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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 Vol. 46 >Issue 3: 226 - 23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6.03.022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ultural Heritages Along the Silk Road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Provincial-level and Above Cultural Relic Preservation Units

  • HUANG Yuehao ,
  • ZHAO Wenze ,
  • ZHANG Bohui
Expand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Gansu，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6-13

  Revised date: 2025-12-30

  Online published: 2026-04-29

Fold

Abstract

As a new type of heritage, the cultural route requires continuous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for its overall preservation methods. This study selects provincial-level and above cultural relic preservation units (CRPUs for short) along the Silk Road in China as research objects. Based on the ArcGIS, it explor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ural heritages along the Silk Roa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RPUs along the Silk Road exhibits a "corridor-shaped" pattern, "southeast-northwest"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main routes of the Silk Road. The spatial evolution shows a trend of "northwest expansion with axial stability" forming agglomeration areas characterized by "multi-center, multi-core" clustering. 2) Most heritage sites are located in areas with elevations below 2255 m and slopes under 13°. Early heritage types are predominantly ancient ruins, mid-period types are mainly cave temples and stone carvings, and late-period types are dominated by ancient buildings. 3) Spa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CRPUs along the route has a strong coupl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Silk Road in term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mostly concentrated within 50 km along the Silk Road, with significant clustering characteristics. High-value agglomeration areas often coincide with ancient central towns, commercial hubs, settlement ruins, and transportation relics along the Silk Road, low-value agglomeration areas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physical geography features and other cultural corridors on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ultural heritage along the Silk Road.

Key words： the Silk Road;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relic preservation un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spatial correlation

Cite this article

HUANG Yuehao , ZHAO Wenze , ZHANG Bohui .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ultural Heritages Along the Silk Road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Provincial-level and Above Cultural Relic Preservation Unit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6 , 46(3) : 226 -23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6.03.022

2014年6月，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丝绸之路在国内外备受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1]，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提供战略性指引。近年来，我国丝绸之路沿线各省保护工作缺乏协调统一，不符合丝绸之路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特点，不利于其整体性保护。因此，结合丝绸之路沿线复杂的自然环境、特殊的地理区位以及丰富的民俗文化构建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整体式、联动式保护格局，对促进我国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2004年ICOMOS发表报告《The World Heritage List：Filling the Gaps：An Action Plan for the Future》，将文化线路作为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新类型[2]。2008年10月，ICOMOS通过《文化线路宪章》，提出文化线路的五大认定要素：关联背景、内容、跨文化的整体意义、动态性和背景环境，这些要素不仅深刻体现了文化线路的基本属性与独特价值，也突破了传统遗产保护中以“单体”为核心的思维模式[3]。
当前学者在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研究成果颇丰，但还应注重文化线路遗产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价值。线性文化遗产保护需要突破传统“点状保护”模式，建立跨区域协同机制[4]，而遗产廊道作为一种新型保护方法应运而生，其突出特点在于注重生态、文化、游憩等多重功能的有机整合[5]，其保护核心在于理解线路的历史功能和文化交流特性[6]，其整体价值大于各部分价值之和[7]。我国学者在借鉴欧美相关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本土化的“廊道遗产”概念[8]，但在概念界定和保护实践上仍需进一步统一[9]。丝绸之路作为典型的文化线路，其保护面临特殊挑战，当前保护工作存在“重单体轻整体”的现象，需要通过主题标志、数字技术等手段强化整体价值阐释[10]；在空间分布上丝绸之路甘肃段遗产通过点、线、面的结构形成空间联动[11]；跨境保护面临法制差异、融资困难等问题，需要建立跨区域合作机制[12]。相关学者基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情况对线性文化遗产展开研究，认为遗产分布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空间耦合关系[13]，保护工作需要兼顾区域协调发展。可见，目前学者多关注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单体文物、遗产点、遗产群、村镇和部分区域等内容，且主要集中于宋元、明清和近现代3个时期[14]。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学者多运用核密度、标准差椭圆、最近邻指数、莫兰指数、重心迁移、缓冲区、地理探测器、区位熵模型[15-21]等方法，呈现了京津冀地区、南岭走廊、河西走廊、大运河文化带、长江三角洲等[22-27]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分析其形成机理，从而得出文化遗产在区域内的发展态势。
综上，大多数学者目前对文化线路的研究多集中在空间结构与分布特征、整体价值与阐释、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策略、文化遗产与区域发展关系等方面，主要涉及考古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领域，但对文化线路整体性保护和关联性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本文以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为研究区域，以其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文保单位”）为研究对象，借助ArcGIS工具从宏观层面分析丝绸之路沿线文保单位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关联性，从而客观认识其分布格局与影响因素，为促进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我国丝绸之路主要经过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涵盖了厚重的丝路文化底蕴和多元人文内涵，见证了各民族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以及沿线城市的兴衰演变。丝绸之路是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28]，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交流的“动脉”，道路畅通、沿线驿站及商贸聚落的兴建与长安、敦煌等节点城市的兴盛进程高度同步，可见丝绸之路交通体系、建筑遗产等与城市功能拓展之间的格局形成了多元耦合关系，共同构成了丝绸之路线性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本文以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作为研究区域，通过抓取区域内3577处文保单位POI数据（表1），将其投影到行政地图上，识别丝绸之路与文化遗产点二者之间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分析其影响因素，进而探索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表1 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省级及以上文保单位类型及数量

Tab.1 Type and number statistics of provincial-level and abov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units along the Silk Road

省区名称 古遗址（处） 古墓葬（处） 古建筑（处） 石窟寺及石刻（含古壁画）（处）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处） 其他（处）
陕西 390 130 415 75 301 15
甘肃 360 97 179 79 82 12
宁夏 80 13 35 24 13 1
青海 194 49 176 27 63 9
新疆 385 175 44 68 86 0
总计 1409 464 849 273 545 37

2.1 数据来源与收集处理

本文以丝绸之路和沿线五省（区）文保单位（截至2025年12月前）为主要分析对象，研究数据主要包括：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25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区）级文物保护单位POI数据、沿线区域地理环境数据。具体做法如下：首先通过高德地图定位、文献考据与田野调查，获取文保单位的选址特征、建造年代、所属区域和建筑类型；然后基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s://www.gscloud.cn/search）获取30 m分辨率DEM数据及遥感影像，分析地形与遗产分布关联性；接着通过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s://www.tianditu.gov.cn）提取文保单位经纬度坐标，并利用高德地图API接口抓取2025年POI数据；最后采用ArcGIS软件对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3333号标准地图进行矢量化处理，底图边界未作修改。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的DEM数字高程数据来源于中国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s://www.gscloud.cn/search）。整合包括丝绸之路线路的矢量数据，河流水系数据和土壤、植被数据来源于国家文物局（http://www.ncha.gov.cn/col/col2266/index.html）、丝绸之路世界遗产（http://www.silkroads.org.cn/portal.php?mod=list&catid=1）、国家土壤信息服务平台（http://www.soilinfo.cn/MAP/index.aspx）、中国科学院植物科学数据中心（https://www.plantplus.cn/doi/10.12282/plantdata.01 55）、国家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基础信息库（https://sgic.net.cn/web/geo/index.html#/DataCenter）、各省（区）人民政府、各省（区）文物局以及各省（区）统计局、地方志及公开共享数据库。

2.2 研究方法

2.2.1 标准差椭圆分析法

利用标准差椭圆法（SDE）可以清晰地观察文保单位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分布特征、地理位置以及分布走向，具体公式见相关文献[29]。

2.2.2 最邻近指数法

本文利用最邻近指数法（NNI）来研究丝绸之路沿线文保单位分布的整体态势[30]，表示文保单位在丝绸之路历史发展中的相互邻近程度，并计算两者间最邻近距离的平均值，与期望的距离相比较，从而判别文保单位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中的位置和分布特征。

2.2.3 核密度计算法

本文利用核密度计算法（KDE）计算丝绸之路沿线文保单位的分布密度，并确定文保单位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分布的密集区域，具体公式见相关文献[31]。

2.2.4 重心变化分析法

本文应用重心分析法来研究我国丝绸之路沿线文保单位在丝绸之路沿线区域中的分布重心[32]，它更能直观地反映文保单位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区域分布差异，其重心轨迹既能反映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年代文保单位的时空演变特征，也能反映文保单位在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空间中的重心变化特征。

2.2.5 空间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分析法

为研究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文保单位是否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性和空间分异等特征，本研究分别从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两个方面对文保单位空间分布的集聚性进行探索。其中全局自相关用来验证文保单位在整个区域空间下的集聚态势，局部自相关用来度量研究单元某个属性值与邻近地区属性值间的空间差异程度[33]。

2.2.6 缓冲区分析法

缓冲区分析主要用于分析空间点、线、面要素在缓冲半径内的空间特征[34]。对一组要素按设定的距离条件进行扩展，以获得他们的领域。本文以丝绸之路和其沿线区域水系为主要分析对象，获取设定缓冲半径内的缓冲区大小，对丝绸之路和其沿线区域水系的缓冲区大小计算公式如下：
$P=\left\{x\left|\right|d(x,\mathrm{ }A)\le r\right\}$
式中：r为缓冲区半径；d为平面点x到A的欧氏距离；P为要素A的缓冲区。

3 结果与分析

3.1 文保单位与丝绸之路沿线分布格局分析

3.1.1 文保单位历史年代的发展方向分析

文化遗产点在空间分布上，主要呈现出随机、集聚和均匀3种形态。本文通过分析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文保单位的空间分布，了解文保单位与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空间发展方向。由图1可知，丝绸之路沿线文保单位分布大致为“东南—西北”走向，这与我国丝绸之路分布为“东南—西北”走向大体一致。从椭圆面积和扁率来看，宋、辽、西夏、金时期的椭圆扁率偏低，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椭圆扁率偏大；宋、辽、西夏、金时期的椭圆面积偏小，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椭圆面积偏大。
图1 五省(区)省级及以上文保单位标准差椭圆走向

Fig.1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of provincial-level and abov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units in five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汉及以前，标准差椭圆面积约200万km2；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持续扩张，至隋唐时期达到峰值约270万km2（长轴约1900 km）；在宋、辽、西夏、金时期，面积急剧收缩至约100万km2（长轴约990 km）；元及以后恢复至约180万km2，与汉及以前规模较为接近。丝绸之路沿线文保单位标准差椭圆方位角整体在101°~114°之间（“东南—西北”走向），与丝绸之路走向基本一致，其中宋、辽、西夏、金时期方位角为101.435°，仍属该区间，未呈现显著东西向异常。短轴长度在各时期介于336~452 km之间，保持相对稳定，表明垂直丝绸之路方向的分布变化较小。椭圆扁率显示，宋、辽、西夏、金时期集聚性相对较强（扁率0.660），其余时期扁率在0.702~0.771之间，方向性较为明显，其中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扁率0.765，方向特征显著，与丝绸之路主干道走向契合。
这些空间分布变化与历史政治格局演变相符，隋唐时期椭圆面积最大，对应丝绸之路鼎盛期的交流扩展；宋、辽、西夏、金时期面积明显收缩，反映多政权并立对交通与文化联系的制约；元代以后椭圆面积回升，体现丝路活力的逐步恢复。
文保单位重心是指区域内文保单位在空间分布上的力矩平衡点，而其与几何重心的比较能够更好地反映文保单位分布的均衡情况。通过不同年代重心变化，分析文保单位于丝绸之路发展的“牵引力”作用，可直观反映出文保单位在区段内不同年代的分布差异，其文保单位建设重心轨迹大致分为5个时期。本文运用ArcGIS数据管理工具要素下的点集转线，将丝绸之路沿线文保单位实体点转为线集，从而计算出沿线文保单位的重心迁移路线（图2）。
图2 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省级及以上文保单位重心及重心迁移轨迹

Fig.2 Gravity center and migration trajectory of provincial-level and abov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units in five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along the Silk Road

整体来看，丝绸之路沿线文保单位分布大致以西偏北方向演变。丝绸之路沿线标准差椭圆中心点（重心）从汉以前的青海东北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向西北迁移至青海西北部，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迁移至甘肃西北部，宋、辽、西夏、金时期大幅东移至甘肃东部，元代以后向西北回迁至甘肃中部地区，这些变化反映了历史政治格局变迁，中心点迁移轨迹与历代政治经济重心移动高度吻合。整体来说，丝绸之路沿线文保单位的空间分布呈现“扩张—收缩—再扩张”的特点，范围先收缩后扩大，方向始终沿“东南—西北”方向集聚分布，与我国丝绸之路高度重叠，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为关键转折点，元代及以后时期保护范围趋于均衡化。

3.1.2 空间临近程度分析

我国丝绸之路沿线文保单位的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整体R=0.312），但丝绸之路沿线各省（区）存在差异，如新疆（R=0.370）和甘肃（R=0.400）集聚程度最高，五省（区）文保单位实际间距均不足预期值的50%，且主要沿丝绸之路主干道密集分布；陕西（R=0.430）、青海（R=0.435）和宁夏（R=0.451）呈现中等集聚（表略）。其中新疆因地域广阔导致平均间距达11.619 km，陕西省文保单位平均间距为4.450 km，这种“大随机、小聚集”的格局既反映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沿主干道密集分布的特点，也体现出西北地区地广人稀的地理特征，这与历史上丝绸之路商贸集中，文化交流的空间模式高度吻合。
由图3可知，陕西省文保单位分布有4个高度密集区（西安市、汉中市等），次密集区则呈“点带状”分布（米脂县、佳县等）；宁夏文保单位分布有1个高度密集区（银川市），次密集区多呈“点状”分布（中卫市、石嘴山市等）；甘肃省文保单位分布有8个高度密集区（武威市、张掖市等），次密集区呈“多核心、点带状”分布（陇南市、定西市等）；青海省文保单位分布有2个高度密集区（西宁市、玉树市），次密集区呈“多核心、点带状”分布（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新疆文保单位分布有7个高度密集区（吐鲁番市、乌鲁木齐市等），次密集区多呈“点带状”分布（和田市、阿勒泰市等）。从丝绸之路的整体性来看，除宁夏的1个密集区（银川市）外，其余研究区域的高度密集区均被丝绸之路连通。基于最邻近比率R参考值，宁夏最邻近比率R值（R=0.451）最高，在集聚分布状态下呈现“点状”分布；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最邻近比率R值偏低，在均匀分布状态下呈现“多核心、点带状”，且以本次研究的整体区域来看，最邻近比率R值最小（表略）。
图3 五省(区)省级及以上文保单位核密度分布

Fig.3 Kernel density of provincial-level and abov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units in five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从核密度分布总体态势看，我国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文保单位是以个别区县为核心向周围形成辐射，辐射面积较广、辐射地区较多，且绝大部分核心均由丝绸之路串通，最终形成以丝绸之路为主线的“多中心、多核心”分布格局。

3.2 文保单位与丝绸之路分布格局影响因子分析

3.2.1 自然地理因素

由图4可知，我国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文保单位分布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较大，分布格局地理差异明显。从海拔维度来看，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文保单位分布存在较明显的低海拔倾向。其中，海拔最低文保单位为位于新疆吐鲁番唐代的艾丁湖塔什烽火台古遗址（海拔-122.946 m），最高为位于青海玉树称多县尕朵乡吉新村清代的尕朵赛康寺古建筑（海拔5007.799 m）。进一步地，借助ArcGIS将研究区域内文保单位与海拔、坡度、坡向相互叠加，采用自然断点法将海拔共分为4个等级，分别为-173~995 m、996~2255 m、2256~3768 m、3769~7439 m。从海拔分布来看，文保单位主要集中分布在低海拔（-173~995 m）和中海拔（996~2255 m）区域，分别占总数的38.30%和46.91%，而高海拔（2256~3768 m）和极高海拔（3769~7439 m）区域仅占13.44%和1.53%，海拔低于2255 m的文保单位数量占总数量的85.21%（表略）。由此说明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文保单位空间分布显著，且相对偏向低海拔地区，体现了自然地理条件、人类活动强度、文化遗产密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仅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选择，也印证了文化遗产分布受制于区域自然承载力的基本规律。
图4 五省(区)省级及以上文保单位地理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Fig.4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eo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vincial-level and abov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units in five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along the Silk Road

从坡度维度来看，利用自然断点法将我国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的坡度分为5个等级，分别为0~6°、7~13°、14~20°、21~30°、31~90°，其中超过一半（53.85%）的文保单位分布在0~6°的平缓区域，27.54%分布在7~13°的缓坡区域，二者占比合计超过80%，而陡坡（21~30°）和极陡坡（31~90°）区域仅占6.79%和2.95%，表明地形坡度对文保单位的选址具有显著影响（表略）。具体而言，81.7%的文保单位集中分布在0~13°的平缓及缓坡区域，其中古遗址（占比40.26%）和古建筑（占比23.25%）类遗产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分布特征与人类聚落选址的普遍规律高度吻合，平缓地形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工程建设、商贸活动等。但是，石窟寺及石刻（含古壁画）类遗产表现出独特的坡度偏好性，统计数据显示，该类遗产大多分布在陡坡区域，其中位于陕西略阳的灵岩寺摩崖（汉至民国时期），其所在坡面坡度高达43.962°，分布模式主要与石窟寺特殊的类型有关。这种坡度分异现象不仅反映了不同类型文化遗产的功能需求差异，也体现了古人因地制宜的智慧。
从坡向维度来看，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文保单位在各方向的分布相对均衡，但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南坡（18.68%）和西南坡（16.09%）是文保单位的主要分布方向。具体类型上，古遗址在南坡（18.68%）和西南坡（14.88%）的分布最为集中，古建筑则在南坡（17.15%）和西南坡（16.78%）表现出相对优势，石窟寺及石刻（含古壁画）则在多个坡向呈现均衡分布特征（表略）。这些空间分异规律共同揭示了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文保单位的分布既受制于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约束，又因不同类型文化遗产的功能需求差异而呈现出特定的空间偏好。
进一步分析可知，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文化遗产的分布在区域尺度上显著受自然环境要素制约，整体呈现出对水系、适宜土壤类型及长期人类垦殖景观的依赖，反映了自然地理条件与人类活动共同塑造文化遗产空间格局的基本机制。从河流缓冲区分析来看，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文保单位分布存在明显向水系集聚的特征。在距水系5 km范围内，文保单位有1980处，占总数的55.35%，在5~10 km范围内锐减至664处（18.56%），在10~20 km范围内继续减少至634处（17.72%），20 km以外区域仅有299处（8.37%）。大部分的文保分布均分布在距离熟悉5km的范围内，随着距离增大，文保单位分布数量逐步减少，从文保单位的类型数据分析来看，古遗址距水系最近，石窟寺及石刻（古壁画）则因为其特殊功能，对水的依赖性较低。从土壤类型分布分析来看，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文保单位多分布在初育土类型中（表3）。其中，文保单位分布数量最多的土壤类型为初育土，共1023处，占总数的28.62%；其次为半淋溶土（530处，占14.83%）和钙层土（456处，占12.76%），铁铝土类型中分布最少，仅有马家窑文化时期陈家遗址1处。从文化遗产类型来看，古遗址在初育土中分布最多（357处，占25.59%），古建筑在初育土（253处，占29.79%）与半淋溶土（141处，占16.61%）中数量突出，而石窟寺及石刻多分布在初育土、钙层土与半淋溶土。由此说明，土壤类型与不同文化遗产的功能需求密切相关，初育土多分布于山地与丘陵区，更适合石窟寺与防御性建筑的建设，半淋溶土与钙层土多分布于平原与河谷，更利于农业开发与聚落建设。从植被类型来看，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文保单位大多数分布在栽培植被类型区域。64.16%的文保范围分布在栽培植被区域，其次是草原（9.78%）、荒漠（9.17%）等类型，针叶林、高山植被、沼泽等其他植被类型占比均小于2%，在环境条件严酷的荒漠地区，仍保有一定数量的文保单位，如北魏至元时期的莫高窟就分布在温带灌木荒漠类型区域。由此可以看出，文化遗产多分布在人类长期垦殖、活动的栽培植被上，反映了农业文明是文化遗产的形成和分布的影响因素之一。
表3 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省级及以上文保单位所在地土壤类型分布统计

Tab.3 Soil type statistics at the sites of provincial-level and abov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units in five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along the Silk Road

土壤类型 古遗址
（处）		 古墓葬
（处）		 古建筑
（处）		 石窟寺及石刻
（含古壁画）（处）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处）		 其他
（处）		 比例
（%）
半淋溶土 215 70 141 40 55 9 14.83
半水成土 141 33 40 14 26 1 7.13
城区 13 3 32 3 40 0 2.55
初育土 357 75 253 80 245 13 28.62
钙层土 189 79 97 40 45 6 12.76
干旱土 84 39 33 21 19 1 5.51
高山土 34 12 52 15 24 3 3.92
湖泊、水库 1 2 1 0 0 0 0.11
江、河 0 1 3 0 1 0 0.14
淋溶土 38 9 72 13 27 4 4.56
漠土 122 42 11 27 25 0 6.35
人为土 145 81 108 15 48 3 11.19
水成土 11 3 5 3 1 0 0.64
铁铝土 1 0 0 0 0 0 0.03
盐碱土 44 7 1 1 5 1 1.65
比例（%） 39.03 12.76 23.75 7.61 15.70 1.15 100.00
综上可知，自然地理因素对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格局具有显著制约作用，且这些适应性规律与丝绸之路这一东西向文化廊道沿线区域内的文保单位空间分布规律呈现出显著的海拔梯度特征和地形适应性规律互相吻合。具体而言，丝绸之路主干道沿线的文保单位主要集中分布在海拔较低的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等区段，这些区域恰恰是历史上商旅驼队通行的主要通道。随着丝绸之路由东向西延伸，海拔梯度变化显著影响着遗产分布，在关中平原段文物密度最高，河西走廊段次之，而进入青藏高原北缘和帕米尔高原东缘后，文保单位数量锐减至不足15%。这种分布格局与丝绸之路贸易路线的历史选择高度一致——商队更倾向于选择水草丰美、气候适宜的低海拔通道。在微观地形适应方面，丝绸之路沿线的文保单位表现出明显的“趋缓性”特征。绝大多数的遗产点分布在0~13°的缓坡区域，这与商队运输对平缓地形的需求直接相关，而石窟寺与石刻往往在商道附近的险峻山崖开凿石窟。从坡向特征来看，南向坡地（18.7%）的文保单位集聚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很可能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南坡更优越的光热条件有关，使得商站、驿舍等设施更倾向于建在南坡。从河流缓冲区来看，文保单位大多集中在距离水系5 km范围内，直接反映出人类的生产生活高度依靠水源。在不同土壤类型中，文保单位也明显更多地分布在更有利于聚落发展的初育土、半淋溶土类型的区域中。在不同的植被类型中，栽培植被下文保单位分布较为广泛，植被类型的分布差异从侧面可以看出自然因素对人文活动的制约作用，也反映出历史上农牧交错、绿洲灌溉等生产生活对文化遗产的影响作用。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内在关联，更印证了历史上人类在开拓这条东西方交流通道时展现出的环境适应能力。

3.2.2 人文地理因素

本文基于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表明，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格局深受多重人文因素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历史文化因素和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等方面。
①历史文化因素。由表4可知，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文保单位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汉及以前，以古遗址（787处）和古墓葬（280处）为主，古建筑仅8处，反映出丝绸之路尚未完全贯通，文化遗产多呈点状分布。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石窟寺及石刻（含古壁画）数量显著增加（52处），与佛教东传的历史进程高度吻合，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遗迹大量出现，形成此类遗产的首个数量高峰。隋唐五代时期，古建筑数量有所增长（31处），古遗址（255处）仍占主导，遗产类型趋于多样。宋辽夏金时期，古建筑数量进一步提升（63处），成为该时期重要类型之一。元及以后时期，古建筑（745处）与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545处）共同构成主体，反映出建筑技艺的成熟与近现代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这些充分说明文化遗产的类型演变深刻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轨迹。汉以前，受限于青铜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文化遗产以古遗址和古墓葬为主，大型建筑工程较为少见。三国至南北朝时期，铁器的广泛使用推动建筑技术进步，佛教传播进一步刺激石窟开凿，形成“遗址—墓葬—石窟”并存的多元格局。隋唐至明清时期，建筑技术持续发展，古建筑数量从隋唐五代的31处显著增长至元及以后的745处，木构建筑体系日趋完善。元以后古建筑占比达46.8%，体现了沿线传统建筑技艺的高度成就。在时间分布上，文保单位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汉以前和元以后形成两大高峰，三国至宋辽时期数量相对较少。在空间形态上，遗产分布由早期的点状逐渐随丝路贯通发展为线状，最终形成网络化格局。当前保护体系既重视早期遗址的考古价值，也关注后期建筑的技艺传承，并逐步拓展近现代史迹的保护范畴。这表明应依据不同时期遗产的特点，制定差异化的保护策略。
表4 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不同年代省级及以上文保单位数量统计

Tab.4 Number statistics of provincial-level and abov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units in five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along the Silk Road in different periods

年代 古遗址
（处）		 古墓葬
（处）		 古建筑
（处）		 石窟寺及石刻
（含古壁画）（处）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处）		 其他
（处）		 比例
（%）		 说明
汉及以前 787 280 8 54 0 3 31.7 包括夏朝、商朝、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新朝、东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 52 25 0 52 0 0 3.6 包括三国（曹魏、蜀汉、东吴）、西晋、（东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南朝：宋、齐、梁、陈；北朝：东魏、西魏、北齐、北周）
隋、唐、五代十国 255 53 31 54 0 1 11.0 包括隋朝、唐朝、五代十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南吴、前蜀、吴越、楚、闽、南汉、荆南、后蜀、南唐、北汉）
宋、辽、西夏、金 140 36 63 48 0 8 8.3 包括宋（北宋、南宋）、辽、西夏、金
元及以后 164 65 745 49 545 25 44.5 包括元朝、明朝、清朝、近现代
有待考证 11 5 2 16 0 0 1.0
比例（%） 40.4 13.0 23.7 7.6 15.2 40.4
②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丝绸之路区域文化遗产的分布格局产生了多维度、深层次的影响，形成了以政治军事为主导，商贸活动为驱动，多民族技艺融合的复合作用机制。据统计分析，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汉、唐、明）文化遗产数量超过总数的一半，其空间分布呈现典型的“廊道式”特征，与丝绸之路主干道走向高度吻合。人口经济活动与遗产分布呈显著正相关，遗产分布的高度集聚区与历代商贸中心高度吻合，如由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组成的河西四郡，既是历代商贸中心，又是文保单位分布的高度集聚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技术的传播则塑造了独特的遗产景观，回鹘汗国时期吐鲁番地区遗产区域，敦煌艺术中汉藏融合风格壁画，金属冶炼技术传播使新疆伊犁河谷成为铁器遗址集中区。这种时空分异特征深刻反映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耦合关系，为理解线性文化遗产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分析维度，当前保护策略应充分考虑历史上的社会经济背景，在核心廊道、商贸节点、技术传播路线等实施差异化保护措施。

3.3.1 空间自相关分析

由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图略）可知，空间莫兰指数为0.420301，明显大于期望值-0.000279，表明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文保单位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显著的正自相关特征（p=0.000000）。正莫兰指数值说明文保单位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存在“高—高集聚”（文保单位密集区域相互邻近）或“低—低集聚”（本区域集聚程度低且周围区域集聚程度也低）的集聚现象，即文保单位倾向于邻近丝绸之路的区域集中分布。Z得分高达11.371134，远大于1.96的临界值，极低的p值（p<0.001）表明这种空间集聚模式不是随机产生的，结果具有高度的统计学意义。文保单位在丝绸之路沿线形成明显的空间集聚格局，这种集聚可能反映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互鉴以及其他文化线路（例如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等）的影响。本结果与R=0.312和标准差椭圆分析（高扁率）的结论相互印证，共同证实了文保单位在丝绸之路沿线呈现非随机的集聚分布模式。
由图5可知，“高—高集聚”区域，文保单位密集区域相互邻近（关中平原等），形成显著热点区，与古代丝绸之路主干道高度重叠；“低—低集聚”区域，文保单位稀疏区域集中分布（新疆北部等区域），体现自然地理条件和其他文化线路对文化遗产分布的制约；“高—低集聚”区域，个别文保单位孤立分布于稀疏区；“低—高集聚”异常区域，文保单位稀疏区邻近密集区，可反映中心城镇遗迹、商贸城市、聚落遗迹、交通遗迹等为当时的特殊历史节点，文保单位的集聚区多与古代丝绸之路商贸核心区重合（如酒泉、敦煌、张掖、武威等），说明丝绸之路对文化遗产留存具有延续性影响。边界区域的“低—低集聚”区域可能因其他文化线路的影响（如唐蕃古道）或由于地理条件的制约属于边缘地带，导致文化遗产保存较少。
图5 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省级及以上文保单位局部自相关分析

Fig.5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rovincial-level and abov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units in five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along the Silk Road

综上所述，我国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文保单位的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主要体现在沿丝绸之路主干道形成的“高—高集聚”区域，以及受其他文化线路或自然环境影响的“低—低集聚”区域。局部自相关分析进一步揭示出遗产分布与古代商贸驿站、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高度关联性，形成了“人文集聚”与“自然阻隔”并存的空间格局。这表明文化遗产保护需要重点关注文化线路沿线的高值集聚区，同时应针对自然条件限制区域和特殊历史节点制定差异化保护策略，以实现全域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

3.3.2 整体关联性分析

由图6可知，我国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文保单位主要集中在距离丝绸之路50 km的范围内，共有1623处，占总数的45.37％。在文保单位的空间分布格局上明显更倾向于靠近丝绸之路的位置，并且呈现距离丝绸之路越远，文保单位数量越少，二者之间呈负相关。
图6 五省(区)古代丝绸之路缓冲距离分析

Fig.6 Analysis of the buffer distance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in China

根据五省（区）省级及以上文保单位与丝绸之路缓冲区距离分析的结果看出，在0~10 km缓冲区内集中了文保单位778处，占总数的21.73%，形成明显的核心集聚带。10~20 km缓冲区占比8.83%，数量锐减至316处，表明文保单位分布密度随距离增加而快速下降。20~150 km范围内呈现波动式递减趋势，各区间占比普遍低于6%。70~80 km（2.93%）、100~110 km（2.40%）等区间出现明显低谷。80~90 km（4.16%）、110~120 km（3.35%）等区间有小幅回升。在70~90 km区间，因为包含了青海西宁、海东这个高度密集区，形成次高峰（105~149处）。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同时存在距离衰减和跳跃式分布特征。在距离丝绸之路小于50 km的范围内集中了大多数的文保单位，占比45.37%。在距离丝绸之路150 km以外的文保单位整体呈现离散分布状态。中间距离段的波动可能反映地理阻隔或者其他文化线路的影响导致分布不连续。
综上所述，在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五省（区）的文保单位整体上沿丝绸之路邻近区域集聚分布，又因特殊地理环境（山脉、水系）和历史发展（其他文化线路）需求而形成若干离散分布点的空间特征。我国文化遗产点的空间分布不仅受文化线路的影响，还受自然地理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文化线路是影响文化遗产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我国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3577处文保单位的POI数据，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重心变化、最邻近指数、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缓冲区等方法，系统揭示了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文化遗产的分布格局与关联性状况。主要结论如下：
①从整体格局来看，我国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省级及以上文保单位在大区域尺度上呈现出以丝绸之路为主轴的“廊道式”集聚特征，其时空演变反映出文化交流强度与区域发展格局的长期互动。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西北扩张、轴向稳定”的空间演变规律；从时间维度看，遗产点分布经历了“扩张—收缩—再扩张”的动态演变过程，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标准差椭圆面积最大，宋、辽、西夏、金时期急剧收缩，元及以后恢复至接近汉初水平。总体而言，文保单位分布随历史时期经历了由扩展到收缩、再度扩展的波动过程，其空间重心在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内发生阶段性转移，由青海东北部逐步向河西走廊等通道性区域集中，体现出文化活动中心随交通条件、政权格局与交流通道变化而调整的总体趋势。整体分布形态表现为沿交通主廊道形成多核心、点带结合的网络结构，凸显丝绸之路在大尺度空间组织中的主导作用。
②从影响机制来看，我国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是在自然地理约束与人文历史驱动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综合结果。其中，自然条件在宏观层面限定了遗产分布的基本范围，文化遗产整体趋向于集中于地形相对平缓（坡度小于13°的缓坡地带）、环境承载力较高的区域，而极端地形与高海拔区则形成明显的空间分隔。人文历史因素在不同时期对遗产类型与空间集聚起到决定性引导作用，文化遗产由早期以遗址类为主，逐步向石窟寺、石刻及古壁画与大型建筑遗存转变，其分布与历史上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交通通达的区域高度一致，反映出社会组织与区域交流对文化遗产形成与延续的深层影响。
③从空间关联性与整体保护来看，丝绸之路作为线性文化遗产，对沿线文保单位分布具有显著的组织与引导功能，其影响在不同区域呈现出明显差异。总体上，文保单位在丝绸之路沿线区域表现出显著集聚特征，核心通道区集聚程度高，而受自然屏障影响较强的区域则呈现出分布稀疏与跳跃性特征。这种以廊道为核心、向外递减的空间关联结构表明，单一行政区划下的分散保护模式难以回应文化遗产在大区域尺度上的系统联系。未来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应从整体性与关联性出发，强化跨区域协同，通过构建以主廊道为核心的整体保护框架，实现对核心区、过渡区与边缘区的分级、差异化保护与管理。

4.2 讨论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3个层面：①在方法创新层面，多源数据融合与多方法交叉验证，为线性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框架；②在保护策略层面，研究提出应建立分级管控体系，对0~50 km核心区实施“廊道式”整体保护，对大于50 km边缘区可以采用数字化保护等差异化措施，同时强调跨区域协同保护的重要性；③在价值认知层面，通过量化分析揭示了文化线路对遗产分布的空间影响，丰富了线性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体系。同时，需要关注青海东南部和新疆北部等区域的潜力挖掘，避免保护盲区。此外，还应根据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数量的快速增长趋势，重新审视丝绸之路的时间跨度与文化内涵，推动其保护从“历史遗产”向“全时段文化线路”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仅纳入我国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的省级及以上文保单位，未涉及省级以下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未能全面反映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的丰富性。此外，研究对商业经济、地理位置、其他文化线路等因素对文化遗产的影响关注较少，缺乏相应的动态机制。未来研究可拓展研究边界，构建“物质—非物质”“重点—一般”相结合的全谱系研究框架，同时推动多学科融合，结合社会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协同路径，为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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