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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6 , Vol. 46 >Issue 1: 151 - 16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6.01.015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 ZENG Long , 1 ,
  • YIN Can 1 ,
  • LI Zhaoxuan 1 ,
  • LI Weidong , 2, 3, ※
Expand
  •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Hunan， China
  • 2. Hunan Hort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hangsha 410125，Hunan， China
  • 3. Yuelu Mountain Laboratory， Changsha 410000，Hun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3-10

  Revised date: 2025-11-20

  Online published: 2026-02-12

Fold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502 coun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2 to 2023, this study employs ArcGIS spatial analysis,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s,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to examin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long with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ifted from moderate imbalance to primary coordinated. 2) Significant regional disparities exist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s among coun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ith gaps continuously widening. It has consistently maintained leading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hile it is at the relatively lower level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rural green development and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with this spillover effect strengthening annually. 4) Population density, public budget expenditur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contributions exert varying degrees of influence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and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mong these factors, the population density exerts the strongest influence.

Key words：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population aggregation; agricultural economy;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Cite this article

ZENG Long , YIN Can , LI Zhaoxuan , LI Weidong .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J]. Economic geography, 2026 , 46(1) : 151 -16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6.01.015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并将其作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要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又重点提出“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的战略要求，强调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农村产业融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乡村产业兴旺的关键路径，其基本逻辑在于以农业为基本依托，通过产业联动、产业聚集、体制创新和技术渗透等方式，使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与其他服务业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农业内部融合、农业产业链延伸和农业多功能性拓展，推动资源在农村优化重组和实现多主体的共赢[1]。一般而言，农村产业融合的基础在于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即通过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及改善农业发展环境，提高农产品绿色价值加成从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并释放更多劳动力进入农村的第二、三产业，进而推动农村产业融合[2]。然而，农村产业融合也可能因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农药、化肥施用量减少以及绿色农业技术水平提升与农业主体所掌握知识技能之间不匹配[3]，导致农产品数量与质量降低等，进而阻碍农产品附加值提升与农业价值实现并制约农村产业融合。因此，在推动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实现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协调发展逐渐成为理论与现实诉求。那么，农村产业融合是否完全契合农业绿色发展现实需要?科学回答该问题，则需要对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深入探究。
目前学界围绕农村产业融合进行了大量探索，主要聚焦在：①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赵霞等认为农村产业融合是以农民为主体，将多种资源进行集约化配置，把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休闲农业及其他服务业有机整合，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带来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实现农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4]；肖卫东等认为农村产业融合是以农业为依托，通过与二三产业有机结合，形成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新型农业组织方式[1]。②农村产业融合的测度。李琳等基于县域数据经济特点及数据可得性，从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拓展和农业服务业融合三大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5]；也有学者提出从产业整合基础、模式和效果3个方面构建农村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6]。③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在宏观层面，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了土地规模化经营[7]、数字经济[8]、财政支持[9]、不同土地流转方式[10]等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在微观层面，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1]、现代农业园区建设[12]等因素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
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的新模式，是指通过推广绿色生产技术、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完善农业生态保护机制等方式，实现农业生产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格局的形成[13]。关于农业绿色发展，学者们主要从实现路径、影响因素以及指标测度等方面进行探究：①农业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张琦等提出通过“绿色创新技术、产业结构优化、强化技术体系”的动态逻辑路径，实现农业的绿色发展[14]；赵敏娟等基于“双碳”目标，辨析农业绿色发展与农业减排固碳的逻辑关系，进而提出农业绿色发展的路径[15]。②农业绿色发展的指标测度。欧阳胜银等从绿色基础、绿色资源、绿色环境和绿色技术4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来考察农村绿色发展[16]；巩前文等从低碳生产、经济增收、安全供给3个维度选择指标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指数[17]。③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盖美等从经济、自然、社会3个角度分析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18]；冷浪平等认为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19]。
综上所述，诸多学者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参考，但部分研究的指标构建仍不全面，也鲜有文献对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并对两者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展开探究。鉴于此，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502个县域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相关研究构建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进行指标测度，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对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演变进行分析，并使用空间计量方法探究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和农村产业融合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1 耦合协调机理分析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和耦合关系。农村产业融合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拓展以及农业服务业融合，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和生态利用，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产业载体和技术支撑。同时，农业绿色发展通过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优化生态环境等，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了新动能和基础条件。由此，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是两者同频共振、相互作用的结果（图1）。
图1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

Fig.1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1 农村产业融合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效果

农村产业融合主要包含农村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拓展和农业服务业融合[20]。因此，本文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①农业产业链延伸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农业产业链延伸意味着农业向加工和服务等环节延伸并带来附加值提升，这也就倒逼农业经营主体以绿色生产技术保障其产品质量。同时，农业产业链的整合也能推动种养循环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现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21]，进而降低能耗与减少污染排放。此外，农业产业链延伸可以串联起农户和企业等主体，形成利益共享的联结机制，并通过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来推动农业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绿色生态型转型。②农业多功能拓展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农业多功能拓展的内在逻辑在于突破传统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农业与文旅、加工和康养等新业态为拓展方向，依托种养结合、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模式，促使经营主体优化生产流程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化肥农药减量施用和降低农业面源污染[22]，进而实现农业向绿色可持续方向转型。③农业服务业融合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农业服务业融合是以技术渗透为核心，聚焦农业与数字技术等深度融合[23]，通过智慧农业服务等新业态为载体，一方面引入智能灌溉和数字化农机等技术装备，可以破解土地和水资源等要素约束；另一方面将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嵌入农业生产、加工和营销等农业产业全链条，不仅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环节的精准施肥和智能病虫害防控，还能通过全流程数字化溯源推动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等环节的绿色升级，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支撑。

1.2 农业绿色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效果

农业绿色发展主要是从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优化生态环境两方面，对农村产业融合起到推动作用。具体而言：①农业绿色发展可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农村产业融合注入新动能。一方面，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农业基础设施及高新技术，农业绿色发展推动农业生产从依赖物质要素投入向技术创新驱动转型，实现农业生产手段的绿色化[24]。在此背景下，无人机、自动采摘机和农机自动驾驶等农业技术被广泛运用到农业的绿色发展过程中，逐渐破除了农民与土地间的双向依附关系，释放出更多农村劳动力从事农村第二、三产业，打破传统农村一二三产业相互分离的状态并促使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技术保障和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农业绿色发展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生产的高质量发展，其本质是从资源消耗型粗放经营转向生态效益型集约经营[25]。尽管化肥和农药施用量逐渐减少可能导致农产品产量下降等问题，但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农业绿色生产能为农产品加工业等提供优质原料，推动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发展，为打造绿色、有机的特色农产品品牌提供契机并延长农业相关产业链，进而赋予农业产业新功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实现农业多功能拓展，从而推动农村产业融合。②农业绿色发展可以优化生态环境为农村产业融合创造基础条件。一方面，随着农业绿色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地区能够依托当地的绿色生态资源并结合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地形成生态养殖和绿色种植等模式，促使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等各产业间通过资源循环利用实现融合，例如稻田养鱼、林下养鸡等生态模式，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又增加了农产品种类和附加值。同时，以绿色生态为基础，还可以开发乡村旅游景点和休闲农庄等新业态吸引城市消费群体，通过特色农业深度开发农业资源潜力与价值，推动农业与服务业、旅游业等产业融合。另一方面，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能带动农村资源开发和降低农村产业发展的机会成本，增强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并吸引更多劳动力返乡创业[26]，进而改变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在此基础上，通过整合当地农业资源优势，发挥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源的协同效应，带动农业向加工业和服务业延伸发展，形成集生产加工、物流、旅游和科技研发等产业有机融合的多元复合型农业综合体，实现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联结互促和融合发展。
综上所述，农村产业融合是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型产业形态，而农业绿色发展又是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农业绿色发展为农村产业融合奠定了生态基础，而农村产业融合又拓展了农业绿色发展路径，当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两者会呈现出明显的协同演进关系。

2 研究区域与指标体系

2.1 研究区域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东西向经济发展轴线，具备丰富的农业资源及良好的生产条件，不仅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区，还是重要的农业主产区。近年来，长江经济带沿线的农村地区通过开展创新实践，跨界整合农业与工业资源，推动农业与关联产业的渗透融合、交叉重组，催生了众多新兴产业与新业态，促进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27]，为长江经济带农村产业融合带来动力，也使得长江经济带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的典型示范地区。但在农村产业融合的持续推进与发展过程中，化肥、农药大量施用且水土污染不断加剧，使得长江经济带农产品品质不断降低且农业优质资源减少[28]，不利于农业产业价值的提升，可能制约着农村产业融合。2020年，长江经济带化肥施用量达1684.55万t，施用强度为282.52 kg/hm2，是国际安全施用水平（225 kg/hm2）的1.26倍。由此可见，加强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迫切需求。2018年，《农业农村部关于支持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是解决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需要。在此背景下，考虑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与改革基础的差异，其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也具有典型代表性。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将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区域，探究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及空间效应，这不仅能够巩固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既有成果，对推进我国其他县域农业低碳绿色转型和农村产业融合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2 评价指标体系

2.2.1 农村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当前学界对农村产业融合（RII）的测度并未形成统一的方法，考虑到研究目的和县域经济特征，以及县域层面统计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得性问题，借鉴张林、郝爱民等的做法[22,29]，本文从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拓展与农业服务业融合3个维度构建农村产业融合指标（表1）。其中，农业产业链延伸依托于农业的纵向延伸，将农业生产、销售等环节进行联合，并形成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选取淘宝村数量和人均农林牧渔产值来反映；农业多功能拓展是农业与相关高质量增长型新业态的关联与深度融合，采用人均粮食产量、设施农业占地面积和乡村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来表征；农业服务业融合是农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联动发展，采用人均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来表征，体现了服务业和农业的渗透融合。
表1 区域农村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level and its explanation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定义 性质 权重
农业产业链延伸 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乡村从业人数 正向 0.1553
淘宝村数量 淘宝村数量 正向 0.1477
农业多功能拓展 人均粮食产量 主要粮食产量/乡村从业人数 正向 0.1629
设施农业占地面积 设施农业占地面积 正向 0.1705
乡村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乡村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乡村从业人数 正向 0.1780
农业服务业融合 人均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乡村从业人数 正向 0.1856

2.2.2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当前学界对农业绿色发展水平（GDA）的指标构建存在差异，在综合考虑县域层面数据可得性和可用性基础上，借鉴田彩红、姚鹏、马晓冬等的做法[30-32]，本文从农业资源节约、农业环境治理、农业社会经济和农业科技创新4个维度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指标（表2）。其中，农业资源节约反映了农业生产对资源的利用情况，采用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和人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表征；农业环境治理反映了农业绿色发展对生产生活环境的影响，采用单位农业产值农膜使用量和农业化肥使用程度来表征；农业社会经济反映了农业生产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从侧面可以反映出农业绿色发展的成效和水平，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表征；农业科技创新反映了地区农业科技创新的成效，采用农业科技水平来表征。
表2 区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2 Indicator system of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its explanation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定义 性质 权重
农业资源节约 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 农用机械总动力/土地播种面积 正向 0.1477
人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正向 0.1553
农业环境治理 单位农业产值农膜使用量 农膜使用量/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负向 0.1780
农业化肥使用程度 化肥施用量/土地播种面积 负向 0.1856
农业社会经济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向 0.1629
农业科技创新 农业科技水平 科学技术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正向 0.1705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3.1.1 熵权法

熵权法是一种基于信息论的多指标赋权方法，常用于处理复杂的多维数据，在确定权重时更为客观。因此，本文使用该方法，通过计算每个指标的“信息熵”来确定其在综合评价中的权重，以反映指标的变异程度和重要性。

3.1.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是描述系统相互影响和协同程度的重要方法。为了更好地表示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的协调性，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33]，具体表达式如下：
$\begin{array}{c}C={\left\{\frac{f\left(x\right)·g\left(x\right)}{{\left[\frac{f\left(x\right)+g\left(x\right)}{2}\right]}^{2}}\right\}}^{1/2}\\ T=\alpha ·f\left(x\right)+\beta ·g\left(x\right)\\ D=[C·T]\end{array}$
式中：C为耦合度，表示系统之间相互影响作用的程度；f（x）、g（x）分别表示区域农村产业融合和农业绿色发展的综合水平指数；T为综合协调指数，反映系统间整体发展水平对协调度的贡献；α和β是待定权数，反映区域农村产业融合和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系数，本文认为两者发展同等重要，故令α和β均为0.5；D是耦合协调度，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两个系统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
综上，首先通过熵权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计算出各项指标的熵值，进而求得各项指标的权重。然后，计算区域农村产业融合和农业绿色发展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并求得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本文参考熊建新等的方法[34]，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8个等级来比较和评价不同年份和地区的协调程度，具体划分结果见表3。
表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Tab.3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s

D值范围 耦合协调等级 D值范围 耦合协调等级
[0，0.2） 严重失调 [0.5，0.6） 初级协调
[0.2，0.3） 中度失调 [0.6，0.7） 中级协调
[0.3，0.4） 轻度失调 [0.7，0.8） 良好协调
[0.4，0.5） 勉强协调 [0.8，1.0] 优质协调

3.1.3 空间杜宾模型（SDM）

考虑到耦合协调度可能存在空间关联性，空间面板模型能够检验地区之间空间上的相关联系，本文通过设定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效应。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coo{r}_{it}=\alpha {X}_{it}+\theta W·{X}_{it}+\rho W·coor+{\mu }_{i}+{\varepsilon }_{it}$
式中：被解释变量coor表示耦合协调度；i表示县域；t表示年份；μi表示县域i的个体固定效应；γ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α为解释变量的系数；W为经济距离矩阵；ρ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待估计系数；θ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待估计系。

3.2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2—2023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502个县域（不包括市辖区，且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县域）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区域农村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淘宝村数据来源于阿里研究院，其余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各省域统计年鉴、各县域统计公报及EPS官网数据库。对于少量缺失数据利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4 结果与分析

4.1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①

4.1.1 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本文利用熵权法测算得到2012—2023年长江经济带502个县域的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总体来看，2012—2023年长江经济带各县域农村产业融合整体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由0.0504增长至0.0739，同比增长46.41%。其中，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明显高于整体水平，而上游地区在整体水平之下。可能原因在于：长江经济带上游部分县域存在产业基础薄弱、人才和技术资金支撑不足以及政策落地缓慢等问题，且受生态保护红线限制，产业融合模式相对单一，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融合的多元路径。

4.1.2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同样，本文采用熵权法测算得到2012—2023年长江经济带502个县域的农业绿色发展综合水平。总体来看，2012—2023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并出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和层次分布特征。空间分布格局主要表现为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较低而下游地区较高。具体来说，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早期已具备较高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且呈现出增长速度较快和覆盖范围较广的特征；中游地区靠近下游的地区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增长速度也较快，但湖南湘西等生态敏感地区发展仍然缓慢，体现出“内部梯度差异显著，整体稳步提升”的特征；而上游地区的农业绿色发展的基础则相对薄弱，整体仍与中下游地区的差距较大。

4.2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

4.2.1 长江经济带各县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

基于长江经济带各县域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的指标数据，计算得到2012—2023年长江经济带各县域的耦合协调度，并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各县域耦合协调度划分为8个等级，然后选取2012、2014、2016、2018、2020和2023年作为代表性年份，绘制各县域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图（图2）。结果显示，2012—2023年长江经济带502个县域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在空间上，总体表现为长江经济带下游县域耦合协调度相对最高，中游县域次之，而上游县域最低，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特征愈发明显。具体分析如下：
图2 长江经济带县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演变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4）0650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2 Evolution of county-leve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①基本实现从中度失调向初级协调的方向转变。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县域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从2012年的0.3592上升到2023年的0.4091。根据表3的分类规则，502个县域的耦合协调情况经历了从中度失调向初级协调的发展转变。具体而言，2012年绝大多数县域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处在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状态，少部分县域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到2023年，部分县域耦合协调度则转变为勉强和初级协调状态，耦合协调度达到0.40以上的县域总数为259个，约占全部县域的51.59%。
②地区发展差异较大，且发展差距不断扩大。2012年，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四川省色达县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最低（0.2341），而以下游地区江苏省东台市的耦合协调度最高（0.4744），耦合协调度的极值约相差1.0265倍。2017年，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度最低的县域为四川省德格县（0.2457），最高的为东台市（0.4983），极值约相差1.0280倍。到2023年，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度最低的县域为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0.2809），最高的为江西省进贤县（0.6333），极值约相差1.2543倍。从2012—2023年的平均值来看，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县域的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较高，分别达到0.3916和0.4121。主要原因在于，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在经济社会基础、自然资源禀赋和政策资金扶持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有利于加速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与产业融合的协调发展；而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仅为0.3548，主要是与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地理位置相对偏远、资源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利用以及存在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和科技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等现实因素相关。

4.2.2 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变化

由图3可知，2012—2023年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上、中、下游地区县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从耦合协调度大小来看，下游县域>中游县域>上游县域。其中，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长期处于领先状态，并高于上游和中游地区的平均发展水平。可能原因在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高于中上游地区。一方面，下游地区的农业技术、管理经验和绿色发展理念较为先进，更容易实现绿色农业技术推广；另一方面，下游地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结构的转型相对较快，更容易吸引城市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地区，为农产品精加工和绿色农业项目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从而使得农村产业融合水平与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上游和中游地区。
图3 2012—2023年长江经济带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变化趋势

Fig.3 Changing trend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2 to 2023

此外，2012—2018年长江中下游县域的耦合协调度差距相对较大，但2019年以来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差距逐渐缩小。主要原因在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的安徽、上海、江苏和浙江的核心县域耦合协调度增速放缓，而湖北、湖南和江西的多数县域耦合协调度在2019年以来实现稳步提高。同时，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长期以产业协同升级和绿色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推广生态种植、延伸绿色农产品供应链和完善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机制，较好地实现了农业与工业、服务业深度融合，其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高且增速相对趋缓。相比而言，湖北、湖南和江西近年来借助长江经济带区域协同和绿色农业政策，通过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和统筹推进流域综合治理、生态保护和修复等推动绿色产业升级，逐渐补齐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短板，使得中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得到持续快速提升。综上，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处于高位稳定状态，而中游地区通过横向生态补偿和协同治理实现快速追赶，进而推动中下游地区整体耦合协调度差距逐渐缩小。

4.3 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

为进一步探究县域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协调的影响因素，本文运用空间面板模型，以2012—2023年长江经济带502个县域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为被解释变量，以主要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利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展开分析。

4.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使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之前，本文对前文计算得出的2012—2023年长江经济带502个县域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莫兰指数进行测算（表4）。结果显示，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莫兰指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为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提供了依据。
表4 2012—2023年长江经济带县域的全局莫兰指数

Tab.4 Global Moran's index of county-level reg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2 to 2023

年份 Coor 年份 Coor
2012 0.615*** 2018 0.570***
2013 0.631*** 2019 0.546***
2014 0.617*** 2020 0.511***
2015 0.595*** 2021 0.517***
2016 0.592*** 2022 0.496***
2017 0.564*** 2023 0.430***

注：***、**、*分别表示在0.01、0.05、0.10水平上显著。表5、表6同。

4.3.2 解释变量的选取

为探究影响长江经济带县域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因素，参考已有研究[18]的做法，基于数据可得性原则，本文选取以下影响因素：①人口密度（PD）在推动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协同方面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通过促进劳动力、技术与资本的集聚，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支撑；另一方面，过高的人口密度可能引发资源过度消耗与农业面源污染加剧等问题，这也要求精准把握人口密度的合理区间，平衡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的关系。采用县域总人口数与行政区面积的比值来衡量。②公共预算支出（PBE）在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发挥着核心作用。公共预算支出可以通过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硬件基础，同时政府设立专项扶持资金，也可以引导资源向绿色农业、农业多功能拓展和农村产业链延伸方向集聚，从而促进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采用地区一般预算公共支出来衡量。③经济发展水平（GDP）直接影响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能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资金支持，也能提升居民对绿色、安全农产品的需求并促使农业绿色发展转型。采用GDP来衡量。④农业经济贡献水平（AECL）的提升有助于引进农业数字化设施、种养模式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和农业绿色发展的协调发展。采用农林牧渔总产值占GDP的比例来衡量。

4.3.3 空间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式（2），本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表5）。结果显示，空间自回归系数（ρ）为0.7473，表明长江经济带各县域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具体分析如下：
表5 空间模型回归结果

Tab.5 Results of spatial model regression

指标 （1） （2） （3） （4）
系数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体效应
PD 0.2052*** 0.1977*** -0.9108 -0.7131
PBE 0.0002*** 0.0002*** 0.0004* 0.0005***
GDP 0.0090*** 0.0094*** 0.0339** 0.0433***
AECL 0.0190*** 0.0207*** 0.1702*** 0.1908***
rho 0.7473***
sigma2_e 0.0002***
Log-likelihood 17481.4664
N 6024
R2 0.57

注：为节省版面，标准稳健误不显示。表6同。

①人口密度对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影响系数为0.2052。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人口密度的提升可以促进农村地区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为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提供人力保障，加速生态种植等绿色模式的应用；另一方面，人口集聚能够催生多样化的农产品消费需求，进而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等，促进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村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发展。
②公共预算支出对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0002和0.0004。首先，公共预算支出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撑。例如，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农业绿色技术推广等投入力度，能够改善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为农业绿色发展筑牢根基。其次，公共预算支出在农村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农产品加工项目等方面的投入，有效推动了本地和邻近地区农村产业升级，为农村产业融合奠定了基础。
③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耦合协调提高0.0090个百分点。首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能够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更多的资金、技术与人才支持，而且可以推动生态种养、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技术应用。其次，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可以带动地区消费需求向绿色、高品质农产品及乡村文旅等新产品和新业态转型升级，促使农村产业深度融合，还能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的优化，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和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夯实经济基础。
④农业经济贡献水平每提高1百分点，将带动耦合协调提高0.0190个百分点，农业经济贡献水平的提高反映了农业基础实力的增强与发展质量的提升。农业经济规模的扩大与效益的提升，不仅能够增强农业的吸引力与辐射能力，引导更多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向农业领域集聚，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还能够支撑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文旅等农村产业融合业态的培育与升级。
由于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内部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存在差异，可能导致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为探究其耦合协调度的区域性差异，本文将502个县域样本划分为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三大区域，使用SDM模型进行计量回归，得到异质性回归结果（表6）。
表6 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SDM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Tab.6 Direct, indirect and total effects of SDM model in three region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变量 效应分解 上游地区 中游地区 下游地区
PD 直接效应 -0.6463*** 0.0073 0.6764***
间接效应 -1.3950 0.3127 -0.0122
总体效应 -2.0412 0.3200 0.6641
PBE 直接效应 0.0001** 0.0001*** 0.0001***
间接效应 0.0001 0.0002 -0.0001
总体效应 0.0002 0.0003 0.0001
GDP 直接效应 0.0095*** 0.0099*** 0.0172**
间接效应 0.0203 0.0335* 0.5696***
总效应 0.0298 0.0434** 0.5868***
AECL 直接效应 0.0194*** 0.0224* 0.0708***
间接效应 0.1242*** 0.3574** 1.0226**
总体效应 0.1436*** 0.3798** 1.0934**
首先，人口密度对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的直接效应影响比中上游地区大。原因可能是，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经济发达且产业体系较为完善，人口密度的提升可以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推动农业技术创新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中上游地区多为欠发达区域，经济基础相对较弱导致人口集聚会出现就业机会不足和公共服务供给滞后等问题，且部分区域生态脆弱，人口密度增长也可能加剧资源环境压力，反而削弱其对耦合协调度的正向影响，导致其直接效应弱于下游地区。
其次，公共预算支出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的直接效应影响均为正向显著。这说明上中下游地区的公共预算支出均较好地投入到本地科技创新等领域并逐步改善本地经济环境，能够促进农村产业和农业绿色协同发展，故直接效应正向显著。
再次，下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别为0.0172、0.5696和0.5868，均高于中上游地区。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能够为本地农业绿色发展与农村产业融合提供资本、技术等支撑，还能够通过技术扩散、产业协作和要素跨区域流动等渠道，打破区域壁垒形成跨区域产业联动与资源共享，对周边地区农业绿色转型与产业融合产生了更强的辐射带动作用，进而整体提升地区的耦合协调度。
最后，农业经济贡献度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的直接、间接和总效应均为正向显著，且下游地区的影响效应均高于中上游地区。可能原因是，下游地区拥有更为完善的农业生产体系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使得其更能够有效推动农业绿色技术推广以及特色农业发展，进而有效推动本地耦合协调度提升；而且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相似等影响，其农业发展模式和技术成果更易与周边地区形成适配性，进而产生了较强的正向间接效应。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2—2023年长江经济带50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系统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①从时间演变来看，长江经济带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和农业绿色发展综合水平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增长幅度较小，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和农业绿色发展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空间分布来看，长江经济带县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地区差异，且差距在不断扩大。其中，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较高，而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较低。②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人口密度、公共预算支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业经济贡献水平不仅可以提升本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还可以提高邻近地区的耦合协调度。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①推动地区人口集聚，提高人口集聚地区的交通与通信等基础条件，促进资源要素的流通与配置，为农村产业融合和农业绿色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同时，依托人口集聚带来的规模化需求与集中化治理条件，推动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应用，促进农业废弃物集中回收利用与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降低农业绿色生产的成本，从而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和推动农村产业融合。
②优化公共预算支出结构，强化预算资金使用监管制度，确保资金高效用于农业绿色生产升级与产业链延伸融合，推动两者协同发展。同时，结合不同区域农村产业融合基础与绿色发展阶段，建立动态公共预算支出机制。针对长江经济带的中上游地区，应侧重加大绿色生产技术补贴和农村产业的资金投入；针对农村产业融合基础较好的下游地区，财政支出应重点加大支持智慧农业建设和高端融合业态创新的力度。
③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将地区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投向“三农”领域，完善高标准农田、绿色冷链物流和数字农业平台等基础设施，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硬件支撑。同时，依托地区经济优势，支持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开展绿色技术研发和生态种养模式创新，降低农业绿色生产门槛，并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融合业态发展，破解农业绿色发展与农村产业融合耦合协调的资金瓶颈。
④建立农业经济贡献激励机制，将农业经济贡献中绿色发展指标纳入地方农业发展考核体系，对表现突出的地区和经营主体给予财政补贴或政策倾斜。同时，依托农业经济发展带来的产业基础，将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目标绑定，设立农村产业融合专项基金，对带动农户参与产业融合的龙头企业、合作社给予低息贷款或资金奖励，稳步提升农业绿色发展与农村产业融合耦合协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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