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差距是经济地理学永恒的研究主题。在我国新的发展阶段,把握区域发展差距新趋势和成因,是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科学依据。研究发现,近十年来,我国沿海与内陆区域经济差距有所减缓,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呈现有所扩大的趋势;城市群之间、欠发达区域之间等南北方同类型区域间差距全面拉大;城乡差距普遍缓和,经济发展越落后地区的城乡差距依然越大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国边境省份和邻近国家之间,我方超前发展普遍加快。进而讨论了产生区域发展差距新趋势的原因,针对我国新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包括：近期,把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和缩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适应南北差距扩大的规律,激发南方发展的动能,使之为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按照打持久战的部署,在我国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应将扶持相对贫困区域的经济发展作为区域政策的重点;面对新挑战、适应新形势,以解决新基建“嫌贫爱富”为抓手,扭转区域创新能力在我国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持续扩大的格局,激发创新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贡献。

中国南北方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人口南北空间分异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文章以1982—2020年5期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采用泰尔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中国东南半壁南北方地区人口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南密北疏”的人口分布格局基本稳定,南方地区一直保持着人口规模和密度优势。②研究区人口分布的总体差异不断拉大,南北方地区内部差异的贡献占主导地位,其中南方地区内部差异比北方地区小,但上升幅度较大。③研究区人口具有向南迁移扩散的趋势,且人口密度变化的区域差异持续扩大,少部分区域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密度优势显著。④人口空间分异是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创新能力和吸纳就业能力等是人口密度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不断增强。

“双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作为构建国土空间基本战略格局的科学基础尚未延伸至海洋层面。海域“双评价”作为沿海地区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存在理论缺失、技术方法不完善等问题。文章以海域功能理论为基础,从人类海洋活动出发,探索海域“双评价”的实践方案,建立“双评价”到海域利用优化的科学逻辑,指出基于“双评价”的海域利用冲突识别是海洋空间规划的关键。以温州市海域为例,基于本底资源从空间、渔业、环境和生态四方面进行单要素承载力测算,以此获得海域综合承载力作为监测预警的标志。选择渔业用海和建设用海两类典型用海进行适宜性分析,确定海洋空间利用的最优布局,判断海域利用空间冲突。结果表明：温州市沿海区县的海洋承载能力差异较大,资源环境分化严重,龙湾区与洞头区渔业资源开发超载;乐清市与龙湾区的海洋环境超载。渔业用海适宜面积占比较低且分布于远海地带。不适宜区域集中于瓯江、飞云江、鳌江三江入海口岸海域。建设用海适宜区域集中于近岸海域,远海区域距离城镇与交通较远,自然条件中水深较深,成本较高。苍南县和平阳县海域利用冲突较少,用海布局合理。乐清市、龙湾区与洞头区存在显著冲突。“双评价”的实践与应用是指导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资源保护的关键,能够综合识别海洋利用的冲突,有助于沿海地区海洋空间规划。

面对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的复杂环境以及“双循环”国家发展战略新要求,消除阻碍要素流动与配置壁垒、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义更为迫切。但是如何深刻地观察和衡量制度壁垒的空间效应在实践中是一个难题,也缺乏相应的有效理论支撑。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带来了研究焦点从“物与结构”向“制度”转变,文章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距离”概念引入区域空间经济研究中,认为由于地方之间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差异所导致的“制度距离”,为区域空间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测度方法。文章揭示了区域空间发展中制度距离的作用机制,初步构建了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空间经济分析解释框架,基于制度距离与空间距离建立了二维分析象限,分析了三种典型的区域空间效应表征类型。

目前学界对于“资本”大致持两种研究视角,即将其视为一种生产要素或一种生产关系,由此,资本作用于地方发展的地理学研究也存在发展地理学和社会文化地理学两种对应的研究视角。随着关于地方发展的研究不断深进,两种研究视角逐渐非线性地交互作用,亟待在一个整合框架下提出新的综合范式,以推进地方发展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分析。基于此,文章重新梳理了发展地理学和社会文化地理学两个学科视角下的资本与地方发展之间的相关研究,认为可以在场域空间视阈下将两个视角整合在同一个诠释框架之中,并基于该整合框架提出三个未来应关注的研究要点。文章的相关分析有利于推进当前中国发展战略的实施,且尝试提高中国人文地理学对于空间—区域发展问题的理论解释力。

以Wish平台注册商户位置大数据为主要数据源,综合运用DBSCAN聚类等地理可视化方法和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方法,探究了2014—2018年我国大陆地区跨境电商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该时段内跨境电商注册数量先增后降,形成了以北京、郑州、上海、义乌、长沙、成都、泉州、深圳为聚集中心的8个聚集区,而且“核心—边缘”分布特征明显。国内经济规模积累、知识经济与技术扩散、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跨境电商数量增长。片面追求外向型经济和服务型经济增长不利于跨境电商的发展。总体来看,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已进入经济高质量驱动阶段。文章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政策建议。

利用中国大陆31个省区2005—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以及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高等教育招生和人口出生率的时空演进特征,以及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抑制效应。研究发现：①高校招生的峰值省份和人口出生率的谷值省份高度重叠,两者的空间集聚特征和收敛性发展趋势明显。②高等教育扩招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即劳动力质量对数量存在抑制效应,且在高等教育资源富集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作用最大。③家庭财富对生育率的影响呈现较大的区域差异,在我国整体层面和中西部地区以收入效应为主,在东部地区以替代效应为主。④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有助于提高生育率,城镇化降低了中部和东部的生育率,“一孩”“一孩半”“二孩”等计划生育政策都对生育率产生抑制。

重视创新风险引发的投资损失,是提高科技金融服务质量的关键。武汉城市圈作为中部崛起战略高地以及首个科技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科技强区建设、金融体系升级、高技术产业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结合Undesirable-SBM模型、标准差椭圆和空间马尔可夫链,对武汉城市圈9座城市2010—2019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剖析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效率空间格局、时空演变及趋同演化。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科技金融效率均低于未考虑非期望产出,表明忽略创新风险会高估科技金融效率水平;②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效率均以武汉城市为重心且未发生迁移,城市科技金融效率“西北—东南”分布格局较为稳定,标准差椭圆范围逐渐扩张;③城市科技金融效率偏向上转移,演变路径受原有状态影响较大,且较难实现跨越式升迁;④考虑空间滞后项的空间马尔可夫链结果显示,邻域类型对城市科技金融效率状态转移影响显著,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强的近邻效应,即转移方向与邻近城市类型基本保持一致,呈现“高高趋同,低低趋同,高拉动低,低抑制高”的空间演化特征。

基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登记系统的金融机构微观数据,综合运用NNI、Ripley's K函数和空间热点聚类等方法,研究1998、2008、2018年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格局、集聚特征及热点分区,采用泊松回归模型研究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分布不均衡,金融机构总体和细分行业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②空间集聚程度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先增强后减弱,金融机构的热点区主要集中在郑州—焦作—新乡和邯郸—邢台—安阳为核心的集聚区。③城乡居民储蓄是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集聚的核心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通联系、政府行为等因素的影响程度不断增强,人力资源、科技投入、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较弱。④作为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城市群,中原城市群与其他城市群一致,作为高端服务业的金融业倾向于布局在高等级城市,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影响,其金融机构集聚的影响因素与其他城市群有较大差异。

大城市边缘区作为城乡功能过渡与要素交汇区,经济社会持续演变,空间冲突日趋激烈,生态文明与城乡共同繁荣语境下加强空间冲突与协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选取典型案例韶关市转溪村,主要采用2008与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2018年问卷调研数据和环境抽样检测数据,从用地空间、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等维度,解析大城市边缘区城乡空间冲突特征及成因机制,提出城乡统筹与空间协调发展路径。研究表明：①研究区用地变化与冲突明显,城镇用地快速增长,侵占优质区位,农村用地空间明显缩减,生态位不断缩窄。2018年村域建设用地中城镇用地占比高达60.79%。②城乡经济差距与冲突显著,外来企业带动作用小,村庄经济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大。转溪村人均收入仅为曲江区农村平均水平的50.94%,村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度低。③城市工业等企业嵌入,导致不同程度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和水污染,61.37%的受访村民认为外来企业破坏环境或干扰生活。④城乡空间冲突是多维冲突的交织复合体,主要受城乡地域功能分工、乡村多元价值认知、空间组织与统筹治理、城乡协同发展制度供给等因素影响。⑤应基于生态文明进行功能协调,促进城乡等值发展。基于城乡统筹开展空间重构,优化三生空间治理。基于共同繁荣建立协同机制,保障乡村发展权益。

以新型城镇化为主要视角,使用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9年的城市数据和空间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识别了科技创新与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并考察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②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说明在中国产业集聚的负外部性大于其正外部性。③随着产业集聚度的提高,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效率的影响会显著提高。无论是OLS回归模型还是空间计量模型,文章的结论均具有稳健性,因此新型城镇化效率的提高在提高创新投入的同时需要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我国乡村电子商务格局的判断多基于村域电商数据形成,对于镇域电商关注较少。文章从镇村相对数量关系出发将淘宝镇分为三类,对应不同的镇域电子商务发育状况;剖析各类淘宝镇的空间格局,呈现乡村电子商务的地域分布梯度和载体层级差异,更加全面地揭示乡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特征。研究发现：反映镇村两级都有较强电子商务发展潜力的“村强—镇强”型淘宝镇高度聚集于东部地区;反映村域电商发展相对滞后、而镇域电商整体发展较好的“无村—镇强”型淘宝镇分布范围最广,分布的梯度差异进一步缩小;“村弱—镇强”型淘宝镇分布广度与集聚强度均处于前两类淘宝镇之间。四大板块间乡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载体存在明显差异,乡、镇层级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展现出重要价值。基于不同类型淘宝镇的数量和构成特征,将省域乡村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状况划为五个梯队,以浙江省为中心、“T”字型开发轴与京广线相叠加的乡村新经济发展结构逐渐浮现。

对2007—2017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变化进行分析,再以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驱动效应,且这种正向驱动具有显著的动态效应和区域异质性、市场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的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最小;市场化程度高的省（区、市）最为显著,市场化程度低的省（区、市）相对较弱。进一步检验发现,财政科技支出主要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抑制产业结构偏离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此,我国要进一步健全财政科技投入体系,有效加强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同时财政科技支出适度向非国有企业倾斜,有效提升财政科技支出的靶向性。

互联网时代,网络关注度可以作为测度马拉松社会关注程度的工具之一,来表征马拉松运动的群众基础。文章利用变差系数、赫芬达尔系数、首位度、地理集中指数、季节性集中指数5个指标和地理空间可视化表达方法对2014—2019年我国马拉松的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①时间上,我国马拉松的网络关注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全国层面的马拉松网络关注时间分布的年际差异较小;省域层面的马拉松网络关注时间分布的年际变化总体较显著;大众关注马拉松的季节偏好越来越显著。②空间上,从全国范围看,各省份之间的马拉松网络关注分布的均衡程度不高。区域间,网络用户对马拉松的关注呈现东—中—西依次减少态势。区域内,马拉松网络关注在西部区域内分布相对不均衡,东部其次,中部区域内最为均衡,各区域内的均衡程度有分化趋势。③马拉松网络关注的空间分布主要受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网络发达程度、旅游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等6项因素影响。除以上因素外,官方政策、标志性马拉松赛事及热点事件等也会对其产生一定影响。

加速县域流通产业发展是巩固产业脱贫成效、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基于湖南省武陵山片区37个县（市、区）2001—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索了县域流通产业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县域流通产业总体规模扩大但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流通经济联系度（量）不断上升,“增长极（冷水江）—最弱极（古丈）”特征明显;流通产业具有显著空间集聚特性,局部集聚态势减弱但两极分化明显;劳动力、技术进步、政府扶持和城镇化对县域流通产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市场需求的促进作用有待提高,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本对周边县域流通产业发展产生负外溢性。

以阿里研究院提供的2015年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指数为测度指标,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变差函数、因子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研究山东省86个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整体较低,空间分异格局鲜明,呈现出由山东半岛向中西部地区递减的特征。②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较强,形成了稳定的空间集聚结构,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青岛、烟台、潍坊等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临沂、菏泽、德州等地区。③电子商务发展指数和电商应用指数的空间变异主要受相关性的影响,网购指数的空间变异受随机成分的影响较大。④城镇化、经济发展与信息化水平等因素对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从回归系数的平均值看,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城镇化水平、经济与信息化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交通与产业发展水平。

文章基于大别山片区湖北省域内38个行政村农户调查数据,从微型角度将所访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家庭收入科学分类。借助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 detector）和Tobit模型（Tobit model）,探究搬迁户家庭收入结构转变和收入高低的影响因子,确定影响因子解释力优先序列和显著性,结合分析结果提出适宜建议。结果表明：①收入结构单因子解释力有很大差异,且双因子交互作用驱动力均高于单一因子。其中家庭类型和家庭综合受教育程度驱动力最为显著。②各影响因子分别作用于家庭工资性、生产经营性、转移性收入的贡献度有所不同,收入提升阶段应重点关注贡献程度较高的影响因子。③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巩固提升工作,应因户施策地引导搬迁户选取适宜家庭未来生计生活提升的收入结构优化路径。

文章基于多尺度、人—地系统的理论视角,以湖南省8 000个相对贫困村为研究对象,利用平均最邻近指数、空间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方法,从市级和县级两个尺度揭示了相对贫困村空间分布格局差异,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识别出相对贫困村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最后基于“四层一体”模型提炼出相对贫困村空间分异的机制。结果表明：①相对贫困村在市级尺度上均呈现集群分布模式,而在县级尺度上呈现出集群、离散和随机三种不同的模式。②市级和县级尺度上相对贫困村均呈现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但在两个尺度上局部空间自相关性特征存在差异。③城镇化率、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财政支出、文盲率、坡度、平均海拔是影响县级尺度相对贫困村空间差异的显著因素。④基于“四层一体”模型揭示出相对贫困村的空间分异机制。

以松嫩平原乡村地区32个县域单元为例,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及人口集中度指数、经济集中度指数、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指数的测度,揭示乡村收缩背景下松嫩平原乡村地区人口—经济的空间耦合关系。结果表明：①2000—2018年,松嫩平原乡村地区人口数量先增加后减少,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呈现“南密北疏”的格局。②人口空间分布的关联性较强,呈现典型的集聚分布模式,人口集中度指数南高北低且高值区域逐渐向北扩展。③经济集中度分布格局多呈现“双核”模式,且经济空间分布不均衡性大于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总体来看,近20年来,松嫩平原乡村地区人口—经济的空间耦合类型中,协调发展型和经济迟滞型的县域类型居多。

采煤塌陷区农民居住空间重构后的居住满意度是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以典型煤炭资源型城市淮北市为例,对安置后的采煤塌陷区农民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其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居住空间重构后的农民居住满意度具有6个维度的结构特征,其评分由高到低分别为：配套设施、住宅条件、人际交往、社区环境、社区参与和经济收入;农民对总体居住满意度的评价一般,且自建类独院社区高于统建类多层公寓社区;农民的教育程度、职业、个人月收入、住宅条件、社区环境、经济收入、配套设施以及人际交往显著影响重构后的总体居住满意度,其中住房条件是最主要因素,而经济收入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文章最后提出优化采煤塌陷区农民居住空间的对策建议。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脱贫战略的实施都具有重要影响,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城际差异进行研究有助于为各地区创业政策的精准制定和创业活动的精准开展指导提供参考。文章基于5个省6个城市返乡农民工家庭的样本数据,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和多水平模型实证分析了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与城际差异。研究发现：①出生年代、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3个微观变量和居住地教育环境、居住地居住条件、地区消费水平、地区房价水平4个宏观变量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②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存在城际差异,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教育环境、地区消费水平和地区房价水平对城市间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变异聚集性具有影响。根据地区特征,有针对性地加强针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返乡创业支持体系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基于自由处置赫尔（FDH）技术方法,综合考虑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空间异质性,运用SFA技术构建农业环境效率测算模型,考察了2001—2019年我国3大粮食生产功能区农业环境效率及其改进状况。结果显示,经济和人力资本空间溢出效应下农业环境效率均值分别为0.846和0.843,各省（区）农业环境效率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普遍能够从经济和人力资本空间溢出效应中获得1%~20%不等的改进程度,而又以经济空间溢出效应作用更强;在经济和人力资本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下,主产区和平衡区虽然获得较高的农业环境效率值,但效率改进程度仅维持在2%左右,而主销区虽然农业环境效率较低,却能够获得超过20%水平的效率改进。然而,各功能区无论是农业环境效率值还是效率改进程度,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且在时间上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滑雪场的空间分布及空间重心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一定时期内区域冰雪体育旅游的发展趋势。以冬奥会赛区——北京—张家口地区（以下简称“京张地区”）滑雪场为研究对象,通过重心分析方法,揭示了近20年京张两地滑雪场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并据此划分了冰雪产业的发展阶段。结果表明：①1996—2018年北京市滑雪场建设大致经历了“快速扩张”“中速发展”和“稳定发展”3个时期,而张家口则基本上呈现“缓慢萌芽”和“快速扩张”2个阶段;北京市滑雪场呈分散状分布,而张家口滑雪场则呈现集中分布。②近20年京张地区滑雪场空间重心总体表现为先向东南方向移动（由张家口到北京）而后又向西北折返（由北京向张家口）的趋势,2010年前后是转折点,而申奥等政策因素是促进重心移动路径发生逆转的主要原因。③京张地区滑雪场重心和规模重心移动较好反映了数量与规模的扩张速度,为理解京张地区以滑雪场为核心的冰雪体育运动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关系到旅游地治理网络稳定性,多元主体参与旅游地治理已构成旅游社区研究的重要命题。研究发现：千岛湖核心景区和边缘景区的旅游发展状况、治理结构和治理困境呈现出明显差异,政府管理部门是旅游地治理网络的关键行动者。中心湖区形成政府“管委会—国企”治理模式,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治理不协调;进贤村形成整体租赁治理模式,核心问题是旅游市场开发与社区利益和生态环保冲突;屏湖村形成社区主导型治理模式,核心问题是治理结构缺乏政府与市场指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千岛湖旅游地包含“政府、企业、旅游者、社区居民、媒体”“五元主体”参与治理模式概念性框架和可持续发展治理网络图,以期为千岛湖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建议,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以全国300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间相互搜索的百度指数为数据源,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分布格局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强度由2012年的21 286上升到2019年的65 271,从强度位序来看,琼、吉、新等经济欠发达地区位序变化较大。②网络关注度层级结构由“四极六核心,多点带动”向“四极五核心,多点联动”演变。其中,京、黑为稳定核心,具有极强的主导力和控制力,苏、浙、豫、川、皖为次稳定核心。③网络关注度形成了环渤海─华东─华南─川渝子群（Ⅲ）、湘鄂子群（Ⅱ）、西部─黑吉─豫皖子群（Ⅰ）3个凝聚子群,各子群内红色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具有显著集聚特征。④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分布格局受到地区经济基础、信息技术、资源禀赋、学历水平、交通条件和地理距离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

基于1995、2000、2005、2010、2015、2018年6个时间节点的遥感影像数据,运用分形理论、紧凑度指数、重心转移指数分析张家界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特征,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从城市空间扩展的时间层面来看,1995—2018年张家界市主城区建设用地扩展阶段性明显,经历了“低强低速、高强中速、中强中速、高强高速”4个发展阶段。②从城市空间扩展的方向上来看,5个时期张家界市扩展方向差异性较大,城市重心以向北部转移为主,以北偏东、北偏西的方向发展,城市分散度不断变大,向外扩张趋势明显。③从城市空间扩展的具体形态来看,以星状和团状扩展为主,紧凑度指数以2005年为时间节点先增大后减小,城市空间形态以非紧凑化、外延式扩展为主。④旅游发展、经济发展、交通发展、城镇化建设是张家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旅游大数据的兴起为深化旅游研究与旅游应用实践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文章结合知识图谱分析与文献分析法,对中国旅游大数据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性综述。研究发现：中国旅游大数据的应用研究始于2007年,快速发展于2010年以后,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相关成果主要刊发在旅游类、地理类和资源科学类期刊。作者群体与研究机构已有一定规模,整体呈现“全局分散、局部紧密”的合作网络格局,但合作强度均较弱。研究热点具有明显多元化趋势,且其更迭速度随政策导向不断加快。研究中常用的数据类型可分为UGC数据、位置数据、事务数据等类别,研究方法以内容分析、网络分析、空间分析与统计分析法为主,研究内容总体围绕旅游者、旅游流、旅游目的地、旅游数据四个方面展开,并形成若干主题方向。未来研究应在加强学术共同体合作、注重多源数据的交互验证、推动研究方法革新、避免重复研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

产业集聚对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以2004—2021年中国289个城市市辖区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甄别了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整体上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邻近区域经济具有空间外溢效应。产业结构上专业化集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为当地发展提供动力,但多样化集聚并未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本地和邻近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城市规模效应上特大城市从专业化集聚中获得经济效应,大中城市多样化集聚对邻近区域具有空间极化效应,小城市无论是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集聚均不显著。区域效应上东部地区主要从多样化集聚中获得经济效应,中西部地区获得经济效应既有专业化集聚又有多样化集聚,东北地区无论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集聚均不显著。

基于DMSP/OLS和NPP/VIIRS拟合成的长三角地区2000—2020年夜间灯光数据,利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标准差椭圆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及其动态演变进行探讨;构建空间向量自回归模型（SpVAR）,考察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地区总体经济差异、各省市内以及各省市间经济差异均呈波动下降趋势,其中各省市间经济差异是地区总体经济差异的主要来源。②长三角地区经济呈现“东南—西北”的空间格局,且经济分布总体向西移动并呈空间扩张趋势。安徽省、浙江省西南部、江苏省东北部对长三角地区总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增强。③长三角地区各省市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物质资本投资和碳减排等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工业、金融、科技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在初期则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运用熵权法测算2006—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并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经济韧性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①时间趋势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和高质量发展整体呈现稳定上升趋势,且上升趋势趋同。②空间趋势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处于中高值区及以上的城市持续增加,高质量发展先呈现出武汉、长沙、南昌“三足鼎立”的分布特征,到2020年形成了“东南部高,西北部低”的空间格局。③影响效应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抑制高质量发展。基于此,应该充分利用武汉、长沙和南昌的优势,使得各城市间进行优势互补,缩小发展差距。

中国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集聚化发展在空间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文章基于我国2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集聚对“本地—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经济集聚、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各自均表现出显著空间依赖关系,逐步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以及海峡西岸城市群为主的“多核心”集聚形态。②空间视角下经济集聚对“本地—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强度及方向存在差异。③城市经济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作用主要通过城市基础设施实现。研究结果对协调经济集聚规划水平和城际间协同绿色发展、探寻实现城市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赢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从监管机制、主体监管、过程监管和监管效果四个维度构建区域市场主体信用监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6—2018年广西14个地级市域的数据,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广西进行信用监管水平评价和地理时空差异分析。结果表明：①广西地域范围内市场主体的信用监管整体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但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和各监管维度差异。②市场主体信用监管整体实现了由较低信用水平向更高信用水平跃升,并形成了监管水平高值多中心空间分布格局。③信用监管水平受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对不同监管环节的倚重偏差也会导致各市优劣势差异,各市间缺乏协同和联动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主体信用监管的区域差异。

促进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空间适配是推动青藏高原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综合运用人口地理集中指数、重心轨迹和空间错位模型勾勒青藏高原地区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空间错位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青藏高原地区人口地域分异明显,空间集聚格局稳定,人口集聚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异质性特征,形成了以桑珠孜区为核心的人口高度集聚区;公共服务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以下,呈现曲折中优化态势,在空间上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具有空间锁定特征,三大高值区分别为新疆西南部、青海东北部以及青甘川滇四省区的东部边沿地带。②青藏高原地区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重心时空演化趋势一致性与差异性并存,二者重心在空间上均呈现曲折北进的演化态势,而人口集聚的时空分布与演化趋于集中和稳定。③青藏高原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经历了初期负向中高错位为主导转向期末负向低错位为主的演化过程,错位贡献度在空间上形成三大高值分布格局,绝大部分县域的空间错位贡献度有微弱提升。

韧性视角下研究城市水生态网络的优化,提高水生态空间的韧性,是提升城市整体韧性水平的重要途径。文章首先将韧性城市目标与水生态网络结合,提出从水生态网络结构韧性、功能韧性以及调控管理韧性三个层次构建韧性的城市水生态空间;其次以长沙市作为典型案例,应用MSPA模型和MCR模型,识别并构建基于“源地—廊道—节点”的水生态网络,同时融合韧性城市目标,基于复杂网络和图论理论,从水生态网络的结构和功能两个维度,选取表征网络结构韧性及功能韧性的指标,对长沙市水生态空间韧性进行评价,指出长沙市域内水生态网络整体连接度较好,韧性基础好,景观破碎程度可控,但长期的城市建设与发展导致城市内部水系连通受损,水网多样性水平低,网络功能单一,冗余设计不足,调控管理动态适应性不强。研究进一步提出基于韧性提升的长沙市水生态网络优化策略：加快修复自然水系廊道,疏通连接现有人工沟渠;重视推行生态节点与廊道“点轴式发展”与多功能复合利用模式;加强城市水网结构和功能的冗余度和模块化设计,提高水生态网络调控管理韧性,形成多途径灾害响应的动态调控机制。

以武汉市为例构建医疗卫生服务供给—需求网络,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索网络的复杂性特征和空间韧性。研究发现：①武汉市各街道节点存在显著的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现象,需求网络的极化现象使其更易失衡,供给网络则以满足周边需求为主。②需求网络的静态空间韧性最差,意味着居民按意愿就医成本更高,可选择路径相对更少。③随机风险对需求网络所造成的影响最小,表明在居民自主就医背景下随机冲击对需求网络韧性的影响更小;而在蓄意攻击下供给网络的抗风险性更强,需求网络的波动性则更大。④中心城区节点面临蓄意攻击时,更易导致就医成本加大和路径可选择性减少,边缘节点由于供给和需求能力均较弱,制约着供需网络整体的稳定性。

基于2007—2018年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自然、人文多源宏微观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标准差椭圆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探究中国城市减污降碳协同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异质性。结果表明：①研究期PM_2.5浓度与碳排放空间呈现集聚态势,前者集聚度高于后者;减污降碳效应存在南方优于北方,先减污后降排的发展趋势。②PM_2.5浓度与碳排放空间分布与胡焕庸线基本保持一致,重心均位于河南省,方向为向东北方向偏移。③考察期中国城市PM_2.5污染存在“南北冷点、中部热点”的哑铃形空间分布和“热点减、冷点增”时序变化,碳排放呈现“热点北聚、冷点南散”的南北方“极化”和“双增”趋势。④多尺度MGWR模型结果相比经典GWR模型更为精准与可靠,不同时空尺度减污、降碳的主要驱动力有所差异。通过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一项耦合系统治理工程,发现影响城市减污降碳主要驱动力为降水量、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空气流通水平、实际利用外资、地形起伏度、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升级,且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影响。

基于城镇化过程中生态承载力耦合关系的形成机理,构建生态承载力3个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因子探测器,分析2001—2019年洞庭湖区城镇化过程中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时空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在城镇化率稳定上升的过程中,耦合协调度呈现快速增长—缓慢下降—稳步上升的变化趋势,增幅为125.3%,达到0.6708,进入高度协调阶段;但协调性滞后于耦合性,湖区生态压力依然严峻。②17个县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明显,低度协调和中度协调的县域所占比重大,生态承载力内在协调水平有待提升。地域分布上整体表现为“M”型的空间格局。③耦合协调度具有较强的正全局空间自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显著,时空分布存在着冷点和热点区域,且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演化和迁移,但“M”型的空间格局依然明显。④热点区域的地域分布格局表现为洞庭湖核心区为冷点区,边缘区为热点区,外围区为次冷点区和次热点区,呈镶嵌分布。空间集聚演化格局基本稳定,但热点区出现了沿主要交通干线不断扩张的现象。⑤不同类型探测因子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存在时序差异,压力类因子最强,响应类次之,状态类最弱,这种差异性影响力是时空变化的关键因素。

从城市创新产出和空间知识溢出角度提出了信息通信技术（ICT）重塑城市创新格局的理论假说。基于中国26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半参数门限空间杜宾模型测算ICT对中国城市创新产出的非线性作用和非对称的空间知识溢出。结果发现,ICT显著提升了城市整体的创新产出,且创新提升效应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ICT用户规模更大的中心城市创新提升效应更大;空间知识溢出提高了城市整体的创新产出,但空间知识溢出具有非对称性,中心城市利用ICT集聚优势能够获得更大的空间知识溢出。通过扩大外围城市ICT用户规模,达到70万户的门限值,有助于塑造协调的城市创新格局。

边境口岸是国家沿边开放的门户,是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和社会文化交流的枢纽节点,对国土开发体系构建与国际交流网络融合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陆地边境口岸的开设路线与分布格局,从交通方式、岸城距离、地形地貌等角度深入研究了其类型分异与基本特征,并采用HH指数从各角度考察其运输集中性,最后揭示了中国边境口岸开设路线、分布特征及空间集中性的发展机理。研究发现,中国具有现代功能的边境口岸形成了五个发展阶段,集中布局在东北、新疆和西南边境地区,以公路口岸为主,多数口岸形成岸城分离,而国家对外开放路径、地缘政治格局、自然地理环境、交通连通、腹地经济等因素对其开设、布局及运输集散性具有重要影响。

探析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对推动我国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与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运用空间统计方法考察中国4 92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应用地理探测器识别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整体上呈“东密西疏、南多北少”的集聚型分布格局,并有向西、向北扩散的趋势。②区域尺度上呈现以“中心城市—城市群”为依托的“三极、多核”集聚连片分布格局,各省份之间分布不均衡但东部省域间相对均衡,城市群是分布集中区但城市群之间差异大。③不同行业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程度差异明显,高新技术服务业、机械设备制造业、高新技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食品轻纺业、采掘与加工业和工业配套服务业的空间分布非均衡程度依次降低。各行业“小巨人”企业的集聚区位虽然差异较大,但“多点集聚”总体特征较稳定。④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础设施与政策环境是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实力与社会发展是重要影响因素,自然条件和创新能力是基础性影响因素,影响因子间有显著的非线性增强作用,但各维度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有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