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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11: 262 - 27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11.026

Generative Mechanism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Pathways of "Sheltered-Type" Landscape Space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chema

  • ZHANG Ni ,
  • WU Xixi ,
  • ZHU L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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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Art，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9-26

  Revised date: 2025-03-21

  Online published: 2025-12-23

Fold

Abstract

The "sheltered-type" landscape space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refer to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s designed primarily for self-concealment, risk avoidance, and threat prevention. The essence of this type of landscape is not merely a spatialized response to collective security needs, but also a cultural translation strategy for addressing existential anxiety. While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s of villages across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display heterogeneity, the underlying spatial schema structures exhibit commonalities. This study employs a spatial schema methodology, integrating perspectives from philosophy, design,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to explore the common schema structure inherent in the landscape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On one hand, the study constructs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sheltered-type" landscape spaces, which is shaped through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logical schema of "community clustering", "harmony prioritization", "awareness of potential threats" and the context schema of "geographic diversity" and "richness of social interactions". This interplay gives rise to a "ring-like structure", unveiling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foundational cultural roots and diverse external manifestations. On the other hahnd, addressing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con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s, the study takes examples from Han, Tibetan, Tujia, Yao, Dong, and Dai ethnic groups to establish a "point-line-plane-volume" framework. It proposes preservation pathways characterized by "horizontal enclosure" and "vertical separation". By analyzing the spatializ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multiethnic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tudy benefits to enhance cultural subjectivity, strengthen ethnic identit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ndigenous preservation of this type of landscape heritage.

Key words： landscape heritage preservation; spatial schema;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s; the sense of community; the pattern of the unity of the diverse Chinese ethnics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Ni , WU Xixi , ZHU Li . Generative Mechanism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Pathways of "Sheltered-Type" Landscape Space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chem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11) : 262 -27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11.026

康德思辨的“先验图式论”（Schema Theory）强调“图式”是一种统合纯粹理念与感性直观的中介[1]。皮亚杰所构建的“发生认识理论”（Genetic Epistemology），进一步明晰了“图式”作为一种认知结构的基本单元[2]，在人类与环境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能动作用。本文运用图式理论，对中国传统村落“蔽护型”景观空间图式展开研究。一方面，传统村落景观遗产镌刻着人类行为轨迹与历史脉络，蕴含了民族信仰、价值观念、习俗文化的等内涵，是承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基因库。更为关键的是，此类型景观是“先验图式”在人类实践活动和认知环节中进行空间化呈现的代表性产物，它不仅是人类基本追求生存福祉的直观体现，也是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哲学观念等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下的结晶。
既有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传统村落防御空间的“历史—地理”背景、营造方法和空间功能性，多着墨于空间防御的技术策略或其形成的语境背景。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跨省交界处的地区性防御空间研究[3-4]，又或者针对某一类防御型村落或建筑遗存的时空演变及其分布格局展开探讨[5-6]，还有部分文献专注于量化对比传统村落空间的防御性指标[7-8]。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防御”的物质层面，而本文认为，我国传统村落“蔽护型”景观的营造目的并非纯粹意义上的“防御”，而是一种具有文化特质的空间策略，是中华民族沉稳内敛性格和光而不耀哲学观的空间化表达。在本体论层面，“蔽护型”景观本质上具有鲜明的民族属性，它通过文化策略隐性地形成非对抗性空间缓冲，是伦理秩序冲突的润滑剂。而防御型景观主要依靠显性对抗界面这一手段，充当保护空间资源的工具。在行为范式上，以“预防危险”和“掩护自身”为导向的“蔽护型”景观更强调延迟冲突，而防御型景观则偏向即时反击行为，两者存在人类学意义上的根本差异。在空间图式结构上，防御型景观更依赖“空间威慑”，而“蔽护型”景观的核心在于“空间消解”。后者通过空间文化编码实现非暴力管控。
尽管我国不同传统村落“蔽护型”景观在空间表征上各具特色，但各地方族群所营造的“蔽护型”景观结构中，仍旧能够洞察到远超于表层肌理的内在共通性，这源于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之间始终保持稳定状态的民族文化根性。然而，“蔽护型”景观在相关空间类型的探讨中几乎缺失，更鲜有研究立足于深层哲学观念、民族个性和文化逻辑，探讨中华民族在面对空间生存问题时所展露的蔽护性特质，而这种深层原型结构所呈现出的共性正是中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标志性象征，构成了理论创新的支点。本文首先挖掘中国传统村落“蔽护型”景观的生成机制，其形成的驱动一方面源于“聚族而居”“以和为贵”和“居安思危”的逻辑图式，另一方面还受到“地理环境多样性”和“社会交往方式丰富性”所构成的情景图式的约束。其研究视域超越了工具理性主义和地理决定论的片面性，揭示了此类景观是生存需求与意义生产的统一体。再者，通过跨地域、跨民族的案例分析，挖掘这类景观遗产中所展现的共同体文化基因之间的同构关系。从景观风貌、景观格局、景观节点等方面出发，构建了“点—线—面—体”的研究框架，并提出了“水平的层级围合”与“垂直的错层剥离”双向度的村落“蔽护型”景观遗产保护路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超越当下遗产保护中“重效率，轻人文”的困境，对地域的人文生态保护有着积极助力；而且有利于留存民族共有共享的空间符号，巩固民族文化主体性，强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背景下的共同体意识。

1 研究背景

国内外关于空间图式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环境心理学、空间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等领域。皮亚杰、阿恩海姆等强调“图式”（Schema）是一种可重复且有组织的认知结构[9]。原广司进而提出“空间图式论”（Theory of Spatial Schema），强调其形成受到逻辑图式和情景图式的影响[10]。村落的空间实践活动镶嵌于村落空间图式中[11]，当各族群之间的认知结构越趋于一致，空间图式之间的集体链接能力越强，进一步意味着空间概念的跨情境传播和跨地域呈现更具普适性。因此，一种相对稳定的空间图式是维持村落空间和谐秩序的深层基础。
保护与活化传统村落景观遗产实质上也是推动空间图式迭代的过程[12]。以往研究主要从语义体系、结构嵌套等视角，对村落的空间类型、形态演变、图式语言等展开分析，侧重于挖掘村落空间结构所蕴含的感知意象、认知路径、层级网络等内容。一方面，Wang等基于类型学与图式理论，对比了台湾、福建、广东、北京等地域的村落空间形制，提出从故乡带到新土地的是空间图式而非物理形式，并进一步追溯到跨地域的传统村落空间图式在许多方面来自同一根源[13]；Liao等探讨了中国历史城镇的景观空间图式，指出不同地域的村落空间在轴线性、可理解度、协调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相似性[14]。另一方面，王云才将景观的语言、模式语言和图式方法相融合，构建了“景观图式语言”的理论框架，弥补了模式语言在挖掘空间尺度和空间生成机理等方面的不足，为保护与传承地方性文化景观提供了多维度的研究思路[15]；张兵华等进一步构建了以图式单元为节点、感知路径为“语义链”的村落网状空间嵌套认知模型，揭示了多维尺度下的村落空间结构中共同存在一种图式层级的拓扑一致性[16]；窦银娣、毕秋月等针对村落公共空间构建“字—词—词组”的景观图式语汇体系，该体系将复杂的村落空间单元抽象化，并通过图式结构提炼内在的空间感知意象[17-18]。
近五年的研究常借助“眺望—庇护”（Prospect and refuge）、“防御空间”（CPTED）、“空间句法”（Space syntax）等理论，对形成其景观的历史脉络及其空间特征展开探索。研究表明，传统村落“蔽护型”景观是一种为村落空间安全而设计的、极具中国文化特征的景观，其通过物质层级的防卫系统和精神层级的安全意象为居住者提供了庇护空间[19]。与“防御型”景观不同，“蔽护型”景观更侧重于“防护”，其重点和目的并不在于侵略和斗争，而是为了始终保持自身被庇护的状态[20]。Jia等基于空间句法，发掘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村落防御性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汉族文化共通的空间秩序，主要在危险空间、被动防御空间和主动防御空间三种类型中存在共性[21]；Jia等研究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原型，指出村落的“向心性图式”不仅来自传统社会在权力象征、政治统治和风水等方面的需求，还是一种以“集体记忆”为基础的空间防御结构[22]。
目前，国内外对传统村落空间图式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理、建筑、文化遗产等学科领域，运用交叉学科的系统性研究较为匮乏。现有成果多从历史变迁、空间肌理、人地关系等视角，探讨空间图式的“历时性”演变与“共时性”结构。虽有研究从空间图式语言的视域出发，分析了地域空间图式与心理感知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尚未深入挖掘促成这类村落景观背后的民族价值观、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情感等。在方法论上，虽有研究尝试构建空间图式数学模型以直观展现空间物质形态所赖以生成的社会关系与环境要素，但大多基于“行为—空间”范式的建筑学视角，又或是“空间—环境”范式的地理学视角，将类型学和图式理论相结合，对村落景观空间属性及其结构类型展开甄别与归类。具体至“蔽护型”景观空间图式，既有研究多限于特定地域的个案探索，又或是针对特定几个民族村落之间的空间图式对比，更鲜少有研究从上位概念（属概念）层面，结合哲学、设计学、文化心理学等跨学科视角，将动线、节点、布局等具体的空间子结构归类至母结构中，挖掘空间图式结构的类同性特质，拓展此类景观遗产保护的理论外延。
综上可见，相关文献对于传统村落“蔽护型”景观空间图式的探讨仍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尤其是立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背景下，从跨地域、跨民族的研究视角对此类景观空间图式共通性与民族文化根性的关联性研究几近空白。基于此，本文以其为研究重点，深入剖析多类型民族村落“蔽护型”景观的空间图式生成机制，揭示民族文化心理与空间呈现之间的关系，并针对性地提出结构化的景观遗产保护路径，这对于解决当前遗产保护中的浅层化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2 传统村落“蔽护型”景观空间的生成机制

我国各族在长期密切交往与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相通的空间认知结构，因而在空间中衍生出相似的营造模式。我国自古就有“修城郭沟池以卫君，建坞堡寨以御敌”的空间营造传统，堡、邑、寨、屯、营、坞等村落形式都暗含“御敌”意向[23]。虽然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设防形式多样，但内在的空间运作机理都存以共性结构，即以“蔽护自身”为首要指向的景观营造，而它的形成离不开逻辑观念与情景体验的双向驱动。情景图式是人类在场景体验中所孕育出图像化结构，它可以协助人类预判未发生但可能出现的场景。逻辑图式则是在思维观念中被构建的组织结构，是更为抽象化的根源性概念。“群聚”“贵和”和“思危”等根源性文化观念，与我国自然环境多样性和交往方式丰富性的相互交织，促生出了“蔽护型”景观遗产。

2.1 逻辑图式

一个有组织框架的共同体需要建立在空间图式的共享状态之上[12]，民族发展过程中沉淀出的原始观念，对空间结构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逻辑图式是超越具体情境的深层组织原则，决定空间如何被认知、使用与再生产。它培育了中华民族的非进攻型的性格，逐渐演变成以群聚、贵和、内敛为内核的防守型民族，对待潜在的冲突往往保持着“慎战”的态度，这种逻辑图式是形成“蔽护型”景观空间的隐性驱动力。

2.1.1 “群聚”的思维

我国传统社会围绕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从微观至宏观衍生出家庭、家族、宗族、氏族、民族和国家多层级且彼此嵌套的共同体单位。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出宗族等级、氏族血缘、亲缘伦理等内涵[24]，形成了浓厚的“群聚”思维。因此，这种逻辑图式使得传统村落景观营造模式呈现出鲜明的集群倾向，出现以“聚落”为空间基本组织单元的形态。单一民居的设防能力往往极其有限[25]，因而在农业相对发达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后的居住模式逐渐从“固定的居住点”向“聚落化、规模化、密集化”发展[26]。“群聚”观念推动早期的原子化居住模式转向多住户杂居模式，是形成“蔽护型”景观的思想基础。通过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纽带推动发展了“同宗共聚”的村落形态，以此强化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和恒定性，共同抵抗外族入侵或环境灾害等外部威胁。

2.1.2 “贵和”的观念

“和”最早出现于战国金文，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中国各思想流派都不同程度强调“和”的重要性，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指出万物是从一个“势域”中脱胎出来的概念，而“中和”才是其运作的根本[27]。较之于战胜而言，中国哲学的“贵和”思想以“不战”作为更合宜的选择，以“和合故能谐”的社会交往观念突出了“和合”才是通向安居的基础。秉承着“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28]，初次面对外来者多以“礼”相待，因此在应对非必要的空间冲突时，潜在的逻辑图式倾向于强调“防”而非“攻”，从而使得传统村落空间景观设计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润化”特征，即借助中间介质调和不必要的空间冲突。譬如村落选址多利用山脉与河流作为天然蔽护屏障[29]，并且在外围常设有农田、护城河、山林、寨楼等缓冲场域，需要穿过重重设防才能一览村落全貌。再借助宗族力量作为稳定内部关系的黏合剂，在多种“介质”的作用下，一定程度地抵挡和避免了内部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的正面交锋，这种“慎战”的态度呈现出了以和为贵的群本位底色。

2.1.3 “思危”的意识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磨砺中总结出福祸相依的事物运作规律，在空间营造中也始终褒有浓厚的“防患意识”，是集体在面对外部生存威胁下所产生的观念自觉。老子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指在事物尚未发生的萌芽阶段就需要做出防范准备，体现了防微杜渐的“思危”意识；《易经·系辞传下》中的“安而不忘危”、《战国策·楚策四》中的“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和《左传》中指出的“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都充满了防御的辩证思维，指出安全或凶险是可以互为转换的不稳定状态，因而随时都需要有防患未然的意识。除专用于军事防御的堡寨，传统村落常将空间预警方案极大程度地融入日常生活，而非单独设置庞大的防御工事。传统村落腹地多布局紧凑，民居比肩而立、鳞次栉比，保证了居民之间的沟通效率和集结效率。巷道网络纵横交错、迂回曲折，能够削弱入侵者的空间穿行能力，承担起迷惑外来者的作用。同时，还常设有隐蔽出入口供居民随时撤离，保障了村落内外之间的疏通性，预先缓解外部冲突对自身空间的压力。换而言之，对“居安思危”的恪守并非指一种草木皆兵的惧怕状态，而是对未知情境的警觉和预判，在这种逻辑图式的驱动下逐渐塑造出空间蔽护的心理基础。

2.2 情景图式

情境图式是将身体经验与空间感知图式化后的产物[12]，侧重于现场感受、环境氛围以及人们在特定情境下对空间的直观理解与反应。情景图式将经典图式理论内涵从“心理表征”拓展为“环境—行为”耦合系统，弥补了传统图式理论在人类学维度的理论不足，是景观空间组织形成的外在约束条件。人类在场景体验中不断优化构建事物的经验，情景的叠加也驱使着空间类型做出不同程度的调整。进一步而言，人类不是在多种确定的结构中选择一组进行发展与衍变，而是在逻辑和情景的塑造下，产生了最有可能的一种空间图式。从情境图式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在长期应对不同自然环境威胁和社会交往冲突时，形成了一种基于身体经验与空间感知的蔽护型结构，即始终遵循“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准则，而非单纯的对抗性策略。

2.2.1 自然环境的“多样性”

让·博丹指出“某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取决于这个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30]。自然环境是情景图式形成的核心基础，我国疆域辽阔且跨度大，自然地理条件复杂，自然灾害频发，虽然多民族聚居所产生的景观形式有千差万别的特殊性，但普遍通过“调节”“顺应”“调适”和“化解”等空间营造策略来应对自然环境的多样性挑战，与西方的技术中心主义干预模式形成本质分野。
例如，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网纵横，气候潮湿闷热。在这种环境下产生了高于地平线的吊脚楼、桩上屋、竹楼等干栏式民居，通过垂直性的“抬升”结构抵抗洪灾、虫灾、阴潮湿气的侵害。而秦岭淮河以北至长城以南的华北地区则与之相异。譬如，为适应黄土高原干旱多风且沙尘暴频发的外在环境，居民结合当地黄土深厚、易挖掘的特性，创造出窑洞、地坑院等独特的穴居景观，通过低位隐蔽在灾害中寻求蔽护，以凹制凸。再如草原地带，由于降水量不均导致植物生长具有周期性，游牧民族的畜牧业需为适应不同季节条件而迁徙，以此催生了可随时拆卸的“毡房”。不仅能实现居住的灵活性，围合的圆形形制还能最大限度地分解风沙的冲击力，避免了方形结构在风力作用下的形变，在水平方向呈现出“蔽护型”结构。穿过河西走廊，进入高山连绵的西南腹地，在青藏高原以南的边缘处，巨大的地形高差产生了一条垂直性滑坡地带，导致地震、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频发。因此，青藏高原、四川西部、云南迪庆等区域都存有栋栋相连的“八字锥状碉楼”，借助水平方向的抗拉力化力为形，实现防风防震的目的。其防卫功能并不依赖于外显的壁垒、堡垒等巨大设施，而是通过营造适应性景观，通过柔性策略来化解外在环境的刚性挑战，形成一种顺应于地理环境蔽护型营造模式。

2.2.2 交往方式的“丰富性”

情景图式中的多重社会交往场景决定了传统村落可供“蔽护”空间模式，我国传统社会主要有农耕、商贸、游牧、狩猎等交往方式，其中农耕民族的稳定生产力远高于其他模式，而商贸文明则往往依附于发达的农耕文明。因此，在工业文明以前，游牧者和狩猎者往往基于生存需要，频繁与农耕者和商贸者发生空间交集，这也造成了我国传统社会交往方式的“丰富性”。其空间的频繁互动则意味着冲突的可能，除民族内部的资源竞争外，各民族间也会发生对生存资源的抢掠，于是在村落中促生了对“蔽护”的情景需求。这种营造智慧拒绝“以暴制暴”的刚性对抗，转而通过空间辩证法实现“以柔克刚”的生存策略。
由水源、土地、地界等资源所带来的资源分配冲突是农耕民族所面临的主要冲突，因此以“宗族”的形式修建集私人宅院与防卫于一体的民居建筑群，通过院落嵌套形成“五进三纵”的拓扑网络，借助共同的土地、祠堂、族规礼法等协调分配冲突。而商贸文明由于长期跨地域性活动，倾向于聚居在交通便利的枢纽地带，易于形成会馆、商号、驿站等空间节点。从事商贸为主的民族易遇匪患抢掠，因此迷宫式的内部契约网络可以增加外来者入侵的难度。如南粤古驿道上的钱岗古村、新疆的喀什古城、黄山市的呈坎村等都是通过巷道的迷惑组织削弱其空间穿行度，重重门闩将几百余间房屋编织成呼吸式防卫系统，将防御内化为居民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而游牧民族由于生活生产方式的高度流动性，主要依托于模块化居住单元，预防外族部落侵袭。多个可拆卸式的居住单元按照从中心向外依次扩展的同心圆结构排列，并随迁徙周期灵活调整布局，形成层层衔接的无形屏障，从而实现随形就势的弹性防卫机制。这种社会组织形态的空间转译，将冲突消解于未形的营造智慧。
综上所述，“蔽护型”村落景观空间是一种由内源性逻辑图式和外源性情景图式双向塑造而成的“环合结构”（图1左）。具体而言，“群聚”和“贵和”的观念对村落自身的联防能力大有裨益，对内强化身份认同、提升凝聚力、推动资源共享，对外最大程度的推动联合防守。而“思危”意识嵌入于“群聚”模式之中，使其能提前预判可能的危险情境，使空间图式结构在面对多种生存威胁之下仍可得以保留，有助于传统村落自身生存发展的恒定性。“贵和”与“思危”则是互为辩证的两种逻辑图式，在交往过程中避免过度对立或盲目妥协，旨在通过主体间的“中和性”互动，寻求蔽护自身的最大公约数。三种逻辑图式互为关联（图1右），并在思维层面孕育出友好和睦的愿景与有备无患的安危意识。逻辑图式在具体情境的实践中得以显现，也是情境图式的约束框架。即使情境变化，逻辑图式仍会以新形式延续。因此，通过揭示中华民族面临不同类型的生存威胁和主体间冲突问题，可以发现我国不同民族的空间生存策略具有图式层级的自相似性。即在逻辑图式的根源性驱动下，情景图式则通过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互动等外源性力量，推动村落空间景观进行不同程度的演变和修正，从而衍生出“蔽护型”景观空间的多元变体。
图1 传统村落“蔽护型”景观空间环合结构(左)与生成机制(右)

Fig.1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sheltered-type" landscape space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left) and the nested ring structure (right)

3 传统村落“蔽护型”景观遗产保护路径

空间表征的本质是情境图式与逻辑图式的持续互动的结果，保护与创新的平衡点在于以逻辑图式为锚点，结合当下情境演化的事实，实现“蔽护型”文化景观的当代转译。传统村落是不可再生的人类文化遗产之一，而当前的村落景观遗产保护多停留于表面的修复和新建，缺少对景观肌理背后的文化逻辑进行深度探析，进而出现了“重技术，轻神韵”的问题。若过分追求形式创新，将导致空间意义的空洞化。运用图式理论，可以跳脱出物质层面的复原，保护景观的内在组织的原真性以及赖以生成的环境，同时激活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人文价值。基于“蔽护型”村落景观遗产的生成机制，本文提出“点—线—面—体”的框架，通过“水平围合”和“垂直剥离”的双向路径，将逻辑图式修复与情境图式更新相结合，为当下村落景观遗产保护实践提供更为学理性的指导。

3.1 水平围合

《孙子兵法·形篇》中指出“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31]，善于防守的民族惯于通过多层级的空间围合梯度隐藏自身。蔽护的主旨并不在于“进攻”而在于“隐蔽”。从整体角度而言，水平围合侧重“遮蔽”，即通过界碑、圣坛、墙、院门和院落等景观要素共同实现的“蔽护型”格局，是景观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

3.1.1 隐喻意象的“点”

逻辑图式中的“贵和”观念孕育了中华民族“适可而止”的处事智慧，而“思危”意识则促使村落善用“符号”以缓解对潜在危险的恐惧，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性回应。除关键军事要塞之处，“蔽护型”景观并不会在村落边界布满机关陷阱。一方面，通过“休止”的意象来暗示外来者自律，设置不连续的节点以供他者识别领地界限。譬如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部分牧区曾通过剥去部分桦树皮的方式，将缺失外皮的树干作为符号，向外来者表明村落的边界。这种空间隐喻将自然界常见的连贯性打破，借此形成一道视觉上的防护屏障。另一方面，给村落中的某个特定节点赋予神圣的意义，确立它在民族文化信仰中的特殊地位，以此作为精神层面上的庇护所。如明代邝露的《赤雅》记载鼓楼“以大一本作巨木一株，埋地作独脚楼”，侗族《祭祖歌》中也有记载“未置寨门，先置柄地”。鼓楼、萨坛、中柱等具有隐喻意象的标志性节点，在黎平、榕江、通道等湘黔桂交界地带的传统村落中都是精神和社会组织的重要象征。例如，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平岩村中心区域的“萨坛”（图2左）以及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景迈村设立的“寨心柱”（图2右），虽宗教信仰、民族、地理单元特征等都存有较大差异，但村民都会通过定期举行祭祀、节庆活动来充实这些节点的神圣性，以此强化蔽护圈层的安全感。
图2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平岩村的萨坛(左)与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景迈村的寨心柱(右)

Fig.2 The altar of Sa (left) in Pingyan Village, Sanjiang Dong Autonomous County,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 village center pillar (right) in Jingmai Village, Lancang Lahu Autonomous County, Yunnan

各族群在“节点蔽护”上的运用形式与信仰基础虽各异，但所呈现出的内在图式结构存在高度共通性。针对“蔽护型”村落景观中“点”的保护，需要采取文化修复和现代适应性相结合的保护路径。首先，应明晰保护对象。蔽护型节点不是单个单元，而是由界碑、寨心柱、关口、圣坛、哨所等构成的点阵系统，完善点阵名录内容是维系空间图式完整性的前提。并且，还需将节点处的图腾、圣坛、门神和兽面雕像等精神性符号纳入日常维护之中，留存这类景观的防守意象。其次，可以在各个点阵处设置具有限定出入意象的“通关文牒”装置，象征性地转化为指引路径的符号。不仅能促进原住民和游客对村落中蔽护型节点的认识和互动，还能有效降低因长期缺乏管理而导致点阵被损坏的风险。最后，强化点状景观的“反解说牌”体验，取消玻璃罩式的隔离保护，按遗产敏感度分层级开放触摸权限。将原来静止的标本转化为传播蔽护文化的物质性导体，重构“节点—身体—记忆”的链接。

3.1.2 界定内外的“线”

李渔在《闲情偶寄·居室部·墙壁第三》中道“界墙者，人我公私之畛域，家内之外廓是也”，指出了防线能够起到划分空间的作用[32]。逻辑图式中的“思危”意识，驱动着传统村落景观通过建立多重空间界限，以供居民识别不同范围的安全状态。而情景图式中交往方式的丰富性则意味着村落居民需要通过界定内外的方式，划分明确领地以蔽护自身。这种线性结构与西方不同，欧洲中世纪城堡围墙通常将高耸如云的组合塔楼作为附件[33]，其空间形态在垂直方向具有较强的张力。而这类防线的结构组织更强调在水平方向有机嵌入线性组织以强化空间的领地性，大至护城河、山林，小到院墙、街、巷、坊。
位于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之间的“长城”以及沿线周围的关、营、墩、堡等军事防御工事，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入侵者无法长驱直入，是农耕民族为保卫内部疆域安全而建造的一套完整线性防卫体系。在我国长江下游的一些少数民族村落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景观结构。湖南永州市勾蓝瑶寨，是江永县最大的平地瑶族聚居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受中央王朝招安，是把守粤地的重要关隘。村中有全长约2000 m的古城墙，城墙沿线建有十余个守夜屋用于对外监视（图3）。线性城墙不仅界定明确的领属关系，而且尺度体量与村内民居呈现出形态同构性，在视觉感知层面弱化了围墙的视觉冲击力，通过和谐的尺度与形态整合，使防卫机制有机嵌入日常生活空间。在维持村落形态完整性的同时，有效保留了城墙作为物质性屏障的空间效能。距离勾蓝瑶几千公里以外，西藏自治区的赤康村也衍生出了相似的线性防护结构，与之不同的是赤康村的围墙在村落中间地带（图4），墙内外均建有民居组团。围墙平均高度4~5 m，其尺度与村内建筑形态耦合，既保障了村落整体的视觉连续性，也弱化了“线”结构的形态张力。墙外是防卫的首级屏障，墙内外有多条街巷网络互通。外围子系统遭受侵袭时，通过围墙所创造的全局与局部街巷的冗余连接，有助于提升墙内外居民之间的资源调度速度和自适应反击效率。
图3 湖南省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瑶寨入口处的古寨墙

Fig.3 The ancient wall of Gou Lan Yao Village in Lanxi Yao Ethnic Township, Jiangy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图4 西藏自治区墨竹工卡县赤康村的整体景观格局(左)与局部鸟瞰图(右)

Fig.4 The landscape pattern (left) and a partial bird's-eye view (right) of Chikan Village, Jama Township, Mazhugongka County,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相较于西方堡垒式防御景观中的全视域阻断策略，“蔽护型”景观通过弱化“线”的实在感，实现与周围民居交响呼应，保持了村落整体形态的和谐性与完整性。因此，界定内外的“线”亟需被留存的是其形态适应性优化后所呈现出的空间拓扑关系。通过对山林、河流、街巷、围墙界面等线性组织的勘察，将禁止截断改道历史护城河，维持传统城墙曲率与高度，维系山林分布的形变势态、保持街巷走向、尺度和宽高比（D/H）等路径纳入“蔽护型”景观空间遗产保护的优先序列。

3.1.3 虚实相生的“面”

《长物志·室庐》中对窗的描述为“用木为粗格子，中设细条三眼，眼方二寸，不可过大”，强调了遮挡物和小尺度两个要素，其中就蕴含了“隐”的空间语义[34]。在围合结构中，水平方向多通过带有镂空图案的“面”实现若隐若现的蔽护作用，如双面镂空影壁、花窗、八角格窗、格栅门、屏风隔断等。其重点并不在于实体阻隔，而是虚空处所营造出的神秘感，再结合光与影的错综交映，创造出无法预测且难以捉摸的空间情境，诠释出深奥玄妙的空间防卫印象。其中山西传统民居中的“影壁”则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面状蔽护结构”。山西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反复争夺的地方，地方政权之间也常有纷争，晋中传统民居由此形成了明显的蔽护性特点。影壁不仅可以阻挡寒风长驱直入，还有助于模糊外来者对室内的视觉穿透性，而且站在房屋内侧能够透过立体纹样观察外来者。在我国西南地区白族民居中，“三坊一照壁”的形制也出现了与山西地区相似的“照壁”结构。尽管在色彩、材料、图腾、尺寸等方面与中原汉族民居存在一定差异，但这种空间图式削减了强烈的攻击性意味，是逻辑图式中“贵和”和“思危”驱动下塑造出的蔽护型结构。
文化遗产的韧性始终存在于人地互动的绵延谱系之中。尽管当下传统村落的蔽护需求已不复存在，但仍然需要保留的是“蔽护型”景观遗产的空间防卫意象。一方面，应对各类柔性界面进行视觉渗透度评估，厘清蔽护性界面与居民日常实践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以更精准地理解其在传统村落中的价值。另一方面，要关注并划定位于“面”两侧能实现视线监控的关键区域，这些位置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过渡带，更是“看与被看”权力关系的象征。通过对这些区域的保护，延续和活化传统村落中内外空间划分所蕴含的蔽护性意涵，有助于激发居民对本土文化遗产的认同与自觉守护。这种保护范式不再执着于保护物质实体的完整性，也并非局限于依赖玻璃幕墙等外部附加物进行遗产保护，而是通过逻辑图式的守恒性与情境图式的创造性转化，使“面”的空间意境在当代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超越了以物质存续为主的保护重点，侧重于留存传统逻辑图式中蕴含的文化肌理。

3.1.4 内聚收合的“体”

传统村落中内聚收合的“体”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建筑本体之中分化出来的灰空间，如檐下、廊下、亭下。它并不能脱离物质景观而单独存在，是一个附着于建筑物上的阴影体块。相比西方哥特式建筑高耸入云的屋顶，传统村落的屋檐总是在水平方向向外延展，从而在地面投射出一定范围的厚重阴影。阴影体块不仅承载着防风避雨和调节日照角度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在室内外形成一个的幽深的过渡区域，通过深邃阴影以及对内收合的空间态势强化“内外分野”的空间感。另一方面，是从四周向内聚拢的体块。最典型的是位于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村落，群聚观念较强的客家商人为躲避贼寇、海盗和土匪的入侵，创造出了对内聚合的封闭式体块，如围拢屋、闽西土楼、土围楼等。这种图式结构能够容纳同一宗姓的几百口人在环环相套的空间中共同生活（图5），将血缘伦理通过共享体块转化为家宇宙的空间秩序，实现物理空间与集体精神认同的叠合。
图5 福建省南靖县坎下村怀远楼的外部景观(左)与内部空间(右)

Fig.5 The external landscape (left) and internal space (right) of Huaiyuan Tulou in Kanxia Village, Nanjing County, Fujian Province

立足于逻辑图式中的群聚思维，聚焦和保护体块由外而内的空间序列关系。内聚蔽护的认知范式，本质上是中华文明面对不确定性和未知性的文化生存策略之一，其指向不在于无限扩张的疆界，而在于以“外御内和”的辩证思维构建有限而完整的意义宇宙。保护体块的空间序列关系，不仅能突出其景观遗产的特征性结构，更有助于推动社区共同体的形成。若将此类景观“标本化”为静态观赏对象，将导致空间趋于凝固状态，削弱其原有的景观活力。由“廊—门—庭—堂”等空间体块组成的内聚秩序，是“个人—家屋—宗族—民族”嵌套关系的空间再现。因此，需将“内聚收合”的秩序进行空间再表达，重塑传统村落的当代交往场景。如将传统建筑的中心堂屋改造为村落社区民主协商的公共场域，是传统宗族权威空间的现代化转译路径。同时，利用檐廊下形成的灰空间，为村民之间的非正式交往提供场所，将原有的功能性防卫空间转化为村落集体记忆的再生产场域。
总体而言，“点”和“线”强调不可逾越的景观边界。“面”和“体”侧重通过界限突出内外的分野关系。基于以上路径，可构建《传统村落水平蔽护要素分类保护名录》，系统收录并分类管理高密度点阵、线性拓扑、柔性界面、内聚体块等核心空间要素。

3.2 垂直剥离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提到的“百战不殆”，其中“殆”的侧重点就在于“不败”而不是大获全胜，这体现出了中华民族保守的性格以及贵和的观念[31]。“蔽护”的理想状态是尽可能的不发生冲突，而非在交锋中取胜。因此，在选址和景观营造过程中，水平围合的局限性往往将被天空的垂直开阔性所弥补。

3.2.1 “抬升式”的平面

“抬升式”平面指在垂直向度由高至低分布，普遍出现于视野易被遮挡的山区。由于山区的视线可见性和穿透性较低，村落多选择建在半山腰处，以保证前方远眺的视野广度和后方的资源供给。但与监视相反，“蔽护型”景观提供的眺望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蔽护自身，提前预见外来者的威胁。例如，云南城子村作为连通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战略要地之一，在多个历史时期都承担起了军事战备的作用。城子村的传统土掌房顺村落山体的等高线统一建盖，通过宅基地之间的无缝贴合，利用地形高差将屋顶庭院与主体建筑置于两个标高，创造出层层“咬合”的抬升式景观（图6），借助呈梯度抬升的平面弥补山区狭窄的视野局限。同时，层层相通的平台提升了各空间之间的穿行度，保证当危机来临时能够不完全依赖外部道路组织进行集结。藏族和羌族“邛笼”、土家族“吊脚楼”、傣族“竹楼”等都存在相似的“抬升式”结构。不仅可以有效避免洪涝、瘴气、野兽动物等情景图式中的自然威胁，还可以通过悬殊的空间高差提前预见外来者的袭击，是思危意识的体现。
图6 云南省泸西县城子村的景观格局(左)与原始民居组团(右)

Fig.6 The landscape pattern (left) and the original dwellings (right) of Chengzi Village, Luxi County, Yunnan

因此，针对“蔽护型”景观空间的保护，不仅指对房屋结构、墙体肌理、色彩等细节层面的修复，还需要关注蔽护智慧所呈现出的空间文化编码，即因地造势的垂直性空间格局。“抬升式”平面可以创造出共通的蔽护性景观格局，村落正前方地势较低处往往利用护城河、风水林等作为天然屏障。随着地势逐层抬升，在山顶处设立宗庙、神树、圣泉等依靠精神性庇佑的神圣空间，依靠神灵保佑达到精神蔽护，而农田、牧地、水源等生存资源将被置于村落腹地。基于此，应厘清“高位精神空间—中位生活空间—低位缓冲空间”的之间的动态层级关系，因为这种“天—人—地”的蔽护格局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文明中的重要符号，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此外，还要对各抬升层级组团中视野开阔的关键节点进行标定，确保其远眺功能不被遮挡和破坏，精准保护和再现各平面层次之间紧密衔接而成的视觉功能性。重点关注设有烽火台、骑楼、观察哨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平面，强化其辨识性和原初的设计意图，原生性地展现蔽护文化的空间逻辑。

3.2.2 “自守型”的本体

“自守型”本体指“蔽护型”景观选址的独立性，村落本体依靠与周围环境的“剥离”形成了独立于天地之间的安全区域。如位于云南省的宝山石头城村，百余户纳西族民居分布于一块仅有0.5 km2的天然岩石之上（图7左），村落腹地与周围其他景观要素产生物理性的空间剥离。前有金沙江蜿蜒而过，村落与江面相距近500 m的垂直落差（图7右），利用天然场地作为屏障在空间上创造出“易守难攻”之象，削弱其意象层面的可接近性以及物理层面的交通便捷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锋概率。与西方城堡体量所展现出的垂直霸权形成了鲜明对比，“自守型”的本体主要依托于险要地形实现与他人的天然隔离，其民居建筑和防卫工事的规模均与山体的自然轮廓相契合，并非依赖厚重的构筑物来彰显力量。
图7 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宝山石头城村景观风貌:村落至高点的鸟瞰图(左)与古村落与新建区域的鸟瞰图(右)

Fig.7 The landscape and character of Baoshan Stone Village, Yunnan Province, China：Aerial view from the highest point of the village (left); Aerial view of the ancient village and newly constructed areas (right)

这些村落通常依托自然地理条件，构成了一个内外秩序分明、层级分隔的空间系统，因而需要保护构成传统村落“蔽护型”景观的宏观基础，即在选址、地形、地势等方面的独特性。展现在居安思危的逻辑图式引导下，景观空间营造与自然生态的共生关系。强调垂直剥离实现的“单向的可达性”，以在当下始终保持空间给人带来的震慑印象。一方面，要保护这种垂直轮廓所创造出天际线结构，确保在现代村落的建设过程中，不破坏这种层次分明的“自守型”本体特征。新建建筑高度应控制在既有传统建筑垂直尺度的阈值区间内。定期通过激光雷达、航空摄影、卫星遥感等监测植被生长状况，保障崖壁高差所创造的关键视线通廊不被遮挡。另一方面，要推动防卫逻辑的当代转译。在村落本体之外的更高处设置多处战略观测点，确保人们能全视域了解“自守型”高程叙事结构，强化原住民的地域性认同。将传统的单向可见性蔽护转化为双向的视觉互动，激发当代共鸣。

4 结论与建议

各个尺度的空间都能映射出人们对世界的看法[35]，传统村落景观遗产是地域文化、族群信仰、观念意识的物质性载体，“蔽护型”景观空间遗产则是民族性格、文化观念、社会交往方式和地域环境等综合作用下的产物。这种内敛而具有韧性的空间图式结构是各族群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寻求生存安全的伦理自觉和文化策略，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首先，深入挖掘以往相关研究成果，针对传统村落景观遗产的保护中“重效率、轻人文”的问题展开探讨。立足于图式理论，提出景观遗产保护亟需保留的是其赖以生存的空间逻辑秩序，而非浅层的外化形式。亟需基于上位概念层面构建其理论框架，提升对此类景观空间遗产保护路径的条理性与系统性。
其次，基于研究背景展开理论构建。提出了“万象之形，一体之根”的传统村落“蔽护型”景观空间生成机制，揭示了“蔽护型”空间多样性实质上源于中华民族共有的“群聚”“贵和”和“思危”的逻辑图式。通过同宗共聚、介质润化和情境预判的方式，保障村落面向外部的联防性、自身发展的恒定性和主体间交往的中和性。论证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蔽护型”景观空间图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之间，虽在外在表现上呈现出异构性，但其深层逻辑存在结构上的自相似性，究其根本是源于同一民族根性所产生的空间文化心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空间化呈现。
最后，基于空间图式理论，通过“点—线—面—体”的框架，从民族文化心理和景观遗产保护的角度，提出“水平围合”与“垂直剥离”的传统村落“蔽护型”景观空间遗产保护路径。重点保留中国人在防卫系统中所呈现的情境喻指、虚实互依、向心聚合、防卫自守等空间文化特征。中国传统村落“蔽护型”景观空间图式源于中华民族文化根性所促生的共通性空间认知模式，并通过同源分流的方式实现了分殊与统一的平衡。这一结论对留存中华民族内在文化基因的同源性结构，深刻理解和把握文化主体性，筑牢民族共同体精神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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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伊曼努尔·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2]
[瑞]让·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原理[M]. 王宪钿,张梅玲,刘静和,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3]
翁晓燕. 鄂东北地区传统村落安全防御性探析[J]. 美术大观, 2019(6):142-143.

[4]
胡根根, 张卫, 卓怡君. 汉水流域古城镇防御空间营建研究——以宋元明清川陕鄂地区城镇为例[J]. 城市规划, 2024, 48(9):88-98.

[5]
解丹, 邱赫楠, 谭立峰. 河北省太行山区关隘型村落特征探析——以明清时期保定市龙泉关村为例[J]. 建筑学报, 2018(S1):81-86.

[6]
贺海芳, 郑侃, 况红英. 赣西地区古村落的防御性特征及其缘由解析——以丰城市厚板塘村为例[J]. 装饰, 2019(8):130-131.

[7]
王静文, 王仲宇. 屯堡聚落空间形态的句法图解及其适应性研究——以云山屯堡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9(2):108-116.

[8]
白梅, 朱晓. 基于空间句法理论的冀南传统聚落空间形态特征分析——以伯延村为例[J]. 装饰, 2018(11):126-127.

[9]
Jean Piaget. The Language and Thought of the Child[M]. London: Routledge, 1926.

[10]
[日]原广司. 空间——从功能到形态(第一版)[M]. 张伦,译. 南京: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11]
杜鹏. 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5):115-129.

[12]
朱力, 唐粤. 基于空间图式的传统村落整体保护设计研究——以高椅村为例[J]. 装饰, 2023(9):132-135.

[13]
Wang W J, Wang M H. Embedded schema:Towards a new research progra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ouse types[J]. Journal of Asia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Engineering, 2008, 7(1):1-7.

DOI

[14]
Liao P, Gu N, Yu R, et al. Explor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historic Chinese towns and cities:A syntactical approach[J]. Frontiers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 2021, 10(3):598-613.

DOI

[15]
王云才. 论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逻辑思路及体系框架[J]. 风景园林, 2017(4):89-98.

[16]
张兵华, 孔宇航, 刘淑虎. 图式语言视角下的传统村落里居图解析——以福建省明溪县御帘村为例[J]. 新建筑, 2022(6):145-151.

[17]
窦银娣, 李萍萍, 李伯华. 图式语言视角下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特征解构与景观修复研究——以坪坦村为例[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58(3):382-394.

[18]
毕秋月, 杨智皓, 刘保国. 图式语言视角下的巩义市河洛镇乡村景观空间解析[J]. 园林, 2024, 41(6):98-105.

[19]
朱力, 张旎. 传统村落“蔽护型”景观遗产空间结构研究[J]. 中外建筑, 2023(1):16-19.

[20]
朱力, 张旎. 丽江纳西族宝山石头城村“庇护型”空间图式研究[C]// 马锋辉,苏丹. 为中国而设计第十届全国环境艺术设计展览作品论文集.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3:307-309.

[21]
Jia S, Isa M H B M, Aziz Z B A.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defensiv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n multiethnic village of Guangxi:Case studies of Mozhuang Village and Guxietun Village[J]. Frontiers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 2023, 12(4):683-699.

DOI

[22]
Jia W, Wang L, Chong H H. Resulting of pedigree and topology of centripetal spatial schema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ities[J]. Frontiers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 2023, 12(4):664-682.

DOI

[23]
柴智, 史中超, 万君璧, 等. 黔中屯堡传统村落物质文化景观活态性评价[J]. 经济地理, 2025, 45(6):226-235,247.

DOI

[24]
胡慧, 胡最, 王帆, 等.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信息链的特征及其识别[J]. 经济地理, 2019, 39(8):216-223.

DOI

[25]
刘新德, 杨紫嘉, 伍国正. 湖南古村落的物质安全防御研究[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09, 19(2):5-9.

[26]
胡彬彬, 邓昶. 中国村落的起源与早期发展[J]. 求索, 2019(1):151-160.

[27]
[魏]王弼,注. 老子道德经注[M]. 楼宇烈,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120.

[28]
张燕婴, 王国轩, 蓝旭, 等 译注., 中华经典藏书:全套典藏装[M]. 北京: 中华书局,2012:8.

[29]
方叶林, 陆海云, 黄震方, 等. 中国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3, 43(9):187-196.

DOI

[30]
[法]让·博丹. 论国家(第五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31]
吴如嵩, 吴显林, 校释.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M]. 林戊荪,译. 北京: 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24.

[32]
李渔. 闲情偶寄(清):居室部·墙壁第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33]
王绚, 沈安杨. 欧洲中世纪后期城堡与中国明清传统堡寨之防御性格比较[J]. 城市建筑, 2019, 16(33):4.

[34]
文震亨. 长物志(明)[M]. 李瑞豪,编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35]
[美]阿摩斯·拉普卜特. 宅形与文化[M]. 常青,徐菁,李颖春,等,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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