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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9: 211 - 22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9.022

旅游经济与管理

福建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及历史演变

  • 胡赛强 , 1 ,
  • 杨迪 1, 2 ,
  • 刘淑虎 , 3, ※
展开
  • 1.福建理工大学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中国福建 福州 350118
  • 2.中国—葡萄牙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中国江苏 苏州 215000
  • 3.福州大学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中国福建 福州 350108
※刘淑虎（1980—），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传统营建智慧的当代应用。E-mail：

胡赛强（1983—），男，副教授，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理论与遗产保护、乡村人居环境。E-mail：

收稿日期: 2024-05-11

  修回日期: 2024-09-10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0-31

基金资助

中国—葡萄牙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资助项目(SDYY2303)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2J01936)

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FJ2023B100)

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FJ2024B214)

收起

Spatial Patter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jian

  • HU Saiqiang , 1 ,
  • YANG Di 1, 2 ,
  • LIU Shuhu , 3, ※
Expand
  •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Fuzhou 350118，Fujian，China
  • 2. China-Portugal Joint Laboratory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Science Supported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uzhou 215000，Jiangsu，China
  • 3.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rural planning，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Fuji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5-11

  Revised date: 2024-09-10

  Online published: 2024-10-31

Fold

摘要

文章以福建省1177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案例分析等方法分析了福建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历史演变过程。结果表明：①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福建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与福建山海格局、水系流域、民居文化区划高度吻合，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西部山区、较少分布在东部沿海。在闽东、闽南地区形成4个高密度区。②从空间演变进程来看，福建省传统村落不同时期空间分布聚集程度、数量随时间推移逐步增长，明清时期数量最多、最密集，总体呈现内陆—沿海—内陆的扩张趋势，与福建移民开发进程高度耦合。研究从历史地理学视角，通过福建移民开发进程揭示福建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及历史演变规律，为乡村地理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为福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及人居环境营造提供依据。

关键词： 传统村落; 乡村地理; 历史演变; 历史地理; 移民; 人居环境; 福建省

本文引用格式

胡赛强 , 杨迪 , 刘淑虎 . 福建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及历史演变[J]. 经济地理, 2024 , 44(9) : 211 -22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9.022

Abstract

Taking 1177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ji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using the method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nearest neighbor index,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case study and so 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jian.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jian Province wa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mountain range, river system and residential cultural division in Fujian,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dispersion,small concentration,traditional villag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western mountainous areas of Fujian and less distributed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of Fujian. It forms four high-density areas in the east and south of Fujian. 2) The aggregation degree and numb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jian Province in different periods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and the numb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the largest and the most intensive,showing an overall expansion trend of inland-coastal-inland,which was highly coupled with the process of im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Fujian. This paper reveals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Fujian traditional village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immigration development in Fujian,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rural geography and a basi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Fujian.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rural geography; historical evolution; historical geography; immigratio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Fujian Province

自秦汉以来，中原汉人经过七次大规模南迁入闽，延绵至今。他们将古老的中原文化与地方文化进行融合，加之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福建成为中国传统村落传统文化保存最好的省份之一。福建省传统村落数量众多，截至2023年3月，福建省拥有552个中国传统村落，625个省级传统村落，国家级传统村落总量居全国第6位。但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福建省传统村落面临快速消亡的危险。
地理空间分布和历史演变研究是传统村落保护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学术界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分布格局。既有研究从行政区划、地理区域等不同尺度，从空间分布类型、均衡性、高密度聚集区等方面分析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特征[1-2]。②历史演变。既有研究从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传统村落数量、聚集状态、聚集中心、迁移路径等方面分析传统村落历史演进过程[2-3]。③影响因素。既有研究从自然和人文2个方面分析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影响因素或形成机理，具体包含地形、水系、气候、生态等自然环境因素和现代交通、经济水平、人口密度、城镇化率、历史文化、政策等人文因素[4-5]。④研究方法。既有研究采用最邻近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GIS空间分析、地理集中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热点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数理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定量方法分析传统村落时空分布及历史演化[4,6]，也有通过地方志等定性研究方法分析时空分布成因[7-8]。同时存在以下不足：①研究视角上，较少从历史地理学视角，通过移民开发进程及政治、经济、文化响应分析传统村落形成、分布格局；②研究内容上，较少结合不同时期典型传统村落形成原因进行案例解析；③研究方法上，鲜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尤其是采用田野调查获得族谱、碑刻等资料分析传统村落形成的方法。
福建传统村落较好地保留、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见证了古代中原汉族先民南迁和福建先民下南洋的历史，对其空间格局及历史演变进行研究，对于探讨福建省山海格局影响人类迁移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基于此，本文从历史地理学视角，以福建省中国传统村落和省级传统村落为样本，通过田野调查结合最邻近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空间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福建省传统村落时空分布进行分析，试图通过福建移民开发进程揭示不同时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化规律，以期为福建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2个部分：一是福建省的国家级传统村落和省级传统村落名录，其中包括552个中国传统村落和625个省级传统村落，共1177个；二是各种地图数据（表1）。
表1 数据来源

Tab.1 Data sources

数据名称 数据来源
第1~6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https://www.dmctv.cn/directories.aspx）
第1~4批福建省省级传统村落名录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https://zjt.fujian.gov.cn/）
福建省12.5 m DEM数据 美国地质勘探局（http://earthexplorer.usgs.gov）
传统村落形成年代及概况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https://www.dmctv.cn/），田野调查
福建省行政区划图 福建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s://bzdt.fjmap.net/index.html）
福建省水系流域图 《福建省自然地图集》[9]
福建民居区划图 《地域文化与福建传统民居分类法》[10]
本文根据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中资料，结合田野调查对福建传统村落形成年代信息进行整理，对村落年代归属按以下几种方式进行判别：①村落内有发掘史前古人类遗址的以遗址所属年代为村落年代；②村志族谱或其他书籍等可靠资料中有明确记载现有姓氏中最早的始迁祖肇基年代为村落年代；③相关记载村落早期陆续有多个姓氏迁入的以最早姓氏落居时间为村落年代；④无法考证村落姓氏肇基年代的以村落内最古老的建筑遗址、古墓或碑刻等遗存所属年代为村落年代；⑤上述类型重合的以所属最早年代为村落年代。参照《福建古代经济史》[11]、《福建移民史》[12]对福建历史阶段划分，将福建传统村落形成年代划分为4个阶段，即唐代以前（618年以前）、唐至五代（618—959年）、宋元（960—1367年），明清（1368—1912年）。
传统村落地理坐标经纬度主要通过91卫图助手软件查询获取；将传统村落名称、地理经纬度、历史年代等基础信息汇集至Excel表格；将福建省行政区划图、水系流域图、民居文化区划图矢量化；将Excel表格以及相关矢量数据导入ArcGIS，并将投影坐标系统一为CGCS2000。

1.2 研究方法

1.2.1 最邻近指数法

最邻近指数（Nearest Neighbor Index）用于分析空间点状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将传统村落视为点状要素，通过最邻近指数来判断其在空间上的聚集或均匀分布状态。计算公式详见相关文献[3]。

1.2.2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用于分析点状要素高密度聚集区域，分析福建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其计算公式详见相关文献[3]。

1.2.3 平均中心分析法

平均中心分析（Mean Center）是ArcGIS空间分析工具的一种，用来识别一组要素的地理中心（或密度中心）。通过平均中心分析法可以测量不同时期福建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中心变化趋势。

1.2.4 空间叠加分析法

空间分析法（Spatial Analysis）是ArcGIS核心的分析工具集，包括地形地貌分析、叠置分析、空间统计等工具。叠加分析法（Overlay Processing）是通过将同一地区多组数据进行叠加，组成一个具有多重属性组合的新图层[13]。将有关数据导入ArcGIS中，将福建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图与福建省行政区划、地形高程、水系流域、民居文化区划专题图层进行空间叠置，提取并统计不同时期、不同地理区域范围内传统村落数量，进而揭示福建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演变特征。

2 福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历史演变

2.1 空间分布格局

2.1.1 分布类型

空间分布类型是指空间排列方式，分为随机、聚集、均匀分布3种类型[14]。通过ArcGIS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得到福建省传统村落最邻近指数值，即理论最邻近距离为6187 m，实际最邻近距离为4358 m，最邻近指数为0.70。当最邻近指数小于1时，呈聚集分布，说明福建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整体上趋于集聚状态。

2.1.2 格局特征

本文选择行政区划、地形、流域、民居文化分区4个不同地理视角分析福建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特征，不仅有利于揭示不同尺度、地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差异规律，还便于从多维地理视角揭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差异与行政区划、地形、流域、民居文化分区的耦合性。首先，福建省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等方面的不同直接反映了传统村落所处地理区位与社会经济方面的差异性。其次，地形高程和水系分布是福建独特山海地貌的表征，反映传统村落选址和自然环境差异；境内闽江、九龙江、晋江、交溪、敖江、汀江、木兰溪等7大水系大多发源省内、独流入海，因高山阻隔形成相对独立的流域，不同流域在面积、道路交通、历史进程、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15-16]，反映了传统村落形成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此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中将传统民居保存完整性作为传统村落评价认定的主要条件之一，不同民居文化区划内传统建筑风貌保存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这与所处自然地理、方言民系、地域文化等紧密联系[10]，是决定传统村落申报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
①从地级行政区划分布来看，福建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不均（图1）。总体来说，沿海地区少、内陆山区多。传统村落数量最多的是宁德市，其次是南平、三明和龙岩市，占比分别为23.71%、15.38%、13.51%和13.43%；除宁德市少量地区位于沿海外，其他都属于内陆山区；数量最少的是厦门市，其次是平潭、莆田、漳州、泉州和福州市，这些都属于沿海地区，占比分别为0.43%、1.02%、2.29%、9.01%、9.60%和11.56%。究其原因，内陆地区传统村落因较少受城镇化影响和外界干扰而保存相对完整。
图1 福建省传统村落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jian

②从福建地形山系格局来看，福建省传统村落在西部山区多、东部滨海平原少，其中滨海平原占24.94%，西部丘陵山区占75.06%，这与福建省“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格局相吻合。由图2可知，福建省传统村落分布整体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形成4个高密度区，从北往南依次为宁德市中西部（含蕉城区42个、福安市54个、古田县39个、屏南县34个）、福州市西南部（含永泰县60个、闽清县35个）、泉州市北部（含德化县35个、永春县19个）、龙岩市东南部与漳州西部结合部（包含永定区40个、南靖县42个）。另外，还在龙岩市连城县（34个）、南平市北部和西南部（武夷山市21个、浦城县20个、顺昌县17个）形成2个次高密度区。
图2 福建省传统村落所处地形分布

Fig.2 Terrai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jian

综合分析图2与图3发现，福建传统村落分布格局与福建两大山脉（闽中、闽西大山带）格局高度耦合，即4个高密度区域位于西北—东南走向的闽中大山带，北段鹫峰山脉对应宁德市中西部、中段戴云山脉对应福州市西南部和泉州市北部、南段博平岭山脉对应龙岩市东南部与漳州西部结合部；次高密度区龙岩市连城县属于闽西玳瑁山脉，南平市北部、西南部位于闽西大山带武夷山脉南坡、闽西北内陆盆谷。此外，传统村落大部分位于大山带坡地或盆谷地带，这些区域山地资源丰富，水土条件非常适合传统农业耕种和居住，加上封闭独立的地理环境和优良的生态条件为传统村落形成、发展和保存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
图3 福建省传统村落所处水系流域分布

Fig.3 River basi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jian

③从福建省水系流域格局来看（图3），福建省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闽江流域，其次是交溪、敖江、九龙江流域，占比分别为41.12%、13.68%、11.55%、11.30%。数量最少的是木兰溪流域，仅占2.21%，其次是晋江、东南诸河、汀江流域。境内7大水系自西北向东南汇入大海形成格子状水系，同时受山地地形影响形成众多枝状串珠形河谷盆地。随着人口的聚集，干流沿岸大多发育成城市、乡镇，小支流沿岸则形成村落。闽江为福建省最大水系，全长581 km，境内流域面积59922 km²，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一半，其他水系长度和流域面积都不及闽江，因此闽江流域传统村落数量最多，其中以闽江上游建溪、沙溪，闽江中下游的尤溪、大樟溪、古田溪支流沿岸最为密集。四大高密度区中宁德市中西部对应交溪、敖江上游，福州市西南部对应闽江中下游支流大樟溪上游，泉州北部对应晋江支流东溪上游，龙岩市东南部与漳州西部结合部对应九龙江支流西溪上游，这些区域拥有优越的水土资源和便利的水运交通，为村落形成、历史移民迁移、人口聚集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是理想的聚居地。
④从福建民居文化区划格局来看（图4），闽东和闽南地区的传统村落较多，分别占40.27%、23.28%，其次是客家区、闽北区；数量最少的是莆仙地区，仅占2.21%，其次是闽中区、闽西北区。四大高密度区中宁德市中西部、福州市西南部都属于闽东，泉州市北部属于闽南，龙岩市东南部与漳州西部结合部属于闽南与闽西交界处。这些区域传统村落数量多的原因与传统建筑风格、文化多样性等因素密切相关。首先，从建筑风格来看，闽东区的福州市、宁德市地区传统民居大多以“火墙厝”为主，以夯土墙和风火墙为特色；客家区的龙岩市永定区、漳州市南靖县等地，以土楼及夯土墙民居为特色；闽南区的泉州市、漳州市等地属于红砖文化[10]，以红砖屋、燕尾脊为特色。这3个地区传统民居建筑外墙材料（夯土墙、烟炙砖）牢固、耐用且防火，相比纯木结构建筑保存时间更长，因此这3个地区的传统民居在风貌保存完整方面具有优势，在传统村落申报过程中更容易获得通过。其次，从文化多样性上来看，高密度区大多位于两个相邻民居文化区结合部，这些区域既是作为自然山脉分水岭的地理边界，也是文化交融的结合部，较少受城镇化干扰而保存文化多样性。
图4 福建省传统村落所处民居文化区划分布

Fig.4 Residential culture divis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jian

2.2 历史演变

2.2.1 总体特征

基于ArcGIS软件平台，采用最邻近指数法、核密度分析法、平均中心分析、空间叠加和统计方法生成专题图（图5），并对各时期村落总数量、增长数量、最邻近指数、平均中心迁移位置等属性进行统计分析，旨在探究福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历史演变特点。
图5 各时期福建省传统村落核密度图

Fig.5 Kernel dens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Fujian at different period

由图5可知：①从数量上来看，明清时期形成的村落数量最多，达619个，唐代以前最少，村落形成时长与数量成反比，即建村年代越早，传统村落数量越少。②从增长速度来看，总体呈抛物线型趋势，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较其前段即唐至五代时期增长数量达370个。③从聚集区域移动轨迹来看，总体呈现内陆—沿海—内陆聚集的趋势，平均中心呈北—南—中部移动趋势，这与福建历史上移民开发福建的空间进程相吻合，反映北方中原移民沿水陆道路由内陆往沿海再到内陆迁徙的过程[17]。

2.2.2 唐代以前

唐代以前形成的传统村落有22个（图5a），主要分布在闽北南平市武夷山市、浦城县、松溪县，闽东宁德市蕉城区、福安市、霞浦县，闽南泉州市安溪县、德化县，具有向闽北、闽南、闽东山区聚集的特点。
①史前时期。在福建省传统村落境内及周边地区考古发掘了多个古人类遗址（表2），表明这些村落的历史可追溯到史前时期。从空间分布上看，可以分为西部内陆和东部沿海两大区域，其中内陆地区主要分布在闽江流域及九龙江流域、交溪流域上游河谷地带；沿海地区主要分布在闽江河口和沿海海湾山丘。从时间序列上看，呈现出从各大河流上游高海拔逐渐往低海拔的下游河口至海岛扩散的趋势，这也佐证了福建史前古人类遗址分布格局[16,18]。内陆遗址背山面水，靠近水源又远离洪水，可以满足远古人类取水和安全需要。沿海遗址背山面海顺应先民上山狩猎、下海捕鱼捞贝的生活所需。分析这些遗址的环境特征，一方面反映早期人类对聚居环境选择的偏好，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自然环境对古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及人类顺应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
表2 福建省传统村落与史前古人类遗址统计

Tab.2 Statistic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prehistoric human sites in Fujian Province

村落名称 古人类遗址 所属文化层 所处流域 海拔（m） 所处民居文化区 备注
三明市三元区岩前村 万寿岩遗址 旧石器时代 闽江上游沙溪流域 348 闽中区 内陆
三明市宁化县湖村镇黎坊村 老虎岩遗址 旧石器时代 闽江上游沙溪流域 400 闽西北区 内陆
南平市光泽县崇仁镇崇仁村 马岭遗址 青铜时代 闽江上游富屯溪流域 300 闽西北区 内陆
福州市闽侯县竹岐乡半岭村 庄边山遗址 新石器时代 闽江下游流域 310 闽东区 滨海
宁德蕉城区霍童镇邑坂村 芦坪岗遗址 旧石器时代 交溪上游霍童溪流域 392 闽东区 内陆
宁德市福鼎市巽城村 马栏山遗址 新石器时代 交溪流域 100 闽东区 滨海
宁德市福鼎市翁江村 潭头下遗址 青铜时代 交溪流域 110 闽东区 滨海
宁德市霞浦县小马村 黄瓜山遗址 新石器时代 交溪流域 123 闽东区 滨海
平潭综合实验区东占村 壳丘头遗址 新石器时代 东南诸河 34 闽东区 滨海
龙岩市漳平市象湖镇灶头村 奇和洞遗址 旧石器时代 九龙江流域上游 674 闽南区 内陆
漳州市东山县西埔镇冬古村 大帽山遗址 新石器时代 东南诸河 15 闽南区 滨海
泉州市德化县号班镇三班村 辽田尖窑址 青铜时代 晋江流域 569 闽南区 内陆
②秦汉时期。在今南平市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和浦城县临江镇锦城村考古发掘的汉城遗址和锦城遗址，据考证分别为西汉时期闽越国王城遗址和村落遗址，是目前在闽北地区发现较早的汉代遗址，这表明武夷山和浦城是古闽越族最早开发聚居的地区[19]。汉代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公元前110年，东越王馀善叛汉，汉武帝派兵将其闽越国灭亡，并“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此后数百年间福建大部分村落荒无人烟，成为废墟。
③魏晋时期。西晋末年北方永嘉（307—313年）之乱，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为福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北方汉人入闽移民潮[20]。中原移民一部分通过陆路古道入闽，他们从福建北部、西北部穿过闽赣浙边境的武夷山脉疆界关隘进入边境，由于中原移民最早进入，使得闽北的武夷山、浦城、建阳和闽西北的宁化、光泽、邵武一带成为福建开发最早的区域[12]。他们优先选择位于闽江上游建溪、沙溪流域水陆交通便利、水土环境优良的河谷地带定居繁衍[21]，这反映移民在乱世中寻求封闭、安全、适合耕种的环境偏好。如南平市浦城县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处，地处武夷山脉北麓、闽江上游，有横跨闽浙边境的仙霞古道经过，自古为中原入闽第一关。南平市浦城县水北街道观前村位于海拔258 m以上的河谷盆地，水陆交通便利，南朝时，北方移民经仙霞古道入闽后在此聚居而形成村落。另一部分走水路从海上入闽进入闽江下游福州平原和晋江流域泉州平原[12]。如泉州市台商区洛阳镇万安村，地处晋江流域洛阳江入海口，“洛阳江”“洛阳镇”为魏晋时期古地名，因该时期来自河南洛阳一带移民定居而得名。宁德市福安市溪潭镇廉村，位于闽东北交溪流域穆阳溪中游西岸、海拔18 m以上溪北洋河谷平原，自古是闽东北、浙南水陆交通枢纽，是闽北地区最早的移民聚落之一。据《平潭任薛通志》载：入闽始祖光禄大夫薛贺，先世居于河南高阳郡，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薛贺为了避战乱从梁都城建康（今南京）入闽，先居晋安（今福州），次年（503年）迁居廉村，繁衍至今[22]。

2.2.3 唐至五代

唐至五代形成的传统村落有83个，主要分布在闽北南平市的武夷山市、邵武市、政和县，闽东宁德市的屏南县、周宁县、福安市，闽西龙岩市的长汀县，以及沿海的福州平原、泉州平原、漳州平原（图5b），具有向沿海平原、闽北、闽东山区聚集的特点。唐至五代时期，福建经济开始进入发展期，历史上两次大的移民潮对福建开发、传统村落形成和分布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唐代福建经济开发重心从闽北山区转移到沿海地区[23]。
①唐代陈元光入闽开发漳州。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部入闽平定漳州、泉州、潮州一带“蛮獠啸乱”，后从家乡河南固始携带近万人家眷（87个姓氏）入闽，成为中原移民入闽第二次高潮[11]。唐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上奏朝廷设置漳州郡，开拓闽南，今闽南漳州地区九龙江流域许多传统村落的形成与此历史有关。如今漳州市云霄县火田镇西林村，位于漳江上游海拔16 m以上溪谷，陈元光曾率部在此驻军，并最早将漳州郡治设在西林村，现留下唐代军陂、漳州旧衙等遗址。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洪坑村，位于九龙江下游漳州平原，戴氏开基祖为陈元光女婿戴君胄的后裔。漳州市长泰县山重村，地处九龙江上游马洋溪东岸海拔200m以上河谷盆地，开基祖薛武惠为陈政女婿，于公元669年率军进驻山重后定居。漳州市龙海区埭美村，地处九龙江入海口漳州平原，开基祖为陈元光的后裔陈均惠等。福州市长乐区江田镇三溪村，位于闽东沿海福州平原。据《荥阳三溪潘氏族谱》载，入闽始祖潘节原籍河南荥阳，他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平乱，后受封昭德将军。四世孙潘纲从漳浦梁山甘棠迁泉州潘山，后于唐咸通二年（861年）迁长乐三溪村。分析上述6个村落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可以勾勒出陈元光部入闽后的迁移路线，即以今漳州市云霄县火田镇西林村为中心，沿海一路往东北进入九龙江河流域及漳州平原，再往北进入泉州平原和福州平原。
②王审知入闽与山区移民。唐末五代十国时期（885年），河南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率义军南下入闽，成为中原移民入闽第三次高潮[12]。五代时期（910年）王审知占据福建并被封为闽王，建立闽国，后在闽东福州和闽北建瓯建立都城，随行的部将和百姓大部分在福州、建瓯两地安居。不久后，闽国灭亡（945年），部分后裔为躲避战乱，以福州、建瓯为中心沿闽江往上游建溪、富屯溪、沙溪流域和中下游尤溪、大樟溪、古田溪流域的山区迁移。代表性的如南平市建宁县溪源乡上坪村，地处闽西北武夷山脉中段、闽江上游富屯溪源头，位于海拔780 m以上山间盆地，西与江西省黎川县接壤。据《上坪关西族谱》载，开基祖杨感遁原籍河南，先祖圣达公随王审知部入闽后定居福州，五代时期后裔杨感遁因闽王政失从福州迁上坪村。南平市延平区宝珠村，地处闽北地区闽江上游、海拔800 m以上山间盆地。据《南平宝珠山卢氏家谱》载：“入闽始祖卢珧，随王潮、王审知入闽因功封镇闽将军，居福州。五代时期迁居尤溪。945年，南唐灭闽，五世孙卢甲元迁居宝珠”。福州市永泰县嵩口镇月洲村，位于闽江下游支流大樟溪上游、海拔100 m以上的溪谷盆地。据《月洲村张氏族谱》记载，入闽一世祖张睦于唐光启元年（885年）从河南随王审知部入闽后被封梁国公居福州闽侯，后二世祖張膺、张赓为避乱于939年从福州溯大樟溪逆流而上，迁永泰月洲定居。

2.2.4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形成的传统村落有453个，主要分布在闽东地区的宁德中部地区、福州西部地区、莆田西北地区以及泉州中北部地区（图5c），具有向山区和沿海双向拓展的特点。
①向山区挺进。宋元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福建经济社会进入繁荣期，人口激增导致人地矛盾开始紧张[12]。早期外来移民大多占据耕作条件、生活环境优越的河谷盆地和沿海平原地带。两宋和宋元交替之际，北方战乱，大量移民南迁入闽，由于该时期福建人口已接近土地承载的峰值，他们不得不往耕作条件相对较差、海拔较高的闽东、闽南、闽西山区迁移[12]。如闽东宁德市周宁县浦源镇浦源村，地处闽中大山带北段鹫峰山脉东南麓海拔900 m以上的山谷盆地。据《郑氏宗谱》记载，浦源郑氏先祖郑满原居江西上饶，永嘉之乱入闽，居闽东今福州市连江县境内。长子郑初从连江往北迁闽东宁德霍童，郑初五世孙郑唐沿霍童溪逆流而上至今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福口村（海拔60 m以上）。至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后裔朝奉大夫郑尚为逃避战乱，继续迁往交溪上游浦源村（海拔900 m以上）而形成村落。从浦源村郑氏先祖迁移路线，结合区域地理和历史背景，由此可以推断其祖先入闽后在闽东宁德地区的迁移路线，即沿水系霍童溪从下游往上游，从低海拔往更高海拔山区迁移。漳州市华安县和春村，地处闽中大山带南段博平岭南麓、九龙江上游支流西溪源头、海拔1030 m以上山谷，是闽南地区海拔最高的行政村。据《华安邹氏族谱》记载，入闽始祖邹勇夫于唐末随王审知兄弟入闽，因功被封尚书左仆射，镇守闽西北门户泰宁，就地发家。南宋末年，邹勇夫十二世孙邹顺隆从泰宁县城迁闽西龙岩市万安镇邹家山，因汀寇作乱后再迁漳平市永福镇陈村，长子邹智远于元代（1332年）再迁闽南华安县和春村而形成村落。
②向海发展。沿海平原地区，由于人口稠密、耕地少，政府下令将海边滩涂开辟良田，地方围海造田十分普遍[11-12]，导致居民点聚集和新的村落形成。据清道光年间《重纂福建通志》卷五六：“诸港、浦、壕、塘皆古人填海而成之，所谓闽在歧海中也。”如今沿海一带以浦、渚、埭、屿、埔、洲等命名的地名和村落大部分是宋人围海造田的遗痕[11]。代表性的如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洋尾村。早期莆田平原为海湾和沼泽地，随着唐代中叶围海造田的高潮和宋元以来陂塘水利设施的建成，外来移民逐步向莆田平原南、北洋腹地迁移[24]。洋尾村地处莆田北洋平原，与白塘湖相邻。据《兴化府志》载，白塘湖“初为海荡，及后堤媵继作，遂以成塘”。早期白塘湖为海荡地，因当地百姓灌溉良田所需而筑堤蓄水成塘。至宋代，白塘湖地区因围海成陆而形成村落，洋尾村在此历史背景下形成。据《白塘洋尾李氏族谱》记载，开基祖李伯玉为唐高祖李渊第二十子闽越江王李元祥第十四世孙，他于宋咸平二年（999年）自南安迁此定居，而后形成村落。

2.2.5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形成的传统村落有619个，主要分布在宁德中部地区、福州西部地区、泉州中北部地区与漳州西北部地区（图5d），具有向沿海平原和向闽东、闽西山区聚集的特征，这与明清时期移民、山区商品经济发展、沿海卫所军屯政策密切相关。
①山区开发移民。明清时期，一方面福建地狭人密、人地矛盾加剧，尤其是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失地的农民不得不向尚未开发的闽东、闽北山区、闽浙赣粤边区移民[11]；另一方面大量移民进入山区，他们选择水土资源丰富、水运交通便利的闽北闽江上游、闽东闽江中下游大樟溪和交溪、敖江流域上游山谷，通过开垦山林或租种租金低廉的荒地种植茶、甘蔗、蓝靛、烟草等经济作物，并将产品销往省内外以获得高额利润，给外来移民带来强大吸引力，从而形成山区开发高潮[9,25]。如闽东地区宁德市古田县桃溪村的形成是沿海平原向闽东山区移民、开发山区的典型案例。桃溪村位于古田县北部山区，闽中大山带北段鹫峰山东南麓，闽江中下游古田溪支流上游，海拔400 m以上山谷。据《桃溪林氏族谱》记载，桃溪林氏开基祖济琅公为林氏入闽始祖林禄后裔，林禄于东晋时期（325年）入闽为晋安太守居福州，传十世，隋右丞林茂于公元583年南迁沿海莆田平原北螺村（今莆田市西天尾镇林山村）。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后裔济琅公挑“货郎担”路经古田，后定居桃溪村开荒，繁衍至今。
②沿海军事移民。明代福建沿海地区倭患猖獗，为了抗倭和加强海防，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奉命在福建沿海修建起16座卫所，同时建立卫所和军屯制度[26]，即由朝廷派出士兵在沿海固定卫所镇守，一部分士兵被称为军户，他们携带家眷世代在驻地屯田以供军需[27]。明后期卫所制度逐步瓦解，这些军户及后裔就地落户定居而形成村落，代表性的有位于闽东沿海的宁德市霞浦县大京村（大金千户所），位于闽中沿海的莆田市秀屿区平海村（平海卫）、闽南沿海的泉州市晋江市福全村（福全千户所）、漳州市龙海区镇海村（镇海卫）等。闽东山区的如福州市永泰县丹云乡赤岸村，地处闽江中下游支流大樟溪上游、海拔600 m以上溪谷。据《赤岸王氏族谱》记载，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年），安徽庐州人王安统军入闽定居今福州鼓楼区钱塘巷，三子王宁袭将军职，屯兵永福（今永泰）赤岸，后就地落户。
③境外移民。明中叶以后，福建沿海地区向境外移民进入发展期，大量沿海民众为了谋生，迁往台湾或外迁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掀起往台湾垦荒和下南洋潮[21]。其中一部分村民致富后回乡在村内建造红砖大厝或具有中西结合风格的“番仔楼”，这些传统村落见证了福建人下南洋的创业史和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史，如位于闽南泉州市晋江梧林村。据《丰田蔡氏族谱》记载：清康熙年间，大量村民“下南洋”菲律宾谋生，致富后在村内建造“番仔楼”数量达50多座。泉州南安官桥镇漳里村漳州寮自然村，现村中保留的大面积的闽南红砖古厝群由旅菲商人蔡启昌、蔡资深父子于清末（1867—1911年）建造。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以福建省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福建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规律与历史演化进程。主要结论如下：
①福建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地域差异较大，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特点。西部山区多、东部沿海少，位于闽江、交溪流域、闽东民居文化区多，位于木兰溪流域、莆仙民居文化区少，在闽中大山带形成4个高密度区，既与福建省地形、水系、民居文化区划格局高度耦合，也与福建省自然地理环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现代交通、移民历史文化等高度关联。
②从历史时序上看，福建传统村落大多形成于明清时期，数量随年代递减即年代越早传统村落数量越少，总体呈现内陆—沿海—内陆聚集的趋势。福建省历史上几次大的移民潮对福建地域开发和福建省传统村落的形成和分布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唐代以前福建处于初步开发阶段，闽北、闽东、闽南山区开发较早，这些地区传统村落数量最多；唐至五代时期为福建大规模开发阶段，移民往沿海四大平原聚集；宋元时期福建经济社会进入繁荣期，传统村落增幅最大，移民由沿海迁往海拔较高的闽东、闽南、闽西山区，促成了这些地区传统村落的聚集；明清时期为尾声阶段，移民向海拔更高、耕作条件更差的闽东山区拓展，使该时期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

3.2 讨论

①乡村地域系统理论表明乡村地理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性[28]，表征之一是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本文从行政区划、地形、流域、民居文化分区4个不同地理视角揭示了福建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差异特征，为科学认知福建省传统村落地域分异规律、服务支撑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依据，但并未涉及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相互作用机理及传统村落地域差异性的深入研究。因此后续研究可重点关注福建省传统村落在选址环境、空间布局、建筑风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地域特征，深入探究福建省传统村落的形成机理、类型谱系划分及其特征。
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表明，乡村地域系统是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适应系统[28-29] 。既有研究认为传统村落时空分布格局受地形、水系等自然地理因素和经济水平、交通、城镇化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1-4]，较少从历史地理视角分析移民因素，且缺少具体村落案例分析。本文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通过福建移民开发进程与典型个案分析揭示了福建省传统村落的历史演变规律，即福建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历史上移民开发福建的空间进程密切关联[17,23]，可以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然而在分析过程中仍存在不足：一是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相结合不够紧密，在田野调查获得的族谱、碑刻等资料的分析，尚未充分利用和展示；二是研究数据的局限性，由于福建沿海地区相比西北部山区传统村落数量较少，但历史上移民向沿海平原迁移聚集而形成的村落数量却远大于传统村落数量，导致从各时期福建省传统村落核密度图中并不能真实反映唐初、唐末五代，乃至宋元时期大批移民向沿海四大平原地区迁移的历史。本文虽试图通过沿海地区典型案例村落形成分析以弥补其不足，但难免以偏概全。后续研究可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加深对不同地域传统村落典型个案的研究，进一步探究不同地域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模式和乡村振兴途径。
③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将历史地理学理论方法应用于乡村地理研究中具有适用性和学术价值。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29]。历史地理学主张将地理学和历史学相结合方法以历史变迁动态视角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与人地关系变迁规律[30-31]。将历史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跨学科理论方法与数字人文量化研究方法结合对于促进乡村地理乃至人文、经济地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32]，它有利于从多学科、多领域、多维度视角揭示乡村人地关系演变及调适规律[33-34]，进而在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政策制定和具体行动中因地施策，助力新时期中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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