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fects of Tax and Fee Reductions on County's Economic Resilience: Evidence from Hunan Province

  • LIU Jianmin , 1 ,
  • ZHANG Xiaotong 1 ,
  • XUE Yan 2 ,
  • WU Jinguang 3 ,
  • XIONG Ying , 4,
Expand
  •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6, Hunan,China
  • 2.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99, Hainan,China
  • 3. School of Finance, 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sha 410205, Hunan,China
  • 4.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6, 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1-24

  Revised date: 2025-03-28

  Online published: 2025-11-20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121 counties in Hunan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20, the article discusses in depth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tax and fee reduction on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coun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Tax and fee reductions help to enhance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counties. 2)Tax and fee reductions significantly enhance counties' economic resilience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e degree of marketisation, and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capacity in counties. 3)Tax and fee reductions have a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counties' economic resilience, indicating that a county's tax and fee reductions not only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its own economic resilience, but also have a positive radiation effect on surrounding counties. Furthermore,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ax and fee reductions on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countie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Hunan, counties with stronger economic strength, and counties in the Changzhutan Economic Circle is more significant.

Cite this article

LIU Jianmin , ZHANG Xiaotong , XUE Yan , WU Jinguang , XIONG Ying . Effects of Tax and Fee Reductions on County's Economic Resilience: Evidence from Hunan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10) : 100 -11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10.011

县域经济对于提升我国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与活力至关重要。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的重要讲话强调:“县一级承上启下,要素完整,功能齐全,在我们党执政兴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2021年中国县域经济总产值占GDP比重超过38%,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发重要[1]。作为中国经济的压舱石,县域经济稳定可持续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1]。县域经济韧性,通常被定义为各县域预防、应对、适应及跨越内外部冲击及复合干扰的能力[2]。提升县域经济韧性可以有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也是培育县域经济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建设富有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途径[3]。因此,如何增强县域经济韧性成为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课题[4]
综观现有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检验评估了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基于技术创新视角,有学者评估检验了数字技术创新[5]、工业智能化[6]和创新驱动政策[7]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产业发展视角,有学者评估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8]、产业结构升级[9]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此外,还有学者基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0-11]、城市空间结构[12]、金融集聚[13]、高质量人力资本[14]等因素开展了评估检验。由此可见,已有成果提供了县域经济韧性提升之策,但少有文献专门聚焦于减税降费与县域经济韧性提升的系统考察。
为应对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社会经济形势,自2012年“营改增”试点以来,“一揽子”减税降费政策持续加力。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国家现代财税体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减税降费对提升县域经济韧性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15]:①减税降费持续发力助推企业“轻装上阵”,激发企业创业创新活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16];②减税降费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吸引更多的企业和资金流入[17];③减税降费还可以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消费者购买能力,扩大县域内居民消费需求,增强县域经济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适应能力和韧性[18]。因此,综合考察减税降费背景下县域经济韧性提升问题,探索县域经济可持续能力建设举措,不仅是促进积极财政政策大力提质增效的客观需要,也是提升基层经济抗风险能力的内在要求。
本文选择湖南省作为研究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影响的案例,主要基于其县域经济的多样性和代表性。湖南省县域经济特色鲜明,既有以农业为主导的传统县域,也有以制造业、旅游业和新兴产业为驱动的现代化县域,这种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为研究减税降费的政策效果提供了丰富的样本。此外,湖南省近年来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成效显著,尤其是在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和对外开放等领域,具有较强的政策实践基础。
本文在科学测度湖南省县域经济韧性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就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相较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①以往在探讨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时,大量文献主要从政策环境[7]、产业结构[9]、科技创新[5]等方面展开研究,但关于财税政策如减税降费对经济韧性影响的研究却鲜有涉及。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探讨减税降费在增强县域经济韧性方面的作用机制,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②在当前关于经济韧性的研究中,大多数文献倾向于从省级或市级宏观层面展开分析[19],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基本单元的独特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将研究视角深入到县域层面,利用更微观和具体的数据,探讨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政策效应,还能为地方政府的精准施策提供有力支持。③以往研究在衡量经济韧性时,往往采用单一指标法[9],难以全面反映经济韧性的复杂性和多维性。本文采用熵值法构建县域经济韧性的“四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经济调节、抵御、适应与恢复4个维度的能力展开系统性测度评估,并将指标细分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8个子指标。这种多维度指标体系能更全面准确地度量县域经济韧性,为政策分析提供了科学工具。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减税降费影响县域经济韧性的理论分析

减税降费从县域经济调节能力、县域经济抵御能力、县域经济适应能力与县域经济恢复能力4个方面协同发力,精准、有效、有力地增强县域经济韧性。①经济调节能力指经济体通过政策、制度等手段对冲击进行干预和调整,以保持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能力。减税降费作为一种财政政策工具,具有逆周期调节作用。通过降低企业和居民的税负,可以增加市场主体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投资和消费,从而在经济下行期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具体来说,减税降费直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利润空间[20],激励企业扩大生产或投资。个人所得税减免能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21],提升消费能力,拉动内需,能使县域更灵活地应对经济波动,增强经济韧性。②经济抵御能力是指经济体应对外部冲击并维持自身基本结构保持不变的能力。减税降费通过降低企业成本和居民负担,增强县域经济主体应对外部冲击的财务缓冲能力。具体来说,减税降费能增加企业的现金流[22],使其在经济下行或外部冲击时能够维持运营,避免大规模裁员或倒闭;减税降费能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21],增强其抵御失业、疾病等风险的能力。③经济适应能力是指经济体在外部环境变化中调整自身结构以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减税降费通过支持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县域经济的适应能力。具体来说,减税降费能为企业提供更多资金用于研发和技术创新[23],推动县域经济从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减税降费能吸引外部投资,促进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化县域经济结构[24],增强县域经济对技术变革和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④经济恢复能力是指经济体在遭受冲击后快速恢复到正常状态的能力。减税降费通过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和信心,加速经济复苏。具体来说,减税降费能降低企业的复苏成本,使其在冲击后能够更快恢复生产和投资;减税降费能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需求[25],带动经济复苏;减税降费还能提高投资回报率,吸引外部资本流入[26],推动县域经济复苏。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减税降费有助于增强县域经济韧性。

1.2 减税降费影响县域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

县域经济韧性与县域外商投资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创新能力紧密相关。①外商投资是推动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通过引入资本、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国际市场渠道,能促进产业集聚和技术溢出,增强县域经济的抗风险能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减税降费通过降低外资企业的税负和运营成本,提高投资回报率,激励外资企业扩大在县域的投资规模,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入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集聚,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增强县域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②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能优化资源配置和激发市场竞争,增强县域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灵活性和恢复能力。减税降费通过降低市场主体的运营成本,增强其市场参与能力,促进市场竞争与创新[27],推动市场化进程;通过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28],使资源更多地流向高效率企业和行业,推动县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24]。③创新能力是县域经济韧性的核心驱动力,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增强县域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同时提升其长期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此外,减税降费还能增加企业的可支配利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9],激励企业将更多资源用于技术研发和创新活动[27],推动县域经济从传统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增强经济结构的灵活性和抗风险能力。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减税降费通过提高县域外商投资水平、县域市场化程度和县域创新能力对县域经济韧性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减税降费会加速县域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使社会资源呈现趋同效应[30]。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事物之间存在相似性,相似程度与距离成反比,即距离越近,越可能在空间层面产生相互影响[31]。减税降费不仅对本地县域经济韧性产生影响,还对相邻的县域经济韧性产生影响,即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①减税降费会吸引更多社会投资助力县域经济韧性的提升。一个县域税费负担的下降,可能会吸引周边地区甚至更远地区的企业和投资者[32]。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可能会增加该县域的经济活动和就业,从而增强其经济韧性。②减税降费可以刺激区域经济进而为提高经济韧性增添新动力。具体而言,县域可能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给邻近县域的企业和居民,或者从邻近县域的企业和居民那里获得商品和服务;一个县域的减税降费政策可能会刺激其周边地区的经济活动,因为这些地区的企业和居民可能会受益于该县域的增长和繁荣[33],这种空间溢出效应会提高整个区域的经济韧性。③减税降费有利于促进知识和技术扩散到邻近县域增强经济韧性。具体来说,减税降费可能会吸引更多高技术企业进入该县域[34],这些企业可能会带来新的知识和技术;减税降费能使相邻两个县域之间的技术交易成本降低、技术合作与交流愈加频繁,高技术水平县域的知识和技术会逐渐扩散到邻近县域,从而提高整个区域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27],进而增强经济韧性。④相邻县域之间可能会存在减税降费政策的示范与模仿作用。当一个县域大力推行减税降费且获得一定社会经济效益,面对外部风险冲击时会展现出该县域经济韧性与发展优势,那么可能会产生模仿效应,邻近县域将该县域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导向作为范本,模仿该县域做法加大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力度,从而产生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构建

为探讨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本文基于豪斯曼检验,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通过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能有效减少遗漏变量偏差,提高估计精度。因此,选择具有双向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begin{array}{l}resilienc{e}_{i,t}={\alpha }_{0}+{\alpha }_{1}reta{x}_{i,t-1}+{\alpha }_{2}{X}_{i,t-1}+\\ {\lambda }_{t}+{\mu }_{i}+{\epsilon }_{i,t}\end{array}$
式中:i为县域;t为年份;resilience为县域经济韧性;retax为减税降费力度;X为由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α0为常数项;α1为retax的估计系数;α2是由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组成的向量;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白噪声误差项。
为研究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借鉴江艇的做法,选取能够反映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作用渠道的中介变量M[35],在经济学理论下中介变量M对县域经济韧性的作用是直接而显然的。因此,本文利用如下模型来识别减税降费对M的因果关系:
${M}_{i,t}={\beta }_{0}+{\beta }_{1}reta{x}_{i,t-1}+{\beta }_{2}{X}_{i,t-1}+{\lambda }_{t}+{\mu }_{i}+{\epsilon }_{i,t}$
为考察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本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进行实证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begin{array}{l}resilienc{e}_{i,t}={\theta }_{0}+{\theta }_{1}W·resilienc{e}_{i,t}+\\ {\theta }_{2}W·reta{x}_{i,t-1}+{\theta }_{3}reta{x}_{i,t-1}+\\ {\theta }_{4}W·{X}_{i,t-1}+{\theta }_{5}{X}_{i,t-1}+{\lambda }_{t}+{\mu }_{i}+{\epsilon }_{i,t}\end{array}$
式中:θ1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θ2表示减税降费的空间溢出效应;W为空间权重矩阵;其余变量定义同上。
进一步地,本文对减税降费影响县域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解,包括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其中,直接效应反映某一特定县域的减税降费力度对其自身经济韧性的影响程度,这一效应包括反馈效应,即对其他县域的影响又会反过来影响本县域;间接效应,亦称空间溢出效应,表示邻近县域的减税降费力度对本县域经济韧性产生的辐射作用;总效应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用以衡量某县域减税降费对所有县域经济韧性的平均影响。

2.2 变量测度

2.2.1 县域经济韧性

根据动态能力理论,县域经济韧性反映了县域在面对外部冲击和变化时的动态演化能力,因此,本文采用多维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全面反映县域经济韧性各个方面。考虑评价的全面性、合理性及经济运行的实际,结合数据可获得性与指标可测性,本文从县域经济调节能力、县域经济抵御能力、县域经济适应能力、县域经济恢复能力4个维度设计县域经济韧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县域经济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description of county's economic resilience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特征 权重





经济调节能力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GDP + 0.166
地方政府财政状况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 0.193
经济抵御能力 地区医疗服务能力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县域总人口数 + 0.124
地方人均财政支出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县域总人口数 + 0.125
经济适应能力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 0.025
地区居民生活水平 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0.076
经济恢复能力 地区人均消费水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县域总人口数 + 0.218
地区固定投资率 固定资产投资/GDP + 0.074
从应对风险冲击的不同阶段来看:①经济调节能力贯穿经济韧性维持的全过程,是指经济体通过政策、制度等手段对冲击进行干预和调整,以保持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能力。②经济抵御能力是对经济韧性初始阶段的衡量,指经济体抵御外界干扰或危机并维持自身基本结构和功能保持不变的能力。③经济适应能力是对经济韧性中期阶段的衡量,指经济体在面对冲击和变化时,调整自身结构、策略和运营方式以适应新环境的能力。④经济恢复能力是对经济韧性后期阶段的衡量,指经济体在经历冲击后迅速恢复原有均衡发展水平的能力。
从具体评价指标来看: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是衡量经济调节能力的关键指标。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域通常拥有更强的资源调配能力、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快速响应外部冲击,提升经济调节能力。财政状况良好的地方政府能够持续投资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且具备更强的债务管理能力,在经济下行时能够维持财政稳定,提升县域经济的调节能力。②地区医疗服务能力和地方人均财政支出是评估经济抵御能力的核心指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疗服务能力强的县域能够迅速响应,减少危机对经济的冲击,提升经济抵御能力。财政支出具有逆周期调节作用,在经济下行时,增加财政支出可以刺激经济,缓解外部冲击,提升经济抵御能力。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是衡量经济适应能力的重要指标。优化升级后的产业结构更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县域能够快速调整生产和服务,满足新的市场需求,提升经济适应能力。较高的生活水平通常伴随着更好的教育和健康条件,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质量,能增强县域经济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④地区人均消费水平和地区固定投资率是评估经济恢复能力的关键要素。人均消费水平反映了县域内需的强弱,消费水平高的县域通常具备更强的消费弹性,能够在经济下行时通过维持或增加消费来缓冲冲击,具备更快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固定投资率反映了地区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高投资率意味着更多的资本积累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为经济恢复提供坚实基础。
参考朱金鹤等的做法,使用熵值法计算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权重[36]图1为2008、2012、2018和2020年湖南省县域经济韧性的空间分布,直观揭示了县域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
图1 湖南省县域经济韧性的变化

Fig.1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resilience of counties in Hunan Province

2.2.2 减税降费力度

李真等基于各地区的税收收入设计变量来衡量区域减税降费力度[15]。借鉴此做法,本文用taxnt表示县域n当期税收收入,按如下方式定义县域减税降费力度retaxnt
$tax\_{g}_{n,t}=\frac{ta{x}_{n,t}-ta{x}_{n,t-1}}{ta{x}_{n,t-1}}$
$reta{x}_{n,t}=\frac{tax\_{g}_{n,t-1}-tax\_{g}_{n,t}}{tax\_{g}_{n,t-1}}$
式中:tax_gnt表示县域n在第t年的税收增速;retaxnt表示县域n在第t年的税收增速下降率。本文采取retaxnt表示减税降费力度,该值越大,县域减税降费力度越大。采取两年间的税收增速之差主要是考虑到税收增速包含了许多县域层面的其他混杂因素,取差分后可以消除一些年份共同因素的干扰,并最大可能地观测到减税降费带来的税收增速下降。图2为2008、2012、2018和2020年湖南省县域减税降费力度的空间分布,直观揭示了减税降费的变化特征。
图2 湖南省县域减税降费力度的变化

Fig.2 Changes in the intensity of tax and fee reduc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in Hunan Province

2.2.3 控制变量

为排除其他因素对结果的干扰,本文设定如下控制变量,以更准确地评估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独立影响。①消费水平,指居民购买物品和服务的总金额,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来衡量,记为con;②收入水平,指个人或家庭获得的收入总额,采用平均工资水平的对数来衡量,记为wage;③政府支出,指政府用于公共项目和服务的开支总额,采用财政一般支出与县域GDP的比值的对数来衡量,记为gov;④基础教育水平,指县域内的基础教育资源和质量水平,采用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在校学生数的对数来衡量,记为edu;⑤就业水平,指县域内就业人口的数量和结构情况,采用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占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记为job;⑥经济发展水平,指县域经济活动的总体规模和效率,采用人均GDP的对数来衡量,记为pergdp;⑦人口规模,指县域的人口总量,采用年末总人口的对数来衡量,记为people

2.3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2006—2020年湖南省121个县级行政区(文中简称“县域”)的面板数据,对部分县域的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补齐。数据来源于湖南各县域统计年鉴,各县域统计局、财政局公布数据。由于南县仅含2011—2014年数据,缺失情况严重,无法使用线性插值法来合理补充缺失的数据点,且这一时间跨度与本文设定的研究范围不符,基于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原则,本文在数据分析中剔除了南县样本。此外,为避免极端值对结果产生干扰,对连续性变量进行了1%的双侧缩尾处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for variable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及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DF检验
被解释变量 县域经济韧性(resi 0.150 0.096 0.029 0.502 425.601***
核心解释变量 减税降费力度(retax 0.186 4.715 -14.750 29.740 720.401***
控制变量 收入水平(wage 10.529 0.494 9.470 11.490 391.295***
政府支出(gov -1.988 0.733 -3.910 -0.540 348.414***
消费水平(con 12.947 1.180 10.000 16.000 555.959***
就业水平(job 0.078 0.061 0.020 0.270 388.917***
基础教育水平(edu 11.037 0.715 9.000 12.000 441.688***
经济发展水平(pergdp 10.140 0.848 8.390 12.070 337.389***
人口规模(people 3.883 0.617 1.820 4.940 405.454***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表2可知,湖南省县域经济韧性的标准差为0.096,最小值为0.029,最大值为0.502,表明湖南省各县域经济韧性呈现差异性,整体水平较低,区域发展不均衡。减税降费力度的标准差为4.715,最小值为-14.75,最大值为29.74,说明湖南省各县域减税降费力度差异显著,部分县域力度较大。所有变量均通过单位根检验。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

为检验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作用,本文将具有双向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作为基准回归模型(表3)。结果显示,随着控制变量的逐一加入,模型的拟合优度越来越高,这充分验证了控制变量选取的合理性。未加入控制变量时,减税降费的回归系数为0.745且在10%水平上显著;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减税降费力度每提高1个单位,县域经济韧性随之提高0.371个单位,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减税降费能够显著增强县域经济韧性。具体而言,个人所得税减免直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能提升消费能力,拉动内需;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吸引外部资本流入县域,提高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激励企业扩大投资;减税降费直接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间接稳定就业市场,增强县域经济韧性。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Tab.3 Results of the benchmark regression

变量 (1) (2) (3) (4) (5) (6) (7) (8)
retax 0.745* 0.293** 0.299** 0.293** 0.293** 0.294** 0.286** 0.371***
wage 0.146*** 0.153*** 0.132*** 0.132*** 0.132*** 0.102*** 0.094***
gov -0.017*** -0.018*** -0.019*** -0.019*** -0.013** -0.009*
con 0.016*** 0.016*** 0.016*** 0.014*** 0.010***
job 0.265* 0.258* 0.172 0.241*
edu 0.013 0.015* 0.010
pergdp 0.028*** 0.037***
people 0.073***

注:为节省版面,标准差t值不显示,***、**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表4~表8同。

3.2 异质性分析

鉴于湖南省不同县域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区域性差异。为研究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异质性影响,本节对全样本进行如下分类:①依据地理位置将全样本划分为湘东、湘西、湘南、湘北和湘中地区5个子样本 ;②依据人均GDP将全样本划分为高经济实力和低经济实力地区2个子样本 ;③将全样本划分为长株潭经济圈和非长株潭经济圈2个子样本;④依据行政区类型将全样本划分为市辖区、县、县级市3个子样本。
表4展示了依据地理位置分类的异质性回归结果。从中可知,相较于湘西、湘南、湘北和湘中地区,减税降费对湘东地区的县域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湘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产业结构较为多元化,高技术产业较为聚集,企业数量和质量优于其他地区。减税降费能够更有效地释放企业活力,促进投资和创新,从而增强经济韧性。湘东地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公共服务水平较高,能够为企业和居民提供更好的支持,从而增强经济韧性。
表4 不同地理位置子样本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Tab.4 Heterogeneity regression results for subsamples with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变量 湘东地区(1) 湘西地区(2) 湘南地区(3) 湘北地区(4) 湘中地区(5)
retax 0.493* 0.297 0.152 0.362 0.436
wage 0.087*** 0.088*** 0.079*** 0.137*** 0.092***
gov 0.022 0.015 -0.022* -0.011* -0.020
con 0.022*** 0.000 0.010** 0.006 0.004
job 0.260** -0.083 0.172 -0.204* -0.122
edu 0.027** 0.006 -0.000 -0.014 -0.024**
pergdp 0.058*** 0.024** 0.058*** 0.004 0.035**
people 0.077** 0.009 0.056* 0.020 -0.050
表5展示了依据县域经济实力、是否为长株潭经济圈和行政区划分的子样本异质性回归结果。由列(1)(2)可知,减税降费对高经济实力县域的经济韧性具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经济实力县域的经济基础较好,减税降费的财政政策乘数效应更显著,政策效果被放大,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提升了经济韧性。列(3)(4)表明,虽然减税降费对长株潭经济圈和非长株潭经济圈的县域经济韧性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长株潭经济圈的县域影响更大。长株潭经济圈作为湖南省的经济核心区域,拥有更密集和成熟的产业集群,减税降费政策能够更有效地促进这些产业集群的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促进整体经济韧性的提升。由列(5)~(7)可知,相较于市辖区,减税降费对县、县级市的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可能原因是,县、县级市通常以中小企业为主,对税收负担更敏感,减税降费政策能够直接减轻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提升其生存和发展能力,从而增强县域经济韧性。同时,相较于市辖区,县、县级市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减税降费能够带来更显著的经济刺激效果。
表5 不同分类情形下子样本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Tab.5 Heterogeneity regression results for subsamples in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scenarios

变量 高经济实力
(1)
低经济实力
(2)
长株潭
经济圈
(3)
非长株潭
经济圈
(4)
市辖区
(5)

(6)
县级市
(7)
retax 0.423*** 0.113 0.620** 0.207* 0.187 0.267** 0.512**
wage 0.108*** 0.068*** 0.069*** 0.086*** 0.091*** 0.052*** 0.099***
gov 0.004 -0.011 0.035* -0.012** 0.011 0.008 0.006
con 0.016*** 0.002 0.025*** 0.007*** 0.020*** 0.005 0.001
job 0.240* -0.030 0.232** 0.001 0.131 0.416* 0.381
edu 0.023** -0.009 0.018 -0.003 0.009 0.004 0.025***
pergdp 0.024** 0.061*** 0.075*** 0.042*** 0.038** 0.056*** 0.047***
people 0.074*** -0.007 0.092** 0.019 0.084*** -0.030 -0.019

3.3 机制分析

本节进一步讨论减税降费通过何种机制渠道影响县域经济韧性。江艇[35]认为,机制分析需要采用式(2)识别减税降费对中介变量的因果关系。依据前文理论分析,选取3个中介变量:①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量衡量县域外商投资水平[37];②借鉴李文贵等[38]的市场化指数衡量县域市场化程度;③采用县域专利数量的对数衡量县域创新能力[39]。机制分析结果见表6,其中列(1)为基准回归结果。
表6 机制分析结果

Tab.6 Results of mechanism analysis

变量 县域经济韧性(1) 外商投资水平(2) 市场化程度(3) 县域创新能力(4)
retax 0.371*** 2.714** 6.513* 6.223*
wage 0.094*** 0.682*** 3.021*** 1.277***
gov -0.009* 0.172*** 0.736*** 0.354***
con 0.010*** 0.070*** 0.090** 0.000
job 0.241* 0.998 -0.915 -0.099
edu 0.010 -0.106* -0.043 -0.004
pergdp 0.037*** 0.416*** 1.001*** 0.615***
people 0.073*** 0.350** 0.143 0.824***
表6列(2)~(4)表明,减税降费显著提升了县域外商投资水平、县域市场化程度、县域创新能力。这源于:①减税降费直接降低了企业的税负和运营成本,使外商投资企业在县域内的经营成本显著下降,在市场竞争中更具优势,对更多外资企业进入产生吸引力,促进产业链的完善和集聚,形成规模效应,进一步吸引更多外商投资。②减税降费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有效缓解企业经营压力,提升市场主体的活跃度;减税降费降低创业门槛和成本,激励更多人投资创业,增加市场主体的多样性;降低税费还有助于打破市场壁垒,促进公平竞争,推动市场化进程。③减税降费减轻企业税负,可以释放更多资金用于企业研发和创新活动,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政府通过减税降费释放的财政空间可以用于支持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如科技园区、研发中心,提升县域整体创新能力。由此可见,减税降费通过提升县域外商投资水平、县域市场化程度和县域创新能力对县域经济韧性产生促进作用。

3.4 空间溢出效应

本节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对县域经济韧性进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以满足空间计量模型的使用前提。表7汇报了基于邻接矩阵、反距离矩阵、经济地理矩阵和反距离矩阵平方的县域经济韧性的全局Moran's I指数。结果显示,2006—2020年县域经济韧性的全局Moran's I指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县域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相邻地区存在正向空间聚集效应和集群趋势。因此,可以使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7 不同权重矩阵下县域经济韧性的全局莫兰指数

Tab.7 Global Moran's I index of county's economic resilience under different weight matrices

年份 邻接矩阵 反距离矩阵 经济地理矩阵 反距离矩阵平方
Moran's I Z Moran's I Z Moran's I Z Moran's I Z
2006 0.505*** 9.281 0.159*** 14.611 0.189*** 16.851 0.392*** 11.270
2007 0.500*** 9.135 0.155*** 14.204 0.185*** 16.433 0.385*** 11.019
2008 0.482*** 8.821 0.151*** 13.832 0.179*** 15.913 0.373*** 10.697
2009 0.506*** 9.249 0.158*** 14.454 0.186*** 16.565 0.390*** 11.185
2010 0.533*** 9.645 0.175*** 15.769 0.202*** 17.752 0.411*** 11.658
2011 0.551*** 9.950 0.180*** 16.227 0.210*** 18.397 0.426*** 12.048
2012 0.555*** 10.047 0.180*** 16.174 0.208*** 18.290 0.422*** 11.959
2013 0.582*** 10.501 0.187*** 16.818 0.217*** 18.990 0.436*** 12.317
2014 0.565*** 10.226 0.183*** 16.513 0.213*** 18.688 0.431*** 12.222
2015 0.558*** 10.081 0.179** 16.122 0.208*** 18.215 0.419*** 11.851
2016 0.534*** 9.657 0.177*** 15.928 0.205*** 17.947 0.409*** 11.588
2017 0.541*** 9.750 0.179*** 16.057 0.207*** 18.112 0.411*** 11.593
2018 0.531*** 9.558 0.175*** 15.706 0.204*** 17.792 0.401*** 11.320
2019 0.540*** 9.629 0.176*** 15.642 0.201*** 17.388 0.382*** 10.681
2020 0.518*** 9.197 0.173*** 15.328 0.190*** 16.458 0.371*** 10.332
与此同时,本文使用具有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表8)。结果显示,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县域经济韧性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代表本县域的经济韧性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减税降费的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代表邻近县域减税降费能增强本县域经济韧性。由此可知,在空间分布上既存在县域经济韧性的内生交互效应,又存在减税降费的外生交互效应。
表8 不同权重矩阵下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空间估计结果

Tab.8 Spatial estimation results of county's economic resilience by tax and fee reduction under different weight matrices

变量 邻接矩阵 反距离矩阵 经济地理矩阵 反距离矩阵平方
retax 0.020** 0.018** 0.018** 0.018**
W·retax 0.001* 0.010* 0.007* 0.052*
W·resi 0.261*** 0.589*** 0.593*** 0.368***
Sigma2_e 0.001*** 0.001*** 0.001*** 0.001***
直接效应 0.021** 0.018** 0.018** 0.016*
间接效应 0.010* 0.021* 0.026* 0.064*
总效应 0.031* 0.039* 0.044* 0.080*
为进一步研究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边际影响,将空间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表8表明,在4种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下,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总效应均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减税降费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增强其他县域的经济韧性。减税降费对邻近县域经济韧性的间接效应均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邻近区县的减税降费会对本县域经济韧性产生一定促进作用。

3.5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3种方式进行验证:①工具变量法。在处理内生性问题时,为获取更准确的估计结果,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模型,选取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CPU)作为工具变量。因为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时需要考虑气候政策变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因此CPU可能影响政府财政政策的调整,进而影响减税降费力度。②改变样本范围。为排除2008年前后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对结果可能产生的干扰,将样本范围调整为2010—2019年。③替换被解释变量。借鉴Brown等用县域就业的变化率衡量敏感性指数,将其作为县域经济韧性的代理变量[40]。该指数越大,表示县域经济韧性越弱。
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第一阶段回归中,CPU的系数(10.000*)在10%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使用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在第二阶段回归中,由CPU估计的retax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方向与基准结果一致,且在10%水平上显著(1.739*)。由列(2)可知,排除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事件影响后,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仍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0.229***)。由列(3)可知,减税降费会显著降低敏感性指数,即提升县域经济韧性。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本文基于湖南省2006—2020年121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减税降费显著增强了县域经济韧性。②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特征。相较于其他地区,减税降费对湘东地区县域、高经济实力县域、长株潭经济圈的县域经济韧性表现出更显著的促进作用。③减税降费通过提升县域外商投资水平、县域市场化程度以及县域创新能力促进县域经济韧性的提升。④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结果,减税降费对相邻县域经济韧性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减税降费能增强邻近县域经济韧性。

4.2 政策建议

为更好地发挥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①实施组合式减税降费,激发县域经济活力和发展潜能。减税降费有助于增强县域经济韧性,助力经济可持续发展。应当保持减税与降费并举,不断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例如,“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减少重复征税,降低企业税负;2015年下调社会保险费率,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社会稳定就业。除了直接减税,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间接减税方式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例如,推出税收抵扣、加计扣除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增加投资、技术创新和研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引入税收激励机制,奖励在县域经济发展中作出积极贡献的企业和个人,激发其活力和创造力。
②多措并举提高减税降费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减税降费对县域经济韧性产生异质性影响,应当针对不同的县域经济特点和发展需求,制定差别化的减税降费政策。例如,对于发展相对落后县域,重点减免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鼓励企业创新和投资;对于农业县域,推出农业税费减免政策,支持和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更好地满足不同县域的经济发展需求,提高其经济韧性。而在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应遵循提质增效原则,着力推进减税降费政策向湘东等经济实力较强且政策效益高的地区适当倾斜。此外,应运用多种政策的协调配合来增强经济基础薄弱地区应对、抵御和缓解各种风险的能力。
③扩大释放“税动能”外溢效应,全面助力县域经济韧性整体跃升。减税降费在提升县域经济韧性方面具有正向的空间外溢性,故应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县域之间的经济合作与资源共享,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格局,放大减税降费的空间外溢效应。例如,通过建立跨县域的合作平台和机制,协调政策实施,确保减税降费红利在区域内均衡分配;鼓励县域之间的技术合作和创新交流,推动先进技术的扩散和应用,提升整体经济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通过建立县域创新合作平台,促进创新资源的共享和协同创新,增强县域经济的创新驱动力;加强县域之间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物流和信息成本,促进经济要素的流动和共享。
[1]
张学良, 周泽林, 汤新云. 推动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J]. 财贸研究, 2023, 34(6):1-8.

[2]
张学波, 付文硕, 马海涛. 京津冀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耦合关联[J]. 地理学报, 2023, 78(10):2392-2411.

DOI

[3]
王琴, 李敬, 丁可可, 等. 数字基础设施与县域经济韧性: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J]. 软科学, 2025, 39(5):76-83.

[4]
郜攀峰. 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经济韧性[J]. 中国流通经济, 2023, 37(9):51-62.

[5]
王韶华, 杨志葳, 张伟.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碳中和企业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 2023, 20(12):1771-1780.

[6]
阳立高, 刘丽雯, 李玉双. 工业智能化对城市经济韧性影响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23(11):35-47.

[7]
卢现祥, 滕宇汯. 创新驱动政策如何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机制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23(7):102-113.

[8]
李娜娜, 杨仁发. 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 经济体制改革, 2023(5):104-111.

[9]
尹勇, 苏欣怡, 谢晓琪. 产业结构升级对市域经济韧性的空间效应[J]. 经济地理, 2023, 43(8):86-92,112.

DOI

[10]
宋敏, 刘欣雨. 中国新基建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J]. 经济地理, 2023, 43(10):13-22.

DOI

[11]
钞小静, 薛志欣.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韧性的影响——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动态, 2023(8):44-62.

[12]
张安伟, 胡艳. 多中心空间结构与城市经济韧性[J]. 财经研究, 2023, 49(9):4-18.

[13]
李淑芬. 金融集聚、创新创业活跃度与城市经济韧性[J]. 经济经纬, 2023, 40(4):26-36.

[14]
孙红雪, 朱金鹤, 王雅莉. 高质量人力资本与中国城市经济韧性——基于高校扩招政策的实证分析[J]. 当代财经, 2023(5):15-28.

[15]
李真, 李茂林. 中国式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视角的研究[J]. 财经研究, 2021, 47(6):4-18.

[16]
刘建民, 薛妍, 熊鹰. 减税降费背景下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分异:以湖南省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 42(12):42-49.

DOI

[17]
陈海宇, 杜丽, 晓颖. 减税降费、融资纾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J]. 国际税收, 2023(9):40-52.

[18]
詹新宇, 成显, 王悦红. 减税降费拉动居民消费了吗?来自我国市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 地方财政研究, 2022(7):22-36.

[19]
张亚莉, 项本武.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J]. 经济地理, 2023, 43(1):105-113.

DOI

[20]
任桐瑜, 谢建国, 洪小羽. 减税降费、政府支出与企业利润[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3, 44(3):89-108.

[21]
彭妙薇, 陈志刚, 徐进. 从税收基本要素视角解构税收普惠内涵:兼论个人所得税改革[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9):110-119.

[22]
管考磊, 付梦婷, 朱海宁. 减税降费如何影响企业发展预期?[J]. 财务研究, 2024(6):43-54.

[23]
曾益, 杨悦. 社会保险缴费率下调能促进企业创新吗?[J]. 保险研究, 2021(6):114-127.

[24]
吴潇航, 龙小燕. 减税降费、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J]. 地方财政研究, 2024(6):59-68.

[25]
王斐然, 陈建东. 减税降费对城镇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基于价格效应的消费行为分析[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0(4):111-124.

[26]
马宁宁, 王家永. 减税降费、企业投资意愿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大连的调查分析[J]. 地方财政研究, 2022(11):60-66.

[27]
李真, 李茂林. 减税降费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与调节效应[J]. 上海经济研究, 2021(6):105-117.

[28]
田磊, 陆雪琴. 减税降费、企业进入退出和全要素生产率[J]. 管理世界, 2021, 37(12):56-77.

[29]
杨默如, 杨令仪. 高技术企业税费负担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减税降费政策的研究[J]. 税务研究, 2022(2):24-32.

[30]
王荣斌.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条件趋同研究[J]. 经济地理, 2011, 31(7):1076-1080.

[31]
周灿, 曾刚, 尚勇敏.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创新网络研究进展与展望[J]. 经济地理, 2019, 39(5):27-36.

DOI

[32]
闫坤, 唐丹彤. 减税降费与企业投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资本供给视角[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23(5):16-34.

[33]
潘士远, 陈秀茂, 任晓猛, 等. 优化减税降费结构:提振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J]. 经济学家, 2023(7):97-107.

[34]
杨默如, 杨令仪. 高技术企业税费负担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减税降费政策的研究[J]. 税务研究, 2022(2):24-32.

[35]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5):100-120.

[36]
朱金鹤, 孙红雪. 数字经济是否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J]. 现代经济探讨, 2021(10):1-13.

[37]
谭志雄, 向斯曼, 韩经纬, 等.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收缩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整合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1(2):85-101.

[38]
李文贵, 余明桂. 民营化企业的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J]. 管理世界, 2015(4):112-125.

[39]
Hao P, Alharbi S S, Hunjra A I, et al. How do ESG ratings promote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5, 97:103886.

DOI

[40]
Brown L, Greenbaum R T. The role of industrial diversity in economic resilience: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across 35 years[J]. Urban Studies, 2017, 54(6):1347-1366.

DOI

Outli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