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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12: 34 - 4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12.004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中国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影响的实证检验

  • 田时中 ,
  • 余佳丽 , ※
展开
  •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财政税收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安徽 合肥 230601
※余佳丽（200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税政策与区域经济。E-mail：

田时中（1984—），男，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财税政策与区域经济。E-mail：

收稿日期: 2024-03-04

  修回日期: 2024-07-30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1-21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JL008)

收起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Tax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n the Provincial-level Economic Resilience

  • TIAN Shizhong ,
  • YU Jiali , ※
Expand
  • Economics School / Research Center of Finance, Taxation and Public Policy，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Anhui,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3-04

  Revised date: 2024-07-30

  Online published: 2025-01-21

Fold

摘要

探究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机理及其效应，有利于提升地区经济自我恢复和动态调节能力。文章依据2008—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省域经济韧性指数，并基于税制结构优化视角，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系统GMM模型、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税制结构优化、直接税比重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强省域经济韧性，而间接税削弱了省域经济韧性；②财政分权削弱了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产业结构调整则进一步提升了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③进一步分析表明，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在税收竞争、要素禀赋、人口结构和地理区位上存在异质性；④基于经济发展水平视角分析显示，税制结构优化与省域经济韧性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提升省域经济韧性水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税制结构优化; 经济韧性; 高质量发展; 直接税与间接税; 产业结构

本文引用格式

田时中 , 余佳丽 . 中国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影响的实证检验[J]. 经济地理, 2024 , 44(12) : 34 -4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12.004

Abstract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effects of tax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n provincial-level economic resilience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China's economic self-recovery and dynamic adjustment abilit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21, this study measures provincial-level economic resilience inde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x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t constructs the double fixed effect model, the systematic GMM model, the moderating effect and the threshold effect model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tax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n provincial-level economic resili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Optimizing the tax structure and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direct tax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provincial-level economic resilience, while indirect tax weakens provincial-level economic resilience. 2)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weakens the enhancement effect of tax structure on provincial-level economic resilience, whil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enhancement effect of tax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n provincial-level economic resilience. 3)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nhancement effect of tax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n provincial-level economic resilience is heterogeneous in terms of tax competition, factor endowment,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4)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ouble-threshold effect between the tax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provincial-level economic resilience. The abov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enhancing provincial-level economic resilience,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realizing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tax structure optimization; economic resilien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irect and indirect taxes; industrial structure

经济韧性强调经济系统遭受外部冲击之后具备的自我恢复和动态调节能力[1]。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在应对全球性重大外部冲击时，皆展现出了强大的经济恢复能力，这是中国经济强韧性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强韧性是防范风险最有力的支撑”“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然而，作为国家总体经济韧性的微观基础，中国不同地区抵御外部冲击能力和冲击之后的自我恢复能力却具有典型的区域差异。面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环境，要实现中国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就需要进一步提升省域经济韧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这是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重要举措。那么，深入厘清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作用机理，揭示二者间的互动效应，探究省域经济韧性增强路径，就成为当前极其重要的理论研究命题。
关于税制结构优化和经济韧性的关系的研究包括：①税制结构优化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从拉姆齐的最优商品税理论到埃奇沃思和斯特恩的最优所得税理论，皆认可合理税制对经济发展的正向调节作用。延续上述研究脉络，大量研究成果从直接税与间接税的角度，讨论税制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在国内，学者们主要从宏观税系结构、中观税类结构和微观税种结构等角度，探究税制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3]。②经济韧性内涵及其影响因素。目前关于经济韧性的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从经济韧性的内涵及特征出发，系统探讨经济韧性测度方法及指标。Martin基于受冲击后的地区就业率实际数值与假设未受冲击情况下的就业率的差值来表征经济韧性的高低[4]，为经济韧性测度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范式；徐圆、李博等对此进行了拓展研究[5-6]。Martin等还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细化了包括产业结构、劳动力、金融和制度在内的经济韧性测度指标[1]；巩灿娟、崔耕瑞等也对经济韧性测度指标进行了深入研究[7-8]。另一类是多角度捕捉影响经济韧性的关键因素，如产业演化路径依赖[6]、产业结构和区位条件[9]等因素都被证实会影响韧性能力的发挥。同时，从税制结构视角识别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开始增多，如Cooley等发现，消费税对经济发展的扭曲程度最小，资本所得税的扭曲效应最严重，降低资本所得税税率可以显著提高福利水平，有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0]；Schmitt-Grohé等认为，用调整税率的方法实现预算平衡，能减少经济波动[11]。郭庆旺等研究发现，税收政策的相机抉择功能一方面促使实体经济出现更大幅度波动，另一方面能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12]。
综上，现有研究成果丰硕，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参考。但是，关于经济韧性测度指标和方法的研究尚未达成共识；关于税制结构优化的多重影响效应的研究还不成体系。基于此，本文以省域数据为样本，在测度省域经济韧性指数基础上，多维度揭示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1 特征事实与作用机理分析

1.1 特征事实分析

1.1.1 税制结构优化历史沿革与演化特征

1978年以来，中国税收制度经历了几次重大改革：1984年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改革；1994年开始进行以“分税制”为代表的革新性税制改革；21世纪以来，中国的税收制度改革以“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为指导思想，如2006年取消农业税，2008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2009年完成了增值税由“生产型”到“消费型”的转型，2016年“金税三期”工程全面上线实施，2018年国地税合并，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具体部署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①1984年改革后，中国税制设有29个税种，包括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工商统一税等间接税，以及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当年税收总额为2040.79亿元，其中，直接税占比为38.9%，间接税占比为61.1%。②1994年税制改革后，税种减为23个，取消了产品税等间接税，也取消了国营企业所得税和调节税等直接税，新增了消费税，拆分了工商统一税，当年税收总额为5126.9亿元，其中直接税占比为23.6%，间接税占比为76.4%，相较于1985年，直接税占比下降了15.3个百分点。③2008年，中国税种减为20个，取消了屠宰税、筵席税、农业税等税种，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等税种进行合并，新增车辆购置税、烟叶税等税种。④2012年，中国共设有18个税种，合并了城市房地产税，取消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此后，2016年取消营业税；2018年新增环境保护税；至2022年底，中国税种减至18个，具体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契税、车船税、船舶吨税、车辆购置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烟叶税等9个直接税税种，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和环境保护税等9个间接税税种。本文基于时间维度绘制了中国重大税制改革进程和重要事件图（图1）。
图1 1978—2024年中国重大税制改革进程与重要事件

Fig.1 Major tax reform process and important events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24

由图1可知，中国的税制改革虽导致了税种数量和类别不断变化，但税制结构仍保持着以间接税为主的发展态势。以2008年为基期年，绘制2008—2021年中国税制结构变化柱状图（图2）。
图2 2008—2021年中国税制结构变化柱状图

Fig.2 Changes in China's tax system structure from 2008 to 2021

由图2可知，2008年以来，中国税制结构虽仍以间接税为主，但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在提高，样本考察期内，直接税占比从35.38%升至45.63%，上升了10.25个百分点。直接税占比的攀升和税制结构的优化，为发挥直接税筹集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提供了可能；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中，按照“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指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迫切需要发挥直接税的正向调节作用。

1.1.2 税制结构优化与省域经济韧性之间关系的统计描述

在精准把握中国税制结构优化历程和演化特征的基础上，还需要对税制结构优化和省域经济韧性关系这一特征事实进行系统揭示。采用后文实证部分测度的省域经济韧性指数，对税制结构优化与省域经济韧性的关系进行统计描述（图3）。总体上，与2008年相比，2021年北京、福建、浙江等省市经济韧性水平有较为明显的提升，直接税占比也较高，而甘肃、青海、黑龙江等省域经济韧性水平有明显的下降，直接税占比相对偏低。初步表明，税制结构中直接税占比与省域经济韧性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具体的作用机理是什么?两者关系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仅依靠统计描述，还不能完全呈现，需要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进一步加以剖析和检验。
图3 税制结构优化与省域经济韧性之间关系的统计描述

Fig.3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provincial-level economic resilience

1.2 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作用机理分析

1.2.1 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机理

关于税制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的研究，已形成了一些代表性成果[13]。吕炜等的研究显示，直接税比重的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14]；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产业结构及空间布局的多样性、基础设施的适应性等一般被认为是影响经济韧性程度和高质量发展水平中最为重要的因素[9-15]。从共性层面说，直接税所具有的非转嫁性、累进性等特点，在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公民责任精神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①直接税比重的提高能够改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外部风险应对能力。直接税的难以转嫁使其征收会增强纳税人的公民责任意识，激发公民对公共支出的关注和监督。早在19世纪，约翰·穆勒就指出：直接税的征收会使纳税人更加关注征税环节与支出领域，促进公共资金使用效率提升[16]。Esmaeel的研究支持上述结论，即：纳税人能够感受到直接税征收带来的压力，从而增强纳税人对政府筹集收入是否合理利用的关注，减少政府公共资金使用浪费现象的发生[17]。可见，直接税比重提高带来的税负痛感，会促使纳税人追求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对政府财政资金使用去向的更多关注，倒逼政府部门减少无效公共支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18]，有利于增强经济韧性。
②直接税比重的提高能够优化产业布局，提高要素配置效率。Mann的研究指出，提高直接税比重将有助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演化[19]。沈坤荣等指出，间接税的转嫁性会制约消费需求，扭曲价格体系，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20]。征收直接税，一方面，导致居民商品需求组合发生改变，需求结构的调整将助推供给侧改革，提高有效供需匹配度，改善资源配置效率，重构经济增长动力[14]；另一方面，企业受利益驱动，会针对性调整生产经营战略和投资方向，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降低“卡链”“断链”风险，增强产业链吸纳就业和对市场波动的适应能力。此外，直接税能激励企业研发和创新，降低了企业研发活动的融资约束[21]，重构企业生产方式，有利于提升经济韧性。
③直接税比重的提高能够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王乔等研究发现，直接税比重过低是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因素[22]。间接税的可转嫁性增加了政府调控链条，削弱了政府调控能力。实践中，由于间接税以生产地为原则进行征收，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会导致税收收入流向以发达地区为主的生产地，而实际税负却更多由不发达地区的消费者承担，这种税负转嫁的特点可能会加剧区域间的财力不均衡。相比之下，直接税难以转嫁的特点更具有公平特征。一方面，直接税的“累进性”会导致不同地区的税负差异，调节了地区发展差距；另一方面，直接税比重提高能减少政策传导链条，确保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得以有效落实。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在税制结构中，直接税比重的提高有助于增强省域经济韧性。

1.2.2 财政分权和产业结构的调节机理

①财政分权的调节机理。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能否改善公共服务水平还与分权体制所赋予的支出责任有关。由于支出分权明确了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积极性。当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偏高，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导致财政压力增大，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发展和改善环境质量等目标，需要对公共支出进行调整，使得地方政府面临资金缺口的可能性增大[23]。因此，即使直接税比重提升增加了纳税人对财政资金的关注以及对公共服务需求的表达，但地方政府受制于财政压力，仍难以及时满足公共服务供给需求，间接削弱了直接税比重提升对省域经济韧性的积极影响。反之，当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偏小，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和事权责任较小，财政收入相对充裕，财政压力较小，地方政府能高效满足纳税人对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需求，会放大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支出责任偏少，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所发挥的增强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地方事权增加，税制结构优化的增强作用逐渐降低。
②产业结构的调节机理。综合前人的研究和理论分析，本文认为，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能够提高行业内资源利用率，促进各行业协调发展[14]，形成要素配置联动效应，可以更加有效地抵御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增强宏观经济的风险承受能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有效增强省域经济韧性。与此同时，产业结构的优化还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积极影响。具体而言，产业结构水平较高的地区，高端产业集聚会进一步加强不同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学习，形成知识外溢，进一步提升了企业要素配置效率，能加快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省域经济韧性。而在产业结构水平偏低的地区，由于缺乏前期产业积累，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大，使得直接税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难以发挥。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地区产业结构水平是影响省域经济韧性的重要调节因素，进一步调整地区产业结构，能强化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

2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2.1 模型构建

①基准模型。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可知，税制结构优化会对省域经济韧性产生重要影响，为验证这一猜想，参考徐圆等的研究思路[5]，设定如下时间和地区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
Y i t = α 0 + α 1 t a x s i t + α i X i t + μ i + σ t + ε i t
式中：Yit为i省t年的经济韧性指数；taxsit为核心解释变量，即税制结构优化；α 1为解释变量回归系数；α i为控制变量系数；Xit为系列控制变量；μi和σt分别为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在上述检验基础上，将财政分权和产业结构调整两个调节变量与税制结构优化的交互项分别纳入基准回归方程中，揭示调节效应；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检验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影响的非线性效应[24]。

2.2 变量含义

①被解释变量：经济韧性（Y）。Reggiani等认为经济韧性是指经济系统遭受冲击后的抵御与恢复能力[25]。Martin、卢现祥等通过比较经济体实际经济产出变化量与预期经济产出变化量之间的差距来测算经济韧性[1,26]。本文参考该方法对省域经济韧性指数进行测度，过程如下：
在[t，t+k]期间，i省的预期产出变化量可表示为：
Δ E i t + k e = E i t · E N t + k - E N t E N t
式中：Δ E i t + k e代表[t，t+k]期间的预期经济产出变化量；E i t表示i省在t年（基期年）的经济产出量；E N t、E N t + k分别表示全国在t年和t+k年的经济产出量。
据此，测度省域经济韧性指数：
Y i t = Δ E i t + k a - Δ E i t + k e Δ E i t + k e
式中：Yit是i省在第t年的经济韧性指数；Δ E i t + k a代表i省在[t，t+k]期间的实际经济产出变化量。由此测度的省域经济韧性指数在零值附近波动，正值则表示该地区在面对冲击时的抵抗力或恢复力优于国民经济均值水平，负数则表示其经济韧性低于全国水平。
同时，考虑到经济韧性集中表现为经济系统受到冲击之后整合社会资源保持稳定生产的抵抗与恢复力、抵抗干扰吸收冲击的适应与调整力、开拓新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再发展的创新与转型力，是一个分阶段的适应、恢复与发展的动态过程，对此，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多层次多目标评价体系量化省域经济韧性。借鉴巩灿娟等的做法[7]，从抵抗与恢复力、适应与调整力、创新与转型力3个维度优选指标，构建省域经济韧性测度指标体系（表1）。
表1 省域经济韧性测度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rovincial-level economic resilience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 单位 属性 指标含义
省
域
经
济
韧
性
测
度
指
标
体
系
Y		 抵抗与恢复力B1 经济规模C1 万元 + GDP
收入水平C2 元 + 人均可支配收入
失业率C3 % - 城镇登记失业率
金融风险C4 % - 金融机构贷存比
贸易依存度C5 % - 进出口总额/GDP
适应与调整力B2 产业合理化C6 % +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财政自给率C7 % + 地方财政收支比
消费能力C8 万元/人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常住人口数
投资规模C9 万元/人 + 固定资产投资/地区常住人口数
社会保障C10 % + 失业保险参保人员/就业人数
创新与转型力B3 创新投入C11 % + 科教支出/GDP
创新产出C12 万件 + 专利申请授权量
创新潜力C13 人 + 每十万人高等在校学生数
人口城镇化C14 % + 地区城镇常住人口/地区常住总人口数
产业高级化C15 % +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②核心解释变量：税制结构优化（taxs）。借鉴于井远的做法[18]，以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比度量税制结构优化。稳健性检验中，借鉴于井远、刘胜等的方法[18,27]，以直接税收入与税收总收入之比（direct-tax）以及间接税收入与税收总收入之比（indirect-tax）度量税制结构优化。
③调节变量。比较刘勇政、童幼雏等的研究[28-29]，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之比度量财政分权（fiscal）。参考干春晖等的方法[30]，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度量产业结构调整（indy）。
④门槛变量。以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对数度量经济发展水平（lnin）[24]。
⑤其他控制变量。以就业人员数与行政区划面积之比度量就业度（empl）[31]；以直接对外投资额与各省GDP之比度量经济开放程度（open）；以公共财政支出与GDP之比度量财政规模（govs）；以互联网普及率度量信息化水平（infl）；以人口数量与行政区域面积之比度量人口密度（poag）[6]。

2.3 数据说明

选取中国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的30个省份2008—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EPS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

在这一部分中，运用逐步回归法对基准回归模型的各变量参数进行估计。表2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是控制了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而在列（2）~（6），逐步引入了就业度、经济开放程度、财政规模、信息化水平和人口密度，用于控制遗漏变量产生的偏误。可以看到，整个回归结果是稳健的，直接税比重提高显著增强了省域经济韧性，估计系数均在1%或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结论验证了假设1成立，即税制结构优化能够显著增强省域经济韧性。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Tab.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1） （2） （3） （4） （5） （6）
taxs 1.085**（0.409） 1.093**（0.406） 0.942***0.339） 0.716**（0.278） 0.751***（0.263） 0.815***（0.291）
empl 0.856**（0.387） 0.939***（0.333） 0.718**（0.273） 0.820***（0.290） 0.969**（0.364）
open 0.666***（0.226） 0.656***（0.193） 0.552**（0.202） 0.504**（0.195）
govs -0.624***（0.139） -0.615***（0.136） -0.620***（0.134）
poag -0.145**（0.061） -0.141**（0.060）
infl 0.478（0.566）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表3~表7同。

系列控制变量中，就业度和经济开放程度都显著增强了省域经济韧性，财政规模和人口密度对省域经济韧性具有负向影响，信息化水平对增强省域经济韧性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3.2 内生性讨论

为缓解基准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4种方法进行检验。
首先，借鉴刘胜等的研究思路[27]，选用省域经济韧性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运用系统GMM模型对原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列（7）。
表3 内生性讨论

Tab.3 Endogeneity discussion

变量 （7）
IV1：经济韧性滞后项		 IV2：1991年财政收支缺口 （10）
解释变量
滞后一期		 （11）
控制变量
滞后一期
（8）
第一阶段		 （9）
第二阶段
L.y 0.529***
（0.031）
taxs 0.391***
（0.120）		 0.732*
（0.385）		 0.812**
（0.338）
IV2 -0.609***
（0.163）
L.taxs 0.878***
（0.205）
L.empl 0.917***
（0.280）
L.open 0.652***
（0.216）
L.govs -0.426***
（0.142）
L.poag -0.148**
（0.063）
L.infl 0.430
（0.714）
其次，尝试构建一个外生变量作为税制结构优化的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估计。1994年分税制改革目标是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收支分配关系，1994年之前各省份的财政收支缺口决定了地方政府是否有效贯彻分税制，财政收支缺口大的地区往往会加强对营业税等地方税种的征收力度，一定程度上助推形成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32]。选取分税制改革前的某年度地区财政收支缺口作为税制结构优化的工具变量，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历史上财政收支缺口对于当今宏观经济韧性几乎没有影响[33]，满足了工具变量排他性要求。
参考陈滔等的做法[32]，兼顾历史数据的可得性，以1991年中国各省区市财政收支缺口作为税制结构优化的工具变量（IV）进行内生性讨论，表3列（8）~（9）报告了内生性讨论结果。具体来说：第一阶段检验显示，工具变量（IV）与税制结构优化高度相关，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历史上财政收支缺口在一定程度上会阻滞税制结构优化；第二阶段检验显示，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尽可能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税制结构优化仍对省域经济韧性发挥增强效应。但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加入工具变量使税制结构优化估计系数和显著性均有所降低，这表明内生变量导致基准模型高估了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此外，Kleibergen-Paap rk LM（13.499）通过了1%水平下显著性检验，Cragg-Donald Wald F值（26.786）和Kleibergen-Paap rk Wald F值（13.972）均大于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再次，为检验税制结构优化与省域经济韧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以核心解释变量税制结构优化的滞后一期替代原有核心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列（10）。
最后，将所有控制变量滞后一期，替代原有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列（11）。上述检验表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本文的理论判断仍然成立，接受实证结果。

3.3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采用5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为节省篇幅，文中未报告）。
①替换被解释变量。一方面，对表1指标数据进行熵值处理，得到省域经济韧性综合指数，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地区和时间双固定效应回归。另一方面，为避免多维指标体系可能存在双向互动关系而导致模型不稳健，剔除经济规模、产业合理化程度、财政自给能力和产业高级化程度等可能存在内生性的指标，再次使用熵值法拟合省域经济韧性指数，改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②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分别采用直接税占比（direct-tax）、间接税占比（indirect-tax）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值（taxs）进行回归。③更换估计方法。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重新进行回归。④离群值处理。考虑到个别离群值可能对回归结果有影响，对所有数据进行1%分位上双边缩尾处理重新回归。⑤缩短时间窗口。考虑2016年全面推行“营改增”改革和2019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影响，将时间窗口锁定在2008—2016年。以上稳健性检验均显示，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实证结果稳健。

3.4 异质性分析

除了从地区层面出发，考察东部和非东部地区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异质性影响，本文还从税收竞争、要素禀赋和人口结构角度出发，将各省域上述3项指标从高到低排序，以中位数为分界点分为高、低两组，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分样本回归。其中，税收竞争程度以全国总税收收入占全国GDP比重与各省份总税收收入占各省份GDP比重之比来衡量，要素禀赋以各省份资本存量与城镇就业人数之比衡量，人口结构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回归结果见表4。
表4 异质性分析

Tab.4 Heterogeneity analysis

变量 税收竞争异质性 要素禀赋异质性 人口结构异质性 地区异质性
税收竞争大
（12）		 税收竞争小
（13）		 要素丰裕
程度高（14）		 要素丰裕
程度低（15）		 城市化
水平高（16）		 城市化
水平低（17）		 东部
（18）		 中西部
（19）
taxs 0.181（0.272） 0.728**（0.330） 0.707**（0.275） 0.326（0.437） 1.129***（0.315） 0.010（0.351） 1.105***（0.334） 0.348（0.51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系数差异P值 -0.547* 0.381 1.120*** 0.756**

注：系数差异P值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2000次）得到。基于Chow检验的结果也基本类似。

①税收竞争强度异质性。由表4列（12）~（13）可知，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作用在税收竞争程度大的地区不显著，而在税收竞争程度小的地区十分显著。一方面，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在高强度税收竞争水平下，短时间内难以缓解减税带来的财政压力，容易造成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可能出现“重经济轻民生”的政府行为，进而降低公共福利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因此，无序的税收竞争，可能导致地方政府深陷“逐底竞争”的泥潭，进而弱化了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另一方面，较低强度的税收竞争通过适度的税收优惠有选择性地吸引高素质人才和优质企业来革新发展理念，优化产业布局，调整直接税结构，推进结构性减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经济效率，更有利于发挥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
②要素禀赋异质性。由表4列（14）~（15）可知，税制结构优化对要素禀赋高的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呈显著增强效应，而对于要素禀赋低的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不显著。一方面，要素禀赋高的省份，带来社会总财富和人才集聚度提升，进一步壮大规模经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18]，为资本、劳动课税带来更广阔的税基，进一步发挥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另一方面，要素禀赋低的省份，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构成课税的主体税种，对经济韧性的增强作用有限。由于要素禀赋低，地区资本、人才投入受限，财政供给偏弱，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畅，盲目提升直接税占比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会削弱税制结构优化省域经济韧性本该产生的增强效应。
③人口结构异质性。由表4列（16）~（17）可知，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税制结构优化的省域经济韧性增强效应显著，而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该效应不显著。一方面，城市化水平提升，导致城市居民规模扩大，个人所得税收入大幅上升，为房地产税的全面征收奠定基础；随着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税税基规模和结构也不断改变，有利于税制结构优化。另一方面，高水平的城市化为税收征管提供了便利的环境，为税制结构的持续优化提供了保障；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严征管、降税负，培育税源、扩大税基，形成了“放水养鱼”“水多鱼多”的良性循环，从而吸引更多要素流入，促进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经济韧性增强提供可靠支撑与保障。
④地区异质性。由表4列（18）~（19）可知，东部地区，税制结构优化的省域经济韧性增强效应显著，而中西部地区，该效应不显著。原因是：东部地区在交通、技术、人才和创新资源等方面有一定的前期积累，产业结构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条件日益成熟，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涵养直接税税源和扩大税基的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第一、二产业集中度相对较高，以科技为引领的新型产业链尚未明显拓宽，经济增长动力有所不足，更需要易于征收的间接税来筹集更多财政收入以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保障，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夯实区域发展基础。因此，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在这一阶段尚未显现。

3.5 调节效应分析

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引入调节变量财政分权（fiscal）和产业结构调整（indy）及其与税制结构优化的交互项，检验调节效应，回归结果见表5。
表5 调节效应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5 Regulatory effect and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 （20） （21） 缩尾处理 替换解释变量 增加控制变量
（22） （23） （24） （25） （26） （27）
taxs 0.655***
（0.233）		 0.749**
（0.304）		 0.607**
（0.251）		 0.745**
（0.294）		 1.444*
（0.838）		 2.025**
（0.748）		 0.662**
（0.252）		 0.681**
（0.305）
fiscal 0.734***
（0.156）		 0.736***
（0.156）		 0.887***
（0.204）		 0.687***
（0.157）
indy -0.371**
（0.179）		 -0.374**
（0.175）		 -0.470**
（0.190）		 -0.230
（0.152）
fiscal·taxs -0.189**
（0.089）		 -0.175*
（0.091）		 -0.178*
（0.088）
indy·taxs 0.203**
（0.096）		 0.230**
（0.104）		 0.227**
（0.094）
fiscal·direct-tax -0.620**
（0.277）
indy·direct-tax 1.642***
（0.524）
由表5列（20）可知，财政支出分权和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即财政支出分权削弱了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且在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较低时，税制结构优化发挥的积极作用比较明显，随着财政支出分权程度提高，税制结构优化的积极作用逐渐降低，验证了假设2。财政支出分权度越高，地方政府难以及时满足纳税人对高质量公共服务的需求，这一定程度削弱了直接税比重提升对省域经济韧性的积极影响。列（22）（24）（26）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列（20）结果保持一致，验证了调节效应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由表5列（21）可知，产业结构调整正向调节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验证了假设3。即产业结构水平高的地区，受知识技术外溢影响，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阻碍减少，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列（23）（25）（27）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列（21）结果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调节效应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3.6 门槛效应分析

以经济发展水平（lnin）为门槛变量，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揭示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表现出的不同影响。对模型的门槛数及相应置信区间依次进行检验，结果见表6和表7。
表6 门槛自抽样检验

Tab.6 Threshold self-sampling inspection

解释变量 门槛类型 F值 P值 临界值
1% 5% 10%
taxs 单一门槛 68.63 0.000 37.668 31.361 26.570
双重门槛 34.70 0.033 43.675 29.641 21.573
三重门槛 12.80 0.767 56.520 44.784 39.371
表7 门槛回归结果

Tab.7 Threshold regression results

门槛变量 解释变量 系数 控制变量 R2 样本量（个）
lnin 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lnin≤3.523） 0.581***（0.129） 控制 0.566 420
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3.523<lnin≤3.795） 0.883***（0.121）
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lnin>3.795） 1.423***（0.139）
由表6可知，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条件下，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由表7可知，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也不断提升。一方面，地区经济发展丰富了直接税税源，纳税人的纳税意识逐渐增强和税收征管技术不断成熟，也为直接税征收营造了更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直接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可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全国30个省份样本为研究对象，选取2008—2021年相关统计数据，对各省域经济韧性水平进行测度；同时多维度揭示了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得出结论如下：①从税制结构优化作用于省域经济韧性机理的剖析和实证检验中发现，税制结构优化、直接税比重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强省域经济韧性，而间接税则削弱了省域经济韧性；②财政支出分权削弱了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产业结构调整则进一步提升了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③异质性分析表明，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在税收竞争小、要素禀赋程度高、城市化水平高和东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④非线性效应显示，税制结构优化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
上述结论，对进一步增强省域经济韧性，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如下启示：
①适度提高直接税比重，放大直接税对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一是逐步扩大个人所得税的综合征收范围。试点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课征制度，注重家庭收入差异与纳税人实际经济负担，健全个人所得税关于科研人员与科研成果转化的政策优惠体系，推进高精尖人才集聚和科研成果转化，通过创新激励，充分发挥直接税对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二是实施差异化的税收优惠和税收激励。对科技创新领域，推行差异化的研发加计扣除和重点行业的税收减免；而对新兴制造业，可进一步丰富税收激励措施，逐步减少减免税收等直接优惠方式，转而实施投资税收抵免等间接优惠方式，增强企业提高创新要素投入的动力，提升企业竞争力，增强省域经济韧性。三是优化累进课征机制。主要针对财产持有环节和财富存量实施累进课征，通过设计差别化税率，进一步调节个人财富，优化税制结构；在前期房产税试点基础上，通过有效整合，优化并出台与财产税的衔接机制，完善财产税体系，发挥财产税的调节功能，增强经济韧性。
②持续健全不同税种间的协调机制，为增强经济韧性注入新动力。一是健全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协调机制。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进一步优化增值税税率，减少其对企业所得税税基的影响。二是健全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协调机制。一方面，为防止企业所得税税负向劳动要素转移，侵蚀个人所得税税基，可试行增加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项目等方式规避上述影响；另一方面，为适应大数据、金融市场、房产交易市场发展的新形势，要探索进一步缩小税率差异，降低税收对纳税人决策的影响，防止纳税人利用税收政策差异避税。三是健全房产税和土地增值税的协调机制。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增加会降低省域经济韧性的事实，探索建立健全房产税和土地增值税的联动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适当调整税率和征收标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为增强经济韧性注入新的动力源，进而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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