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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10: 11 - 2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10.002

The Spatial Imbalance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s

  • XIAO Xiaodong , 1 ,
  • LIU Yaobin , 2, ※ ,
  • GUO Yan 2 ,
  • FU Ruyi 2
Expand
  •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Jiangxi，China
  •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Jiangxi，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1-15

  Revised date: 2025-04-01

  Online published: 2025-11-20

Fold

Abstract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aims to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natural systems, which is an important underpinning for achiev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provide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y exploring the spatial imbalance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can provide a model for other regions.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omposite ecosystem of economy-society-nature, and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to measure the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of 108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3 to 2019. Then we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imbalance and dynamic evolution, and analyz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atial disequilibrium by using the geographic detector. The study shows that: 1) the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is steadily improv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3 to 2019, and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shows a ladder pattern of downstream>midstream>upstream. 2) The spatial imbalance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ith the inflection point occurring in 2008. The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s were the main source and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relatively small. 3)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unbalanced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ows that the absolute differences increase in the whole region and each region. But the trend of polarization gradually disappears. 4) The social inclusion dimension factors are the main cause of the disequilibrium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space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s a whole and in various regions. The environmental inclusion dimension factors also graduall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nd the interaction of factors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the disequilibrium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space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an the single factor.

Key words：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economy-society-environment; public service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patial heterogeneity;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Cite this article

XIAO Xiaodong , LIU Yaobin , GUO Yan , FU Ruyi . The Spatial Imbalance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10) : 11 -2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10.00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仍有许多卡点瓶颈，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即经济增长方式的“包容性”和“绿色化”仍需增强。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发展理念的结合，包容性绿色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系统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1-2]，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2023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提出，要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必须坚持把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作为着力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再次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是新时代推动绿色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阵地。自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以来，长江经济带全面推进绿色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仍面临诸多挑战，绿色转型难度大，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显著，即经济增长方式的“包容性”和“绿色化”仍需增强。作为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发展理念的结合，包容性绿色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系统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完美体现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绿色发展的思想[3]。但是，长江经济带各区域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发展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难免存在空间非均衡分布格局。因此，构建包容性绿色发展评价体系，测度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状态，明确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性和形成机理，为针对性提出优化策略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依据，也能为我国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示范。
自2012年“里约+20”峰会提出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以来，学术界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方向兼有质性分析和量化研究。首先，质性分析聚焦于对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内涵的阐释，主要从发展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两个角度进行界定。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出发的观点认为包容性绿色发展是兼顾绿色化和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方式[4-6]；而福利经济学视角则认为包容性绿色发展必须保证增长能够改善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福利[7]。其次，量化研究主要围绕不同空间尺度下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测度、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等展开。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测度主要包括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从投入产出角度进行测度，主要采用的方法为熵值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8-10]；区域差异分析以空间差异研究为主，且多从省级层面研究[8,11]，少部分文献从城市层面展开[12]，但多只采用直观、静态的方法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差异进行刻画，缺乏对其动态演进特征的描绘[11-12]；影响因素研究多采用回归模型等计量方法进行考察，既有学者考察某个因素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也有学者探索其多个驱动因素[13-15]，但主要关注的是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而非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
综上可见，既有研究为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差异和形成机理分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就理清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及形成机理而言仍有可突破之处：①从概念内涵看，包容性绿色发展是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发展的结合，是协调经济、社会和自然三大系统的发展方式，有必要基于三大系统间的协调作用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形成全面认识，丰富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研究；②既有研究普遍证实包容性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但鲜有准确测度并描述其空间非均衡特征，特别是增加对其空间非均衡演变和分布动态的刻画；③既有研究多关注于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而鲜有关注包容性绿色发展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特别是探索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特色的形成机理。
因此，本文从经济包容、社会包容和环境包容3个维度构建包容性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定基极差熵权法对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发展指数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采用基尼系数、广义熵指数以及核密度估计对各区域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及其动态演变进行定量刻画，并基于地理探测器揭示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性的形成机理，为探寻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协同提高路径提供参考路径。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概念界定与指标体系构建

1.1.1 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概念界定

包容性增长是指社会成员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并倡导机会公平的增长方式，实质是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协调发展的方式[16-17]。绿色发展是指经济增长同碳排放和环境破坏逐渐脱钩，“绿色”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来源，最终二者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发展方式，实质是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协调发展的方式[18-19]。然而，绿色发展并不一定是包容的，这取决于政府制定政策是否正视穷人的利益，因此兼顾“包容”和“绿色”的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孕育而生[2-4]。包容性绿色发展并非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发展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具有更丰富的时代和经济学内涵。在参考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包容性绿色发展是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发展的有机结合，是具有动态包容特征的绿色发展方式，强调在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绿色发展方式和结果的包容，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方式。
包容性绿色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图1）：①包容性绿色发展以经济、社会和自然三大系统的交互作用为支撑。②包容性绿色发展需要实现经济包容。③包容性绿色发展需要实现社会包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促进社会平等要以社会系统为基础，在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改善公共基础服务（如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的供给，使社会发展从“物本经济主义”向“以人为本”转变，最终实现社会包容。④包容性绿色发展需要实现环境包容。包容性绿色发展需要以自然系统为基础，在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同作用下，将经济增长控制在保持一定的自然资源禀赋基础上，实现资源环境的高效利用，改变社会成员消费和环保观念，最终实现环境包容。
图1 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内涵图示

Fig.1 Connotation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1.1.2 包容性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包容性绿色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系统的复合型概念，不能以单一指标进行衡量，需要构建一个由多维度、多指标组成的综合指标体系进行测度。本文根据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概念内涵，从经济包容、社会包容和环境包容3个维度构建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按照合理性、代表性、可得性原则选取31个基础指标（表1）。
表1 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目标层 维度层 领域层 基础指标 单位 属性 权重
包
容
性
绿
色
发
展
（A）		 经济包容（A1） 经济增长机会充分（A11） 二三产业就业率（A111） % + 0.0035
城镇登记失业率（A112） % - 0.0040
经济增长过程可持续（A12）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A121） % - 0.0141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A122） % + 0.0154
科技支出占GDP比重（A123） % + 0.0668
经济增长结果公平（A13） 人均GDP（A131） 元/人 + 0.0731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A132） % + 0.0055
城乡人均收入比（A133） / - 0.0344
社会包容（A2） 医疗卫生公平（A21） 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A211） 人/万人 + 0.0246
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A212） 张/万人 + 0.0257
基础设施公平（A22）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A221） m2/人 + 0.0260
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A222） 辆/万人 + 0.0440
信息化服务公平（A23） 人均移动电话数（A231） 部/人 + 0.0671
互联网覆盖率（A232） % + 0.0936
教育资源公平（A24） 万人拥有教育资源（A241） 所/万人 + 0.0392
教育经费投入强度（A242） % + 0.0503
社会保障公平（A25）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A251） % + 0.0556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A252） % + 0.0548
环境包容（A3） 资源禀赋（A31）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A311） m2/人 + 0.011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A312） % + 0.0731
绿色生产（A32） 单位GDP电耗（A321） kW·h/万元 - 0.0077
单位GDP水耗（A322） m3/万元 - 0.0044
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A323） t/万元 - 0.0086
单位GDP工业SO2排放量（A324） t/亿元 - 0.0073
单位GDP工业烟粉尘排放量（A325） t/亿元 - 0.0029
绿色消费（A33） 人均居民生活用水（A331） m3/人 - 0.0051
人均城乡居民用电量（A332） kW·h/人 - 0.0044
万人拥有出租车数量（A333） 辆/万人 + 0.0960
环境治理（A34）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A341） % + 0.0458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A342） % + 0.016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A343） % + 0.0197

注：“+”表示正向指标，“-”表示负向指标。正向指标越大，负向指标越小，指数值越大。

第一，经济包容维度。经济包容是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强调创造充分的经济增长机会，推动经济增长过程的可持续，实现经济增长结果的公平。因此，本文从经济增长机会充分[8]、经济增长过程可持续[20]和经济增长结果公平[21]等3个方面对经济包容维度进行衡量，共包含8个基础指标。
第二，社会包容维度。社会包容是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价值取向，强调通过改善公共基础服务，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实现社会公平。本文的社会包容维度包括医疗卫生公平[17]、基础设施公平[11]、信息化服务公平[11]、教育资源公平[8]和社会保障公平[21]等5个方面，共包含10个基础指标。
第三，环境包容维度。环境包容是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本质要求，要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约束范围内，通过绿色生产和消费方式，辅以有效的污染治理以实现。因此，本文的环境包容维度包括资源禀赋[22]、绿色生产[23]、绿色消费[11]和环境治理[17]等4个方面，共包括13个基础指标。

1.2 研究方法

1.2.1 定基极差熵权法

定基极差熵权法是将熵权法和定基极差法组合运用，先使用熵权法确定各年指标权重，再采用定基极差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最后运用线性加权计算出包容性绿色发展指数[1]。定基极差熵权法在标准化时是以某一特定年份为基准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可弥补传统标准化法只有空间可比性而不具有时间可比性的缺陷[24]，能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动态可比性。其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①采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将每个指标控制在（0，1）之间，使得各项指标之间具有可比性。接着，计算指标比重。然后，计算指标信息熵。最后，计算指标权重。
②采用定基极差法处理原始数据，本文以2003年为基准年。
③运用线性加权法计算综合指数。通过将熵权法确定的权重 ${W}_{j}^{t}$和定基极差法处理后的无量纲化指标值 ${Y}_{ij}^{t}$进行加权，得到第t年第i个城市的综合指数 ${S}_{i}^{t}$。其计算公式为：
${S}_{i}^{t}=\sum _{j=1}^{m}({W}_{j}^{t}·{Y}_{ij}^{t})$

1.2.2 基尼系数与广义熵指数

基尼系数和广义熵指数是度量差异性的常用统计指标，且二者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其中，基尼系数（Gini）的计算公式如下：
$Gini=\frac{2}{n}\sum _{i=1}^{n}i{Q}_{i}-\frac{n+1}{n}$
式中：n表示样本容量；Qi表示将包容性绿色发展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排列后，第i个样本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占所有样本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总量的比重。
广义熵指数的一般数学表达式为：
$GE=\frac{1}{{\alpha }^{2}-\alpha }\left[\frac{1}{n}\sum _{i=1}^{n}\left(\frac{{y}_{i}}{\overline{y}}\right)-1\right]$
式中：n为样本容量；yi为个体i的数值； $\overline{y}$为样本均值；α最常见的取值为0、1和2。当α取值为0时，广义熵指数就变成了第二泰尔指数T0，即平均对数离差；当α取值为1时，广义熵指数就变成了第一泰尔指数T1，其对应的表达式分别为：
${T}_{0}=\frac{1}{n}\sum _{i=1}^{n}ln\frac{\overline{y}}{{y}_{i}}$
${T}_{1}=\frac{1}{n}\sum _{i=1}^{n}\frac{{y}_{i}}{\overline{y}}ln\frac{{y}_{i}}{\overline{y}}$
Gini系数、T0指数和T1指数均能用来反映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差异，其中Gini系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中等水平的差异变化更敏感，T0指数对低水平的差异变化更敏感，T1则对高水平的差异变化更敏感。另外，T0指数和T1指数可进一步分解为组间和组内差异，以揭示包容性绿色发展地区差异的来源。而T0指数比T1指数更厌恶不平等，参考Shorrocks等提出的分解方法[25]将平均对数离差T0分解为：
Ttotal=Twithin+Tbetween
其中：
${T}_{within}=\sum _{k=1}^{m}\frac{{n}_{k}}{n}·\frac{1}{{n}_{k}}\sum _{i=1}^{{n}_{k}}ln\frac{\overline{{y}_{k}}}{{y}_{i}}$
${T}_{between}=\sum _{k=1}^{m}\frac{{n}_{k}}{n}\frac{\overline{y}}{\overline{{y}_{k}}}$
式中：Ttotal、Twithin和Tbetween分别表示区域总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k为地区分组个数；nk为地区k内的样本数量，其他变量含义与式（3）一致。

1.2.3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不需要假定总体分布的具体形式，而是采用连续密度曲线来描述随机变量的分布特征。本文采用Silverman提出的最优窗宽选择方法[26]确定窗宽。K表示核密度函数，常用的核密度函数有高斯核、双角核和三角核等，本文选用常用的高斯核函数作为核密度函数。

1.2.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由王劲峰等于2016年提出，可以探测空间分异性，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统计学方法[27]，现已广泛应用于探索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机制[28-29]。本文借助地理探测器探索各指标因子对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差异的影响程度，以解释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的形成机理。

1.3 数据来源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毕节和铜仁市，最终选择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简称“城市”）为研究单元。同时考虑到2003年以前，大量城市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连续性，选取2003—2019年为研究时期。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04—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数据使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补齐，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2 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特征

2.1 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2展示了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及三大维度指数的演变趋势。首先，从包容性绿色发展综合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整体上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由2003年的0.2539上升至2019年的0.7184，表明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发展方式在不断改善，这与吴武林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30]。其次，从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分维度指数来看，经济包容和社会包容指数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3年的0.0503和0.1036上升至2019年的0.2847和0.3297，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包容和社会包容水平在不断提高。环境包容指数呈小幅波动、整体不变的态势，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更加重视环境包容的改善。最后，从包容性绿色发展指数三大维度指数的对比来看，环境包容维度指数最小，且与经济包容和社会包容指数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图2 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及分维度指数演变趋势

Fig.2 Evolution trend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and sub-dimensional index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为进一步揭示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本文采用自然断点法将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发展指数划分为高水平、中高水平、中低水平和低水平4种类型，并保证2003、2011和2019年的时间断面划分阈值一致[31]。由图3可知，2003—2019年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较大，2003年仅上海市包容性绿色发展为中高水平，其他城市均为低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低水平的城市数量不断减少，中高水平和高水平城市数量不断增加，但主要分布在下游区域，逐渐形成下游>中游>上游的梯状分布格局，王宇昕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分布格局[11]。从各大区域分布格局来看，上游区域逐渐形成以成都、昆明和贵阳市为中心，中游区域以武汉市为中心，下游区域以上海市为中心，向周边城市不断递减的分布格局。
图3 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分布演变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2.2 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性分析

2.2.1 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特征

①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特征。本文基于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包容性绿色发展综合指数，计算得到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基尼系数、T0指数和T1指数（表2，图4）。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发展的非均衡特征较明显，基尼系数介于0.1884与0.2258之间，表现出先增大再缩小的趋势。具体而言，2003年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基尼系数为0.1995，此后呈上升趋势；2008年达到最大值0.2558，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程度最明显；随后基尼系数不断缩小，于2018年降至最小值0.1884，仅在2013和2019年出现小幅增大的趋势。可见，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程度呈现先拉大后缩小的变化趋势。T0指数和T1指数的变动趋势和基尼系数基本一致，但基尼系数增长率均明显小于T0指数和T1指数的增长率，表明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居中的城市排名变动较小，而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较低和较高的城市相对排名有较大变化。
表2 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发展测度结果

Tab.2 Measurement results of overall difference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3 to 2019

年份 基尼系数 T0 T1 基尼系数
增长率（%）		 T0增长率（%） T1增长率（%）
2003 0.1955 0.0601 0.0656 - - -
2004 0.2074 0.0677 0.0740 6.08 12.64 12.77
2005 0.2170 0.0735 0.0801 4.62 8.65 8.24
2006 0.2234 0.0781 0.0860 2.96 6.26 7.32
2007 0.2203 0.0762 0.0840 -1.37 -2.51 -2.26
2008 0.2258 0.0797 0.0876 2.51 4.67 4.24
2009 0.2155 0.0730 0.0803 -4.60 -8.50 -8.27
2010 0.2148 0.0718 0.0779 -0.32 -1.59 -3.06
2011 0.2106 0.0693 0.0757 -1.96 -3.44 -2.81
2012 0.2088 0.0680 0.0740 -0.85 -1.87 -2.29
2013 0.2106 0.0692 0.0750 0.90 1.64 1.38
2014 0.2104 0.0688 0.0738 -0.09 -0.57 -1.57
2015 0.1992 0.0617 0.0663 -5.35 -10.27 -10.19
2016 0.1957 0.0598 0.0645 -1.76 -3.01 -2.63
2017 0.1938 0.0588 0.0636 -0.95 -1.66 -1.44
2018 0.1884 0.0555 0.0597 -2.79 -5.74 -6.12
2019 0.1901 0.0563 0.0600 0.88 1.44 0.44
图4 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发展变化趋势

Fig.4 Overall trend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3 to 2019

②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特征。图5展示了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包容性绿色发展的T0指数及其动态变化趋势。结果显示，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T0指数均值分别为0.0410、0.0291和0.0695，表明长江经济带下游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程度最大，上游区域次之，中游区域最小。从动态变化趋势来看，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下游区域T0指数的变化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2007年达到最大值，表明下游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长江经济带中游区域泰尔指数T0的变化呈现先上升后稳定波动的趋势，其中2003—2007年呈上升趋势，2008—2019年呈稳定波动趋势，且2019与2003年相比变化不大，表明长江经济带中游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程度变化不大；长江经济带上游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T0指数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2014—2016年下降幅度尤为明显，表明长江经济带上游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呈缩小趋势。
图5 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T0指数的变化趋势

Fig.5 Trend of T0 index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③长江经济带区域间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特征。图6展示了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区域间差异大小和演变趋势。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区域间差异的变化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2008年区域间差异达到最大值，随后区域间差异不断缩小，表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间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
图6 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区域间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差异及贡献率

Fig.6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ontribution rates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④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的来源。图6展示了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的大小及贡献率。从中看出，研究期内区域内差异始终大于区域间差异，表明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非均衡主要源于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内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差异。区域内差异贡献的占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2019年贡献率小于2003年的贡献率，且区域内差异贡献占比仍有71.67%，表明区域内差异对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的贡献有所下降，但仍是主要来源。

2.3.2 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的动态演进

基尼系数和T0指数分解能够生动揭示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相对差异变化趋势，但无法反映绝对差异的动态演变过程，还需借助核密度估计法进行分析。图7展示了长江经济带整体及各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动态演进特征。
图7 长江经济带整体及各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核密度曲线

Fig.7 Core density curve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whol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its various regions

①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的分布动态及演进特征。从分布位置来看，主峰分布在核密度曲线的左侧，表明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低的城市数量居多，但是核密度曲线的波峰明显右移，说明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从延展性来看，2003、2011和2019年的核密度曲线均存在明显的右拖尾现象，表明长江经济带存在部分城市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区域内的其他城市。从分布形态来看，核密度曲线的主峰高度不断下降，波峰宽度拉大，右拖尾变长，说明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即区域内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从极化现象来看，2003年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分布由1个主峰和1个侧峰构成，侧峰峰值相对较低，说明2003年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存在轻微的两极分化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侧峰越来越低且逐渐消失，说明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两极分化现象在减弱。
②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的分布动态及演进特征。从长江经济带下游区域看，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的核密度曲线主峰位置不断右移，波峰高度不断下降且宽度不断变宽，右拖尾变长，表明长江经济带下游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2003年的核密度曲线存在1个主峰和1个微弱的侧峰，2011年变为1个主峰和2个侧峰，说明下游区域由轻微的两极分化现象变成梯度分布，到2019年侧峰逐渐消失，说明下游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绝对差异在拉大，极化现象逐渐消失。从长江经济带中游区域看，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核密度曲线主峰位置不断向右偏移，波峰形态呈高度不断下降、宽度不断扩大的趋势，右拖尾变长，说明长江经济带中游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绝对差异也不断扩大；2003和2011年的核密度曲线均存在1个主峰和1个侧峰，但2011年侧峰峰值比2003年更高，而2019年只有1个主峰，说明2003—2011年中游地区的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两极分化逐渐明显，2011—2019年两极分化现象逐渐消失。从长江经济带上游区域看，包容性绿色发展核密度曲线主峰位置向右偏移，波峰高度不断下降，波峰宽度变宽，右拖尾变长，说明长江经济带上游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绝对差异不断扩大；2003、2011和2019年的核密度曲线均由1个主峰和1个侧峰构成，但侧峰高度不断下降，说明上游区域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两极分化特征不断减弱。

3 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的形成机理

3.1 影响因子探测及分析

本文利用地理探测器探测各项指标因子对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差异的作用力，并根据作用力的大小对指标因子进行排序（图8）。结果发现，2003、2011和2019年3个时点排名前10的指标因子基本相同，且无论是长江经济带整体还是上、中、下游区域，排名前10的指标因子也基本相同。具体而言：
图8 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主要影响因子及作用力

注：图中A231、A251、A313等指标解释见表1。

Fig.8 The forces of major indicator factors

2003年，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发展差异主要源于社会包容差异，主要指标因子是人均移动电话数、互联网覆盖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和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即信息化服务公平和社会保障公平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区域间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人均GDP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分区域看，长江经济带下游包容性绿色发展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是社会包容，但与长江经济带整体相比，基础设施公平包括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和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的指标因子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包容性绿色发展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社会包容和环境包容，与长江经济带整体相比，人均居民生活用水和人均城乡居民用电量等环境包容维度指标因子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1年，长江经济带整体和下游包容性绿色发展差异同样主要源自社会包容差异，且主要指标因子基本相同，只是作用力大小和排序存在些许差异，但与2003年相比，人均城乡居民用电量这一绿色消费维度的指标因子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分区域看，影响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包容性绿色发展差异主要指标因子基本相同，但相比2003年，中游区域人均移动电话数、互联网覆盖率等社会包容维度指标因子的作用力变得更强，上游区域人均居民生活用水、万人拥有出租车数量等环境包容维度指标因子作用力变得更强。
2019年，长江经济带整体和下游包容性绿色发展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与2011年相比基本相同，各指标因子的作用力大小有增有减，人均移动电话数、互联网覆盖率等社会包容维度指标因子发挥作用最大，人均城乡居民用电量这一环境包容维度指标因子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分区域看，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包容性绿色发展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旧是社会包容和环境包容，但相较于2011年，中、上游区域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人均居民生活用水等社会包容和环境包容维度的指标因子作用力基本均出现下降趋势。

3.2 影响因子交互探测及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的形成机理，本文对指标因子进行交互探测（表3，仅列出部分因子交互作用值）。结果显示，人均GDP这一经济包容维度指标因子与社会包容维度指标因子（如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和互联网覆盖率），还有环境包容维度指标因子（如人均居民生活用水和人均城乡居民用电量）的交互作用明显强于单个因素的作用。可见，在2003、2011和2019年3个时间节点，无论是长江经济带整体，还是上、中、下游区域，任意两个指标因子对包容性绿色发展差异的交互作用均大于单个指标因子的作用，但在不同时间、不同区域的交互作用有所差异。这表明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面临着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三重挑战，要协同推进经济包容、社会包容和环境包容才能缓解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
表3 主要指标因子交互作用结果

Tab.3 Main index factor interaction

年份 整体 下游 中游 上游
2003 A131∩A131（0.7580） A131∩A131（0.7554） A131∩A131（0.7531） A131∩A131（0.5313）
A212∩A131（0.8998） A212∩A131（0.9419） A212∩A131（0.9114） A212∩A131（0.8066）
A232∩A131（0.8297） A232∩A131（0.8548） A232∩A131（0.8662） A232∩A131（0.6408）
A331∩A131（0.8524） A331∩A131（0.9117） A331∩A131（0.8132） A331∩A131（0.8153）
A332∩A131（0.8498） A332∩A131（0.8776） A332∩A131（0.8617） A332∩A131（0.8045）
2011 A131∩A131（0.7441） A131∩A131（0.7431） A131∩A131（0.7954） A131∩A131（0.6269）
A212∩A131（0.8387） A212∩A131（0.9040） A212∩A131（0.9093） A212∩A131（0.9044）
A232∩A131（0.9205） A232∩A131（0.9333） A232∩A131（0.9356） A232∩A131（0.8794）
A331∩A131（0.8185） A331∩A131（0.8759） A331∩A131（0.9204） A331∩A131（0.8905）
A332∩A131（0.9009） A332∩A131（0.9436） A332∩A131（0.8959） A332∩A131（0.8960）
2019 A131∩A131（0.7668） A131∩A131（0.7832） A131∩A131（0.7501） A131∩A131（0.5394）
A212∩A131（0.8588） A212∩A131（0.9276） A212∩A131（0.8358） A212∩A131（0.8804）
A232∩A131（0.8604） A232∩A131（0.8712） A232∩A131（0.8148） A232∩A131（0.8748）
A331∩A131（0.8301） A331∩A131（0.8506） A331∩A131（0.8456） A331∩A131（0.8619）
A332∩A131（0.8803） A332∩A131（0.9151） A332∩A131（0.8071） A332∩A131（0.8845）

注：表中A131、A212、A232等指标解释见表1。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界定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概念内涵，构建包容性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测算了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3—2019年的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基尼系数和广义熵指数揭示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并采用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的动态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①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均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其提升主要源于经济包容和社会包容水平的显著提高，环境包容水平则是共同短板。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较大，逐渐形成下游>中游>上游的梯度分布格局，且空间非均衡特征明显。
②采用基尼系数和广义熵指数对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分析发现，整体空间非均衡程度呈先拉大后缩小的变化趋势，区域内差异是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的主要来源，且呈现下游区域内空间非均衡程度最大，中游区域次之，上游区域最小的状态。
③运用核密度估计对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的动态演进分析发现，整体和各区域分布曲线随时间推移均存在右移特征，波峰高度下降，宽度扩大，右拖尾变长，且随时间推移均由双峰逐渐变成单峰，说明整体和各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均有所提升，且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但两极分化态势逐渐消失。
④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和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等社会包容维度因子是长江经济带整体和上、中、下游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的主要成因，而随着时间推移，人均居民生活用水和人均城乡居民用电量等环境包容维度因子也逐渐发挥重要作用。从因子交互作用来看，任意两个因子对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空间非均衡的作用更显著，需协同推进经济、社会和环境以缓解空间非均衡。

4.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①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首先，要坚持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以提升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其次，要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加快节能降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倡导绿色消费，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最后，要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加强污染物协同控制，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②积极建立区域间的协同互动机制，推进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发展成果向其他区域溢出，带动区域整体协调发展。首先，中、上游区域应该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和路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继续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的包容性提升，提高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其次，考虑到区域内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且极化现象在不断减弱，因此要继续发挥包容性绿色发展高水平城市（如下游区域的上海、杭州和宁波市，中游区域的长沙和武汉市，上游区域的成都、昆明和贵阳市）的引领示范作用；而对包容性绿色发展低水平城市则应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情况向高水平城市学习发展经验，同时增强对低水平城市的帮扶力度，统筹实现经济包容、社会包容和环境包容水平的提高，使其逐步赶上整体发展水平。
③加快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低水平区域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信息化服务、教育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提高低水平区域社会包容水平；同时，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的协同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协同提升，缩小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差距，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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