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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10: 234 - 24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10.024

The Construction of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Corridor Based on SNA and Circuit Theory: Taking Guanlong Ancient Road as an Example

  • LI Hongfei , 1, 2 ,
  • CHANG Kai , 3, ※
Expand
  •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 Art Design，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Gansu，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nd Architec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SEU-NWC）， Lanzhou 730050， Gansu，China
  • 3. Changji City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Changji Bureau of Natural Resources， Changji 831199， Xinjia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1-19

  Revised date: 2025-06-06

  Online published: 2025-11-20

Fold

Abstract

Building a systematic and continuous heritage corridor is a key step in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the Guanlong Ancient Trail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ritage nodes and network attributes through cognitive network structure analysis, and identifies potential heritage corridors using the 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model and circuit theory model in conjunction with heritage clusters as heritage sources. By integrating and optimizing potential corridors based on factors such as heritage centrality evaluation, actual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and corridor relative resistance,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of the Guanlong Ancient Trai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heritage network of the ancient Guanlong Ancient Trail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presents a spatial pattern of "multiple cores and clustered groups". 2) The application of th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 block model" collaborative division of heritage source area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division of heritage source areas. 3) The potential heritage corridors in the study area were manually corrected, and after optimization, a three-level corridor system of "core-main-secondary"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i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corridor system were proposed,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overall protec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Key words： linear or serial cultural heritage corridors; heritage source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ircuit theory; Guanlong Ancient Road

Cite this article

LI Hongfei , CHANG Kai . The Construction of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Corridor Based on SNA and Circuit Theory: Taking Guanlong Ancient Road as an Exampl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10) : 234 -24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10.024

文化遗产具有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的作用，是延续我国历史文化血脉的重要载体。自《“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印发以来，文化遗产的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相关研究井喷式增长，其中以“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遗址公园”以及“遗产廊道”为主要研究对象。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版增加对文物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的新要求，为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和有效利用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而线性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新形式，由于其具备跨越多个行政单元、遗产类型丰富多元的特征，受到学界更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在此背景下，关陇古道作为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组成部分[1]，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发展成为价值丰富、类型多元的线性文化遗产。作为承载丰富历史记忆与文化瑰宝的集合，要实现对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可持续利用与发展，关键在于厘清遗产资源的文化脉络并解构其网络结构，进而完成对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廊道的构建。
遗产廊道的概念由20世纪末引入国内[2]，强调通过整合离散遗产节点，构建具有文化连续性的遗产区域网络，进而实现遗产价值的整体性诠释与传承，是区域化遗产保护的理论范式，兼具经济枢纽功能、遗产活化利用、游憩服务供给及生态修复等复合属性。近年来，随着全域旅游和整体性保护理念的推广，遗产廊道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极大地推动了文化遗产保护在内的多领域融合发展[3]。梳理现有遗产廊道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于景观构建[4]、评价分析[5]、影响机制[6-7]以及规划对策[8]等研究内容。遗产廊道的构建方法主要有：①从区域历史文化背景出发，通过分析和评价文化遗产特征，定性划分遗产廊道空间，确定遗产廊道整体价值[9]；②从区域历史文化背景出发，对区域文化遗产进行属性梳理，采用层次分析、区位熵等数理模型对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进行评价，对文化遗产廊道的范围构成和要素空间格局进行分析，最终提出区域文化遗产廊道[10]；③从景观生态学视角出发，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综合度量区域自然地理、人文社会等多个要素的景观阻力，构建综合阻力面，以此识别潜在遗产廊道[11-12]。该方法的构建流程通常为“划分遗产源地—构建阻力面—识别潜在廊道”。借鉴景观生态学中生态源地的概念[13]，结合关陇古道文化遗产的属性特征，本文认为遗产源地是该地区历史文化环境中产生重要空间辐射效应、具有核心作用的遗产集群，是构建遗产廊道重要基础。
“线性文化遗产”一词是单霁翔先生基于欧洲国家的文化线路和美国的遗产廊道，针对我国遗产保护情况所提出的概念，是指具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族群[14] ，如运河、河谷走廊、峡谷、古道等，其理念是通过对沿线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串联，构成链式的文化遗存结构，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遗产生态系统。我国比较知名的线性文化遗产有京杭大运河、丝绸之路、茶船古道、茶马古道[15]、长城等。
基于上述对遗产廊道和线性文化遗产的概念梳理，结合既有研究成果[16] ，本文试图进一步完善“线性文化遗产廊道”这一概念：线性文化遗产廊道是以古道、运河、长城等跨越行政边界的历史线性空间为载体，通过规划整合沿线文化遗产、修复跨区域历史脉络、旨在形成具有延续性的文化保护体系与发展网络。相较于侧重综合效益的遗产廊道，线性文化遗产廊道更强调通过线性空间整合文化遗产资源，以此巩固地域文化认同和历史脉络延续。通过系统构建线性文化遗产廊道，既能修复历史脉络、避免遗产点“孤岛化”保护，又可借助文旅融合等措施激活城乡经济，促进生态与文化共治，成为链接历史记忆与现代发展、增强地域文化韧性、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
随着流空间理论的兴盛以及万物互联的网络化社会快速发展，人文地理要素之间联系状态由一维的空间连接向多维的时空关联发展，联系格局也由独立的空间分布向多核心的网络化发展，从而推动文化遗产向体系化、网络化发展[17]。梳理既有研究发现，当前学者重点关注遗产理念延伸、网络要素评价[18]、遗产网络构成[19]，强调与遗产周边环境的整体性保护，推动区域文化遗产与生态景观协同保护的发展路径。在网络构建路径上，多数学者从历史学、地理学、旅游学等学科视角出发，运用德尔菲法等定性方法，以及借助ArcGIS平台，运用空间要素叠加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进行定量分析[20]。
综上可见，尽管已有学者在遗产廊道的研究中将遗产廊道与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内容统筹考虑，但从文化遗产自身所蕴含的历史价值、社会联系等维度出发开展遗产廊道构建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①在遗产网络构建上，当前文献更强调对网络要素的构成特征和综合价值的研究，鲜有学者基于遗产关联网络本身，对其文化遗产的关联网络进行系统性、结构性的分析探索；②在研究方法上，既有研究对遗产源地的识别多基于核密度估计法或直接将遗产点作为遗产源地，缺乏对遗产点之间在文化内涵、空间距离、保护层级等维度上的综合考虑。
鉴于此，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模型、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电路理论连接度模型，以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作为研究对象，从空间距离、历史年代、文物类型等遗产属性出发，研究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关联网络结构，分析遗产网络中的节点地位和关联集群，并将关联集群作为划分遗产源地的重要依据，为后续遗产廊道的构建提供先决条件；在廊道选线方面，延续前人成熟的廊道选线思路，从文化遗产的自然环境、交通条件等方面出发，构建遗产廊道所需的综合阻力面，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电路理论连接度模型识别潜在遗产廊道，并基于交通条件、遗产点重要性等指标优化整合潜在廊道。通过协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模型和电路理论连接度模型，旨在为遗产廊道构建提供新的研究路径，进而为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借鉴。

1 研究区概况

关陇古道位于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处的六盘山南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关陇古道在始皇时期就已基本开通。自秦代以降，关陇古道不仅是从关中平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代兵家必争的军事要道，秦人崛起、张骞通西域、街亭之战等脍炙人口的历史事件均发生于此地。基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厚的人文底蕴，关陇古道孕育出史前、羲皇、先秦、三国古战场等内涵深厚、风格独特的地域文化，同时也遗留下诸如大地湾遗址、马家塬遗址、伏羲庙、麦积山石窟等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21-22]，梳理出关陇古道的3条主要道路：回中道、陇关道及咸宜关道，文化遗产以3条干道为轴线在道路两侧零散分布。受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军事等各方因素影响，这3条主要干道发生过一定程度的偏移，但沿线的关隘、古驿站等重要交通节点大多得以保留[23]。因此，本文所指关陇古道即为回中道、陇关道及咸宜关道3条主干道所覆盖的核心区域，研究范围大致在天水、平凉和宝鸡三市交界处，以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为地理中心，共涉及静宁县、陇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等区县，面积约6641.4 km2（图1）。
图1 研究区概况

Fig.1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①关陇古道文物保护单位等各级文博信息，来源于地方文物普查著作以及各省市文物局官网，包括文物遗产保护级别、地理位置、所处年代以及文物类别等内容，针对个别文物保护单位存在基础信息残缺的问题，以地方志、历史著作等史料作为辅助进行补充。②研究区的数字高程模型数据和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③道路交通、河流水系数据来源于Open Street Map平台。

2.2 研究方法

本文以构建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廊道为研究目标，通过网络节点属性认知和遗产集群划分对遗产关联网络进行初步解析，探索各个遗产点的网络地位，以及遗产集群的组织形态和特征。在明晰遗产网络结构的基础上，以核密度估计为基础，运用块模型分析作为聚类补充，从遗产内在属性出发划分遗产源地，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对遗产廊道构建的阻力面进行综合评价，最后运用电路理论连接度模型识别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潜在廊道。最终，基于遗产网络认知、现实交通条件以及“高电流密度”廊道的识别，形成优化后的分级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廊道体系（图2）。
图2 技术路线

Fig.2 Technical route

2.1.1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模型的文化遗产关联网络解析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是一种用于研究某一社会环境中多方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空间结构。本文采用点度中心度与中介中心度衡量遗产点的空间重要程度和关联网络地位，并基于遗产节点特征和关联强度，运用块模型方法识别遗产集群。具体步骤如下：①通过对文化遗产内在属性特征进行指标量化等数据预处理，计算遗产节点间的关联强度，并据此构建网络关联矩阵；②分析各遗产节点在关联网络中的重要性，识别研究区域内的关键遗产点；③运用块模型方法识别研究区域内关联紧密的遗产集群，以此从节点、集群、网络三个方面更全面地解析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的网络属性，为后续构建遗产廊道提供重要参考。
点度中心度，用于衡量某个文化遗产点在遗产网络中与其直接联系的遗产点的个数，是表征遗产点中心性最直接的指标之一[24]。遗产点的点度中心度值越大，表示其在遗产网络中的连接数越多，影响力也就越大。公式如下：
$CD\left(i\right)=\sum _{j=1}^{G}{x}_{ij}(i\ne j)$
式中：CD(i)为文化遗产点i的点度中心度值；G为遗产网络中遗产点的总数；xij为遗产点i与遗产j之间的直接连接数。
中介中心度，以经过遗产网络中某个遗产点的最短路径数目来表征遗产点的重要性指标[24]。文化遗产点的中介中心度越大，表示其在遗产网络中起到的桥梁作用越显著。公式如下：
$CB\left(i\right)=\sum _{s\ne t\ne m}\frac{{d}_{st}\left(i\right)}{{d}_{st}}$
式中：CB(i)为文化遗产点i的中介中心度值；dst为遗产点s到遗产点t在关联网络中所联系的最短路径数量；dst(i)为从遗产点s到遗产点t的最短路径中经过遗产点i的数量。

2.1.2 基于电路理论连接度模型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廊道识别

核密度估计法可直观反映文化遗产在关陇古道地理空间中的聚集或离散程度。核密度估计值越大，表示遗产节点在空间中聚集程度越高。公式如下：
$f\left(x\right)=\frac{1}{nh}\sum _{i=1}^{n}k\left(\frac{x-{x}_{i}}{h}\right)$
式中：f(x)为要素x的密度估计值；n为研究区范围内样本量；h为带宽参数，且h>0；k为核函数，x-xi为估值点x到测量点xi的距离。
块模型指的是同一社群内部各主体之间所具有直接、紧密、频繁的关联，是评价社群网络聚类特征的重要指标之一[25]。根据块模型理论，同一关联集群内部各节点存在一定的结构相似性[26]。因此本次研究借助Ucinet和Gephi分析平台，通过块模型分析将关陇古道地区文化遗产进行聚类划分并可视化处理，并指导遗产廊道构建研究中的源地选择。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通过模拟体验者在异质空间中抵达各文化遗产源地的过程，而对该异质空间进行适宜性评价[27]。因此，本文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关陇古道遗产景观阻力面，公式如下：
$MCR={f}_{min}\sum _{j=n}^{i=m}({D}_{ij}·{R}_{i})$
式中：MCR为关陇古道地区从遗产源地i到遗产单元j最小累积阻力值；Dij为物种从遗产源地i到遗产单元j的空间距离；Ri为遗产单元i的空间阻力系数；函数f表示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与变量Dij·Ri的正相关关系。
电路理论模型把文化遗产所处的物质空间看作一个导电平面[28-29]，将有利于人群在该空间中流动和活动的自然环境、交通区位、文化遗产特征等属性赋予较低阻值；反之，将阻碍人群流动和活动的属性赋予高阻值，以此来确定最佳的线性文化遗产廊道构建方案。
在本研究中，社会网络分析模型可解决既有廊道构建研究中遗产节点属性不清、遗产源地构成主观的关键问题，而电路理论连接度模型的运用能够有助于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之间的多廊道链接和“高电流密度”重要廊道识别，克服使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只能寻找单一最优路径的技术局限。最终形成一套从文化遗产自身文化属性出发，认知遗产网络、构建遗产廊道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体系，为推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提供理论支撑。

3 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网络认知

遗产网络的本质是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和物质能量相互作用，促进了各类信息的流动。相较于传统的“核密度估计”或“平均最邻近”所表征的遗产空间布局表象，基于历史文化、文物类型等遗产内在属性所表征的关联网络空间结构对于完善区域发展认知、深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具有指示意义。因此，本文基于文化遗产的内在属性构建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网络。

3.1 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网络构建

本文将遗产关联性强度定义为各遗产点基于自身属性对周边遗产点的吸引力和与之能够形成遗产集群的可能性。考虑到数据的获取以及量化，本文的遗产关联性强度包括地理联系、文化联系和类别联系3类指标。首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确定3类指标权重，并据此计算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之间关联强度（表1）。其次，借鉴已有研究成果[30]，将关联强度值排序前98%分位数作为构建遗产网络的临界值，以此来构建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网络。
表1 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关联性指标选择及说明

Tab.1 Selection of indicators for assessing the relevance of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along the Guanlong Ancient Road

中间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与测度 指标权重
地理联系 空间距离 衡量文化遗产的地理联系强度。通过全国公路数据集构建OD成本矩阵，计算文化遗产之间的交通距离并求倒数，最后将数据归一化处理后得到关陇古道文化遗产的地理联系强度 0.223
文化联系 历史时期 衡量文化遗产所处历史时期的联系强度。基于文化遗产所处阶段，赋值同一时间阶段的文化遗产为1，不同时间阶段为0 0.462
类别联系 遗产类别 衡量文化遗产不同类别之间的联系。赋值同一类别的文化遗产为1，不同类别为0；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等传统聚落是人类活动的根据地，因此传统聚落之间赋值为1，传统聚落与其他遗产类别赋值为0.5 0.315

3.2 遗产节点重要性评价

本文借助Gephi计算各文化遗产点的点度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分级描述关陇古道文化遗产关联网络的节点重要性。结果显示，点度中心度的取值范围在0.00~33.62之间，数值越高，表明该遗产点与其他节点之间的直接联系越紧密；中介中心度的取值范围在0.00~200.00之间，数值越高，表明该遗产点在网络中所承担的中介作用越显著。同时，运用自然断点法将文化遗产的点度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划分为五级，经可视化表达后发现，两项中心度评价结果在地理空间的分布上具有一定相似性（图3），即在关陇古道范围内，与其他节点直接联系越紧密的遗产点，其在遗产网络中的核心性或中介作用也往往越强。
图3 关陇古道文化遗产节点重要性认知

Fig.3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nodes of Guanlong ancient road

3.3 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子群聚类与源地划分

本文借助Ucinet平台进行块模型分析，并通过Gephi平台将文化遗产网络集群划分为10个凝聚子群，涉及文化遗产数量246项（图4a）。结果显示，模块化系数为0.619，远大于同等规模下的随机网络聚类表现（模块化系数=0.237），属于模块化程度较高的子群划分。在空间分布上，有3处凝聚子群完全位于秦州区，受到交通区位、地形地势等因素的影响，秦安县、麦积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以及陇县城关镇各有1处凝聚子群；在空间结构上，形成以张家川镇、七里墩街道为主的两大核心子群，以兴国镇、永清镇、石佛镇、社棠镇以及城关镇为主的二级子群。
图4 文化遗产关联网络与凝聚子群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ssociation networks and cohesive subgroups

在文化遗产源地的划分上，核密度估计模型和块模型均能较好地反映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图4b）。两种模型在确定文化遗产源地方面的共同点是都能够发现文化遗产的聚集模式、热点区域，不同之处在于其计算原理与输入数据。具体而言，核密度估计模型仅依赖地理空间上所有遗产点的空间位置进行核函数叠加计算，空间距离是影响其结果的唯一变量；而基于块模型的凝聚子群划分则综合考虑了遗产点之间在空间距离、历史时期、保护级别和文物类型等多维属性上的有机联系。此外，两种模型的结果呈现方式也有所不同，核密度估计模型的结果是一个连续渐变的密度表面，可以直观地观察到文化遗产点的聚集情况；而块模型分析的结果则是识别出多个内部关联紧密、相互间联系较弱的凝聚子群。
综上可见，基于SNA的块模型相较于核密度估计模型，能够更精确地识别出内部节点在年代、类型和空间上具有较高同质性的凝聚子群（图4c）。因此，本文采用核密度估计作为识别遗产空间聚集热点的基础，以块模型划分的凝聚子群作为界定遗产源地的补充，协同确定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源地，为后续构建遗产廊道提供必要条件。

4 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廊道构建

通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模型可揭示出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的网络特征，为遗产源地的科学划分奠定基础。基于此，本章节将核密度估计与块模型划分的遗产源地作为廊道构建的起点，协同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与电路理论连接度模型，识别潜在廊道并优化分级。这种从“网络认知”到“廊道构建”的递进逻辑，体现出理论分析向实践应用的转化，能确保廊道选线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4.1 综合阻力面构建

整体性保护目标下文化遗产的保护需综合考虑遗产所处环境、人文地理以及遗产内在属性，受自然环境状况、交通区位条件、遗产保护价值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综合前人研究成果[31]，从自然环境、交通区位以及遗产属性3个维度选取综合阻力面的13项阻力因子，并根据关陇古道地域特点确定各项阻力的权重值以及阻力值（表2）。对各项阻力因子进行赋权并叠加处理后得到构建遗产廊道的综合阻力值（图5），运用自然断点法将阻力值划分为五类，根据阻力值从小到大，依次为：低阻力值、中低阻力值、中阻力值、中高阻力值以及高阻力值，分别对应5种廊道构建适宜区。其中，高适宜区主要聚集在研究区西南部渭河、北部清水河以及南部牛头河的河谷地带，以及西部关中平原地带；不适宜区主要分布在交通不便、人类活动稀少且文化遗产数量较少的中东部陇山地区。总体而言，适宜区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显著特征，即以道路、河流为依托，连接城乡聚落的纽带，同时也是展现地域风貌与历史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
表2 阻力因子分类、权重与赋值

Tab.2 Classification, weighting and assignment of resistance factors

阻力因子 权重 阻力值
1 2 3 4 5
自然环境 高程（m） 0.016 [843，1311） [1311，1578） [1578，1810） [1810，2096） [2096，2744]
坡度（°） 0.027 [0.00，8.20） [8.20，14.51） [14.51，21.06） [21.06，29.50） [29.50，59.68]
地形起伏度（°） 0.034 [0，16） [16，28） [28，41） [41，60） [60，154]
河流缓冲（km） 0.024 [0.0，0.5） [0.5，1.0） [1，2） [2，5） [5，∞）
土地利用类型 0.061 非、建设用地 农田 草地 水体 森林
交通区位 距铁路距离（km） 0.092 [0，1） [1，2） [2，5） [5，10） [10，∞）
距高速路距离（km） 0.078 [0，1） [1，2） [2，5） [5，10） [10，∞）
距国道路距离（km） 0.051 [0.0，0.5） [0.5，1.0） [1，2） [2，5） [5，∞）
距省道路距离（km） 0.047 [0.0，0.5） [0.5，1.0） [1，2） [2，5） [5，∞）
距县、乡道距离（km） 0.029 [0.0，0.5） [0.5，1.0） [1.0，1.5） [1.5，2.0） [2，∞）
遗产属性 源地级别 0.159 一级 二级 三级 其他区域 ，
遗产价值 0.118 国家级 省级 市县级 一般 ，
遗产聚集程度 0.264 [0.00，0.07） [0.07，0.14） [0.14，0.22） [0.22，0.30） [0.30，0.37]
图5 关陇古道综合阻力面构建

Fig.5 Comprehensive resistance surface construction of Guanlong ancient road

4.2 潜在遗产廊道的识别与阻力分析

本文借助Linkage Mapper工具箱，共识别出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潜在廊道122条，呈现网状分布，总长度1233.2 km。遗产廊道的空间异质性显著：西南部遗产源地分布相对密集，廊道数量较多且长度较短，文化交流更为密切；中东部、西北部受到地形、河流、源地分布等多方影响，遗产廊道长而疏。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32]，借助Linkage Mapper工具箱，本文用电路理论为基础对遗产廊道的加权成本距离（CWD）和最小成本距离（LCP-L）的比值来反映遗产廊道的相对阻力比值，比值越小，表明遗产廊道的电流密度越高，廊道连通性越好。由图6可知，该区域的廊道相对阻力比值处在3.98~6.51的范围内。同时，利用自然断点法将遗产廊道划分为高阻力廊道、中阻力廊道以及低阻力廊道三级，其中31条高阻力廊道集中在研究区域东部山区和西北部，该地区遗产源地距离较远，且地处山地森林、地形起伏度较大等人类活动受限程度较高的区域；56条中阻力廊道空间分布更为离散，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域中南部，以永清镇作为核心向外辐射，串联起东西部遗产源地，同时也强化南北部源地的文化联系；35条低阻力遗产廊道集聚分布在中北部和西部地区，该地区为地势较缓、水源充沛的葫芦河河谷地带。
图6 基于电路理论的遗产潜在廊道识别

Fig.6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corridors of heritage based on circuit theory

4.3 遗产廊道选线优化与分级

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廊道识别结果与现实环境之间存在一定误差[33]。为进一步使遗产廊道选线结果对关陇古道地区历史文化环境的改善提供更明确指导，本文对122条潜在遗产廊道进行人工修正和校对，修正后遗产廊道为44条。对修正后的44条遗产廊道进行分级优化，调整原则如下：①以现实道路条件为基准，整合优化高阻力、冗余度高、破碎化的潜在廊道；②对经过地位高、联系频繁的遗产节点的廊道予以优先保留，巩固关陇古道遗产网络的稳定性；③对潜在廊道中电流密度高、直接连接核心子群的重点廊道进行优化调整（表3）。
表3 遗产廊道优化分级

Tab.3 Heritage corridor optimization hierarchy

遗产廊道级别 基本条件
核心廊道 五级点度中心度的文化遗产点至少2处
五级中介中心度的遗产点至少2处
遗产廊道的相对阻力不大于4.762
铁路、高速道路、国道
主要廊道 四级以上点度中心度的文化遗产点至少5处
四级以上中介中心度的遗产点至少5处
遗产廊道的相对阻力不大于5.483
省道、县道
次要廊道 -
通过对潜在遗产廊道进行选线优化后，依据文化遗产的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廊道相对阻力值和道路等级，将所识别的遗产廊道划分为核心廊道、主要廊道和次要廊道三级（图7）。
图7 遗产廊道优化结果

Fig.7 Results of heritage corridor optimization

①核心廊道主要连接点度中心度高、中介中心度强、交通区位优良的文化遗产点。该类型廊道能够构建关陇古道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结构骨架，起到支撑作用。核心廊道共4条，包括南部横贯天水市区的马跑泉镇—太京镇、西部的东关街道—兴国镇—莲花镇、北部莲花镇—陇城镇—张家川镇以及东南部恭门镇—社棠镇4条核心轴线，全长约248 km。核心廊道主要分布在廊道构建中高适应性的地区，整体呈现出口字型空间格局，串联起以伏羲庙、大地湾遗址等遗址为代表的史前文化、羲皇文化、三国文化以及丝路文化聚集区，同时也是关陇古道地区文化遗产类型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最深厚、道路通达性最优的区域，为后续遗产廊道的开发与应用提供基础框架。
②主要廊道能够极大补充关陇古道地区的历史内涵和文化资源丰度，并有效提升该区域历史文化联系强度。主要廊道共14条，空间格局呈组团化分布，集中分布在研究区东部的陇县城关镇、西部上门镇以及清水县西侧地区，全长约493 km，出现包括3处“口字形”和2处“十字形”的空间结构特征。其中，一处“十字形”空间结构出现在清水县城西侧，以清水贾川乡为交点，联系起秦安、秦州、麦积和清水等3处重要遗产源地；另一处“十字形”空间结构出现在清水县城东侧，以张家川马鹿镇为中心点，主要链接陇县、张家川和清水3处重要遗产源地，由于该地区位于陇山山区，遗产资源相对较少，交通通达性较弱，因此呈现出廊道少而直的特点。而3处“口字形”结构则出现在秦安安伏镇、张家川张棉乡以及陇县新集川镇附近，将未纳入核心廊道的相对重要文化遗产资源进行覆盖，是核心廊道的进一步拓展。
③次要廊道共26条，全长约346 km，遍布研究区全域。经整合优化后的次要廊道能够对关陇古道地区的历史文化空间品质改善起到关键作用，是整体遗产网络结构的重要辅助和补充。次要廊道不仅连接起遗产网络中没有被核心廊道和主要廊道所覆盖的遗产资源点，同时将核心廊道和主要廊道进行连接，有助于优化遗产网络结构，拓展遗产网络的空间分布，增加遗产网络的连通性和灵活性，丰富网络空间结构层次。次要廊道仍以张家川、秦安、秦州以及陇县等几处重要遗产源地为中心向外辐射，尽可能连接关陇古道地区的一般性文化遗产，是遗产廊道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4 遗产廊道开发与应用策略

基于区域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源地内遗产节点的文化背景构成，将10处遗产源地划分为五种主题文化区，包括史前文化区、先秦文化区、三国文化区、羲黄文化区以及丝路文化区。在此基础上，利用遗产廊道形成主题旅游线路（图8），培育主题体验式旅游业态。具体来看，核心廊道是廊道系统的结构骨架，同时也是全域主题旅游线路的重要干道，因此核心廊道所代表旅游干道并非局限于单一文化，往往是多元文化的综合集成；主要廊道作为重要旅游线路联系起地域相近、文化相关的传统聚落和遗产源地，形成例如史前文化、先秦文化等特色鲜明的主体旅游线路；次要廊道则承担中介衔接功能，连接研究区域内多条文化主题线路，形成不同空间层级、不同文化主题的全域旅游线路，最终实现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协调发展。
图8 遗产廊道主题划分

Fig.8 Thematic division of heritage corridors

关陇古道区域需先全面掌握自身资源禀赋，科学配置完备的旅游服务设施，依托高质量服务实现游客的有效吸引与留存。针对不同文化线路的主题类型，为其配置差异化旅游服务设施，具体包括主题文化影视阅览设施、游客服务设施、交通租赁设施及环境卫生设施等。其中，游客服务设施重点布局于张家川镇、陇城镇等传统聚落，以游客服务中心、咨询服务点为主要载体，提供全域景点分布、最佳游览路线及自助出行攻略等信息。交通租赁设施则沿4条核心廊道的城镇休憩段与风景游览段布设，提供自行车、电动车、小汽车租赁服务，满足游客长距离换乘及自驾游需求。文化科普设施则设置在伏羲庙、大地湾遗址、马家塬遗址等重要文化遗产点，借助文化解说、专题展览及宣教设备展示关陇古道文化内涵，从而满足城乡居民与外地游客的文化体验需求。
最后结合现有交通条件，以开发建设关陇古道特色旅游线路为契机，以传统聚落有机更新为抓手，倒逼关陇古道地区基础设施的加速建设和乡村风貌的提质增效，形成 “旅游带发展、发展反哺旅游”的良性循环。

5 讨论与结论

5.1 结论

本文协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模型、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电路理论连接度模型，以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为例，识别其潜在遗产廊道，并结合交通条件、节点地位等条件形成廊道优化方案。主要结论如下：①关陇古道线性文化遗产的遗产网络呈现“多核心、组团化”的空间格局，核心节点在网络中具有高中心性和强中介作用，是遗产廊道骨架的重要支撑。中介中心度与点度中心度评价结果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似性。在网络集群识别中，块模型划分出10个高关联度遗产源地，为遗产源地的科学划定提供了依据。②通过“核密度估计+块模型”协同划分遗产源地，综合考量遗产节点的地理聚集与多维属性关联，可以有效提升遗产源地划分的科学性。③研究区共识别出潜在遗产廊道112条，整合优化后形成“核心—主要—次要”三级廊道体系，共计44条。作为骨架的4条核心廊道主要联结4处重点遗产源地，串联高价值遗产节点，构成口字形骨架；主要廊道呈组团分布，共计14条，补充文化资源丰度；次要廊道共计26条，增强网络连通性，覆盖全域一般性遗产点。

5.2 讨论

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宏观视角下，遗产廊道需要结合文化脉络、梳理空间组织、统筹区域管理等措施合理构建与优化，要在理清地方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点—轴”带动、沿轴发展、梯度开发的遗产廊道空间协同发展模式，并建立省级引领、市州支撑、县区共建的跨区域协作管理与合作路径，以此构建起传承文化、修复生态、发展经济的多功能复合空间，为文化遗产廊道的可持续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借鉴。
本文通过跨学科方法协同运用，完善了遗产廊道构建范式中科学性、合理性的不足[34-35]，为线性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科学路径，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既有研究中识别遗产廊道选线范式[36]，对推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具有借鉴意义。然而，作为一种构建方法的新尝试，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①仅考虑了自然环境、交通区位和遗产属性3个方面的影响，后续研究可将研究区域人口聚集程度、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政策支持等社会阻力因子纳入考虑，构建更为合理、全面的阻力面；②仅以现实道路条件与文化遗产重要性为基准对潜在廊道进行整合优化，后续研究可将社区参与、文化传承等人文要素与城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城市绿地系统等国土空间专项规划进行有机结合，以构建既能满足生态保护和休闲游憩功能，又能更好地建立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综合性廊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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