型较低的产业有“驱赶”作用，但却打开了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机会窗口”。

5.1.2 基于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格局演化的实证，运用空间面板回归验证了本地因素、外部因素对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演化的共同影响

①2006—2016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缩小，地理集聚变化与产业转移密切相关。整体来看，农产品加工业在中西部地区增长明显，表现出路径创造特征。分行业来看，中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显著提升，长江中上游地区原材料—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程度显著提高，均表现出路径创造的特征。烟草制品业的空间格局基本稳定，资源依赖和体制锁定导致了该行业的路径锁定，进而引起了集聚格局的空间锁定。②产业历史基础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均有正向作用，且是东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保持高集聚水平的最主要原因。产业转移对中西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在东部地区不显著。产业多样化和外商投资水平对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产业多样化因能促进产业分叉而不利于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在中西部地区因能够促进产业间知识溢出而有利于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外商投资对东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有“驱赶”作用，并与周边地区协同“抑制”本地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但对中西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并与周边地区协同“激励”本地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

5.2 讨论

农产品加工业作为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产业，其集聚格局的演化在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制造业中具有代表性。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演化具有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的特征[19]，但不同产业路径锁定能力不同[23]。中国制造业演化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不同行业其知识复杂性、创新能力和对经济环境与制度环境的适应能力对产业演化均有显著影响。在中国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技术和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产业因路径锁定能力较弱，转移现象突出，其产业演化具有特殊性。同时，与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制造业相比，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制造业通常产品附加值较低，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对这类产业的偏向不明显，产业在区域的转移通常是企业自发寻租的结果。所以，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代表的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产业演化往往表现为本地产业自然演化、发达地区的产业溢出和外商投资的外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不同发达程度的区域应基于自身历史基础，抓住外来机遇，积极引进与自身历史基础技术关联性较大的行业，找出适合自己的新产业发展路径，强化区内区外产业网络，使区域新产业自增强积累地自然演化下去。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只研究了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演化机制，只能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区域产业演化的原因。接下来将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出发解析不同制造业集聚格局的演变机理，并关注不同尺度（国家、区域、地方）下产业演化的耦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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