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经济地理 >

2024 , Vol. 44 >Issue 9: 100 - 11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9.011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中国城市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

  • 陈红艳 , 1 ,
  • 刘庆芳 2 ,
  • 宋金平 2 ,
  • 张学波 , 1, ※ ,
  • 苗毅 3
展开
  • 1.曲阜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中国山东 日照 276826
  • 2.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部，中国 北京 100875
  • 3.山东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学院，中国山东 济南 250300
※张学波（1982—），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E-mail：

陈红艳（1991—），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3-10-30

  修回日期: 2024-01-18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0-3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150)

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计划(tsqn202306183)

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支持计划项目(2023RW048)

收起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Housing Provident Fund in China

  • CHEN Hongyan , 1 ,
  • LIU Qingfang 2 ,
  • SONG Jinping 2 ,
  • ZHANG Xuebo , 1, ※ ,
  • MIAO Yi 3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Qufu Normal University，Rizhao 276826，Shandong，China
  • 2.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 3.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300，Shan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0-30

  Revised date: 2024-01-18

  Online published: 2024-10-31

Fold

摘要

文章基于2015—2020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收敛性检验模型、面板数据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中国城市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的时空分异特征、收敛模式和发展类型；在此基础上，从内外部驱动力维度进一步探索了影响公积金贷款使用绩效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持续改善，单位缴存比例波动下降，贷款受益面大幅提升，其空间分布均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和“等级差异”特征。②全国层面，制度覆盖面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趋于扩大，而单位缴存比例和贷款受益面则表现出收敛态势，且不同地区、不同行政等级和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均呈现“俱乐部收敛”特征。③外部驱动因素中，房价水平和贷款利率对贷款受益面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工资水平和就业结构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内部驱动因素中，制度覆盖面、单位缴存比例、贷款回收率和最高贷款额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 住房公积金; 住房保障制度; 制度覆盖面; 贷款受益面; 绩效评价; 俱乐部收敛

本文引用格式

陈红艳 , 刘庆芳 , 宋金平 , 张学波 , 苗毅 . 中国城市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4 , 44(9) : 100 -11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9.011

Abstract

Taking 287 cities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or above from 2015 to 2020 as the research uni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the convergence trend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housing provident fund (OPHPF) in cities of China applying the convergence test model,panel data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ffecting OPHPF. The results shows that: 1) From 2015 to 2020,the coverage of urban housing provident fund continued to improve in China. The fluctuation of contribution rate of employers showed a fluctuating downward trend,the loan beneficiary rati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exhibits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hierarchical differences". 2) At the national level,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of institutional coverage of housing provident fund tends to intensify. However,both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employers and the loan beneficiary ratio show trends of convergence. Club convergence is evident in different types of cities. 3)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external driving factors such as urban housing prices and commercial loan interest rates a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loan beneficiary rate,whereas wage level and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exert positive influences. Among the internal driving factors,institutional coverage,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employers,loan recovery ratio,and maximum loan amount exert a positive impact.

Key words： housing provident fund; housing security system; institutional coverage; loan beneficiary ratio;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lub convergence

住房公积金作为中国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善城镇居民住房条件、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2]。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3-4]。历经近30年的探索，中国住房公积金系统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住房保障公众基金，也是中国社会受益面最大、适应性最广、互助性最强的住房保障制度[5]。截至2020年，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人数达1.53亿人，累计缴存总额达19.58万亿元，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3924.31万笔[6]。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虽然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数和资金体量不断提升，但由于各地住房市场差异较大，住房公积金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步凸显，直接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7-8]。个别地区住房公积金仍是局限于体制内的小众福利，多数工薪劳动者未能享受到应有的住房福利保障，制度公平性饱受争议[9-10]。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因而，各地区住房公积金发展差异究竟有多大?差异如何随时间演变?住房公积金发展是否存在空间关联和集聚特征?这些问题均是新时期制定中国住房公积金改革方案需要探索的重要现实问题。
绩效评价是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完善的重要依据，也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11-12]。现有文献主要从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资金缴存以及资金使用等方面展开讨论[11-13]。住房公积金具有福利性质，是否被纳入制度保障范围是决定职工能否获得该住房福利的前提[12]。研究表明，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仍较窄，呈现明显的行业[14]、单位[15]、城乡[16]和地区差异[17]；垄断行业公积金缴存意愿显著高于竞争性行业，公有制企业显著高于外资及私营企业[14]；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是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主体，私营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农民工以及自由职业者等群体仍多数处于制度保障之外[1,15]。部分学者认为，公积金制度未将农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内，存在“嫌农爱城”的制度偏好性，可能造成城乡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16-17]。此外，已有文献指出因地方政府征缴力度差异较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存在显著城际差异[7,18]。
资金缴存是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评价的又一重要维度，直接影响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的现金福利及其住房支付能力[18-19]。住房公积金是由单位和职工按照1∶1比例缴存，但缴存比例弹性空间较大，可从5%到12%不等[19]。研究表明，垄断行业公积金缴存比例显著高于竞争性行业，公有制企业显著高于外资、私营以及个体企业[14]；作为免税收入，体制内单位公积金基本按照最高比例缴存，而多数民营企业为压缩人力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倾向于按照最低基数和最低比例为其职工缴存公积金[13-15]。同时，住房公积金的缴存额与职工薪酬直接关联，形成“高收入高补贴、低收入低补贴”的局面，对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存在放大效应[7,18]。宽松的缴存政策使得地方政府可在规定范围内自主确定缴费比率，叠加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住房公积金资金规模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呈现强烈的“马太效应”[7,18]。
资金使用绩效是住房公积金制度功能发挥的重要体现，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7]。已有文献表明，住房公积金参与者的贷款使用概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长，呈现显著的人群筛选特征[21-22]。中高收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强，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主要受益者，低收入职工因无法跨越首付门槛或不具备贷款偿付能力，难以享受公积金贷款的利率优惠[21,23]。中国房地产市场管控措施多呈现临时性、应急性特征，缺乏宏观调控的长效机制，造成住房公积金政策“时松时紧”“时宽时严”，贷款使用需求极易受到当地经济和住房市场周期的冲击，“资金不足”和“资金沉淀”现象并存[24-27]。住房公积金业务是由地方管理中心负责，尚未形成全国层面的统筹机构，这种分散式、封闭式的资金管理模式在体现制度灵活性的同时，也使得资金跨区域调剂受限，造成整体效益的下降[18]。
综上，学术界关于中国住房公积金的相关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仍存在以下问题：①从研究单元看，已有文献多是从全国层面探究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现状与问题，忽略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的事实，使得相关研究缺乏明确的区域政策含义。②从研究内容看，虽有部分学者尝试从区域视角探究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绩效，但更加侧重于空间差异特征分析，关于其时空收敛模式和发展类型的考察鲜有涉及。此外，既有文献仅从住房公积金内部管理视角出发，探究影响运行绩效的关键因素，忽视了经济发展水平等外部环境变量对公积金制度运行的制约作用。③从研究方法看，住建部2014年才要求各城市对外披露住房公积金相关信息，在数据可获得性的约束限制下，已有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仍然有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准确性和实效性。鉴于此，本文以2015—2020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分析中国城市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的时空分异特征、收敛模式和发展类型；在此基础上，从内部驱动力和外部驱动力两个维度，探究影响公积金贷款使用绩效的关键因素，以深化对中国住房公积金区域非均衡发展态势的认识，丰富政策性住房金融理论研究，为推动住房保障与住房政策研究，改革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方法

1.1.1 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差异测度

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差异可以从制度准入、资金缴存和资金使用3个关键环节进行测度[22]。制度准入方面，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是影响制度运行的重要基础，也是反映制度参与机会公平性的重要指标[8,28]。资金缴存方面，单位缴存比例直接影响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的现金福利、贷款额度及还款能力，也关系到地方住房公积金池的资金规模和实力[7,14,20]。资金使用方面，贷款和提取是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的两种主要形式，尤其是较低利率的贷款更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最大优势，贷款受益面指标既能反映缴存职工的贷款分配状况，也能反映住房公积金的住房保障绩效[7]。因此，本文从制度覆盖面、单位缴存比例和贷款受益面3个方面探究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的时空分异格局。
①制度覆盖面。住房公积金是面向所有工薪劳动者的住房保障，实现就业人群全覆盖是住房公积金的发展目标[8,28]。本文选择城镇就业人口住房公积金覆盖面作为度量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P R = E h p f / E t o t a l
式中： P R为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 E h p f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总数； E t o t a l为城镇总就业人数。
②单位缴存比例。住房公积金是由企业和个人按照职工工资的一定比例共同缴存，通常企业和个人各承担一半。其中，企业缴存部分实质上属于“第二工资”，是雇主向职工支付的一种住房货币化补贴，用于改变职工的住房预算约束，提高其住房负担能力[5,12]。本文选择单位缴存比例，即单位缴存额占职工工资的比例作为单位住房补贴力度的度量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C R = C h p f / 2 / A S
式中： C h p f为城市人均住房公积金缴存额，因单位和职工按照1∶1缴存，故单位缴存金额占比为50%； A S为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③贷款受益面。形成缴存职工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是住房公积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体现制度结果公平性的重要方面[7]。为评估各城市贷款分配情况，本文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受益面，即贷款受益职工数量占缴存职工总数的比重作为度量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L B R = λ · L h p f / E h p f
式中： L B R为住房公积金贷款受益面； E h p f为城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总数； L h p f为城市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以来累计发放的贷款数量； λ为城市平均每笔公积金贷款的受益职工数，因公积金贷款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核算，一笔贷款的受益人可能是单缴存职工家庭，双缴存职工家庭或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家庭类型，参考Deng等的研究[7]，取其加权平均值。以北京为例，2020年北京市发放的公积金住房贷款中，43.5%为单缴存职工家庭，56.5%为双缴存职工家庭，取加权平均值，则参数 λ为1.57。

1.1.2 收敛性分析

本文借助收敛检验模型探究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城际差异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以及不同地区、不同行政等级和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收敛模式[29]。
①σ收敛。σ收敛是指中国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城际差异随时间推移呈现缩小态势。参考相关文献[30-31]，本文选取对数标准差反映其差异变化，若数值趋于下降，则存在σ收敛；否则，城际差异将继续存在或呈发散态势。σ收敛计算公式如下：
$\sigma_{t}=\sqrt{\sum_{i}^{n}\left(\ln M_{i, t}-\overline{\ln M_{t}}\right)^{2} /(n-1)}$
式中： M i , t为t年份城市i的绩效值；$\overline{\ln M_{t}} $为t年份所有城市绩效值的平均值；n为城市数量。
②β收敛。β收敛包括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31]。绝对β收敛是指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时，住房公积金绩效水平增速与初始值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绩效水平较低的城市比高水平城市拥有更快的增长速度，随着时间推移，所有城市公积金绩效水平将趋同。绝对β收敛计算公式如下：
$\frac{1}{T} \ln \left(M_{i, t+1} / M_{i, t}\right)=\alpha+\beta \ln \left(M_{i, t}\right)+\varepsilon_{i, t}$
式中： M i , t + 1和 M i , t分别为城市i某一时段末期和初期的绩效值；T为研究时段年份数（本文T=1）；$\ln \left(M_{i, t+1} / M_{i, t}\right) $表示第i个城市的平均增长率； α为常数值； ε i , t为随机误差值；若β显著为负，则存在绝对β收敛。
③俱乐部收敛。俱乐部收敛是指初期住房公积金绩效水平相近的城市存在相似的结构特征，并趋向收敛于相似的局部稳定状态，且不同类型城市间收敛现象存在差异[30]。为验证中国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是否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本文对287个样本城市进行分组，将不同地区、不同行政等级和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作为“俱乐部”，采用时空双固定效应模型，在各组别内部进行绝对β收敛检验。

1.2 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下简称城市）为研究单元，剔除数据缺失的西藏和海南10市，最终确定287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研究期为2015—2020年。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总数、缴存额、累计贷款数、贷款回收额以及贷款职工结构指标数据均来自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外发布的《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2015—2020年）；城镇就业人口数据和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数据均取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6—2021年）；城市商品住宅价格数据取自中国房价行情网（http://www.creprice.cn）；城市商业贷款基准利率数据取自中国人民银行官网（http://www.pbc.gov.cn）。

2 中国城市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的时空分异特征

为实现多视角、多维度探究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的时空分异特征，本文在全国总体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城市的地区分布、行政等级和规模等级，将287个城市划分为3大地区、2类行政等级和5类城市规模等级进行对比分析。区域分类依据国家统计局标准划分；高行政等级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城市规模等级分类以2015年为准，依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提出的划分标准。

2.1 时序变化特征

由表1可知，研究期内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由2015年的30.67%提高至2020年的32.59%，增长1.92个百分点，表明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的机会公平性不断改善，制度扩面成效显著，但总体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单位缴存比例从2015年的10.24%下降至2020年的9.79%，降幅为0.45个百分点，表现出波动下降趋势。究其原因，2016年为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增加就业职工现金收入，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提出规范和阶段性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要求缴存比例上限不得超过12%，且允许生产经营困难企业降低缴存比例，该政策的出台，使得单位缴存比例整体呈现降低态势。与此同时，贷款受益面持续攀升，从2015年的34.08%增长到2020年的48.35%，增幅达14.27个百分点，表明住房公积金的住房保障功能持续强化，制度保障作用不断彰显。
表1 2015—2020年制度覆盖面、单位缴存比例和贷款受益面变化

Tab.1 Institutional coverage，contribution rate of employers and loan beneficiary ratio from 2015 to 2020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制度覆盖面（%） 30.67 30.75 30.72 31.17 31.51 32.59
单位缴存比例（%） 10.24 10.12 10.04 9.86 9.88 9.79
贷款受益面（%） 34.08 36.57 40.54 43.59 45.77 48.35

2.2 空间分异格局

2.2.1 地区差异现象

研究期内（表2），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虽显著提升，但呈现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现象。东部城市制度覆盖面最大，西部次之，中部城市表现出“洼地”特征。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普遍较高，表现出较好的制度公平性；西部城市因国有经济占比仍然较高，体制内职工公积金缴存相对规范，因而也表现出相对较高的制度参与水平；中部地区“非公”企业缴存率普遍不足，制度覆盖面仍较窄。单位缴存比例呈现“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事实上，资金补贴力度的区域差异与地区经济结构及企业缴存行为等因素相关联，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经济繁荣，私营企业缴存职工占比相对较高，为降低人力成本，私营企业公积金缴存比例普遍低于国有企业，使得地区整体缴存比例处于较低水平。贷款受益面表现出“东—中—西”阶梯状递增的地域分异规律。相较而言，东部城市房价水平普遍较高，多数职工短期内不具备首付能力和还贷能力，难以获得公积金贷款申请资格，而中西部地区房价水平适中，购房首付门槛相对较低，有利于发挥住房公积金在职工购房方面的支撑作用。
表2 2015—2020年不同类型城市制度覆盖面、单位缴存比例和贷款受益面分布

Tab.2 Institutional coverage，contribution rate of employers and loan beneficiary ratio of different type of cities from 2015 to 2020

制度覆盖面（%） 单位缴存比例（%） 贷款受益面（%）
2015 2018 2020 2015 2018 2020 2015 2018 2020
全部城市 30.67 31.17 32.59 10.24 9.86 9.79 34.08 43.59 48.35
区域划分 东部地区 31.91 34.11 35.86 9.72 9.11 8.88 32.34 37.76 41.33
中部地区 28.98 28.09 29.27 10.22 10.12 10.28 30.93 41.88 47.67
西部地区 32.00 32.52 33.92 11.03 10.49 10.23 42.54 55.45 60.07
行政等级划分 高等级城市 40.86 41.92 43.31 9.49 8.70 8.52 28.18 32.45 33.75
普通地级市 29.31 29.72 31.15 10.34 10.01 9.96 34.88 45.09 50.32
城市规模划分 超大城市 46.13 51.39 52.67 7.42 6.99 6.70 21.01 23.25 24.54
特大城市 39.66 43.05 42.95 8.97 8.25 8.25 27.38 31.78 32.37
大城市 33.86 34.05 35.54 9.64 9.15 9.06 28.82 35.51 39.09
中等城市 28.39 29.42 30.98 10.32 10.12 10.20 32.24 41.66 47.41
小城市 29.28 28.96 30.31 10.81 10.36 10.16 40.90 53.29 58.37

2.2.2 城市等级结构

不同行政等级和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公积金运行绩效均呈现非均衡发展特征。研究期内（表2），高行政等级城市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显著高于普通地级市，超大、特大和大城市显著高于中小城市。对行政级别较高、规模较大城市而言，地方财政实力和企业竞争力普遍较强，住房公积金配套资金相对充足，有利于不断扩大住房公积金覆盖面，改善制度公平性。单位缴存比例和贷款受益面均呈现“高行政等级城市<普通地级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结构特征。究其原因，对于普通地级市和中小城市而言，体制内职工仍是公积金缴存的主体，因而单位缴存比例表现出较高水平。此外，大城市住房市场的投资投机性需求较大，房价水平普遍较高，但相对高房价而言，公积金贷款额度仍偏低，在居民总体购房金额中占比较小，造成公积金贷款吸引力下降。而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以自住需求为主，公积金贷款额度与房价更为匹配，能够有效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提高制度保障效力。

3 中国城市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的收敛性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中国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否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是否呈现收敛性趋势?收敛方式是否相同?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从总体、不同地区、不同行政等级和不同规模等级4个维度对中国城市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的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

3.1 σ收敛

研究期内，制度覆盖面不存在σ收敛，但单位缴存比例和贷款受益面呈现σ收敛特征。由表3可知，2015—2020年制度覆盖面标准差呈现动态上升趋势，表明城际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差异总体呈扩大趋势。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尚未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在实际运行中仍无法强制执行，造成各地征缴力度差异显著。单位缴存比例和贷款受益面标准差呈现下降趋势，表现出典型的σ收敛特征，表明单位补贴力度和贷款受益水平的区域差异状况逐步改善。2015年，为进一步凸显制度公平性，中央政府再次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公积金缴存比例和缴存基数做出上下限规定，促使地区间单位缴存水平进入收敛阶段。同年，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房地产“去库存稳发展”的要求，住房公积金也成为各地去库存的重要工具，地方政府通过放宽公积金使用条件、简化放贷程序、增加贷款种类等措施，最大化释放资金，推动公积金贷款使用水平大幅提升。
表3 2015—2020年制度覆盖面、单位缴存比例和贷款受益面的σ收敛性检验

Tab.3 The σ convergence test of the institutional coverage，contribution rate of employers and loan beneficiary ratio from 2015 to 2020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制度覆盖面 0.353 0.354 0.358 0.361 0.364 0.363
单位缴存比例 0.240 0.212 0.255 0.202 0.202 0.196
贷款受益面 0.616 0.563 0.517 0.480 0.463 0.450

3.2 β收敛

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单位缴存比例和贷款受益面均表现出β收敛特征。由表4可知，3个指标的收敛系数均为负值，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其增长速度和初始值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不考虑其他社会经济因素时，绩效水平较高的城市增长率相对较低，而较低绩效水平的城市则拥有较高的增长速度，随着时间推移，各城市住房公积金绩效水平将逐步趋同，达到相对均衡的稳态。近年来，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不足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将农民工、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等群体纳入公积金保障范围的呼声越来越高，地方政府逐步重视并积极推进住房公积金归集扩面工作。此外，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也促使职工购房意愿强烈，购房数量持续攀升，带动公积金贷款需求增长，推动贷款受益面不断扩大。特别是2017年以来，部分城市群和都市圈尝试弱化对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限制，支持公积金异地贷款购房。尽管这一改革尚未在全国范围推广，但仍有助于缩小城际贷款受益水平差异。
表4 2015—2020年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单位缴存比例和贷款受益面的绝对β收敛性检验

Tab.4 The absolute β convergence test of the institutional coverage，contribution rate of employers and loan beneficiary ratio from 2015 to 2020

指标 全国 地区划分 行政等级划分 规模等级划分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高等级城市 普通地级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
制度
覆盖面		 系数β -0.453***（0.024） -0.396***（0.044） -0.480***（0.030） -0.572***（0.083） -0.446***（0.025） -0.432***（0.046） -0.455***（0.027）
R2 0.265 0.204 0.294 0.381 0.260 0.250 0.270
F值 83.69*** 19.82*** 65.50*** 22.12*** 76.10*** 22.87*** 66.81***
单位缴
存比例		 系数β -0.996***（0.039） -0.925***（0.071） -1.021***（0.048） -0.896***（0.142） -1.008***（0.041） -0.934***（0.081） -1.014***（0.045）
R2 0.502 0.475 0.530 0.550 0.512 0.472 0.519
F值 134.20*** 64.16*** 97.32*** 54.67*** 125.41*** 41.64*** 105.91***
贷款
受益面		 系数β -0.386***（0.029） -0.405***（0.055） -0.374***（0.032） -0.545***（0.069） -0.371***（0.031） -0.449***（0.059） -0.368***（0.034）
R2 0.351 0.420 0.316 0.447 0.344 0.379 0.346
F值 72.40*** 24.06*** 60.47*** 21.88*** 67.06*** 20.54*** 61.59***

注：采用时间空间双固定效应模型，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城市规模等级分类中将特大和超大城市并入大城市类型；***表示P<0.01。

3.3 俱乐部收敛

不同类型城市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均呈现“俱乐部趋同”特征。由表4可知，不同类型城市制度覆盖面、单位缴存比例和贷款受益面的β系数均为负值，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存在俱乐部收敛，不同地区、不同行政等级和不同规模等级城市正朝着各自的稳态趋近。此外，不同类型城市俱乐部收敛速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高等级城市制度覆盖面收敛速度最快，表明其归集扩面工作成效较为显著；中西部地区单位缴存比例收敛速度快于东部地区，普通地级市快于高行政级别城市，中小城市快于大城市，表明中西部城市、普通地级市和中小城市公积金缴存标准的规范化调整效果显著，内部差距明显缩小。与此同时，东部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和大城市贷款受益面表现出相对较快的收敛步伐，对这类地区而言，繁荣的房地产市场使得贷款需求居高不下，贷款受益面呈现持续改善态势。

4 中国城市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类型划分

“全覆盖、共受益”是住房公积金制度公平的前提，也是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然而，中国住房公积金实行以设区城市为单位的属地化管理模式，政策设计与实施的地方化特征显著[32]。为进一步增强区域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实现因地制宜、因类施策，推动住房公积金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自然断裂点法对中国城市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类型进行划分。自然断裂点法是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之一，通过找出数据本身的自然断裂点对其进行分组，进而实现组内差距最小、组间差距最大[33]。基于该方法，本文按照数值及其间距大小，将制度覆盖面划分为高覆盖和低覆盖2级，将单位缴存比例划分为高缴存和低缴存2级，将贷款受益面划分为高受益和低受益2级，并利用空间叠加手段实现多维特征耦合，将全国287个城市划分为8种类型（图1）。
图1 中国城市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类型空间分布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GS（2020）4630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types of housing provident fund in cities of China

①高覆盖高缴存高受益型。这类地区包括克拉玛依、大庆、巴彦淖尔等6个城市，数量占比为2.09%，以资源型城市为主。这类城市国有经济占比普遍较高，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相对较高，且以“体制内”职工为主。以克拉玛依为例，2020年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占比达74.50%。“体制内”单位普遍选择较高的缴存比例，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收入较高，表现出相对较好的单位补贴水平和贷款受益面。
②高覆盖低缴存低受益型。这类地区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55个城市，数量占比19.16%，以大中型城市为主。该类型特征为制度覆盖面较高，但单位缴存比例相对较低，缴存职工贷款受益水平仍然有限。以北京为例，2020年缴存职工中，非国有企业职工占比达到69.00%，这类企业普遍选择相对较低的缴存比例，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此外，该类城市房价水平较高且上涨较快，大量中低收入者尚不具备购房能力，无法申请住房公积金，虽承受了“低存”的利息损失，却难以享受到“低贷”的利息优惠，表现为相对较低的贷款受益水平。
③高覆盖高缴存低受益型。这类地区包括鞍山、抚顺、大连、盘锦等27个城市，数量占比9.41%，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河北北部及内蒙古等地。该类型特征为制度覆盖面普遍较高，单位缴存水平也较高，但缴存职工贷款受益面仍处于较低水平。可能的原因是，该类地区人口外流态势显著，城市住房市场相对低迷，职工贷款需求普遍不足，造成住房公积金使用水平和贷款受益面相对较低。
④高覆盖低缴存高受益型。这类地区包括东营、白银和庆阳3个城市，数量较少，占比仅为1.05%，仍以资源型城市为主。该类型特征为制度覆盖面普遍较高，缴存职工贷款受益面也较高，但单位缴存水平相对较低。可能的原因是，该类地区积极响应中央文件要求，对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超过12%的单位，进行了规范调整；与此同时，为降低企业负担，实施了阶段性缓缴或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政策。
⑤低覆盖低缴存低受益型。这类地区包括重庆、石家庄、常州、南通等63个城市，数量占比21.95%，广泛分布于河南、河北、陕西等地。该类型特征为住房公积金制度参与的机会不公平问题突出，单位缴存比例相对较低，且缴存职工贷款受益水平也较低，表明该地区城镇职工对于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意识仍不强，地方政府的资金归集执法力度不够，难以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制度保障作用。
⑥低覆盖高缴存高受益型。这类地区包括呼伦贝尔、酒泉、张掖、桂林、攀枝花等35个城市，数量占比12.20%，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地区以及湖南等地。该类型特征为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较窄，包容性不足，缴存主体仍以体制内职工为主。以呼伦贝尔为例，2020年该市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职工数量占比达85.94%。尽管该地区单位缴存水平普遍较高，缴存职工贷款受益面也较高，但其实质仍是少数人的住房福利，制度发展面临受惠群体不公问题。
⑦低覆盖高缴存低受益型。这类地区包括绍兴、金华、南昌、漳州等90个城市，数量占比31.36%，是中国城市住房公积金绩效类型的主体，广泛分布于江西、湖北、广西、四川等地。该类型特征为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有限，单位缴存比例相对较高，但缴存职工贷款受益水平仍然较低。其表明对中国多数城市而言，如何进一步拓宽制度覆盖面，逐步健全贷款分配机制是实现住房公积金事业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⑧低覆盖低缴存高受益型。这类地区包括鄂尔多斯、乌兰察布、宁德等8个城市，数量较少，占比仅为2.79%。该类型特征为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不足，体制内职工公积金缴存比例规范调整效果较好，单位缴存比例呈现较低水平，但居民住房可支付能力较强，缴存职工贷款受益面表现出较高水平。未来如何推动住房公积金从少数人的“小圈子”发展成为覆盖所有劳动者的“大制度”，是该类城市制度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5 影响因素分析

5.1 解释变量选取

低息贷款是住房公积金支持城镇职工住房消费的主要渠道，是政策优势的集中体现[34]。中国城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受益面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7,11,22]，其空间分布差异是自组织和他组织双轮驱动的结果。本文将住房公积金系统内部因素界定为内部驱动力，将住房公积金系统之外的因素界定为外部驱动力，并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数据可得性，综合考虑外部驱动力和内部驱动力进行指标选取，以检验相关因素对住房公积金贷款受益面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住房公积金贷款受益水平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机制。
外部驱动因素。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受到其所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20]。①参考相关文献[7,11]，选取房价水平指标，并通过城市商品住宅均价（lnHP）来度量。房价水平影响城镇居民购房负担，房价越高的地区，职工短期筹集购房资金压力越大，将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门槛[12]，妨碍制度作用的充分发挥。②参考已有成果[28]，选取职工收入指标，通过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收入（lnAW）来度量。研究表明，缴存职工的住房公积金使用概率随收入水平的增长而提高[22]，收入越高公积金补贴额也越高，贷款偿还能力越强，有利于贷款受益水平的提高。③参考Deng等的研究[7]，选取就业结构指标，通过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规模占比（NPR）来度量。住房公积金是由体制内单位逐步向体制外单位拓展，且体制内单位几乎全员覆盖，叠加该群体住房支付能力普遍较强，有利于提高公积金贷款的使用水平。④参考顾澄龙等研究[35]，选取贷款利率指标，具体通过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LR）来度量。贷款利率直接影响居民购房成本支出，利率水平提高将对职工住房需求产生抑制作用，进而对公积金贷款使用造成负向影响。
内部驱动因素。住房公积金管理政策差异将进一步放大贷款受益面的区域异质性。①参考Deng等的研究[7]，选取制度覆盖面指标，具体通过城镇职工住房公积金覆盖面（PR）来度量。只有缴存公积金的职工才具备贷款申请资格，扩大职工的制度覆盖面将有利于改善贷款受益水平[23]。②参考Zhang的研究[2]，选取单位缴存比例指标，具体通过城市住房公积金单位人均缴存额占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CR）来度量。单位缴存比例越高，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累积资金越多，有利于增强职工还贷能力和贷款获得概率。③参考陈红艳等的研究[32]，选取贷款回收率指标，具体通过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回收额与个人贷款发放额之比（PLR）来度量。贷款回收率较高，表明住房公积金逾期贷款风险较小，有利于改善地方公积金的资金流动性，更好地满足城镇职工的住房融资需求。④参考Burell的研究[11]，选取最高贷款额指标，具体通过城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限额（lnML）来度量。提高地方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限额，能够帮助职工节约更多贷款利息支出，降低居民住房消费成本，增强公积金贷款对购房者的吸引力。
以上述指标为核心解释变量，以住房公积金贷款受益面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begin{aligned}L B R_{i t}= & \alpha_{0}+\alpha_{1} \ln H P_{i t}+\alpha_{2} \ln A W_{i t}+\alpha_{3} N P R_{i t}+ \\& \alpha_{4} L R_{i t}+\alpha_{5} P R_{i t}+\alpha_{6} C R_{i t}+\alpha_{7} P L R_{i t}+ \\& \alpha_{8} \ln M L_{i t}+\alpha_{i}+\mu_{i}+\varepsilon_{i t}\end{aligned}$
式中：i代表城市；t代表时间； L B R i t表示住房公积金贷款受益面；$\ln H P_{i u}$为城市商品住宅均价；$ \ln A W_{i t} $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 N P R i t为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占比； L R i t为五年期以上商业贷款基准利率； P R i t为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 C R i t为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比例； P L R i t为住房公积金贷款回收率；$\ln M L_{i t}$为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限额； α i为个体固定效应，旨在控制随城市特征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因素； μ i为时间固定效应，旨在控制随时间变化但不随城市特征变化的宏观因素； ε i t为误差项。采用方差膨胀因子进行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各指标VIF均小于4，VIF平均值为1.94，故而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此外，对非比例数据取对数形式，以降低模型中数据的异方差问题。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5。
表5 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5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the variable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指标解释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贷款受益面 LBR 住房公积金贷款累计受益职工数与缴存职工总数之比 45.16 22.97
外部
驱动因素		 房价水平 lnHP 城市商品住宅均价 8.56 0.46
工资收入 lnAW 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11.10 0.24
就业结构 NPR 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规模占比 45.53 13.02
贷款利率 LR 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 4.96 0.32
内部
驱动因素		 制度覆盖面 PR 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总数与城镇总就业人数之比 31.24 11.34
单位缴存比例 CR 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额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之比 9.99 2.14
贷款回收率 PLR 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回收额与个人贷款发放额之比 51.36 31.39
最高贷款额 lnML 住房公积金个人最高贷款限额 4.02 0.26

5.2 估计结果分析

从全域尺度和局域尺度分别探究各因素对住房公积金贷款受益面的影响，模型（1）~模型（7）分别为全样本、不同地区、不同行政等级和不同规模等级城市样本的回归结果（表6）。从中发现，上述8个内外部驱动因素均对住房公积金贷款受益面存在显著影响，但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呈现异质性。
表6 面板回归分析结果

Tab.6 Results of panel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 被解释变量：LBR
（1） 全样本 （2） 东部城市 （3） 中西部城市 （4） 高等级城市 （5） 普通地级市 （6） 大城市 （7） 中小城市
lnHP -5.553***（0.897） -10.011***（1.158） -0.123（1.237） -7.862***（2.881） -3.948***（0.960） -9.585***（1.467） -1.574（1.138）
lnAW 15.899***（2.235） 14.560***（2.617） 18.902***（4.113） 15.312（9.277） 17.390***（2.283） 14.642***（4.815） 16.324***（2.502）
NPR 0.056***（0.018） 0.043*（0.024） 0.059**（0.024） 0.010（0.051） 0.060***（0.019） 0.054*（0.030） 0.067***（0.022）
LR -11.793***（1.084） -10.312***（1.890） -11.642***（1.289） -8.174**（4.060） -11.084***（1.120） -11.117***（1.250） -11.491***（2.132）
PR 0.184***（0.022） 0.076**（0.030） 0.208***（0.028） 0.022（0.069） 0.207***（0.023） 0.087**（0.040） 0.216***（0.025）
CR 1.665***（0.091） 2.560***（0.163） 1.343***（0.106） 1.610***（0.093） 1.565***（0.398） 1.639***（0.198） 1.606***（0.102）
PLR 0.015***（0.004） 0.026***（0.005） -0.001（0.005） 0.016***（0.004） 0.007（0.013） 0.019***（0.004） 0.002（0.008）
lnML 1.848**（0.796） 1.727（1.354） 1.218（0.969） -1.877（1.568） 2.140**（0.854） 0.475（1.310） 2.047**（0.970）
Constant -38.162（31.631） -60.448（56.528） -57.259（37.325） -32.818（118.247） -70.937**（32.736） -2.240（64.394） -75.687**（36.250）
R2 0.7466 0.7262 0.7828 0.5833 0.7711 0.6855 0.7764
Log-L -4379.272 -1360.408 -2907.242 -482.601 -3839.608 -1206.340 -3115.417
Obs. 1722 588 1134 204 1518 504 1218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水平。

从外部驱动因素看：①房价水平对贷款受益面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尤其对东部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和大城市的影响程度更大。城市房价是影响公积金贷款受益面的关键因素，东部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和大城市房价水平普遍较高，住房首付支付和贷款偿付压力较大，住房负担能力不足的中低收入职工难以跨越公积金贷款使用门槛，无法享有公积金带来的住房福利，造成贷款受益面相对有限，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局限性逐步凸显。②收入水平对贷款受益面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对中西部城市、普通地级市和中小城市的影响更加突出。职工工资收入是影响其住房消费能力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城市房价因素后，职工工资水平的提高，将推动住房需求的增长，进而带动住房公积金贷款总量的攀升。相较而言，中西部城市、普通地级市和中小城市的房价水平相对适中，职工工资收入的提高能够显著改善住房支付能力，持续释放住房需求，对住房公积金贷款受益面的促进作用更强。③就业结构对贷款受益面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中西部城市、普通地级市和中小城市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主体仍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作为“隐性福利”，公有制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水平显著高于私营企业，具有更高的贷款获得概率。中西部城市、普通地级市和中小城市国有经济比重较大，体制内职工是公积金缴存的主体，公有制单位职工比重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地方公积金的资金使用率，对贷款受益面的促进作用更明显。④贷款利率对贷款受益面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对中西部城市、普通地级市和中小城市的影响程度更大。提高商业贷款利率将增加居民的负债成本和贷款压力，并对住房需求和信贷需求产生抑制作用，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使用水平。较东部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和大城市而言，贷款数额相对较小的中西部城市、普通地级市和中小城市对于商业贷款利率的变化更为敏感，提高商业贷款利率对贷款受益面的负向影响相对更强。
从内部驱动因素看：①制度覆盖面对贷款受益面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对中西部城市、普通地级市和中小城市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提高制度覆盖面是住房公积金发挥住房保障功能的前提，住房公积金参与率越高，表明制度准入的机会公平性越好，有利于更多工薪劳动者共享制度“红利”，推动公积金贷款受益面的改善。相较而言，中西部城市、普通地级市和中小城市房价水平相对适中，住房负担能力较高，多数职工能够达到公积金贷款使用门槛，制度覆盖面的扩大能够显著改善贷款受益水平。②单位缴存比例对贷款受益面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东部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和大城市的提升作用更强。住房公积金采取个人与企业1∶1配缴机制，缴存比例提高意味着单位为职工提供的住房货币化补贴越高，有利于改变职工的住房预算约束，提高公积金贷款利用水平，尤其对东部城市、高等级城市和大城市而言，单位缴存比例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但值得注意的是，伴随企业用工成本的不断攀升，其缴交住房公积金的意愿愈发降低，考虑到民营企业是就业岗位和财政税收的重要贡献者，地方政府倾向于对部分企业缴存基数过低、缴存比例低于规定的行为采取不追究态度，造成资金归缴面临重要挑战。③贷款回收率对贷款受益面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东部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和大城市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事实上，由于不同地区、不同行政等级和不同规模等级城市房地产市场差异较大，使得住房公积金使用水平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东部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和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相对活跃，个人住房贷款规模相对较大，住房公积金使用水平普遍较高，甚至出现“资金赤字”现象，贷款回收率的提升有利于加快资金回笼，促进资金归集端的稳健增长，改善城市住房公积金的资金流动性，更好地满足城镇职工的住房贷款需求，进而提高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受益面。④最高贷款额对公积金贷款受益面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普通地级市和中小城市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对于房价水平较高的城市而言，居民购房金额较大，有限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对于购房者来说“杯水车薪”，对降低职工购房成本的作用效果有限，而对房价水平适中的普通地级市和中小城市而言，公积金贷款能够覆盖较大比例的房贷，更好地帮助住房困难职工解决购房资金不足问题，进而提高社会整体住房福利。

6 结论与建议

6.1 主要结论

本文以2015—2020年287个城市为研究单元，借助收敛性检验模型、面板数据分析等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城市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的时空分异特征、收敛模式和类型划分；在此基础上，进而探究了影响住房公积金贷款使用绩效的关键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①研究期内，中国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持续改善，但空间异质性特征明显。制度覆盖面表现为东部城市高于中西部城市，高行政级别城市显著高于普通地级市，超大、特大和大城市普遍高于中小城市；单位缴存比例和贷款受益面均呈现“东部城市<中西部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普通地级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结构特征。
②全国层面，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β收敛；单位缴存比例和贷款受益面既呈现σ收敛也表现出β收敛特征，且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等级和不同行政等级城市均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此外，借助自然断裂点法，将全国287个城市划分为8种类型，其中低覆盖高缴存低受益型和低覆盖低缴存低受益型城市数量占比超50%，是中国城市住房公积金绩效类型的主体。
③外部驱动因素方面，房价水平对住房公积金贷款受益面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工资水平和就业结构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贷款利率则存在显著抑制效应；内部驱动因素方面，制度覆盖面、单位缴存比例、贷款回收率和最高贷款额均对公积金贷款受益面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此外，房价水平、单位缴存比例和贷款回收率对东部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和大城市的影响程度更大；工资水平、就业结构、贷款利率和制度覆盖面对中西部城市、普通地级市和中小城市的影响更明显；最高贷款额对普通地级市和中小城市贷款受益面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6.2 政策建议

住房公积金是中国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近年来，中央政府积极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与完善，对调整住房福利分配格局、缓解区域发展差距具有明显效果，但仍缺乏全局框架下的区域协调政策，难以从实质上突破属地管理导致的跨地域、跨部门障碍。在新一轮制度改革中，应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制度建设，持续扩大制度覆盖面，让制度红利惠及更多群体，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制度覆盖面方面，中小城市应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根本，深入推进非国有企业制度扩面工作，不断提高非国有企业职工住房公积金参与水平，促进缴存职工结构更加优化，逐步实现“应建尽建、应缴尽缴”，回归制度的普惠性设计初衷，切实维护制度公平性。大城市要逐步将住房公积金推广为覆盖全体劳动年龄人口的普惠性制度，完善弹性缴存机制，鼓励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等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实现“强制”与“自愿”双轨并行，持续降低制度准入门槛，最大限度地发挥制度优势。
资金缴存方面，中小城市应进一步规范企事业单位的缴存行为，逐步消除体制内单位的超额缴存问题，对于民营企业“违规不缴、欠缴少缴”行为应予以纠偏，防止保障职工权益流于形式。大城市要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与缴存比例，严格执行“控高保底”政策，缓解缴存环节存在的“高收入高补贴，低收入低补贴”问题，避免补贴差距过大，降低住房公积金的负向收入再分配效应。
贷款使用方面，中小城市应通过制度“松绑”盘活存量资金，合理制定更为灵活的贷款政策，进一步放宽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条件，覆盖住房消费的全生命周期，支持职工“应用尽用”，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发挥制度保障作用。大城市要积极推动住房公积金制度向住房保障功能拓展，促进贷款政策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着力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融资能力，助力解决好新市民和青年人住房困难突出问题。
与此同时，还应立足整体谋划，加强区域联动发展。顺应城市群、都市圈时代跨城购房趋势，通过建立住房公积金区域统筹合作机制，推动城际住房公积金业务高效协作，着力提升住房公积金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一体化普惠化水平，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住房保障功能，减轻人口流动的后顾之忧，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经验。
本文通过把地理单元细化到地市级，更好地揭示出中国城市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的空间分异特征、动态变化规律及其收敛趋势，可为新时期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完善提供重要借鉴。但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在驱动机制分析中，对于人口结构等因素的讨论仍显不足，且本文的研究时段仍较短，未来伴随各地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逐步完善与优化，可从更长时间序列、更多研究视角进一步深化对住房公积金运行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Xu Y. Mandatory savings,credit access and home ownership:The case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J]. Urban Studies, 2017, 54(15):3446-3463.

[2]
Zhang X Q.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Housing Finance System in urban China[J]. Cities, 2000, 17(5):339-348.

[3]
Logan J R, Fang Y, Zhang Z. The winners in China's urban housing reform[J]. Housing Studies, 2010, 25(1):101-117.

PMID

[4]
Shaw V N. Urban housing reform in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1997, 21(2):199-212.

[5]
陈红艳, 李孟崎, 宋金平. 中国住房公积金政策效果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23, 30(6):63-71.

[6]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全国住房公积金2020年年度报告[N/O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16/5625565/files/5bbb5893308b446ea932669519043459.pdf,2021-07-16.

[7]
Deng L, Yan X, Chen J. Housing affordability,subsidized lending and cross-city variation i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s housing provident fund program[J]. Housing Studies, 2019, 36(4):455-478.

[8]
黄少安, 曹颖智. 中国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公平与效率评估[J]. 江海学刊, 2020(4):78-87.

[9]
Zhao Y, Bourassa S.C. China's urban housing reform:Recent achievements and new inequities[J]. Housing Studies, 2003, 18(5):721-744.

[10]
Yeung S C W, Howes R. The role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in financing affordable housing development in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6, 30(2):343-356.

[11]
Burell M. China’s housing provident fund:its success and limitations[J]. Housing Finance International, 2006, 20(3):38-49.

[12]
Chen M, Wu Y, Liu G, et al. The effect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on housing consumption and inequity risks[J]. Cities, 2020,104:102812.

[13]
Wang Y P, Wang Y, Bramley G. Chinese housing reform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its impacts on different social groups[J]. Urban Studies, 2005, 42(10):1859-1878.

[14]
卢云鹤, 万海远.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J]. 经济学(季刊), 2020, 20(5):87-106.

[15]
Zhang M, Rasiah R.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s urban housing market[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4,41:58-68.

[16]
Xie S, Chen J. Beyond homeownership:Housing conditions,housing support and rural migrant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s in China[J]. Cities, 2018, 78(8):76-86.

[17]
王先柱, 吴义东. 住房公积金“互助”还是“攫取”——基于中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17(6):42-52.

[18]
陈杰. 中国住房公积金的制度困境与改革出路分析[J]. 公共行政评论, 2010, 3(3):91-119.

[19]
肖作平, 尹林辉. 我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4个大中城市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10, 45(Sup1):129-142.

[20]
Chen J, Hao Q. Stephens M. Assessing housing affordability in post-reform China:A case study of shanghai[J]. Housing Studies, 2010, 25(6):877-901.

[21]
Chen J, Deng L. Financing affordable housing through compulsory saving:The two-decade experience of housing provident fund in China[J]. Housing Studies, 2014, 29(7):937-958.

[22]
刘洪玉, 等. 推进与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23]
Wang W, Gan C, Chang Z, Cohen D A, Li Z. Homeownership in urban China:An empirical study of borrower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Program in Kunming[J]. Journal of Asia Business Studies, 2018, 12(3):318-339.

[24]
Li S M. Mortgage loan as a means of home finance in urban China:A comparative study of Guangzhou and Shanghai[J]. Housing Studies, 2010, 25(6):857-876.

[25]
Li S M, Yi Z. Financing home purchase in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Guangzhou[J]. Housing Studies, 2007, 22(3):409-425.

[26]
陈杰. 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历史与改革思路[J]. 党政干部学刊, 2009(4):27-29.

[27]
吴义东, 王先柱. 住房公积金流动性风险研究——来自上海市的经验证据[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8, 33(9):58-65.

[28]
Deng L, Shen Q, Wang L. The emerging housing policy framework in China[J].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2011, 26(2):168-183.

[29]
张彦彦, 胡善成.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2, 42(6):103-112.

DOI

[30]
尹上岗, 杨山, 陈艳如, 等. 长三角房价收入比时空演变格局及收敛性研究[J]. 地理研究, 2020, 39(11):2521-2536.

DOI

[31]
张永姣, 丁少斌, 方创琳.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时空分异及空间收敛性分析——基于企业大数据的考察[J]. 经济地理, 2023, 43(3):120-130.

DOI

[32]
陈红艳, 盛彦文, 刘庆芳, 等. 中国住房公积金实施绩效评价及障碍因素研究[J]. 地理研究, 2023, 42(5):1343-1358.

DOI

[33]
Jenks G F. The data model concept in statistical mapping[J].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Cartography, 1967, 7(1):186-190.

[34]
Zhou X.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program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61:101436.

[35]
顾澄龙, 周应恒, 严斌剑. 住房公积金制度、房价与住房福利[J]. 经济学(季刊), 2016, 15(1):109-124.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