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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12: 178 - 187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12.018

Paths and Mechanisms of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Between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 XIE Hualin , 1, 2, 3 ,
  • LI Yingjiang 1, 2, 3
Expand
  • 1.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Jiangxi， China
  • 2.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for Land Spati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n Great Lake Basin，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Nanchang 330025，Jiangxi， China
  • 3.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Jiangxi，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4-17

  Revised date: 2025-10-11

  Online published: 2026-02-04

Fold

Abstract

The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between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serves as a critical pathway to reconcile the conflict betwee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theoretical, institutional, and practical logic underlying their mutual empowerment from the synergistic perspective of "factor-industry-institution", deconstructs their interaction mechanisms, proposes a dynamic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factor activation driv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feedback enhancing factor upgrading, and institutional synergy ensuring systemic coordination". Furthermore, it analyze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faced in this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including obstructions in factor conversion, inefficiencies in industrial feedback, and insufficient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Finally, it puts some suggestions: establishing value-added "factor-industry" channels for resource conversion, developing virtuous circular "economy-ecology" pathways for industrial feedback, and ensuring a closed-loop policy incentive system for institutional synergy. The proposed mechanism of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provides a systematic pathway for improving the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products, promot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thereby achiev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factor-industry-institution" synergy;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resource conversion; industrial feedback;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ial ecology

Cite this article

XIE Hualin , LI Yingjiang . Paths and Mechanisms of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Between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12) : 178 -187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12.018

2025年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产业振兴不仅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更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保障农民持续增收的关键抓手[1]。然而，传统乡村产业仍面临产业链条短、资源利用粗放、生态价值转化不足等瓶颈，亟需通过创新机制突破发展壁垒[2]。在此背景下，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成为破解上述矛盾的关键路径。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首次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市场化交易与补偿机制纳入国家政策框架，提出“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即通过量化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激活乡村沉睡的生态资本。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乡村产业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延展生态产业链条、推动价值链升级，增强乡村产业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与盈利空间[3]；同时，乡村产业转型升级通过“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双向协同，反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进程，形成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反馈循环，为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路径[4]。
既有文献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路径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入探讨。一是聚焦产业层面，强调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三产融合等方式提升产业竞争力[5-6]；二是着眼要素层面，主张通过深化制度改革激活市场要素、强化人才支撑等手段增强内生动力[7-8]；三是立足建设维度，提出涵盖规划、基建、服务与生态治理的综合性发展方案[9]。尽管这些研究已关注了产业发展、要素激活和基础支撑的重要性，但较少将乡村蕴含的丰富生态资源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和产业动能的来源进行系统性探讨。由于对乡村生态资源优势的关注相对不足，易陷入“生态化不足”与“产业化欠缺”的双重困境，导致生态资源的“低端锁定”现象较为普遍，品牌溢价能力也有待提高[10]。相较而言，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的研究则主要围绕其界定分类、实现机制与政策支持等展开[11-13]。这些研究为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其视角多聚焦于生态补偿与价值显化本身，未能充分将其置于驱动乡村产业体系重构和价值链升级的核心位置。因此，这种“重生态补偿、轻产业开发”的研究倾向，可能导致补偿导向与产业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割裂，并在实践中面临产业链协同效应薄弱、市场化程度低等挑战。近年来，虽有部分学者探究两者的协同关系，如何龙斌等从“发展目标—路径—效果”构建逻辑框架出发，提出二者理念、目标、资源、路径、技术的耦合机制[14]；饶盼等通过案例研究揭示“生态资源—经济价值—空间增值”循环机理[15]。然而，现有成果在理论上仍缺乏系统的协同机制整合，实践中的路径设计则呈现碎片化特征，政策层面的协同保障亦显不足。
综上所述，乡村产业研究聚焦于传统要素激活与产业基础支撑，却普遍忽视将生态资源作为核心要素进行产业化，从而导致生态优势难以内化为产业动能。生态价值实现研究虽在价值显化与补偿机制上取得进展，但未能充分锚定产业体系重构与价值链升级这一核心导向，产业驱动力不足。此外，现有研究均不同程度缺乏支撑两者协同的制度体系设计。“要素活化不足、产业转化不畅、制度保障缺失”所导致的多重环节阻滞，阻碍了二者形成有效的双向赋能循环。鉴于此，为应对要素活化、产业驱动与制度保障层面的三重瓶颈，本文构建了“要素—产业—制度”协同分析框架，以要素激活产业、以产业反哺要素、以制度保障协同，系统解构二者双向赋能的基本逻辑、作用机理与关键路径，以期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破解生态保护与乡村产业发展的二元困境，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

1 “双向赋能”的基本逻辑

1.1 理论逻辑

“双向赋能”的理论逻辑基于多维理论的有机整合，为“要素—产业—制度”协同框架提供了价值论、方法论与治理论层面的系统支撑（图1）。具体来说：①在要素转化维度，“两山”理论与新结构经济学共同阐明生态禀赋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内在逻辑。“两山”理论确立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为生态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经济循环、实现价值转化提供价值论指引。在此基础上，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经济体的产业和技术结构需内生于要素禀赋，为乡村依托本地生态资源发展比较优势产业提供方法论路径，共同构成“要素—产业”系统增值的理论基础[16]。②在产业反哺维度，产业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协同构建“经济—生态”良性循环的系统框架。产业生态学强调通过构建闭环的生态产业链，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与废弃物减量化，为“产业反哺生态”提供结构性支撑[17]；而可持续发展理论则以其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相平衡的视角，为产业反哺确立代际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导向。③在制度协同维度，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双向赋能的可持续运行提供治理保障。多中心治理理论主张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的网络化治理框架，弥补单一主体治理的局限[18]。在此宏观框架下，利益相关者理论则进一步强调协调各方诉求、构建普惠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为化解潜在冲突、确保价值公平分配提供了微观治理思路[19]。
图1 “双向赋能”的理论逻辑

Fig.1 Theoretical logic of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1.2 制度逻辑

“双向赋能”离不开顶层制度的持续引导与保障。我国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脉络，从理念倡导与方向确立，到机制探索与路径明晰，再到当前的深化实践与融合提升，均为二者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持续深化的制度供给。①理念倡导与方向确立阶段（2018—2019年）。此阶段政策的核心是确立绿色生态导向，明确产业与生态的共生关系。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文件为代表，政策首次将绿色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原则，强调生态保护红线和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为后续政策体系构建奠定了理念基础。②机制探索与路径明晰阶段（2020—2021年）。此阶段政策的重点转向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具体机制，探索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可行路径。以《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这一纲领性文件为标志，政策着力于设计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现路径，明确提出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这标志着政策从宏观理念倡导向微观路径探索的关键转折。③深化实践与融合提升阶段（2022年至今）。此阶段政策聚焦高质量发展，强调特色品牌建设与机制的深化融合。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及新时期的乡村振兴规划，均将政策重点放在推动乡村产业的绿色化、品牌化和融合化发展，政策导向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通过鼓励特色产业、乡土品牌、三产融合等方式，推动双向赋能向更高层次拓展，并持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配套机制。综上，国家政策逐步实现了从绿色生态导向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递进，从培育绿色优质品牌到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深化，为“双向赋能”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表1）。
表1 “双向赋能”的政策梳理

Tab.1 Policy review of the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阶段 政策文件 相关内容 时间
理念倡导与
方向确立阶段
（2018—2019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2018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确立绿色生态导向；发展生态产业链 2018
《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 明确顶层设计框架；以“绿色引领、创新驱动”为基本原则 2019
机制探索与
路径明晰阶段
（2020—2021年）		 《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 践行“两山”理念；培育绿色优质品牌 2020
《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 推进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 2021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 推广产业链绿色化发展模式；实现全程绿色化 2021
《关于拓展农业多种功能 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绿色引领、功能拓展为原则；培育生态环保产业 2021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2021
深化实践与
融合提升阶段
（2022年至今）		 《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聚焦产业促进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2022
《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产业新业态 2023
《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强调产业、质量、绿色兴农 2024
《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 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完善价值实现机制 2025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大力发展绿色、特色农业；推进加工业转型升级 2025

1.3 实践逻辑

近年来，国内部分地区围绕生态价值转化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协同推进开展了有益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模式，印证了“双向赋能”的可行路径（表2）。一是浙江安吉以“竹产业”升级实现生态资源增值。依托本地竹林资源禀赋，安吉以“两山”理念为指引，实施“以竹代塑”战略，推动传统竹产业向生态化、高端化转型。通过科技创新提升附加值，并借助“两山绿币”激励机制与“六进工程”等政策工具，将生态资源有效对接消费市场，形成“资源—高附加值产品—价值实现”的增值闭环。二是福建南平依托“双平台”驱动绿色转型。凭借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的“双平台”政策优势，南平以科技赋能与制度创新推动茶、竹、禽等传统产业的全面绿色转型。通过创设森林生态银行、探索碳汇交易等市场化机制，激活碎片化生态资源，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形成“生态资源—绿色产业—价值增值”的良性循环。三是青海玉树在生态约束下重构价值链。玉树藏族自治州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面临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的尖锐矛盾。当地将脆弱的生态环境这一“强约束”内化为发展动力，通过发展“生态畜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品牌价值融合。其核心突破在于，通过发展合作社、推行生态原产地认证等组织与市场创新，重构“生态保护—标准生产—品牌增值—牧民增收”价值链，不仅破解“禁牧与减收”的困境，更实现了生态与经济双重效益。
表2 基于“要素—产业—制度”协同视角的案例总结

Tab.2 Case studies from the synergistic perspective of "factor-industry-institution"

案例 浙江安吉“竹产业”生态化升级 福建南平生态治理与产业升级的“双赢”实践 青海玉树“生态畜牧业”的高原实践
驱动要素 资源禀赋+理念引领+市场创新 政策优势+科技赋能+制度先行 生态约束+责任倒逼+品牌引领
产业路径 “以竹代塑”战略推动价值链高端化 茶、竹、禽产业绿色转型；生态银行与碳汇交易激活资源 生态畜牧业价值链重构；合作社组织化与生态认证机制
制度创新 “两山绿币”市场激励与“六进工程”政策协同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 生态原产地保护机制；保护责任与品牌收益联动

2 “双向赋能”的作用机理

“双向赋能”的作用机理体现为“要素—产业—制度”三个维度的协同联动。具体而言，在要素转化维度，生态资源通过产权界定、价值核算与资本化，驱动“要素—产业”系统的价值增值；在产业反哺维度，依托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双向互动机制，激活“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价值循环；在制度协同维度，通过构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均衡系统，为要素转化与产业升级提供可持续的保障机制。这三个维度相互协同，共同构成了“要素激活产业、产业反哺要素、制度保障协同”的动态耦合系统（图2）。
图2 “双向赋能”的作用机理

Fig.2 Mechanism of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2.1 资源转化机制：实现“要素—产业”系统增值

资源转化机制遵循“要素激活—产业承载”的逻辑，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通过资源确权核算、资本流动赋能与产业链构建三大环节，推动“资源—资产—资本—产业”的闭环增值。其核心在于激活生态资源、资本、技术与劳动力等要素，促进其高效转化与协同匹配，最终构建与本地生态禀赋相适配的特色产业体系[20]。首先，要素识别与资产化是价值转化的基础。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乡村产业发展需立足本地要素禀赋结构，通过法律手段明确自然资源的产权归属，解决“谁拥有、谁开发、谁受益”的权责问题，并采用科学方法量化生态资源价值，使其转化为可计价、可交易的标准化资产[21]。该过程为资本化与产业化提供清晰的产权边界和价值锚点，确保产业开发与生态承载力相匹配。其次，要素转化与资本化是价值增值的关键。在生态资产价值明确的基础上，需推动三类要素协同转化[22]：一是资本要素转化，通过生态资产抵押、绿色债券等金融工具以及财税优惠、风险补偿等政策支持，将静态资产转化为流动资本。二是技术要素嵌入，利用遥感、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提升资源监测精度与交易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三是劳动力要素升级，通过技能培训，推动农民向生态管护、加工、文旅服务等多元角色转型，实现自然劳动力向专业化人力资本的转化。最后，产业链构建是价值实现的载体。应基于本地生态资产特征，纵向延伸产业链条、横向拓展产业融合，形成“一产奠基、二产增值、三产增效”的禀赋适配型产业体系[23]。同时，需强化农户、村集体、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共同体”，确保要素转化收益反哺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形成“要素激活产业、产业培育要素”的可持续循环。

2.2 产业反哺机制：驱动“生态—经济”价值循环

产业反哺机制通过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融合协同，构建“生态保护—经济增值—价值反哺”的可持续循环。①生态产业化挖掘资源价值，通过将生态资源开发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实现经济价值转化。这不仅体现为培育生态旅游等新兴业态，更在于通过品牌赋能与价值重塑提升传统农林业的生态附加值。其核心在于将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资源转化为可交易、可增值的产业资本，以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化经营的方式实现生态资源保值增值[24]。②产业生态化推动绿色转型，强调在产业发展中采用环保、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减少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破坏[4]。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将外部生态保护要求内化为产业运行效率与竞争优势，从源头降低对生态资本的损耗。这一过程直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物排放，并为生态产业化提供基础保障。③价值反哺闭合循环，通过将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产生的经济增值部分回馈到生态保护、修复和可持续管理中，以确保生态经济系统的长期稳定。产业收益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企业投入、社区或农户分红等渠道流向生态领域，用于修复工程、资源培育、技术研发。这些投入改善环境质量，提升资源禀赋，为新一轮产业化和生态化提供优质基础，形成“资源培育—产业发展—价值增值—资源保护”的良性循环。因此，产业反哺机制通过生态产业化实现资源价值变现、产业生态化降低生态成本、价值反哺完成系统再投入，共同驱动生态资本与经济资本协同增值与动态循环。

2.3 制度协同机制：构建“激励—约束”均衡系统

制度协同机制通过政策约束、市场激励、社会共治的三维互动，构建动态的“激励—约束”均衡系统，为要素高效转化与产业绿色升级提供稳定、公平、可持续的制度保障。①政策供给的约束性引导为要素转化与产业升级提供制度保障。通过法律法规、战略规划明确生态资源的产权归属和开发边界，为市场主体设定行为底线与稳定预期。同时，运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绿色金融等激励工具，降低生态产业初期成本和风险，引导资本、技术等要素向绿色领域集聚，激发市场主体动能[25]。②市场调节的激励性驱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健全的生态产品市场体系有助于激发主体活力、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运行效率，科学的价值核算与价格形成机制能够将生态产品的生态价值、稀缺性及市场供求转化为清晰的价格信号，为交易提供公允价值锚点，推动资源向高价值领域优化配置[26]。③社会参与的共生性治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网络。多元共治机制旨在建立权责清晰、参与通畅、利益共享的主体网络。其基础在于界定政府、企业、社区、农户等各方权责和利益联结机制，有效运作则依赖于信息公开、民主协商等渠道保障基层知情权与话语权，并加强能力建设，提升主体参与市场谈判和价值共创的有效性[27]。综上，在制度协同机制中，政策为市场运行和社会参与划定边界、提供规则与动力；市场在政策框架内配置资源、形成价格并传递信号；社会参与则通过共治与监督推动政策落实、约束市场外部性，并拓展生态产品需求空间，从而实现“激励—约束”的动态均衡。

3 “双向赋能”的现实困境

尽管各地在探索“双向赋能”过程中已取得一定成效，初步形成“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双向转化路径，但实践表明，这一进程仍面临多重结构性障碍。基于对“生态—产业”系统互动关键环节的剖析，其核心困境可归纳为要素转化梗阻、产业反哺低效、制度协同不足三个维度（图3）。
图3 “双向赋能”的现实困境

Fig.3 Practical dilemmas of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3.1 要素转化梗阻：资源激活与市场的衔接失灵

要素转化梗阻指资源、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生态与产业系统间流动不畅与整合不足的结构性矛盾[28]。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①资源确权与核算机制不健全，导致开发主体权责不清与价值转化困难。一是生态资源的产权归属模糊，致使交易与开发缺乏明确主体，制约市场运作；二是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涉及复杂系统评估与多因素综合，目前尚未形成科学、统一、规范的标准；三是缺乏配套政策与市场机制，核算结果难以在实际规划、评估与考核中有效应用，无法有效指导生态产品的保护和开发实践[29]。②资本流动与技术赋能受限，制约要素转化动能。生态产品开发具有长周期、高风险特征，而当前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和风险分担机制，导致金融机构信贷支持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传统融资模式难以满足需求，限制了绿色金融产品的推广[30]。尽管地方已探索绿色债券、生态基金等工具，但整体产品仍较单一，生态资源抵押融资障碍尚存，社会资本参与度低。此外，数字技术在精准评估、动态监测与高效管理方面的应用不足，制约了生态产品的市场流通性与吸引力。③产业链构建路径固化，业态同质化问题突出。当前乡村产业链普遍偏短，多集中于上游农产品生产环节，下游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环节发展滞后，导致附加值低，难以形成高效产业循环与增值体系。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偏低，深加工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此外，农户、企业、政府等主体间利益联结松散，农民常处于价值链底端，收益与生态保护投入失衡，从供给侧削弱了要素转化的可持续基础。

3.2 产业反哺低效：价值循环动能不足

产业反哺低效的核心在于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协同中的动能不足与路径依赖，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24]：①产业绿色转型滞后，受技术惯性与传统生产模式锁定制约。一方面，生态技术因成本高、认证难而推广受限，约束了生产模式升级；另一方面，生产者生态品牌意识薄弱，相关投入不足，导致产品市场竞争力与辨识度较低，限制了其溢价空间。②产业生态价值实现场景单一，产业链纵横向拓展不足。当前乡村生态价值实现主要集中于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领域，产业链的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均显不足。纵向层面，生态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衔接松散，产品多以初级形态为主，深加工环节缺失导致附加值难以提升。横向层面，生态产业与文旅、教育等相关产业融合度低，未能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的多元功能，难以形成丰富的生态产品供给体系。③产业数字技术赋能欠缺，制约生态资源转化效率。一是乡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网络覆盖与带宽问题限制了技术应用；二是乡村从业者对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认知与应用能力有限，缺乏将其用于生态资源管理与产品营销的意识和技能；三是生态资源数字化管理平台与交易平台建设滞后，导致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交易成本较高，制约了生态资源的转化效率。

3.3 制度协同不足：政策激励与约束的失衡

制度协同是推动要素转化与产业升级的重要保障，但其在实践中存在的激励与约束失衡问题，成为制约双向赋能的关键障碍。具体表现为：①政策约束不足导致顶层设计与执行脱节。一是尽管已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但落实不到位、监管乏力等问题削弱了政策效力；二是跨部门政策碎片化问题突出，农业、生态、文旅等部门权责交叉，导致生态产业项目审批周期长、协调成本高；三是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考核机制缺失，重短期GDP增长而轻长期生态效益，导致产业规划与生态承载力脱节；四是区域性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跨流域、跨行政区成本分担与收益共享机制缺位，“搭便车”现象较为普遍。②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导致调节乏力。一是生态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缺乏科学性，未能充分反映其生态价值与稀缺性。部分地区的价值核算仅聚焦直接经济成本，忽视生态修复成本与生态服务功能等隐性成本，导致价格低估，市场调节作用难以发挥。二是生态产品交易机制存在平台分散、规则不统一、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限制其市场化流通，难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31]。三是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市场调节的协同效应受限。③社会参与渠道狭窄制约多元协同。当前生态治理与产业振兴仍以政府为主导，缺乏激励政策与利益联结机制，企业、社会组织、村民等主体参与深度不足。企业与社会组织因缺乏规范参与渠道和保障机制，投入积极性不高。此外，农民在生态产品开发中常处于被动地位，权益易受挤压，难以获得长期收益，进一步削弱了多元共治的效能。

4 “双向赋能”的关键路径

为实现“双向赋能”的系统性推进，基于前文分析，提出三大关键实施路径：在资源转化层面，着力打通“要素—产业”增值通道，激活生态资源潜能；在产业反哺层面，系统构建“经济—生态”价值循环，实现产业升级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在制度协同层面，则需保障政策激励的闭环运行，为双向赋能提供持续稳定的制度支撑（图4）。
图4 “双向赋能”的关键路径

Fig.4 Key pathways for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4.1 资源转化路径：打通“要素—产业”增值通道

资源转化路径需打通“要素—产业”的增值堵点，核心在于构建“资源确权、资本赋能、产业构建”的全链条增值通道[32]（图5）。
图5 “双向赋能”的资源转化路径

Fig.5 Resource conversion pathways for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首先，推进资源确权与评价标准化，促进生态资源价值显化。①系统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评价，制定统一的分类和监测标准，全面掌握资源数量、质量、分布、权属及利用状况。②加快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完善登记规则并推动登记法治化，清晰界定各类资源资产的产权主体与权属边界，建立统一的登记信息管理平台。③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推动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构建分类科学的产权制度，创新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权的实现形式。
其次，强化绿色金融创新与数字赋能，拓展多元化资金来源。①加强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引导金融资源向生态领域倾斜，鼓励开发专属金融产品与服务[33]。②探索政府、金融机构、社会资本联动机制，完善生态资源资本化路径，激发市场活力[34]。③强化数字化赋能支撑，通过数据驱动、智能匹配和信任机制构建，提升生态产品市场流通效率。
最后，深化生态产业化，推动价值转化与乡村共富。①依托乡村特色资源，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因地制宜开发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生态产品，为乡村生态价值转化注入新动能[34]。②积极延伸和拓展产业链，打通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融合，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使农民共享生态产业收益，实现绿色共富[35]。③加快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智慧农业、农产品电商、认养农业等新模式，提升产业附加值与竞争力。

4.2 产业反哺路径：构建“经济—生态”循环通道

产业反哺路径需打通“经济—生态—经济”的价值循环通道，以“绿色转型+融合创新+技术升级”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反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36]（图6）。
图6 “双向赋能”的产业反哺路径

Fig.6 Industrial feedback pathways for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其一，以产业绿色转型提升生态溢价。①绿色生产提升产品生态经济价值。通过推广绿色生产技术、优化资源配置、加强生态认证，提升产品的生态经济价值。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促进资源集约利用与产业绿色化发展，实现增加供给、提高收入、保护生态的统一。②塑造生态产品品牌，培育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扩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37]。同时，依托电商平台加强生态产品品牌打造与价值提升，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营销模式，扩大品牌的市场覆盖面，提升产品的市场溢价能力[34]。
其二，以产业融合创新拓展价值实现场景。①纵向延伸培塑农业内部交叉融合模式。深化农业内部交叉融合，采用农林结合、种养循环等生态方式，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价值，实现生态农业增产增效。②横向延伸培塑多业态复合型模式。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融合，构建以特色农业为核心的“1+N”复合模式，形成食品加工、休闲体验、清洁能源等多业态协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34]。
其三，以技术创新升级驱动生态资源高效转化。①利用遥感、物联网等技术开展生态资源调查，推动生态资源度量现代化。②依托大数据算法模型建立生态资源数字化核算体系，推进生态资源核算现代化。③运用互联网、云计算构建统一、共享的交易平台，推动生态资产流通现代化。④引入生态友好型技术实现精准化、绿色化生产，推动生态产品生产模式现代化。⑤通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数字技术手段，推进生态产品供销模式现代化。

4.3 制度协同路径：保障政策激励闭环

制度协同路径需破解“政策碎片化、市场失灵、社会参与不足”等难题，通过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多方参与的价值实现机制，形成“政府规制—市场驱动—社会共治”的三维激励体系[38]（图7）。
图7 “双向赋能”的制度协同路径

Fig.7 Institutional synergy pathways for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其一，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完善制度保障与利益平衡机制。在顶层设计层面，通过立法明确生态资源产权归属与交易规则，设定生态保护红线与开发强度阈值，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破解“多龙治水”困局。同时，完善生态化转型激励机制，强化政策引导与资金倾斜，重点支持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在利益调节层面，健全生态补偿法律法规，明确补偿的范围、标准和方式，构建“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制，提升制度执行的公平性与有效性[39]。
其二，激发市场驱动效能，优化生态产品交易与定价机制。①立足乡村生态资源本底，拓展生态产品交易品类，提升生态附加值，满足绿色消费需求。②完善交易平台功能，加强宣传推广，激发市民对“绿水青山”的消费意愿。③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双向发展为原则实施生态补偿。④通过统一交易平台、完善价格核算体系、创新绿色金融工具等举措，优化交易机制与价格形成机制，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其三，拓展社会参与渠道，构建多元共治网络。①探索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可持续实现路径，发展多元主体协同的价值实现机制。②健全社会参与机制，明确各方权责与利益联结方式，保障农民等主体的合法权益。③通过政策支持和金融创新，吸引企业和社会组织投身生态产业开发。④加强基层政府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能力建设，提升其协同运作水平，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合力，共同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双向赋能。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文章基于系统性的理论梳理与实践分析，构建了“要素—产业—制度”的协同分析框架，探究了“双向赋能”的基本逻辑、作用机理和实践路径。首先，从理论基础层面，系统梳理了“两山”理论、新结构经济学、产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厘清了“双向赋能”的理论逻辑；从政策演进维度，深入剖析了国家层面系列政策文件，明确了其制度逻辑；从实践探索角度，总结提炼了典型地区的成功经验，揭示了其现实逻辑。在此基础上，解构了“双向赋能”的作用机理，构建了“要素激活产业、产业反哺要素、制度保障协同”的闭环系统。具体而言，资源转化机制通过“要素—产业”系统增值实现价值创造，产业反哺机制驱动“生态—经济”价值循环，制度协同机制构建“激励—约束”均衡系统，三者共同形成有机统一的动态耦合体系。进一步地，本文深入剖析了实践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识别出要素转化梗阻、产业反哺低效和制度协同不足三大核心问题，揭示了当前推进“双向赋能”的关键难点。最后，提出“双向赋能”的实践路径，应打通“要素—产业”增值通道的资源转化路径、构建“经济—生态”循环通道的产业反哺路径、保障政策激励闭环的制度协同路径。

5.2 讨论与展望

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在于：①深化了系统性视角，弥补了现有研究的单向逻辑与局部聚焦。现有研究或侧重于价值实现的单向助推作用[3,10]，或聚焦于具体模式的局部探索[4,6,19]，对二者双向赋能、动态耦合的内在机理缺乏系统性解构。本文构建的“要素—产业—制度”协同框架，通过揭示三大系统的闭环运行与反馈机制，为“双向赋能”提供了更具整体性的理论视角。②细化了机制性解释，深入剖析了双向赋能的核心运作过程。相较于现有研究对二者赋能机理的宏观探讨[14-15]，本文对资源转化、产业反哺、制度协同三大机制的内在逻辑、关键环节及其关联的解构，为理解双向赋能“如何运作”提供了更具深度的机制性阐释。③强化了路径设计的系统性，构建了整合性的闭环运行体系。现有推进路径多呈碎片化，或侧重于宏观视角下的价值导向与战略选择[2,32]，或聚焦于特定地区、特定模式的实践探索与突破[21,30]，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路径间的协同配套与整体性设计相对欠缺。本文围绕“要素—产业—制度”框架提出的资源转化、产业反哺与制度协同三大关键路径，为解决实践中路径设计的碎片化问题提供了更具整合性与可操作性的思路。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值得未来深入探讨：①类型化与差异化研究。不同生态产品及乡村产业间存在显著异质性，未来需深入探讨二者间的最优匹配模式与具体赋能路径。②数字化赋能的深度融入。数字技术在重塑“要素—产业—制度”协同模式中潜力巨大，其赋能的创新模式与治理机制值得重点关注。③跨区域协同与尺度效应。生态产品的供需通常呈现出跨区域性，未来需加强对跨区域制度协同与产业协作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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