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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12: 34 - 4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12.004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 DING Renzhong , 1 ,
  • ZHANG Xiaolong , 2, ※ ,
  • HE Xinyao 2
Expand
  • 1. Institute of Marxist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Sichuan， China
  • 2. Institute of Wester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Sichu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9-05

  Revised date: 2025-12-03

  Online published: 2026-02-04

Fold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proposes five key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prioritized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within the context of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1) We must uphold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s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guarantee, ensures that planning maintains the correct direction and is executed effectively,and serv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as a "coordinated board". 2) We must commit to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as the core value stance, ensures that planning serves the people and ensures that the gains of development are shared among the people. 3) We must persist in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s the goal orientation, optimize spatial governance and enhance 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effectiveness of planning following the law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4) We must insis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s the fundamental pla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tegrate the concepts of ecological priority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to the entire planning process, synergistically promot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trategic level. 5) We must adhere to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s the realistic cornerstone,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safe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planning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focuse on the safeguarding critical areas such as food, water, energy, key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each dimension,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optimizing regional policy space and refining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thereby solidly advancing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medium- and long-term planning; common prosperity;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Cite this article

DING Renzhong , ZHANG Xiaolong , HE Xinyao .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12) : 34 -4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12.004

区域发展规划是指在国家总体战略指导下，对特定区域的空间结构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国土开发保护及经济社会发展时序所作的综合性制度安排与治理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发展规划的引领与统筹作用，确立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治理逻辑，并逐步构建起“以发展规划为战略引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约束，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的国家规划体系。
区域发展规划的理论演进呈现出从单一效率导向向多维治理转型的鲜明时序特征。早期研究深受新经济地理学影响，克鲁格曼[1]与陆大道[2]等学者基于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奠定了以增长极和“点—轴”系统为核心的空间效率理论基石。随着区域联系日益复杂，多层级治理理论推动研究视角从经济布局转向制度博弈[3]。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经济学对包容性增长的关注进一步将空间正义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规划视野，回应了公平诉求[4]。面对全球生态挑战，主体功能区理论的提出[5]，则确立了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的刚性管控范式。近年来，针对不确定性风险的增加，韧性城市与国家安全学说开始渗透进规划理论，强调区域弹性与抗冲击能力[6-7]。尽管理论谱系日益丰满，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语境中，上述理论未能充分回应中国场景下人口规模巨大、物质精神协调以及和平发展等诸多特殊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基于此，本文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构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发展规划“五个坚持”分析框架：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坚持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文章将系统阐释这五个维度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为完善中国特色区域规划理论体系、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

1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实施一切区域发展规划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核心特征决定了我国区域治理面临着“超大规模”带来的极高治理复杂度与利益多元化挑战。在这样一个巨型国家进行空间治理，单纯依靠技术理性和市场机制难以克服离心力与碎片化困境。历史与实践证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能够为区域发展规划提供超越局部利益的政治权威与超越短期波动的战略定力，从而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构建起应对复杂挑战的根本保证。

1.1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区域发展规划方向正确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首要在于确保区域发展规划的战略方向正确，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长远目标与短期利益”的时间跨度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8]面对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巨大发展惯性与转型压力，党中央基于对国内外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不仅通过中长期规划明确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更在区域层面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统筹，避免走弯路、走错路。在地方工作阶段，习近平就高度重视区域战略规划的科学引领，先后提出“厦门15年发展蓝图”“福州3820工程战略”和浙江“八八战略”，均为地方发展提供了清晰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集中统一领导，以“千年大计”的历史耐心规划建设雄安新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鲜明导向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擘画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在区域发展规划中实现短期适应性安排与长期战略性部署的有机统一，并依托年度计划、阶段目标及制度化协同机制的有效衔接，有效防止片面追求速度和短期效益，确保区域发展规划始终与国家战略同向发力、协同推进，始终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1.2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的全局统筹作用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核心在于充分发挥党的全局统筹作用，破解超大规模国家在区域协同中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区域发展往往涉及多个行政主体、多项核心利益，易产生“九龙治水”或“邻避效应”等治理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有利于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有利于调动各方、形成合力。”[9]他在谈及长江经济带发展时也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建立统筹协调、规划引领、市场运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要更好发挥统领作用。发展规划要着眼战略全局、切合实际，发挥引领约束功能。”[10]党组织作为总揽全局的核心力量，实质上构建了一种超越行政边界的“元治理”结构，它以其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高效整合行政资源、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打破行政壁垒和利益固化藩篱。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突破行政分割，逐渐实现要素市场一体化。2023年其经济总量达30.50万亿元，为2018年的1.4倍（按现价），占全国24.4%，区域发展指数升至132.6（以2015年为基期），较2022年提高3.3[11]。现实证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能够有效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通过整合因利益格局调整可能引发的矛盾因素，运用协商民主等机制促进社会主体之间的沟通协作，维护社会运行的稳定性，使发展规划顺利转化为可执行的治理举措和实际的发展成效。

1.3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区域发展规划的持续性与执行力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历史总是在接续奋斗中书写新篇，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根本在于保障区域发展规划持续性与执行力。相较于西方国家受制于政党轮替、政策易变的结构性缺陷，中国共产党具备高度组织化、制度化且长期稳定的政治领导体系，使规划具备强烈的战略连续性，避免了政策随政府更替而摇摆不定的“任期主义”倾向。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的演进历程中可以看到，尽管不同时期的战略重点不同，但党始终作为区域发展规划的战略主导力量，推动各阶段目标的系统衔接与有序延续，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持续提供了方向引领与制度保障。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区域发展规划有效执行。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要求规划必须具备强大的落地能力。习近平强调：“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如果落实工作抓得不好，再好的方针、政策、措施也会落空，再伟大的目标任务也实现不了。”[12]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各项战略部署能够一以贯之、落地生根。例如，在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推进中，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有效避免了地方各自为政的倾向，确保了一体化战略的顺利实施。截至2020年底，京津冀区域营运性铁路总里程达到10480 km，较2014年增长33.6%。多层级轨道交通网络初具规模，“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建立，“1.5小时交通圈”和“1小时交通圈”已基本形成[13]。这些成就充分证明了只有依靠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克服执行环节的阻滞，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成果。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区域发展规划的根本价值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一双重特征指明了区域规划的底层逻辑：在方向上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在价值上以人民向往为取向，在成果分配上以人民共享为趋向。

2.1 人民的需求是区域发展规划的发展导向

精准响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需求升级与供给结构失衡”的矛盾，这是区域发展规划的发展导向。习近平总书记阐明：“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14]他还强调：“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15]中国式现代化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人民需求已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对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交通、公共安全等方面的需求呈现更为现实、具体和多元的特征。“十四五”规划就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现实需求的重视，在20个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中，7项涉及民生福祉。这一理念在“十五五”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得到了延续和强化。2025年5月20日起，为期一个月的“我为‘十五五’规划献一策”网上意见征求活动，通过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等平台广泛吸纳民意。截至2025年6月20日，活动已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超过311.3万条建议。因此，区域规划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精准识别各区域的民生短板和发展痛点：超大城市注重住房保障、交通拥堵和公共服务压力；中西部地区注重基础设施改善、就业机会增加和教育医疗资源提升；农村地区注重产业振兴、人居环境改善和生活服务质量提升。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区域发展规划，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均衡化，深刻回应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诉求。

2.2 人民的向往是区域发展规划的价值取向

人民不仅有现实的生存需求，更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求区域发展规划的价值取向必须立足人民对未来的期许，推动规划从“满足当下”转向“引领未来”，让现代化进程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理想追求。
一方面，规划应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16]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这意味着区域发展规划必须超越单一的物质财富积累，转向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规划不仅要关注基础设施与产业增长，更应将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核心议程，全面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与幸福感，使规划成为承载人民向往的蓝图。
另一方面，规划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去实现这一向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17]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规划坚持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基本立场。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例，截至2022年底，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充分激发村民主体作用，实现全省90%以上村庄达到美丽乡村标准，建成示范县70个、示范乡镇724个、特色精品村2170个、美丽庭院300余万户[18]。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规划既要将国家顶层设计与亿万人民的向往进行高效耦合，也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确保人民的长远向往逐步实现。

2.3 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区域发展规划的终极趋向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决定了人民共享经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发展成果是区域发展规划的终极趋向。习近平指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9]因此，区域发展规划必须在发展方式、分配机制、成果检验三个方面，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在发展方式上，以高质量发展夯实成果共享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9]区域发展必须转变发展理念，摒弃过去单纯追求规模速度的粗放式增长，通过以下路径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内涵式发展：一是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二是优化产业结构，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三是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促进发展绿色转型。
在分配机制上，以制度创新健全发展成果共享机制。在发展基础上如何确保这些成果能够公平、有效地惠及区域内所有群体，持续且深入的“制度创新”来健全发展成果的共享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财富再分配，更是一个系统性的制度构建过程。重点包括：通过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欠发达区域和薄弱环节的扶持力度；通过完善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保障各类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和公平获取；通过健全公共决策参与机制，确保不同社会群体的诉求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和回应。
在成果检验上，以民生改善检验发展成果共享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完善、更有保障、更可持续。”[9]民生改善是区域发展规划的“试金石”，这包括但不限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教育医疗保障水平的显著提升、居住条件的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明显优化、社会治安的持续向好以及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以民生改善为检验标准的理念在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实践中充分体现。自《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等战略发布以来，长江沿线11个省市生态环境持续好转、经济比重不断提高、协同发展路径不断拓新、民生福祉不断改善[19]。

3 坚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坚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适应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特征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巨大的“人地关系张力”与“区域发展梯度”。在如此巨大的国土空间和人口规模下，单一的自然演进必然导致极化效应。因此，区域发展规划必须超越局部的工具理性，遵循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密度、距离、分割”的规律，将区域协调发展作为规划的制定基础、追求目标与实质内容，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并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3.1 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发展规划的制定基础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也是实现区域协调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9]他也指出：“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这深刻揭示了区域协调并非静态的平均主义，而是在持续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动态平衡。这就要求各地区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必须将发展作为首要任务，遵循比较优势规律与主体功能区布局，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道路。只有在各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为构建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一方面，区域发展规划要立足本地实际，因地制宜的发展。依托比较优势的区域差异化发展是提高国家现代化整体效能的基石[21]，各地需要准确把握自身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科学确定符合本地特点的主体功能和发展方向。对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要鼓励其集聚高端要素，提升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增长极的辐射带动作用；对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则要通过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等机制，保障其能够安心履行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职能，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有效转化。
另一方面，区域发展规划要坚持系统观念，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的客观实际，这要求区域发展规划立意必须高远，不能仅囿于一个省份、一个城市的利益，也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以全局视野来谋划和布局，将本区域的发展规划置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全局中审视。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例，通过科学研判三地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北京聚焦科技创新、天津发展先进制造与航运物流、河北承接转化与商贸服务的功能分工格局。这种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协作，既避免了自发的市场机制导致区域发展存在“马太效应”和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又提升了区域发展的整体效能，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的规划思路，既尊重了不同地区的发展权利，又体现了发展路径的差异性，使各地区都能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找到适合自身的定位，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最终实现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3.2 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发展规划的追求目标

区域发展规划要呈现何种图景?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下，区域发展规划追求的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了深刻的价值跃迁，从追求经济总量的绝对拉平，转向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以这种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区域发展规划正是推动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战略路径。近年来我国区域板块发展的平衡性显著增强。据统计，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的全国占比，已由2012年的21.3%、19.6%提高到2022年的22.1%、21.4%，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分别从2012年的1.69、1.87下降至2022年的1.50、1.64[22]。而在区域内部，2023年京津冀区域共享发展指数、协调发展指数和开放发展指数分别为147.1、139.7和110.7，分别较2022年提高5.8、7.8和1.2[23]。面向未来，区域发展规划必须继续构建以协调发展为内核的清晰目标体系：在经济发展维度，要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更要着力缩小区域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和城乡发展鸿沟，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社会建设上，要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可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生态文明上，要坚持绿色发展，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唯有如此，区域发展规划才能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协调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全面发展。

3.3 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发展规划的实质内容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面对这种超大规模市场和行政分割的独特性，区域发展规划必须将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其实质内容来破解行政分割，释放市场潜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落地：第一，破除市场行政壁垒，构建统一大市场的制度基础。针对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市场潜力与行政分割之间的矛盾，规划需着力破除行政壁垒与制度障碍，推动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具体而言，规划应通过推进市场一体化建设，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降低跨区域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确立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的规则体系，让14亿人的消费潜力与全产业链供给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无缝对接。第二，构建协同创新网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重视科技创新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主导作用[24]，区域发展规划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构建区域协同创新网络，推动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同时，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与产业化应用，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为协调发展注入持续内生动力。第三，优化空间治理，塑造高质量国土开发格局。空间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物理载体。规划应科学识别并培育增长极、发展轴、城市群等空间单元，构建“多中心、网络化、集约型”的国土空间结构，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升城市群综合承载力和城乡融合水平。同时，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构建开发与保护相协调、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空间秩序。第四，完善体制机制，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的治理体系。按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要求，规划应以“激励相容”的利益协调机制，破解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具体内容应涵盖：完善纵向的财政转移支付与横向的生态补偿机制，强化政府在风险防控、区域补偿与兜底保障方面的作用。通过健全区域合作机制、创新跨域治理模式，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区域协同治理新格局。

4 坚持生态文明建设

“人靠自然界生活”[25]，马克思这一论断揭示了自然作为人类发展根本基础的本质。习近平总书记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至“生命共同体”的高度。他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9]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要求区域发展规划要将“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刚性约束，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4.1 生态环境是一切区域发展的基础

生态环境是决定区域发展成败的“生命线”，其承载力构成了所有发展活动的天然边界和不可逾越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我们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9]
资源环境承载力本质是自然规律对人类活动设定的“硬阈值”。区域发展规划在确定人口规模、产业布局与基础设施网络时，必须进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切实强化刚性约束。现实证明，那些忽视生态底线的区域往往容易陷入“治理成本高、发展空间缩、后劲严重不足”的困境，而坚持绿色发展、尊重自然规律的地区则因生态品质优良而吸引高端要素集聚，形成发展优势。例如，杭州正是依托良好的生态基础，形成了“生态即优势、环境即竞争力”的现代发展格局。截至2023年底，京津冀三地PM2.5年均浓度与2013年相比降幅均为六成左右，重污染天数均大幅削减，优良天数大幅增加[26]。区域发展规划唯有以自然规律作为“最高边界条件”，在生态底线之上谋划发展、在承载力框架内优化布局，才能确保各项发展活动始终在自然系统的可承受范围内运行，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4.2 区域发展规划以生态保护为前提

国土空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载体和规划实施的空间基础。完善以“三区三线”为核心的空间治理体系，是保障区域发展规划在生态约束下科学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当前，我国在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过程中还存在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国家粮食和生态安全功能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发展不协调成为战略实施难点堵点等问题[20-21]。2019年5月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强调：要注重坚持“多规合一”的理念，编制科学的国土空间规划，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确保有限的国土空间能够承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制定和实施任何规划，都要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的理念。具体而言，区域发展规划必须以“三区三线”为基础，构建分级分类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一是以“三线一单”为硬约束。区域发展规划必须科学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任何开发建设活动都不得突破这“三条红线”，从源头上防止不合理的布局和项目落地。二是将生态价值融入空间规划。区域发展规划需基于主体功能区战略，明确区域的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优先保障生态空间的性质稳定、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构建连续、完整的生态网络系统。在城市群规划中，要预留足够的生态廊道与绿心，防止城市“摊大饼”式无序蔓延，构建疏密有致、蓝绿交织的国土空间格局。三是实施战略环评的顶层干预。在区域发展规划编制初期，就必须进行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系统评估规划实施可能对区域环境产生的长期、累积性影响，并提出预防或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

4.3 生态保护与区域发展协同共进

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发展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相互促进、协同共进的统一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9]他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明了区域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它既不是“保护第一”的消极保守，也不是“发展至上”的盲目冒进，而是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区域发展规划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第一，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夯实区域绿色发展基础。要加快产业体系绿色转型，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浙江安吉通过发展竹制品精深加工和生态旅游，实现了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的转变。2023年，安吉竹产业年产值180.28亿元，同比增长8.65%[29]，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的经济价值。第二，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拓宽“两山”转化通道。要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完善碳排放权、排污权等环境权益交易体系。同时要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为生态补偿和市场交易提供科学依据。福建南平创新“森林生态银行”运作模式，通过整合零散生态资源，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经营，林木蓄积量由1.68亿m3增加至2.02亿m3，林业总产值由105.35亿元增加至123.05亿元，参与“森林生态银行”的农户的年收入比未参与的农户收入约高33659元，高出55%[30]。第三，强化科技支撑与政策保障，构建绿色发展长效机制。要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与产业升级协同创新。同时要完善绿色发展考核体系，将生态产品价值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推动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绿色发展格局。自江西赣江新区获批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以来，江西绿色金融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绿色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截至2023年6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6850.39亿元。其中，赣江新区绿色贷款占各项贷款比重14.44%，高于江西省绿色贷款占比2.38个百分点[31]，有效支撑了区域绿色低碳转型。

5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时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冲突与单边主义抬头，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与此同时，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也面临不少绕不过、躲不开的深层次矛盾。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区域发展规划必须深刻把握这一时代内涵，将发展和安全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

5.1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区域发展规划的基本原则

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区域发展规划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32]他强调：“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15]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揭示了安全和发展之间唇齿相依、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的辩证统一关系。没有国家安全和区域稳定作为前提，任何经济社会发展都将失去根基，而高质量的发展，则能够反过来为区域和国家安全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可靠的制度保障。
从认识论看，统筹发展和安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基本原理，要求我们在推进区域发展时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确立底线思维，全面考量各种风险因素，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方法论看，要建立健全全方位、多层次的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对可能影响区域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地缘政治等各类风险进行系统研判和动态监测。特别是在金融、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社会稳定等重点领域，要科学设置安全阈值和预警指标，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同时，要通过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空间结构，增强区域发展的韧性、回旋余地和抗风险能力，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留出足够的战略空间和制度弹性。

5.2 发展和安全是区域发展规划的双重考量

区域发展规划既要追求发展的效率，又要确保安全的韧性，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和有机统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将强化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核心，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医疗等产业深度融合，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区域发展规划必须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作为重要战略任务。一是要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支持各地区根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创新优势，在产业链供应链中找准定位，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例如，长三角地区通过建立产业链协同工作机制，共建共享产业创新平台，共同培育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先进制造业集群，显著提升了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和安全可靠性。二是强化科技创新的安全支撑作用。要建立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布局建设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性创新高地和科技创新中心。根据工信部《“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显示，“十三五”期间，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和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52.1%、68.1%和73.0%，五年内分别增加6.7、13.2和11个百分点。根据《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4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36326.8亿元，比上年增加2969.7亿元，增长8.9%，占国内生产总值为2.69%，比上年提高0.11个百分点。按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为48.0万元，比上年增加1.9万元。这些进展证明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增强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支撑。因此，区域发展规划需统筹产业安全、技术安全、数字安全等新型安全领域，构建与现代产业体系相匹配的全方位安全保障体系，以实现稳健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5.3 注重安全是区域发展规划的现实底线

粮食安全、水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是区域发展规划必须注重的现实底线。《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夯实国家安全基础保障，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高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水平，维护战略通道安全，同时加强网络、数据、生物、生态等新兴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国防安全等风险压力不断增加，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保障国家安全。”[9]这些指示和重要论述系统阐明了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的内涵，为区域发展划定了清晰边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发展规划必须将安全要求融入全过程。具体而言，在粮食安全方面，要严守耕地红线，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业科技创新，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在水安全方面，要坚持“四水四定”原则，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加快构建国家水网，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与集约利用水平；在能源安全方面，要坚持先立后破，科学统筹新能源发展与传统能源清洁利用，构建多元协同的能源供应体系；在生态安全方面，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筑牢绿色屏障；在信息安全方面，则要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与生物经济安全，完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与数据分类分级保护，从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构建坚实可靠的安全保障体系。在沿边开放和地缘安全保障方面，规划应统筹推进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通过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构建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同时，完善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提升边境地区的人口集聚能力和国土守卫能力，将边境地区打造为展示中国和平发展形象的窗口和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坚固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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