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际边界区的边界效应测度及畅通循环实现路径——以“闽浙赣皖九方经济协作区”为例

汪彬; 王娜; 刘璐; 翁梦婷

doi:10.15957/j.cnki.jjdl.2024.09.004

经济地理 >

2024 , Vol. 44 >Issue 9: 28 - 3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9.004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省际边界区的边界效应测度及畅通循环实现路径——以“闽浙赣皖九方经济协作区”为例

汪彬 ,
王娜 ,
刘璐 ^,^※ ,
翁梦婷

展开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中国北京 100091

※刘璐（1999—），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E-mail：llyyazsq@163.com

汪彬（1983—），男，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E-mail：61036031@qq.com

收稿日期: 2024-01-24

修回日期: 2024-04-29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0-31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2AGL038)

收起

Border Effect Measurement and Smooth Circulation Mechanism in Interprovincial Border Areas：A Case Study of the Fujian-Zhejiang-Jiangxi-Anhui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WANG Bin ,
WANG Na ,
LIU Lu ^,^※ ,
WENG Mengting

Expan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Beijing 100091，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1-24

Revised date: 2024-04-29

Online published: 2024-10-31

Fold

摘要

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必然趋势；破除行政边界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经济循环畅通是区域一体化的关键。文章选取省际交界区典型代表“闽浙赣皖九方经济协作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Barro回归模型，对2010—2020年四省交界区的边界效应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①从整体上看，四省交界区仍存在着边界效应，但呈现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从时空演变来看边界效应逐渐减弱，其中赣浙边界和皖赣边界的一体化趋向相对不明显；②四省交界区存在3种省际边界类型区，即一体化边界类型、边界效应趋向的边界类型和边界效应显著的边界类型；③城市间距离对于区域一体化有显著影响，地理空间相距较远的边界区一体化程度更加依赖于交通条件。据此，从制度安排、政策支持、合作机制建设和利益分配协调等方面，分区域、分层次、分类型提出了促进“闽浙赣皖九方经济协作区”的交界区畅通循环发展与形成统一大市场的路径与举措，为推动省际交界区域跨地区合作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 区域一体化; 省际边界区域; 边界效应; 政策与制度; 畅通循环; 统一大市场

本文引用格式

汪彬 , 王娜 , 刘璐 , 翁梦婷 . 省际边界区的边界效应测度及畅通循环实现路径——以“闽浙赣皖九方经济协作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24 , 44(9) : 28 -3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9.004

Abstract

Regional integra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spatial structures. The elimi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the facilitation of resource flow, and the assurance of economic smooth circulation ar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Fujian-Zhejiang-Jiangxi-Anhui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as a representative case,and uses the Barro regression model to measure the border effects in interprovincial border areas from 2010 to 2020.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Overall, there is still a border effect in interprovincial border areas,but it shows a trend towards regional integration,with the border effects gradually weakening over time, particularly along the Jiangxi-Zhejiang and Anhui-Jiangxi border areas where integration trends are less distinct. 2)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interprovincial border areas: integrated border type, border type with non-significant border effects,and border type with significant border effects. 3) The distance between cities significantly impacts regional integration,the integration degree of border areas with a longer geographical distance depends more on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policy support,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coordination of benefit distribu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path and measures to promote smooth and circular development in the Fujian-Zhejiang-Jiangxi-Anhui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and to form a unified large market by region, level and type, it provides insights for enhancing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in interprovincial border areas.

Key words：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provincial border areas; border effects; policy and institution; smooth circulation; unified large market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要完善空间治理，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1]。由于地理、历史、政治等因素影响，地处地理和行政边缘的省际交界区一直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2]。当前，区域协调发展中仍存在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水平有待提高，行政壁垒仍未完全打破，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尚未形成等问题，严重阻碍着区域经济畅通循环和高质量发展。因此，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如何聚焦省际交界区域发展难点堵点问题，破除行政壁垒，推动省际交界区跨区域合作，激发区域增长动力，成为补齐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短板弱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重要突破口。

尽管省际边界区发展问题由来已久，但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规划过程中如何制定差异化发展路径，对加快区域协同进程^[3]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一些学者研究省际边界区在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战略作用，认为省际边界区可以在畅通循环中起到桥头堡的作用^[4]。但是，边界区因为其所在区位的特殊性，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被“边缘化”而成为政策“盲区”^[5]，统筹协调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在省际边界中存在边界效应，即由于行政壁垒束缚^[6]，以及行政辖区利益带来的保护主义隐性壁垒都会影响省际交界区域的合作和一体化进程^[7]。为解决省际边界区发展问题，2018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指出，要加强省际交界地区合作，探索建立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合作共建、利益共享的合作新机制；为全面提升省际交界地区合作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相关规划文件推动了交界地区合作发展。在一系列跨区域重大战略的推动下，中国部分条件较好的省际交界区域合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以《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2014—2020年）》《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2014—2025年）》为代表的，涉及中西部地区欠发达省际交界区域合作与发展的规划也陆续得到批复，为省际交界区域的合作与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并提供了经验示范^[7]。

当今世界，已由单个城市代表国家竞争力的时代进入到以城市群为国际竞争新空间单元的时代^[8]。因此，在畅通循环及区域一体化大背景下，研究省际边界区域发展问题并提出发展对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9]。本文以闽浙赣皖九方经济协作区为例，考察浙江、安徽、福建与江西四省边界的区域一体化程度。选择此区域的代表性和实践意义如下：一是成立于1986年的“闽浙赣皖九方经济协作区”由来已久，旨在打破区域界限，利用各市的地理优势、资源优势、交通优势以及产业特点，促进九市经济合作与产业发展；二是九方经济协作区处在长三角、泛珠三角、海西和中部崛起四大经济区域板块的交汇中心，也是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辐射效应发挥的关键区域。边界效应的存在可能成为制约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的障碍。因此，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战略目标要求下，本文基于经济增长视角测度闽浙赣皖四省边界区的边界效应，采用Barro回归方程模型，以2010—2020年为时间段，对四省边界效应进行定量测度，以此研究闽浙赣皖省际交界区发展的时序演化进程，为边界区域发展政策及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 文献综述

省际边界区域是以省级行政边界为起点，向行政区内部横向延展一定宽度所构成的、沿边界纵向延伸的窄带型区域^[10]。McCallum最早关注了国家边界存在的边界效应，测度了美国、加拿大边境地区的贸易边界效应^[11]。随后，Helliwell等分别利用“边界效应系数”和“边界宽度”的测度方法研究一体化市场分割等问题^[12]。此后，关于国家间边界效应^[13]、市场一体化边界效应^[14]的研究逐渐增多，特别是欧盟国家间的边界^[15]。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国外学者开始对行政边界地区的发展特征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主要针对美国各州边界效应进行探讨^[16]。国内学者的研究则主要从城市尺度的行政边界进行探讨，利用贸易流数据探讨边界效应影响下市场分割与区域一体化现象^[17-18]。同时，针对城市群的边界效应测度也较多，如王振波等在研究淮海经济区的省际边界效应时，将苏鲁豫皖4省边界划分为一体化边界和疏远型边界^[19]。此外，一些学者通过案例研究，对长三角地区^[20]、鄂豫陕^[21]、呼包鄂榆^[22]、湘鄂渝黔^[23]、湘鄂赣^[24]等省际交界区域发展以及合作模式进行深入探讨。由此可见，从边界效应的视角探讨区域一体化发展，已成为研究热点。

如何定量测度边界效应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当前对边界效应的测度主要采用经典引力模型研究空间集聚程度^[25]，即通过对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的研究，如果存在行政区的边界效应和其他影响，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联系强度就会出现差异^[26]。还有学者利用引力模型提出断裂点理论^[27]、Huff模型^[28]及场强模型^[29]等。值得注意的是，使用Barro回归模型进行测度的研究越来越多，其原理是以经济集聚为核心，对测度结果的解释更加合理^[30]。此外，在实际测度边际效应中，以贸易视角探索影响省际贸易活动的因素，包括地理距离、产业结构、区域差距、要素流动、市场垄断、价格差异、信息不充分、地方保护主义和财政分权等，根据这些影响因素，各国学者提出了很多估计中国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方法。

使用经济增长视角研究区域一体化存在一定理论根源^[31]。Williamson的研究表明，空间集聚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显得尤为重要^[32]。因此，从经济增长视角去认识边界效应，即理解区域一体化的实质是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内城市间的差距，实现区域各城市的增长趋同。对此，一些学者通过不同省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和相似度说明边界效应^[33]；或通过直接计算跨省的贸易流动，根据对外省的消费以及对本地消费的替代，并对地理位置、相对价格和生产力水平等因素进行调整，来比较跨省的贸易是否受到抑制^[34]。受到以上研究视角的启发，本文认为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区域一体化属于趋同的研究范畴^[35]。

综上，现有研究虽取得了丰富成果，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在边界效应空间尺度研究方面，多数是地级市为研究单元，使用县域数据测度省际边界的研究相对较少，缺乏更微观、更细致的考察；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角重新审视省际边界对于要素畅通循环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仍然较少。为丰富相关研究，本文以闽浙赣皖四省边界区为研究对象，使用自建Barro模型测度四省边界效应。

2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闽浙赣皖九方经济协作区成立于1986年，其地处中国东南部，涵盖浙江、安徽、福建和江西4省的9个地级市，具体包括黄山、南平、金华、衢州、丽水、抚州、上饶、鹰潭和景德镇市（图1）。九方经济协作区地处我国长三角、泛珠三角、海西经济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中部崛起板块等重大经济区域交汇中心，是支撑东部、开发中西部的重要战略通道。闽浙赣皖四省边际地区的自然地理资源丰富，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各成员市之间在旅游资源、市场、设施、人才和信息等方面具备良好的禀赋条件和巨大的合作空间，拥有黄山、武夷山、三清山、龙虎山、江郎山、圭峰等世界自然遗产，呈现山区自然风貌。九方经济协作区的成立旨在打破区域界限，利用各市的地理优势、资源优势、交通优势以及产业特点，促进九市经济合作与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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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域概况

Fig.1 Study area

闽浙赣皖九方经济协作区成立38年来，各成员市在工业、农业、交通、旅游、教育、社会治安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协作，成效显著。但是由于受行政区划、区位、资源和历史条件等影响，当前4省发展差距仍然较大，省域边界区部分城市的发展则相对落后。因此，深入推进省际合作的关键点是打破区域行政分割，充分利用好省际边界区城市的桥头堡作用，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共同构建开放共享、融合发展的省际区域协作新格局。

为深入探究闽浙赣皖九方经济协作区存在的省际边界效应，本文以闽浙赣皖四省交界的9市58个县级行政区（以下简称县域）作为研究对象（表1），从县域数据更微观的空间尺度测度该地区的边界效应。

表1 闽浙赣皖4省9市县域情况统计

Tab.1 Statistics of county-level regions in 9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Fujian-Zhejiang-Jiangxi-Anhui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省份	地级市	县级行政区	县域总数（个）
安徽	黄山	包括歙县、休宁县、黟县、祁门县，剔除屯溪区、黄山区、徽州区	4
福建	南平	包括建阳区、顺昌县、浦城县、光泽县、松溪县、政和县、邵武市、武夷山市、建瓯市，剔除延平区	9
浙江	金华	包括武义县、浦江县、磐安县、兰溪市、义乌市、东阳市、永康市，剔除婺城区、金东区	7
浙江	衢州	包括衢江区、常山县、开化县、龙游县、江山市，剔除柯城区	5
浙江	丽水	包括青田县、缙云县、遂昌县、松阳县、云和县、庆元县、景宁畲族自治县、龙泉市，剔除莲都区	8
江西	抚州	包括东乡区、南城县、黎川县、南丰县、崇仁县、乐安县、宜黄县、金溪县、资溪县、广昌县，剔除临川区	10
江西	上饶	包括广丰区、广信区、玉山县、铅山县、横峰县、弋阳县、余干县、鄱阳县、万年县、婺源县、德兴市，剔除信州区	11
江西	鹰潭	包括余江区、贵溪市，剔除月湖区	2
江西	景德镇	包括浮梁县、乐平市，剔除昌江区、珠山区	2

注：研究对象中闽皖区域存在不接壤情况，但其经济联系密切，本文同样将其作为边界区域。

2.2 研究方法

区域一体化往往体现在城市经济增长的态势趋同，表现为缩小区域内城市间的经济差距，实现区域内各城市的经济增长趋同。因此，本文构建Barro模型，引入趋同分析，主要在条件β趋同分析框架或Barro回归方程内进行。条件β趋同是指，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与其自身初始状态到稳定状态的距离大致成反比，简言之，经济体向自身的稳定状态收敛。Sala-i-Martin把该框架称之为趋同分析的经典方法^[36]。

首先，基于Barro回归方程：

（1）$g_{i, t, t+T}=\alpha_{i}+\beta_{i} \ln y_{i, t}+\varphi_{i} X_{i, t}+\varepsilon_{i, t}$

式中：

β i 0

、

g i, t, t + T

和

X i, t

分别是经济体i内各子经济体在t~t+T期GDP的平均增长速度和刻画稳定状态的一组变量（对数状态）；

α i

为常数项；

φ i

为

X i, t

的一组系数；

ε i, t

为残差项。在国内文献中，目前主要在条件

β

趋同框架内考察我国省区的趋同情况。

式（1）揭示了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与其自身初始状态到其稳定状态的距离大致成反比。为了揭示在一定条件下，不同经济体间初始差距的大小与其变动态势负相关，从而实现在一个分析框架内可同时进行纵向、横向比较，本文假设，如果经济体A和B具有相同的稳定状态和趋同速度，由式（1）可得：

（2）$\begin{array}{c}g_{A, t, t+T}-g_{B, t,+T}=\left(\alpha_{A}-\alpha_{B}\right)+\beta \ln \left(Y_{A, t} / Y_{B, t}\right)+ \\\varphi\left(X_{A, t}-X_{B, t}\right)+\left(\varepsilon_{A, t}-\varepsilon_{B, t}\right)\end{array}$

由$g_{i, t, t+T} \approx\left[\ln \left(y_{i, t+\tau} / y_{i, t}\right)\right] / T $可知，式（2）右边为$\left[\ln \left(y_{A, t+\tau} / y_{B, t+T}\right)-\ln \left(y_{A, t} / Y_{B, t}\right)\right] / T $。

另外，我们把

y A / y B

记为

y -

，则

y -

就表示经济体间的横向比较。因此，式（2）可整理为：

（3）$\left(\ln \overline{y_{t+T}}-\ln \overline{y_{t}}\right) / T=\alpha+\beta \ln \overline{y_{T}}+\varphi X_{t}+\varepsilon_{t}$

式中：

g i, t, t + T

表示经济体间横向之比在t~t+T期的平均增长速度，刻画了经济体间差距的变动态势。

其次，参照重力模型，本文分别建立对闽浙赣皖四省边界，即浙江和安徽、浙江和福建、浙江和江西、安徽和福建、安徽和江西、福建和江西之间的边界效应模型进行度量的回归方程。主要是对方程（3）的控制变量

X t

进行设定，式（3）具体表示为式（4）。

（4）$\begin{aligned}\ln \overline{y_{t+T}}-\ln \overline{y_{t}}= & \alpha_{0}+\alpha_{1} \ln y_{t}+\alpha_{2} d u m+ \\& \alpha_{3} \text { distance }+\varepsilon_{t}\end{aligned}$

式中：$\bar{y}_{t} $和$\overline{y_{t+r}}$分别表示闽浙赣皖四省交界的两两城市间在t~t+T期的GDP比值，dum是对省界的度量，即跨省比较的为1，其他为0；distance是两两城市之间的距离；

α 0

、

α 1

、

α 2

、

α 3

分别为常数项和各变量的系数。其中，

α 2

度量了跨省城市之间的与省内城市之间的差距缩小幅度之差。如果

α 2

显著大于0，则表明闽浙赣皖的四省交界处存在边界效应，阻碍了该地区的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最后，采用邹检验（Chow Test）对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区城市样本在回归中是否存在结构性变化进行检验。具体做法是，在方程（1）的基础上首先假设闽浙赣皖交界区各城市为一个区域内样本，构建有约束的回归方程，然后分别以闽浙赣皖交界区的城市构建4个无约束方程，最后用回归的残差平方和构造F统计量：

（5）

F = S S R - S S R 1 - S S R 2 - S S R 3 - S S R 4 / K S S R 1 + S S R 2 + S S R 3 + S S R 4 / n 1 + n 2 + n 3 + n 4 - 4 K

式中：RSS为有约束方程的残差平方和；

R S S 1

、

R S S 2

、

S S R 3 和 S S R 4

分别为4个无约束方程的残差平方和；F统计量服从自由度为

(K, n 1 + n 2 + n 3 + n 4 - 4 K)

的F分布，如果计算出F值大于给定

α

水平下的邻接F值，则拒绝两个无约束方程回归相同的假设，即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处的城市存在结构性变化，无法视为同质样本，反之，说明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处的城市为同一区域样本，是同质样本，可视为一体化区域。

2.3 数据来源

在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处的9市2010、2015和2020年58个县域（表1）和4省的统计年鉴中提取3个年份各县域的GDP和人均GDP。两两城市之间的距离由58个县域的经纬度数据通过ArcGIS计算得出。

3 闽浙赣皖四省交界的边界效应结果分析

3.1 数据描述性特征分析

人均GDP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本文首先比较2010、2015、2020年的闽浙赣皖四省交界的9市的人均GDP分布格局。为便于比较，本文对这3个年份的人均GDP进行标准化，对比发现：2010年浙江省的3个市整体水平较高，其中金华市的人均GDP居于9市之首，其次是丽水市；江西省除了鹰潭市排名第3外，抚州和上饶市分别排名第8和第9；福建的南平市和安徽的黄山市处于中间水平。对比分析表明，这些地区之间的经济实力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浙江和江西之间的差异最大。2015和2020年，江西的鹰潭市排名第2，说明其经济增长状况良好，景德镇市持续增长，经济发展和浙江地区的差异在减小；而抚州和上饶市的人均GDP虽然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一直都位列最后两位，说明经济增长状况相比周边城市水平较低；同时说明江西省的人均GDP差距可能在扩大。总体而言，四省边界城市的整体经济处于增长态势，但是发展状况不一，且部分地区存在发展差距增大的趋势（表2）。

表2 闽浙赣皖四省交界的9市人均GDP(标准化)

Tab.2 Per capita GDP (standardized) of 9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Fujian-Zhejiang-Jiangxi-Anhui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省份	地级市	2010年实际人均GDP（元）	2015年实际人均GDP（元）	2020年实际人均GDP（元）
福建	南平	26279.00	42079.00	56886.75
浙江	金华	39897.00	57360.78	73929.86
浙江	衢州	30153.00	43351.62	55874.05
浙江	丽水	31296.00	44994.93	57992.05
江西	上饶	13741.00	22023.79	31072.24
江西	鹰潭	30769.00	49315.93	69577.30
江西	抚州	16083.00	25777.50	36368.15
江西	景德镇	29155.00	46729.04	65927.59
安徽	黄山	20846.00	33668.25	45980.90

基于上述初步分析的结果，各个板块之间的人均GDP比值变动态势需进一步对比。如果把样本按照浙江省内、江西省内、安徽省内、福建省内和省间的顺序排序，则样本的平均值恰好可以分解为浙江省内、福建省内、江西省内、安徽省内和省间5个部分，即：

∑ i = 1 1653 y i 1653 = ∑ i = 1 190 y i 1653 + ∑ i = 191 226 y i 1653 + ∑ i = 227 526 y i 1653 + ∑ i = 527 532 y i 1653 + ∑ i = 533 1653 y i 1653

通过计算得出，2010—2020年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处的人均GDP比值差异变化态势（表3）。分阶段来看，2010—2015年，四省省内城市间的差距小于省间的人均GDP比值变动态势，说明省间的差异性更大；此外，浙江省内和江西省内的城市间差距相对较大。2015—2020年，省间差距明显呈现下降趋势，差距的缩小程度大于四省省内城市间的差距变化程度，其中四省省内城市间的差距均呈现扩大态势，浙江和江西省的省内城市间差异变化最大。省间差距与省内差距初步证明了行政边界对区域经济割裂现象的存在。从2010—2020年的阶段过程来看，浙江省内和省间后五年比前五年人均GDP减小的速度有所放缓，而江西省内的人均GDP差距则由减小变为扩大。

表3 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处四大板块间人均GDP比值差异变化态势(2010—2020年)

Tab.3 Changing trend of difference in per capita GDP ratio among 4 major plates in border areas of four provinces (2010-2020)

板块	年份	浙江省内	安徽省内	江西省内	福建省内	省间
人均GDP比值变化差异值	2010—2015	0.012	0.0002	0.012	0.0009	-0.025
人均GDP比值变化差异值	2015—2020	-0.032	0.0006	0.038	0.0022	-0.009

3.2 结构特征分析

本文的样本主要选取四省交界处省内和省份间全部样本。其中按照回归需要，将全部样本划分为：浙江省内、福建省内、江西省内、安徽省内、四省交界处省内、四省交界处省间6类，分别考察人均GDP的差异分析的变动态势（表4）。

表4 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处2010—2020年城市间人均GDP的差异分析

Tab.4 Differences in per capita GDP among cities in border areas of four provinces from 2010 to 2020

回归方程	（1）	（2）	（3）	（4）	（5）	（6）	（7）
常数项	0.862^***	0.900^***	0.439^***	0.666^***	0.654^***	0.851^***	0.856^***
Y	-0.843^***（-73.08）	-0.902^***（-75.96）	-0.446^***（-7.25）	-0.559^***（-5.78）	-0.580^*（-2.21）	-0.812^***（-21.26）	-0.846^***（-76.68）
R²	0.779	0.968	0.607	0.120	0.550	0.487	0.850
SSR	377.947	4.137	0.585	159.280	0.008	172.585	204.721
N	1653（全部样本）	190（浙江省内）	36（福建省内）	300（江西省内）	6（安徽省内）	532（省内）	1121（省间）

注：实证分析模型是 $(y t + T - y t) = α 0 + α 1 y t + ε t$ ，样本区间是2010—2020年。***、**和*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的统计检验；括号内是T值，表5~表6同。

对省内而言，2010—2020年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处的4省内各市之间人均GDP差距缩小的幅度与其初始差距水平负相关，即在样本区间内，城市间差距越大，差距缩小的幅度就越小。对跨省而言，2010—2020年跨省回归方程

α 1

为正值，各城市差距缩小幅度与初始差距水平正相关，即跨省比较的城市差距存在较大的趋异。

最后，对省内城市样本和跨省比较的城市样本作了Chow检验，得到F统计量为：

$\begin{array}{l} F(4,1649) \\= \frac{377.947-4.137-0.585-159.280-0.008}{4} \\\frac{4.137+0.585+159.280+0.008}{190+36+300+6-4 \times 4} \\= 168.269\end{array}$

结果显示能够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表明省内样本和跨省样本存在结构性变动。因此，在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处，2010—2020年跨省城市间人均GDP差距的变化与整体变化存在结构性变动，而且变动方向不一致，也就是说，根据边界效应的定义，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处存在边界效应。

3.3 边界效应分析

基于公式（2）对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处的6条省级边界进行测度，包括皖赣、皖浙、皖闽、赣浙、赣闽和闽浙边界，结果见表5。

表5 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处的城市边界效应(2010—2020)

Tab.5 City boundary effects of 6 interprovincial border areas of Fujian, Zhejiang, Jiangxi and Anhui (2010-2020)

	皖赣边界	皖浙边界	皖闽边界	赣浙边界	赣闽边界	闽浙边界
	（6）	（7）	（8）	（9）	（10）	（11）
Y	-0.000（-1.03）	-0.000^***（-11.27）	0.003^***（12.91）	-0.002^***（-3.27）	0.000（0.25）	-0.001^***（-4.78）
dum	0.025^*（1.79）	0.081^**（7.94）	-0.385^***（-5.45）	0.070^***（6.98）	0.186^***（23.14）	0.244^***（25.14）
distance	0.000^***（6.48）	0.000^***（4.07）	0.002^***（5.71）	-0.000（-0.92）	0.001^***（11.88）	-0.002^***（-21.26）
R²	0.167	0.436	0.717	0.047	0.849	0.481
N	812	552	156	1980	1122	812

注：对各个回归分析作了White异方差调整，引入了城市虚拟变量，以刻画城市固定效应，表6同。

由表5回归方程（6）（7）（9）和（11）可知，

α 1

保持负值，说明在皖赣、皖浙、赣浙和闽浙之间的城市存在一体化的趋势；但对应的边界（dum）的回归系数

α 2

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0%、5%、1%和1%的检验，且显著大于0，表明在皖赣、皖浙、赣浙和闽浙之间存在着边界效应，阻碍了区域一体化。此外，由回归方程（8）和（10）可知，

α 1

保持正值说明在皖闽和赣闽之间的城市一体化的趋势不明显；对应的边界（dum）的回归系数

α 2

均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检验，其中皖闽边界的

α 2

值显著小于0，表明皖闽区域的边界效应不明显。但是，赣闽边界的

α 2

值显著大于0，表明在赣闽之间存在着边界效应，阻碍了区域一体化，考虑地理地形因素，由于赣闽之间存在武夷山脉，阻碍了要素资源流动，不利于一体化进程，边界效应明显。

由表5回归方程（9）可知，distance的回归系数

α 3

不显著，表明赣浙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过程中，距离的影响不大，其中

α 3

值显著小于0，说明城市间距离对于区域一体化有显著影响，交通条件较好则可以降低远距离交流成本，而赣浙城市之间的距离并未影响该区域一体化。此外，其他区域distance的回归系数

α 3

显著，表明在皖赣、皖浙、皖闽、赣闽和闽浙等城市之间的区域一体化过程中，距离的影响较大。其中皖赣、皖浙、皖闽和赣闽的

α 3

值均显著大于0，说明这几个城市之间的距离显著影响该区域一体化，而闽浙的

α 3

值显著小于0，说明闽浙城市之间的距离并未显著影响该区域经济一体化。

综上可知，总体结论包括以下3点：①四省整体趋于区域一体化，但是省际差异明显，浙江地区和周边省份的一体化趋势最明显，福建地区和周边省份的一体化趋势最不明显。②四省交界处存在明显的边界效应，皖闽区域边界效应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皖闽不接壤；而其他地区均存在明显的边界效应，这与省际边界边缘化地区发展机制受到地方政府行政边界利益的强烈约束的论断相一致^[37]。③距离对城市间一体化影响显著，说明城市间的地理空间相距较远的边界区一体化程度更加依赖于交通条件，赣浙地区的距离要素对影响区域一体化影响不显著，而皖赣、皖浙、皖闽和赣闽的距离要素推动了一体化，但赣浙和闽浙的距离并未促进一体化。

3.4 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为了进一步描绘闽浙赣皖的边界效应时空变化特征，参照以上结构分析中的结果，分2个时段（时段Ⅰ：2010—2015年；时段Ⅱ：2015—2020年）对四省边界效应进行度量，估计结果见表6。

表6 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处城市边界效应的变化

Tab.6 Changes of urban boundary effects in interprovincial border areas of Fujian，Zhejiang，Jiangxi and Anhui

	皖赣边界		皖浙边界		皖闽边界		赣浙边界		赣闽边界		闽浙边界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时段Ⅰ	时段Ⅱ	时段Ⅰ	时段Ⅱ	时段Ⅰ	时段Ⅱ	时段Ⅰ	时段Ⅱ	时段Ⅰ	时段Ⅱ	时段Ⅰ	时段Ⅱ
Y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3^***	-0.000	-0.003^***
Y	（7.04）	（1.78）	（-1.95）	（-4.01）	（2.29）	（-2.27）	（0.12）	（3.68）	（-6.82）	（-4.49）	（-0.10）	（-64.67）
dum	-0.121^***	-0.095^***	0.151^***	0.028	-0.043	0.091	0.042^***	0.097^***	-0.223^***	0.020^***	0.316^***	0.210^***
dum	（-6.60）	（-19.55）	（24.87）	（1.10）	（-0.17）	（1.00）	（4.68）	（18.32）	（-20.45）	（7.84）	（10.11）	（37.63）
distance	-0.002^***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0^***	-0.001^***	0.000	-0.003^***	-0.002^***
distance	（-12.81）	（11.51）	（1.98）	（9.01）	（-0.14）	（-2.40）	（3.99）	（-6.83）	（-18.77）	（1.37）	（-23.80）	（-93.48）
R²	0.598	0.849	0.999	0.283	0.086	0.462	0.143	0.295	0.707	0.184	0.608	0.996
N	406	406	276	276	78	78	990	990	561	561	406	406

在表6回归方程（18）~（29）的结果中，整体而言，皖浙边界、赣闽边界和闽浙边界的

α 1

的值都为负，说明在这两个时段中都存在着一体化的趋势；同时distance显著，说明距离是影响皖浙、赣闽和闽浙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一体化的程度处于较高的水平。此外，皖赣边界和赣浙边界

α 1

的值都为正，说明在这两个时段中的一体化趋势不明显，这与以上分析的边界效应的总体特征一致；同时distance显著，说明距离是影响皖赣和赣浙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且区域一体化的程度较高。

依据

α 2

的值，划定边界效应有3种省际边界类型区，即一体化边界类型、边界效应趋向的边界类型和边界效应显著的边界类型。具体而言，皖赣边界为一体化边界类型（

α 2

为负值），皖闽边界和赣闽边界为边界效应趋向的边界类型（

α 2

负值变为正值），皖浙边界、赣浙边界和闽浙边界为边界效应显著的边界类型（

α 2

为正值）。

将表6的结果进行整理，系统分析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处2010—2020年的时空演化特征（表7）。

表7 2010—2020年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处各边界的时空演变特征

Tab.7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rder effect in interprovincial border areas of Fujian，Zhejiang，Jiangxi and Anhui in 2010-2020

边界	Y		dum		distance		时空演化特征
边界	时段Ⅰ	时段Ⅱ	时段Ⅰ	时段Ⅱ	时段Ⅰ	时段Ⅱ	时空演化特征
皖赣边界	正	正	负	负	负	正	2010—2015年，皖赣边界Y值的系数 $α 1$ 均为正值，但是系数在下降，说明皖赣边界在这两个时段中区域一体化趋向不明显，但在加强；dum的系数 $α 2$ 为负值，说明两省为一体化边界类型；distance的系数 $α 3$ 为由负值变为正值，说明距离对两省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影响较大
皖浙边界	负	负	正	正	正	正	2010—2015年，皖浙边界 $Y$ 值的系数 $α 1$ 均为负值，说明皖浙边界区域一体化趋势明显；dum的系数 $α 2$ 均为正值且不断减小，说明两省间的边界为边界效应显著的边界类型，但呈现出减弱趋势；distance的系数 $α 3$ 均为正值，说明距离对两省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明显影响
皖闽边界	正	负	负	正	负	负	闽皖边界属于不接壤的边界区，2010—2015年， $Y$ 值的系数 $α 1$ 从正值变为负值，说明区域一体化趋向在加强；dum的系数 $α 2$ 均从负值变为正值，说明两省边界为趋向边界效应的边界类型；distance的系数 $α 3$ 均为负值，且在增大，说明在两个时期距离并未影响两省区域经济一体化
赣浙边界	正	正	正	正	正	负	2010—2015年，赣浙边界 $Y$ 值的系数 $α 1$ 均为正值，且呈现上升趋势，说明赣浙边界在这两个时段中区域一体化趋向不明显，且有分割趋势；dum的系数 $α 2$ 均为正值，说明赣浙边界为边界效应显著的边界类型；distance的系数 $α 3$ 从正值变为负值，说明距离最初对赣浙两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影响较大，后来影响转弱
赣闽边界	负	负	负	正	负	正	2010—2015年，赣闽边界 $Y$ 值的系数 $α 1$ 均为负值，说明赣闽边界的区域一体化趋势明显；dum的系数均从负值变为正值，说明两省边界为趋向边界效应的边界类型；distance的系数 $α 3$ 由负值变为正值，说明距离对于赣闽两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影响变小
闽浙边界	负	负	正	正	负	负	2010—2015年，闽浙边界 $Y$ 值的系数 $α 1$ 均为负值，且绝对值增大，说明一体化趋势明显；dum的系数均为正值，说明闽浙边界为边界效应显著的边界类型；distance的系数 $α 3$ 均为负值，且绝对值在增加，说明距离对于一体化有较大影响，两个时期距离并未显著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4 结论和建议

省际边界区域是承担加快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功能区域。打破行政边界壁垒，实现经济畅通循环，不仅能够最大程度地激活省际边界区域的增长潜力，也能更好地补齐省际边界区发展的短板、弱项。本文系统回顾了边界效应测度和引力模型测度方法的相关文献，构建Barro趋同分析模型，采用2010、2015和2020年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处的GDP、人均GDP和两两城市之间的距离等数据，对闽浙赣皖九方经济协作区的省际边界效应进行了定量测度。研究结论如下：

①从闽浙赣皖四省的人均GDP指标分析看，各省间和省内的经济均存在显著差距，特别是浙江和江西之间的经济增长的水平差距较大，即浙江经济水平较高，江西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四省省内城市间的差距小于省间的人均GDP比值变动态势，说明各省之间的经济主体的发展状况不一。进一步通过Chow检验进行人均GDP差异分析，初步判断闽浙赣皖四省交界处存在边界效应。

②从Barro趋同分析模型回归结果看，整体而言，皖赣之间、皖浙之间、赣浙和闽浙之间存在一体化的趋势，但是存在着显著的边界效应；皖闽和赣闽之间的一体化趋势不明显，但是皖闽区域边界效应不明显，而赣闽区域存在着边界效应。

③从距离回归系数

α 3

的特征分析看，除了赣浙地区外，皖赣、皖浙、皖闽、赣闽和闽浙的城市之间的区域一体化过程中，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皖闽的边界效应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皖闽不接壤；而其他地区均存在明显的边界效应，这与边界地区发展受到地方政府行政边界利益的强烈约束的论断相一致。

④从时空特征来看，闽浙赣皖四省边界效应可分为3种省际边界类型区，即一体化边界类型（皖赣边界）、边界效应趋向的边界类型（皖闽边界、赣闽边界）和边界效应显著的边界类型（皖浙边界、赣浙边界和闽浙边界）。在2010—2015和2015—2020年两个时段，不同省际边界效应类型不同，应针对不同类型边界特征加以分类治理。

为激发闽浙赣皖九方经济协作区内生动力和区域间联动活力，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①针对边界效应不明显的省际边界地区，应发挥区域高质量一体化的示范引领效应，合力打造创新共同体。例如，在皖赣和皖闽地区，应通过全面加强战略协同，建立跨省合作平台来增强区域合作，共同开发区域性大项目，促进要素的高效配置，更好实现土地、资金、人才在各区域之间的流动，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加快推进皖赣之间的昌景黄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此外，可借鉴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经验，建立省际合作常态化协调机构，协同制定和实施区域发展策略，通过签订区域合作协议和共建区域发展基金来实现，确保各方利益得到平衡和长期合作的可持续性。

②针对边界效应明显、一体化程度不高的地区，应发挥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推进产业合作和优化交通条件。例如，在皖浙、赣浙和闽浙地区，要发挥浙江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借鉴浙江萧山和安徽宣城合作建设“新塘羽绒产业园”发展经验及京津冀经济走廊，从产业合作、产业转移等政策方面引导经济合作，如加快推进皖浙自贸区的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创新发展。同时，可通过建立跨省产业园区和产业联盟，促进产业链的整合和升级，将边界发展薄弱区转化为优势产业发展区。此外，为加快浙皖闽赣国家生态旅游协作区建设，要充分发挥浙江的良好基础设施优势，持续优化交通条件，提高区域间的连接性。

③针对一体化程度较高，但边界效应仍存在的地区，应在原有合作基础上加快整合资源，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跨区域合作制度安排和政策激励。例如，在皖闽和赣闽地区，可基于文化和旅游资源的整合，加快跨省生态旅游和交通一体化。其中，强化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重中之重，借鉴大湾区一体化经验，以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区域一体化发展奠定基础。同时，这些地区要持续改善公共服务设施，协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如机场、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以及开放跨省、城市和景区之间的旅游交通圈线路，从而推动省际一体化发展。此外，还可通过跨区域合作机制的制度创新提升一体化程度，加强原有的合作平台与合作机制，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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