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学,特别是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学科发展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立足于地理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走向,着眼于经济地理学面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是正确理解和建构中国经济地理学自主知识创新体系的重要前提。首先,在讨论地理学发展战略、阐释地理过程和地理格局研究重点应从模拟和预判走向调控的基础上,文章认为：我国未来国土空间体系优化调控应成为地理学前沿命题。进而重点讨论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未来发展的5个创新方向,包括综合人文地理学将成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人文地理学科中人口地理学的回归和振兴;做大做强政治、社会、文化地理学;重大生产力布局原理研究;国土空间体系优化的辅助决策方法论。中国地理学战略研究、国际代表性杂志和美国战略的主题词的比较表明：我国同美国战略的提法基本一致;美国战略研究同现实中国际发展前沿不相同;我国具有鲜明的研究特色且与目前现实发展的国际前沿有明显的差异性,创新地理学、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自主知识具有现实基础和客观需求。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任务与人文地理学发展规律在科学内涵、建设任务、发展路径和发展目标上高度契合。在科学内涵上,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科学内涵同地理学人地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内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建设任务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战略”与“布局”热词与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前沿和重点方向高度匹配;在发展路径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系统观念”与地理学研究和决策相结合、与地理学综合性和区域性的学科特点相契合;在发展目标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的国家需求和关键问题与地理学发展的学科前沿和自主创新的目标高度统一。最后,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例讨论了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者的使命担当,包括认识区域协调发展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意义的重要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创新和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形成完整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体系;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优化国土空间体系的难点是如何促进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充分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新型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新时代的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要求。顺应这些要求,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依托创新驱动构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体系;有序推进城市群高质量集聚,把城市群建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区与先行区;全面推进县城高质量发展,将县城和小城镇建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区;深度推进城乡高质量融合,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奋斗方向;依托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别,做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综合区划,因地制宜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正确处理好中国式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及路径依赖,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中逐步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面对国际环境深刻巨变和国内发展阶段演变,都市圈作为国家城镇化战略格局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空间,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引领国家发展的重要地域单元。文章在对中国都市圈发展历程进行阶段性总结的基础上,阐释了在新发展环境中都市圈面临的新价值使命,即都市圈是实现国家空间战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支撑双循环发展格局、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关键突破,促进产业链与供应链重组、推动协同创新的优势单元,构筑韧性发展格局、实现区域共同成长的治理联盟。最后,针对都市圈发展的现状问题和新时期战略需求,对中国都市圈规划和治理提出了若干策略建议。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的区域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群已经成为承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形式。城市群由于涉及众多行政主体,区域性公共问题与日俱增,面临跨域治理的重大需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致力于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其实施近9年以来,以解决“大城市病”为重点,探索发达的大都市地区和不发达的周边地区共同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形成了高效有序的治理体系、多中心网络形态的治理结构和灵活动态的治理机制,积累了丰富的跨域治理实践经验。文章在跨域治理理论支撑下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跨域治理重大政策实践,探讨面临新形势和新要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跨域治理典范的新举措,并揭示其对中国跨域治理的启示和应用前景。

文章综合城市经济—社会—生态—工程韧性4个维度构建资源型城市韧性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04—2020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韧性水平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对四类资源型城市的区域差异特征与影响因素予以分析。结果表明：①中国四类资源型城市韧性的分维度指数具有相似分布,依次大小均为社会韧性、工程韧性、生态韧性、经济韧性。其中再生型城市各维度均值处于领先地位,衰退型和成长型城市相对靠后。成长、成熟、衰退、再生型城市的绝对差异均呈稳步下降趋势。②资源型城市韧性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主要来源为区域间差异。就区域内差异来看,资源型城市的区域内差异呈现“成熟型>再生型>衰退型>成长型”特征。就区域间差异来看,成长—再生型城市之间的区域间差异最大,成长—衰退型城市之间的区域间差异最小。③市场规模、科技投入、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以及环境规制均能显著影响中国资源型城市韧性水平,且作用强度存在异质性。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共同”与“富裕”两个维度,构建了科学、有效的市域共同富裕评价体系,测算了2013—2020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市域的共同富裕水平,并对共同富裕及其各维度的空间特征、收敛性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共同富裕及其各维度存在稳定增长趋势,但共同维度增长速度低于富裕维度;②共同富裕及其各维度均存在以高值为中心向外递减的阶梯状分布格局,共同富裕与富裕维度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而共同维度存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东北部分地区3个中心,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③共同富裕及其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收敛特征,呈“越低越快”的追赶态势,且共同维度的收敛速度更快;④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脱贫攻坚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共同富裕的增长速度,在脱贫攻坚政策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致富”效应,而“共富”效应不明显,农业依赖度越高则政策的“共富”效应越差,而数字经济发展在现阶段抑制了共同富裕的增长速度。

文章基于2000—2019年中国区县面板数据和19个城市群数据,研究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主要通过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影响乡村振兴,集聚效应对乡村振兴具有抑制作用,扩散效应对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②实证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19个城市群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总体上表现为抑制作用,但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其中,成熟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发展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具有抑制作用,培育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的作用不显著。③进一步分析城市群多中心化对乡村振兴5个子系统的影响发现,成熟型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通过提高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指数来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型城市群通过抑制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指数制约了乡村振兴,培育型城市群多中心化对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指数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指数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上述发现,现阶段中国城市群多中心化空间布局应综合考虑城市群发展阶段,实施差别化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通过测度地区间差距的随机收敛方法,基于2008—2019年我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及不同的异质性因素前提下分析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空间异质性情况。结论如下：2008—2019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总量和人均都呈现快速增长;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区域差异一直存在,且其影响呈现先小后大趋势;特别是地区间差距相对于全国均值呈现随机发散趋势,影响程度变动无规律。为解决空间异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应积极推动中西部地区内部均衡发展、完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机制、扩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覆盖范围,推动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文章构建一般均衡模型识别劳动力配置效率,利用ArcGIS分析工具、莫兰指数、Getis-Ord G_i^*统计模型、空间收敛模型等方法并结合2011—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究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城市层级特征、空间收敛性及其动态演进特征。结果表明：①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特征,但总体效率水平相比初期有较大改善。②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时空演化呈现出三重特征,即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明显高于非城市群,东南沿海城市明显高于西北内陆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中高水平城市表现为先扩大后收缩的态势。③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即按城市规模等级、行政等级逐级递减。④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存在空间收敛性,即以不同的增长路径收敛至稳态水平,且政府财政支出、产业结构及环境规制等因素会促进劳动力配置效率收敛。⑤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收敛速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衰减,受各类因素的影响效应也随之呈现不同程度的变化。

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城市热环境改善及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作用。借助CiteSpace软件对2000—2020年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检索出的270篇城市绿色空间热舒适性分析相关文献进行研究进展与趋势的梳理。结果表明：①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热舒适性研究具有明显的三段式发展过程,学科属性差异使得国内外形成多个较为独立的核心团队,研究呈现较强地缘性;②研究热点紧随国际时势变化呈现主题多样性、多学科参与、多尺度效应,关注点由绿色基础设施热效应缓解特征—热舒适性评价方法及微气候效应特征—顾及居民高质量生活方式与健康的热舒适影响研究逐渐发展变化;③研究价值诉求逐步转向居民,利用技术与学科交叉实现多元融合的绿色基础设施热舒适性改善策略研究将成为重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所有制企业联系表征的中国城市网络的链接格局与节点地位的演化迥异。本文依托结构—行动者理论,综合“中国城市网络—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市企业”的分析视角,以2003、2012和2020年为观测年度,基于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和万得金融数据库,根据上市企业异地投资数据刻画全部企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所表征的城市网络,然后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皮尔逊相关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开展对城市网络时空演化与复杂性解释的研究。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网络链接格局和节点地位的复杂性特征集中表现为“网络+等级”,城市网络的发展强化了城市等级体系。国有企业城市网络的等级化特征更突出。②链接格局与节点地位在国有企业城市网络与非国有企业城市网络中的时空演化有着明显差异,二者始终不线性相关,显示出不同的网络组织规律。③城市属性与高加权度存在复杂因果关系,城市在非国有企业城市网络中拥有高加权度的条件组合更易实现、节点地位更易提升。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韧性的科学测度,利用中国2005—2019年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②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两大机制最终促进市域经济韧性提升。③空间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④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中西部城市及外围城市而言,东部城市及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含义：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是提升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

积极融入全球创新合作网络是中国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文章基于2000—2020年全球PCT专利共同申请数据,探究全球创新合作网络格局演化及中国的地位变动,并实证研究了全球创新合作网络地位变迁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全球创新合作网络具有“小世界”特征。网络关联性较强,整体结构演化与国际局势联系紧密。②美、德等国在全球创新合作网络中的Bonacich-Katz中心地位突出,长期位于核心圈。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最核心的亚洲国家,但与美国仍有差距。③北美创新合作的敏感性地位变化不大,美国长期保持负向高度敏感性。欧洲敏感性呈现模块化分布。中国从正向低度敏感区逐步变为负向高度敏感区,实现了三级阶梯式的地位攀升。④中国创新合作的敏感性腹地由负向敏感为主、正向敏感零星分布向正向敏感连片生长演变。2020年,中国的正向敏感腹地遍布全球主要创新区域,仅有美国为负向高度敏感伙伴。⑤出口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和研发投入等因素深刻影响着全球创新合作网络地位的演化。

推动产业有序转移对区域一体化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借助社会网络分析、QAP模型等方法,对长三角地区省域产业转移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总体以省内转移为主,虽然存在区域内跨省产业转移,省际协同性仍有不足;安徽省内城市间产业相互转移数量最多,合肥是中心节点城市;上海是产业转出的中心城市,与江苏的产业转移联系紧密。②农林业转移中安徽内部相互联系较为明显;制造业转移中江苏和安徽的集团化特征较为显著;服务业转移呈现出显著的网状特征。③产业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城市间的邻近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房价差异,不同行业的产业转移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演化视角的经济韧性理论,运用核心变量法,从抵抗力、恢复力2个维度和韧性的提升能力视角测度北京市各行政区2020年第一至第四季度的旅游业经济韧性水平,探讨其时空地域异质性特征,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旅游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20年第一至第四季度北京市各区旅游业经济韧性水平都呈现上升趋势。②西城区、海淀区和朝阳区等地区韧性值在2020年第一季度展现出较强的抵抗力,但恢复和转化较缓慢,第四季度才展现出较强劲恢复力;门头沟区、怀柔区和密云区等地区旅游业经济韧性恢复和转化较快,在第2次冲击中抵抗力和提升能力较强,但在第四季度恢复迟缓。③疫情普遍爆发时,旅游业管控程度、旅游业经济水平、人口密度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疫情集中爆发时,旅游服务能力、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业管控程度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疫情零星出现时,旅游业管控程度、旅游服务能力和疫情影响情况具有较强解释力;区域内疫情稳定时,人口密度、旅游服务能力和消费环境水平成为主要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区、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2011—2019年,数字金融与绿色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均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②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效率,且在东部、中部、西部的促进作用依次增强。③数字金融对绿色技术研发效率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仅在中西部地区显著。④数字金融通过缓解金融错配或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正向影响绿色创新效率,数字金融的金融错配缓解功能主要在中西部地区显著。

文章从系统角度基于多学科交叉综合分析乡村振兴视角下宅基地利用转型的理论逻辑,并在江苏省选取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3个典型村庄案例加以实证。研究表明：①宅基地利用转型即宅基地利用形态发生的趋势性变化或转折,通过宅基地利用转型实现其显性和隐性形态的重构。②宅基地利用转型系统是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核心的内核与外缘双系统相互作用、互为补充而构成的复杂巨系统。③乡村振兴视角下,宅基地利用转型存在区域差异性和阶段性特征,因地制宜的乡村振兴路径将为宅基地利用转型提供多种模式和可能性。乡村振兴视角下宅基地利用转型应充分考虑其系统因子条件,因地制宜、差异化地创新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文章将碳源/碳汇与GDP数据相结合,探究了2005—2020年中国省域碳排放强度与碳汇强度的时空变化特征,以此为基础分析了15年间碳盈亏的时空变化,并使用地理探测器探测了主导不同时期影响碳盈亏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中国省域碳源正处于增长但增长速度放缓的阶段,同时碳排放强度也正在放缓,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高碳强度区集中于北方省份。②碳汇量与碳汇强度均处于下降趋势,碳汇强度呈现东北、西北、西南地区高,中部、东部地区低的分布格局。③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处于碳亏且碳亏量逐年增多的态势,从时空演变看,西北地区与中部地区省份向碳亏演变趋势更为明显,而西南地区省份与京津地区向碳盈演变趋势较为明显。④从单因子探测来看,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碳盈亏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科技发展水平也影响了碳盈亏的时空变化,其影响力呈现先增后减趋势;从双因子探测看,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组合因子的主导地位逐渐被人口、科技水平、城市化和产业结构所替代,城市高新技术的“低碳”发展模式和科技型产业成为影响碳盈亏的持续推动力。

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25个县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基于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构建耕地保护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FCE法评析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耕地保护绩效时序变化及空间格局。结果表明：2009—2018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25个县域耕地保护绩效时序变化不尽一致,可划分为基本稳定、总体持续增长、波动增长和总体小幅下降4种变化类型,其中近70%的县域的耕地保护绩效总体有所上升,耕地保护成效较为明显。2018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15个县域耕地保护绩效处于较好状态,10个县域耕地保护绩效处于一般状态;耕地数量绩效、质量绩效、生态绩效的空间格局有所差异,耕地保护综合绩效总体呈现外围高、中部低的“U”字型空间分布特征。

农业景观脆弱性是农业生态安全的重要度量方式,也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文章采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面板数据模型、Moran's I指数分析重庆市石柱县农业景观脆弱性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研究区农业景观脆弱性水平呈现“上升—下降”的变化趋势,等级类型空间演替明显。其中暴露度高值分布呈现由东部向南部、西部、西北部逐渐加强,与城市扩张和人类活动干扰强度方向相一致;敏感性空间变化高值聚集区由西南部向北部、东部逐渐缩减;适应能力空间变化呈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特征。②农业景观脆弱性呈显著空间自相关和集聚特征,脆弱性等级相对聚集。低度和轻度脆弱区集中于南部生态区和北部农业区;中度脆弱区集中于西南城镇区和东部旅游区;较高脆弱区集中于西南城镇区,少部分分布在北部农业区;高度脆弱区集中分布在西南城镇区。③研究区农业景观脆弱性演变主要受自然因素、经济因素、产业因素、制度和政策因素影响,自然地理环境是农业景观脆弱性形成的自然本底条件,社会经济和政策制度因素是农业景观脆弱性变化的外部因素。

旅游业韧性与高质量发展密不可分,提升旅游业韧性是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利用2000—2019年中国大陆入境旅游产业发展的相关数据,在对入境旅游产业专业化、多样化以及韧性定量测度的基础上,分析其韧性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2000—2019年中国大陆入境旅游产业取得飞速发展,其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指数总体呈相反的演化特征：就全国均值而言,入境旅游产业专业化指数在波动中上升,而多样化指数在波动中下降。②2000—2019年,无论是入境旅游产业的各个部门,还是总体入境旅游产业,都具有较强的韧性,个别年份的特殊事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特征。③入境旅游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对韧性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入境旅游产业多样化对其韧性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专业化总体上对韧性影响不显著;此外,区域交通与对外开放程度对韧性提升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④未来一方面需要科学认识入境旅游产业韧性特征,进一步调整入境旅游产业结构,增加入境旅游产业多样化指数;另一方面需要夯实旅游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适当提升对外开放程度。

以2021年国内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间旅游信息流数据为基础,构建我国城市旅游信息流空间网络,采用ArcGIS空间可视化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析中国城市旅游信息流空间网络格局及其复杂性。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旅游信息流量空间异质性显著。中国城市旅游信息流网络联系呈现立体菱形的空间结构,Top5‰的网络联系呈现明显的地理近邻和旅游资源吸引特征。②区域旅游信息流空间网络表现出以高级别行政中心为集聚点的“核心—外围”放射状结构。③Top3城市旅游信息流出与流入空间网络非均衡性特征显著,流出与流入空间网络交叠分布形成我国城市旅游信息流立体菱形空间网络。④Top3城市旅游信息流出空间网络季节同质性显著,而流入空间网络季节异质性显著。春夏两季城市旅游信息流出与流入空间网络的聚类系数都相对较高,而秋冬两季聚类系数都相对较低,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呈发散外扩发展趋势。研究以期深刻理解城市旅游信息流空间网络复杂性,为有效利用城市旅游信息的管理实践提供理论启示。

文章以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数作为衡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指标,从“东西”和“南北”两个视角,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2000—2019年的旅游发展差距进行了测算和地区分解,使用QAP方法对地区旅游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地区旅游发展差距总体呈缩小趋势,旅游收入的地区差距比旅游人数大。地区间差距是“东中西”地区旅游发展差距的主要来源,地区内差距是“南北”地区旅游发展差距的主要来源。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大于南北方地区,但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旅游发展差距下降速度快于南北方,表现为南北方地区之间的旅游发展差距逐渐赶超东西部地区。各地区旅游发展差距排名由大到小依次为西部地区、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旅游发展差距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交通基础设施、旅游资源、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客源市场等,各因素的边际效应存在时空异质性。全样本QAP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公路密度和人口数量是影响地区旅游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差距的贡献在不断减小,公路密度和人口数量的贡献在不断上升。

乡村旅游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助力,乡村已经开始成为主客共享的新空间,文章基于POI数据,从主客共享视角结合辽宁省乡村旅游地特点将其划分为十种类型,运用标准差椭圆、平均最近邻和核密度分析方法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从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乡村居民和客源市场五个方面选取影响因素,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辽宁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研究表明：①辽宁省各类乡村旅游地数量和分布形态具有差异。②乡村旅游地主要呈现集聚分布,九类乡村旅游地主要集中于辽中南城市群,而风景区资源丰富且呈随机分布。③各类乡村旅游地分布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主客交互、与旅游发展因素交互后均产生增强作用,表明主客共享对乡村旅游地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基于文化空间理论,采用地理定位研究、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的方法,以“端午节—西塞神舟会”民俗节庆活动为案例,以宗教文化场所为考察标志,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化保护与传承。研究表明,依托黄石市的佛道宗教文化场所,与民俗结合产生独具特色的节庆活动——端午节的西塞神舟会,体现了文化空间生产理论的生动实践;西塞神舟会在1 000多年发展演化中,体现了不同宗教文化主导与变迁,至今在一定区域的文化场域中仍然能够保持活性。研究认为,节庆活动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活态化保护与传承,既要保护其一定物质基础,也要对区域的传统文化有包容与保留。

文章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2007—2019年全国20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环境治理绩效,并从流域视角出发,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非参数Kernel核密度考察黄河、长江和珠江三大流域的区域差异和动态演进特征,同时运用变异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其空间收敛性。研究发现：①时空分布上,全国环境治理绩效整体较低,但依旧低幅度波动式上升,三大流域呈现“珠江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格局;空间变化上全国环境治理绩效呈现“离散零星”到“多极核”的分布格局变化,其中珠江流域的连片分布态势最为明显。②区域差异上,虽三大流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组间差异波动式缓慢下降,但组内差异持续扩大,组内差异和超变密度是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③动态演进上,全国及三大流域均存在明显左拖尾和极化现象;除黄河流域外,全国及其他两大流域的内部绝对差异逐渐缩小。④收敛性上,除长江流域存在σ发散外,全国及其他两大流域普遍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此外,经济发展、技术支持、财政压力、外商投资和政府偏好等对不同流域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

在构建新基建发展水平与经济韧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标准差椭圆与重心迁移模型、空间计量模型方法,探讨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域新基建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呈逐年攀升的时序演化特征;中国经济韧性水平呈“逐年增长—短期下降—延续回升”的时序演化特征。②观测期内中国新基建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攀升;在空间上,二者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由东向西递减的空间演化特征,发展渐趋均衡化,且二者耦合协调度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③虚拟集聚、投资规模、教育禀赋均正向驱动本地区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政府干预、人力资本对本地区二者耦合协调度起到负向作用;投资规模、政府干预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虚拟集聚、人力资本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教育禀赋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显著。

文章采用敏感性指数法测算市域经济韧性,利用Shift-share法对经济韧性进行结构分解,并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冷热点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动态演变、结构分解及创新驱动机制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市域经济韧性空间差异呈现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的演变趋势。类型转移具有“路径依赖”效应,在考虑空间滞后时,不同类型市域演化路径分异明显。热点区和次热点区呈现分散扩张的趋势,冷点区和次冷点区呈现集聚收缩的趋势。②整体经济韧性主要由竞争力韧性主导,但是竞争力韧性在整体经济韧性中的结构主导作用逐渐减弱。③创新链效率对经济韧性具有驱动作用,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是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时间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韧性的创新驱动机制主要是通过作用于竞争力韧性完成的。

使用长江经济带78个地级市2005—2020年面板数据,从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低碳、对外开放以及成果共享5个方面构建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使用熵权TOPSIS法对其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随后运用交互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异质型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差异效应,探讨了异质型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波动上升的态势,但上中下游高质量发展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②异质型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存在非线性的直接影响,强制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中强制命令型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倒“U”型,市场激励型影响呈“U”型;公众参与型仅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对高质量发展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此外,强制命令型与市场激励型,强制命令型与公众参与型存在交互效应,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③异质型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存在区域差异性。

生态风险的持续累积使得城市越来越脆弱,城市更新所带来生态系统抵抗力、适应力和恢复力的变化,成为生态韧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梳理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6—2020年环长株潭城市群8个地级市的样本数据,运用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TOPSIS模型、因子分析等方法,探究政府主导型与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2006—2020年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区域差异整体减小,空间分布呈现聚集态势。②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对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有抑制作用,加强环境规制、增大科教投入、调整产业结构有助于生态韧性的提升。③城市更新社会关注、城市更新社会行动和城市更新社会认可是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的主要因子,高密度、高强度的城市更新社会关注将抑制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的提升,而城市更新社会行动则有助于提高生态韧性,城市更新对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影响作用尚不明确。

城市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先导,定量测度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理论内涵构建多维测度体系,结合2008—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对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实证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演绎规律。研究发现：①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整体上稳步提升,可划分为领先型、潜在领先型、成长型、追赶型和起步型五大类型;②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度格局,南北差距不断扩大,各维度发展也存在不均衡问题;③区域间差异是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空间分异的主要来源,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最大,东部—西部的区域间差异最大,总体水平的区域差异呈下降趋势;④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东热西冷”空间分布相对稳定,热点区域“南进北退”及冷点区域“北进南退”的态势明显。基于此,提出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升路径。

文章以武汉市为例,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及遥感影像数据等多源时序大数据,识别近郊区主要就业中心及其主导产业,并提出从就业人口流动的数量、强度和方向3个方面构建就业人口流动评价指标体系。首先通过净活跃度与总活跃度测度就业人口流动的数量,并结合全局莫兰指数、Getis-ord G_i^*指数识别就业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然后采用就业人口流动强度识别不同产业类型对就业人口流动强度影响的差异,最后通过标准差椭圆识别不同产业类型对就业人口流动方向及范围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武汉市近郊区整体呈现就业人口向近郊区各就业中心流动的趋势,但各就业中心间就业人口活跃度差异较为显著。光芯屏端网、生物医药及信息技术产业是武汉市近郊区就业人口流动强度最大的产业,吸引范围主要涵盖高等院校密集的地区;汽车制造和服务业就业人口流动强度较大,但其吸引范围相对较小;航运物流与航空物流产业发展迅捷,其就业人口流动强度正逐步增强,受地理区位制约,其就业吸引范围最广;建筑业、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业就业人口流动强度则呈现逐年减弱的趋势,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人口净流出的现象,其就业吸引范围也较小。

文章基于政策扩散理论构建了住房限购强度的分析框架,以第二轮住房限购的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定量测度限购强度并分析其时空扩散特征,综合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寻城市限购强度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①通过限购强度表征的限购政策在扩散时具有灵活性和不规律性,在空间上呈现高强度城市以跳跃式扩散、城市群内以传染性扩散为主的模式,全国层面的限购强度梯度格局逐渐转向以城市群为单元的梯度格局。②城市限购政策受到控房价、稳增长、保投资和应对中央监管、对标同级城市等多种诉求的影响,其效应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时间上存在控房价、保投资、稳增长等诉求的阶段性变化,但是对标同级城市的诉求是不变的;空间上各项影响因素的效应具有东中西差异和城市群类似性。③限购强度的时空扩散特征是各项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限购强度逐渐呈现出城市群内的梯度格局。可见,城市间对标是影响其政策决策的重要因素,未来应立足城市个体全面刻画中央集权下“横向看齐”的互动关系,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我国城市公共政策扩散特征和内在机制。

以华中地区湖南、湖北、河南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随机森林回归、空间回归等系列定量模型对医疗服务潜能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研究区医疗服务供给多集中于相对发达的城市中心区而周围区域医疗服务发展滞后,就医交通时间成本呈“中心—边缘”梯度分布;医疗服务潜能相对集中且呈现出围绕省会中心城市的环状分布,各类型医疗服务发展越成熟的区域周围医疗服务发展成熟度较低,医疗机构外向功能量多分布于省会城市、交通节点型城市、省际门户区域;对医疗服务能力影响程度由大到小的因素依次为常住人口、就医交通时间成本、建设用地布局复杂程度、城市建成区与最近邻医疗机构距离,其中就医交通时间成本为负向影响,其余为正向影响;规模较大的城市中,医疗服务领域的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即配给的医疗资源数量更多、密度更大、间距更小,各医疗机构利用效率会更高且承载的服务量会上升。

文章基于中心—外围模型的人口加权变异系数二重分解法对2011—2019年中国23个省域的数字金融不平衡进行测度和分解,揭示其空间和结构来源,并进一步考察了数字金融不平衡及其分解项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①样本期内,大多数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程度呈波动性下降趋势,但近年出现一定的反弹趋势;②中心和外围区域间的数字金融不平衡是各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的主要空间来源,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不平衡是其主要结构来源,集中效应是导致历年数字金融不平衡变化的主要原因;③数字金融不平衡及其分解项对经济增长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效应。研究丰富了关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明确各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的程度、空间来源、结构来源以及经济增长效应,为进一步促进省域数字金融均衡发展提供借鉴思路。

文章以大别山区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构建包括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在内的县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揭示2000—2020年大别山区自我发展能力演变的时空特征,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影响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的主要因素,利用SD模型对大别山区县域发展能力进行仿真预测。结果表明：①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整体综合指数偏低,且呈现逐渐上升的发展趋势,县域内部“非均衡性”现象突出,片区之间自我发展能力总差异逐渐缩小,片区内部差异逐渐缩小,但贡献率依然高。②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呈现由西南到东北变弱的演变趋势,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安徽片区和湖北片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较多位于中高值区。③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影响因素中,外部资源支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资源有显著的正影响,气候条件对县域发展能力变化没有显著影响。④当大别山区保持稳定的发展路径时,未来县域自我发展综合指数能力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