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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11: 1 - 8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11.001

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沿边地区对外开放70年的回顾与展望

  • 孙久文 ,
  • 蒋治 , ※
展开
  •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中国北京 100872
※蒋治（1995—），男，湖北宜昌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E-mail：。

孙久文（1956—），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E-mail：。

收稿日期: 2019-10-18

  修回日期: 2019-11-05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7

基金资助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18VSJ022)

收起

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Opening-Up in Border Areas for 70 Years

  • SUN Jiuwen ,
  • JIANG Zhi , ※
Expand
  •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Received date: 2019-10-18

  Revised date: 2019-11-05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7

Fold

摘要

对外开放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提升，成为塑造高质量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力量。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大致可分为跨越发展（1949—1959年）、相对封闭（1960—1978年）、迎来契机（1979—1998年）、加速推进（1999—2012年）、全新格局（2013年至今）五个阶段。文章在分析各个时期沿边地区对外开放进展的基础上，探究了沿边地区在进出口贸易、外商投资、对外经济合作三方面的时空演变规律，据此总结沿边开放取得的成就。新时代背景下，沿边地区实现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点任务包括，发挥沿边城市的引领作用，加快沿边自由贸易区建设，完善沿边地区的跨境合作机制，让开放的中国更加自信地屹立于世界舞台中央。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70年; 沿边地区; 对外开放; “一带一路”倡议; 自由贸易区; 跨境合作; 高质量发展

本文引用格式

孙久文 , 蒋治 . 沿边地区对外开放70年的回顾与展望[J]. 经济地理, 2019 , 39(11) : 1 -8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11.001

Abstract

Opening-up is an ever-lasting topic.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especially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order area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rnational, becoming an essential force shaping a high-quality pattern of opening-up. The opening-up of border area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1949-1959), relative closure (1960-1978), opportunity acquirement (1979-1998), acceleration (1999-2012), fundamental new pattern (2013-pres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of opening-up in border area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border areas from 3 aspect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summariz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border areas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ra, key tasks for border area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opening-up include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border cities,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order free trade zones and improving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 border areas. In this way, an open China can stand more confidently in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Key words： 70 years of the PRC; border areas; opening-up;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ee Trade Zone;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GDP已由最初的不足千亿元攀升至90万亿元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突破30%，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中国。随着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对外开放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提升对外开放整体水平离不开各地区的协同并进。作为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中国拥有长约2.28万km2的陆上边境线，为塑造立体化的沿边开放格局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将省级行政单位作为研究的空间尺度，沿边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共8个省份，总面积约为549.67万km2，同朝鲜、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越南等14个国家接壤，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①。根据2015年《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的安排，沿边地区共设立了5个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72个国家级口岸、17个边境经济合作区、1个跨境经济合作区，对外开放的发展空间广阔。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深化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意义深远：一方面，沿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外开放能有效增加人均收入、创造就业，释放减贫效应，维护边疆繁荣稳定[1]；另一方面，沿边地区口岸众多，发展开放型经济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抓手[2]。
目前，学界关于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梳理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发展脉络，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来沿边地区在对外开放总体方略下的历史站位[3]，分析“十三五”时期沿边开放的新特征[4]。第二，探究影响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因素，引入地理距离、产业结构、政策等系列变量，测算边界效应对沿边对外贸易及跨境合作的阻滞作用等[5⇓-7]。第三，探讨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重点任务，探究沿边地区跨境经济合作问题[8]，将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置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总结成就及问题，指出新时代沿边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战略选择[9-10]。
本文通过回顾建国70年来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进程，采用五区域划分法，从进出口、外商投资、对外经济合作入手，阐述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成就，立足沿边地区的发展实际，分析新时代沿边地区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点任务。

1 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进程回顾

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汉武帝时期，使臣张骞出使西域，陆上丝绸之路从此形成。陆上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通往中亚、西亚、北非等沿线国家，成为中国西北沿边地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走廊。西南沿边地区则以茶马古道最为著名，该通道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穿越藏、川、滇横断山区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通过马帮运输进行茶马互市，是中国西南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有力证据[11]。在新中国成立后，沿边地区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1.1 启动发展（1949—1959年）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多年战乱，国民经济几近崩溃。为尽快改变落后的面貌，党和政府对内实施“一五”计划，推行三大改造，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积极同周边国家开展边境贸易，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开始启动。
东北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始于解放战争时期。早在1948年，东北解放区就同朝鲜订立了经济协定，为中朝边境互市贸易的兴起奠定了基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朝两国政府以经济协定为蓝本，在1953年联合签署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丹东成为中朝贸易的要塞。西北沿边地区对外开放起始于1950年签订《中苏贸易协定》，依托新疆的巴克图口岸与霍尔果斯口岸进行中苏双边贸易。相较于东北、西北沿边地区，西南沿边地区面向的国家数量更多，对外开放的潜力更大。1950年代，中国在同老挝、印度、尼泊尔、缅甸、越南等南亚、东南亚国家扩大经贸往来的同时，大力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先后建成西藏亚东口岸、广西凭祥口岸，成为西南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关键结点。

1.2 相对封闭（1960—1978年）

步入1960年代，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沿边地区对外开放遭遇瓶颈，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一方面，中印边境贸易因边界战乱而陷入停滞，自1962年起，亚东口岸关闭。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双边贸易量急剧下降，该时期新疆对中亚的对外开放基本中断，黑龙江同苏联阿穆尔州、滨海边区的贸易也被迫停止。受此影响，新疆阿勒泰地区对蒙贸易的塔克塔什肯口岸也于1960年代初关闭。由于周边国际环境的变化，这一阶段中国政府重点考虑国防安全，沿边地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少。

1.3 改革契机（1979—199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府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同时，沿边地区对外开放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983年，黑龙江绥芬河、内蒙古满洲里、新疆霍尔果斯和吐尔尕特等地的中苏贸易恢复；同年，中越政府达成共识，将广西防城、宁明、大新、靖西、那坡以及云南富宁、麻栗坡、马关、金平作为双边贸易的临时口岸。在此背景下，我国先后出台了《边境小额贸易暂行管理办法》（1984年）、《关于口岸开放的若干规定》（1985年）、《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1988年），沿边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逐渐步入规范化轨道。进入19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沿边口岸已经无法满足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鉴于此，1992年国家将丹东、珲春、黑河等14个城市升格为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共覆盖沿边地区的7个省份。针对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混乱、走私严重等现象，国务院又相继颁行了《国务院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1996年）、《关于进一步发展边境贸易的补充规定的通知》（1998年），确保沿边开放型经济发展步入健康轨道。

1.4 加速推进（1999—2012年）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政策实践，党和政府深刻意识到对外开放对于改善沿边地区落后面貌的重要意义，于1999年启动“兴边富民行动计划”，沿边地区开放型经济逐渐步入发展快车道。2007年，中共十七大正式提出“提升沿边开放”战略，成为沿边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催化剂。同年，《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问世，提出要培育一批边民互市贸易示范点，坚持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通过口岸经济带动沿边地区贸易的总量扩张与结构升级，深化同周边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2002年中国与东盟十国订立合作框架协议，并于2010年正式建成涉及19亿人口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新世纪沿边开放的典范。

1.5 全新格局（2013年至今）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提高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环。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将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确立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为重塑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格局提供了契机：①政策沟通优化了沿边开放的地缘政治环境。沿边地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的“远东开发战略”、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越南的“两廊一圈”相协调，符合周边国家的利益诉求[12]。②设施联通与资金融通改善了沿边地区的社会经济区位条件。沿边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沿，成为亚投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注入地，具体表现为西南沿边的中老、中泰铁路，东北沿边的中俄原油管道、中俄天然气管道，西北沿边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先后建成投产。③贸易联通直接拉动了沿边地区进出口总额的增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同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保持了1.1%的年均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与之相对应，沿边地区口岸吞吐量也逐年攀升，2017年进出口货运量前十位的公路、铁路口岸中，沿边口岸分别占到7席和9席。④民心相通增进了沿边地区同周边国家的文化认同感。沿边地区同邻国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在对外经济往来的过程中，也会深化不同国家的人民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从意识形态层面消除对外开放的障碍。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年多来，我国形成了以图们江为轴心、面向东北亚的国际次区域合作，以中亚为龙头、面向欧亚大陆桥的国际次区域合作，以大湄公河为核心、面向东南亚和南亚的国际次区域合作，涉及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诸多领域，开放的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2 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沿边地区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遭遇过挫折，但总体呈现向好态势，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开放注入动力。除进出口贸易外，沿边地区要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需要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构筑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开放体系。下面将分进出口贸易、外商投资、对外经济合作三方面，总结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取得的主要成就。

2.1 进出口贸易

进出口总额几何式增长是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最直接的表现。建国70年来，沿边8省份的进出口总额保持了10%的年均增速，已由建国初的不足3亿美元升至2018年的2 901.65亿美元，成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图1）。
图1 1954—2018年沿边地区进出口总额

注：限于数据可得性，未分析1949—1953年的情况。内蒙古1954—1978年的数据缺失严重，用插值法补齐。

Fig.1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in border areas from 1954 to 2018

中国陆上边境线漫长，沿边各省份面向不同的国际经济圈：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部沟通东北亚，内蒙古西部、新疆连接中亚，西藏主要面向南亚，云南、广西则重点关联东南亚。以此为依据将沿边地区一分为四，分析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具有合理性。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内蒙古东部和西部的进出口总额无法拆分。此外，内蒙古地域范围狭长，将其和其他省份归为一类均不够合理。综上，本文将沿边地区划分为东北区、内蒙区、新疆区、西藏区、滇桂区，探究1954—2018年沿边地区进出口总额的空间分异（图1）。由于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社会经济密度存在差异，进出口贸易发展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例如，西藏2018年的进出口总额仍低于黑龙江1986年的水平，将东北沿边作为整体，二者间的差距则更为明显。因此，相对于直接比较进出口绝对数额，比较相对变化趋势更有意义。
下面进一步探究沿边地区进出口总额的相对变化趋势（表1）。总体上看，整个沿边地区进出口总额增速的演化轨迹同本文关于沿边开放的阶段划分一致。进一步细分区域，东北区和西藏区进出口总额增速呈稳步加快；内蒙区和新疆区进出口总额在改革开放前缓慢增加，改革开放前20年迅速扩张，新世纪以来由于基数增大，增速有所放缓；滇桂区进出口总额呈现“快—慢—快”的变化规律，但相对于其他四区域增速最快。
表1 不同时期沿边地区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单位：%）

Tab.1 Growth rate of the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in 5 border regions（unit：%）

沿边区域 改革开放以前（1954—1978年）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1979—1998年） 最近二十年（1999—2018年） 总体（1954—2018年）
整个沿边地区 8.85 10.78 13.83 11.49
东北区 8.97 9.74 12.20 10.92
内蒙区 0.62 20.08 14.03 11.67
新疆区 0.32 24.32 13.63 11.25
西藏区 8.15 11.33 8.01 9.22
滇桂区 12.15 12.62 18.95 13.78

2.2 外商投资：“引进来”

沿边地区在发展进出口贸易的同时，还应积极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吸引外商投资，内外联动，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充足的资金支持。作为外商投资的微观细胞，2017年沿边地区外商投资企业数是1992年的4.81倍，使得外商投资总额呈现井喷式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17.40%（图2）。
图2 1992—2017年沿边地区外资企业数及投资总额

注：限于数据可得性，未分析1949—1991年的情况。

Fig.2 Number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and total investment in border areas from 1992 to 2017

图3 1992—2017年沿边地区外资企业平均投资额

注：限于数据可得性，未分析1949—1991年的情况。

Fig.3 Average investment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border areas from 1992 to 2017

图4 2004—2017年沿边地区对外投资额

注：限于数据可得性，未分析1949—2003年的情况。

Fig.4 Foreign investment in border areas from 2004 to 2017

下面依然将沿边地区分为五区域，探讨沿边地区外商投资的空间分异。直接对比沿边五区域外商企业数及其投资总额欠合理，下面将分析各区域外商企业平均投资额的变化情况。沿边五区域外资企业平均投资额大致以2007、2010年为转折点，呈现“增加—减少—增加”的轨迹。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外资企业进驻条件进一步放宽，平均投资额稳步上升；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外商投资额下滑；经过两年多的恢复，平均投资额再次上扬，并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进一步巩固。

2.3 对外经济合作：“走出去”

在“引进来”的同时，经过多年的发展，沿边地区“走出去”的条件越来越成熟，成为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战略举措。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意味着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发展到新层次。“走出去”是指通过到境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输出等途径，同其他国家深入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下面将选取代表性指标，说明沿边地区“走出去”的具体情况。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沿边地区对外开放以“引进来”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外向型经济”。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为沿边地区由单向的“引进来”转变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协同并进注入动力，逐渐向“开放型经济”过渡[13]。2004年以来，整个沿边地区对外投资总额保持了45.23%的年均增速。分区域来看，东北区、内蒙区、新疆区、西藏区、滇桂区对外投资总额的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9.75%、57.86%、54.22%、57.76%、56.65%，逐步形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
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输出也是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选取对外承包工程的营业额、年末在境外从事劳务合作人员数，进一步说明沿边地区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态势。由于上述指标新疆和西藏的数据缺失严重，五区域划分法不再适用，本文将讨论1995—2017年沿边各省份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输出的变化情况。在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方面，除西藏数据缺失、内蒙古不具有明显趋势外，其他沿边省份1995—2017年的增速均保持在10%以上。在年末在境外从事劳务合作人员数方面，内蒙古与广西不存在波动幅度较大，新疆与西藏数据缺失，其他沿边四省份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云南最为明显，增长率突破10%，这与中国同东盟十国间日益密切的经济往来显著相关。

3 新时代沿边地区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点任务

尽管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限于复杂的自然条件、相对落后的经济实力、多变的地缘政治环境，深化沿边地区对外开放任重道远。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指明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正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14]。
自“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以来，国家先后印发了《沿边地区开发开放规划（2014—2020年）》《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等一系列文件，明确了新时代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迈入新时代，沿边地区将以此为指导，在有选择地吸收沿海开放有益经验的同时，考虑辖区内城市、自由贸易区的现状以及跨国合作的实际进展，提高开放型经济的质量。
新时代，实现沿边地区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点任务包括：

3.1 发挥沿边城市的引领作用

建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间里，沿边地区先后建成了辽中南、哈长、呼包鄂榆、天山北坡、滇中、北部湾等六大沿边城市群，成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主要空间载体。然而，沿边地区发展起步较晚，沿边城市辐射带动力不足，使得沿边开放陷入“通道经济”泥潭[10]。在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沿边地区须着眼于沿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高级化发展，发挥沿边城市的引领作用，助力高质量对外开放。
第一，健全沿边城市基础设施。从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兴边富民行动计划实施起，沿边城市借助国家的政策优惠，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但是，由于建设成本高昂、地方财力不足，实现“设施联通”发展愿景尚需时日。作为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流的物质载体，交通基础设施是沿边城市融入“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的必要前提。考虑到公路和航空的运量较少，加上沿边地区具备通航条件的河流较少，建设跨境交通干线应当遵循“以铁路为主，公路、水运、航空为辅”的基本方针。按照上述思路：①东北区应将中朝铁路通道、东北亚陆海联运铁路建设作为重点，使辽中南城市群、哈长城市群进一步融入大图们江国际次区域合作圈；②内蒙区需凭借蒙古纵贯铁路，促进呼包鄂榆城市群参与中蒙国际贸易通道建设；③新疆区将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依托，增强第二亚欧大陆桥、连霍高速公路的通行能力，通过欧亚大陆桥国际次区域合作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④滇桂区通过修建集公路、铁路、水运于一体的“四纵三横”运输通道，让滇中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参与大湄公河国际次区域合作。在打通跨境经济联系交通干线的同时，充分发挥沿边城市群的交通枢纽作用，将沿边省会城市、口岸城市接入“八纵八横”的国内交通运输网，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沿海及内地地区，扩展开放型经济的腹地范围。与此同时，沿边城市还应大力兴建以信息、能源、环保、教育、医疗为代表的生产性、社会性基础设施，提高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整体质量。
第二，增强沿边城市产业综合竞争力。与沿海与内地城市相比，沿边城市产业基础薄弱且不成规模，虽然进出口贸易规模呈几何式扩张，但是商品层次总体较低，引发过货化、代理化等系列问题，使得沿边开放的乘数效应无法充分释放[15]。进入新时代，为发挥沿边城市在全方位开放格局中的引领作用，应当大力发展以能源、纺织服装、五金建材为代表的特色制造业，以跨境物流电商、民族文化产业、边境旅游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形成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并适时设立出口加工基地、跨境能源资源调配中心、国际商贸物流园区，以龙头企业为带动，吸引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向沿边城市集聚，使沿边城市完成由“通道”向“枢纽”的功能转换。此外，沿边城市需深化同沿海及内地城市的合作，积极承接产业转移，顺利完成生产要素的空间重组，进而更充分地发挥沿边城市的地缘优势，助力沿边开放高质量发展[16]。
表2 1995—2017年沿边地区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输出的平均增长率（单位 ：%）

Tab.2 Average growth rate of contracted projects and labor export in border areas from 2004 to 2017（unit：%）

指标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 新疆 西藏 云南 广西
对外承包工程的营业额 10.47 11.26 20.30 波动大无趋势 31.55 数据缺失 13.69 10.10
年末在境外从事劳务合作人员数 5.53 1.85 1.42 波动大无趋势 数据缺失 数据缺失 14.91 波动大无趋势

注：限于数据可得性，未分析1949—1994年的情况。

3.2 加快沿边自由贸易区建设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本着互利共赢的基本宗旨，我国先后在沿边地区设立了72个口岸，成为开放型经济的战略高地。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为进一步拓展沿边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以沿边口岸、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为依托，应加快沿边自由贸易区建设，构筑多元开放体系。需要强调的是，自由贸易区存在FTZ（Free Trade Zone）和FTA（Free Trade Area）两种形式，其中前者仅涉及单个主权国家和地区、以国内立法为依据，后者则涵盖多个主权国家、依照双边或多边协议行事[17]。
第一，打造跨境自由贸易区。根据上述界定，跨境自由贸易区属于FTA，2010年正式成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典型的范例。为提高沿边地区对外开放质量，应贯彻落实《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的廊道建设方针，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沿边各区域可借鉴经济带的建设思路，在完善已有跨境自由贸易区的同时，将同廊道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纳入同一空间尺度，开拓新的试点区：①东北区应加速发展中韩自由贸易区，并与内蒙区一同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②新疆区应融入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巴经济走廊；③滇桂区可联通孟中印缅、中国—中南半岛两大经济走廊，增进中国—东盟、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国际影响力；④西藏区可将藏东南作为重点开放区域，积极参与滇桂构建跨境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实践。
第二，深化中国自由贸易区在沿边地区的实践。作为特殊的经济特区，中国自由贸易区通过税收优惠和海关特殊监管，进而刺激跨国贸易投资、引导高端产业集聚、规范法制环境，在功能上继承并超越了传统的FTZ。自2013年以来，我国已先后在上海、广东、天津等18个省市设立自由贸易区，其中辽宁、黑龙江、云南、广西等4个沿边省份共12个片区也在试点范围内，试点区域总面积达479.59 km2。然而，相对于沿边地区广大的地域面积而言，试点的广度还远远不够。步入新时代，为实现沿边地区高质量对外开放，应逐步在吉林、内蒙古、新疆、西藏等沿边省份进行自由贸易区试点，珲春、满洲里、霍尔果斯、普兰等沿边口岸以及长春、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拉萨等沿边省会城市可作为具体选址。同时，对于已设立自由贸易区的4个沿边省份而言，需要强化自由贸易试点片区同边境经济合作区的经济联系，并适时将边境经济合作区升格为自由贸易区，构筑网络化的沿边开放格局。
第三，优化沿边自由贸易区的微观制度设计。相比于沿边口岸、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沿边自由贸易区开放政策更优厚、领域更广泛。在扩大沿边自由贸易区试点范围的同时，还需要不断改进其日常管理，为新时代沿边地区高质量对外开放注入动力。为此，一方面，创新沿边自由贸易区监管模式，简化检验检疫、通关的审批手续，并逐步将各环节纳入同一部门的管理范畴，顺利推进以“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为核心的监管服务改革；另一方面，沿边自由贸易区需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单一窗口”建设为国际经贸往来提供线上渠道[18-19]。在现阶段，沿边地区可在借鉴上海、广东等沿海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在等国家正式划定的营口、黑河等12个自由贸易片区内先行先试，不断总结经验，待吉林、内蒙古、新疆、西藏等沿边省份获得试点权后，再行推广。

3.3 完善沿边地区的跨境合作机制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面临深度调整，世界各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20]。作为陆上开放的前沿地带，沿边地区将牢牢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在扩大进出口贸易、吸引外商投资、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同时，着力完善沿边地区的跨境合作机制，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增进沿边跨境合作组织的国际影响力。21世纪以来，亚太贸易协定、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韩自由贸易区、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相继成立，东北、西北、西南沿边地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然而，除上海合作组织外，其他跨境合作组织较为松散，权威性不足，容易受国际政治经济宏观环境的影响，制度架构及运营模式有待优化。为满足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促合作的现实需求，新时代沿边跨境合作组织建设需要把握以下三点：①提高已有沿边跨境合作组织的层次。为保证多边合作组织的稳定，需要精准定位成员国的利益诉求，立足于成员国的共同利益，通过协商对话建立互利共赢的运行机制，让成员国政府采购、外资审批、知识产权、环境规制等方面的制度与国际接轨。②建立一批新的沿边跨境合作组织。东北、西北、西南沿边地区在融入大图们江、新亚欧大陆桥、大湄公河国际次区域合作的进程中，吸收已有组织的经验教训，着手培育一批新组织，服务于高质量开放的战略目标。③正确处理好中央与沿边地区的政府间关系。随着中央对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沿边各省份抢抓机遇，加快融入跨境合作组织的步伐，加速辖区开发开放，引发了重复建设、无序竞争、外贸结构雷同等一系列问题，降低了对外开放的质量。针对上述问题，中央政府应深入对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兴边富民等国家总体战略，进一步明确沿边各省份在各类边境合作组织中的定位。在中央政府统筹安排的基础上，在制定参与跨境合作组织具体方针层面，赋予沿边地区政府更充分的自主权，保证利好的开放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第二，拓展沿边地区参与国际合作的领域。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在历史上联系紧密，现今在经贸合作的同时，还要积极加深信息技术、文化教育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从而更好地适应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具体而言：①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要素成为沿边地区高质量对外开放的第一驱动力。为此，通过建设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技术支撑的信息大通道，将显著弱化沿边地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字鸿沟效应，缩小信息流位势差。②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宗教相近、风俗相通，使跨境文化交流成为可能[3]。近年来，沿边地区先后开展了包括黑龙江国际鹤文化艺术节、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缅甸云南文化年在内的一系列活动，增进了各国人民的文化认同感。走进新时代，沿边地区需进一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携手周边国家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以民心相通促成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③作为传承文化的能动性活动，教育能够选择、发扬并创造文化。沿边地区应加快吉林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建设，设立一批沿边职教学院，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领域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度合作。④沿边地区同周边国家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休戚与共，各方要加强联防联控，将深化对外开放面临的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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