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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9: 1 - 1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9.001

The Impact of Tariff Shocks on the Global and Chinese Regional Economy: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rade Policies of the New U.S. Administration

  • SUN Jiaze , 1 ,
  • HE Zilong 2 ,
  • SUN Yuanchen , 3, 4, ※
Expand
  •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 2 School of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 4 Key Laboratory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2-12

  Revised date: 2025-06-16

  Online published: 2025-10-17

Fold

Abstract

This article embeds the input-output table between regions in China into the GTAPV11 database, constructs a global generalized equilibrium model embedded with 31 provinces in China, and simulates the impact of US tariffs on major economies and Chinese reg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rump 2.0.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1)The GDP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significantly declined, while China has demonstrated strong resilience to external shocks through its domestic circulation and diversified exports. Other economies such as 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South Korea, and ASEAN have generally benefited from trade transfer effects. 2)The southeastern coastal regions (such as Guangdong and Shanghai) and inland areas with higher levels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have been greatly impacted, while other regions have not bee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3) Although the imposition of tariffs by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protective effect on some key industries in the short term, it will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in the long run; Although China's key industries have been impacted in the short term, they are showing a long-term growth trend with the adjustment of the domestic supply chain. 4)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in various provinces have generally declined, but border provinces may benefit against the trend due to lower labor costs; Technology industries are more affected in export-oriented and processing trade provinces, while they show strong resilience in provinces with more complete industrial systems; The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industry represented by the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shown good shock resistance.

Key words： tariff shock; CGE model; regional economy; industry; trade friction; supply chain; regional heterogeneity

Cite this article

SUN Jiaze , HE Zilong , SUN Yuanchen . The Impact of Tariff Shocks on the Global and Chinese Regional Economy: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rade Policies of the New U.S. Administr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9) : 1 -1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9.001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双边贸易关系的变化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1]。美国自2025年2月1日起，先后两次对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随后又追加34%的“对等关税”，将部分中国商品的综合关税提高至145%。作为回应，中国于同年4月将对美报复性关税提高至125%，此外，美国还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商品加征25%关税，并对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关键工业产品实施高额关税，进一步将贸易冲突范围扩大至全球。这加剧了当前中国面临外部冲击的不确定性，使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面临诸多挑战[2-5]。为应对上述挑战，本文从中国区域视角出发，分析美国关税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为产业政策优化和战略调整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贸易摩擦为代表的外部冲击对国内区域经济的影响正在引起学界关注。外部冲击指外部条件或政策变化对国内经济结构和贸易活动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中关税作为贸易政策的关键工具，是外部冲击的重要体现[6]。进口关税变化对出口企业的出口产品和质量、企业研发、企业生产技术选择等造成影响[7]。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关税加征不仅削弱了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关键产业的发展[8-9]。具体而言，一方面，关税增加了商品出口成本，致使价格优势下降[10-11]；另一方面，关税的提升促使全球供应链调整，加剧了中国产业链的外迁压力[12]。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及应对策略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层面，主要聚焦于关税变动对中国GDP及相关产业的影响，鲜有对新一轮贸易摩擦影响的定量评估。然而，中国内部经济结构差异显著、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导致新一轮贸易摩擦对中国区域的影响必然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因此，探讨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以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具有重要意义。
在方法方面，当前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主要采用传统计量模型、结构估计及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CGE）等方法[13-19]。然而上述研究受限于较粗糙的数据颗粒度，均无法充分探讨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区域层面的影响。同时，虽有部分学者尝试利用拆分后的投入产出数据库进行研究，如孙嘉泽等在探讨美欧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时采用了拆分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GTAP11数据库，但其研究仅关注产业的细分效应，并未进一步分析区域层面的影响[20]；段玉婉等基于CP模型框架构建了内嵌中国区域的全球模型，但其对区域间要素流动机制的刻画仍存在改进空间[21]；樊海潮等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修正，但其投入产出数据的平衡性仍需提升[22]。鉴于此，如何将中国区域投入产出数据有效纳入全球一般均衡框架，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 模型、数据库构建及情景设计

1.1 模型及数据库构建

当前，传统的全球CGE模型存在以下不足：①在全球框架下缺少一国的区域层面信息，无法在全球框架下刻画外部冲击或政策对一国内部区域层面经济活动的影响；②缺少进口中间品来源的刻画机制，难以准确分析政策变化对全球供应链结构所产生的影响。鉴于上述情况，本文分别对数据库与模型进行构建和改进。
①数据库方面。通过将201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嵌入GTAP11数据库，使数据库能够更加细致地刻画中国各省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活动。具体步骤如下：首先从GTAP第11版数据库中提取2017年中国国家层面的投入产出表，并结合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中各省份的中间投入、增加值、消费、投资系数以及各省份在全国进出口中的比例，将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信息嵌入GTAP数据库。为最大限度还原各省份真实生产技术和经济结构，采用交叉熵法对上述数据进行平衡，使用各省份的中间投入、增加值及进出口结构作为约束条件，在确保各省份总产出、增加值及贸易总量加总后与GTAP11数据库中中国的原始数据的数量和结构一致的前提下，确保省级各产业的投入产出平衡，并在此基础上，使用引力模型估算中国省级层面交通运输成本的供给和使用矩阵。随后，参考李善同、孙嘉泽等的方法[23-24]，通过细分31省份及主要经济体的进口中间投入与最终消费矩阵，完成内嵌中国31省份和全球12个主要经济体MRIO数据库构建工作①。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各省份以及世界银行的宏观数据（包括GDP增速、人口增速、劳动力增速等），通过动态递归方法将2017年的基础数据升级至2024年。此外，基于中国海关数据2024年中国省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数据以及UN Comtrade数据库中2024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间的贸易数据，对数据库进行校准，以确保新建数据库的贸易结构与2024年的实际情况相符，并再次使用交叉熵方法对数据库进行平衡。
②模型方面。在该数据库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内嵌中国31省份的全球CGE模型，相较于传统的全球CGE模型，该模型对生产、消费和贸易等模块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并将进口变量的维度扩展到区域层面，以更精准地识别进口来源。具体而言，在省级层面，引入“调入—调出”机制并细化了各省份产品的来源结构；在国际贸易层面，设计了“进口嵌套”机制，能够明确区分来自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产品。这些改进不仅有助于在国家层面追踪中间品与最终品的来源与去向，也能在中国区域层面准确区分中间品或最终品的“调入—调出”路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以生产模块为例，详细介绍在模型方面所做的关键构建工作。
如图1所示，模型的生产模块假设生产者以最小化生产成本为目标，并采用多层嵌套的常替代弹性（CES）与里昂惕夫（Leontief）生产函数加以刻画。在模型的最顶层，Leontief函数决定了要素投入与中间品投入在总投入中的固定配比；在要素投入层面，通过CES函数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之间进行替代，每一级复合结构均由CES函数描述。
图1 内嵌中国区域的全球CGE模型的生产嵌套结构

Fig.1 Production nesting structure of embedded China regional global CGE model

传统CGE模型对进口信息的处理通常只能反映国家或地区对某产品的整体需求，难以追踪不同来源的进口结构。为此，本文在原有进口变量中增设“进口来源”维度，区分来自中国各省份或其他国家（地区）的调入与进口，并引入“两层嵌套”机制：第一层将中间投入品分为“来自中国”和“来自其他国家”，第二层将“来自中国”细化为各省份来源，将“来自其他国家”细分至全球主要国家或地区（图1橙色部分）。这一修改同样应用于模型的居民、投资和政府模块，通过多层级细分与跟踪，细化中国省际与全球的中间品和最终品流动，准确地刻画了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全球供应链中中国各区域与主要经济体的角色和互动关系提供了方法支撑。
在要素模块，主要参考樊海潮、林晨、Horridge等研究中的相关设定[22,25-26]，上述文献均假设了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在区域间不完全流动，在国家间则完全不流动。本文的相关参数设定均取自上述文献，具体见式（1）~（3）。
$Q{E}_{e}^{r}=QECH{N}_{e}·{\left(\frac{P{E}_{e}^{r}}{PECH{N}_{e}^{r}}\right)}^{\sigma }$
$PECH{N}_{e}={\left(\sum _{r=1}^{31}ENDCSH{R}_{e}^{r}·(P{E}_{e}^{r}{)}^{1-\sigma }\right)}^{\frac{1}{1-\sigma }}$
$Q{E}_{e}^{r}=\sum _{a=1}^{25}\left(ENDSH{R}_{a}^{r}·QF{E}_{e,a}^{r}\right)$
式中： $Q{E}_{e}^{r}$表示各区域内的要素总需求；e代表要素种类，这里特指劳动力和资本；r 表示中国各省份；QECHNe表示中国所有要素总量； $P{E}_{e}^{r}$为各省份的要素价格指数；PECHNe为中国国家层面的要素价格指数； $\sigma $则表示要素价格弹性。根据式（2），PECHNe是PE加权平均值，根据式（1），当某省份的要素价格高于国家水平时，将吸引要素流入该省份，反之会出现要素外流， $QF{E}_{e,a}^{r}$表示某省份分行业要素的使用总量。根据式（3），当各行业的要素使用量之和与该省份的要素总量相等时，要素市场出清。最后，对模型和数据库进行齐次性检验和残差检验，结果表明研究模型及数据库是稳健的。

1.2 情景设计

为了更加全面地分析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本文设置了6种不同的关税情景，研判当前美国关税冲击的范围和趋势，进而最大限度将中美贸易摩擦可能造成的影响及范围纳入本研究范围（表1）。其中，情景1~情景4分析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及中国区域的影响，情景5~情景6则是进一步分析中美脱钩背景下，中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均对美国进行反制的情况，情景5和情景6通过调整模型闭合，分别模拟短期和长期效应，即通过将资本回报率同资本存量之间进行内外生转换，参照Walmsley的设定方式[27]，分析长短期不同组合下美国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加征关税所带来的经济影响。
表1 加征关税情景设计

Tab.1 Scenario Design for Imposing Additional Tariffs

类型 情景设计
情景1 美国对中国加征10%、墨西哥25%、加拿大25%的关税
情景2 美国对中国加征20%、墨西哥25%、加拿大25%的关税
情景3 美国对中国加征54%、墨西哥25%、加拿大25%、全世界所有国家加征10%的关税
情景4 美国对中国加征84%、墨西哥25%、加拿大25%、全世界所有国家加征10%的关税
情景5 美国对中国加征144%；中国对美国加征125%，墨西哥加拿大25%，其他国家加征10%的关税
情景6 情景6在情景5的基础上，美国对所有国家加征“对等关税”，且所有宣称反制的国家均对美国进行反制

2 实证分析

2.1 关税冲击背景下全球经济与中国区域经济的异质性变化趋势

美国单方面加征对外关税，全球经济格局呈现出三大特征：中美经济受损程度与关税强度正相关，且中国损失远小于美国，而其他主要经济体变化则呈现显著异质性变化（图2）。具体而言，随着美国对中国关税加征水平从10%上升到84%，美国GDP下降幅度将由0.20%扩大至0.64%，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强；中国虽然亦受到关税冲击，但整体下降幅度较为有限，仅由0.03%扩大至0.13%。这表明，美国作为关税加征的主导方，其受到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而中国则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和相对多元的出口布局，展现出较强韧性。而其他主要经济体则表现出与中美截然不同的变化趋势。欧盟（除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东盟各经济体在4个情景下普遍保持正增长，其中欧盟GDP增速由0.08%上升至0.10%。说明贸易转移效应的不断加深，部分因中美贸易摩擦释放出的市场份额被第三方国家吸收，从而推动其经济活动小幅扩张。整体来看，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供应链重组、市场替代以及区域价值链调整成为主要推动力量，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深蓝收缩区与以欧亚为中心的浅红扩张区。
图2 情景1~情景4下美国加征关税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及中国区域GDP的影响

注：中国地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3）2763号、世界地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1666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图3同。

Fig.2 The impact of US tariffs on the GDP of major global economies and the Chinese regions under Scenarios 1~4

在此背景下，外部关税冲击对中国区域层面的影响也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东部沿海出口导向型省份受冲击最为严重，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幅度在0.26%~0.95%之间，其中上海的降幅最为显著。这是因为上述东部沿海地区高度依赖出口，关税成本上升直接抑制了外部需求，如图2呈现出由浅蓝向深蓝的快速转换。相对地，中西部省份展现出逆势扩张态势：云南、青海、宁夏、新疆、陕西等呈现持续增长，增幅在0.06%~0.98%之间，其中云南增幅最为显著，增幅为0.56%~0.98%。这主要源于上述地区较低的出口依存度、内需市场的韧性支撑，以及要素成本优势带来的产业转移结构性机遇。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增速保持稳定，增幅在0.02%~0.12%之间。其原因在于东北地区积极参与内循环，具备较强韧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关税冲击。综上所述，在关税冲击下，中国区域GDP增长呈现“沿海下降—内陆增长”的异质性空间分布态势。

2.2 中美脱钩背景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及中国区域经济的异质性变化趋势

在中美脱钩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格局进一步呈现出“北美地区深度受损、中国韧性稳固、第三方普遍受益”的趋势。如图3所示，情景5下，美国对华加征144%关税后，其GDP下降进一步扩大，由短期下降0.72%扩大至长期下降2.86%，而中国凭借其内循环及相应的出口转移，GDP降幅仅由短期的0.45%扩大至长期0.82%，远低于美国；墨西哥与加拿大因北美供应链依附性，其GDP在长期将分别下降8.83%和1.93%，而欧盟与东盟因贸易转移效应，GDP分别提升0.31%~1.06%不等。情景6下，在中国单方面反制美国的基础上，多国联合反制将使美国GDP降幅进一步扩大，由短期下降0.98%扩大至长期3.61%，中国损失则减少，由短期下降0.38%减少至长期0.33%；欧盟与东盟的GDP增长区间进一步提升至0.47%~1.27%不等；除此之外，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均呈现大幅增长态势，长期增幅均超过1.00%以上。整体来看，关税壁垒不仅加剧了美国的自身经济衰退水平，也推动了贸易转移与供应链重组，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因此呈现增长态势。
图3 情景5和情景6下美国加征关税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及中国区域GDP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Fig.3 The impact of US tariffs on the GDP of major global economies and the Chinese region under scenario 5 and Scenario 6

如图3所示，中国短期和长期GDP降幅相近，情景5中分别下降0.45%和0.82%，情景6中分别下降0.38%和0.33%。先前研究未考虑省际贸易有效缓解外部冲击的效应，导致美国关税影响被高估，普遍认为中美贸易对抗下，中国损失会多于美国。正如上文所提到，本文使用的2024年中国海关的省级贸易数据，相较于其他研究，贸易结构能够更加有效地识别关税冲击对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影响。
从中国省级区域的视角可以看出，相比情景1~情景4中沿海省份小幅下滑、内陆略有回升，在中美脱钩的背景下关税升级通过短期冲击放大了区域经济结构的内在差异，倒逼中国从“沿海—内陆”的梯度依附转向“多极韧性协同”的内生增长重构。具体来说，沿海出口导向型省份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情景5中上海、浙江、广东短期GDP分别下降2.53%、0.76%和0.95%，情景6中分别下降2.19%、0.78%和0.84%，长期降幅有所放缓。京津冀地区整体呈现经济下降趋势，其中，情景5中北京和天津短期内分别下降1.92%和1.58%，长期降幅接近2.00%；河北短期相对稳定，但在情景5中长期下降约0.41%，情景6中则增长0.12%。中部地区各省的经济表现呈现两种趋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短期小幅增长，但长期转为下降趋势；安徽和江西则从短期到长期均呈持续下降趋势。东北和西部地区对美国出口依存度低，展现出较强韧性，吉林、黑龙江、青海、新疆、云南等均实现正增长。总体来看，尽管中国凭借强大的内需和多元化布局，使得单方面反制带来的损失明显小于美国，并在中西部与边疆培育出新的增长极，但中美贸易摩擦同样加剧了双方的经济负担和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因此无论是直接对抗还是区域重构，都不存在真正的“赢家”。

2.3 美国加征关税对中美产业层面的影响

如图4所示，通过对6种不同关税情景下中美两国各产业产出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可以观察到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对中美两国产业的影响呈现出典型的零和博弈特征，即一国的产业增长通常伴随另一国的产业缩减。然而，不同情景下所受影响的产业类型、变化幅度和作用机制表现出显著差异。
图4 不同情景下美国加征关税对中美各产业产出的影响

Fig.4 The impact of US tariffs on output of various industrie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Scenario 1~6

在本文设置的不同中美贸易情景中，美国纺织服装业与电子产品制造业在实施关税后短期内均表现为最显著的受益者：在情景1和情景2中，两者产出分别上升了1.70%、3.02%和3.55%、4.65%，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进口替代效应，美国国内完整的零部件供应网络使得关税冲击后，国内供应商能迅速填补关税带来的市场空缺。相比之下，美国石油煤炭加工业等传统资源型产业则因出口受阻在情景1~情景4下出现2.00%~5.00%的产出下降；而化工、金属冶炼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虽未大幅回升，仍靠内需拉动取得约2.00%的增长。中国方面，电子产品制造业与纺织服装业由于对外依存度较高，在同等情景下降幅分别约2.00%~4.00%，反映出对美出口收缩后对其规模效应的冲击；但石油煤炭加工业和金属冶炼业则凭借国内投资与资源禀赋，实现了约1.50%的正向增加。中美两国的大多数服务业由于其不可贸易性并未因关税冲击而受到影响。
情景5和情景6影响结果表明，在更高强度的关税下，美国纺织服装业与电子产业在短期内仍能因进口成本上升而获得小幅增益，但随着产业链成本上升与全球需求收缩，长期来看除了纺织服装业仍能保持较高的产出，其他多数制造业均出现负增长或零增长，尤其是石油煤炭加工业、化工产品与金属冶炼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下滑幅度超过6.00%。表明关税虽然能在短期通过价格杠杆释放替代效应，但在长期因为扭曲资源配置、抑制技术创新以及提高生产要素成本，进而削弱产业的竞争力，最终导致产出的负增长。相较而言，在情景6的长期政策下，中国仅有纺织服装业（-3.94%）和电子产品制造业（-3.53%）受到冲击较大，其他绝大多数制造业产出均有增长。
在未采取反制措施的一系列情景中（情景1~情景4），中国出口虽受到冲击，但依托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其资源密集型与部分高技术产业仍能维持增长；而在情景5和情景6中，中国反制后，美国农产品、能源和运输装备制造业等对外依存度高的产业产出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中国高技术制造业通过产业链重构和国内市场需求韧性，产出下降幅度显著低于美国且部分行业实现恢复并超过冲击前水平。
综上所述，美国加征关税，在短期内进口替代效应可增加美国纺织服装业和电子制造业产出，但长期内通过扭曲资源配置会削弱其整体产业的竞争力，这表明美国政府进行的新一轮关税政策很难达到其预期效果。相比之下，中国依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及时调整供应链和降低生产成本，可有效应对关税冲击，确保制造业的长期发展与安全。

2.4 美国加征对中国区域产业的影响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的坚持底线思维①，本文重点分析情景5下中美脱钩对中国区域产业的短期影响。为了填补当前关于出口结构调整与区域产业演化机制研究领域的空白，本文参考周玲玲等的分析视角，选取纺织服装业、电子产品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三类不同性质的代表性制造业，结合其产业特点，分析关税政策对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28]。其中，纺织服装业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产业，既能代表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能代表出口导向型产业；电子产品制造业代表着技术密集型产业，且也具有出口导向性；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既代表资本密集型，同时也具有产业链整合效应，绝大多数制造业产品和技术密集度较高的服务业均为该产业的上游产业，因此本文选用上述三类产业作为重点分析（图5）。
图5 情景5下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省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短期影响

Fig.5 The impact of US tariffs on China's regional industrial output under Scenario 5

①纺织服装业在关税冲击下产出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沿海出口导向型地区与内陆原料主产区普遍出现产出下降，而边疆地区与内需驱动型省份则实现产出增长。表2模拟结果显示，上海和江苏的产出分别下降16.57%和4.58%，主要原因是出口分别减少16.56%和8.35%，反映出沿海省份对出口市场的高度依赖使其在外需受阻时产出明显下降。云南、青海和新疆的产出分别下降14.24%、5.21%和7.69%，出口与省际调出显著减少是这3个内陆地区产出下降的主要原因，体现出其产业链对出口市场需求变化较为敏感，并受产业链上下游的省际贸易传导所影响。相反，西藏产出增长4.48%，原因在于劳动等生产要素价格下降，有效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促进出口和省际调出分别增长4.52%和5.57%。福建产出增长3.64%，主要得益于本地消费和省际调出的增加，二者分别增长4.19%和4.96%，说明内需市场扩容与区域产业链协同有效支撑了当地产业增长。
表2 中国部分省份纺织服装业产出及驱动因素变化(%)

Tab.2 Changes in output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in some regions of China (%)

省份 产出 本地消费 出口 调出 进口 调入
上海 -16.57 -12.17 -16.56 -6.81 -8.91 5.40
云南 -14.24 -12.43 -15.78 -20.07 3.25 3.26
新疆 -7.69 0.70 -7.68 -10.71 -1.32 -1.26
青海 -5.21 -3.63 -13.57 -14.12 3.12 3.25
江苏 -4.58 -2.54 -8.35 -0.41 -10.87 3.65
天津 0.18 0.97 -0.31 3.09 -1.51 -0.31
福建 3.64 4.19 3.32 4.96 0.22 1.02
西藏 4.48 -3.51 4.52 5.57 0.34 0.37
②电子产品制造业在关税冲击下的区域差异主要体现为出口依赖型地区产出普遍下降，而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效应明显的地区则实现产出增长。表3模拟结果显示，上海和广东的产出分别下降18.83%和4.68%，出口分别下降18.81%和4.67%，表明出口受阻是沿海地区产出下降的直接原因。四川、河南和山西的产出分别下降19.95%、24.13%和36.31%，出口下降幅度分别达到23.08%、36.61%和44.21%，说明高度垂直专业化的产业结构以及对出口市场的高度依赖使这些地区在外需收缩时受到显著冲击。浙江产出增长14.95%，原因是出口和省际调出分别增长14.97%和17.87%，反映出该地区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作用突出。黑龙江产出增长10.52%，主要原因是出口和省际调出分别增长12.52%和14.61%，体现出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的区域内部联动性较强。天津产出增长5%，主要归因于本地消费和省际调出分别增长8.10%和11.36%，表明该地区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市场上具有较强的协同作用。
表3 中国部分省份电子产品制造业产出及驱动因素变化(%)

Tab.3 Changes in output and driving factors of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ome regions of China (%)

省份 产出 本地消费 出口 调出 进口 调入
山西 -36.31 0.30 -44.21 11.38 -2.77 4.69
河南 -24.13 -2.23 -36.61 10.99 -5.36 6.65
四川 -19.95 5.84 -23.08 5.19 -8.36 29.15
上海 -18.83 -1.04 -18.81 2.23 -10.72 13.16
广东 -4.68 1.97 -4.67 14.41 -5.43 12.93
江苏 -1.33 4.41 -2.72 8.10 -4.27 12.98
天津 5.00 8.10 4.62 11.36 -2.96 16.99
黑龙江 10.52 3.67 12.52 14.61 -0.47 3.44
浙江 14.95 2.11 14.97 17.87 0.39 5.98
③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关税冲击下展现出较强韧性，省际贸易联动能力强的省份产出实现增长，而对外出口依赖度高且省际联动不足的省份则出现显著下滑。由表4可知，吉林和重庆的省际调出分别增长4.68%和5.00%，推动两地产出分别增长4.68%和4.48%，说明出口与省际贸易协同对这些出口型基地至关重要；福建和河南依托本地消费与省际调出拉动，福建本地消费和省际调出分别增长3.89%和8.69%，河南本地消费和省际调出分别增长2.31%和6.08%，因而产出分别增长2.75%和2.22%，凸显内需市场在产业集聚区的重要支撑作用。相反，北京、海南、青海和山西的出口分别下降15.16%、4.45%、6.72%和17.05%，其中北京和青海的省际调出分别下降11.94%和7.44%，海南和山西的省际调出增幅仅为8.91%和3.80%，不足以弥补出口下降带来的损失，导致产出分别下降15.03%、4.09%、2.24%和1.35%。由此可见，区域间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水平与对出口市场的依赖程度共同决定了各地在关税冲击下的产出表现。
表4 中国部分省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产出及驱动因素变化(%)

Tab.4 Changes in output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ome regions of China (%)

省份 产出 本地消费 出口 调出 进口 调入
北京 -15.03 -0.79 -15.16 -11.94 -6.28 36.76
海南 -4.09 2.00 -4.45 8.91 -0.14 4.54
青海 -2.24 -1.94 -6.72 -7.44 2.99 3.02
山西 -1.35 0.78 -17.05 3.80 0.41 0.58
上海 0.13 -2.28 0.13 -0.70 -0.69 19.68
辽宁 2.03 2.18 1.02 6.27 -7.02 13.41
河南 2.22 2.31 0.25 6.08 2.56 3.20
福建 2.75 3.89 -3.38 8.69 -22.92 39.38
云南 -0.76 -0.32 -2.62 -9.03 9.18 9.65
重庆 4.48 0.48 4.44 5.00 2.50 3.53
吉林 4.68 0.40 4.68 4.68 2.10 3.07

3 结论与启示

3.1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内嵌中国31省份的全球CGE模型，通过将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加征关税和中美脱钩的极端情景进行对比，研判了外部冲击对中国区域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潜在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①在宏观层面，美国GDP损失与关税强度正相关，中国因内循环机制和出口多元化而保持相对韧性，欧盟、日韩及东盟等第三方经济体则因贸易转移效应而获得正向增长；在中美脱钩及多国反制情景中，美国GDP损失进一步加剧，在长期情景下GDP下降了3.61%。中国损失控制在较小范围内（0.33%），第三方国家继续从多边贸易重构中获益。
②在区域层面，沿海出口导向省份面临下行压力，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下降幅度在0.57%~2.53%之间，上海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而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则依托内需韧性与要素成本优势实现增长，其中云南GDP增幅最大。
③在产业层面，美国对中国和全球经济体加征关税，在短期内虽然替代效应为部分制造业创造市场保护，极端情景下纺织服装业和电子产品制造业的产出分别增加18.0%和9.8%，但从长期来看，由于逐渐丧失竞争优势，以及引发贸易伙伴的对等反制等原因会造成多数制造业的产出下滑。而中国部分产业尽管在短期内受到冲击，但在长期中通过依托国内大循环以及供应链的调整，能够有效缓解初期美国的关税冲击，多数产业特别是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产出逐渐恢复并超过冲击前的产出水平。
④在产业区域异质性层面，以纺织服装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高度依赖出口市场，沿海出口大省产出普遍下滑，而边疆特色地区和内需驱动型省份则依托较低的要素成本和稳固的本地消费实现了产出增长，表明外部需求受挫时，要素价格稳定与内循环补偿发挥了关键作用；以电子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沿海出口基地经历出口下降的严重冲击的同时，浙江和黑龙江等省份凭借完善的省际产业链联动与强劲的本地消费实现产出增长，表明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和区域市场联动是抵御外部风险的关键，而单纯依赖出口的垂直专业化集聚地区则面临外需骤减带来的产业链断裂风险；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代表供应链整合型制造业则依托完善的国内供应链体系展现出较高韧性，吉林和重庆在出口与省际调出的双重拉动下实现增长，而北京、青海等过度依赖出口且省际联动不足的地区则出现产出下滑，这说明健全的区域供应链网络能在外循环受限时为产业提供稳定支撑。

3.2 政策启示

①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内外协同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中国应积极推动与东盟、欧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水平经贸合作，深化RCEP协议实施并争取加入更多的高水平区域贸易协定，降低贸易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为自身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应加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中西部与东南沿海地区产业联动，提升国内供应链韧性，强化省际贸易与资源流动，有效减轻外部冲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②制定针对性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的合理升级与转移以应对外部冲击。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应通过区域产业政策鼓励其向生产成本较低的边疆省份转移，以缓解外部压力。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应通过内循环机制，增强省际贸易的互动，促进产业的稳定发展，借助国内大市场向高端化迈进。同时，供应链整合型产业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应依托国内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和双循环发展格局，提升生产成本控制能力及抗风险能力。此外，应支持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其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进一步增强其全球竞争力。
③基于产业特点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能力建设。在应对关税冲击时，各产业应根据要素禀赋、产业链结构和区域市场特点，有针对性地优化要素成本、重构产业链并培育内需市场，以提高整体韧性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打通产业链断点、堵点与卡点，完善上下游协同与区域联动，有效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降低生产成本，并在关键环节实现互补，弥补外部冲击短板，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在内外循环中保持畅通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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