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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11: 183 - 19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11.022

三农、土地与生态

农家乐发展的地域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浙江、湖北、四川的比较研究

  • 耿虹 ,
  • 李彦群 ,
  • 范在予 , ※
展开
  • 华中科技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4
※范在予（1994—），男，湖南汝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小城镇建设。E-mail: 。

耿虹（1961—），女，江西九江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小城镇建设。E-mail:。

收稿日期: 2019-03-26

  修回日期: 2019-08-24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7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878306)

收起

Regional Spatial Dispar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tain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Zhejiang, Hubei and Sichuan Provinces

  • GENG Hong ,
  • LI Yanqun ,
  • FAN Zaiyu , ※
Expand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Hubei，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3-26

  Revised date: 2019-08-24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7

Fold

摘要

作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下乡村旅游经济的重要业态，我国农家乐表现出显著的东、中、西区域非均衡发展差异格局。以浙江、湖北、四川3省为研究样本，基于网络数据平台爬取农家乐空间信息，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及数理统计分析方法，综合比较农家乐地域空间差异特征。结果表明：3省农家乐均呈凝聚型空间分布状态，但空间集聚格局与均衡指数具有显著的省际差异；其中浙江省农家乐呈网络状均衡集聚；湖北省农家乐点状集聚于武汉、宜昌等市，省域分布不均衡；四川省农家乐团状集聚于成都平原，省内空间分布较均衡。进一步探讨省际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发现区域政策供给导向是农家乐空间集聚的驱力，高经济水平是农家乐规模扩张的基础，完善的设施供给是农家乐空间分布的外部依赖，山脉与平原地貌交错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则成为农家乐集聚的沃土与温床。

关键词： 乡村旅游; 农家乐; 产业融合; 政策供给; 地域差异格局; 乡村振兴

本文引用格式

耿虹 , 李彦群 , 范在予 . 农家乐发展的地域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浙江、湖北、四川的比较研究[J]. 经济地理, 2019 , 39(11) : 183 -19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11.022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rural tourism economy u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gritainment in China shows a significant pattern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mong the east, middle and west regions. Taking agritainment in Zhejiang, Hubei and Sichuan provinces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crawling spatial information of agritainment from the network data platform,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regional disparity was studied by using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gritainment in three provinces all show an agglomeration state in spatial distributions, but show significantly inter-provincial disparities in spat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and equilibrium index. The agritainment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within a netlike state of equilibrium agglomeration. In Hubei province, it gathers in Wuhan and Yichang, with an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While it gathers in Chengdu plain as a cluster in Sichuan province, with a more balanced distribution.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ovincial disparities.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orientation of regional policy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agritainment. High economic level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expansion of agritainment. Perfect facility supply is the external dependence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gritainment. Interleave areas of mountain and plains, and the regions with rich tourism resources become the fertile soil of the agglomeration of agritainment.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agritainment; industry integration; policy supply; regional disparity pattern; rural revitalization

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实现乡村地区产业兴旺，推动传统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关键内容[1]。以农家乐为代表的新型乡村旅游经济依托乡村生态景观及人文活动，实现三次产业融合的休闲农业供给，在为城市居民提供旅游产品的同时，显著提升了乡村地区经济水平与物质环境建设，有效推动了城乡协调发展[2-3]。在市场需求与政策制度的双轮驱动下，我国乡村旅游经济得以飞速发展。至2017年底，开展乡村旅游服务业村庄超过10万个，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各类经营主体已达330万家，其中各类规模经营性“农家乐”超220万家，带动乡村旅游产业收入达7 400亿元①。
农家乐产业的兴起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围绕农业旅游产业（agro-tourism），对一定地域内不同类型农家乐的空间布局、运营管理等进行独立讨论，如北欧田园式农家乐[4]、韩国社区型农家乐[5]、以色列“B&B”农家乐[6]等。国内研究则从经济地理、农村经济、旅游管理、城乡规划等学科视角对农家乐发展现状与问题[7⇓-9]、空间演变特征[10-11]、空间布局影响因素[14-15]、经营模式[16-17]、驱动机制[18-19]及用地管理[20-21]等展开研究。综合来看，已有研究以围绕单一区域的个案研究和全国视域下的共性研究为主，对于不同区域之间农家乐发展异同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
然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22]。Luca Salvati通过可持续发展指标论证意大利区域非均衡发展的“解耦”格局[23]。Viorica Chirila则发现欧洲不同等级区域之间的区域经济差异存在显著分异[24]。对于我国来说，尽管近年来区域协同战略的实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区域经济走向相对均衡增长阶段[25]，但在跨省（市）域层面的东、中、西三大区域板块仍呈发散趋异态势[26]，相应的区域旅游经济整体上呈现出东部优于中西部的梯度化发展格局[27]。农家乐作为区域旅游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否也存在地域差异特征呢?国外相关研究表明，随地域地形条件、资源要素配置等环境变化，农家乐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分布[28]，如美国农家乐在空间上呈现西海岸点状集聚形态[29]、澳大利亚农家乐集聚于近海地区[30]、泰国农家乐集聚分布于北部山区乡村[31]。国内部分学者则对我国农家乐区域差异进行了本土化的探讨。雷俐丽通过都市农业旅游面板数据检测判断不同省市农家乐发展类型、经济效益与专业化水平具有显著的区间差异[32]。陈雪钧等以成都和重庆为比较样本发现两地农家乐在空间布局、经营模式与收益等维度上均呈现出差异化特征[33]。曹红亮等相关研究则揭示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农家乐呈趋同化发展，但与北京、广州等其他区域板块城市之间表现出显著的规模、类型与发展模式差异[34]。研究揭示城乡社会经济环境的区间差异在农家乐经济中同样存在，并呈现出相互影响的作用机理。一方面，城市经济水平、地理环境、人文背景等因素对农家乐发展产生显著影响[35]；另一方面，农家乐发展阶段、经营模式、收益水平的不同也逆向影响了区域社会经济的非均衡特征。
新时代发展乡村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农家乐作为乡村旅游经济的新型主导业态，其最优化选择对于推动乡村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在综合解读我国农家乐地域差异基础上，采用样本比较解析不同地域农家乐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相关影响因素，以期探索农家乐的发展规律及其最优选择，从而为新时代乡村农家乐及其他休闲旅游经济的转型发展提供一定指导与参考。

1 农家乐发展演变历程与地域差异格局

1.1 农家乐发展演变历程

农家乐是指以“吃农家饭、品农家菜、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购农家品”为主要内容，依托乡村自然、人文景观环境兴起的新型乡村旅游经济业态[36]。较于西方国家十九世纪末期乡村旅游经济的先行发展，我国农家乐起步相对较晚。依据农家乐发展政策、经营模式及其发展规模可以将农家乐划分为“自主萌芽—规范发展—高速提质—转型升级”四个阶段。
①自主萌芽阶段（1986—1991）。1986年，以成都市郫县“徐家大院”、龙泉驿书房村“桃花节”为代表的第一批乡村旅游活动揭开了我国农家乐发展的序幕。早期农家乐以吃农家饭菜为主要活动，属小家庭、自发性经营行为。
②规范发展阶段（1992—1999）。至1992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我国农村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伴随着农户自主经营意识的觉醒和国家、省市涉农优惠政策的支持，农家乐逐渐向有组织的规模化、规范化、集聚化发展阶段过渡，并转向多样化经营、多元化产品的服务供给模式。
③高速提质阶段（2000—2012）。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入大众化乡村休闲旅游高潮阶段，农家乐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到2012年，全国农家乐总规模达150万家，并呈现出网络化布局、高端化服务、品牌化经营等发展特征。
④转型升级阶段（2013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后，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城乡统筹、乡村振兴等国家政策推动着传统乡村转型升级。农家乐经济也同步实现技术、布局、类型及模式转型，并逐渐发展形成民宿经济、共享农庄、特色小镇等一系列新型农家乐形态。
综合来看，我国农家乐虽然发端较晚，但发展速度快、劲头强，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发展类型的迭代更新与升级（表1），并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有效推动了我国乡村地区社会、经济、生态建设与发展。
表1 农家乐发展类型迭代及其主要特征

Tab.1 Type iteration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tainment

发展类型 发展特征 产品类型 经营模式 空间特征 典型代表
第一代 高度依赖农产品与旅游资源 餐饮、观赏为主 小家庭自营式联户经营式 小规模零散式 郫县徐家大院、龙泉驿书房村桃花节
第二代 多样化经营、多元化产品的服务供给 食宿、观光、民族风情、体验活动相结合 联户经营、集体经营为主，部分地区出现政府主导经营 向有组织的规模化、点状集聚发展过渡 湖北恩施五峰山农家乐
第三代 网络化布局、高端化服务、品牌化经营 度假、观光、科普、教育等，产品特色化、高端化、品牌化 集体经营、政府主导经营、股份制经营 有组织、有规划的大面积团块状、带状集聚 成都市彭青线农家乐
第四代 向民宿、共享农庄、特色小镇等新型农村经济形态转型 吃、住、行、游、购、娱、科、文、教等复合型产品供给 市场化运作、民企共营
 规模大、分布广、呈网络状均匀分布 浙江德清县莫干山特色民宿

1.2 农家乐空间地域格局

农家乐之于我国，最早见于四川省，后经政策调控与市场推广，逐步扩散至全国。然而囿于地区旅游资源分布不均、地域经济差异显著、交通及公共设施水平非均衡等因素，农家乐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格局（图1）。具体表现为各省市农家乐的发展规模与经济效益的显著差异。在总体发展规模上，浙江、江苏等东部地区省市农家乐规模普遍较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较小，整体呈现出东、中、西三大区域板块梯度递减的发展格局。在总体经济效益上，东部沿海地区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经济效益普遍较高，西部地区除四川省外经济效益普遍偏低。之于个体经营效益，东部地区农家乐经营点年均收益普遍超过10万元，最高可超过20万元（上海、浙江），中西部地区除四川、重庆较高外，其他省市年均收益相对较低。综合来看，我国农家乐表现出显著的东、中、西区域非均衡发展差异格局。进一步厘清我国农家乐的省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能够便于政府部门、社会企业、乡村村民更好地调整农家乐空间布局，推动农家乐集聚发展，对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下我国乡村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图1 2017年我国农家乐发展的地域差异格局

注：1.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政府年度公开报告；2.广西、西藏、香港、澳门及台湾因数据缺失，图中作空白处理。

Fig.1 Regional disparity patter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tainment in China in 2017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

为便于直观解释三大区域板块的差异特征，本文采取抽样方法对东、中、西三个区域板块进行比较研究。四川省是我国农家乐的起源，也是西部省市农家乐的主要承载空间；浙江省是东部沿海地区农家乐的先行地区，也是特色小镇、新民宿等第四代农家乐发展的典型省份；湖北省则是中部地区农家乐发展的典型代表，至今仍保留有第一代、第二代农家乐发展形态。此外，3省在地理环境上均具有“山地、丘陵、平原”等多种地貌特征。基于此，本文选取浙江、湖北、四川3省作为东、中、西三个区域板块的研究样本进行抽样比较分析（表2）。
表2 2017年四川、湖北、浙江3省基本概况

Tab.2 Basic information of Sichuan，Hubei and Zhejiang provinces in 2017

省份 土地面积
（万km2）		 人口
（万人）		 GDP
（万亿元）		 经营性农家乐总收入（亿元） 经营性农家乐规模（万户）
四川 48.6 8 302 3.70 82.34 4.7
湖北 18.6 5 902 3.55 25.42 2.3
浙江 10.4 5 657 5.18 48.55 2.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及3省统计年鉴。

2.2 数据来源

本文农家乐相关研究数据源自农家乐联盟网（https://www.22bw.com/）。通过网络爬虫提取四川省5 089家、湖北省2 763家、浙江省2 623家“农家乐”经营点的地理坐标、建设规模等基本信息①。其他如省域经济水平、交通条件、旅游空间、服务设施等研究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提供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3省统计部门公开的省市统计年鉴，少量数据以3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作为补充。研究工作底图为国家测绘局提供的1∶25万国家行政区划图。

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最邻近指数分析判断农家乐空间分布类型，并采用核密度估计法测算农家乐的集聚程度，以此解析农家乐空间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采用地理集中指数测度农家乐在省域层面的空间分布均衡性，而后基于不平衡指数绘制洛伦兹曲线②，进一步衡量市州域层面农家乐空间分布的均衡程度。

2.3.1 最邻近指数分析

在宏观尺度上，可将农家乐视作点要素。点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有均匀、随机和凝聚三种空间分布类型，可用最邻近点指数进行判别[37]。最邻近点指数T定义为实际最邻近距离与理论最邻近距离之比的地理指标。其公式为：
T = r 1 ¯ r E ¯ = 2 D
式中： r 1 ¯为平均观测距离； r E ¯为预期平均距离；D为点密度；T为最邻近比率。当T=1时，点状要素为随机分布；当T>1时，点状要素为均匀分布；当T<1时，点状要素为凝聚分布。

2.3.2 核密度计算

核密度计算方法是一种非参数密度估计的统计方法，其估计是基于研究对象本身分布特征的空间分析方法，能直观地表现研究对象的分布概率，核密度值的高低代表研究对象在空间分布上的集聚程度[38]。在农家乐空间分布的研究中，根据采集到的农家乐地理数据来测算省域农家乐的空间分布格局。将核密度定义为：设定x1、x2、…、xn是从分布密度函数ƒ的总体样本中抽取的地理分布样本，估计ƒ在x处的取值采用Rosenblatt Parzen核测算模型：
ƒ n = 1 n h ∑ i = 1 n k x - x i h
式中： ƒ n为农家乐分布核密度测算值；n为农家乐户数；k为核密度函数；x-xi为测算农家乐x到样本农家乐xi的距离；h为核密度测算带块的平滑参数。

2.3.3 地理集中指数测度

地理集中指数是指空间地理要素在一定区域内分布集中化程度的指数。平均地理集中指数是指地理要素平均分布在一定区域内的各区域要素数量。两者之间的比较结果可以反映各省农家乐在市州域层面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G = 100 × ∑ i = 1 n X i T 2
G - = 100 × n X - T 2
式中：G为省域范围内的农家乐集中指数； G -为绝对平均分布状态下的农家乐集中指数； X -为绝对平均分布状态下每个市的农家乐分布数量；Xi为第i个市的农家乐数量；T为农家乐总数；n为市的总数。若G> G -，表示农家乐呈集中布局，反之则呈分散布局。而G值越大，农家乐分布越集中；G值越小，则分布越分散（G取值范围为0~100）。

2.3.4 不平衡指数测度

运用不平衡指数可以进一步衡量各省农家乐在市州域层面的空间分布均衡程度[39]。其计算公式为：
S = ∑ i = 1 n Y i - 50 n + 1 100 n - 50 n + 1
式中：n为区域的个数； Y i为各区域内某一研究对象在总区域内所占比重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的累计百分比。其中S取值范围（0，1），S越接近0，表明研究对象分布越均衡，S越接近1，表明研究对象越集中。

3 农家乐地域空间差异比较分析结果

3.1 空间分布类型：3省农家乐均呈凝聚分布状态

基于最邻近指数分析结果可见，四川、湖北、浙江3省农家乐均呈凝聚分布状态（表3），其中四川省农家乐凝聚指数最高，浙江省次之，湖北省凝聚指数最低，但3省差距较小。事实上，现阶段我国各省市农家乐多表现出空间凝聚状态。这种集聚的内生机理在于农家乐作为乡村旅游产业的微小经济单元，既具有一定的外部旅游资源依赖，也具有内部自集聚的空间依赖性。农家乐经济的凝聚发展，一方面能够有效利用旅游资源，另一方面可以达到一定经济规模，依托市场良性竞合，实现外部规模经济效益最大化。以个体形式独立存在的农家乐无法形成规模经济效益。
表3 四川、湖北、浙江3省农家乐最邻近指数计算结果

Tab.3 Results of nearest neighbor index of three provinces

农家乐所属省份 平均观测距离 r 1 ¯ 预期平均距离
r E ¯		 最邻近比率
T
四川省 0.021 0.070 0.301
湖北省 0.027 0.062 0.426
浙江省 0.011 0.029 0.376

3.2 空间分布格局：四川团状集聚，湖北点状集聚，浙江多核心网络状集聚

基于公式（2），运用ArcGIS 10.2中的Spatial Analyst Tools工具进行核密度测算，生成3省农家乐核密度测算空间分布格局图（图2）。由图可见，四川省农家乐集中在川中和川东平原地区，并在成都、眉山、乐山、雅安四市形成环状高密度分区。川西北地区的横断山脉和川西南的小凉山、大凉山等山脉使得交通发展落后并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家乐的空间扩展。湖北省农家乐在武汉市、宜昌市和襄阳市及3市周边地区形成点状高密度分区且具有辐射效应。从整体上来看，由于全省处于江汉平原地区，交通便利，除鄂西北外，农家乐分布较为平均。浙江省全省内的农家乐分布密度均较高，并形成以湖州市安吉县为主核心，宁波、温州局部地区为副核心的多核心发展格局。浙东舟山市四面环海，因此在市中心形成点状高密度区而周边农家乐核密度较低。
图2 四川、湖北、浙江3省农家乐空间分布核密度分析

Fig.2 Analysis of nuclear density of agritainment of three provinces

3.3 空间均衡特征：3省均呈集中布局，但空间均衡程度差异显著

基于公式（3）和公式（4）计算得出3省农家乐均衡指数得分（表4），发现从市州域层面来看，3省地理集中指数（G）均大于平均地理集中指数（ G -），结果表明在市州域层面上，3省农家乐均呈集中布局，其中浙江省农家乐布局集中度最高。基于公式（5）计算3省农家乐空间不均衡指数发现，四川（0.35）、浙江（0.24）不均衡指数较小，表明川、浙2省农家乐在市州域层面分布相对均衡。而湖北省不均衡指数值达0.51，说明湖北省农家乐在各市州之间分布并不均衡。进一步以各市州农家乐的数量从大到小的位序为横坐标，以从大到小排列的各市州农家乐数量占全省比重的累计比重为纵坐标，绘制3省农家乐在市州域层面分布的洛伦兹曲线图[9]（图3），并基于数据五分法，对3省内各市州农家乐数量占比进行归一化处理，绘制3省农家乐洛伦兹曲线对比图（图4），依据两图可以看出，3省中湖北省农家乐均衡程度最低，其农家乐高度集中在宜昌、武汉、黄冈、恩施、襄阳5个市州，总占比达65%。浙江省均衡程度最高，农家乐在各个城市之间分布相对均衡，其中以杭州、温州、湖州3市较为集中。四川省农家乐分布均衡程度略低于浙江省，集中在成都、乐山、绵阳、眉山、德阳5市，总占比接近50%。
表4 四川、湖北、浙江三省农家乐地理集中指数及不均衡指数计算结果

Tab.4 Results of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index and inequality index of three provinces

省份 四川省 浙江省 湖北省
地理集中指数（G） 26.83 34.46 32.79
平均地理集中指数（ G -） 21.82 30.15 24.25
不均衡指数S 0.35 0.24 0.51
图3 四川、湖北、浙江3省农家乐空间分布的洛伦茨曲线

Fig.3 Lorenz cur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gritainment of three provinces

图4 四川、湖北、浙江三省农家乐洛伦茨曲线对比拟合

Fig.4 Comparative fitting of Lorenz curve of agritainment of three provinces

4 农家乐地域空间差异影响因素解析

面向不同地域农家乐的分析结果显示，尽管3省农家乐均呈现凝聚型空间分布状态，但在空间分布格局、均衡指数等层面仍然存在一定省际差异。相关研究证实地域政治、地理、经济、文化等不同因素差异对农家乐空间分布会产生特定影响[11-12,17,40]。为此，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综合选取政策环境、经济水平、设施条件、地理空间、资源禀赋五项指标要素进行相关性检验，以进一步探索解析农家乐省际差异的影响机制。

4.1 政策环境：政策供给导向是农家乐集聚发展的驱动力

城乡经济业态的可持续发展高度依赖政策决策环境及其制度供给。综合梳理3省农家乐相关政策文件发现（表5），3省农家乐在惠农政策的支撑驱动下，表现出显著的政策导向集聚效应与空间分布特征。分省来看，自2006年起，四川省高度重视乡村旅游产业，陆续出台多部政策文件，通过市场管控、资金支持、奖励机制等政策刺激乡村地区农家乐经济发展。在政策支持下，逐渐形成围绕成都平原特色村庄、青城山—都江堰、川东大巴山、大九寨及川南美丽乡村的农家乐团状集聚分布格局。湖北省于2008年开始鼓励乡村地区发展农家乐经济，采用集中发展、重点打造的理念，向武汉、宜昌、恩施等地区的农家乐经济实施市场培育、设施支撑等政策倾斜，推动省内农家乐走向点状集聚。浙江省虽然农家乐经济起步较晚，但其配套政策供给力度最大，涉及税收优惠、市场支持、设施建设等多个维度，通过串点、连线、扩片，基本实现全省农家乐从早期旅游资源空间圈层集聚到中期围绕杭州、湖州、宁波、温州、舟山等重点城市周边集聚，再到全省域网络状、均匀化分布格局转型。
表5 3省农家乐相关政策文件及其效用

Tab.5 Relevant policy documents and effectiveness of agritainment of three provinces

省份 出台时间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政策效用
四川省 2006 四川省“十一五”旅游产业发展规划 深度挖掘“农家乐”和乡村民俗文化，着力推出以成都“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国际乡村旅游产品 推动形成围绕成都平原的农家乐经济团状集聚格局
2012 关于加快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意见 依托乡村旅游景区（点）大力发展农家乐，培育精品农家乐品牌经营 推动农家乐景区集聚发展，精品化、品牌化发展
2017 四川省“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实施乡村旅游提升行动计划，进一步完善农家乐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农家乐经济向第三代、第四代转型
湖北省 2008 关于大力发展农家乐旅游的指导意见 有选择地重点推进农家乐经济发展，做好农家乐基础设施配套与服务供给，并同步出台《湖北省农家乐星级的划分与评定》 推动农家乐经济规范化发展、设施依赖发展
2009 关于大力发展农家乐旅游促进农民自主创业的实施意见 重点扶持武汉、宜昌、恩施及其他大城市周边特色乡镇重点培育农家乐经济业态 推动农家乐经济点状集聚发展
浙江省 2007 关于加快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的意见 以农家院落为主要载体，充分利用山区、平原、海岛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发展农家乐特色经济； 推动农家乐经济呈现旅游资源空间圈层集聚效应
2011 关于提升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的意见 发挥区域集聚效应，围绕重点城市开展农家乐公共推介，强化服务设施规范化供给及基础设施标准化配套； 推动农家乐经济围绕重点城市、重要设施周边集聚发展
2016 关于全面推进农家乐规范提升发展的意见 推动农家乐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发展，加快农家乐串点、连线、扩片步伐，进一步推动农家乐全省域协同发展。 推动农家乐经营形态向高端化转型发展；推动农家乐网络状、均匀化布局发展

4.2 经济水平：高经济发展水平是农家乐规模扩张的基础

地域经济水平的繁荣能够支撑旅游配套服务及其基础设施的政府投资，从而推动地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农家乐作为一种新旅游经济，高度依赖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平台作为服务支撑，因而与地域经济水平存在一定关联。根据EPS平台提供的2016年各省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整理得出3省各地级市的经济水平，利用SPSS对农家乐数量和地区生产总值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3省省域经济水平和农家乐数量之间均呈极高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地域经济水平对增大省内经营性农家乐数量规模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表6）。从地市州层面来看，四川省、湖北省农家乐分别集聚于成都、绵阳、南充及武汉、宜昌、襄阳等省内高经济水平地区，浙江省地市总体经济水平较高，农家乐在省域内趋于均匀化分布，其中杭州、宁波等城市农家乐最多（图5）。经济水平越高，区域农家乐数量规模越大，表明经济水平与农家乐数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地域高经济水平发展是农家乐规模扩张的基础。
表6 3省经济水平与农家乐数量的相关性分析

Tab.6 Correlation test between economic level and agritainment quantity of three provinces

Pearson相关性检验 四川省 湖北省 浙江省
农家乐（个） 经济产值（亿元） 农家乐（个） 经济产值（亿元） 农家乐（个） 经济产值（亿元）
农家乐（个） Pearson相关性 1 0.832** 1 0.695** 1 0.680*
显著性（双尾） 0.000 0.002 0.021
N 21 21 17 17 11 11
经济产值（亿元） Pearson相关性 0.832** 1 0.695** 1 0.680* 1
显著性（双尾） 0.000 0.002 0.021
N 21 21 17 17 11 11
经济水平标准差 2 453.98 2 746.19 3 198.51

注：“**”在置信度（双测）为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在置信度（双测）为0.05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图5 四川、湖北、浙江3省农家乐空间分布与地域经济水平关联

Fig.5 Rel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leve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gritainment of three provinces

4.3 设施条件：农家乐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设施供给依赖

源自于农家乐的旅游产品属性与区域交通可达性、公共服务便捷性等功能需求，不同省市农家乐对区域交通、公共服务等设施均表现出一定的外部依赖特征[9]。为进一步探究区域交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对农家乐空间分布的影响，对3省农家乐及相关设施进行相关性检验。其中区域交通检验将高速、国道、省道作为公路里程指标，通过百度POI数据爬取相关数据，并利用SPSS对3省地级市农家乐数量和公路长度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四川、湖北省农家乐数量与区域交通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推断农家乐具有一定的交通设施依赖（表7）①。进一步采用交通缓冲区分析农家乐的交通依赖度，发现四川、湖北2省农家乐呈现以主要陆路交通线为中心的空间距离衰减规律，交通1 km缓冲圈层内农家乐数量超过80%，3 km缓冲区以内超过95%，尤其是阿坝、甘孜、凉山、恩施、十堰、神农架等山区市州，农家乐全部分布在交通1 km可达缓冲区范围内（图6），表明良好的交通条件是支撑农家乐发展的设施保障。
表7 四川、湖北、浙江3省农家乐交通环境依赖相关性检验

Tab.7 Correlation test of traffic environment dependence of agritainment of three provinces

Pearson相关性检验 四川省 湖北省 浙江省
农家乐数量 公路总长度 农家乐数量 公路总长度 农家乐数量 公路总长度
农家乐数量 Pearson相关性 1 0.804** 1 0.918** 1 0.579
显著性（双尾） 0.002 0.000 0.062
N 21 21 17 17 11 11
公路总长度 Pearson相关性 0.804** 1 0.918** 1 0.579 1
显著性（双尾） 0.002 0.000 0.062
N 21 21 17 17 11 11

注：**.在置信度（双测）为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图6 四川、湖北、浙江3省农家乐交通环境依赖分析

Fig.6 Analysis of traffic environment dependence of agritainment of three provinces

公共服务设施检验采用互联网所爬取的3省94 104个大型公共服务设施，运用ArcGIS交叉制表工具进行区域归属划分，并验证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与农家乐布点的相关性。结果显示3省的农家乐布点与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网络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推断公共服务设施是影响农家乐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表8）。分省来看，四川、湖北2省农家乐在省域层面上呈现邻近高等级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形态，说明良好的服务设施配套能有效支撑农家乐发展。浙江省空间检验结果则进一步证明，网极化、均等化的服务设施配套，能够实现农家乐的区域均衡发展，从而在省域空间内呈现网络状分布形态（图7）。
表8 四川、湖北、浙江3省农家乐公共服务设施依赖相关性检验

Tab.8 Correlation test of service facilities dependence of agritainment of three provinces

Pearson相关性检验 四川省 湖北省 浙江省
农家乐数量 设施数量 农家乐数量 设施数量 农家乐数量 设施数量
农家乐数量 Pearson相关性 1 0.856** 1 0.723** 1 0.677*
显著性（双尾） 0.000 0.008 0.022
N 21 21 17 17 11 11
设施数量 Pearson相关性 0.856** 1 0.723** 1 0.677* 1
显著性（双尾） 0.000 0.008 0.022
N 21 21 17 17 11 11

注：**.在置信度（双测）为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图7 四川、湖北、浙江3省农家乐公共服务设施依赖分析

Fig.7 Analysis of service facilities dependence of agritainment of three provinces

4.4 地理空间：山脉与平原地貌交错地区是农家乐集聚的沃土

农家乐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生活特征上的经济形式，对自然地理空间环境具有一定要求。利用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获取的高程数据，并运用ArcGIS 10.2将农家乐布点与地形高程图进行叠加（图8）。发现四川省农家乐集中于横断山脉以东的成都平原地区，海拔分布于371~546 m之间；湖北省农家乐集中于神农架褶皱地区以东的襄阳、宜昌等山地型城市，恩施州、武汉市南北山区及周边地区也呈现出聚集特征；浙江省整体地势起伏较缓，对于农家乐的影响不明显，但在北部湖州市莫干山地区出现小组团集聚分布现象。综合来看，山脉与平原地貌的交错地区较易出现农家乐集中分布的现象，其一是因为城市空间向此地区拓展受限，作为“边缘空间”，各类城乡功能要素集聚，为农家乐自由发展提供了沃土。其二是邻近山脉迎风坡的平原地区气候湿润且宜居，土壤肥沃易于耕种和灌溉，对于农事生产活动提供了便利，并进一步催生了农家乐的发展。
图8 四川、湖北、浙江3省农家乐的地理空间海拔分布

Fig.8 Geographic spatial elevation distribution of agritainment of three provinces

4.5 资源禀赋：旅游资源丰富地区是农家乐集聚的温床

丰富的旅游资源往往是乡村旅游产业集聚的重要动因，尤其是在农家乐发展早期，更是表现出显著的旅游资源依赖[15]，区域旅游资源所在地成为早期农家乐的发源地之一。利用Geocoding采集3省4A及5A级景区地理信息，分别以20 km和30 km作为影响半径生成旅游热力图，并与省内农家乐进行空间叠合（图9）。发现3省农家乐集聚分布在景区空间影响圈层内，其中四川省农家乐集聚区与成都平原内景区重合度超过60%，湖北省农家乐集聚区与省内景区重合度达51%，典型集聚分布于宜昌市三峡景区、武汉市木兰景区群等地。浙江省总体集聚度较低，但在嘉兴、杭州、温州、宁波等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农家乐集聚度超过74%，显著高于旅游资源空置区。结果表明尽管现阶段农家乐趋向区域网络状均匀分布，但总体上仍呈现出邻近景区等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旅游资源丰富地区成为农家乐集聚的温床。
图9 四川、湖北、浙江3省农家乐旅游资源依赖分析

Fig.9 Analysis of tourism resource dependence of agritainment of three provinces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以新乡村旅游经济典型业态——“农家乐经济”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面向四川、湖北、浙江3省，综合测度并比较3省农家乐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①我国农家乐经济呈现出省际非均衡发展差异，表现为东、中、西三大区域板块梯度变化的差异格局。
②3省农家乐均呈凝聚型空间分布状态，但具有显著的空间格局差异。其中四川省表现为围绕成都平原的团状集聚格局，省域分布相对均衡；湖北省表现为围绕武汉、宜昌、恩施等旅游型城市的点状集聚格局，省域分布不均衡；浙江省则表现为多核心网络状的省域均衡集聚格局。
③地域政策环境、经济水平、设施条件、地理空间以及资源禀赋等要素对于农家乐经济发展均具有显著影响。农家乐空间布局表现出显著的政策导向集聚与外部设施供给依赖，高经济水平为农家乐规模扩张奠定了基础，山脉与平原交错区、旅游资源丰富区则是农家乐集聚的沃土与温床。

5.2 讨论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农家乐经济作为新型乡村旅游发展的典型业态，理应成为我国新时代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于政府而言，推进农家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实现稳定的政策制度供给、提升区域交通路网密度、完善服务设施网极化配套，重点扶持有基础的乡村发展农家乐经济，积极鼓励培育高端化农家乐品牌，推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农户而言，应推动传统农家乐经营形态向市场化运作的高端化、规模化运营转型，以提升农家乐经济的经营绩效。此外，考虑到四川、湖北、浙江3省样本典型的局限性，未来应面向全国所有省市开展深化研究，以全面推动我国乡村产业振兴发展，并佐证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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