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mework and Mode of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 LIU Chunla , 1, 2 ,
  • YIN Linsai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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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Hunan, China
  • 2. Hunan Key Laboratory of Geospatial Big Data mining and Applic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Hun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8-17

  Revised date: 2024-12-02

  Online published: 2026-04-10

Abstract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ffectively connecting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achieve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connection framework and mechanism,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model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1) The key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continuously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making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rural development, which not only improves the personal ability of rural residents, but also enhanc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trength of villages. 2) It should constructs the connection framework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five aspects of subject, object, carrier, mode and channel, so as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rural areas. 3) Based on the key points, difficul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region’s connection, it distills five model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model, industrial economic model, environment-first model, 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model. 4) 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a framework for local connection, each region selects its own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each region in China should select its own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path based on its resource endowment and actual conditions, thereby continuously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Cite this article

LIU Chunla , YIN Linsai . Framework and Mode of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6 , 46(2) : 184 -19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6.02.018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在此背景下,如何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实现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仅是脱贫地区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1],也是我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及时间表[2]。对此,学界普遍认为二者的目标相同、任务相通、相互协调、内在统一[3-6],同时二者的衔接具有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范畴逻辑[7-11]。同时,有学者强调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衔接需重点关注政策调整、发展目标、工作转变、资源配置等方面[12-13],实现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产业融合、制度设计、保障民生等内容[14-15];亦有学者基于不同乡村类型构建二者衔接的发展模式和优化路径[16-17]
总体而言,当前研究对二者衔接的内在机理、实现路径与机制研究具有参考价值,但缺少对全国各区域典型衔接途径与模式的深入探讨。因此,本文遵循衔接“内涵—框架—模式”的研究思路,梳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逻辑框架,剖析我国各区域促进二者有效衔接的主要措施,提炼衔接模式,以期为后续相关政策制定和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1 科学内涵

脱贫攻坚致力于消除绝对贫困,解决其基本生存难题。乡村振兴则旨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农村全方位发展,是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从任务上看,前者在于消除绝对贫困,后者则在此基础上缓解相对贫困。从时序上看,乡村振兴是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具有长期性质的战略[18]。从对象上看,脱贫攻坚聚焦精准帮扶,乡村振兴则涵盖全部农村地域和人口。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虽侧重点不同,但二者在内容上共融、作用上互构、主体上一致[4]。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和力量保障,乡村振兴则是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提升,二者都致力于消除贫困,统一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13],受资源禀赋、区位差异等影响,我国长期的贫困因素很难在短期内完全消除,脱贫摘帽不是脱贫攻坚的终点,需要推动减贫战略稳步转型,对脱贫攻坚时期的战略和政策进行适应性调整[1]。从实践来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主要通过外部帮扶与内部力量实现乡村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民,在政府、企业、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激发农户参与乡村经济、文化、社会与治理之中,着力构建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文化教育、乡村治理、民生保障等共通的长效机制[15],以解决乡村生产、生活、生态问题[14]。相较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应将要素和资源拓展至非贫困地区和非贫困人口[15],需清晰界定政策的退出、延续、加强与转化[19],并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其实质在于不断破解乡村发展难题,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2 衔接机理与框架

从乡村发展动力来看,经历了外生式发展、内生式发展到新内生发展的转变。具体而言,外生式发展主张乡村发展主要依靠项目、技术、人才、资金等外部资源,更多借助政府、社会、市场等外部力量[20];内生式发展也称作内源式发展,注重以地区内的物质资源、家庭特征、区域文化等内源要素为基础,促进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态文化质量不断提升,强调增强乡村居民个体参与和地区整体发展能力[21];而新内生发展则是将内生式发展与外生式发展相结合,主张有效融合乡村内部资源和外部力量,促进本地居民广泛参与,注重将外部干预转化为内部发展动力,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22-23]。我国脱贫攻坚阶段主要依赖外部力量,财政转移支付、扶贫协作、对口支援等外源性帮扶措施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强的特点,在实践中也积累了社会参与、教育扶贫、扶志扶智等宝贵经验,为贫困地区顺利脱贫提供了关键支撑[24]。然而,从长远看,单纯依靠外部力量难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16,25]。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仍显不足,亦不足以支撑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26-27]。依靠乡村自身力量难以有效推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应将外生力量与内源动力相结合,既要善用外部帮扶,又要促进其与内源发展有机融合,共同培育和增强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28-29]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应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外生主体、内生力量的有效衔接,适时从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外生多元主体的主导,过渡到以外生力量为辅,乡村地区、乡村居民内生力量的培养和发挥为主。其中,作为帮扶和振兴主体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是增强乡村发展动力的主要外源力量;作为帮扶和振兴客体的农民是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源动力;作为帮扶和振兴载体的乡村欠发达地区是乡村内源式发展动力提升的重要对象。同时,产业、文化、生态、人才和组织等方面是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主要发力点,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培育乡村发展动能的主要方式;而政策规划、市场调配和资源流通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时期外源力量和内生动力发挥的主要渠道。本文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容概括为主体衔接、客体衔接、载体衔接、方式衔接、渠道衔接5个方面(图1)。
图1 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衔接点及基本框架

Fig.1 Cconnection points and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2.1 主体衔接

主体衔接回答“谁来衔接”问题,我国贫困治理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是乡村发展的外生力量。具体来看,政府作为主导者,始终承担着统筹规划、政策供给与资源调配的核心职责。通过不断完善顶层设计、优化市场环境、推动政策与资源向乡村倾斜,政府同时扮演了战略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双重角色。企业则为脱贫地区和广大乡村带来投资、提供就业岗位、促进资源整合、创新技术等,发挥联农带农、激发村民内生活力的功能。通过慈善信托、资金资助、技术服务、人才培育等方式,社会组织依托其专业化、精细化与灵活性强的优势,全方位帮扶脱贫地区、促进乡村发展。二者的主体具有高度一致性,推动二者有效衔接,既要坚持脱贫攻坚时期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又要贴合乡村振兴发展需求对以往外生式发展中可能存在的治理短板进行调整,完善衔接配套机制,增强农户内生动力,促进乡村振兴(图2)。
图2 脱贫主体与振兴主体有效衔接框架

Fig.2 Framework for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entities and realization entities

2.2 客体衔接

村民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主要受益者和参与者,亦是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主要源泉。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均强调村民能力建设、激发其主动性,两者都离不开村民这一重要客体。在对象上,脱贫攻坚聚焦于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而乡村振兴则将脱贫人口、易返贫致贫人口等列为重点对象,体现了战略的延续与拓展。部分贫困群众在获得技能与经营知识后,可成为乡村振兴带头人,通过示范引领与互助帮扶,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动力。同时,加大对重点发展对象的就业创业支持,提供创业补助资金和就业岗位,以筑牢乡村振兴基底。此外,通过全面健全常态化动态监测机制、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机制、面向脆弱群体特惠性兜底保障政策等,完善政策保障体系,巩固脱贫成果(图3)。
图3 脱贫客体与振兴客体有效衔接框架

Fig.3 A framework for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obj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object of revitalization

2.3 载体衔接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存在空间维度的高度重叠。乡村内生动力的提升,既关乎个人能力,也离不开区域整体发展活力的增强。尽管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等已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其发展基础薄弱、内在动力不足,区域上的相对贫困限制了乡村整体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关注重点。为此,国家及各省设立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重点帮扶村,引导资金、资源等要素集中支持这些地区培育和壮大特色优势产业[30],推动乡村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等向脱贫地区倾斜,加强脱贫地区内生动力,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推动脱贫攻坚载体与乡村振兴载体衔接(图4)。
图4 脱贫载体与振兴载体有效衔接框架

Fig.4 An effective framework for connec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carriers and revitalization carriers

2.4 方式衔接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均从产业、生态、文化、组织和人才五方面着力,促进乡村发展。脱贫攻坚时期在产业、生态、医疗、文化、人才、党建等领域的丰富实践与显著成效,为全面推进“五大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并积累了宝贵的制度与经验资源(图5)。进入乡村振兴阶段,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脱贫地区)一方面要借鉴和延续脱贫攻坚中行之有效的发展方式,另一方面也需根据新发展要求进行动态优化,以更好地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长远需要。其中,产业振兴是衔接两大战略的核心驱动力,通过完善现有产业政策,探索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体系,提高产业创新性,激发乡村内生活力。
图5 脱贫方式与振兴方式有效衔接框架

Fig.5 A framework for effectively connec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and revitalization model

2.5 渠道衔接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都以政府和市场作为主要渠道,将政策、资源和要素向乡村地区倾斜,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政府始终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主导力量,通过政策优惠等,从生产、生活和生态等方面发力,引导各主体积极参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乡村振兴时期,原有帮扶政策经过优化调整,逐渐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平稳过渡,确保政策有效衔接。市场通过消费帮扶、投融资等方式激活农村要素,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乡村振兴更加注重市场作用,强调政府引导,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图6)。
图6 脱贫渠道与振兴渠道有效衔接框架

Fig.6 A framework for effectively connec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channel and revitalization channel

3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模式

3.1 基于区域差异的衔接模式

乡村是由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文化等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具有一定功能和结构的人地系统[31]。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协调好乡村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分配,优化系统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乡村人地系统具有地域分异特征[32],不同地区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上有所区别,这种地域分异特征,深刻影响着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与成效。结合不同区域特色,分析不同区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举措,有助于宏观把握有效衔接的基本框架。
乡村贫困涵盖个体贫困和区域贫困[33-35]。相较于个体贫困,区域贫困的改变更加困难[36],贫困地区由于生态脆弱、地形复杂、位置偏远、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37]。在脱贫攻坚解决好个体贫困的基础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应结合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自然资源禀赋、社会文化现状等,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实现补齐短板与做强长板的有机结合。我国东北、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差异、资源分布不均等,乡村发展存在差异[36,38-40],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困境与方式也有所差别(表1表2)。
表1 我国四大区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实践的比较

Tab.1 Differences in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four regions of China

衔接区域 衔接的差异与难点 衔接的共同点
东北地区 部分山区乡村人地关系较为紧张,受地形限制,农村农业经营水平较低。平原地区农村则面临资源枯竭、土地退化等问题,同时资源型城市枯竭,劳动力转移困难,区域内生发展动力不足 ①构建防止返贫动态监测体系、动态帮扶机制,完善财政补贴、医疗保障政策等。②以促农增收为重点,强化就业工作,积极改善乡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③延续脱贫时期乡村发展外部力量的帮助,广泛动员社会参与,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发挥重要作用,统筹发展,增强农民、村集体组织内生活力。④依据地方现状,围绕产业发展、环境改善、生态保护、村落治理、文化建设等方面展开
东部地区 整体基础较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和外源带动作用较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更加强调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部分山区乡村发展受外源驱动较弱,需利用农业基础,着重发展特色经济
中部地区 受外部驱动力较大,内生动力不足。黄河中游地区水资源短缺、产业结构单一等是其主要瓶颈,乡村内生发展动力较弱。长江中游地区乡村产业链条优化是发展的重点
西部地区 地理环境复杂,交通不便,受地理资本制约和自然灾害影响较大,农业发展条件较差,人地矛盾突出,产业基础薄弱。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市化、工业化引发人口外流与乡村老弱化严重。乡村发展外生动力有限、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是脱贫攻坚时期深度贫困的重点分布区
表2 区域差异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模式

Tab.2 Path for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ffectively connec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regional differences

一级区 二级区 衔接模式 典型案例
东北地区 生态为先,发展特色林业、农旅融合,打造生态+产业模式;
发挥资源优势,促进农业现代化,健全内生发展机制
黑龙江:结合生态补偿政策,发展林下经济,带动贫困户整体脱贫;整合资源,打造庭院经济;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积极发挥市场效用,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东部地区 健全产业体系、推进产村融合,构建现代农业发展体系,村镇建设与城乡融合发展 河北:将脱贫地区产业纳入全省乡村产业发展、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一体化推进;以“科技+品牌+组织化”的路径打造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海南:着重推进产业发展,助农增收,创新财政金融助农方式,全面推广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制度,确保胶农保底收入
中部地区 黄河中游地区 生态优先,推广节水技术、土地整治方法、现代农业技术,结合现代农业与资源型产业,提升综合发展能力 山西:给予退耕还林农户奖励和补贴,提供荒山绿化、森林管护就业岗位,提高经济林效益、促进林产业增收,在促进就业、发展产业的基础上创新生态建设参与机制;打造特色劳务品牌
长江中游地区 促进产业品牌化、市场化,完善产业链条、吸引人才回流、创新农业技术 湖南:发展特色农产品品牌,如宁乡花猪肉、平江山茶油、武冈小药材等;贫困山区易地扶贫搬迁,持续优化搬迁地区环境;打造“农业+旅游+研学基地”等模式
西部地区 西北地区 生态优先,合理利用水资源,推进农旅融合,兼顾生态环境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开发畜牧业、中药材种植等特色产业 宁夏:加强易地搬迁地区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构建贺兰山葡萄酒、六盘山区冷凉蔬菜、中宁枸杞、盐池滩羊等特色种养产业,同时培育旅游、光伏产业等新业态,以产业助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青藏高原地区 强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健全生态补偿,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注重高原特色文化与民族传统保护与传承,夯实农业基础、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西藏: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原则,严守生态红线,改善基础设施,80%的财政资金与援藏基金投向基层和民生领域;实施推进边境小康村建设项目;将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作为重点产业扶持
云贵高原地区 生态环境优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文化体系,增强农村社区凝聚力;建设特色区域品牌,打造生态农业、特色经济作物产品等,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贵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双向互动发展,注重退耕还林、石漠化治理,依托改善后的环境发展中药材、食用菌、旅游产业;促进产业市场信息化,形成“东部企业+贵州资源、东部市场+贵州产品、东部总部+贵州基地”合作模式
四川盆地地区 重视交通等生活设施建设与改善,以多元融资助力产业发展,推动现代农业、食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 四川: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发展资金纳入财政预算,鼓励社会筹资;打造龙头企业引领、集约规模开发、种养循环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东北地区森林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其农牧交错区受制于基础设施滞后、自然条件不利等因素,农业生产结构单一,经济落后,边境山区农村劳动人口外流,乡村空心化严重,东部平原与丘陵过渡区耕地资源不足。此外,资源型城市的收缩使乡村劳动力转移困难,加剧贫困发生[38]。脱贫攻坚时期,通过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特色林产业、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引领区域农业现代化、工业园区化,实现了稳步脱贫。进入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过渡后,工作重点转向强化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吸引人才回流,从而实现乡村资源开发与生态经济协同发展。
东部地区城乡联系较为频繁,城市产业和社会服务体系逐渐辐射至农村地区,已经具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能力[41],但仍有部分地区乡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产业项目缺失。东部地区需通过健全产业体系、优化营商环境来推动产村融合与促进城乡交流,同时完善东西部协作机制,从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中部地区地理特征和资源条件存在内部差异。其中,黄河中游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乡村经济基础弱,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加之城市和工业发展反哺农村农业的条件不成熟[41],人才外流严重,乡村产业多停留在初始阶段,需以基本农田建设为基础,积极推广节水技术,发展现代农业。长江中游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但城乡差距较大,部分区域受地形和区位制约,乡村发展受限,需逐步改善居住条件、创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以特色产业为重,丰富产业链条、健全市场流通,吸引乡村人才回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西部地区地域广阔,内部发展条件与面临的挑战差异显著。其中,西北地区虽光热条件优越,适宜发展耐旱农业,但水资源严重短缺,并伴有一系列生态退化问题。青藏高原地区以高原农牧业为主,面临高海拔和低温等限制,基础设施不健全、生态问题严重。云贵高原农业生产条件滞后,山地地区对外联系困难。四川盆地以低山丘陵为主,秦巴山区、大小凉山等区域山高谷深、沟壑纵横,交通、生活不便。尽管依托政府转移支付、补贴政策,西部各省份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得到较大改善,脱贫攻坚卓有成效,但受资源禀赋影响[41],西部地区发展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市场建设滞后,与东中部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面临着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发展速度缓慢等问题[42]。西部地区需在严格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健全生产生活设施,建设特色品牌,积极发展特色旅游等,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强乡村教育和文化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对接乡村振兴需求。

3.2 基于发展类型的衔接模式

从发展类型上,可将衔接模式划分为城乡融合模式、产业经济模式、环境先行模式、文化发展模式、区域协作模式五类(表3)。
表3 基于发展类型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模式

Tab.3 Modes for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ffectively connecting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模式分类 特点 典型方式
城乡融合模式 城乡距离较近,要素流通较快 以城带乡,构建资金、技术、人力、信息有效对流机制,推进乡村地区承接城市转移产业
产业经济模式 利用自然资源、特色农产品等 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产业现代化、机械化
环境先行模式 开展生态修复、打造生态产品或易地搬迁,改善生活环境,保护自然资源 一是通过生态修复,提升生态功能,发展生态产业;二是完善搬迁区域公共服务建设,促进社区再造与社会融入
文化发展模式 适用于文化底蕴深厚的乡村,如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民族村寨等 文化遗产修复与传承、文化旅游经营、促进产业融合以推动乡村多元产业并进
区域协作模式 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乡村间建立联系通道 东西部帮扶机制、飞地经济,激发乡村内生动能

3.2.1 城乡融合模式

城乡融合模式适用于距离城市相对较近的乡村,城乡要素流动较快,以促进非农就业为主,贫困规模相对较小,乡村发展多借助城市技术、资金、管理人才等,依托村内特色资源发展形成产业园区。该模式注重提高城乡资源利用水平,旨在通过推动信息、资源、人才、产业等双向对流,持续激活脱贫地区内生动力。例如,湖南省长沙县浔龙河村依托丰富的自然文化资源和靠近城市的便利交通条件,聚焦“美丽乡村+生态社区+特色产业”的融合发展道路。坚持农民利益优先、生态保护优先、资本主导优先,最大程度保留乡村特色,集中流转农用土地,打造村民集中居住区并配套好城市功能设施,促进资本集中下乡、特色产业集中发展、推动城乡文明集中融合,形成教育、生态、文化、康养、旅游等产业的协同发展格局,实现“农村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权、农民变市民”的蝶变。浔龙河模式实现了城乡资源的有效互动,充分发挥衔接主体效能,实现政府科学引导与监督、企业市场化运作有机结合,同时基层组织全程参与,在保障民生诉求的基础上,提升了乡村整体实力,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

3.2.2 产业经济模式

产业经济模式的核心在于立足乡村整体资源优势禀赋,在政府、企业资金、技术的要素支持下,依托“合作社+企业+农户”等产业化模式,发展当地优势农业,并形成一定规模、特色突出的农业生产体系,打造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链延伸,同时与其他产业融合,如结合电商进行品牌运营、发展农业旅游等。例如,河北省阜平县在科学评估区域环境与产业基础上,确定发展食用菌产业,创新“政府+金融+科研+龙头+园区+农户”机制,按照“大园区、小业主”模式,政府提供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企业负责品种管理、技术实施、品牌运营,带动当地群众广泛参与产业发展。充分利用地区资源,发展规模种养、中药材等产业,打造阜平苹果、仙桃、硒鸽、黄芩等一批特色区域品牌。同时,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建设精品旅游景区,重点发展农旅融合乡村旅游示范村。在巩固脱贫产业的基础上,积极打造绿色产品加工等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打造新的产业优势,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活力。

3.2.3 环境先行模式

生态环境是乡村赖以生存的自然本底,亦是乡村重要的发展资源,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有利于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环境先行模式下,一方面通过生态修复,提升生态功能,并以此为基础发展生态产业,通过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和发展绿色农业生产体系,畅通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另一方面通过生态移民、易地搬迁,在新居住区发展产业园区、乡村旅游,在落实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完成村落再造并促进搬迁村民的社会融入。例如,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石漠化严重,经科学评估,该地大规模种植具有恢复植被、防止土壤沙化、保持水土能力的毛葡萄,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通过按亩补贴种植户,该县在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的同时,实现了农民增收和环境治理双赢。在此基础上,当地进一步拓展毛葡萄的产业链,涵盖种植、加工到销售各环节。通过开展推介会,合作社与企业签订协议,经电商平台销售产品,解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产销矛盾。

3.2.4 文化发展模式

文化发展模式致力于发掘本土文化资源,适用于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民族村寨等类型,该模式在保护和传承村落文化的基础上,合理发展文化旅游,创新乡土文化体验、农文商旅融合、全域旅游、文化博物馆等业态。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或吸引社会资金,引导务工人员、待就业村民转化为文化产业参与者,有助于稳定就业、吸引人才回流,还能培养文化创业人才,打造乡村商旅文化品牌,探索“文化+”乡村振兴模式,以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例如,贵州黎平县肇兴侗寨被誉为“侗乡第一寨”“鼓楼文化艺术之乡”,脱贫攻坚期间,肇兴侗寨通过“旅游+”模式,在旅游资源保护、开发与管理中实现共建共管共享。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聘请当地村民参与景区管理、安保、讲解、表演等工作,围绕侗族传统手工技艺,合作社积极引导群众发展侗布、刺绣等,打造“旅游+手工产品”模式。同时,延伸旅游产业链条,鼓励周边村民发展蔬菜、茶油、家禽等种养殖业,“旅游+种养”有效带动增收,让群众共享旅游发展成果。此外,积极应用科技力量、创新旅游项目等方式,夯实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探索“互联网+侗歌文旅”新模式,通过在线直播“云上侗歌节”等方式,拓宽旅游宣传途径,通过“稻梦空间”项目等,探索出集生态农业、文化创意、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路径,实现多元产业融合发展。

3.2.5 区域协作模式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当前乡村发展需解决的重点问题,欠发达地区依托当地难以发展壮大产业项目,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区域协作模式通过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乡村间建立资源流通、信息共享、功能互补的联系通道,促进欠发达区域发展。该模式体现为脱贫攻坚时期广泛应用的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与“飞地经济”。过渡时期,在延续区域协作帮扶机制的同时,致力于挖掘区域内部潜力,培养本土人才,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以提高乡村内生动力。如“闽宁”协作模式,宁夏有丰富的能源、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为福建发挥资金、技术、产品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提供了广阔空间。通过结对帮扶,共建产业园区、搭建合作平台、组织劳务输出,形成了一批特色产业项目,实现由“输血”帮扶到“造血”帮扶的转变。通过“福建技术+宁夏转化、福建市场+宁夏产品、福建企业+宁夏资源”等合作形式,闽宁协作模式推动闽宁从单向扶贫解困到经济合作的互利共赢。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遵循“内涵—框架—模式”的研究思路,梳理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逻辑框架,并剖析了我国各区域促进二者有效衔接的主要措施及模式。主要结论如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具有内在一致性,共同致力于减贫增收与富农,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振兴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后续动力。需协调好乡村系统内部各要素配置,优化系统结构,提升整体功能,同时注重区域差异、分类施策。促进二者衔接,应从主体、客体、载体、方式、渠道五方面做好工作,重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外生力量的带动和引导作用,在政策规划与市场协调下,着力保障脱贫人口的就业与增收,通过产业、生态、文化、组织和人才五方面的实践,促进欠发达地区释放内生动能。从我国四大区域的实践中归纳出典型做法,凝练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城乡融合、产业经济、环境先行、文化发展和区域协作模式,针对乡村资源禀赋和现实基础选取差异化发展路径,以提升乡村发展整体质量。

4.2 建议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不断探索、创新路径。一方面,持续从主体、客体、载体、方式和渠道五方面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构建好衔接框架。发挥外生动力效能,创新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鼓励跨部门、跨界协作,提高政策实施的整体效能、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从个体发展、权利分配、生活改善等方面提升乡村内生发展水平,建设多元可持续的经济体系,推动产业多样化、现代化与融合化发展,培育优良的文化环境、构建绿色发展的生态环境,鼓励发展农村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完善村民协商与议事机制,增强组织发展、社区治理能力。在此基础上,依托政府和市场渠道,激活乡村发展要素。另一方面,我国各区域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发展动力存在明显差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应当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以各区域发展本底为基础导向,破除区域内部城乡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流动壁垒,充分开发地区优势资源,发展壮大区域经济,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4.3 讨论

本文构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框架,总结了二者有效衔接的模式,并提出相关建议,具有一定针对性和启发价值。然而,由于中国地域广阔,本文所提出的框架与模式主要基于区域层面进行初步探讨,在时间层面上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未来可进一步选择更微观的尺度进行案例细化和模式梳理,或采取量化方式,综合测度乡村发展阶段、衔接水平,系统识别影响因素,并提出更具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同时拓宽研究视野,可将中国脱贫攻坚成果与全球贫困治理与乡村发展规划、难点和经验模式相结合[43-44],总结乡村发展规律,基于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系统分析我国乡村发展阶段和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形成对我国乡村研究的历史总结和长远认知。此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内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均是对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进行的结构性干预[45-46]。未来可在典型区域提炼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实践耦合经验,加强脱贫地区与城市要素、功能和空间融合发展机制研究,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参考。
[1]
张青, 郭雅媛.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有机衔接[J]. 理论视野, 2020(10):55-60.

[2]
佚名. 用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发布[J]. 中国合作经济, 2021(3):21-26.

[3]
龙花楼, 陈坤秋.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框架与展望[J]. 经济地理, 2021, 41(8):1-9.

DOI

[4]
黄承伟. 在共同富裕进程中防止返贫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理论逻辑、实践挑战及理念创新[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60(1):5-12.

[5]
冯德东, 龙花楼, 张聪, 等. 远程耦合视角下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机理与关键维度[J]. 经济地理, 2025, 45(1):153-165.

DOI

[6]
王介勇, 戴纯, 刘正佳, 等.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思考及建议[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0, 35(10):1273-1281.

[7]
高强. 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4, 45 (12):48,59.

[8]
郭远智, 周扬, 刘彦随.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J]. 地理研究, 2019, 38(12):2819-2832.

DOI

[9]
王永生, 文琦, 刘彦随. 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研究[J]. 地理科学, 2020, 40(11):1840-1847.

DOI

[10]
魏后凯, 赵长保, 叶兴庆, 等.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权威专家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J]. 中国农村经济, 2025(12):3-21.

[11]
章文光, 倪大钊. 多重制度逻辑下产业扶贫和振兴政策的效率提升[J]. 新视野, 2022(3):59-65.

[12]
涂圣伟.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目标导向、重点领域与关键举措[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8):2-12.

[13]
汪三贵, 冯紫曦.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逻辑关系、内涵与重点内容[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5):8-14,154.

[14]
朱海波, 聂凤英.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产业发展的视角[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3):15-25.

[15]
王国丽, 罗以洪. 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衔接耦合机制研究[J]. 农业经济, 2021(1):35-37.

[16]
李宁慧, 龙花楼.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机理与模式[J]. 经济地理, 2022, 42(4):1-7,18.

DOI

[17]
彭华涛, 皇甫元青.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分析[J]. 江汉论坛, 2022(1):65-71.

[18]
李智永. 乡村振兴与长效扶贫机制衔接的路径探析[J]. 领导科学, 2019(22):110-113.

[19]
高强.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逻辑关系及政策安排[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5):15-23,154-155.

[20]
汪三贵, 黄奕杰, 马兰. 西部地区脱贫人口内生动力的特征变化、治理实践与巩固拓展路径[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5-15,205.

[21]
马历, 龙花楼, 刘炳胜. “内生—外源”视角下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及展望[J]. 人文地理, 2023, 38(4):17-25,44.

[22]
Amin A, Thrift N. Institutional issues for the European regions:from markets and plans to socioeconomics and powers of association[J]. Economy and Society, 1995, 24(1):41-66.

DOI

[23]
Ray C. Culture Economies:A Perspective on Local Rural Development in Europe[M]. Newcastle: CRE Press, 2001.

[24]
卢飞. 内源式发展: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基于四川T县的实地调研[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0(1):118-128.

[25]
陶伟, 汤佩. 跨学科视角下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研究——概念及其研究范式[J]. 人文地理, 2022, 37(5):1-7,105.

[26]
王武林, 余翠婵, 曾献君, 等. 东南沿海县域贫困度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以福建省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11):1860-1873.

DOI

[27]
王亚华, 舒全峰. 中国精准扶贫的政策过程与实践经验[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36(1):141-155,205.

[28]
蒋辉, 刘兆阳. 贫困地区公共政策、农业发展与减贫的耦合协调分析——基于贵州、云南、安徽三省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16, 36(11):132-140.

[29]
万君, 张琦. “内外融合”:精准扶贫机制的发展转型与完善路径[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4):9-20,156.

[30]
崔逾瑜. 实现“从有到优”转变[N]. 湖北日报,2021-07-11(01).

[31]
龙花楼, 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J]. 地理学报, 2017, 72(4):563-576.

DOI

[32]
范中桥. 地域分异规律初探[J]. 哈尔滨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2004(5):106-109.

[33]
Zhou Y, Liu Y. The geography of poverty:Review and research prospect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93:408-416.

DOI

[34]
Powell M, Boyne G, Ashworth R. Towards a geography of people poverty and place poverty[J]. Policy & Politics, 2001, 29(3):243-258.

[35]
周蕾, 熊礼阳, 王一晴, 等. 中国贫困县空间格局与地形的空间耦合关系[J]. 经济地理, 2017, 37(10):157-166.

[36]
周扬, 郭远智, 刘彦随. 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及分区发展途径[J]. 地理研究, 2019, 38(3):467-481.

DOI

[37]
李寻欢, 周扬, 陈玉福. 区域多维贫困测量的理论与方法[J]. 地理学报, 2020, 75(4):753-768.

DOI

[38]
刘彦随, 周扬, 李玉恒. 中国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振兴战略[J]. 地理学报, 2019, 74(12):2511-2528.

DOI

[39]
刘彦随, 郭仁忠, 张立强, 等. 乡村地域系统转型机理与情景模拟[J]. 地理学报, 2025, 80 (4):855-870.

DOI

[40]
李玉恒, 黄惠倩, 王晟业. 乡村韧性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J]. 地理科学, 2023, 43(9):1568-1575.

DOI

[41]
张旺, 白永秀.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演进及空间相关性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 39(2):84-102.

[42]
霍学喜, 刘天军.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实施的理论逻辑与发展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1):29-37.

[43]
李东坡, 米洁, 周慧. 日本国土开发与城乡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及实践[J]. 地理学报, 2024, 79(2):337-351.

DOI

[44]
潘启龙, 韩振, 陈珏颖. 美国农村阶段发展及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J]. 世界农业, 2021(9):76-82.

[45]
张兆曙. 国家贫困治理的“总体—技术范式”——脱贫攻坚如何克服“时间—任务悖论”[J]. 浙江学刊, 2023(3):123-136.

[46]
田甜, 左停. 从“生存空间”到“发展空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案例研究和理论探索[J]. 农村经济, 2025(4):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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