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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6: 201 - 21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6.020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Prospects for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 LU Lin ,
  • PENG Jiaming ,
  • CHEN Jieqi , ※ ,
  • XU Yan ,
  • JIANG Weifeng ,
  • HUA Yulian ,
  • CUI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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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 Tourist Destination Research Base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0，Anhui，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2-27

  Revised date: 2025-06-06

  Online published: 2025-08-07

Fold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embodie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ment, and is a pivotal component in advancing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It is imperative to advance research on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cultural-tourism nexus, elucidate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and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theoretical system encompassing：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etical postulates and practical imperatives, conceptual framework development, and typological spectrum analysi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rioritize four interconnected domains：contextualization creation and stakeholder dynamics, endogenous growth mechanisms, oper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and policy system. This study aims to establish a "typical case library" for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continuously deepen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China.

Key words：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ntextualization creation; oper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policy system

Cite this article

LU Lin , PENG Jiaming , CHEN Jieqi , XU Yan , JIANG Weifeng , HUA Yulian , CUI Jing .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Prospects for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6) : 201 -21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6.020

党的十八大以来，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文旅发展迈入新时代[1]，形成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新格局[2]。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具有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开放融合等发展特性[3]，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也是驱动文旅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力量[4-6]。另一方面，文旅产业作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强调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调优化，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7-8]。文旅融合发展以产业技术创新为重要驱动力，力求实现文化、旅游与科技的深层次融合，以创新旅游业态和营造旅游场景，具有鲜明的新质生产力特征。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突破、要素配置与结构优化等路径促进文旅消费与文旅体验，使文化“可感知”、旅游“更智慧”，是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发展目标的关键驱动力量。文旅融合与新质生产力两者在实践路径与发展特性上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与耦合性，换言之，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过程就是新质生产力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当前，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和旅游体验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和品质化，文旅产业亟需转型升级以寻求新的增长动能，新质生产力赋能下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逐渐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文旅需求的重要环节，以及服务美好生活和增进文明互鉴的关键途径[9]。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驱动文化、旅游、科技、生态等层面的综合效益升级，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是提升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路径。因此，探究新时代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旅工作，针对文旅融合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09年原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共同发布《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明确了文旅紧密关联的本质特征；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后，文旅融合关注度迅速升温；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进一步明确文旅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着力完善现代化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这为新时代新征程文旅融合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了研究指引。文旅融合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时代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进程[10]，呈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探索新时代新征程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研究迫在眉睫。目前，已有研究虽对文旅融合发展的资源特性[11]、科学评价[12]、驱动机制[13]等议题做出了有效分析，但多是从实践需求出发，针对特定文旅融合现象做出的一定解释与预测，而对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整体性的研究体系与理论建构关注不足。基于高质量发展理念介入并指导文旅融合实践的基本事实与趋势，为充分响应中国新时代发展战略与建设目标，亟待构建新时代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宏观理论体系，明确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概念内涵，充分探究不同类型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谱系划分及其发展问题。
鉴于此，本文聚焦“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研究”，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和最终目的，从认识层、概念层和实践层3个方面建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论体系，期望构建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库”；同时，针对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场景营造、主体行为、驱动机制、实践路径与政策体系等内容提出科学展望，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时代方案，为文化强国与旅游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中国文旅关系的学术史梳理

文化和旅游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热点[14-15]。早在16世纪，西方学者认为文化体验是旅游的主要目的，旅游即文化，两者相互依存，文化旅游的概念也因此萌生发源，引起学界关于文旅关系的思考和讨论。在中国，自古就有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传统，形成了以清明踏青、端午竞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为代表的、广泛存在于民间的节日之旅。当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文旅关系日益受到关注[16]。在实践和政策推动下，中国文旅关系的研究与认识大致可分为2009年以前、2009—2017年、2018年至今3个阶段，并逐步呈现由“弱关系”到“强关系”的转变趋势（图1）。
图1 中国文旅关系学术史发展梳理

Fig.1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al tourism relations

①2009年以前：19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探讨文旅关系的学术研究[17]。2000年，“文化产业”一词被正式写入中央文件，此后文旅关系的研究显著增多，集中表现为讨论文化与旅游的关系思辨、提升旅游产业的文化内涵、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等议题[18]。此阶段无论是实践发展还是理论研究都只是将文化与旅游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产业，关注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与相互作用，是一种双方的“弱关系”探讨。
②2009—2017年：这一时期文旅关系由整合互动进入到初步融合阶段，文旅融合发展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议题主要聚焦在基于宏观视角探讨文旅融合的概念、产品、需求、模式等[19]。这一阶段，受政策导向与实践发展的需要，学界将文化与旅游研究进行结合，并关注文旅融合发展的基本议题，体现了双方关系“由弱到强”的转变。但此阶段研究更多是对现实文旅融合发展现象的一种路径解释与说明，其理论性与系统性相对较弱。
③2018年至今：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标志着我国文旅融合发展进入新阶段。党的二十大提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刻揭示了文化和旅游的互动关系和内在规律，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20]。这一时期，众多学者针对文旅融合发展资源特性[21-24]、科学评价[11-12,25]、实践路径[26-29]、驱动机制[30-32]、外部效应[13,33-34]和政策保障[35-38]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表1）。文化和旅游之间的“强关系”进一步稳固，文旅融合的研究视角也从宏观视角逐渐转向更加具体化、更重实操性的中微观研究，其精度与颗粒度显著提升，并逐渐构建起具有中国发展特色的文旅融合研究体系。自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以来，部分学者也关注到其与文旅融合的紧密联系，对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战略路径和实现机制进行了思考与研究[39-41]，是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积极响应。
表1 2018年以来中国文旅融合研究的主要议题和内容

Tab.1 Main topics and contents of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China since 2018

主要议题 主要学者 主要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资源特性 任以胜、陆林 以新资源发展观构建文旅资源研究体系 [21]
张宝秀 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文物活化利用与管理创新 [22]
洪学婷、黄震方 长三角城市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及补偿 [23]
许春晓 湖南湘西州文化旅游资源市场价值及其空间分布 [24]
科学评价 唐承财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分析 [12]
王镜、邱爽 河南省18个地区文旅融合发展评价与类型划分 [11]
赵静、谈国新 滇西北文旅融合业态开发潜力评价与谱系识别 [25]
实践路径 金阳、侯兵 中国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路径 [26]
李军、周碧蕾 粤澳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路径探赜 [27]
李师娜、刘贤明 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广义路径 [28]
杨立国、宁旺芬 数智驱动西江千户苗寨文旅融合的实践路径 [29]
驱动机制 龙井然、杜姗姗 文旅融合导向下的乡村振兴发展机制与模式 [30]
岳菊、戴湘毅 京津冀地区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耦合机制 [31]
王兆峰、谢佳亮 中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效率时空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32]
外部效应 朱媛媛、陈京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 [13]
张圆刚、张宏梅 文旅融合发展的社会福祉效应研究 [33]
张新成、王琳艳 黄河流域文旅融合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34]
政策保障 戴俊骋 文旅深度融合的现实困扰与政策响应 [35]
江金波、徐强 以“主体—路径—工具”三维框架构建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体系 [36]
谢朝武、朱海 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政策启示 [37]
黄锐、谢朝武 中国文化旅游产业政策演进及有效性分析 [38]
文旅融合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王金伟、陆林 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9]
徐政、江小鹏 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应用场景 [3]
黄鑫、杨勇 文旅企业新质生产力与供应链配置 [40]
郑密、韵江 新质生产力在文旅企业中的实现机制 [41]
纵观中国文旅融合的研究发展历程，既有研究发展愈加丰富与深化，为指导中国文旅融合的发展实践贡献了有益智慧。但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背景下，当前文旅融合发展研究仍面临以下挑战：①已有成果主要从产品、产业、政策等单一视角研究文旅融合发展现象，对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概念内涵、场景类型、时代价值等系统性学理阐释相对不足，亟需结合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加强中国特色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理论体系研究。②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呈现主体多元性、机制复杂性等特点，既往研究多聚焦某些单一类型融合业态研究，尚未构建全方位的类型学研究框架。面对丰富多样的文旅融合发展实践，构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类型学研究体系显得尤为关键。③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环境、条件和主体具有系统性、区域性、时效性等特征，但既往研究较少从现实角度开展实践经验总结，构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库”十分重要且必要。

2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论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高质量发展是文旅融合发展的必然目标，亟需从学术视角理解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逻辑，把握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概念意涵，识别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类型样态。紧扣“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样”的事物发展思路，本文从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理论与现实逻辑、概念研究框架和类型谱系3个方面建构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论体系。

2.1 认识层——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理论与现实逻辑

对中国文旅融合发展规律进行深刻揭示和总结，科学阐释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背后的理论与现实逻辑，有助于系统地凝练和发展独创性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理论，为新时代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本文认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论体系认识应对以下内容进行深入探索：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与理论意涵，从概念内涵、性质特征、本质要求、重大原则、重大战略等维度全面把握了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②中国文旅融合发展的演变及其特征规律。我国从文旅相对割裂到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演进逻辑，文旅融合发展各阶段的国家重大战略与重要政策、文旅管理体系与结构体系的重要变化与特征。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如何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模式，以及创新产业形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路径和演变特征。③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新表述、新概括和新论断，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深刻内涵、基本原则和行动方略。新质生产力推动文旅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文旅现代产业化体系建设、文旅融合发展效率与质量提升的作用，新质生产力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等方面赋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逻辑。总结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等路径赋能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特性和规律。

2.2 概念层——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概念研究框架

不同于一般事物的定义性概念，本文认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概念框架应包含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现象的丰富内涵。研究阐释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必须对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论与现实背景、本质的目标追求、核心的指导理念与关键的支撑体系等内容具有明确的认识。因此，本文拟通过背景、目标、核心、支撑4个方面构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概念研究框架（图2）。在背景方面，包括现实背景与理论背景，前者需梳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增加、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和背景条件；后者需厘清与归纳文旅融合、文旅深度融合、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学术史研究动态，规律与范式。在目标方面，基于性质方向、追求目标和本质特征，分析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指导原则、战略基点、发展道路和价值取向，明确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在助推文旅产业战略性、民生性、幸福性的重要作用。在核心方面，基于“四大发展原则”（理念引导、质量互变、改革开放、美好生活）和“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原则与内涵，结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点（技术突破、要素创新配置、产业深度转型），深入总结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核心发展理念与丰富内涵。在支撑方面，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战略与统筹高质量发展领域2个方面探索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支撑体系，基于国家战略（文化强国、旅游强国、人才强国、科教兴国、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等）和发展领域（经济产品、制度建设、场景营造、治理体系、传播交流、监督体系），研究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理论内涵，辨析不同概念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具体通过以文塑旅和以旅彰文为实践表征。
图2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概念研究框架

Fig.2 Conceptual research framework for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2.3 实践层——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类型图谱构建

现有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实践与产业发展存在认识分散度高、结构性弱、复用效率不充分等问题，笼统分析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难以提高发展路径和政策的精准度和针对性。中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产业类型复杂庞大，但缺少明确清晰的类型划分谱系，导致了实际研究中不同类型文旅产业的应用混乱与纠缠。本文以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概念研究框架为理论基础，明确历史经验和时代需求，运用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42]和安东尼·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的分析方法[43]，从学理上构建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想类型图谱。不同于传统分类体系，类型学不是根据穷尽的分类决策规则，理想类型（不是真实现象的全部）只是代表组织属性的一种独特组态。在结构二重性中，社会结构与行为相互构成，结构逻辑指社会规则和资源，在文旅融合实践发展中可划分为传统文旅资源和新兴文旅资源；行为逻辑指主动行为与趋势，可分为市场导向行为和社会导向行为。在现实发展中，不同地域的环境特性、旅游发展基础各异，并在市场和社会不同发展导向下呈现不同发展样态与场景。通过构建理想化的理论模型，能够充分探索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中的资源结构与行动逻辑差异，揭示其内在的矛盾与张力，深化对文旅复杂性的理解。在实践上，理想类型谱系亦能为解释文旅多元交互逻辑、预判文旅发展轨迹与风险、引导文旅规范性研究与讨论提供具有学理深度的分析工具，更具反思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思路服务于现实实践。
基于结构逻辑与行为逻辑的不同组合，本文将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划分为“两维四分”的类型谱系，包括传统资源—市场导向型、传统资源—社会导向型、新兴资源—社会导向型、新兴资源—市场导向型四大类型（图3）。中国具有多元化文化和旅游融合背景与类型，借助理想类型谱系，可以为识别不同地域不同类别的文旅资源特色与价值提供思路，并针对不同情境探索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现实场景、实现路径、科学评价与驱动机制等内容，构建中国情景下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库。
图3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类型谱系

Fig.3 Genealogy of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类型具有不同的筛选标准体系与案例应用场景，需对不同案例地展开研究，同时进行案例横向对比研究，构建系统化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案例库，为不同情境下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参照。①在传统资源—市场导向型上，重点在于地域文化的原真性和旅游发展的市场化关系，以文旅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为主体内容，空间结构、演化模式、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评价是这一类型的重要遴选依据。典型代表案例为新疆喀纳斯景区、318川藏线、云南丽江古城、江西庐山等。②在传统资源—社会导向型上，以生态补偿、社区参与、空间正义等人地协调路径为发展要点，文化和旅游的社会性功能发展、生态福祉、游憩活动、可持续开发原则是其重要的指标体系。典型代表案例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大别山红色文化旅游区、徽文化生态保护区等。③在新兴资源—市场导向型上，聚焦数字化、现代媒体与绿色科技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对新兴文旅资源开发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现实路径，重点关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在建设新兴文旅产业、重组空间地域功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旅产业集群等方面的作用。文旅消费、文旅需求、产业集群、功能转换、产品开发与模式效应是这一类型的重要划分标准，典型代表案例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广州长隆欢乐世界、西安大唐不夜城、亳州药博会等。④在新兴资源—社会导向型上，强调旅游者个体旅游体验和地区、国家文化记忆之间的场域联结、符号运作、主体建构和空间价值，强调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在传承历史文脉、促进社会和谐、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的现实路径和综合效应，对于加快文化强国与旅游强国建设具有突出作用。典型代表案例为北京中国科学技术馆、上海科技博物馆、敦煌数字博物馆等。

3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研究展望

探究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上述内容在理论层面为厘清我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多重概念和类型样态提供了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为实现文旅系统及相关系统在全领域、全要素、全链条、全业务的变革性融合发展，未来研究在理论认识基础上也应从现实出发关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实现方式。因此，本文从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场景与主体、驱动机制、实践路径和政策体系4个方面提出科学展望，为未来研究提供思路（图4）。
图4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理论建构与研究展望

Fig.4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prospects for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3.1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场景营造与主体互动

旅游场景的高质量营造与体验是文旅高质量融合的关键内容之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文旅高质量融合以经济社会变迁的复杂张力为认识基础，以多维的、动态的、多层级的场域营造为实践支撑，以不同阶层、文化背景的多元行动者主体共生互动为诉求导向。为明确把握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场景营造与主体行为特征与规律，未来研究可从以下议题进一步探索（图5）。
图5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场景营造与主体互动

Fig.5 Contextualization creation and subject interaction for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①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场景营造与空间生产。旅游场景的高质量营造与体验是文旅高质量融合的关键内容之一，是文旅融合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共同迫切需求，关乎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跨越式提升。结合相关实证文献资料、田野考察、参与和非参与式观察及专家访谈等方法，从不同地域、不同类型文旅场景的禀赋、设施、产品、制度等层次，关注在不同行动者推动作用下，文旅融合场景跨越时空的动态变迁与营造过程及其特征规律。参考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的“形式—结构—功能”三元一体理论框架，构建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场景营造的分析框架。同时，将文旅高质量融合场景视为社会的产物，探究不同类型文旅高质量融合场景的空间生产过程与价值。
②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主体互动机制。依据典型案例地田野调查数据，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理论研究基础，围绕不同文旅场景中的行动者的利益诉求与创造性实践，将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视为一个无缝之网，是一种相互承认、相互认同、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的主体间性的相与关系。明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不同行动者的动态博弈过程，分析不同场域中各行为主体的行为特征与调节机制。
③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协同共生系统。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正在从一体两用走向系统共生，从简单加和走向互促共融，需要营造开放、互动、协同、转化、增值的系统共生局面。深入贯彻落实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思维，基于场景理论、空间生产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和价值创造理论等学理知识与科学分析方法，以不同类型、不同地域和不同发展阶段文旅融合发展场景营造与不同行动主体的互动实践为现实依据，结合具体实践案例，分析其特色与特殊性，探讨在不同诉求作用下的行动者主体与文旅场景空间从简单互动到协同共生的内在关联过程和互动经验。以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为例，应根据池州、宣城、黄山的不同地区特色与景区类型，判别这一大目标建设下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与建设者，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营销宣传和区域联系等方面构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不同场景与行动者的协同共生系统，形成不同行动者“共生共赢共治”的协同共生局面。

3.2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因素多样、驱动机制复杂。推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应以明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驱动效应与驱动机制为前提。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情境，未来研究可从以下议题进一步探索（图6）。
图6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

Fig.6 Driving mechanism of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①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识别。识别影响因素是明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和破解当前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路径锁定困境的关键。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受文旅产品的市场消费需求与供给、文旅产业发展政策、科技创新能力、相关人才素质、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当前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尚未形成一致认知。未来研究需实地调研不同类型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实践样态，综合不同类型、不同地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实践，确定影响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市场因素（以文旅消费者为主体，包括其消费需求、意愿、能力等）、内生因素（包括文旅资源、产品供给、企业规模等）、支撑因素（包括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和调控因素（包括政策制度、市场环境等）。基于多案例比较研究，研究不同时期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主次关系，考察各影响因素的规律性演化，评判不同影响因素对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性，并识别影响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
②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驱动效应。从纵向时间审视，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需的基础条件不同、依赖发展要素不同；从横向空间审视，中国地域文化丰富多彩，旅游资源禀赋地域特色鲜明，不同地域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样态不同，同一要素对于不同地域的产业影响力度和效应亦不相同，这表明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驱动效应呈现较强的时空异质性。通过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阐释不同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效应，探索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驱动效应以及不同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确定不同时期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的主次关系，考察各影响因素随时间演变而发生的规律性变化。
③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构建。厘清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影响因素之间的协同运作是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驱动机制构建的关键。未来研究可运用耦合理论、协同论、产业演化、路径创造等理论工具，重点研究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五大驱动机制”。在创新驱动机制上，分析新质生产力驱动文旅技术革命性突破与创新性发展、文旅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文旅产业数字化、绿色化深度转型升级的机制，重点探究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绿色科技创新、业态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创新驱动机制，剖析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创意产品业态、创新科技手段和创意传播媒介之间的互动机制；在生产协同机制上，重点分析文化产品和旅游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关联、营销和交易关联、服务和体验关联；在共赢共享机制上，关注重要科技创新产业、先进制造企业、高校研究所等机构与旅游产业之间的联动共享，推进彼此在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的共赢联动，探究文化与旅游产业推进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共赢共享机制；在多元联合机制上，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涉及政府、企业、居民、旅游者等多元主体，建立多元主体的联合治理框架，完善各主体间的利益诉求机制，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监管体系，挖掘不同主体在文化和旅游产品融合、业态融合、市场融合、服务融合、交流融合中的专业性、针对性、时效性；在政策保障机制上，重点归纳包括政策法规体系、行业规划体系、考核评价体系等在内的政策保障机制。

3.3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文旅高质量融合是一个持续发展的系统化实践过程，是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新型模式。如何科学把控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方向，关键在于构建科学系统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评价体系，有效评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并为不同类型、不同地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针对性发展路径，未来研究可从以下议题进一步探索（图7）。
图7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Fig.7 Practical path of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①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既涉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高质量发展理念，又包含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等文旅融合的相关内容，构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其发展成效的前提。在明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未来研究可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逻辑思维提取相关主导因子，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维度分析以文塑旅和以旅彰文的水平，筛选相应的评价指标，构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不同类型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②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效应评估。科学评价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运行成效，对于全面了解和评价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质量至关重要。基于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指标评价体系，未来研究可采用政策研究、专家打分、层次分析、熵值法等科学方法确定指标权重，从经济效应、政治效应、社会效应、文化效应和生态文明效应5个方面总结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五大专项评估”。同时提炼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专项效应的评估指标体系构建、评估方法的选择、融合效应的测算与评价，分析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四大专题评估”（驱动机制评估、实践路径评估、政策体系评估和有效性评估），旨在构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成效评估体系，助力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
③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实践模式。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不只是文化和旅游的简单相加，而是基于不同的先天资源与后天条件，采取差异性的实践路径和发展经验，充分发挥文化和旅游的各自优势，实现文化和旅游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准确把握不同区域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的规律特点，未来研究需统筹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从要素融合、产品融合、产业融合、服务融合、科技融合、市场融合、品牌融合7个方面研究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七大实践模式”。即从文旅资源、文旅专业人才、文旅资金、传统旅游六要素和新兴旅游六要素以及新质生产力要素配置等方面分析要素融合模式；从新型消费产品、文旅体验形式、文创产品、IP工程和产品品牌等方面分析产品融合模式；从基础设施、装备水平、技术手段、产业规范、品质内涵、数字场景和新质生产力产业升级等方面分析产业融合；从服务水平、服务队伍、服务形式、审美体验、科技融入和文化感知方面分析服务融合模式；从数据管理、网络平台打造、数字化场景、信息化治理、创新联动以及新质生产力的技术突破等方面分析科技融合模式；从消费环境、服务质量、市场定位、行业联动、监管执法等方面分析市场融合模式；从品牌塑造、品牌传播、国际合作、数字品牌、数据共享、媒介交流等方面分析品牌融合模式。同时，根据不同类型文旅资源与文旅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阶段、水平与效应的差异，归纳总结我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主要类型，从不同业态、不同地域、不同企业性质规模等方面，提炼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典型模式。

3.4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研究

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形成更加科学高效的政策体系、评价体系、服务体系和监督体系，是完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政策体系的重要支撑。目前文旅融合发展初见成效，但政策体系建设总体上尚处在被动对接阶段，在实施上存在协同不畅、效能不足、体系不强、配置不均等问题，难以形成政策合力。深化文旅高质量融合改革协同、构建闭环落实评估机制、推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政策体系创新设计、探索文旅政策体系运行的溢出效应是未来研究与实践的重点内容，未来可从以下议题进一步探索（图8）。
图8 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研究

Fig.8 Policy system of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①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评估。对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现有政策进行分层梳理，厘清政策对文旅高质量融合的具体作用与模式。在溯源整理已有政策文件的基础上，利用政策工具分类框架，遵循“政策主体—融合模式—政策工具”三维框架，开展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政策体系的结构化研究。依据典型案例统计数据和实地调研数据，考察现有关于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政策文件，关注政策体系的层次合理性、风险可控性、经济高效性、社会公平性、文化传承性和资源可持续性等重点内容，关注政策体系对不同类型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实践样态的融合推动作用。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识别。作为实现制定政策目标的工具组合[44]，政策工具根据不同的政策逻辑与实践模式也具有不同的组合类型与分类标准，如政策支持既是供给型工具也是金融型政策工具，而区域协作既是组织型工具也是环境型工具[44-45]。需结合不同地域不同类型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实践特性和相关文旅政策工具的特点进行科学组合、配套、评估与调试。
②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设计。基于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政策体系评估的结果，找到阻碍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政策堵点和痛点，构建类型学视角下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设计。准确把握文化建设、旅游发展和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规律特点，通过专家评判、公众参与等办法，按照顶层设计、地区细则、目标取向、产业规划、产品设计、营销推介、体制机制等进行文化和旅游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质量融合制度系统性设计，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新引擎新动力。遵循“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监督→政策评估→政策反馈→政策纠正”的设计思路，从产业、区域、民生、社会等层面加强推进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政策制度集成研究，助力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有法可依、有规可循。面向文化强国和旅游强国建设，强化科技创新与文旅产业融合、中央与地方的政策衔接，形成更加科学高效的政策体系。
③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溢出效应。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政策溢出效应研究可以对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严谨、专业、务实、客观地评估论证。依据层次分析、政策文献量化分析等方法从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政策的影响层次（微观个体、中观组织、宏观社会）、是否符合意图（符合、不符合）、是否可预见（可预见、不可预见）、影响方向（正向、负向）、影响强度（范围扩大、力度增强、范围缩小、力度减弱）5个维度综合预见、监测、评估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政策溢出效应[46]。分析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跨部门、跨系统、跨区域合作与共享政策体系对推动文旅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优化组合、协同创新的溢出效应，探究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科技、教育和人才的良性循环作用，剖析完善的文旅人才培养政策体系对知识、技术等先进生产力的外溢价值。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①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论体系由3个方面构成。在认识上，厘清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逻辑；在概念上，通过背景概念、目标概念、核心概念、支撑概念4个方面构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概念研究框架；在实践上，识别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四大理想类型谱系。本文提出的研究体系有助于突破中国对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固有研究框架，深化对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规律的认知。
②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情境，未来研究议题主要应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从场景营造与空间生产、主体互动机制和协同共生系统等方面研究文旅高质量融合的场景营造与主体行为；二是从影响因素识别、驱动效应和机制构建等方面研究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三是从指标体系构建、效应评估和实践模式探究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四是从政策体系评估、政策设计和溢出效应等方面研究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

4.2 讨论

文旅高质量融合是自上而下制度体系和自下而上地方实践的融合，具有鲜明的中国式现代化特征[47]。在理论层面，本文基于发展现状尝试构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理论体系，有助于建构中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深化新时代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论创新，突破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文化与旅游关系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同时总结我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经验，以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理论参考。在实践层面，本文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场景、主体、机制、模式、政策等实践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实践与研究方案，为加快建设文化强国、建设旅游强国、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贡献智慧。同时，未来发展应注重将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运用，找准转化方向、深化转化运用、注重转化实效，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
然而，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也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持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48]。本文依据理想类型与结构二重性初步构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类型谱系，对理想状态下的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类型进行了基本划分，但在外部环境与市场经济多元化要素的影响下，未来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样态与模式将愈加复杂和多样。同时，本文构建的类型谱系可能无法完全覆盖我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所有类型与形式，可能会对总结我国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模式与经验产生一定局限性。未来研究可根据实际发展情况，进一步完善划分类型与指标体系，以准确指导现实实践。此外，由于数字经济与AI技术的发展，对未来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模拟与预测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空间，出于结构与篇幅考虑，本文并未对此进行深入探讨，这亦是这一领域未来研究的重要议题。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魏崇辉.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模式[J]. 理论与改革, 2023(6):25-38.

[2]
厉新建, 曾博伟, 张辉, 等. 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J]. 旅游学刊, 2024, 39(5):15-29.

[3]
徐政, 江小鹏. 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应用场景、逻辑机理与推进路向[J]. 经济地理, 2024, 44(11):232-240.

DOI

[4]
孙云龙. 新质生产力视域中的旅游重构[J]. 地理科学, 2025, 45(1):61-69.

DOI

[5]
杜传忠, 疏爽, 李泽浩. 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模式[J]. 经济纵横, 2023(12):20-28.

[6]
周文, 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 2023(10):1-13.

[7]
唐睿. 数字经济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效应与机制——基于长三角的实证[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43(10):1929-1942.

DOI

[8]
黄群慧, 盛方富. 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J]. 改革, 2024(2):15-24.

[9]
王琼, 杨德才. 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现实挑战与实践模式[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 (7):152-160.

[10]
翟燕霞, 石培华. 文旅融合政策结构体系、演进规律及话语生成机制——基于1993—2024年政策文本的扎根分析[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1(5) :45-53.

[11]
王镜, 邱爽, 张又萍, 等. 基于要素、效应、环境的区域文旅融合发展评价与类型划分——以河南省为例[J]. 经济地理, 2024, 44(4):201-209.

DOI

[12]
唐承财, 刘亚茹, 万紫微, 等.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模式[J]. 地理学报, 2023, 78(4):980-996.

DOI

[13]
朱媛媛, 周笑琦, 顾江, 等.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5):785-796.

DOI

[14]
Richards G. Cultural tourism: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and trend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18,36:12-21.

[15]
张朝枝, 朱敏敏. 文化和旅游融合:多层次关系内涵、挑战与践行模式[J]. 旅游学刊, 2020, 35(3):62-71.

[16]
Jin Y, Xi H, Wang X,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policy in China:Does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promote tourism develop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22,97:103491.

[17]
陆立德, 郑本法. 社会文化是重要的旅游资源[J]. 社会科学, 1985(6):39-44.

[18]
徐菲菲, 剌利青, 严星雨, 等. 中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研究述评[J]. 旅游科学, 2023, 37(4):1-18.

[19]
程锦, 陆林, 朱付彪. 旅游产业融合研究进展及启示[J]. 旅游学刊, 2011, 26(4):13-19.

[20]
徐翠蓉, 赵玉宗, 高洁. 国内外文旅融合研究进展与启示:一个文献综述[J]. 旅游学刊, 2020, 35(8):94-104.

[21]
任以胜, 陆林, 韩玉刚. 新旅游资源观视角下旅游资源研究框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3):551-567.

DOI

[22]
张宝秀. 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文物活化利用与管理创新[J]. 旅游学刊, 2025, 40(1):9-11.

[23]
洪学婷, 黄震方, 于逢荷, 等. 长三角城市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及补偿机制[J]. 经济地理, 2020, 40(9):222-232.

DOI

[24]
胡婷, 许春晓, 王甫园. 文化旅游资源市场价值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以湖南湘西州为例[J]. 经济地理, 2020, 40(7):220-230.

DOI

[25]
赵静, 谈国新. 滇西北文旅融合业态开发潜力评价与谱系识别[J]. 经济地理, 2023, 43(11):208-219.

DOI

[26]
金阳, 张蕴涵, 侯兵. 演化视角下大运河遗产旅游利用的模式与机制——以中国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为例[J]. 旅游学刊, 2024, 39(8):53-70.

[27]
李军, 刘帅芳, 周碧蕾. 新时代协同治理与创新视角下粤澳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模式探赜[J]. 旅游学刊, 2024, 39(12):4-7.

[28]
李师娜, 刘贤明. 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广义模式[J]. 旅游学刊, 2024, 39(11):3-6.

[29]
杨立国, 宁旺芬. 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模式——基于结构主义视角[J]. 经济地理, 2024, 44(12):218-227.

DOI

[30]
龙井然, 杜姗姗, 张景秋. 文旅融合导向下的乡村振兴发展机制与模式[J]. 经济地理, 2021, 41(7):222-230.

DOI

[31]
岳菊, 戴湘毅. 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耦合机制及协调效应——基于京津冀地区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24, 44(1):230-240.

DOI

[32]
王兆峰, 谢佳亮. 中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效率时空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J]. 旅游学刊, 2024, 39(1):34-51.

[33]
张圆刚, 张宏梅, 何杨媚, 等. 文旅融合发展的社会福祉效应研究:逻辑诠释、测度与机制框架[J]. 经济地理, 2022, 42(5):233-240.

DOI

[34]
张新成, 王琳艳, 宋晓, 等. 黄河流域文旅融合质量评价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22):51-55.

[35]
戴俊骋. 文旅深度融合的现实困扰与政策响应[J]. 旅游学刊, 2024, 39(1):8-11.

[36]
龙云, 江金波, 徐强, 等. 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体系研究——基于中央政策文本的“主体—模式—工具”三维框架分析[J]. 旅游学刊, 2024, 39(5):31-44.

[37]
谢朝武, 朱海, 章坤. 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适配关系与政策启示[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40(4):1084-1106.

DOI

[38]
黄锐, 谢朝武, 李勇泉. 中国文化旅游产业政策演进及有效性分析——基于2009—2018年政策样本的实证研究[J]. 旅游学刊, 2021, 36(1):27-40.

[39]
王金伟, 陆林, 王兆峰, 等. 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论内涵与科学问题[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7):1643-1663.

DOI

[40]
黄鑫, 杨勇, 王静. 文旅企业新质生产力与供应链配置:集中化还是多元化[J/OL]. 旅游科学,1-19[2025-04-15].

[41]
郑密, 韵江, 王笑天. 资源—能力双杠杆视角下新质生产力在文旅企业中的实现机制研究——以博涛文化为例[J/OL]. 旅游学刊,1-29[2025-04-15].

[42]
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M]. 李秋,田薇,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43]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44]
Hood C. The Tools of Government[M]. London: The Macmillian Press LTD, 1983.

[45]
Rothwell R, Zegveld W. Re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y[M]. New York: M.E. Sharpe, 1985.

[46]
杨开峰, 王璐璐. 政策溢出效应:概念廓清、类型划分与机制探究[J]. 治理研究, 2023, 39(3):29-50,158-159.

[47]
任以胜, 侯颖, 陆林.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文旅深度融合的理论内涵与研究框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40(4):1068-1083.

DOI

[48]
宋瑞, 宋昌耀, 胥英伟.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五重逻辑与重要议题[J]. 旅游学刊, 2024, 39(1):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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