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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5 , Vol. 45 >Issue 10: 58 - 69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10.007

Education-led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Chinese Big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Theory

  • SONG Weixuan , 1 ,
  • SONG Zhengna , 2, ※ ,
  • WANG Fuping 3, 4 ,
  • HE Qiong 5, 6 ,
  • LIU Chunhui 7
Expand
  •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Key Laboratory of Soil and Water Processes in Watershed，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Jiangsu，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Jiangsu，China
  • 3.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1135， Jiangsu，China
  • 4.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 5. Faculty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Fife KY169AL， England
  • 6.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 7. College of Humanities &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Jiangsu，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2-22

  Revised date: 2025-05-20

  Online published: 2025-11-20

Fold

Abstract

Intra-urban residential mobility represents a common and complex socio-spatial phenomenon, marked by the relocation of individuals or families within the same city, essentially constituting a re-selection of housing. Notably, education-led residential mobility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one of the dominant modes of family migration within large cities. This study integrates Pierre Bourdieu's theory of fields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education-led residential mobility. Utilizing data from 5,000 relocation questionnaires in Nanjing, it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social effects of education-led residential mobility. The findings reveal: 1) Education-driven relocation form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multi-agent social field characterized by competitiveness and capital transformation driven by capital (instrumental) and habitual (logical) practices; 2) Families involved in education-led residential mobility generally possess higher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and engage in competition for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rough their capital's scale and structure, with economic capital being the primary driving factor, while class and cultural habit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ir decisions; 3) This form of mobility highlights the supply-demand contradiction in quality compulsory education, leading to issues such as the capit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gentrification of school districts, exacerbating resource allocation imbalances and social spatial segregation. The disparity in educational quality within cities is both a cause and a consequence of education-led residential mobility. Analyzing the field of education-led residential mobility is crucial for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deep-seated social mechanisms behind educat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mobility,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government efforts aimed at achieving educational equity through optimizing field rules and instituting pathways for balanced inter-school development.

Key words： field theory; education-led residential mobility; social space; socio-economic status; jiaoyufication;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Nanjing City

Cite this article

SONG Weixuan , SONG Zhengna , WANG Fuping , HE Qiong , LIU Chunhui . Education-led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Chinese Big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Theory[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10) : 58 -69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10.007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指以住宅区位改变为标志的人口移动，是迁移主体（个人或家庭）在同一城市内居住地点的变换，即住房的再选择过程[1]。该过程涉及地理位置、房屋类型、住宅价格等多重属性特征的变化，亦受到经济、社会、政策、个体等多方叠加因素的影响，对城市人口分布调整、社会空间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等均具有关键作用[2-4]。面对这一复杂多元的社会空间问题，各国学者均试图在“混沌”的居住迁移现象中寻找规律、透视机制及评估效应。Rossi[5]提出家庭生命周期循环会造成家庭结构变化，进而产生住房和服务需求，而迁居的主要功能是调整家庭住房来满足这种需求。其中，教育作为公共服务是造成城市家庭主动性迁居的重要原因[6]，为子女教育而发生的居住迁移称之为教育驱动型迁居（简称教育迁居），并且已成为现代都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而备受关注[7]。
西方新自由主义流行以来，教育改革逐步将择校权下放到家庭和个人[8]，政府在推动资源均衡布局和教育公平方面的责任相应削弱，不同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水平家庭的自由择校行为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9]，特别是中产阶层和工薪阶层的差异化选择问题。一般认为，中产阶层具有更高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以及对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偏好，故更容易进行“教育选择”[10-12]；工薪阶层受资源和惯习等限制，更倾向于就近入学[13]。在学区制度国家如英国，拥有优质学区产权的家庭拥有入学优先权，购买相应“学区房”成为家庭竞争社会再生产机会的主要方式[14]。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优质基础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郊区，中产阶层家庭在结婚和育儿后通常会选择搬至环境宜居且教育质量较高的郊区[15]；不过随着城市中心教育质量的提升[16]，也有越来越多中产阶层家庭选择搬回市中心，成为“家庭式绅士化”（family gentrification）群体[17-18]。总体来看，在西方，尽管择校作为中产阶层家庭的“义务”逐渐兴起，但其对住房和教育两方面因素的考虑相对比较平衡[10]。
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城市社会阶层与居住空间的双重分化，大城市内部居住迁移成为极其常见的社会空间现象，城市家庭根据自身居住需求和行动能力而频繁进行的主动性迁居正在成为居住迁移的主要形式[19-20]，城市居民向着与其社会地位、家庭需求和居住偏好等相匹配的住房和邻里迁移成为必然[21-23]。近年来，城市内部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的相对稀缺、教育空间（受教育权）与居住空间（住宅产权）的共轭耦合、捆绑叠加，使城市中教育驱动的居住迁移现象屡见不鲜[24]，教育迁居已成为影响城市居住分化和社会空间再造的重要力量[25]，引发社会地理、教育地理及城市地理学者的多元化讨论。尤其是作为义务教育主力军的公办中小学，以严格的学区制度和房产作为入学前提，使教育机会与学区住房紧密挂钩，“以房择校”和住房获取成为争夺优质教育资源的重要手段[26-29]。学区制度下的住房和教育构成“交互场域”，两者“游戏规则”不同但存在相互强化，导致富裕、中产阶层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双重生产和优势叠加，而无法购买优质学区房的家庭则受到双重排斥[27,30]。
伴随着社会流动、住房消费和文化资本积累等议题，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场域不仅关系着向上流动的途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再生产既有的社会阶层地位[8]。因此，教育迁居不是简单的居住地改变，更隐含着不同群体对城市社会资源的空间争夺意蕴，并由此带来居住空间分异和社会空间重构。国内学者对于教育迁居的研究，主要涉及教育资本化、教育资源空间不均衡、教育引致的隔离、学区/教育绅士化等相关问题，并发现教育迁居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迁居模式[29,31-33]。教育迁居行为不仅受到宏观外部因素和家庭经济资本影响，更与迁居者的家庭结构与生命历程、个人与家庭社会属性、居住和文化偏好等个性化因素息息相关，即“行动者”阶层地位、教育意愿和住宅选择之间存在密切联系[34]。
本文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中关于场域组成三大要素（行动者、规则、竞争）、行动者“实践”三大动力因素（场域、资本、惯习）等相关内容，提出以“教育迁居场域”视角阐释教育迁居的动因机制与社会效应，试图将教育驱动型迁居、社会群体阶层属性以及城市社会空间重构整合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空间过程与架构，从多学科视角深入理解教育迁居、居住分异和学区绅士化的社会根源，以期从理论基础、研究模式及逻辑框架上，推进教育驱动型社会流动与空间重构研究，亦为城市内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和教育公平的实现提供理论与现实依据。

1 教育迁居场域的理论基础

场域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用以解释社会空间中各种“资本”的分布及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借助它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社会现象和个体行为背后的逻辑与规律[30]。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一个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网络”或一个“构型”，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其中聚集了拥有相似权力和惯习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在此场域内进行斗争和协商，以争取各自更多资本和更高地位[35]。布迪厄将场域视作社会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认为社会是由多个相对自主的小世界构成，这些小世界就是不同的“场域”，各场域间既相对独立，也相互影响。“场域”可以理解为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在惯习的指引下依靠各自拥有的资本进行斗争的场所[36]。
场域理论作为分析社会实践与个体行为的重要工具，被广泛应用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为理解空间中的权力关系、身份构建以及社会不平等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框架[37]，也为解读教育迁居这一复杂现象提供了全新视角。本文基于行动者（agents） ① 、规则（rules） ② 、资本（capital） ③ 等场域基本构成要素，以及构成场域所必需的条件（竞争与博弈） ④ 等，提出教育迁居现象（实践）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且具备典型特征的新兴场域。在教育迁居 ⑤ 情境中，城市内部的政策环境、迁居行为参与或影响该现象的相关行动者 ⑥ 、对学区房的竞争行为 ⑦ 、教育资源空间分布、后代教育诉求与文化惯习等共同促成教育迁居的场域。图1意在表达相对于未将教育作为迁居主要考虑因素的家庭，少数高收入家庭为争夺优质教育资源，参与学区房竞争并迁入名校学区，形成差异性的社会群体、住房、教育资源三者集合与相互关联情形；通过两种情境的比较说明教育迁居场域的形成，揭示在学位权与城市住房绑定的现实规则下，教育迁居场域叙事的空间抽象概况。
图1 教育迁居场域

Fig.1 Field of education-led mobility

教育迁居场域中的行动者，指那些在教育资源（重新）配置和居住地选择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主体，包括迁居家庭、学校、个人房东、房地产开发商、政府机构、房产中介等社会服务机构等，多元参与者在场域中承担各自角色并存在互动（表1）。教育迁居场域的规则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体系，涉及教育资源分配、城市规划、户籍制度以及家庭决策等多个方面，这些规则共同构成了教育迁居场域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约束并指引行动者竞争的方式与边界，保障教育迁居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概言之，家庭行动者依托其掌握的资本在特定规则中争夺学区房与学位权，型构大城市教育迁居场域。
表1 教育迁居场域的行动者

Tab.1 Agents of education-led mobility field

行动者 角 色
迁居家庭 基本行动者。基于对当前教育环境的不满，以及对未来教育成果的期望做出迁居决策
学校 优质教育资源提供者。以优秀办学质量吸引生源，间接影响周边房地产市场
个人房东 最重要的学区房提供者。他们拥有并出售/出租自己的学区房
房地产开发商 学区房提供者。开发和销售与优质教育资源相关的学区房（通常来说该部分占比较小）
政府机构 规则制定者、市场引导和监督者。通过制定教育政策、规划教育资源配置，影响教育迁居
房产中介等社会服务机构 极其重要的辅助者。为迁居者提供信息咨询、学区房评估、协助过户、资金支持等服务
在教育迁居场域中，政府机构、学校、家庭、住房提供者（开发商和房东）、中介机构等参与者之间形成了共存互动关系。其中，政府机构作为房产买卖、入学、落户、迁移等系列政策规则的制定者，同时具有对一众参与者行为进行监管之职责。家庭作为主体行动者，在惯习或社会主流趋势裹挟作用下，通过其掌握的资本情况、在场域中的“生态位置”来参与学区房及学位权竞争；同时，他们不单是被动的接受者，也是积极参与改造这一场域的重要力量，即通过各种方式，如购房、搬家、申请择校等行为挑战和重塑现有规则，并对新政策出台施加间接影响。此外，为家庭购置学区房等提供信息及策略服务的中介或其他机构（如银行），对参与竞争的家庭起到协助作用。由此，多元参与者之间总体形成了竞争或合作关系，统称为博弈关系。本文采用场域理论中的资本、惯习、博弈等经典概念，基于南京城市居民家庭迁居调查问卷数据，系统探究大城市内部教育迁居的时空特征、驱动机制与多元效应，为场域理论视角下教育地理、社会地理交叉领域的复杂主题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模式。

2 南京市教育迁居的时空特征

2.1 迁居数据来源与总体性特征

南京市是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长三角核心城市，更是全国闻名的教育强市，不但拥有仅次于京沪的高等教育机构，基础教育资源亦极其丰富，建校百年以上的中小学多达25所。由于南京市外来人口的不断集聚、中产阶层的迅速壮大，以及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的空间非均衡配置[38]，以追求后代高质量教育或子女就近上学为首要因素的城市内部居住迁移行为渐增，可以为场域视角下的教育驱动型迁居研究提供理想的案例地和充足的样本库。
鉴于人口普查等官方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缺乏家庭迁居登记信息，而手机信令等空间定位信息数据则不能反映居民家庭社会经济属性，故本文采取调查问卷方式获取所需数据。具体做法是：①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由来自南京市10个科研院所的师生组建问卷调查组，同时联合“问卷星”调查平台（www.wjx.cn），总体依据各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建立区域配额框架。②2020年5~8月，在全市范围内针对在南京市有固定住所的居民开展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家庭户主（或配偶）的年龄、职业、学历等社会属性，以及家庭结构、住房、收入和居住迁移情况等。③发放调查问卷5000余份，共筛选出信息完整的有效问卷4015份，涉及常住居民13520人，相当于全市总人口的1.45‰。
在4015个调查样本中，2000年（或迁入南京市）以来未发生过迁居的样本数为1364个，其余2651个家庭累计市内迁居5395次，平均每户家庭迁居2.04次。围绕发生过居住迁移家庭的最近一次迁居，调查家庭迁居的最主要原因（单项选择），发现不同原因迁居样本占比分别为：改善居住环境（36.71%）、子女上学需要（18.01%）、就近工作需要（12.46%）、结婚/离婚/生育（9.18%）、租约到期（8.16%）、拆迁被迫搬家（4.12%）、租金上涨（2.76%）、多种原因综合（8.61%）。其中，因子女上学需要而迁居的家庭数量为477个，在不同迁居原因中排名第2位，表明教育驱动型迁居已然成为南京城市内部居住迁移的主要模式之一。

2.2 教育迁居的高频化与向心性

相比其他迁居类型，教育迁居涉及学位权、同伴效应、课外培训、邻里关系、家庭住房环境、工作通勤等多重复杂目标，行动者的迁居行为具有鲜明的发展动态性和时空差异性，可以从南京市居民教育迁居的时间、距离和方向等属性特征上得以佐证。
从教育迁居随时间变化上看，2001—2020年因子女教育需要而迁居的家庭样本数量呈现逐年增长态势，而且教育驱动型迁居在当年全部迁居家庭中的占比，总体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图2）。这意味着让后代享有更加优质和便利的受教育机会，成为城市家庭做出居住迁移决策的越来越重要的考虑因素，也表明教育迁居家庭的实践行为具有随时间等因素改变而动态调整的特征。
图2 2001—2020年教育迁居样本数量与占比

Fig.2 Amount and rate of mobility from 2001 to 2020

不同原因的迁居距离上，总体上以近距离迁居为主，所有迁居样本中5 km范围内的迁居约占44.6%（图3）。具体而言，不同原因迁居样本略有差异，其中改善居住环境型更倾向于就近迁居，5 km内迁居比例为53.4%；教育型（子女上学需要）迁居次之，5 km内迁居比例为41.2%；就近工作需要型迁居规模随距离衰减的特征相对最不显著。表明教育驱动型迁居不同于通常在“附近”寻找更好住所的改善居住环境型迁居，也不同于以新工作地为导向对距离相对不敏感的就近工作需要型迁居，即因教育迁居的家庭为后代接受更好教育，可以承受较远的迁居距离，同时也倾向于选择相对较为熟悉的（学校）区域作为新居住地。
图3 不同迁居原因与迁居距离的样本比例

Fig.3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mobility distance

从迁出和迁入方向上看，总体上并未发现由内城向外围大规模迁居的居住郊区化现象，鼓楼、玄武和秦淮3个传统老城区甚至成为家庭迁居的净流入地，迁移前后其家庭样本数量合计占比由43.4%上升为48.6%（图4）。究其原因，老城区聚集着大量的服务业岗位和优质教育资源，吸引着具有就近工作需要和子女上学需要的家庭迁入。例如，在教育迁居样本中，迁入地为鼓楼、玄武和秦淮区3个教育资源丰富老城区的样本占比为51.9%。优质教育、工作等资源在城市中的差异化配置，以及家庭迁居主导驱动因素的不同，使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呈现多元复杂的时空路径。
图4 基于行政区划与迁居原因的居住迁移方向

Fig.4 Residential mobility direction based on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and primary causes

2.3 教育迁居行动者的高资本化

在教育迁居场域中，参与优质学位权争夺的行动者往往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化资本或经济资本。从南京市教育迁居样本（家庭）与其他原因迁居样本（家庭）的社会群体属性对比来看，教育迁居家庭显然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表2）。可见，教育迁居行动者在职业属性、文化水平、家庭资产等方面均处于中高层次，使其在家庭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本的加持下对子女教育机会进行竞争与争夺，其中在家庭经济资本支撑下获取的产权住房和在文化资本作用下形成的教育惯习成为关键。
表2 教育迁居样本社会经济属性结构(单位:%)

Tab.2 Socio-economic attribute structure of samples due to education(Unit:%)

职业特征 收入水平
职业分类 教育迁居 其他样本 家庭收入（万元/年） 教育迁居 其他样本
政府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 31.59 21.85 <10 11.16 20.28
专业技术人员 28.98 27.44 10~20 19.00 29.42
办事人员 8.08 8.41 20~30 23.75 19.91
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 6.89 6.74 30~40 17.34 12.93
商业服务业人员 8.08 9.61 40~60 15.91 10.44
学生和自由职业者 8.55 15.05 60~100 8.79 4.76
产业工人、离退休及无业 7.83 10.90 >100 4.05 2.26
教育程度 住房情况
最高学历 教育迁居 其他样本 住房数量（套） 教育迁居 其他样本
初中及以下 2.37 4.53 0 4.75 23.79
高中/中专 6.41 10.07 1 38.00 46.05
大学专科 17.34 19.86 2 44.89 23.18
大学本科 42.52 45.27 3 9.50 5.36
硕士研究生 18.53 13.12 4 0.95 0.83
博士研究生 12.83 7.15 ≥5 1.91 0.79

2.4 学区房高溢价与逆向型迁居

在住宅价格上，全部样本迁居前后住宅价格（2020年单位面积挂牌均价）中位数从30069元/m2微升至30203元/m2。相较于其他原因的迁居，教育驱动型迁居的住宅价格变化最为显著，迁居前原住宅单价中位数32418元/m2，与其他类型相差不大，但迁居后的住宅价格猛升至38127元/m2，增幅达17.6%，远高于其他原因迁居的新住宅。这主要归因于在就近入学的学区制度下，拥有并真实居住于学区内的产权住房成为子女就读公办中小学的必要条件，使“学区房”具有教育资源资本化及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溢出效应，成为高资本家庭竞逐的目标，加剧了高质量教育机会供需矛盾的同时亦推高了学区房价格。
在住宅面积上，迁居前后所有样本的住房面积中位数由75 m2增加至95 m2。其中，改善居住环境型迁居的住房面积增加最显著，由75 m2增加到105 m2，增幅达到40%，迁居后的住房面积在各类型中最大；反观教育驱动型迁居，迁居前住宅面积中位数为84 m2，高于其他类型，但迁居后的面积中位数仅增至88 m2，且有30.6%的家庭迁居后的住宅面积不增反降。这意味着教育迁居型家庭原本拥有较好的住房条件，但为了子女教育主动选择降低居住标准，甚至自愿牺牲居住舒适性，由较宽敞住房迁居至相对狭小的“学区房”。
在住宅属性上，迁居后家庭住房私有化比例显著提升，自购商品房比例从35.2%上升为63.4%。迁居前，教育迁居型家庭拥有自购商品房的比例高达61.5%，远高于其他迁居类型家庭，印证了教育迁居型家庭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和竞争能力；其次是改善居住型家庭，商品房比例为49.5%。迁居后，改善迁居型家庭商品住房比例猛增至82.9%，教育迁居型家庭则以72.6%排名次位。鉴于教育迁居家庭在南京市的私房拥有率高达95.2%，说明部分教育迁居家庭未居住在其自有产权房内。
在住宅年代上，所有样本中迁居前的住房以2000—2009年建成的为主，占35.2%；迁居后的住房则以建成于2010年以后的新房居多，占40.8%。其中，教育迁居表现出明显差异，迁居后的住房仍以2000—2009年建成的为主（39.5%），而且1990—1999和1980—1989年建成的住房比例分别达到17.9%和12.5%，均高于其他原因迁居群体。说明相当一部分教育迁居型家庭居住在较大房龄的“老破小”学区房中，与其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和高昂的住宅价格形成鲜明反差。

3 教育迁居“实践”的动力机制

布迪厄认为，场域、资本和惯习共同促成行动者的实践[36]（图5）。体现在教育迁居行为上，场域、资本、惯习分别具有场所、工具、逻辑功能，且存在交互作用，共同推动教育迁居。其中，场域是（潜在）迁居家庭在其他各方行动者作用之下参与教育机会争夺并推进迁居实践的场所与社会空间；资本是决定主体竞争能力的基础，其数量、结构及其相互转化是家庭参与竞争和推动迁居实践的工具，决定行动者在场域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进而大概率影响竞争的结果；惯习系特定家庭在已有实践中涵育而成的行为倾向与稳固意识，在教育迁居中起着强有力的内驱功能，是行动者参与竞争的底层思维逻辑。
图5 场域、资本、惯习与实践的相互关系

Fig.5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field, capital, habitus, and practice

大城市内部教育迁居场域是在众多参与者互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空间，在该场域空间内，基于政府在教育资源分配与管理、住房市场交易与运营等相关政策及规定，借助房产中介对于优质学区房源甄选、竞价策略制定、购房手续快速办理等环节的助力，并在其他参与方的作用之下，家庭迁居者借由资本，在惯习驱使下进行购房决策及迁居实践，继而实现经济与文化资本再生产、社会资本再积累等目标。本文围绕场域（提供实践所需社会空间或场所）、资本（作为行动者进行竞争的工具）、惯习（驱使行动者进行迁居实践的思想逻辑）三大动力因素及其交互作用，阐释大城市教育迁居的动力与机制（图6）。
图6 城市内部教育迁居的社会空间机制

Fig.6 Socio-spatial mechanism of education-led residential mobility

3.1 规则与竞争趋强的场域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以来，中国基础教育的整体水平和教学质量显著提高，义务教育基本做到“有教无类”的教育机会公平，但尚未实现“均衡发展”的教育质量公平，突出表现为教育资源配置的“区域、城乡、校际差距”依然显著[39-40]。作为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城市内部基础教育资源存在较大的差序等级格局[26]，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以及当下所谓的“名校”与“普校”之间。计划经济单位制度下，为政府机关、医院高校等优势单位提供教育服务的“子弟学校”，通常享有更好的政策、资金和师资配套，更易发展为高质量学校；单位制度瓦解后，“学区”成为计划经济时代机关单位学校、子弟学校等身份区隔的延续[41]，依然主要满足学区内单位住房职工的教育需求。
学校教育质量的差异必然引起社会群体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即“择校”现象。虽然单位制度对城市教育资源分配产生深远影响，但随着学区制度的严格执行和住房市场改革的深入推进，教育场域中的竞争规则与策略选择发生明显转变，“分择校”“钱择校”“权择校”等路径日趋收紧，“房择校”成为获取优质公办教育机会的近乎唯一通道。学区就近入学政策，意味着只有在特定区域内购买房产 ① ，并且实际拥有和居住达到规定时限，才有资格锁定重点学校的学位。鉴于此类规则的强力约束，诸多家庭的策略选择较为一致，即参与到购买学区房的场域竞逐之中。因此对于大多数渴望子女在更高教学质量和社会名望学校接受教育的父母而言，购置并迁入该校“学区房”成为必然选择。例如，南京市教育迁居家庭中不乏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管理者（31.6%），在学区制以房择校的场域规则中，其所拥有的权力和社会资本不能（直接或保证）获取子女教育机会，所以更倾向于通过另外购置学区房确保后代入学权，由此导致教育迁居群体较高的多套房拥有率。
学校正规教育以外，与优质学校配套的附加教育资源，如优质的教育辅导与课外活动，以及有利于孩子成长的社区文化氛围与同学伙伴关系等[29]，均是教育场域的重要组成并影响家庭迁居实践行为。例如，南京市名校学区及周边的影子教育机构高度集聚，优势学区和富裕家庭在课外辅导上的投入更多，而且中产阶层越来越追逐“精英”式培育方式，不再满足于课程类、即时性和“生存型”课外辅导，转而追求兴趣类、超前性和“地位型”技能培养，使名校学区日益成为被中产阶层占领、掌控的新型教育领域化空间[42]，并体现出教育“竞赛化”“内卷化”趋势。

3.2 资本的关联转换与延续传递

教育迁居场域竞争的逻辑主要是资本的逻辑，资本数量与结构在教育场域中影响着行动者的位置、权力和行为，行动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本进行博弈，以争取更多的资本和更有利的地位。其中，对教育迁居起重要作用的经济资本（收入与资产）、文化资本（教育层次）和社会资本（职业类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与转换关系。例如，通过对南京市教育迁居家庭户主年龄、教育层次、职业类型、南京户口、家庭收入、私家车数、住宅面积、住房数量和住房价格9项指标展开皮尔逊相关性分析 ② ，发现个人/家庭的社会经济和住房属性等各项指标间普遍存在明显正向相关性，特别是在教育层次、职业类型、家庭收入、住房数量和住房价格等属性之间（图7）。在此基础上，观察迁居群体教育层次、职业类型与家庭收入、住房价格的关系，可以看出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群体，绝大多数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专科以下学历群体的职业则以办事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其他职业或无业为主（图8）。
图7 居民社会空间属性皮尔逊相关性分析

Fig.7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ersonal and family social-spatial attributes

图8 不同职业和教育层次家庭收入与房价

Fig.8 Income and housing prices with different occupation types and educational levels

由此判断，拥有较多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群体更容易获取较高的经济资本，而在教育场域中，经济资本规模往往决定行动者的竞争力及迁居实践的可能性。家庭投资购买高价学区房，支付高昂的补课费用等，以获取转换为后代文化资本（优质教育资源）的发展机会。布迪厄提出教育是社会阶层关系再生产重要而隐秘的机制，父母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资源的获得起到关键性影响，甚至可以通过推高教育场域的进入壁垒，固化和极化社会阶层[10,43]。在教育迁居实践中，作为核心行动者群体的中产家庭，基于各自掌握的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在社会空间中占据不同的位置并竞争优质教育资源。由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优质教育资源与机会），是教育迁居场域中主要的资本转化趋势，其过程充满了家庭之间的显著博弈。现实中，城市教育迁居主体多为富裕的中产阶层，是因他们具有渴望阶层地位代际传递的动力和争夺优质稀缺教育资源的能力。正如布迪厄教育场域中关于文化资本特殊重要性的经典论述，富裕家庭愿意花费大量金钱购买学区房或动用人脉资源获取入学权，本质上是为了获取相应回报率较高的“教育机会”这种重要而特殊的文化资本[7,32]。

3.3 传统文化下中产阶层的惯习

惯习是人们实践过程中经久形成又潜在的行为倾向系统。布迪厄认为，社会阶层决定个体（群体）的惯习和个性，个人、集团（群体）和阶级依托其惯习和资本，形成相应社会行动实践以改变或提升自己的地位，从而完成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教育领域中，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积累强烈影响着其家庭惯习的形成，而惯习又决定了家庭参与竞争的意念，并深刻影响着家庭迁居后社会资本的再积累。在传统儒家文化氛围影响下，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地区中产阶层对于后代精英培养模式的认知惯习，驱使其对优质学区的追求呈现狂热态势，教育迁居行为更加普遍。西方多元文化及对“成功”多视角认同的背景下，尽管中产阶层家庭亦主动参与优势教育资源的竞争，但其培养方式相对更加松弛且多元，后代基础教育强度与热度总体较中国偏弱，教育迁居的规模与比例可能亦不如中国[23]。
在中国，“成功来源于优质教育”的概念根植于高学历群体的自身成长经历中，驱动他们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以实现“以教育促成功”。在长期实践中，大部分中产阶层家庭已涵育出相对稳定的惯习，即“读书论”及“文化资本再生产论”。为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本代际传递的不确定性，中产家庭普遍希望通过给予后代高质量教育以帮助其获取更好的工作和向上流动机会。其中具有较高文化资本（高学历）的中产阶层家庭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获得，从而更愿意通过教育迁居（择校）帮助子女争夺优质教育资源。
中产阶层家庭教育焦虑与内卷，作为一种黏着性惯习，对家庭教育迁居起到无可替代的牵引作用。择校作为中产阶层实现社会再生产的一种策略，是防止阶层地位滑落的重要保障，也是缓解其“中产焦虑”和“教育焦虑”的无奈之举。然而，国内整体教育水平的逐年提高和名牌大学招生名额的相对稀缺，使高考的竞争压力持续增加；教育分流政策更加剧了中产家庭的“恐慌”，面对“名为分类、实为分层”的教育分流，中产家庭表现出对子女转入中等职业教育轨道的强烈排斥和严重忧虑；考虑到教育获得是一个累积性的过程，中产阶层家长们渴望后代接受最好的基础教育，甚至将“高考”目标和压力提前至中小学甚至学前教育阶段；“素质教育”和“教育减负”政策非但未能减轻家长的焦虑，反而加重了中产阶层家庭竞相报名校外“影子教育”培训辅导的经济与心理负担[42]。
中国传统养育文化与择邻而居惯习，亦对教育迁居实践产生深度影响。在“孟母三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等儒家文化教育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家长普遍存在努力为子女提供最佳学习环境的主观意愿，教育迁居既是出于教育资源获取的考虑，也是受到“百万买宅，千万买邻”思想的影响，以实现教育资源与“生源效应”的优势叠加。正如教育界著名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所揭示，学校教育不是造成学生学业差异的最重要因素，学校学生的社会构成才是影响学校产出的核心因素。因此，在“一切为了孩子”的价值取向下，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投入大量经济资本和时间精力，通过“关系”、缴纳高额费用、购买“学位房”等方式，送子女就读知名私立学校或顶级公办名校，并通过迁居换取后代优质的教育机会与良好的教育环境。

4 教育迁居的“场域”重构效应

4.1 教育资本化与资源配置失衡加剧

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世界各国均出现公立义务教育资源的资本化趋向，表现为优质学校（学区）住房价格要高于邻近普通学校（学区），获取高质量教育机会需要消耗更多的经济资本。中国大城市中产阶层对“名校”的追逐牵引出教育资本化问题，即针对稀缺优质义务教育资源，通过学区政策将学位权与住房加以绑定，使得学区房在市场中产生溢价现象。其中，房产中介亦发挥着重要的助推作用，其利用信息差优势对市场需求推波助澜，帮助购房者规避政策限制、获取购房资格，并不断强化对于优质学区房稀缺性的“宣扬”，刺激着潜在需求者对于购买学区房的冲动。中国城市学区制度下义务教育机会深度捆绑学区内产权住房，将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差异性传递到相应住房价格当中[32]，而且尚未全面落实房产税和租购同权等调控机制，因此相较于西方，国内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的“溢价”和“资本化”现象更为显著[2]。
国家和地方不断探索“双减”“划片摇号”“教育集团化”“租住同权”等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的政策或措施，只是对住房与教育交叉场域产生一定重构作用，无法真正降低中产阶层家庭对学区房的博弈冲动，也无法阻挡或消弭优质义务教育资源不断被资本化的事实与态势。中产阶层家庭为在博弈中占得优势，热衷于以优质学区为目标进行教育迁居，学区房的地位在经济与文化资本双重再生产的叠加效应中不断强化[30]。不同阶层对教育资源的选择意愿和选择能力差异，使高社会阶层家庭向优质学区内集聚，形成因教育资源差异导致的居住空间分异和教育资源垄断[31,39]。家庭教育迁居与择校行为，使教育分化与居住分异两者间形成内生性正反馈机制，彼此匹配耦合与互动增强[43]。特别体现在名校学区内部，在学校教育质量和学区生源质量的优势重叠与循环累积作用下，城市中高质量教育机会正逐步向少数学校和群体集中，使城市内部教育资源空间不均衡与社会群体教育不平问题存在加剧的可能。

4.2 教育绅士化与社会空间分异加剧

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非均衡性形成“学区”差异，通过影响居住意愿与迁居行为加剧居住空间分异。教育迁居被认为是引起社会空间分异与解释城市不平衡的关键，教育迁居实质上是对教育资源的竞争，其结果是学区空间的阶层化。在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中，富裕的中产阶层更有条件跨越学区房价门槛，成为教育迁居的主力群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垄断着特定教育资源，并将普通家庭学生隐形排斥在优质教育机会之外，使优质学区空间符号化为具有身份隐喻的社会空间。国内学者吴启焰[29]敏锐观察到南京市富裕中产阶层家庭为了谋求子女较高的教育条件而高价购买内城“学区房”引致的“学区绅士化”（Jiaoyuficaiton）现象。其突出特点是经济与文化层次较高群体为争夺稀缺教育资源高价购买“学区房”，而且通常不投资改善住宅条件，更加关心的是学校的入学权和短期居住功能[15]，并在学业结束后转卖给下一批教育迁居者。
教育迁居及其带来的学区绅士化效应，为城市内部特别是老城区的“学区房”提供了不断循环且相对稳定的“住房链”，虽然购房或租房者的流动性强，但表现出相似的社会经济属性，即高度重视子女教育的中高阶层群体。由此，优质学区逐渐成为城市优势阶层入侵、集聚与周期性更迭的空间[42]，成为一种集财富、优质教育机会、社会精英于一体的优质资源集聚体[32]。这种教育资源“价高者得”的市场化配置方式，通过推高“学区房”价格加剧教育“资本化”，也意味着优质教育资源将一直被优势阶层占据，引致学区间的过度居住分异和学区内部的“空间俱乐部化”[26]，甚至可能因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分配而阻碍社会流动和诱发阶层固化[43]。
中产阶层家庭的择校行为产生比“学区绅士化”更为显著的“学校绅士化”（school gentrification）现象，即学校学生家庭属性的中产阶层化。而且，教育迁居群体既是上述“绅士化空间”的消费者，也是主要生产者，越来越多的城市精英阶层家庭曾经逃离城市前往郊区，现在又因教育而大规模回迁内城。教育迁居勾连了优势学校和社会阶层并形成正反馈机制，在家长选择学校、学校争抢学生的过程中，强化了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亦提高了学校教育绩效。“生源”或“同伴”的正向反馈作用机制，持续激励中产阶层家长和学校互相选择，既通过教育迁居加剧教育空间的居住分异与阶层分化，亦通过影响学校学生的社会构成而加剧教育不平等[31]，将低收入群体隔离在优质教育机会之外。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围绕居住迁移、教育公平、学区热、绅士化等现象，将社会学、经济学与地理学相关理论与视角相交叉，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植入大城市内部“教育迁居”问题的分析，并以南京市为案例，探讨了其教育迁居的时空特征、动因机制和社会空间效应。结论如下：
①大城市居民以追求后代高质量义务教育机会为目标的教育迁居，作为一种竞争性的社会空间过程，符合相对独立的新型社会场域特征：迁居行动者之间凭借资本规模及结构，基于特定规则和惯习作用，存在愈发激烈的“学位权”竞争行为，并在博弈中实现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间的转换与再生产。
②南京市案例表明，因教育而迁居渐成城市内部居住迁移的主要模式之一，教育迁居家庭普遍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表现为相对更高的收入和住房资产，以及更高层次的职业结构和教育水平。教育迁居群体中存在较高比例的由新房迁往老房、大户型迁至小户型、私有住房搬入租赁住房的“逆向”迁移和“学漂”现象。
③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教育场域中，经济资本是催动教育迁居的首要因素，阶层与文化惯习亦发挥着重要驱动作用。优质教育资源资本化与空间配置失衡加剧，以及因相似属性教育迁居家庭在名校学区内聚居而产生的绅士化效应，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教育迁居实践对社会空间和教育场域的重塑作用。

5.2 讨论

教育公平是中国教育制度的根本追求，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促进教育公平”和“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对教育迁居和教育场域的研究，发现校际教育质量差异或教育资源空间配置失衡并非由某项特定规则直接造成，而是教育资源空间分配与接受教育群体竞逐的双向互动强化，共同推高教育结果不公平和社会阶层分化，故单纯以空间区划配置教育资源的学区制度，在市场背景和家校互馈机制下容易失效。正如有学者指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投入均衡化水平已然较高，但必须实现生源均衡，才能实现教育产出均衡，打破教育不均衡与居住分化的互动增强机制[43]。
因此，为“加快校际均衡发展”和“保障群体公平发展”，实现城市内部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和空间格局，既要通过优化“规则”降低教育资源的空间过度分化，也要缓解家庭教育焦虑，引导其减少对所谓“名校”的狂热追逐和对择校的过度投入。当然，实现教育空间均衡化的规则（制度）优化是前提，当务之急是必须构建一整套制度化路径推动城市内部校际均衡发展，因为在不能大幅降低“校际差异”的前提下，任何试图控制“择校热”“学区热”和引导家庭理性教育迁居的尝试都无异于隔靴搔痒。例如，2025年南京市教育局出台政策，要求公办中学严控跨区择校与优录，此举虽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择校，但无疑刺激着人们尽早购买“学区房”以保证获取入学权的冲动。有效制度化路径可从推进实施租住同权、构建“大学区”、打造教育集团、建立教师交流轮岗长效机制、推广房产税等“组合拳”方式，通过弱化住房与教育场域交叉强度，缓解“教育资本化与资源配置失衡”“教育绅士化与社会空间分异”加剧等相关问题。
伴随国内学者对“学区房”“义务教育”“居住迁移”“社会空间”等主题研究兴趣日渐浓厚[27,32]，本文围绕家庭迁移及教育引致的教育隔离及绅士化现象等热点问题[29,31]，采用场域理论或分析视角对上述问题加以系统梳理与阐释，该项创新性尝试在教育地理、城市地理和社会地理学领域并不多见。然而，本文亦存在一定局限，场域理论的实证应用通常依赖大规模调查与访谈数据，本研究在问卷数量和样本覆盖上可能无法全面、真实揭示不同社会群体教育迁居的时空特征，但这并不能动摇本文对于教育迁居场域与行为实践动因分析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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