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Economic geography >

2025 , Vol. 45 >Issue 12: 1 - 1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12.001

Impac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Geo-economic Linkages Between RCEP Members and China

  • FENG Yong , 1, 2, 3 ,
  • WANG Deqiang , 1, 2, 3, ※
Expand
  • 1. Faculty of Geograph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mming 650500，Yunnan， China
  • 2. Southwest United Graduate School， Kunming 650092，Yunnan， China
  • 3.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Risk Assessment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mming 650500，Yunn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4-19

  Revised date: 2025-11-12

  Online published: 2026-02-04

Fold

Abstract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a crucial factor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Understanding its effect on geo-economic relations is the path to enhancing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CEP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member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from RCEP members (2008-2023), this study uses the benchmark regress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geo-economic linkages. Results show that: 1) Business environment quality in RCEP members has generally improved, though with fluctuation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countries,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Singapore and Japan consistently ranking at the top level, while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Cambodia and Myanmar, although at the bottom, have shown an upward trend in recent years. 2) Geo-economic linkages have strengthened overall, despite brief declines in 2014 and 2016, and exhibit a spatial pattern similar to tha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3)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boosts geo-economic linkages by enhancing governance, factor supply, human resources, openness, innovation, and public security. 4) Better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strengthen geo-economic linkages, whereas high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industrial similarity inhibit them. Some control variables show no significant impact. These effects are more evident after RCEP's establishment, and in developed, populous, or partner countries. This study offers insights for improving reg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deepening Sino-RCEP cooperation.

Key words： business environment; geoeconomic linkages; trade and investment; population size; development level; impact effect;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Cite this article

FENG Yong , WANG Deqiang . Impac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Geo-economic Linkages Between RCEP Members and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12) : 1 -1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12.001

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区域贸易协定成为各国应对系统性风险、重塑国际经贸规则的有力制度安排[1]。2020年11月，中日韩澳新及东盟十国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区正式形成。RCEP的生效不仅大幅提升了成员国间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程度，更通过规则性开放为成员国间地缘经济联系提供新契机。作为RCEP核心经济体，中国与成员国间经济依存度持续攀升。然而，因各成员国营商环境的差异，深刻影响着中国与其经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因此探究RCEP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影响，可为优化成员国间经济合作模式，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提供决策参考。
营商环境是进行经济活动的综合系统和政府塑造的制度软环境[2-3]，既有研究主要沿其概念内涵、主要构成、测度评估、经济效应及优化路径等展开。其中，营商环境评估是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重要先导，政府和学界均对其评估标准、评估维度、评估主题及评估方法展开广泛探讨[4-6]。201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营商环境评估原则，随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参考世界银行评估体系对我国省域进行考察并生成评估报告，而学界亦从市场、政务、法治及人文等维度对我国省市作了深入分析[7-8]，相关探讨主要聚焦国内省市尺度。经济效应方面，营商环境通过政务质量、服务设施和治安保障等影响市场活力、企业融资及经营绩效等[9-10]。近年，学者逐渐关注营商环境对跨国经济的影响，认为优质的营商环境总体上能促进跨国经济合作，强化区域价值链嵌入深度[11-12]，但因双方合作动机、主体属性及行业敏感度不同而影响各异[13]。基于投资视角以寻求劳动力和战略资产为动机的对外投资，目标国营商环境对发起国的对外投资为促进效应，而以寻求市场和自然资源为动机的对外投资则为负向影响[12,14]；基于贸易视角营商环境对贸易持续期的影响因产品生产地服务设施和开放程度、产品销售地契约法治环境，以及产销双方合同诉讼执行效率和产品异质性契约特征而存在差异，优质的营商环境能在高契约依赖度的产品贸易中降低违约风险，促进贸易持续运行[15]。此外，营商环境是研发创新的重要外部环境，也是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技术复杂度的重要因素[16-17]。
地缘经济作为国家间经济关系的空间投射，是以跨国组织为主要载体、贸易投资为主要手段，融入国家意志的经济关系[18-19]，强调空间邻近性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随着全球生产网络重构与各国经济利益交织，地缘经济联系逐渐突破地理邻近约束，形成基于经济互补性的复杂联系。已有研究涉及内涵解析、要素流动及趋势预测等[20-22]，近年来采用定量方法对地缘经济竞合关系、联系强度及驱动机制分析成为热点[23-24]。其中，以中国为主体视角，地缘经济联系的研究区从周边国家逐渐延伸至世界各地[25-26]，体现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梳理地缘经济、营商环境及其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①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分开探讨营商环境或地缘经济的概念内涵、测度评估、影响效应及优化路径，鲜有将二者进行关联分析。②虽有部分研究涉及对营商环境与跨国经贸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但仅分析营商环境与贸易、投资或出口技术扩散等单一经贸方式的关系，缺乏多维度的综合分析。③研究尺度局限。多数分析限于国别或地区个案层面，未能充分纳入区域经贸合作的规则背景，并在相应尺度框架下系统性地考察二者的内在关联和作用机制。④理论深度不足。目前文献尚未建立营商环境影响地缘经济联系的理论框架，其影响效应更未得到充分阐释，尤其是针对RCEP这一新型区域合作组织的专门研究尤为匮乏。
鉴于此，本文尝试构建营商环境与地缘经济联系的理论关联框架，以求揭示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体系，量化RCEP国家营商环境和地缘经济联系水平，并系统分析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的影响效应。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针对性策略，旨在为深化中国与RCEP国家地缘经济联系提供科学依据，并为跨国经济合作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有益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基于新贸易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区域经济联系不仅受自然条件制约，更受治理质量与服务设施等影响。优质的营商环境通过完善制度供给、降低市场不确定性，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的服务保障[12]。营商环境对跨国经贸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一，通过优化税收政策、市场准入、金融支持和人力保障等途径，降低外资企业运营成本；其二，通过完善法治环境、政务服务和公共治理等途径，提升外商投资安全边际与企业管理效率；其三，通过构建高效服务设施和要素市场等途径，提高跨国资源配置效率与市场预期收益等。以上营商环境要素共同强化双边经贸往来与产业协同，进而增强地缘经济联系。基于此，提出假说1。
假说1：RCEP国家营商环境质量对中国地缘经济联系强度呈正相关。
基于国际投资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本文认为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性。发达国家营商环境优化主要体现为制度环境、创新生态、前沿科技及现代化服务等领域[27]，这些优势有效促进国家间经济联系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发展中国家营商环境改善更多体现为贸易壁垒降低和基础设施完善，进而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要素流动强化经济联系。此外，大城市凭借完善的要素市场、基础设施和政策倾斜等，形成显著的虹吸效应，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形成优势节点，从而放大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的促进效应。基于此，提出假说2。
假说2：RCEP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促进效应存在差异性，该差异性与国家发展水平和地区规模密切相关。
基于地缘经济理论和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本文认为RCEP国家与中国的地缘邻近性为双边经济合作提供了天然优势。空间邻近性能有效降低运输成本、促进要素流动和强化产业关联。同时，部分国家与中国的文化相似性和历史关联性构成了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基础，有效降低跨国合作交流障碍和交易成本，增强双边互信机制。在此背景下，制度安排为跨国经济提供稳定的规则预期，并与非正式制度（文化、历史等）形成互补，共同促进企业深度合作，从而强化地缘经济联系。基于此，提出假说3。
假说3：RCEP国家与中国在空间临近、语言相通等方面的便利，能增强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的正向作用。

2 研究模型与变量选取

2.1 研究模型

结合前文理论分析，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具有重要影响。为实证检验这一影响效应，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begin{array}{l}Geo\_ec{o}_{it}=\alpha +\beta Bus\_en{v}_{it}+\sum \gamma Control{s}_{it}+\\ Year+Count+{\varepsilon}_{it}\end{array}$
式中：i为国家，t为年份，被解释变量$Geo\_ec{o}_{it}$为中国与i国在t年的地缘经济联系；核心解释变量$Bus\_en{v}_{it}$为i国在t年的营商环境质量；α、β、γ为待估系数，β是本文关注重点，反映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的影响效应；Controlsit为控制变量集合；Year和Count分别为时间和国家固定效应；${\varepsilon}_{it}$为随机扰动项。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既有研究从贸易、投资、产业、交通和文旅等[28-30]视角分析地缘经济联系。随着跨国流动经济要素增加，呈现出从单一要素分析向多维综合评估的演进趋势。在地缘经济联系多维架构中，贸易投资构成核心维度，产业联系形成主体内容，促进国家间优势互补[20,31]。交通等基础设施发挥联通纽带作用[32-33]，尽管全球化进程持续推进，但地理距离仍通过运输成本、信息传递和管理费用等方式显著影响地缘经济联系。此外，工程劳务作为融合货物贸易、技术转移与服务输出的综合载体[34]，在地缘经济联系中具有独特价值。基于上述分析，借鉴既有成果[20,29,32,34]，本文构建贸易、投资、工程劳务、产业和交通等综合评价体系（表1）。另需特别说明的是：双边进出口额作为国家间贸易流量，虽能直接反映双边贸易体量和规模，但不足以充分刻画双方贸易联系紧密程度，以及中国对RCEP国家的市场占有程度，故而增加贸易强度指数和HM指数进行补充。采用熵权法确权，以此测度地缘经济联系。
表1 地缘经济联系评价指标体系及其说明

Tab.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geo-economic linkages and its description

目标层 准则层 代码 指标层 指标说明 单位
地缘经济联系 贸易联系 R1 进口额 中国对目标国进口额 万美元
R2 出口额 中国对目标国出口额 万美元
R3 HM指数 中国与目标国HM指数 /
R4 贸易强度指数 中国与目标国贸易强度指数 /
投资联系 R5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中国对目标国直接投资流量 万美元
R6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中国对目标国直接投资存量 万美元
R7 外商直接投资流量 目标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流量 万美元
工程劳务联系 R8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中国对目标国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万美元
R9 对外劳务合作年末在外人数 中国对目标国劳务合作年末在外人数 人
产业联系 R10 产业结构互补性指数 中国与目标国产业结构互补性指数 /
交通联系 R11 海运联通指数 海运联通指数 /
物理距离 R12 首都间距离[20,29] 两国首都间地理距离 km
HM指数：
$H{M}_{ij}=\left({E}_{ij}/{E}_{i}\right)·\left(1-{I}_{ij}/{I}_{j}\right)$
贸易强度指数：
$TI{I}_{ij}=\left({E}_{ij}/{E}_{i}\right)/\left({I}_{j}/{I}_{w}\right)$
产业结构互补性指数：
${V}_{ij}^{t}=\sqrt{{\sum }_{\psi =1}^{k}{X}_{i\psi t}^{2}·{\sum }_{\psi =1}^{k}{X}_{j\psi t}^{2}}/{\sum }_{\psi =1}^{k}\left({X}_{i\psi t}·{X}_{j\psi t}\right)$
式中：Eij为中国对j国出口额；Ei为中国出口总额；Iij为中国从j国进口额；Ij为j国进口总额；Iw为世界进口总额。HM指数值越大，则中国对j国市场出口依赖程度越高；TIIij 值越大，则中国与j国贸易联系越紧密[35-36]；${V}_{ij}^{t}$为t年中国与j国的产业结构互补性指数，其值越大，则两国产业结构互补性越高，双方产业联系倾向性越强；φ为产业部门；k为产业部门总数；Xiφt和Xjφt分别为t年中国和j国在φ产业部门比重。

2.2.2 核心解释变量：营商环境水平

营商环境作为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综合性外部环境，形成与完善主要由政府主导[2-3]。各国政府颁布的营商环境政策文件（如中国2019年《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通过规范市场主体、优化市场环境、完善法治保障和创新监管方式等规则安排，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政策依据和实施路径。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营商环境包含政务、市场、金融、人力、创新、服务、法治及开放等维度[8,37]。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框架，综合现有研究[7,8,37-39]，本文构建了10个维度、42项指标的区域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表2）。在指标选取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①系统性原则，确保指标覆盖营商环境主要方面；②可操作性原则，优先选择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指标；③可得性原则，对缺失数据进行科学处理，并剔除数据缺失严重指标，寻找可替代指标。采用熵权法确权，以此测度营商环境质量。
表2 区域营商环境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其说明

Tab.2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reg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level and its description

目标层 准则层 代码 指标层 指标说明 属性 单位 权重
营
商
环
境
水
平		 政务环境 B1 政治稳定性与非暴乱 政局越稳定，暴力事件越少 + / 0.0104
B2 管制质量 政府对市场管理和促进能力 + / 0.0118
B3 法治制度 社会规则的信任和遵守度 + / 0.0135
B4 政府效能 公共政策和制度的执行力 + / 0.0098
B5 腐败控制 政府清廉情况 + / 0.0167
B6 话语权与问责 公民言论与问责机制 + / 0.0131
市场环境 B7 GDP增速 经济发展潜力 + % 0.0095
B8 人均GDP 经济发展水平 + 美元 0.0339
B9 资本形成率 投资水平和投资活跃程度 + % 0.0142
B10 通货膨胀率 市场物价波动水平 - % 0.0111
B11 最终消费率 国民经济消费比重 + % 0.0093
金融环境 B12 保险与金融服务 保险与金融服务占比情况 + % 0.0324
B13 商业银行服务 每万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拥有量 + 个 0.1012
B14 私营部门国内信贷 私营部门国内信贷占GDP比例 + % 0.0165
B15 证券投资 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资地位和投资情况 + 百万美元 0.0167
要素环境 B16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40] + / 0.0124
B17 人口密度 消费市场潜力 + 人/km² 0.0871
B18 居民收入水平 人均国民总收入 + 美元 0.0333
B19 居民消费水平 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 美元 0.0349
B20 国家总储备 实现国际收支调节和稳定经济的能力 + 百万美元 0.0520
人力环境 B21 用工规模 劳动力数量/总人数 + % 0.0110
B22 劳动力成本 雇员月平均工资 - 美元 0.0108
B23 失业率 就业环境质量 - % 0.0094
B24 人力资本 高等院校入学人口/总人数 + % 0.0209
开放环境 B25 贸易水平 进出口贸易额/GDP + % 0.0242
B26 外商投资 外商投资/GDP + % 0.0292
创新环境 B27 创新人员 每百万人中R&D研究人员 + 人 0.0362
B28 科研产出 科技期刊文章发表情况 + 篇 0.0486
B29 高科技出口 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 + % 0.0176
服务环境 B30 水力供应 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 + m³ 0.0293
B31 电力设施 通电率 + % 0.0055
B32 能源供应 可再生能源消耗占能源消耗比 + % 0.0249
B33 网络设施 百人固定宽带用户数 + 百人/用户数 0.0273
B34 通讯设施 百人固定电话用户数 + 百人/用户数 0.0228
B35 教育投入水平 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例 + % 0.0108
B36 医疗资源 每千人医院床位数 + 床数 0.0381
B37 交通设施 航空货物运输能力 + 106t/ km 0.0469
政策环境 B38 税收负担 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 % 0.0075
B39 财产登记程序 财产登记程序数量 - 项 0.0090
B40 政府购买 公共支出/GDP + % 0.0145
治安环境 B41 恐怖主义形势 国内恐怖主义指数 - / 0.0108
B42 潜在社会威胁 难民数量 - 人 0.0048

2.2.3 控制变量

为全面剖析RCEP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影响，需纳入控制变量以增强研究严谨性与科学性。
①双边政治关系（poli）。近年来GDELT数据库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全球多语种媒体进行实时监测，将国家间互动事件编码为连续变量，并构建语调指数。其能有效捕捉双边政治关系的动态变化，并被广泛用于分析国家间政治关系[41]。
②双边经济关系（indu）。采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推荐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测度[42]。通过比较两国产业结构相似程度，量化评估其经济互补性与经济关系的结构性特征。方法如下：
$Simi\_in{d}_{ij}=\frac{\sum _{k=1}^{n}in{d}_{ik}·in{d}_{jk}}{\sqrt{\left(\sum _{k=1}^{n}in{d}_{ik}^{2}\right)·\left(\sum _{k=1}^{n}in{d}_{jk}^{2}\right)}}$
式中：i与j分别为两个不同的国家；n为产业数；indik和indjk为三产占比。
③双边人文交流（soci）。跨国人文交流通过增强双方理解和信任，对地缘经济联系产生深远影响。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交流、信任与合作。研究表明：孔子学院数量越多，文化交流越频繁，越有利于促进经济联系[43]。
④双边制度距离（inst）。制度环境差异将形成制度距离，从而增加企业信息成本、适应成本和合规成本，并形成制度壁垒。而制度环境相似能降低跨国经营的制度摩擦，提高市场进入效率。选取WGI指标度量[44]。方法如下：
$Dist\_ins{t}_{ij}=\sqrt{\sum _{k=1}^{n}({I}_{ki}-{I}_{kj}{)}^{2}}$
式中：Iki和Ikj分别为目标国和母国在制度维度k的评分，n是制度环境维度数。
⑤城市化水平（urba）。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通常具有更完善的投资环境和政策条件，进而扩大引资规模，提升引资质量。
⑥资源禀赋（endo）。资源能源已成为维系国家间地缘经济联系的关键[45]。采用燃料、矿产、金属出口额占商品总出口额百分比来度量国家资源禀赋[46]。
⑦资源获取程度（acqu）。地缘经济联系往往出于寻求资源的动机，并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采用自然资源租金总额与GDP比值度量资源可获取程度和对资源的依赖度[20]。

3 数据来源

数据均来源于国际贸易中心（https://www.intracen.org/）、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https://unctad.org/）、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www.worldbank.or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https://www.imf.org/）、国际劳工组织（http://www.ilo.org/）、东南亚国家联盟官网（http://www.asean.org/）、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http://data.uis.unesco.org/Index.aspx）、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Peace， www.visionofhumanity.org/）、贸易经济学网站（trading economics.com）、GDELT（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Language and Tone）数据库、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难民救济与工程局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东盟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孔子学院官网。另有部分缺失或不足的数据采用相邻年份线性插值法或均值法计算。为确保数据的稳健性，将相关变量进行对数转换的无量纲处理。

4 结果与分析

4.1 区域营商环境水平变化特征

4.1.1 营商环境水平时序变化

2008—2023年，RCEP国家营商环境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伴随阶段性波动（图1a）。从长期看，市场驱动、国内改革、规则引领与外部环境共同推动质量提升。各国为把握发展机遇，推进市场改革与政策调整，随着制度质量与治理能力提升，逐步实现与国际规则接轨，形成制度优化的累积效应。同时，区域一体化带来的协同效应、竞争压力与战略需求，亦为营商环境改善提供持续外部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多国基于经济形势调整政策，通过简化审批、放宽准入、完善金融与服务环境、提高政务和政策效率，以及优化税收和外资政策等推动市场化改革，营商环境总体提升。然而部分时段出现轻度回落，可能源于规则适应性问题和外部冲击影响。2011年后，部分国家推进数字化转型等结构性改革，面临初期适应成本问题；欧美债务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加剧贸易投资波动，导致部分国家加强贸易管制与外资政策调整，影响营商环境稳定性。2017年美联储缩表计划引发国际资本流动逆转，加剧高债务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运营成本；美国退出TPP并启动301调查，冲击多边贸易规则体系，部分国家为防范产业风险临时修订贸易法规，导致经贸便利度下降，并引发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衍生影响。2021年新冠疫情波及全球，世界经济形势恶化，对各国营商环境造成负面冲击。RCEP国家营商环境演变印证了制度变迁理论中“长期改善、短期波动”的基本规律，为理解其动态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
图1 总体营商环境水平变化(a)和各国营商环境均值(b)

Fig.1 Changes in overall business environment level (a) and mean value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countries (b)

4.1.2 营商环境空间格局

限于篇幅，仅展示研究期内各国营商环境评分均值（图1b）。此外，为便于比较起止时间和发展过程的动态格局，等间隔选取2008、2013、2018和2023年4个时间断面（下文地缘经济同），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其划分为4个梯度（图2）。具体如下：①新加坡、日本稳居第一梯度，呈现市场制度成熟型特征。其优势源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高效的行政体系、健全的法治环境以及发达的物流体系与创新生态等，共同构成了营商环境的核心竞争力。②韩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第一、二梯度间波动。这些国家政策环境相对稳定，凭借较高行的政效率与发展模式维持了较好的营商环境质量，但在政务质量、市场环境、法治保障与服务能力等方面与新加坡、日本存在差距，在应对复杂经济形势时可能面临诸多挑战，调整能力有限而导致评分出现波动。③文莱、马来西亚与泰国在第二、三梯度间变动，呈现转型发展模式特征。其营商环境受中等收入陷阱制约，在经济实力、市场规模、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法治水平与行政效能等方面与高梯度国家存在明显差距。④越南稳定于第三梯度；印度尼西亚、老挝与菲律宾在第三、四梯度间波动；缅甸与柬埔寨则持续处于第四梯度。这些国家普遍面临制度保障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经济水平较低与政策连续性欠缺等挑战，部分国家虽推进市场改革，但整体质量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图2 国别营商环境水平变化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666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图4同。

Fig.2 Changes in business environment levels of countries

研究期内，多数国家营商环境评分呈上升趋势，仅日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少数国家出现下降。各国营商环境质量呈显著的梯度分异，此差异由制度质量、政务效能、法治水平、市场活力、服务能力及人文环境等共同塑造，为理解区域经济治理的差异性提供重要依据。

4.2 地缘经济联系时空演变特征

4.2.1 地缘经济联系时序演变

2008—2023年，中国与RCEP国家地缘经济联系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图3a）。长期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价值链整合等因素持续强化双边经济互动。具体表现为：自贸协定有效降低规则性交易成本，国家间经贸合作增加；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要素流动效率，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与区域价值链深度融合。此外，双方经济结构互补性（如：中国在制造业和基建等方面的特长与东南亚国家在能源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等方面的优势相结合）形成稳定的合作基础，促使RCEP国家不同程度地加强与中国的地缘经济联系。然而，2014与2016年出现短期回落。这可能主要受同期国际系统性风险与地区地缘政治事件影响：2014年俄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地缘政治博弈、国际油价暴跌及埃博拉疫情等系统性风险，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进而对中国与RCEP国家地缘经济联系造成负面影响；2016年南海事件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等地缘政治因素的发酵，对部分国家经济合作形成扰动。上述演变印证了中国与RCEP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具有韧性与脆弱性的双重特征：尽管规则性安排与经济互补性奠定长期稳定基础，但外部冲击仍可引发短期波动。
图3 中国与RCEP总体地缘经济联系变化(a)和各国均值变化(b)

Fig.3 Changes in overall geo-economic linkages between China and RCEP members (a) and mean value of countries (b)

4.2.2 地缘经济联系空间格局

限于篇幅，仅展示研究期内地缘经济联系评分均值（图3b），并选取2008、2013、2018和2023年4个时间断面，基于自然断点法划分为4个梯度（图4）。具体如下：①新加坡、日本均为第一梯度。新加坡凭借全球金融中心和航运枢纽地位，在贸易、投资、金融和工程劳务等领域与中国形成多方位合作；日本则依托技术密集型产业优势，与中国构建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产业链互补性强。此外，两国与中国文化相似性亦为合作提供便利。②韩国在第一、二梯度间波动。韩在制造业领域与中国形成互补，有效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和产业链协作。然而其高度外向型经济模式对全球波动较为敏感，部分年份受价值链扰动影响采取防御性政策，导致中韩经贸强度阶段性减弱。反映出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双重性：既通过专业化分工获取竞争优势，又受制于外部冲击的敏感性特征。③澳大利亚稳定处于第二梯度，呈现典型的强贸易—弱投资特征，澳方既依赖资源出口维持经济联系，又通过制度屏障防范依赖风险。即资源禀赋驱动的贸易互补性强，但战略物资去风险化和基础设施政治化审查等政策形成制度壁垒，制约双边经贸深化。④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处于第二、三梯度间波动。这些国家通过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增长，但产业基础薄弱导致对华关系呈竞争与互补并存的复杂关系，即劳动密集型领域存在同质竞争，高端制造领域则形成垂直协作，使双边经济联系呈动态演变。⑤柬埔寨与泰国处于第三梯度。两国以农业、旅游与低端制造业为主，对华合作集中于初级产品贸易、跨境旅游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基于此类要素禀赋差异的互补模式合作领域和深度有限。⑥文莱、老挝、菲律宾与缅甸在第三、四梯度间波动。文莱油气资源依赖型的经济结构导致产业多元化程度较低；老挝、菲律宾与缅甸受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制约，现代化进程缓慢。这些国家与中国地缘经济联系以初级产品、能源资源与基建投融资合作为主，规模与层次尚待加强。⑦新西兰持续处于第四梯度。虽为发达经济体，但其经济高度依赖外贸、旅游与农牧业，在诸多领域与中国存在同质竞争，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业互补性不足，加之经济体量有限，合作空间整体受限。
图4 中国与成员国地缘经济联系的变化

Fig.4 Changes in geo-economic linkages between China and RCEP members

研究期内，多数国家与中国地缘经济联系呈上升趋势，以东盟发展中国家为主，反映出区域生产网络重构的积极效应；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与缅甸等少数国家联系减弱，以发达国家为主，其变化或与地缘战略调整及经济政策转向相关。

4.3 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的影响效应

4.3.1 基准回归分析

第一，为初步验证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的基础性影响效应，首先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图5）。结果显示：y=0.588x+0.150，R2=0.5705。表明：①营商环境改善对地缘经济联系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评分每提升1个单位，地缘经济联系平均增加0.588个单位。②截距项显著为正，说明即使营商环境评分为0，仍存在基础水平的地缘经济联系，这可能源于地理邻近性、历史合作，或其他非营商环境因素的支撑。③R²值显示营商环境变量可解释57.05%的地缘经济联系变异，既确认了营商环境是促进地缘经济联系的重要但非唯一因素，也表明需引入其他控制变量以提高模型解释力，为后续回归分析提供理论基础。
图5 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Fig.5 Results of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第二，模型扩展分析。为进一步验证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影响效应的可靠性，引入2.2.3部分控制变量，并采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构建前，首先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确认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White检验和Breusch-Pagan检验排除异方差性影响。其次，基于Hausman检验（P值为0.000）结果，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的回归结果

Tab.3 Regression result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geo-economic linkages

变量 （1） （2） （3） （4） （5）
Bus_env 0.620*** 1.292*** 0.377** 1.310*** 0.412**
poli 0.032 0.153*** 0.046 0.167***
indu 3.512 -5.840*** 3.721 -5.948***
soci -0.390*** -0.019 -0.395*** -0.064
inst -0.254 -0.491** -0.238 -0.433*
urba -2.681*** -1.062 -2.798*** -0.918
endo 0.643*** -0.306*** 0.643*** -0.282**
acqu -0.776*** -0.193** -0.770*** -0.153*
常数项 0.059 -0.218 2.184*** -0.257 2.139***

注：为节省版面，标准误未显示；*、**、***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表4、表5同。

回归表明：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是否控制时间和个体效应，营商环境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正（0.377，1.310），表明RCEP国家营商环境优化对中国地缘经济联系具有显著促进效应，验证了假说1。
具体而言：①表3列（1）未引入控制变量，但控制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后，营商环境回归系数为0.620，在1%水平上显著。②表3列（2）引入控制变量，但不考虑时间和国家固定效应，营商环境回归系数为1.292，在1%水平上显著。③表3列（3）（4）引入控制变量，分别仅控制国家或时间固定效应后，营商环境回归系数分别为0.377和1.310，均在1%或5%水平上显著。④表3列（5）引入控制变量，同时控制国家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后，营商环境回归系数为0.412，在5%水平上显著，进一步证实RCEP国家营商环境优化显著促进中国地缘经济联系。该结果的可能原因是营商环境优化通过多种渠道促进地缘经济联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贸易投资吸引力；削减市场准入壁垒，提升商品与服务流动性；优化政务环境、税收政策与服务设施，降低企业运营风险，完善要素配置并强化经济互补性等。⑤从控制变量来看，在控制国家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后，双边政治关系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双边制度距离、产业结构相似度、自然资源禀赋和资源获取程度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反映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促进或抑制地缘经济联系，而双边人文交流和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效应目前尚未显现。综上所述，营商环境回归系数在不同设定中均显著为正，充分表明RCEP国家营商环境优化对中国地缘经济联系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该结论为RCEP框架下区域经济合作提供重要政策依据：优化营商环境应成为深化地缘经济联系的重要着力点。
地缘经济多方面受营商环境显著影响。分别以营商环境、地缘经济联系各子维度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表4）。具体来看：①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制约工程劳务联系；政务和创新环境促进贸易投资，制约产业联系；市场环境促进贸易投资，制约产业及工程劳务联系；金融环境促进贸易联系；要素和开放环境促进贸易、投资及工程劳务联系；人力环境促进工程劳务，制约产业联系；服务环境促进产业，制约贸易及工程劳务联系；政策环境促进投资产业，制约工程劳务联系；治安环境促进贸易和投资联系。②政务、要素、人力、开放、创新和治安环境促进地缘经济联系，服务环境形成制约，而市场、金融及政策环境影响效应尚未体现。尽管程度不同，但营商环境各维度相辅相成，综合促进地缘经济联系。
表4 营商环境与地缘经济联系子系统回归分析

Tab.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geo-economic linkage subsystems

营商环境 政务 市场 金融 要素 人力 开放 创新 服务 政策 治安
贸易联系 1.050*** 0.216** 0.205*** 0.196* 1.153*** 0.168 0.036*** 0.767*** -0.197* 0.019 0.082**
投资联系 0.854*** 0.340** 0.086* -0.053 1.728*** 0.339 0.086*** 0.325*** -0.101 0.136** 0.078*
工程劳务 -0.478* -0.049 -0.149*** -0.094 1.475*** 0.589*** 0.020* 0.037 -0.472*** -0.143** -0.024
产业联系 -0.000 -0.005* -0.002** 0.000 -0.004 -0.011** 0.003 -0.007*** 0.007** 0.002** 0.001
地缘经济 0.412** 0.135** 0.020 -0.026 1.632*** 0.249* 0.042** 0.299*** -0.297*** 0.022 0.039**
表5 异质性分析

Tab.5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变量 （1） （2） （3） （4） （5） （6） （7） （8）
RCEP成立前后 发展水平 人口规模 伙伴关系
成立前 成立后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人口大国 非人口大国 伙伴国 非伙伴国
Bus_env 1.252*** 1.357** 2.938*** 0.606*** 0.522** 0.198 0.989*** 0.25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5.862** 0.429 -2.463 1.304*** 0.426 3.183*** 1.345*** -0.107
特别说明，交通具有承载贸易投资及工程劳务等地缘经济要素流动的属性，但因难以获取长时间序列的交通流量数据，且首都间距恒定，故而本部分未纳入检验。

4.3.2 内生性检验

为缓解营商环境与地缘经济联系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问题，即地缘经济联系较强的国家更易改善其营商环境，本文需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加以控制。参考路晓蒙的研究[47]，选取滞后一期的营商环境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分析。利用F统计量检验工具变量选取科学性，弱识别检验显示，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结果为61.29>10.00，表明工具变量选取有效。结果表明：在控制营商环境的滞后项后，其对地缘经济联系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0.369，在1%水平上显著），进一步证实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4.3.3 异质性分析

鉴于RCEP成员国间的显著差异，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营商环境对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促进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表5）。
①RCEP协定成立前后异质性。结果显示：协定成立前后营商环境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成立后回归系数略高于成立前[表5列（1）（2）]，表明RCEP生效后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原因可能为：作为RCEP核心经济体，中国在区域中具备枢纽地位与节点功能。RCEP通过规则性开放为成员国间地缘经济联系提供新契机，显著提升了区域经贸合作的自由化与便利化程度。
②发展水平异质性。依据2024年联合国分类标准，将样本划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类国家营商环境系数均显著为正[表5列（3）（4）]，但发达国家促进作用优于发展中国家。验证了假说2—RCEP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影响存在发展水平异质性。原因可能为：发达国家法治环境完善与行政效率较高，有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发达国家市场规模与需求层次为经贸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空间；发达国家创新优势与技术外溢效应有助于增强产业互补性；发达国家完善的基础设施与物流体系进一步提升了经贸便利化程度。
③人口规模异质性。基于成员国人口均值[48]，将样本划分为人口大国与非人口大国进行分析：人口大国系数显著为正[表5列（5）]，而非人口大国系数虽为正却不显著[表5列（6）]，表明人口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说2—RCEP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影响存在地区规模异质性。原因可能为：人口大国凭借人力资本、市场规模、劳动力数量及成本优势，有助于降低跨国企业运营成本、提升预期收益，从而增强跨国经贸合作意愿；其庞大人口基数和多样化市场需求推动跨国商品贸易与区域技术创新集群形成。此外，人口大国更易吸引以低劳动成本为导向的外商投资，FDI存量印证其为区域投资枢纽的地位；其凭借政策环境、基础设施和风险抵御力等优势，有助于形成更强的集聚效应，并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成为优势节点。
④伙伴关系异质性。借鉴申明浩等的研究[49]，基于CEPII数据库，将与中国陆上接壤或有共同主要语言的国家界定为伙伴国进行分析：伙伴国家营商环境系数显著为正[表5列（7）]，表明伙伴关系显著增强营商环境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说3—RCEP国家与中国在地理邻近性和语言相通性方面的优势能强化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的正向影响。原因可能为：接壤或语言相通有助于降低交通与交流成本，减少商业纠纷，提升经贸合作的协调效率，对双边经济互动产生积极效应。非伙伴国家营商环境系数为0.253，在10%水平上显著[表5列（8）]，说明其营商环境改善仍有助于促进与中国的地缘经济联系，但效应弱于伙伴国家，可能受文化差异与地理距离等因素制约。
异质性分析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进一步支持了研究假说的稳健性。然而，回归系数差异表明：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的促进效应，受RCEP是否生效、成员发展国水平、人口规模及伙伴关系等作用而呈现显著的异质特征。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RCEP成员国面板数据，运用基准回归模型系统考察营商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的影响效应，主要结论如下：①营商环境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仅日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国出现下降。其长期改善得益于市场驱动、国内改革、规则引领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而短期波动则源于内部结构调整与外部冲击。各国营商环境呈梯度分异特征：新加坡、日本持续领先；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表现良好；东南亚新兴经济体虽起点较低，但通过改革展现出上升势头。差异主要源于制度质量、政务效率、法治水平、市场活力、服务设施及人文环境等因素。②地缘经济联系总体趋于强化，仅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与缅甸有所减弱。尽管地缘政治风险与全球经济波动带来短期扰动，但“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价值链整合等因素推动其长期增强。国别差异显著：日本、新加坡等国凭借制度优势与产业互补性保持深度合作；东盟新兴经济体通过产业优化与制度型开放实现联系强化；新西兰等国受限于经济体量与产业单一性，合作程度有限。地缘经济联系由经济结构、政策导向、历史路径及国家战略等共同塑造。③在不同模型设定与控制条件下，营商环境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其优化能显著增强中国地缘经济联系，该结论经内生性检验保持稳健。尽管程度不同，但地缘经济联系多维度受营商环境子系统影响。其中：政务、要素、人力、开放、创新和治安环境对地缘经济联系具有促进作用，服务环境形成制约，而市场、金融和政策环境影响未达显著水平。④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强化地缘经济联系，制度距离、产业同构、资源禀赋与资源可获取程度形成抑制，而人文交流和城市化水平影响效应则尚未显现。⑤营商环境促进效应在RCEP成立后、发达国家、人口大国及伙伴国家更显著，反映出区域规则、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与双边关系等因素的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①制度协同优化路径。构建RCEP营商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建立涵盖行政审批、市场准入、要素流动和产业安全的四维监测体系与风险防控框架；重点推进数字贸易规则和绿色金融标准等前沿领域规则衔接，动态调整成员国间合作重点；设立政策调整缓冲期和补偿性贸易安排等风险对冲工具，健全双边贸易投资保护协定。完善区域治理架构。成立RCEP营商环境协调委员会和贸易标准共建制度，推动跨境商事制度和标准互认；强化政治互信建设，构建“高层磋商+专家工作组”双轨对话机制，建立包含协商、调解和仲裁在内的多元争端解决体系。②实行梯度化合作策略。与高梯度或发达国家（新、日等）的合作：深化前沿领域经贸规则对接；推进数字贸易和绿色产品等标准互认；共建科技创新联合体，强化高端制造业供应链弹性。与中梯度国家（马、泰等）的合作：着力产能—基建协同，优化跨境产业园区布局，提升交通物流网络效率，完善区域生产网络。与低梯度国家（缅、柬、老等）的合作：健全投资保障机制；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化区域供应链节点功能。此外，依据市场规模优化产业布局，强化与人口大国产能合作，共建全产业链集群，而与人口小国则聚焦于细分领域，优化特色产业专项合作。适度强化与伙伴国的合作深度，推进边境经济区建设和跨境语言服务支持，同时提升与非伙伴国的合作空间，注重构建多层次伙伴关系网络，加强文化距离弥合与优化物流通道布局。
在RECP成立背景下，探究成员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虽在揭示其影响机制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以下局限：①虽对RECP成立前后进行了分时段探讨，但成立后受回归模型对样本量的限制，主要聚焦于短期影响，缺乏长期效应的深入探讨，未来可采用更合适的方法进行拓展。②碍于数据限制，对地缘经济联系的测度未能纳入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等指标，因而在全面刻画RCEP国家间复合依赖关系时尚存不足。后续工作可致力于相关数据的构建与整合，以弥补此方面缺憾。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张天顶, 龚同. 全球化力量重塑区域主义: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形成[J]. 世界经济研究, 2022(7):18-31.

[2]
牛志伟, 许晨曦, 武瑛. 营商环境优化、人力资本效应与企业劳动生产率[J]. 管理世界, 2023, 39(2):83-100.

[3]
杜运周, 刘秋辰, 陈凯薇, 等. 营商环境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多元模式:基于复杂系统观的组态分析[J]. 管理世界, 2022, 38(9):127-145.

[4]
李志军, 张世国, 牛志伟, 等.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的理论逻辑、比较分析及对策建议[J]. 管理世界, 2021, 37(5):98-112.

[5]
Martin C, Andrius S, Anna K, et al. Business environment quality index in the SME segment[J]. Journal of Competitiveness, 2018, 10(2):21-40.

[6]
Xu L C. The effect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s on development:Surveying new firm-level evidence[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 26(2):310-340.

DOI

[7]
张三保, 康璧成, 张志学. 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量化分析[J]. 经济管理, 2020, 42(4):5-19.

[8]
李志军. 我国城市营商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南北差异分析[J]. 改革, 2022(2):36-47.

[9]
Jiaxin L, Yunzhou D, Ning S, et al. Ecosystems of doing business and living standards:A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 cities[J].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2024, 18(5):1302-1323.

DOI

[10]
Zhong Z Q, Chen Z G. Business environment,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Influences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J]. Management Decision, 2023, 61(8):2413-2441.

DOI

[11]
杨志勇, 文丰安. 优化营商环境的价值、难点与策略[J]. 改革, 2018(10):5-13.

[12]
周超, 刘夏, 辜转. 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10):143-152.

[13]
Jayasuriya D. Improvements in the World Bank's ease of doing business rankings:Do they translate into great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low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1, 24(3):430-441.

[14]
蒋冠宏, 蒋殿春.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东道国制度重要吗?[J]. 管理世界, 2012(11):45-56.

[15]
张龑, 孙浦阳. 双边营商环境、契约依赖和贸易持续期——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 财经研究, 2016, 42(4):49-60.

[16]
毛其淋, 方森辉. 创新驱动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8(2):1-24.

[17]
戴翔, 金碚. 产品内分工、制度质量与出口技术复杂度[J]. 经济研究, 2014, 49(7):4-17.

[18]
Haroche Pierre. Geoeconomic power Europe:When global power competition drives EU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24, 62(4):938-954.

DOI

[19]
杨文龙, 杜德斌, 刘承良, 等.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内部机制[J]. 地理学报, 2016, 71(6):956-969.

DOI

[20]
党琴, 胡伟, 葛岳静, 等. 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20, 75(10):2061-2075.

DOI

[21]
Wei H, Yuejing G, Zhiding H, et al. Geo-Economic linka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their typ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2, 19(19):12946-12946.

DOI

[22]
Csurgai G.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geoeconomics in power rivalr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Geopolitics, 2017, 23(1):38-46.

DOI

[23]
Chen Lushan. Complementarity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Indian textile enterprises[J]. Academic Journal of Business&Management, 2023, 5(27):165-169.

[24]
王淑芳, 周俊, 孟广文, 等. “一带一路”地缘经济的研究现状与热点——基于文献计量法和知识图谱分析[J]. 经济地理, 2020, 40(12):1-11.

DOI

[25]
牛福长, 胡志丁, 王学文. 中国和印度对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权力时空演化[J]. 经济地理, 2021, 41(6):1-11.

DOI

[26]
马腾, 李一杰, 潘娴, 等. 中、美、俄与中东欧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时空演变[J]. 经济地理, 2022, 42(6):1-12.

DOI

[27]
Jasinski H A. Barriers for technology transfer:The case of a country in transition[J].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 China, 2009, 4(2):119-131.

DOI

[28]
马腾, 葛岳静, 黄宇, 等. 基于流量数据的中美两国与东北亚地缘经济关系研究[J]. 地理学报, 2020, 75(10):2076-2091.

DOI

[29]
胡伟, 于书洋, 葛岳静, 等. 中俄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4, 44(5):1-11.

DOI

[30]
贺灿飞, 余昌达. 多维邻近性、贸易壁垒与中国——世界市场的产业联系动态演化[J]. 地理学报, 2022, 77(2):275-294.

DOI

[31]
Chandra P. Impact of temporary trade barriers: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6, 38(4):24-48.

DOI

[32]
王鑫静, 姜炎鹏, 马仁锋. 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演化与态势评估[J]. 地理研究, 2022, 41(3):681-697.

DOI

[33]
Mary M, Tani S, Elliott P, et al. Surplus precaritization:Supply chain capitalism and the geoeconomics of hope in Myanmar's borderlands[J]. Political Geography, 2022, 95:102561.

DOI

[34]
刘志高, 薛嘉顺, 王涛, 等. 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时空演变过程与影响机制[J]. 地理研究, 2020, 39(12):2669-2684.

DOI

[35]
Seung J K. South Korea's trade intensity with ASEAN countries and its changes over tim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Business Research Papers, 2012, 8(4):63-79.

[36]
张巧玲, 王淑芳, 黄宇. 中印在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缘经济格局对比研究[J]. 人文地理, 2024, 39(02):113-123.

[37]
姚博, 刘婕, 魏玮, 等. 营商环境、进入壁垒与企业定价能力[J]. 经济学动态, 2024(4):92-111.

[38]
杜运周, 孙宁, 刘秋辰. 运用混合方法发展和分析复杂中介模型——以营商环境促进创新活力,协同新质生产力和“就业优先”为例[J]. 管理世界, 2024, 40(6):217-237.

[39]
孙群力, 陈海林. 我国地区营商环境的决定因素、影响效应和评价指数——基于MIMIC模型的研究[J]. 财政研究, 2020(6):105-120.

[40]
Zhang J K.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green growth[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4, 32(12):2423-2441.

DOI

[41]
李萌, 袁文, 袁武, 等. 基于新闻大数据的北极地区地缘关系研究[J]. 地理学报, 2021, 76(5):1090-1104.

DOI

[42]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World Industry Since 1960:Progress and Prospects[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79.

[43]
康继军, 张梦珂, 黎静. 孔子学院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5(5):1-17.

[44]
杜江, 宋跃刚. 制度距离、要素禀赋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14(12):47-52.

[45]
Masoudi S M, Ezzati E, Rashidnejad-Omran N, et al. Geoeconomics of fluorspar as strategic and critical mineral in Iran[J]. Resources Policy, 2017, 52:100-106.

DOI

[46]
张建红, 姜建刚. 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12):133-155.

[47]
路晓蒙, 王一冰, 吴卫星. 传统投资顾问和智能投资顾问:替代还是互补?[J]. 管理世界, 2023, 39(10):74-98.

[48]
井钦磊, 林琛, 章文光. 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了吗?——基于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J]. 改革, 2025(2):132-146.

[49]
申明浩, 谭伟杰, 唐丹玲. 南海地缘经济合作的贸易促进效应研究——来自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证据[J]. 国际经贸探索, 2023, 39(6):20-34.

Options
Outlin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