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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11: 25 - 3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11.004

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耦合关系研究——基于湖南省88个县（市）数据的分析

  • 李海波 , 1, 2 ,
  • 陈政 , ※, 3 ,
  • 欧沙 4
展开
  • 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 北京 100070
  • 2.长沙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22
  • 3.湖南工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中国湖南 衡阳 421002
  • 4.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128
※陈政（1988—），男，湖南常宁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数学与信息工程。E-mail：。

李海波（1983—），男，湖南耒阳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县域城镇化与劳动力回流。E-mail：。

收稿日期: 2019-04-27

  修回日期: 2019-08-14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7

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7YJC840006)

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XSP19YBZ069)

长沙市科技计划项目(kc1809039)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课题(2019JJ50112)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课题(18C0914)

长沙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9csskkt44)

收起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y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Reflux: Analysis Based on Data of 88 Counties (County-Level Cities) in Hunan Province

  • LI Haibo , 1, 2 ,
  • CHEN Zheng , ※, 3 ,
  • OU Sha 4
Expand
  • 1. College of Urban Econom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China
  •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angsha University，Changsha 410022，Hunan，China
  • 3. College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Hu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engyang 421002，Hunan，China
  • 4.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4-27

  Revised date: 2019-08-14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7

Fold

摘要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县域人口回流趋势明显的背景下，实现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探讨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相互作用机理，进而构建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以及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关系模型，以中部人口大省湖南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IS技术对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空间可视化表达。研究表明：①县域城镇化是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各系统协调发展的过程，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②湖南各县域整体上人口城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低，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县域城镇化; 人口回流; 耦合协调度; GIS空间分析; 农民工回流

本文引用格式

李海波 , 陈政 , 欧沙 . 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耦合关系研究——基于湖南省88个县（市）数据的分析[J]. 经济地理, 2019 , 39(11) : 25 -3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11.004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obvious trend of county population reflux,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reflux and county urbanization. The paper adopts complex system theory to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population reflux and county urbanization, and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county urbanization and the model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population reflux and county urbanization. Taking Hunan Province,a province with large population in central China,as an example,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GIS technology are used to measure and visually expres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level in the region. The study found that:1) County urbanization is a proces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industry,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systems,and there is a complex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reflux and county urbanization. 2) The overall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ies in Hunan Province are relatively lagging behind,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population reflux and county urbanization is low, with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being distinct.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county urbanization; population reflux;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Spatial Analysis of GIS; migrant workers reflux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县域作为城乡结合部，不仅是当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生长点[1]，也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重视县域城镇化在城镇化体系中的地位，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与分工体系，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是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2]。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作为基本的劳动力输出单元，农村劳动力以跨省和跨县迁移为主，只有小部分留在县域城镇就业，导致县域城镇发展陷入“就业吸引不足—人口外流—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滞后—就业吸引不足”的恶性循环[3]。随着我国内需市场的扩大、产业结构的整体提升以及大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产业和人口出现向中西部、中小城镇转移与回流的趋势，为中西部县域城镇发展创造了机会。人口回流在为中西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提供人口动力的同时，也对县域城镇的吸纳与承载能力提出了挑战。城镇化发展既需要人口动力的支持，也离不开有一定承载能力的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支撑，实现人与城市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系统协调发展是现阶段县域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在我国城镇化向中小城镇推进和农村劳动力出现回流态势的背景下，厘清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构建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能够为促进县域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优化提供参考，也是我国当前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进行大量研究，早期研究认为城市化通常即人口的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集聚和城市人口自然增长所导致城市人口比重上升的过程[4-5]。随着城市化内涵的延伸，对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学者普遍认为人口迁移对城市化具有积极影响，人口迁移通过影响非农就业、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促进了城镇化发展[6⇓⇓-9]。在劳动力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的关系方面，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劳动力回流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孙巍等认为劳动力回流可以带动资本要素回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0]，李郇等认为农村劳动力回流通过为小城镇发展提供新的人口动力、服务业动力和社会保障需求促进了县域城镇化发展[11]。也有学者对劳动力回流的积极影响持否定态度，例如，马红梅、李家样等认为人口回流会减少农户家庭收入、加剧回流地土地资源稀缺性，影响城镇化进程和回流地社会秩序稳定[12-13]；杨忍等基于珠三角外围地区的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回流助推了农用地非粮化，挤压了区域土地质量和粮食生产空间[14]。
纵观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人口由农村向城市、小城镇向大中城市、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正向流动对流入地城市化的影响，对人口回流与回流地城镇化交互关系的研究较少。人口回流与回流地城镇化的关系属于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关系范畴，传统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理论能够为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关系研究提供重要指导，但是，人口回流与回流地城镇化的关系具有其特殊的一面。此外，在已有关于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关系的研究中涉及较多的是人口回流对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对县域城镇化对人口回流的影响以及两者的协调发展的研究则比较少。
基于此，本文运用系统理论梳理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之间的交互关系，厘清两者相互作用机理，进而构建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以及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模型，在此基础上，以中部人口大省湖南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IS技术对域城镇化与人口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空间可视化表达，以期在厘清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交互关系和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为促进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协调发展的县域城镇产业布局、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优化提供依据。

1 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作用机理

城市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它由许多具有共生关系的人、企业、机构等主体以及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子系统构成，城市的协调性与持存性是城市各主体、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结果[15]。作为城市主体，人是城市系统以及各子系统之间共同的关联层[16]，城镇化不只是城镇人口规模的变化，还包括人与其它主体以及子系统之间关系的动态性、适应性变化。

1.1 县域城镇化对人口回流的作用机理

城市与生命体一样具有生存与发展边界。安全是城市发展的下限，利益是城市发展的上限[16]。城市对人口流入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能够满足人们对舒适生活以及人身安全的基本需求，或者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实现其物质利益需求。相对于大城市，县域城镇对人口回流的吸引是安全需求与利益需求综合作用的结果。大城市能满足流入者物质利益最大化追求，却给不了权利、福利和归属感，回流的选择是人们在安全需求与利益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的过程。县域城镇化过程中各系统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人口回流，其中，县域产业能够满足人们对发展和利益的追求，对人口回流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也是减少回流人口二次流出的重要保障；基础设施是解决城市正常安全运转和人们基本生活需求以及产业发展需要的支撑系统，决定了城市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基本公共服务是人们在城市生存的最基本保障，是满足回流人口对权利、福利、安定感需求的重要基石。

1.2 人口回流对县域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作为最重要的城市主体，人的集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回流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首先，人口回流给县域城镇提供新的人口动力，对城市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提出新的需求，这不仅能拉动县域城镇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扩大消费需求，还可以推动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给县域城镇化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同时，人口回流也对城镇承载力提出了挑战，与县域城镇水平与质量不相适应的人口回流会产生交通堵塞、资源短缺、公共安全问题等无序现象，制约县域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其次，相对于人口由乡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正向迁移，人口回流具有“回流效应”，能给县域城镇发展带来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信息、技术的多重补偿[17]，这些要素在人与产业、基础设施等系统互动过程中不断流动、交互，提高主体与系统的适应能力，实现县域城镇产业结构的优化、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承载与吸纳能力的提升，进而推动县域城镇化进一步发展。
综上，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的关系是人基于安全、利益需求与城市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系统相互协调的过程（图1），两者互为背景、相互关联。高水平、高质量的县域城镇化对人口回流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人口回流反过来会影响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两个系统都是处在动态适应中，人口回流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合适的人口回流率应当与县域城镇化相适应，与产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协调推进。
图1 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作用机理

Fig.1 The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reflux and county urbanization

2 模型构建、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2.1 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耦合度是对这种相互作用的度量[18]。本文结合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相互作用机理，借用耦合的概念和统计学中离差系数的概论，建立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度函数，如下式所示：
C i = u r b a n i i × m i g r a t e i u r b a n i i + m i g r a t e i / 2
式中： C i是耦合度，其大小在0~1间，代表县域城镇化（u r b a n i i）与人口回流（ m i g r a t e i）两个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强度。耦合度越大，表示两个系统的相互作用越强。为了进一步反映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引入协调度概念，构建耦合协调度函数，如下式所示：
D i = C i × T i， T i = α ⋅ u r b a n i i + β ⋅ m i g r a t e i
式中： D i是耦合协调度系数， D i ∈ [ 0,1 ]， D i值越大，两变量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越高； T i是综合实力指数，反映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 α和 β为待定系数，衡量县域城镇化、人口回流的重要程度，基于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的作用机理，本文设定 α、 β分别为0.5、0.5。已有文献普遍把耦合协调度分为10种类型[19]，本文采用这种标准（表1）。
表1 耦合协调度标准

Tab.1 Coupling Coordination Standard

D值 协调类型 D值 协调类型
0~0.09 极度失调 0.5~0.59 勉强协调
0.1~0.19 严重失调 0.6~0.69 初级协调
0.2~0.29 中度失调 0.7~0.79 中级协调
0.3~0.39 轻度失调 0.8~0.89 良好协调
0.4~0.49 濒临失调 0.9~1 优质协调

2.2 指标选取与测度

2.2.1 县域城镇化

已有文献对城镇化水平的衡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很多文献用单一人口指标来衡量，例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使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两个指标来衡量城镇化水平，也有一些文献采用综合指标，从经济、土地、人口、社会等多个维度进行衡量。对于县域城镇而言，大多数对落户限制较少，用单一人口指标无法反映城镇化发展本质。本文基于前文分析，参考刘春成、王洋等的研究[16,20]，采用综合测评法，从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3个维度构建县域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人口城镇化采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的测算方法，用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城镇户籍人口比重来衡量，分别表示城镇人口规模、市民化程度；产业系统参考张红梅、雷娜等的研究[21-22]，结合县域城镇经济发展的阶段，从产业规模与产业结构两个方面来衡量，选取人均GDP、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三个指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系统包括供水供气、交通、通信、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等多方面内容，基于指标的关联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参考蓝庆新、余江、张红梅等的研究[21,23-24]，从通信、卫生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4个方面选取7个指标来衡量，见表2。
表2 县域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Tab.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unty urbanization

系统 衡量指标 指标向度
人口城镇化水平 城镇常住人口比重（%） 适中指标
城镇户籍人口比重（%） 适中指标
产业系统 人均GDP（万元/人） 正向
第二产业比重(%) 正向
第三产业比重(%) 正向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保障系统 本地电话覆盖率（%） 正向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正向
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个） 正向
每十万人口普通小学学校数（所） 正向
普通小学师生比（个） 负向
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比例（%） 正向
每千人口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张） 正向

2.2.2 人口回流

本文所指人口回流是相对于乡村向城市、小城镇向大中城市、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正向流动而言，人口向县域城镇流动的行为，回流既包括本地外出务工人口的回迁，也包括外地人口的迁入。基于此，本文采用“迁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人口回流水平。
本文采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①标准化处理。为保证标准化后的数据处在0~1间，本文采用 m a x - m i n法对指标 x i j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为了让标准化后的数据不为0，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一个极小值平移，标准化值 u x i j表达式如下式所示：
u x i j = x i j - m i n x i j m a x x i j - m i n x i j + 0.0001     p o s i t i v e   c o r r e l a t i o n m a x x i j - x i j m a x x i j - m i n x i j + 0.0001     n e g a t i v e   c o r r e l a t i o n
正相关的指标采用第一个公式，负相关的指标采用第二个公式，具体到本文，指标“普通小学师生比”采用第二个公式，其它指标均采用第一个公式。
②计算指标比重。第j项指标下第i个样本占该指标比重的计算公式为：
a i j = u x i j / ∑ i = 1 k u x i j
式中：第j项指标下第i个样本占该指标的比重。
③计算指标的信息熵。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计算公式为：
e j = 1 I n k ∑ i = 1 k a i j · I n a i j
式中： e j是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 0 e j 1；K是样本的数量。
④计算信息的冗余度。第j项指标的冗余度计算公式为：
d j = 1 - e j
式中： d j是第j项指标的冗余度。 d j越大表示第j项指标越重要。
⑤计算指标权重。第j项指标权重的计算公式为：
w j = d j / ∑ j = 1 m d j
式中： w j是第j项指标的权重，代表第j项指标对系统的贡献度。
综上，县域城镇化综合测评公式：
u r b a n i i = ∑ j = 1 n w i j · u x i j
式中： u r b a n i i是县域城镇化水平； w i j是第i个样本的第j个指标的权重； u ( x i j )是标准化值。

2.3 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的《湖南省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县（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城镇户籍人口比重、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比重、人口回流的数据来自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本地电话覆盖率、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人均GDP、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医院与卫生院床位数、义务教育学校数的数据来自《湖南省统计年鉴》，部分数据通过计算而来。2010年，湖南省共有34个市辖区、73个县和15个县级市。为了更好地反映县域特点，本文选取县、县级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共有88个样本单位。

3 测度结果分析

3.1 湖南省县域城镇化发展动力与空间特征

3.1.1 县域城镇化指标权重测度结果分析

利用熵值法测算的湖南县域城镇化各系统与指标权重见表3，各评价指标对城镇化水平的贡献程度差异较大，其中人均GDP的贡献值最大（15.28%），其次是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12.57%）、本地电话覆盖率（11.02%），贡献率都在10%以上，说明产业规模、医疗服务设施和通信设施是湖南县域城镇化发展核心因素。贡献率最低的3个指标分别是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比例（2.43%）、普通小学师生比（3.73%）、第二产业比重（5.94%），说明基础教育覆盖率和师资条件在湖南县域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第二产业推动县域城镇化发展的作用尚未凸显。其它6个指标的权重值都在7%以上，说明对湖南县域城镇化发展也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表3 湖南省县域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测度

Tab.3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unty urbanization in Hunan Province

系统 衡量指标 信息熵 冗余度 权重
人口城镇化水平（26.81%） 城镇常居人口比重 0.9518 0.0482 0.0918
城镇户籍人口比重 0.9622 0.0378 0.0721
产业系统（27.46%） 人均GDP 0.9198 0.0802 0.1528
第二产业比重 0.9688 0.0312 0.0594
第三产业比重 0.9625 0.0375 0.0715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保障系统（31.09%） 本地电话覆盖率 0.9422 0.0578 0.1102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0.9340 0.0660 0.1257
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 0.9625 0.0375 0.0715
每十万人口普通小学学校数 0.9515 0.0485 0.0924
普通小学师生比 0.9804 0.0196 0.0373
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比例 0.9873 0.0127 0.0243
每千人口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 0.9521 0.0479 0.0912

3.1.2 湖南县域城镇化发展动力测度结果分析

运用县域城镇化各指标标准化值和权重，综合测算湖南省2010年各县（市）城镇化发展水平。结果显示，湖南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平均值为29.36%，其中人口城镇化、产业系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保障系统的发展水平分别为26.81%、27.46%和31.09%。可见，湖南县域城镇化整体水平不高，各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保障对湖南县域城镇化发展的拉动作用明显，而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滞后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保障，制约了县域城镇化的发展。
表4 湖南县域城镇化发展动力分类

Tab.4 Dynamic classification of county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Hunan Province

动力类型 动力系统 动力属性 县市数量
单驱动 人口（m 1） m 1> u r b a n i i> m 2/ m 3 8
产业（ m 2） m 2> u r b a n i i> m 1/ m 3 13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m 3） m 3> u r b a n i i> m 1/ m 2 49
双驱动 人口（ m 1）+产业（ m 2） m 1/ m 2> u r b a n i i> m 3 10
人口（ m 1）+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m 3） m 1/ m 3> u r b a n i i> m 2 4
产业（ m 2）+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m 3） m 2/ m 3> u r b a n i i> m 1 4
为了分析各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来源，根据各系统之间以及与县域城镇化的水平比较，把县域城镇化发展动力分为六种类型（表2）。测度结果显示，49个县市的城镇化驱动力来源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55.68%），间接说明湖南一半以上县市的人口与产业发展滞后，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其次是产业驱动型城镇化（14.77%），这些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城镇化、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发展滞后。在双驱动类型中，人口与产业双驱动型城镇化占比最大（11.36%），这些县域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协调较好，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发展相对滞后。城镇化是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各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结果，各系统发展的不协调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

3.1.3 湖南县域城镇化空间特征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湖南各县域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ArcGIS 10.2软件，采用natural breaks分段，对其空间格局进行可视化表达。图2显示，湖南县域城镇化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呈现出东部、西部与中部地区之间的差异以及中心与外围区域之间的差异，而且，城镇化集聚性较强，城镇化的高值区和低值区在空间上均呈现一种相对集聚分布的态势。高城镇化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的长株潭城市群、环洞庭湖经济圈、东南的郴州市区周边地区以及西部的吉首及周边地区。城镇化低值区主要集中在湘中、湘西南地区，包括湘中地区的邵阳、衡阳，湘南地区的永州，湘西地区的张家界以及常德、益阳的部分中部县（市）。整体而言，湖南县域城镇化水平不高，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但是城镇化集聚性较强，长株潭城市群、环洞庭湖经济圈以及部分地级市高城镇化的中心性明显，城镇化发展核心和带动区域正在形成。
图2 湖南省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nty urbanization in Hunan Province

3.2 人口回流水平与空间特征分析

由于人口回流率缺乏客观的衡量标准，本文采用全国平均水平（11.17%）、东部地区平均水平（13.18%）和中部六省平均水平（8.77%）作为比较分析标杆①。图3显示，湖南各县人口回流水平值在中部六省平均水平值（8.77%）以下的县有68个，占总数的77.27%；人口回流水平值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上的只有11个（12.5%），8个县（市）的人口回流水平值高于东部平均水平值。可见，不管是参照中部六省，还是全国平均水平，除了长沙县、吉首市、冷水江市等个别高值点之外，湖南各县域人口回流整体水平偏低。
图3 湖南省各县域人口回流水平

Fig.3 Population reflux level in county areas of Hunan Province

为进一步了解湖南各县域人口回流的空间分布特征，根据人口回流水平值的分布情况，采用中部均值、全国均值和东部均值为分段点，对其空间格局进行可视化表达（图4）。结果显示，湖南县域城镇化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人口回流水平高值区形成了“一点三足”格局，一点是湖南地理中心冷水江市，人口回流水平在东部均值以上，三个高值板块分别是：①湖南东北板块：以长沙市为中心，涵括株洲的醴陵市、湘潭的湘潭县、益阳的沅江市和岳阳的岳阳县，其中，长沙县和望城县在东部均值以上。②湘南板块：以郴州市为主体，涵括衡阳市南部的耒阳市和永州市中部的双牌县，其中，资兴市、桂东县、炎陵县和耒阳市在东部均值以上。③湘西板块：包括湘西州的吉首市、花垣县和辰溪县，怀化市的洪江市和荆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其中，吉首市在东部均值以上。
图4 湖南省人口回流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reflux in Hunan Province

3.3 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耦合协调度水平与空间特征

综合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两个系统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湖南县域城镇发展与人口回流相互影响显著，呈现“强强联合”与“双向塌陷”的双向耦合性，高城镇化率的县域与高人口回流率的县域呈现出一定空间协同一致性，反之，低城镇化率的县域与低人口回流度县域存在空间协同一致性。
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显示（图5），湖南各县域人口回流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分级呈正偏态分布，耦合协调度最大值为66.57%（吉首市），最小值为23.91%（新邵县）。只有5个县域人口回流与城镇化处于协调阶段，即耦合协调度值在0.5以上，占全部考察县域的5.68%，这几个县域的人口回流与城镇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21个县域人口回流与城镇化处于濒临失调的中间阶段，即耦合协调度值在0.4~0.5之间，占全部考察县域的23.86%。耦合协调度值小于0.40的失调县域有62个，占全部考察县域的70.45%。可见，湖南各县域的城镇化与人口回流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偏低，没有形成人口回流与城镇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序格局。
图5 湖南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耦合协调度

Fig.5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reflux in county areas of Hunan Province

继续利用ArcGIS 10.2软件绘制湖南省88个县域的城镇化与人口回流耦合协调类型空间分异图（图6）。结果显示，湖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由湘东部、湘南、湘西、湘中部逐渐下降的变化趋势，形成了两大连接成片的耦合协调度高值区，分别是东部的长株潭地区、湘南的郴州中部地区，这两个地区一个处于湖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长株潭城市群，一个具有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地理优势，都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人口回流率也处于较高水平，两者协调作用显著。此外，西部和中部地区有零星分布的耦合协调度高值单元点，例如中部的冷水江市、西部的吉首市，其耦合协调度值都在0.5以上。冷水江是资源型工业城市，工业基础较好；吉首是州府，具有独特的行政职能优势，人口回流率和城镇化发展都处于较高水平，且两者协调很好。耦合失调的县域主要集中在中部、西南和西北地区，其中，中部地区的邵阳大部分县域、怀化市的安化县与新宁县以及南部永州边陲两县的县域耦合协调度值均低于0.3，处于中度失调状态，这些地区城镇化发展严重滞后于人口回流，两者良性协调动力不足。
图6 湖南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reflux in county areas of Hunan Province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系统理论梳理了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相互关联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县域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关系模型。以中部人口大省湖南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IS技术对域城镇化与人口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空间可视化表达。研究表明：
①县域城镇化是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各系统协调发展的过程，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相互影响，相互关联，两者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②湖南县域城镇化水平整体偏低，各县域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发展不协调，一半以上县市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③湖南省各县域人口回流率水平普遍低于中部平均水平、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平均水平；人口回流高值县域在空间上呈现“一点三足”特征。④湖南省70.45%的县级单位的城镇化与人口回流处于失调状态，23.86%的处在濒临失调状态，只有5.68%的县域处在协调状态；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总体呈现由湘东部、湘南、湘西、湘中部逐渐下降的变化趋势。⑤湖南县域城镇发展与人口回流相互影响显著，呈现一定的双向耦合性，形成了二者发展格局的“强强联合”与“双向塌陷”特征。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对于中西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而言，本文研究具有以下几点启示：①在制定县域城镇发展战略与规划时，应当重视城镇化的复杂系统本质，不片面强调人口城镇化，应从各系统相互作用机理和发展现状出发，提高对不同阶段城镇化动力类型的把握，实现各系统之间动态协调发展。②在制定县域城镇发展战略与规划时，要重视城市群、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通过科学规划，利用它们的辐射和交通区位条件，发展县域经济，打造中小城市群，发挥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协同作用，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③在制定吸引劳动力流入政策时，不能片面关注劳动力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还需要评估产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吸纳与承载能力，实现人与城镇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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