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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9: 174 - 18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9.018

三农、土地与生态

粮食安全背景下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

  • 段健 , 1 ,
  • 汝旖星 1 ,
  • 姜海宁 , 1, ※ ,
  • 王莹莹 2 ,
  • 金星星 1
展开
  • 1.浙江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浙江 金华 321004
  • 2.华中师范大学 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9
※姜海宁（1982—），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E-mail：

段健（1986—），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3-09-11

  修回日期: 2024-04-22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0-3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0112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60)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25NDJC023YB)

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C20230918)

2021年浙江师范大学青年博士专项(ZZ323205020520013060)

收起

Spatial Pattern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ransnational Farmland Investment in Afric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ood Security

  • DUAN Jian , 1 ,
  • RU Yixing 1 ,
  • JIANG Haining , 1, ※ ,
  • WANG Yingying 2 ,
  • JIN Xingxing 1
Expand
  •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Zhejiang，China
  • 2. Key Laboratory for Geographical Process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of Hubei Province&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11

  Revised date: 2024-04-22

  Online published: 2024-10-31

Fold

摘要

文章借助Land Matrix数据库，利用空间分析工具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世界各国对非洲耕地投资的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2022年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占全球的28.71%，遍布非洲42个国家；耕地投资来源地主要为非洲发达国家、欧美发达国家、中东海湾国家和亚洲新兴国家。②非洲跨国耕地投资整体呈“T”字型布局，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形成几内亚沿岸、埃塞俄比亚高原和赞比亚高原集聚区3大投资热点区域。③非洲跨国耕地投资是一种典型的“资源寻求”型FDI，尤其水资源发挥关键性作用；世界各国在对非耕地投资中存在“腐败偏好”和“制度薄弱偏好”特点，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对跨国耕地投资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 跨国耕地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 投资区位; 粮食安全; 非洲

本文引用格式

段健 , 汝旖星 , 姜海宁 , 王莹莹 , 金星星 . 粮食安全背景下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J]. 经济地理, 2024 , 44(9) : 174 -18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9.018

Abstract

Based on the Land Matrix database,and using spatial analysis tools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this research dissects the spatial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mpelling forces of overseas farmland investments in Africa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worldwi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By 2022,African transnational farmland investments accounted for 28.71% of the global portfolio, spanning 42 African countries. The principal investment inflows into African farmland originated from Africa's developed countries,developed Western countries,Gulf countries,and Asian emerging countries. 2) The African transnational farmland investments present a T-shaped layout,demonstrating marked spatial clustering. This has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ree major investment hotspots: the Guinea coast areas,the Kenyan Plateau,and the Zambian Plateau. 3) The African transnational farmland investment mirrors a classic "resource-seek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with water resources playing a pivotal role. There are "corruption preference" and "institutional weakness preference" in the global farmland investments in Africa.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market size of the host countries do no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transnational farmland investments.

Key words： overseas farmland investme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vestment location; food security; Africa

非洲大陆是决定全球2030年能否实现“零饥饿”目标的关键地区，其中以粮食安全为代表的民生问题仍是非洲国家发展过程中重点要解决的关键问题。《2022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7.68亿，其中1/3以上来自非洲，非洲食物不足发生率居各大洲之首。受经济发展动能不足、技术能力有限、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多重因素限制，保障非洲粮食安全需要域外国家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支持。作为一种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跨国耕地投资将资本引入农业部门，一方面有利于东道国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科技装备水平、增加农业产出水平[1]，对促进非洲农业现代化和经济持续发展等具有深远意义；另一方面，跨国耕地投资也有利于投资国参与全球农地资源配置，获取全球农业资源以弥补国内资源不足问题[2]。
中国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国家，粮食生产面临耕地资源刚性约束，在农业“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框架下，以土地投资为载体推进境外农业全产业链投资布局，是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迫切需要。非洲农地资源和水资源分别占全球的21.07%和9.00%，农业资源开发潜力巨大，是中国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国际农业合作的重要区域。2015年《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和《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6—2018年）》均提到，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国家开展农业种植、粮食仓储、畜牧养殖、渔业捕捞及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投资合作[3-4]。截至2020年底，中国在非农业投资企业超200家，投资存量11.1亿美元，投资范围涵盖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等各产业，超过350余种非洲农产品食品可开展对华贸易[5]。中非农业领域的投资合作不仅对非洲减贫、维护国际粮价稳定继而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等具有多项重要作用，而且还能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经济联系的合作升级。
近年来，学界围绕“非洲跨国耕地投资”开展了大量研究。前人研究表明非洲跨国耕地投资主要集中在粮食部门[6-7]，影响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的因素错综复杂，包括东道国资源基础、营商环境、市场基础、基础设施、政府激励措施以及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历史和政治关系等[6]，各因素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资源基础方面，Hirsch等人认为在雨养作物地区，气候条件和水资源是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的关键影响因素[8-10]，而Olayinka等认为耕地是跨国投资者在资源基础方面考虑的首要因素，并指出耕地面积每增加1 hm2投资概率就会提高约0.23%[11]；政府治理方面则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高质量的政治治理水平是吸引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11]，Arezki等则指出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廉洁高效的制度并非吸引投资的因素，甚至认为薄弱的土地治理反而更加吸引投资者[12-13]；社会经济方面，部分学者研究表明非洲耕地投资倾向于人均产出水平较低[8,14]、粮食消费高度依赖进口[13,15]的国家，但这一结果与Schoneveld[6]的研究结论相矛盾。此外，还有部分学者探讨了非洲34个国家耕地投资潜力[7]以及中美两国对非耕地投资的决策差异[17]。
综上，国内外关于“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既有研究多为基于非洲个别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分析，对非洲跨国耕地投资整体特征和地区差异分析不足，同时也导致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制度质量等因素对非洲跨国耕地的投资的影响存在争议。诸如，非洲跨国耕地投资是“资源寻求”型FDI还是“市场扩张”型FDI?非洲较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普遍的腐败现象是否对跨国耕地投资产生“摩擦效应”?跨国耕地投资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实际贡献如何?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粮食安全的视角，借助Land Matrix数据库获取非洲跨国土地投资项目位置、数量、面积等数据，综合运用平均最邻近距离、核密度分析法及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Ripley's K 函数）方法，探讨2000—2022年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的空间分布模式、热点区域演化和空间集聚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回归模型从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经济条件、制度环境、开放程度等方面探究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最后，利用皮尔逊指数探讨跨国耕地投资与非洲各国粮食安全的相关性。希冀为深化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研究，以及解决非洲粮食安全问题与优化中国对非耕地投资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1 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方法

1.1.1 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

最邻近距离是表示点状事物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近程度的地理指标，适用于分析一定范围内大量点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18]。通常，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点的空间分布模式可分为集群式、均匀式和随机式3种，通过比较区域内点的实际分布与假设的随机分布之间的差异，来判定点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基于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空间点要素矢量数据，通过计算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点的最邻近点指数R，分析跨国耕地投资在非洲范围内的宏观空间分布模式。最邻近点指数R定义为实际最邻近距离与理论最邻近距离之比，其计算公式参考相关文献[18]。

1.1.2 核密度估计

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非洲内部不同区域跨国耕地投资项目点集聚强度的差别和热点区域[19]。核密度估算法是将点要素的分布状态转变为概率分布，通过统计一定邻域范围内地理对象个数并以可视化的形式揭示其空间分布规律与空间演变规律，体现了空间异质性和中心强度随距离衰减的特征。核密度估计计算公式参考文献[19]。

1.1.3 Ripley's K函数

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可能会发生改变，Ripley's K函数在核密度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所有点之间的距离关系，能够更精确地识别点集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所表现出来的分布模式[20]。故进一步采用Ripley's K函数检验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集聚或分散程度。Ripley's K函数计算公式参考文献[20]。

1.1.4 空间回归分析

跨国耕地投资区位作为一种地理要素，其在空间上并不是处于独立状态，而是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自相关性[14,21-22]，适用于空间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空间回归模型主要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2种，其中空间滞后模型主要考虑的是周围地区对本地区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而空间误差模型则主要考虑的是随机误差项对空间效应的干扰，其计算公式如下：
S = β F + ε
空间滞后模型：
S = ρ W s + β F + ε
空间误差模型：
S = β F + ε , ε = μ W ε + θ
式中：S为东道国跨国耕地投资规模，属于复合性概念，利用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数量和合同面积2个指标，采用熵权法对非洲各东道国的跨国耕地投资规模进行测度[23]；F为解释变量矩阵，即影响非洲跨国耕地投资规模的指标；ρ为空间效应系数；β为模型待估统计量；Ws为空间滞后因变量；Wε为空间误差因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μ为因变量的空间误差系数； θ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非洲跨国耕地投资数据收集自全球土地矩阵数据库（https://landmatrix.org/），数据采集时间为2022年12月30日，包括土地投资项目编号、经纬度坐标、地块面积、实施情况、企业信息、用途信息等数据，并根据研究内容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①剔除国内投资者项目、非农业项目以及撤销、破产或永久停止运营的项目，仅保留正在实施且用途为农业部门的外国投资者项目。②基础数据分为地块尺度和国家尺度，地块尺度数据为点状矢量数据，将经纬度坐标数据利用XY转点工具转化为空间点状矢量数据集，再与非洲政区地图进行叠加；国家层面数据为统计数据，按照国家属性对跨国耕地投资项目数量和合同面积进行汇总，得到非洲国家尺度的分析数据。③由于联合投资项目涉及来自不同国家的多名投资者，采用平均分配的原则对其合同面积进行拆分。④部分项目可能出现土地转租或被其他经营者收购，为避免重复计算，对于同一个编号的地块以收购或转租时间为界限，仅对投资方及其国家进行修改，面积不重复计算。此外，在进行空间回归分析时所用到的非洲各国人均耕地、人均水资源使用量、农业用地百分比、农业就业人员占比、化肥消费量、谷物单产、外资净流入额等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政府治理指数、政治风险、恐怖主义事件发生率、司法独立水平、腐败发生率、贸易开放水平、非关税壁垒等数据来自202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2 结果与分析

2.1 非洲跨国耕地投资基本特征

截至2022年12月，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共373个，占全球的28.71%；合同面积481.90万hm2，占全球的28.91%（表1）。由表2可知，非洲跨国耕地投资来源十分广泛，包括56个国家，根据国家特征可将其分为4类：第一类是以南非为代表的非洲本土发达国家，利用先天的地理距离优势和地缘优势，在非洲其他国家进行跨国耕地投资，其中南非是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数量最多的投资国，耕地投资面积居前5位。第二类是欧美发达国家（英美法意等）利用自身资金和技术优势，依托原来殖民地在非洲进行跨国耕地投资活动，以获取生物燃料为主要目的，其中美国是在非耕地投资面积最大的投资国。第三类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中东海湾国家，这些国家是世界上主要的缺粮国，其利用非洲大陆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红海便利的交通条件进行跨国投资，主要为获取粮食资源以缓解国内粮食问题。第四类是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等新兴国家，这些国家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少，近些年来开始积极进入跨国耕地投资竞争中，投资目的较为多元。其中，中国在非耕地投资项目数量和面积分别占非洲跨国耕地投资总量的8.04%和4.53%，主要分布在喀麦隆、马达加斯加、马里、苏丹、莫桑比克等14个东道国，投资区位相对比较集中。
表1 2000—2022年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统计

Tab.1 Statistics on transnational farmland investment projects in Africa from 2000 to 2022

时段 项目数量
（个）		 合同面积
（万hm2）		 实施面积
（万hm2）		 意向面积
（万hm2）		 实施率
（%）
2000 101 141.05 46.73 145.85 33.13
2010 240 345.49 79.02 453.61 22.87
2022 373 481.90 103.17 683.04 21.41
表2 2022年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和面积(存量)前10位投资国

Tab.2 Top 10 investor countries for transnational farmland investment projects and area （stock） in Africa in 2022

序号 投资国 项目数量（个） 序号 投资国 合同面积（万hm2）
1 法国 47 1 美国 75.44
2 南非 36 2 沙特阿拉伯 48.34
3 英国 36 3 新加披 35.17
4 美国 34 4 南非 34.61
5 中国 30 5 法国 29.92
6 沙特阿拉伯 28 6 中国 21.83
7 阿联酋 24 7 英国 21.53
8 瑞士 22 8 津巴布韦 19.66
9 印度 19 9 阿联酋 18.14
10 荷兰 19 10 加纳 17.94
非洲跨国耕地投资主体结构多元，包括私营企业、金融机构、非盈利组织和其他主体（表3）。从投资数量和规模看，私营企业占绝对优势。2000年以前私营企业投资比例高达79.63%，2000年以后随着其他主体介入该领域，私营企业的比重有所下降，到2022年只占54.92%。私营企业在进行跨国耕地投资时会倾向于制度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尽可能规避制度风险。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是第二大投资主体。2007、2008年全球粮食、能源、金融危机“三重危机”后，出于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不信任、对政治稳定性的担忧以及对未来粮食需求的投机，“实物资产”农田作为一种能够对抗股市波动的“低风险投资”引起了全球投资者的注意。虽然在金融领域农田依然是小众投资产品，但在上述因素作用下，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进入该领域，投资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到2022年投资比例达24.38%。国有企业的比重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由于境外耕地投资与对外农业援助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国有企业因早期参与对外农业援助项目与东道国建立了较好的联系，较早进入了该领域；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在进行跨国耕地投资时具备双重动机，国有企业受东道国投资严格审查的影响，导致比例较低。非盈利组织和其他组织投资比例较低，且变化不大。
表3 非洲跨国耕地投资主体及其结构变化(%)

Tab.3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transnational farmland investment agents in Africa(%)

投资主体 2000年 2010年 2022年
私营企业 79.63 55.88 54.92
国有企业 1.85 18.49 14.04
金融机构 16.67 21.43 24.38
非盈利组织 0.00 0.84 0.49
其他 1.85 3.36 6.17

2.2 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空间分布特征

2.2.1 非洲跨国耕地投资区域差异与国家差异较大

非洲跨国耕地投资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和几内亚湾沿岸，整体呈“T”字型布局。在非洲五大区域中，南非地区耕地投资项目数量最多（图1a），截至2022年共有109个，主要分布在莫桑比克和赞比亚，占地区总和的68.81%。与非洲其他地区不同，南非地区最大投资国是南非共和国，其经济发达，资本充足，与南非地区其他国家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更近的地理距离和社会文化关系大大降低了投资的成本和风险。西非和中非沿海地区是非洲传统的油棕和甘蔗等作物种植区，该地区湿热的气候条件特别适合油棕种植。西非地区跨国耕地项目数量和投资面积均居第二（图1），其中西非跨国耕地投资项目主要分布在尼日利亚、加纳和科特迪瓦等国家，3个国家占西非跨国耕地投资总数的60.19%。中非地区虽耕地投资项目数量较少，但单个项目投资面积大，因而其投资面积总量最大（图1b），投资项目主要分布于刚果（金）和喀麦隆2国，约占区域总数的70.00%。东非地区农业资源丰富，拥有可耕地资源0.66亿hm2，草场面积达2.64亿hm2，是未来满足非洲地区粮食、油料需求的重要地区[24]，因此虽然东非地区仅有5个国家，但其耕地投资项目数量仍位居前列。由于气候干燥、沙漠广布，北非地区的跨国耕地投资项目较少，且其主要集中在苏丹，苏丹跨国耕地投资项目占北非地区跨国耕地总数的50.00%以上。
图1 2000—2022年非洲各区域跨国耕地投资项目数量和规模变化

Fig.1 Numbers(a) and areas(b) of transnational farmland investment projects by regions in Africa from 2000 to 2022

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覆盖非洲77.77%的国家。从项目数量看，非洲跨国耕地投资前10位东道国总投资项目为245个，约占非洲总项目的65.68%（表4）。其中埃塞俄比亚得益于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其农村发展政策，吸引外国投资进入农业部门，因而成为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数最多的东道国。从合同面积看，非洲前10位东道国总投资面积为372.83万hm2，约占非洲跨国耕地总投资面积的77.37%。刚果（金）是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面积最大的东道国，其单位耕地投资面积尤为大，2004年仅美国1个项目投资就达到34.80万hm2。
表4 2022年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和面积(存量)前10位东道国

Tab.4 Top 10 host countries for transnational farmland investment projects and area (stock) in Africa in 2022

序号 东道国 项目数量
（个）		 序号 东道国 合同面积
（万hm2）
1 埃塞俄比亚 41 1 刚果（金） 67.68
2 莫桑比克 40 2 埃塞俄比亚 48.95
3 赞比亚 35 3 利比里亚 45.44
4 尼日利亚 25 4 苏丹 44.57
5 加纳 22 5 加蓬 34.64
6 苏丹 19 6 莫桑比克 32.80
7 坦桑尼亚 18 7 赞比亚 27.48
8 乌干达 15 8 加纳 26.32
9 科特迪瓦 15 9 喀麦隆 23.03
10 刚果（金） 15 10 尼日利亚 21.94

2.2.2 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的空间集聚特征显著

2000年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的最邻近指数分析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此时跨国耕地投资分布较为随机；2010年，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数量增至240个，空间分布呈现由随机到高度集聚（R2=0.55）的变化；2022年非洲跨国耕地项目数量和合同面积分别增至373个和481.90万hm2，空间集聚度进一步增强（R2=0.39）。
表5 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最邻近指数

Tab.5 Nearest neighbor index for transnational farmland investment projects in Africa

时间 2000年 2010年 2022年
集聚程度R 1.00 0.55 0.39
P值 0.70 0.00 0.00
核密度分布图（图2）显示，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空间分布密度总体呈现东部和西部高，中部和北部低的空间格局，逐渐演化为多个集聚中心。具体来说，2000年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数量较少，核密度数值整体偏低，形成2个热点区域，其中一个是非洲西部以加纳为中心的几内亚沿岸集聚区，另一个是东部以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苏丹为中心的埃塞俄比亚高原集聚中心。此外，在非洲北部、南部外围片区呈现众多“孤岛”。2010年非洲跨国投资项目数量增长迅速，尤其非洲东部增速更为显著，埃塞俄比亚集聚中心范围扩大，东部地区比较突出的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赞比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5国，其投资项目数占整个非洲大陆的39.95%；西部几内亚沿岸集聚中心范围有所缩小，且投资主要集中于尼日利亚、加纳、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5国，其投资项目数占整个非洲大陆的20.38%；此外，在南部外围片区的“孤岛”集聚中心也正在逐渐形成。2022年，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形成西部几内亚湾沿海集聚区、东部埃塞俄比亚高原集聚区和南部赞比亚高原集聚区三足鼎立的局面，相对于2010年，西部几内亚湾沿海集聚区和南部赞比亚高原集聚区集聚度增强，东部埃塞俄比亚高原集聚区范围和强度变化不大。
图2 非洲跨国耕地核密度值空间分布演变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665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2 Kernel density of transnational farmland in Africa

2.2.3 非洲跨国耕地投资具有多尺度集聚特征

运用L(d)指数，对上述3个时间断点的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集聚强度与集聚规模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3个年份的L(d)曲线均大于模拟最大值，且通过99%置信度检验，说明在观测范围内，跨国耕地投资项目均显著集聚，L(d)函数曲线变化均呈先增后降的倒“U”特征，其中2000年呈现“双峰”特征，2010和2022年L(d)函数曲线形态呈现“单峰”特征（图3）。具体来说，2000年跨国耕地投资项目在较大空间尺度上始终呈集聚分布态势，但集聚强度波动明显，在小空间尺度上出现一系列L(d)峰值，具体分别在1.12、3.37、4.69、10.50和11.43 km处分别出现峰值2.54、2.02、2.17、2.11和2.19。与之相比，2010与2022年的L(d)曲线变化规律性明显且相似，L(d)值均大于随机分布的最大值，显著性均通过检验，且L(d)曲线依然均呈先增后降的倒“U”型，这说明在实际观测距离范围内，这2个年份的跨国耕地投资项目分布的L(d)曲线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逐渐远离置信空间，集聚强度逐渐增大，而随着范围的扩大，其集聚强度开始减弱。具体来说，2010年投资项目分布的特征空间尺度为9.10 km，对应L(d)峰值为3.93，集聚规模为260.02 km2；而相比于2010年，2022年投资项目特征空间尺度与集聚规模均进一步增大，分别变为13.68 km和587.63 km2，增长率分别为50.33%和125.99%，其相应的L(d)峰值升至13.06。可见，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始终呈集聚分布特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集聚规模逐渐增大，集聚强度表现为“先增后降，但总体增大”的变化趋势。
图3 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分布的L(d)指数

Fig.3 L(d) index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ransnational farmland investment projects in Africa

2.3 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空间分异影响因素

2.3.1 影响因素分析

东道国耕地资源数量、后备耕地资源数量、农业生产条件、社会治理状况、土壤肥力和投资便利性等因素均被认为是影响外来投资的重要因素[8,11]。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从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制度环境、经济环境和开放程度5个维度选取23个指标构建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空间分异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进行最小二乘回归（OLS）、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回归模型（SEM）分析。为提高模型精度，对数值型指标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根据空间依赖性检验结果，LM（lag）p值为0.0610，LM（error）p值为0.3111，表明SLM模型更适合分析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的影响因素。SLM分析结果见表6。
表6 非洲跨国耕地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Tab.6 Regression results o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cale of transnational farmland investment in Africa

维度 指标（单位） OLS SLM SEM
资源禀赋 CONSTANT -1.0319 -0.8711* -0.4874
人均耕地数量（hm2） 0.0173 0.0119 0.0734
人均水资源使用量（m3） 0.0610** 0.0589*** 0.0482*
人均耗电量（kW·h） -0.0355 -0.0381 -0.0453**
农业用地百分比（%） 0.0525 0.0476 0.0202
化肥总消费量（kg/ha） 0.0815 0.0869** 0.0873**
谷类单产（t） 0.0500 0.0593** 0.0535*
基础设施 交通综合评分（分） -0.3556* -0.4168*** -0.4760***
制度环境 政府治理指数 -0.1860 -0.2030* -0.2957***
政治风险（分） 0.0215 -0.0624 -0.1428
恐怖主义事件发生率（%） 0.0473 0.0335 0.0216
司法独立水平（分） -0.1181 -0.1461 0.0126
腐败发生率（%） 0.6617** 0.7623*** 0.8194***
经济环境 农业就业人员占比（%） 0.0712 0.0355 0.0075
人均GDP（USD） 0.0433 0.0450 0.0689**
通货膨胀（%） 0.0903 0.0868 0.0440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0.2765 0.2694** 0.2940**
职业培训水平（%） 0.6396 0.6941 0.4329
劳动力市场（万人） -0.9923 -1.0627** -1.2144***
农业产值占GDP比（%） 0.1055 0.1154** 0.1269***
市场规模（万人） 0.1746 0.2081 0.3104*
开放程度 外资净流入（USD） 0.0698 0.0727** 0.0798**
贸易开放水平（%） 0.0206 0.0228 0.1734
非关税壁垒 0.6528 0.6849 0.6038
R-squared 0.6519 0.6735 0.7010
LogL 48.46 49.8651 49.9234
AIC -48.93 -49.7302 -51.8468
SC -1.6422 -0.4729 -4.5598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表7同。

①资源禀赋方面。人均耕地数量和农业用地百分比指标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均水资源使用量指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耕地资源并不是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的首要因素，水资源才是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的关键因素。非洲跨国耕地投资主要用于种植业，农业生产需要充足的灌溉水源以保证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尤其是非洲雨养农业区，水资源是决定农业发展的前提。谷物单产和化肥总消费量指标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谷物单产意味着作物的适宜性和种植技术的高低，化肥总消费量与农业投入密切相关，投资国更愿意对谷类单产和农业投入意愿较高的国家进行耕地投资，以期利用其已有的技术和条件来进行高质量产出。
②基础设施方面。交通综合评分指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原因是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多位于目前未开垦、人口密度低的适用于农业开垦的处女地区，这些地区通常位于边缘地区，远离市场，缺少基础设施[25]。人口稠密地区通常人地矛盾较突出，而投资偏远的处女地则可以有效避免或减少外国投资者与本地居民的土地需求冲突。非洲各国农业基础设施普遍不足和落后[26]，基础设施不是非洲跨国耕地投资考虑的主要因素；反之，采用“绿地模式”的跨国耕地投资项目通过兴建厂房、灌溉、道路等能有效提高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21]。
③经济环境方面。人均GDP指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和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反映非洲东道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对跨国耕地投资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农业产业基础对耕地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市场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非洲跨国耕地投资并非“市场扩张”型FDI。非洲大多数国家以农业为主，小农户农业生产主要是自给自足，市场规模小且发育不充分，购买力不足。
④制度环境方面。政治风险、恐怖主义发生率对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政府治理指数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腐败发生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世界各国在对非耕地投资中并不关注政治风险，反而更青睐于向政治治理能力较差和腐败发生率较高的国家，即存在“腐败偏好”[13]特征和“制度薄弱偏好”[9]特征。据“透明国际”组织2019年发布的清廉指数报告，非洲国家普遍清廉程度较低，尤其撒哈拉以南地区国家清廉指数平均仅32分，低于中东非及北非国家的平均值39分，而前者的跨国耕地投资数量和规模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⑤开放程度方面。表征经济开放度的3项指标仅外资净流入指标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外资吸引力对非洲跨国耕地投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度和非关税壁垒指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侧面印证了非洲跨国耕地投资不属于典型的“市场扩张”型FDI。

2.3.2 驱动机制探讨

根据SLM模型估计结果，筛选对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空间分异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对各个因素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进一步剖析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空间分异的驱动机制（图4），将其主要驱动力归纳为资源驱动、农业基础驱动、制度驱动和外资驱动4种。
图4 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空间分异的驱动机制

Fig.4 Mechanisms driving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ransnational farmland investment in Africa

①资源驱动。非洲跨国耕地投资是一种典型的“资源寻求”型FDI，资源驱动主要通过人均水资源使用量指标来体现。尽管从全球来看，耕地是一种稀缺资源，非洲农地资源占全球的21.07%，吸引了世界各国对非洲土地资源的争夺。但从非洲内部来看，土地不再是稀缺资源，农业生产的主要限制因素是水资源，各国水资源差异直接导致了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的空间异质性。如在非洲东部赞比西河下游地区的赞比亚和乌干达，灌溉水源充足，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耕地投资；反之，在土地资源广袤的北非地区，由于水资源稀缺无法满足基本的农业生产需求，导致其几乎成为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的真空地区。同时，国土面积狭小、土地资源相对较少的国家如加纳、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等是跨国耕地投资备受青睐的东道国，而后备土地资源丰富的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却没有吸引太多耕地投资项目。此外，谷物单产和交通综合评分变量也分别从正反两个方向印证了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的“资源驱动”特征。
②农业基础驱动。农业基础驱动主要通过农业产值占GDP比重、谷物单产、化肥投入、平均受教育程度体现。跨国耕地投资在获取东道国土地的同时也获取了附属于该片土地上的生产要素，而较高的劳动力素质、生产要素投入和产业协作能力意味着较高的产出水平和生产效率，故东道国农业产业基础也是跨国耕地投资的推动力之一。如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最多的埃塞俄比亚谷物单产位居非洲第5位，农业是其国民经济和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因此十分重视农业投入，仅化肥进口额就达30亿美元左右；坦桑尼亚近年来推行中小学义务教育，80%的成年人具有读写能力，国民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高于非洲其他国家，使其成为近年来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强，也成为非洲跨国耕地投资前10位的东道国。
③制度驱动方面。制度驱动通过政治治理能力和腐败发生率来表现。一般情况下东道国治理水平低或腐败发生率高均会恶化投资环境和阻碍FDI流入，但在较低水平的制度环境下腐败对FDI具有“润滑效应”，即适度的腐败给投资者提供利用东道国制度缺陷的机会以谋取经济利益，东道国薄弱的制度尤其对“资源寻求”型FDI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7]。如非洲国家普遍存在因缺乏地方治理能力和政策透明度而导致的腐败寻租问题[26]，而跨国耕地投资涉及土地交易，由于现有土地交易决策程序和制度透明度较低，跨国企业在不透明的制度环境中利用社会网络进行寻租以获取稀缺的土地资源和政策扶持，导致非洲跨国耕地投资呈现“腐败偏好”和“制度薄弱偏好”特征。
④外资驱动方面。外资驱动由外资净流入量来表现。非洲各国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不能满足农业发展需求，外资在改善非洲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装备水平和科技水平，促进非洲农业现代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据世界银行估计，非洲每年用于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将近500亿美元[28]。2003年《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CAADP）》要求非洲各国政府必须把不低于10%的预算支出用于发展农业，以确保非洲各国农业实现增长，但多数非洲国家因为经济发展缓慢政府并未能实现上述农业投资目标，因此，政府鼓励农业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不惜通过以低廉的价格出售或出租土地的方式吸引外资，以弥补国内资本不足的问题。其中，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是非洲外资流入较多的国家[20]，2021年3国分别吸引外国直接投资51.06、39.55和23.85亿美元，接受投资的多为农业部门和基础设施领域。

3 结论与讨论

3.1 主要结论

①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占全球的28.71%，是跨国耕地投资的热点区域。截至2022年12月，非洲共有跨国耕地投资项目373个，合同面积481.90万hm2，项目数量和合同面积分别占全球的28.71%和19.06%。非洲跨国耕地投资来源于56个国家，主要为非洲本土发达国家、欧美发达国家、中东海湾国家和亚洲新兴国家。中国在非耕地投资项目数量和面积分别占非洲跨国耕地投资总量的8.04%和4.53%，主要分布在喀麦隆、马达加斯加、马里、苏丹、莫桑比克等14个东道国，投资区位相对比较集中。
②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分布不均，地区差异和国家差异较大。区域尺度，南非、西非和中非沿海地区以及东非地区是跨国耕地投资的热点区域，北非的跨国耕地投资项目较少且主要集中在苏丹。国家尺度，非洲跨国耕地投资项目覆盖非洲77.77%的国家，其中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赞比亚、尼日利亚、加纳、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科特迪瓦和刚果（金）10个国家跨国耕地投资项目占非洲总项目的65.68%；埃塞俄比亚和刚果（金）分别是投资项目数量最多和面积规模最大的东道国。
③非洲跨国耕地投资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和多尺度集聚特征。2000—2022年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空间分布呈现由随机到高度集聚的演化过程，形成三大集聚中心，分别是几内亚沿岸、埃塞俄比亚高原和赞比亚高原集聚中心。
④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空间分异主要受资源、农业基础、制度和外资共同驱动。非洲跨国耕地投资是一种典型的“资源寻求”型FDI，其中水资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非洲东道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对跨国耕地投资影响并不显著，但农业产业基础对耕地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世界各国对非耕地投资存在“腐败偏好”和“制度薄弱偏好”特征；非洲东道国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不能满足农业发展需求，吸引外资进入农业部门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

3.2 讨论与展望

①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生产的农产品以出口至母国或者国际市场为主要目标，对于改善当地食物安全的直接作用很有限。根据非洲跨国耕地投资与各国粮食安全分项指标的相关性可知（表7），跨国耕地投资规模与非洲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的相关系数为正，并通过了5%的置性水平，与营养不良发生率、5岁以下儿童发育不良占比及孕妇贫血患病率的相关系数也均为正但不显著。这些一定程度上说明跨国耕地投资与非洲粮食不安全呈某种正相关性，甚至跨国耕地投资可能加剧了非洲粮食不安全。跨国耕地投资仅对7个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产生了积极影响[29]，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一方面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跨国耕地投资使经济作物产量增加而谷物生产减少，导致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16]；另一方面，非洲跨国耕地投资在东道国政府的支持下主要为跨国公司和当地精英的经济利益服务，导致原本土地上的人口流离失所、失去生计，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不安全[29]。尽管如此，跨国耕地投资使资本进入农业部门，有助于东道国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科技装备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尤其是以“互利共赢”为目标导向的负责任的耕地投资时对东道国粮食安全有积极作用[30]，这也为未来解决跨国耕地投资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方向，即跨国企业在对非进行耕地投资时应积极响应当地的减贫目标和粮食安全目标。
表7 跨国耕地投资规模与非洲粮食安全指标Pearson相关性系数

Tab.7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scale of transnational farmland investment and the indicators of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非洲粮食安全分项指标 孕妇贫血患病率 平均膳食能量供应充足率 营养不良发生率 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 食品进口
占比		 5岁以下儿童发育不良占比 5岁以下儿童消瘦占比 基本饮用水占比 基本卫生
服务占比
耕地投资规模 0.130 -0.290 0.278 0.404** -0.014 0.253 -0.085 0.151 -0.348*

注：非洲各国粮食安全指标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https://www.fao.org/statistics/zh/）。

②本文结论与已有研究得出的在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的影响因素方面呈现一些异同：资源方面，已有研究认为耕地资源对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的影响大于水资源[14]，而本文的人均耕地数量和农业用地占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前者采用的是耕地绝对数量指标（耕地总面积），本文采用的是耕地相对数量指标。此外，本文增加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如谷物单产水平、人均耗电量和化肥使用量等，对结果也可能产生了影响。经济方面，已有研究指出人均GDP对非洲跨国耕地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4]，而本文研究显示人均GDP指标的影响不显著，非洲跨国耕地投资不存在倾向于“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国家”[14]；反之，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对非洲跨国耕地投资影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相对于人均GDP，农业产值占比更能反映跨国耕地投资的经济效应，而农业要素投入（如化肥）、农业劳动力素质、谷物单产指标也从侧面印证了跨国耕地投资倾向于农业产值较高的国家。制度方面，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的“腐败偏好”和“制度薄弱偏好”特征。开放程度方面，关于FDI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此外，本文还发现贸易开放度和非关税壁垒的影响不显著，间接证明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的主要动机并非“市场扩张”。
③随着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扎实推进以及中非经济互补性的日益凸显，中非呈现出全方位、深层次的农业合作趋势。本文研究结果对中国在非洲耕地投资具有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中国对非耕地投资空间布局相对较集中，且部分东道国如苏丹、马里等始终存在政局变动、领土主权纷争、民族与宗教冲突等政治风险。建议优化中国对非耕地投资布局，综合考察非洲各国资源禀赋、农业基础以及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风险，对投资软硬环境进行更加立体的判断，权衡投资优势和劣势，促进投资决策更加理性和规范化。二是当前非洲东道国生产基础薄弱、固定投资成本较高、灌溉设施不完善、交通条件较差等，导致中国对非耕地投资项目可能面临资金投入大、回收周期长的问题，建议企业改变购买或者租赁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绿地投资”模式，采取与当地的家庭农场或大型农场合作生产或采用“公司+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减少期初投资，同时中国政府可通过国内法的形式向海外耕地投资者提供贷款、担保支持和税收优惠。三是目前大部分非洲东道国外资立法和土地立法不完善，尽管投资方可以利用制度薄弱创造经济效益，但同时也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建议企业积极履行国际农地投资公约准则和投资规范，深入了解东道国法律体系和反腐败制度，并增强自身廉洁意识和法治意识，尽量规避东道国腐败风险，同时完善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建立与完善中国境外投资法律支撑体系。四是积极倡导中国对非洲耕地投资的减贫和粮食安全目标导向，鼓励企业采取更加负责任的行为，提升投资规范性和合理性，增加投资项目的可持续性。
④本文主要从东道国视角探讨了非洲国家自身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跨国耕地投资空间分异的影响，未来有待从其他视角拓展和深化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的驱动机制研究。例如，基于投资国视角，分析非洲本土国家、欧美发达国家、中东海湾国家以及亚洲新兴国家4类投资国的投资动机差异；基于投资主体视角，分析私营企业、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非盈利组织和其他机构5类微观主体的投资决策差异；或从地缘经济关系的视角，分析东道国与投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关系等多维邻近性对非洲跨国耕地投资的影响。此外，本文仅利用皮尔逊指数对非洲跨国耕地投资与粮食安的相关性进行了简单验证，跨国耕地投资与粮食安全关联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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