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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8: 165 - 17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8.017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the Rural Land Recreational Function in the Suburban Megacities

  • ZHOU Ting , 1 ,
  • CHEN Qiaoan 1, 2 ,
  • ZHANG Yueyue 1, 3 ,
  • KE Xinli , 1, ※
Expand
  •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430070，Hubei，China
  •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Jiangsu，China
  • 3.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Shan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2-28

  Revised date: 2024-07-13

  Online published: 2025-10-10

Fold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land recreation function in the suburban megacity help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rural land use as well as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ush system-pull system-intervening obstacle system" by following the "push-pull theory" was developed to explai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 field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the suburban megacity of Wuhan with 211 farmer interviews. The AMOS was applied for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1)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land recreation function in the suburban megacity of Wuhan follows a "hump-shape" feature, with two peaks occurring at 20~30 km and 50~60 km from the city center (which represent advantaged recreational area within a 1~2 hour traffic time from the city center). 2)All the push system, pull system and intervening obstacle system are revealed with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ural land recreation function. Specifically, demand scale, location, public infrastructure, and policy support a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facilitate the rural land recreation function in the suburban megacity. This study revealed a "hump-shape" feature of the rural land recreation function in the suburban megacity of Wuhan, which helps in improving the rural land recreation function in the suburban megacity. This function can be enhanced by optimizing recreational resources and improving the allocation of rural land recreation functions near the "hump-shape" area.

Key words： rural land recreation function; suburban megacity; urban-rural gradient characteristics; push-pull theory; Wuhan

Cite this article

ZHOU Ting , CHEN Qiaoan , ZHANG Yueyue , KE Xinli .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the Rural Land Recreational Function in the Suburban Megaciti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8) : 165 -17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8.017

农村土地是发展休闲农业的重要载体，激活农村土地游憩功能对于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具有重要意义，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1]。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凭借其邻近城市的区位优势，为满足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高频、短途的田园风光审美、农事体验等室外休闲娱乐需求提供了条件。然而，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非均衡性，部分地区的游憩资源供给与城镇居民的现实需求存在巨大差距。可见，揭示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空间分异机理对于提升农村土地游憩功能、促进农村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基于供需理论分析了游憩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的匹配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了土地游憩功能的空间分异机理[2]；也有学者基于区位理论构建解释框架，认为土地游憩功能的空间分异是在游憩点的土地租金和旅行成本的双向力量作用下，投资者和游憩者达成妥协后的结果[3]；还有学者从“点—轴”理论视角将各级中心城镇作为集聚“点”，交通干线等基础设施视为“轴”，认为土地游憩功能是由社会经济空间结构不均衡引起的，以“点—轴”形式进行空间扩散的结果[4]。此外，环城游憩带理论则认为，大都市郊区土地游憩功能的“环城”特征主要受到市民需求、投资者意愿与区域产业政策的影响[5]。
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点位于城乡交界处，城乡要素流动频繁，具有地理位置和功能类型的特殊性，其游憩功能的发挥受到了城市、农村以及二者之间障碍的共同影响。随着大都市郊区化的发展，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一般农村和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6]，发现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由于毗邻城镇的区位优势以及频繁的城乡要素流动等影响，其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与农村腹地相比存在一定差异。例如，都市郊区的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一般小于农村腹地的家庭农场，且土地多功能程度普遍更高[7]。然而，已有研究大多仅关注某一类游憩点的差异，或在村庄尺度对田园游憩综合体建设开展定性分析而缺少定量研究[8]，且在揭示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空间分异机理方面也存在不足。
在揭示土地游憩功能的影响机理方面的研究中，供需理论从游憩供需两端的状况及其空间匹配程度开展分析；区位理论聚焦土地游憩点区位特征的重要性；“点—轴”理论侧重基础设施对游憩点聚集带来的作用；环城游憩带理论则关注游憩功能的城乡梯度圈层特征及形成机理。相较而言，“推—拉”理论通过分析某种现象、行为或决策背后所隐喻的驱动因素，构建推力、拉力与中间障碍3个系统以解释发生的变化过程，在分析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发挥的影响因素方面具有较强的适用性[9]。因此，本文基于“推—拉”理论构建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空间分异的机理模型，采用“推力系统—拉力系统—中间障碍系统”的研究框架，在空间上揭示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其形成机理，为提升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提供科学证据。

1 理论分析

“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最早被提出用于揭示人口迁移的机理，进而发展成为一种动态分析范式，用以剖析某种现象、行为或决策背后所潜在的驱动因素[10]。通过融合推力系统、拉力系统与中间障碍系统3个核心维度，该理论在游憩决策领域也得到了广泛运用，常被用以揭示人们选择游憩地的原因和影响游憩决策的因素[11]。旅游流“推—拉”理论认为，推力因素通常指游客由于寻求放松或逃避压力引起的需求，是促使人们离开居住地寻求新体验的一种特殊动机；拉力因素是指吸引游客前往特定目的地的积极诱因，与目的地的自身属性紧密相关；此外，游客决策还受到中间障碍系统的因素（如距离远近、语言文化等）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削弱拉力的影响，或增强推力的效应，共同作用于最终的游憩决策[12]。此外，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理论，旨在揭示制度在塑造经济空间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区域和地方发展的社会管制与治理机制。其核心观点认为，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是互相嵌入的，经济活动是特定的社会和制度相互作用的产物，必须在社会、经济、政治等规则和程序的有机体系中加以理解[13]。由此，本文结合“推—拉”理论和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理论，以武汉市为例，构建推力系统、拉力系统和中间障碍系统对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共同作用机制（图1）。
图1 基于“推—拉”理论的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based on the “push-pull” theory

①推力系统：外部市场推力。推力作为游客产生游憩意愿或需求的内在动机，其形成与地理空间格局密切相关，本质上是客源市场空间分布与消费能力地域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由客源市场需求和游憩点开发投资市场决策共同表征。人口密度的空间梯度可整体反映游憩需求的规模差异，人均GDP反映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二者通过空间叠加效应构成土地游憩功能的需求强度[14]。土地租金是农村土地游憩点经营者投资成本的重要组成，直接影响经营者的区位选择、运营状况与开发强度决策。而经营者对游憩点未来发展的前景预期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往往受周边经济圈辐射强度、区域发展政策空间导向等地理因素影响，直接决定农村土地游憩开发投资选择，最终形成差异化的投资选择空间格局[15]。
②拉力系统：内部环境拉力。拉力是游憩点资源禀赋与设施条件通过地理空间作用形成的吸引力，其强度取决于资源空间配置与地理可达性的耦合关系，主要包括起到扶持作用的软件环境，以及提供保障的硬件环境。政府政策作为软件环境的重要组成，其空间干预方式（如差异化补贴的地理分区）等会显著影响游憩点产生的拉力[14,16]。游憩点的交通可达性是制约城镇居民出行意愿的关键地理阈值，决定土地游憩功能的空间辐射范围，是土地游憩功能实现的关键约束[16]。此外，游憩点的服务设施（如占地面积、就餐人数容量和住宿人数容量等）通过提升游客体验，最终转化为土地游憩功能的空间强度差异[17]。
③中间障碍系统：中间阻碍力量。基于“推—拉”理论，推力与拉力的交互过程始终受到地理空间摩擦的调制，这种阻力本质上是景观空间格局与资源地域分异共同作用的结果[18]。中间障碍系统由游憩点到自然及人文景观共同营造的环境氛围的可达性反映。如3A级及以上景区的自然风光优美或历史人文氛围浓厚，对周边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发挥带来了一定的辐射作用，但同时这一辐射带动效应会随距离增加梯度递减，形成特定的空间影响带[19]。此外，湖泊等水文景观和森林草原等山地景观是长期生活在建成区环境中的城镇居民偏好的稀缺资源，周边游憩点通过嵌入这些自然景观的空间肌理，形成差异化的游憩功能强度分布[20]。
从农村土地游憩功能强度的评估研究来看，主要包括土地游憩功能服务潜力和游憩功能实际发挥水平两种角度。其中，土地游憩功能潜力评价多从土地游憩功能的供需角度出发，以景点、农庄等经营主体的数量作为供应潜力的表征，以交通可达性、人均GDP、人口密度等作为市场需求的指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21-22]；而土地游憩功能实际发挥水平评价则从接待游客数量、游憩经济强度、游憩经营主体数量、花卉蔬果种植面积、第三产业占比、年营业收入等方面选取合适指标作为表征[22]。总体而言，针对单一城市内部采用单一评价指标即可直观明晰地反映城郊农村土地游憩功能强度及其空间分异特征，便于开展研究。本文以武汉市郊区农村土地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下单个经营主体的土地游憩功能出发，同时结合实地情况和调研数据，选取各游憩点的地均经营收入作为游憩功能强度的评价指标。

2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2.1 模型构建

由于推力、拉力和中间障碍系统涉及多个观测变量，传统的多元回归模型无法探测各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对土地游憩功能的综合影响，因此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开展定量分析，用以探索观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预测潜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23]。
结构方程模型包括可测度的观测变量和无法直接测度的潜变量两类，由测量模型（Measured Model）和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构成。其中，式（1）和（2）主要分析潜变量和观测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式（3）分析潜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具体如下：
x = ∧ x ε + e
y = ∧ y ϑ + e
ϑ = β ϑ + τ ε + δ
式中： x表示外生观测变量； ε表示外生潜变量，在本文中表示推力系统、拉力系统和中间障碍系统3个功能系统； y表示内生观测变量； ϑ表示内生潜变量，在本文中表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 e表示观测变量的误差项； ∧ x表示外生观测变量在外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 ∧ y表示内生观测变量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 β表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τ表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 δ表示结构方程的残差，反映方程中内生潜变量 ϑ没有被解释的部分。
由此，本文基于“推—拉”理论构建“推力系统—拉力系统—中间障碍系统”研究框架（图2），共涉及推力系统、拉力系统、中间障碍系统、农村土地游憩功能4个潜变量和14个观测变量，具体变量选取及解释见表1。并提出如下假设：
图2 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空间分异机理框架

Fig.2 Framework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ural land recreation function in the suburban megacity

表1 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空间分异机理变量说明

Tab.1 Variable explana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ural land recreation function in the suburban megacity

潜变量 观测变量 指标说明
土地游憩功能强度 地均营业收入 游憩点单位土地面积年度营业总收入
推力系统 人口密度 研究区域单位土地面积常住人口数量
人均GDP 研究区域人均GDP
土地租金 游憩点单位面积土地租金价格
前景预期 经营者对游憩点发展前景的预期打分（1非常悲观；2较悲观；3一般；4较乐观；5非常乐观）
拉力系统 政策补贴 游憩点开发与经营的相关财政补贴年度总额（基础设施补贴、农业补贴等）
到最近道路的距离 游憩点到最近等级公路的欧氏距离
总占地面积 游憩点实际投入使用的土地总面积
就餐人数容量 游憩点餐饮设施可同时容纳的最大就餐人数
住宿人数容量 游憩点住宿设施可同时容纳的最大留宿人数
每年追加资金投入 经营者新增游憩点开发与经营的相关资金投入年度总额
中间障碍系统 到最近3A级及以上景区的距离 游憩点到最近3A级及以上景区的欧氏距离
到最近水体的距离 游憩点到最近水体的欧氏距离
到最近山地的距离 游憩点到最近山地的欧氏距离
H1：推力系统对农村土地游憩功能有正向影响；
H2：拉力系统对农村土地游憩功能有正向影响；
H3：中间障碍系统对农村土地游憩功能有负向影响；
H4：推力系统与拉力系统相互影响；
H5：推力系统与中间障碍系统相互影响；
H6：拉力系统与中间障碍系统相互影响。
为消除各观测变量的量纲差异造成的影响，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 X i = x i - x m i n / x m a x - x m i n对观测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24]。通过可靠性检验评价对模型的信度、效度进行分析判别，结合拟合优度和修正指数进行模型评价与修正，以此确定最终模型与分析结果。

2.2 研究区域

武汉市地处江汉平原东部和长江中游，是中国超大城市，下辖13个市辖区，包括7个主城区和6个远城区。武汉市地形中部低平，南北有丘陵分布，北部山林较多，海拔峰值为873.70 m，大部分地区低于50.0 m[25]。武汉市河流湖泊密集、山峦林地遍布，并有众多文化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截至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373万人，地区生产总值18866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84万元。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武汉市城镇居民对高品质的田园风光游憩需求越来越旺盛，2022年全市乡村休闲旅游综合收入160.64亿元，同比增长8.2%，乡村休闲游憩地已成为城镇居民青睐的休闲出行目的地[26]。基于武汉市乡村休闲游憩点的分布特征，本文在东西湖区、蔡甸区、汉南区、江夏区、新洲区和黄陂区6个远城区开展实证研究（图3）。
图3 研究区概况

Fig.3 Study area

2.3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包括社会经济数据、调研数据和基础地理数据（表2）。其中，社会经济数据中的人口密度来源于WorldPop（https://www.worldpop.org/），人均GDP来源于中国GDP数据集（https://github.com/thestarlab/ChinaGDP）。调研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2年9—10月在武汉市6个远城区的实地调研，共获取有效问卷211份（有效问卷数量占比90.60%）。基础地理数据中的土地利用数据、高程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交通路网数据来源于OpenStreetMap（https://www.openstreetmap.ie/）。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variables

潜变量 观测变量 单位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土地游憩功能强度 地均营业收入 元/ m2 194.64 0.30 17.06 24.31
推力系统 人口密度 人/ km2 3163.63 36.30 1156.28 714.56
人均GDP 万元/人 194.95 13.43 74.22 43.64
土地租金 元/ m2 1.92 0.30 0.89 0.31
前景预期 元/ m2 5.00 1.00 3.54 1.00
拉力系统 政策补贴 元/ m2 7.50 0.08 1.32 1.83
到最近道路的距离 km 0.55 0.08 0.34 0.12
总占地面积 亩 666.60 1.10 84.63 118.80
就餐人数容量 人 1550.00 0.00 158.42 237.68
住宿人数容量 人 400.00 0.00 44.89 78.41
每年追加资金投入 万元 1300.00 10.00 223.53 237.82
中间障碍系统 到最近3A级及以上景区的距离 km 17.83 1.60 8.74 3.90
到最近水体的距离 km 21.70 0.01 5.05 4.85
到最近山地的距离 km 23.36 0.43 10.19 6.02

注：1亩≈666.67 m2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游憩功能空间分异特征

武汉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类型主要包括6类：休闲娱乐（采摘、垂钓、露营、划船等），特色餐饮（农家乐），传统民宿（含古建筑），乡村景观观光（田园、花海、荷塘等），科普研学（农业知识科技普及、农耕文化、研学基地等）和农副产品种植销售。研究区域大部分游憩点兼具多种功能类型。根据各游憩点的主导功能类型统计，游憩点数量最多的类型依次是休闲娱乐、乡村景观观光和农副产品种植销售，聚集在武汉市北部和西南部；其次是特色餐饮，较为分散，在南部分布较多；而传统民宿较少，零星分布于北部和东南部；最少的类型是科普研学，主要分布于北部。由图4a可知，研究区域农村土地游憩功能强度也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特征。其中，功能最强的区域集聚在武汉市西北部（东西湖区北部、黄陂区西部）以及南部（尤其是江夏区）；功能较弱的地区集聚在东北部和西南部，包括新洲区及其与黄陂区的交界处、蔡甸区大部分区域。
图4 武汉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点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land recreation function in the suburbs of Wuhan

进一步分析发现，武汉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点的城乡梯度圈层特征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图4a）。游憩点主要聚集于距离市中心30~50 km的圈层（占比约56%）；另有接近1/4的游憩点位于50~70 km的圈层；约有14%的游憩点位于距离市中心30 km以内的圈层；70 km之外的圈层游憩点最少，仅有4%。具体到不同的游憩功能类型，休闲娱乐、传统民宿和农副产品种植销售集聚在30~50 km圈层；特色餐饮和乡村景观观光主要分布于近城端的30 km附近，并随着距离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科普研学类型的游憩点分布没有显著的圈层特征。
由图5可知，武汉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点数量和游憩功能强度在部分圈层峰值位置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农村土地游憩功能强度显示为扁平“驼峰型”曲线，在50~60 km圈层和20~30 km圈层处较高，并在60 km之外的远郊区显著降低。而研究区域游憩点数量呈现“倒U型”曲线，峰值位于距离市中心30~40 km圈层。数量达到峰值的30~40 km圈层，乡村景观观光类型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圈层，并涵盖了各类型的游憩点。远郊区的游憩点不仅数量少，而且游憩类型较为单一。
图5 武汉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城乡梯度分布特征

注：到市中心距离20 km以内的圈层位于主城区，游憩点数量为0，故（0，20]圈层未在本图显示。

Fig.5 Variation of the rural land recreation function along the urban-rural gradient in the suburbs of Wuhan

武汉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点和多种资源要素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首先，游憩点整体呈现沿交通路网集聚的分布格局，且在国道和省道沿线的集聚效应最为突出（图4b1）；其次，游憩点集聚效应与到最近3A级及以上景区的距离呈现一定的空间关联，这种关联性在远郊区表现得比近郊区更为明显（图4b2），特别是在黄陂区和江夏区远郊等3A级及以上景区集聚片区。最后，武汉市丰富的水体资源（东西湖区、蔡甸区和江夏区）和独特的山地资源（黄陂区和新洲区）也为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发挥带来了辐射效应。
从不同类型游憩点的空间分布看，休闲娱乐和特色餐饮类游憩点大多与其他类型游憩点集中分布；乡村景观观光类倾向于分布在3A级及以上景区周围；而传统民宿数量较少，多分布在高等级景区以及水体山地景观周围；科普研学类游憩点数量最少且分布分散；农副产品种植销售类则多与同类型的游憩点集聚。总体而言，各种类型的游憩点的空间分布均受到交通资源、游憩资源和自然资源等多种资源要素及周边其他游憩点的影响。

3.2 土地游憩功能空间分异机理

本文通过样本数据的信度和效度结果确认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应用AMOS 26.0软件构建初始结构方程模型，采用极大似然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参数估计，依据模型拟合指数和修正指数对模型进行逐步修正，最终获得具有良好拟合优度的模型（图6）。
图6 结构方程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注：图中估计结果均为标准化系数；*、***分别表示10%和1%的显著性水平。表2同。

Fig.6 Estimates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由表3可知，结构方程模型主要的三组潜变量关系“推力系统→农村土地游憩功能”“拉力系统→农村土地游憩功能”以及“中间障碍系统→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影响效应分别在1%、1%和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推力系统、拉力系统及中间障碍系统均对土地游憩功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结合拟合优度检验结果（RMR=0.003<0.05；GFI=0.924>0.9；AGFI=0.889>0.8）可知，模型满足适配条件。综合模型估计结果得出，武汉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空间分异受到推力系统、拉力系统和中间障碍系统的综合影响。具体如下。
表3 假设及显著性检验结果

Tab.3 Hypotheses and significance test results

假设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误 z P 检验结果
H1：推力→土地游憩功能 0.727 0.78 0.273 2.662 *** 支持
H2：拉力→土地游憩功能 0.780 0.81 0.243 3.207 *** 支持
H3：中间障碍→土地游憩功能 -0.338 -0.68 0.174 -1.937 * 支持
H4：推力↔拉力 0.014 0.90 0.003 5.106 *** 支持
H5：推力↔中间障碍 0.029 0.95 0.005 5.762 *** 支持
H6：拉力↔中间障碍 0.027 0.91 0.004 7.403 *** 支持
①推力系统。推力系统对土地游憩功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0.78***），假说1成立，表明推力系统是影响土地游憩功能的重要功能系统。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系数表示它们对潜变量的贡献。在表征推力的4个观测变量中，因子载荷系数较高的是人口密度（0.90）和人均GDP（0.84），这表明城镇居民的游憩需求和消费能力是推动土地游憩功能的关键因素，反映了市场需求对土地游憩功能的显著正向影响；土地租金（0.57）和前景预期（0.55）的推力贡献相对较弱，但仍间接正向影响土地游憩功能，这表明土地的经济价值和发展前景也是推动土地游憩功能发展的重要因素。以上结果整体反映出市场需求对农村土地游憩功能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城镇居民的游憩需求和消费能力是推力系统作用于土地游憩功能的主要路径。
②拉力系统。拉力系统对土地游憩功能的正向影响最大（0.81***），假说2成立，表明拉力系统所表征的游憩点的资源禀赋和设施条件是影响土地游憩功能强度的核心支撑系统。从拉力系统的6个观测变量来看，政策补贴（0.46）、到最近道路的距离（0.87）、就餐人数容量（0.57）、住宿人数容量（0.38）和每年追加投资金额（0.69）都对拉力有正向影响，这说明游憩点的发展情况与其良好的资源禀赋、政策支持力度、交通条件和服务水平紧密相关，具有良好区位优势和便捷交通条件的游憩点更吸引游客，政策支持可以为游憩点的农业生产和游憩经营创造良好的本底条件；同时，持续投资对改善游憩点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也起着关键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郊游憩点以短途游客为主，住宿功能相对于就餐功能对拉力系统的贡献度及其对土地游憩功能的间接影响均较弱。
③中间障碍系统。中间障碍系统对土地游憩功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0.68***），假说3成立。其中，最近3A级及以上景区、水体和山地的距离3个观测变量因子载荷系数分别是0.87、0.48和0.95，对中间障碍系统的贡献度较大，表明靠近景区、水体和山地等资源的游憩点更具优势。武汉市3A级及以上景区较为丰富，与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村土地游憩点形成了互补的产业格局，有利于特色餐饮类游憩功能的发展。而武汉市发达的水系为城镇居民提供了多元化游憩场景，保障了休闲娱乐和特色餐饮类型土地游憩功能的落地。而城郊山地（如北部木兰山景区群）因地形起伏，在平原地区独具特色，成为露营、徒步等户外运动的优选地。
④3个功能系统之间的影响效应都显著为正（p<0.01），表明3个功能系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关联，一个功能系统的变化也会引起另一个功能系统的变化。其中，推力系统和拉力系统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90，假说4成立，表明两者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游客需求的提升和经营者投资意愿的增强往往伴随着游憩点软硬件环境的改善，同时游憩点服务品质的提升也会激发更多的需求和投资；推力系统和中间障碍系统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95，假说5成立，表明客源市场需求及经营者的投资开发意愿与游憩点的水体、山地等土地资源禀赋紧密相关；中间障碍系统和拉力系统之间的标准化系数为0.91，假说6成立，表明中间障碍系统与游憩点自身及周边的资源禀赋、获得的政策扶持等软硬件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较大。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武汉市为例，基于“推—拉”理论构建了“推力系统—拉力系统—中间障碍系统”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解析了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空间分异机理。主要结论如下：
①在空间特征上，武汉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点类型多样，游憩功能强度的空间分布呈现“驼峰型”城乡梯度圈层特征，峰值位于距市中心20~30 km和50~60 km处，对应着1~2 h游憩出行的优势区位，形成典型的空间区位优势带。此外，土地游憩功能还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游憩点的分布与多种资源要素密切相关，尤其是交通便捷和山水资源禀赋良好的区域。总体来看，游憩点的空间分布是交通资源、游憩资源和自然资源等多种资源要素及周边游憩点综合影响的结果。
②在形成机理上，武汉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空间分异受到推力系统、拉力系统和中间障碍系统的综合影响，客源市场和通达性是塑造空间分异特征的关键因素。其中，推力系统特征表明，在人口稠密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农村土地游憩功能发挥得更好。对于这类具有良好客源市场条件的地区，可进一步促进城乡要素流动，通过吸引城市要素（资金、人才、科技等）投入游憩点开发，以此提升游憩功能的服务与产品的供给能力，进而吸引更多的城市要素，形成城乡要素流动与游憩功能提升的良性循环。拉力系统是最重要的子系统，其中道路通达性是最关键的因素。因此，促进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发挥，财政投入需优先保障道路基础设施。中间障碍系统显示，到高级景区和山地的通达性是塑造农村土地游憩功能分异的重要因素，可见，重点开发和经营高级景区和山地周边的游憩点，通过集聚区规划与建设成为了提升区域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重要引擎。

4.2 讨论

本文揭示的武汉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驼峰型”空间分布特征，有别于其他研究基于杜能农业区位论揭示的“同心圆”圈层结构[18]，以及基于环城游憩带理论揭示的“倒U型”特征[2]等。尽管游憩功能的空间分布特征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别，但是优势圈层均符合大都市郊区1~2 h交通圈的规律[27]。同时，本文发现武汉市郊区农村游憩点的空间集聚主要呈现“依山傍水近景、沿路环城”的特点，与现有研究中对经济发达地区城郊乡村游憩空间结构的研究结果相吻合[28]。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揭示了游憩点数量与土地游憩功能强度在空间分布上的关联特征。结果表明，具有较好区位优势和便捷交通条件的游憩点更加受到城镇消费者的青睐。但相较于游憩点数量，农村土地游憩点的类型及结构对土地游憩功能的实际影响可能更为重要[29]，这一发现对优化农村土地游憩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①在推力方面，本文验证了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和游憩市场条件是推动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关键因素[30]。对于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尤其距离市中心20~30 km和50~60 km处），可加强促进农旅项目规划的举措，以满足消费市场的需求。同时，提供土地租金等惠农财政支持、激励社会资本投入，对经营者开发土地游憩功能的决策有积极作用[31]。经营者的前景预期包括经营者对行业发展前景的评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趋势、消费者需求偏好的转型升级等方面，也对土地游憩功能开发强度有重要影响[32]，在乡村产业用地政策审批等方面提供便利，可以增强农旅融合项目经营者市场信心，从而提升农村土地游憩功能开发水平。
②在拉力方面，本文证实了交通可达性是首要拉力因素[33]，因此优化交通网络布局，确保游客出行顺畅是提升游憩功能的重要保障。游憩点获得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以奖代补”等政策支持，为游憩功能的开发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34]。服务水平也被验证对农村土地游憩功能有显著影响，因此提高餐饮及住宿等接待能力是关键。此外，农产品销售是游憩功能中的主导类型，打通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将其融入线下游憩体验中可进一步促进游憩功能的发挥。与其他研究有所差别，本文并未发现游憩点规模对游憩功能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占地规模，用地结构（农旅类娱乐配套设施等建设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更加重要，为满足消费者高品质和多元化需求提供重要保障[35]。此外，持续追加投入是休闲农业可持续运营的关键因素[15]，对游憩点的产业链延伸与提档升级至关重要。
③在中间障碍系统方面，本文验证了分布在重要景区周边和依山傍水处的农村土地游憩功能强度更高的现象，由此可见，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布局的优势区位与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有较强关联[36]。对于高级景区和山体附近的游憩点，可适度发挥国土空间管制的规划引领作用，保护周边景观的生态环境，有序开展游憩点的适度开发。对于武汉市郊区而言，应充分利用武汉市水系发达的优势，通过打造水上游憩线路、建设亲水设施等方式，吸引游客体验水上活动；同时，应重视山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通过建设山地公园、打造登山步道等方式，提高游客对山地资源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本文基于“推—拉”理论解析了大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空间分异特征的形成机理。但由于调研期间处于后疫情时期，调研样本的经营状况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出行活动与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影响，未来研究中可进一步补充正常经营状况下的数据，以完善游憩功能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解析。此外，本文仅调研了一年的游憩点数据，若能通过补充时间序列数据以揭示游憩功能时空演变特征，则可进一步深入揭示游憩功能的时空演变机理，为促进农村土地游憩功能的发挥提供更丰富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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