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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11: 142 - 149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11.017

三农、土地与生态

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和优化研究进展与展望

  • 屠爽爽 , 1, 2 ,
  • 周星颖 3 ,
  • 龙花楼 , ※, 2 ,
  • 梁小丽 3
展开
  • 1.南宁师范大学 地理与海洋研究院，中国广西 南宁 530001
  • 2.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北京 100101
  • 3.南宁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中国广西 南宁 530001
※龙花楼（1971—），男，湖南醴陵人，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E-mail：。

屠爽爽（1982—），女，河南周口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转型发展与土地利用。E-mail：。

收稿日期: 2019-06-27

  修回日期: 2019-09-04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7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120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31286)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8GXNSFAA138055)

广西科技基地和人才专项(AD19110158)

收起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Spatial Evolu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 TU Shuangshuang , 1, 2 ,
  • ZHOU Xingying 3 ,
  • LONG Hualou , ※, 2 ,
  • LIANG Xiaoli 3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Oceanography，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Nanning 530001，Guangxi，China
  •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AS，Beijing 100101，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and Planning，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Nanning 53001，Guangxi，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6-27

  Revised date: 2019-09-04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7

Fold

摘要

伴随中国人地关系的巨大变化，乡村聚落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正在面临剧烈分化与重组。近年来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空间尺度，利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过程、机制与优化开展了诸多探讨。文章在综述乡村聚落空间演变过程研究进展基础上，归纳了由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政策制度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聚落空间演变驱动机制，梳理了聚落空间优化路径和模式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文章指出，未来乡村聚落空间研究应重点关注对小尺度空间演变过程的实证分析，加强行为主体和地方文化对聚落空间演变影响的研究，强化不同重构模式的凝炼和效应评估，并关注相关政策制度完善对聚落空间演变与优化的影响。

关键词： 乡村聚落; 空间演变; 空间重构; 空心村; 村镇等级体系; 乡村地理学; 土地制度与政策

本文引用格式

屠爽爽 , 周星颖 , 龙花楼 , 梁小丽 . 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和优化研究进展与展望[J]. 经济地理, 2019 , 39(11) : 142 -149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11.017

Abstract

With the tremendous changes in China's man-land interrelations, rural settlements, as the space carrier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facing severe separation and restructuring.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researchers have conducted a lot of studies on the process, mechanism and restructuring path of rural settlements spatial evolution by using multi-disciplinary theory and method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rural settlements spatial evolu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rural settlements spatial evolution, which is composed of the interactions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physical geography, social economy, policy and system, and elaborate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of optimizing rural settlements space.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s to the following research areas in the future, such a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small-scale spatial evolution process, the influence of actors and local culture on the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space, the refining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restructuring modes and the impact of relevant policy system on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space.

Key words： rural settlements; spatial evolution; spatial restructuring; hollowed village; village-town hierarchy system; rural geography; land system and policy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广大乡村地域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剧烈变迁与转型[1]。1990—2017年，中国乡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从73.59%减少到41.48%，乡村从业人员从74.03%减少到45.3%，第一产业占GDP比重由27.1%减少到7.6%[2]。空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伴随社会经济形态转型，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发生不同程度的演变。乡村聚落是乡村空间的重要组成内容[3]，即由住宅、道路、水渠、绿地、公共空间以及其它生活和生产设施等要素构成的具有一定空间结构和功能属性的乡村居民点。乡村聚落的形成和演变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其规模、形态和内部结构反映了人类活动与自然和社会环境间的综合关系。1970年代以来，以胡振洲、金其铭等为代表的地理学者对乡村聚落的景观类型、空间分布、结构形态及其影响因素开展了系统研究，特别对典型地区乡村聚落的成因和类型进行了深入探讨[4-5]。
伴随聚落空间的剧烈分化与重组，近年来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和重构研究日益成为人文地理学关注的重点，学者们围绕聚落空间演变的过程和机制开展了多尺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对聚落空间优化的路径、模式开展了理论思辨和方法探讨。当前在中国244.9万个自然村中居住着5.77亿人口[2]。乡村聚落空间优化不仅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同时可为乡村产业的发展、人居环境的提升、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等社会经济重构创造必要条件。本文基于综述我国近年来乡村聚落空间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梳理不同地域聚落空间演化的特征与规律，归纳由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政策制度等多重因素构成的聚落空间演变机制，阐述聚落空间优化的路径与研究视角，探讨未来聚落空间演变与优化研究的关注重点，以期为后续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为指导我国乡村空间重构和乡村振兴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1 乡村聚落空间演变过程研究

范少言认为，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层级由区域乡村聚落、群体乡村聚落和单体乡村聚落三个层次构成[6]。区域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可从总体上反映聚落特征的区域差异，群体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用以表征不同等级聚落的空间关系，单体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反映了聚落基本单元——村庄的规模、形态及其内部空间组织与布局。已有研究主要从区域层面和村域层面，基于区位、规模、形态、功能、景观特征等变化探讨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特征与规律。

1.1 区域乡村聚落空间演变

我国不同地区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形态分异明显，当前已有研究多以小区域为研究范围，从西部黄土丘陵区[7⇓-9]、中部传统农区[10⇓-12]、南部丘陵山区[13⇓-15]、干旱绿洲区[16-17]、东部经济发达区[18⇓⇓-21]等选取典型县（市）域，基于遥感影像解译和土地利用数据，借助地理空间分析和景观指数探寻不同类型区域乡村聚落的演变过程（表1）。总体来看，区域层面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具有以下特征：①聚落用地规模、密度普遍增大，聚落空间扩展特征显著，既有与斑块数量增加相对应的聚落斑块空间扩散现象，也有与单个聚落斑块面积增加相对应的斑块外延式扩张现象[7]。②聚落空间分布表现出强烈的海拔、坡度、交通和城镇指向。海拔低、坡度小的区域通常是乡村聚落规模扩张最为明显的区域；交通道路两侧居民点呈带状急剧蔓延[10]，但沿交通线分布的线状格局扩张正在向与高速公路入口相衔接、与辅助运输线全方位接触的块状格局或圆形格局转变[22]；新增乡村聚落主要集中在近城镇区[10]，扩张规模与城镇服务职能和等级相关[23]。③聚落结构形态总体上呈现由均匀分布到趋于集聚的变化态势。与西部黄土丘陵区、南部丘陵山区、中部传统农区普遍存在的聚落斑块破碎化程度加剧、集约用地程度较低相比，东部经济发达区聚落用地空间形态趋向规则，聚落空间用地集约度逐步增强。即便在苏南地区内部，与相对落后的宁镇地区相比，以苏锡常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区乡村聚落集聚态势更强、规模更大[20]。④城镇化、工业化牵引下，聚落空间结构逐渐突破原有的封闭空间个体，形成“核心—外围”布局并进一步演变为多核心结构[20]，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通常经历传统均质化形态、转型初期异质异构的混杂形态、转型后期功能区块布局形态三个阶段[24]。
表1 典型区域乡村聚落空间演变过程研究

Tab.1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spati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ypical areas

研究区域 演变特征 研究方法 案例地
西部黄土丘陵区 空间扩展特征显著，斑块数量、面积、密度增加；斑块破碎化程度加剧；地形梯度低处、沿道路、沿河流集聚趋向明显，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城郊、集镇中心和沟谷地带聚落分布密集。 聚落景观指数、地形位指数、距离缓冲区分析 甘肃省甘谷县、秦安县、兰州市七里河区
中部传统农区 用地规模扩张显著，斑块规模分异明显，大斑块低密度分布与小斑块高密度分布并存；斑块形态上趋于简单规则，人为调控作用初步体现；集约用地程度低；聚落体系等级差异增加，高等级聚落数量增加且规模增大，网络等级结构逐渐形成；经济快速发展地区聚落空间聚集特征明显，但整体格局变化不大。 空间韵律指数、核估计、全局聚类检验、空间热点探测分析、齐夫指数、分形维数 河南省巩义市

东部经济发达区 用地规模先加速扩张、后小幅缩减；空间上呈现显著的沿河、沿路扩张模式以及集中连片、密集分布的特点；生产和生活空间分化日益明显；聚落功能转型，工业村和旅游村聚落用地扩张迅速；空间用地集约度逐步增强，空间形态较为规则，用地斑块逐步大型化和规则化；交通对聚落分布的影响作用愈加凸显。 聚落景观指数、核密度函数、扩张强度指数 无锡市惠山区、苏南地区
南部丘陵山区 空间分布较为分散，数量、面积规模、密度均有不同程度增加；聚落扩展呈现出“下山，占田，靠路”的趋势，向河流沿线、河谷平地、道路沿线、城镇周边布局明显，且有集中连片分布的趋势；传统聚落“山—水—林—田—村”的基本空间格局受到冲击。 空间韵律指数、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核密度分析、距离缓冲区分析 贵州省白水河谷地区、赣南丘陵区、粤北山区、韶关市武江区
干旱绿洲农业区 聚落数量增长明显，面积扩张迅速；集聚现象明显；具有显著的“耕地指向性”和“渠系指向性”；城市和道路对聚落演变具有明显的空间吸引力，城市等级越高吸引力越明显。 聚落景观指数、核密度分析、分散度、空间耦合关系模型 甘肃省山丹县、黑河流域中游

注：参考文献见[7⇓⇓⇓⇓⇓⇓⇓⇓⇓⇓⇓⇓⇓-21,25-26]。

1.2 村域聚落空间演变

伴随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域功能的日趋多元化，村域聚落空间亦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27]。近年来相关研究视角逐渐从区域层面转向探讨单体聚落用地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部分研究在沿袭区域聚落空间演变研究方法基础上，以自然因素为导向，从峰丛洼地区[27]、岩溶山地区[28]、浅丘带坝区[29]选取典型村域，基于空间形态、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等变化开展村域尺度聚落空间演变过程的定量分析。有学者以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变化为导向，基于村庄社会经济逐渐分化的现实，采用问卷调研、参与式农村评估等人文实地调研方法，并结合遥感影像数据和GIS空间分析等现代技术手段，开展空心村[30⇓⇓-33]、旅游村[34]、淘宝村[35]、半城市化村庄[36-37]、城中村[38]等不同类型乡村聚落用地规模、结构和区位演变分析。其中，对空心村、半城市化村庄、旅游主导型村域的研究尤其受到关注。空心村是农村人口非农化引起“人走屋空”以及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旧”而导致村庄空间结构呈现“内疏外密”与“中心衰败，沿路发展”的特征[32]。已有成果以太原盆地东南部冲积平原区[30]、丘陵地区[31]、山东省平原农区[32]、城乡结合部地区[33]等为案例地，对空心村的空间演化形态、演进阶段开展了深入研究，还有学者探讨了村庄空心化背景下公共空间的变迁以及居住生活空间形态和利用模式的变化[39]。伴随城市扩张，半城市化地区村域聚落空间演化依次呈现规模快速扩张、空间形态碎片化、内部填充和纵向拔高等不同特征[37]，在村域经济发展初始期，空间利用通常面临农业生产空间弃置、生态空间衰退、生活空间混乱无序的困境[37]。后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村域生活空间逐渐缩减，生产空间增加，土地利用集约度增强[36]。席建超等对旅游主导型村域研究发现，距离旅游核心景区越近的村庄，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越高，且随着时间演进聚落空间结构实现从核心到外围、从平面到立体的双重拓展，土地集约化程度不断提升[34]。对淘宝村的实证研究表明，伴随乡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村域居住空间功能逐渐趋于多元化、集约化、立体化，农业生产空间大幅压缩，非农生产空间快速扩张[35]。

2 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研究

乡村地域系统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生态复合体[40]，乡村聚落空间的变化是各种自然因素强烈牵引与限制下人类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影，并与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技术进步、经济形态转变、农户生计方式变化以及人为的干预和引导密切相关。已有研究成果运用定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逻辑回归、空间自回归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从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和政策制度等方面探讨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影响因素及其驱动机制。

2.1 自然地理因子

地形、水系、耕地资源等自然地理要素框定了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历史性格局[41-42]，在乡村聚落空间演变中发挥着基础性的约束和支撑作用，具有影响范围广、作用时间长、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特点[10]。其中，坡度、高程等地形因素通过对气温、降水、蒸发、光照等施加影响[42]，决定了农业生产条件的优劣和生产生活设施建设的便捷性，从而影响乡村聚落空间的分布与演变。大量学者借助空间韵律指数、地理探测器、空间关联测度模型等分析方法，探讨了不同高程、坡度范围内农村居民点规模、密度和形态的变化。与低洼和高峻地区相比，地势平坦地区聚落空间演变更为剧烈[23]，平原县域聚落平均斑块面积增长迅速，斑块个数、斑块密度持续减少，而山区县域聚落整合进程相对较慢[26]。由于人类从事农业生产的选择行为以及人类定居点与农地之间的自然依存关系，乡村聚落和水土资源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趋同性[43]。在绿洲区、风沙区，“人—水—土”系统尤其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性和共生性[16,25]；在水资源充足的地区，河流对聚落空间演变的影响则相对较弱[44]，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体、耕地资源与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关联性在逐渐下降[16,25]。相关研究探讨了矿产资源利用以及伴随社会消费需求转向而出现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对聚落空间演变的重大阶段性影响[45-46]，分析了生态环境、自然灾害、生态移民等突变因子对聚落空间演变的驱动机制[47-48]。

2.2 社会经济因子

乡村聚落规模、形态及其内部结构变化折射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宏大的社会经济变迁进程，同时潜藏着农户生计及其社会角色变化等深层次转型，现阶段社会经济因子在聚落空间演变中发挥着引领和主导作用。区域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是乡村聚落空间扩张和内部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1980年代，乡村经济的发展、农民非农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家庭结构的小规模化，激发了农村家庭住房改善的需求，我国广大乡村聚落规模普遍扩张迅速[33]。而伴随乡村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多元化，聚落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形态变化显著。在苏南、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自下而上的工业化模式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集聚，促使村庄用地大面积无序蔓延，聚落内部功能布局发生阶段性演变[18,21]。相关研究探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增量与乡村人口、乡镇工业产值、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增长的相关性[10,20]。新世纪以来，随着乡村人口外流，部分传统农区和偏远山区乡村社会经济功能整体退化，引起聚落内部房屋废弃和土地闲置现象严重[33]；而在发达地区，经济实力的提升为聚落空间的整合提供了现实基础和物质保障[10]，新社区的建设和各类产业集聚区的形成，促使传统乡村聚落体系和空间形态发生巨大变化。交通道路、距离城镇远近等区位因素决定了乡村地域系统获得外部发展动力和密切内外联系的可能性，在较短时间尺度上和局部空间范围内对聚落的集聚化和破碎化施加影响，大量研究运用空间分析探讨了城镇辐射和交通优势支配下聚落空间演变具有明显的聚集效应和距离衰减效应[10]。从农户视角来看，乡村人口向城镇的集聚流动、农业人口的职业转化与地域转化、乡村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引起农户土地经营方式、生计方式、生活方式和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大转变[21-22,49⇓-51]，居住选址的自由度大大提升，产生村庄外围建房、集中社区居住、移民定居城镇等多种形式的居住行为。相关研究探讨了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的微观机制，其实质是农户居住空间行为、消费空间行为、就业空间行为和社会交往空间行为等作用的外在表现[52]。

2.3 政策制度因子

政策制度既可通过约束农户居住行为，间接作用于居民点形态的演变[10]，又可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效率，直接调控聚落空间的整合。土地管理不力、村庄建设规划缺失，导致我国历史时期广大乡村聚落规模快速扩张；现阶段受制于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以及城乡二元的户籍、土地、社保等机制体制障碍，在农村户籍人口和乡村常住人口“双减少”的背景下，农村居民点用地未能适时随之退出以供优化配置[53]，是引发聚落空心化的深层次制度根源。而政策制度的积极干预亦可对聚落空间的演变起到正向推动作用。1990年代以来国家层面先后出台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等系列政策措施，尤其是1999年后实施的土地用途管制、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对规范土地利用行为和聚落空间无序蔓延起到了较好的遏制作用。新世纪以来，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进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农村建设、易地扶贫搬迁以及地方层面实施的“宅基地置换”、“农村住宅置换商品房”、“农村住宅换社保”等调控政策，促使部分地区乡村聚落格局不断整合升级，聚落总体规模减小，集约利用程度提高[25]，乡村聚落从空间自身有机更新向政府主导和规划调控方向转变[18,54]。对苏南地区的研究表明，推动聚落空间形态演变的关键因素逐渐向城市化、政府干预等“外部力量”转变，自上而下的乡村聚落空间干预政策彻底重构了传统的乡村聚落空间[18]。
综上，乡村聚落空间的演变是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乡村社会经济要素变化的反映，既受国家土地使用和管理政策、城乡规划制度、地方政府调控以及区位条件等外源性因素的影响，又受自然地理要素、经济形态转型、农户生计模式变更、生活方式改变等内源性因素影响（图1），中国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尤其具有浓厚的政府建构色彩。各因素对聚落空间演变作用力的大小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差异性和动态变化性。高程、水系和耕地分布等自然条件对聚落空间格局的约束力正在逐渐减弱[23]，尤其在半城市化地区，上述因素已明显让位于城市扩张、交通条件、工业化和市场区位等社会经济因素[37]。然而，在某些自然生态特殊的地区，水土资源依旧是约束和限制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首要因素[17]。
图1 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驱动机制

Fig.1 Driving mechanism of spati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3 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

乡村聚落空间优化即通过经济、技术、工程等手段干预聚落空间体系、调整内部土地资源配置的过程。当前相关研究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关于优化路径和模式的理论探讨；二是借助数学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开展聚落迁移与选址的定量实证研究。

3.1 优化路径与模式的理论探讨

村镇格局即县城、重点镇、中心镇、中心村（社区）的空间等级关系及其治理体系[55]，建立统筹城乡的村镇格局是实现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重要内容。已有对乡村聚落空间优化路径的探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应依据村镇发展规模、空间分布、地域功能、交通干线，构建村镇空间集聚轴线和结构网络，形成等级有序的村镇格局和聚落空间体系[54]。二是依据生态环境、区位特征和经济条件，基于聚落适度集聚和土地综合整治，探索推进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地域模式[54]。大量研究基于陇中黄土丘陵区[8-9,56]、西南丘陵区[57-58]、南方山区[14,59]、平原农区[60]、岩溶地区[61]、快速城镇化地区[62]、半城市化地区[24]、欠发达地区[63]等典型区域，从不同空间尺度探讨了城镇化整理型、集聚发展型、迁建安置型（迁移型）、保留发展型、限制发展型、优先发展型等聚落空间重构模式，对典型模式的内涵、操作条件、实施难点进行了系统分析，对不同模式的治理路径和绩效优劣进行了比较研究[64]。相关研究还引入“生活质量理论”，尝试从乡村聚落空间功能整合、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尺度调控等方面构建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与模式[65]。有学者认为，聚落空间优化的实质是以空间结构调整为切入点协调乡村地域人地关系的过程，村镇等级体系的调整和单体聚落内部空间的优化应基于系统性思维正确处理人口—土地—产业之间的关系[66]，综合考虑产业发展的经济支撑能力和生活生产空间布局之间的功能联系，统筹产业发展、就业创业扶持、特色文化保护、生态环境修复和社会组织治理体系重建[66]。

3.2 多元视角与方法的实证研究

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研究工作，学者们借助实地调研、GIS技术、引力模型、Voronoi图和加权集覆盖模型等多种分析手段，从聚落本体适宜性、村镇体系相互关系、农户意愿和生计变化等角度探讨乡村聚落空间优化调整方案。其中，大量研究以生态位[67]、区位势[68]、居住场势[69]等理论为基础，通过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构建，综合评价农村居民点适宜性、综合影响力或土地整治潜力[70-71]，划分聚落等级与类型，并进一步提出聚落空间调整的方向和模式。聚落空间优化不仅要考虑居民点自身的适宜条件，还需统筹不同等级居民点的空间关系[62]，部分学者运用引力模型对县域城镇体系结构[72]、县域中心村空间布局[73]进行了探讨，还有学者从城镇与农村居民点的空间相互关系入手，综合评价农村居民点受城镇辐射影响程度及其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确定聚落等级结构及其调整方向[74]。聚落空间布局通常具有明显的点状分布和沿轴线发展特征，为统筹不同增长极点（城镇、中心村和基层村）与发展轴（道路、水系）的空间作用关系，相关研究借助空间引力模型构建村镇等级体系并识别增长极点，综合加权Voronoi图、发展轴空间作用与地形分析，确定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模式与方向[75]。近年来聚落空间优化研究逐渐由县域、镇域尺度向村域尺度转移，由对单要素的调控转向综合考虑农村居民点适宜性、村镇空间相互作用、农户生产生活便利性及其主体意愿等多种因素[76-77]。如有学者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结构方程模型、适宜性评价等方法，结合农户整合意愿开展典型村域聚落居住适宜性评价，在此基础提出生态转化、异地搬迁、旧村整治和改造提升等差别化的聚落重构模式[78]。

4 研究展望

伴随社会经济新要素、新技术、新物质的不断涌入和乡村聚落空间的巨大变迁，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空间尺度，利用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过程、机制和优化路径开展了丰富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研究方法集成地理信息技术、人文实证调研和计量模型，研究范式从传统的归纳分析发展到对一般规律的揭示，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进一步增强。未来相关研究可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①加强乡村聚落小尺度空间演变过程的实证研究。我国乡村地域广阔、区域差异显著，已有研究倾向于从典型县、市等中观尺度开展区域乡村聚落空间演变过程的研究，而对村域尺度聚落演变过程的研究略显不足。随着研究空间尺度缩小以及时间截面增多，许多突变现象与细节差异才会被清晰地观察到，有必要基于对区域层面乡村聚落演变特征的把握，针对性地开展典型类型村域聚落空间过程的实证研究。
②加强行为主体和地方文化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影响的研究。乡村聚落空间演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动态过程，当前研究一般侧重从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等因子剖析聚落空间演变的约束与促进机制，然而农户、政府、企业等是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行为主体，未来需基于行为主体视角剖析聚落空间演变的微观机制，加强乡村空间治理各行为主体间的联结与对抗研究。地方文化、宗族关系在聚落空间演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前乡村聚落空间规划和重构实践普遍忽视社会文化因素，在传统农村社会关系逐渐解构背景下，有必要基于地方文化对聚落空间演变影响的研究，为聚落空间优化实践中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
③加强不同类型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模式内涵的凝炼和效应评估。我国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实践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当前学者们侧重对政府主导下聚落空间的治理模式进行分类总结，而对市场机制运作下多元主体自发干预形成的重构模式凝练略显不足，亟需基于地域类型、产业类型、发展阶段和动力来源，加强对聚落空间重构模式的类型识别，并开展相应的内涵提炼和效应评估研究。
④关注政策制度完善对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影响研究。我国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历来深受不同时期土地利用制度和政策影响。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和2020年即将实施的新版《土地管理法》，将逐渐破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法律障碍，允许进城落户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这些政策制度的完善均将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与优化带来深刻影响，亟需跟进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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