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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5 , Vol. 45 >Issue 5: 57 - 6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5.006

Coupled Coordination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Human Well-Being and Its Obstacle Factors： Evidence from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 CHEN Zhen , 1, 2 ,
  • YI Ran 1, 2 ,
  • HONG Zhisheng 1 ,
  • WANG Fangyi , 2, ※
Expand
  • 1. 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China
  • 2.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1-20

  Revised date: 2025-01-08

  Online published: 2025-07-07

Fold

Abstract

Improving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human well-being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obstacle degree model, and grey predic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volution, driving forces, and future trajectories of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human well-be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2 to 2021. It's found that: 1) New urbanization index and human well-being index show the uneven spatial distribution which is higher in the east of research area than that in the west of research area. 2)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index and human well-being index has improved, but there is a spatial polarization of "core driven by the periphery" in the inter-regional area. The high-value areas are concentrated in two axes of Hangzhou-Ningbo, Shanghai-Nanjing. 3)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public facilities, water resources security, pension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are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is the first obstacle factor. 4)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all cities will increase in the future, and all cities will reach a coordinated state by 2031.

Key words：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human well-be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barrier degree model;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Cite this article

CHEN Zhen , YI Ran , HONG Zhisheng , WANG Fangyi . Coupled Coordination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Human Well-Being and Its Obstacle Factors： Evidence from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5) : 57 -6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5.00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新型城镇化提升至战略高度并系统推进[1]。特别是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启动后，我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2012—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53.10%增长至66.16%，预计2030年将超过70%[2]。国家发展改革委2022年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明确指出，新型城镇化要坚持以人为核心，切实增进民生福祉；2024年出台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中再次强调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以人为本”的重要性。然而，在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空间受限、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等突出问题[3]，由此引发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等“城市病”已严重影响人类福祉[4]。因此，在“十五五”时期，科学统筹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民生福祉改善的关系，对于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新型城镇化强调人口与经济社会活动在城市地理空间上的均衡分布和协调发展[5]，关注生态恢复[6]、城市韧性及风险应对[7]、人口老龄化和居民生计[8]。有关新型城镇化的测度指标，现有研究可分为单一指标和多重指标体系两种[9]。前者利用城市常住人口或城市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进行测度，往往会忽视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后者考虑人口、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多重因素影响，如黄泰等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维度构建包含公共建设、经济发展、人口就业、生态环境四个方面的长三角乡村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10]。而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则主要聚焦于科技创新及产业集聚[11]、人才素质及教育水平[12]、数字经济[13]等。
人类福祉是一个多维度概念，相关测度框架可分为三种。①基于经济—社会—生态多系统加权平均衡量人类福祉，但Costanza等认为简单的加权平均无法反映福祉指标之间的重要性排序[14]。②基于主观幸福的指标体系，通过一系列回归分析方法，拟合出表征人类福祉的主观幸福感。然而，该种评价方法受限于人类的主观感知，无法确切认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或将各类主观因素进行横向比较[15]。③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加权综合指数，即可持续福祉指数（Sustainable Wellbeing Index）。该指数涵盖稳定社会和人口、刺激经济创收、保护恢复自然三方面，涉及自然和社会两种资本[16]，能够兼顾其他方法可能忽视的各可持续发展目标间有机联系，同时允许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实施福祉改进政策[17]。
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与人类福祉相互作用，形成耦合协调机制，共同推动环境、社会和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新型城镇化通过保障基本生活需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差距，提升人类福祉，促进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另一方面，人类福祉的提升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动力，能够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优化人口结构、推动经济繁荣、促进土地合理利用和绿色城镇化发展。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与人类福祉相互促进，前者为后者提供基础，后者为前者提供动力，共同推动城镇可持续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中的“一横”，是经济发展最活跃、城镇集约度最高的城市化地区，贡献了约25%的国民经济总量和25%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尽管其城镇化建设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且已进入优化提升阶段，但区域内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和人类福祉的时空演变规律；继而结合障碍度模型明晰制约二者耦合协调的关键障碍因子；最后借助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未来趋势进行预测，以期为长三角和类似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规划提供参考，并为“十五五”规划中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启示。

1 研究方法及指标构建

1.1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18]，构建包含人口、经济、社会、土地、绿色5个维度的新型城镇化评估指标体系。同时，在联合国可持续社会基金会（Sustainable Society Foundation）构建的“可持续社会指数”（Sustainable Society Index）[15]中人类福祉维度的基础上进行改进，选取16个指标构建可持续人类福祉指标体系（表1）。
表1 区域新型城镇化和人类福祉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human well-being and their explanation

系统层 准则层 维度层 指标层 单位 属性 权重
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人口密度 城镇人口密度 人/km2 + 0.0386
人口结构 城镇人口占比 % + 0.0095
就业结构 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例 % + 0.0035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0.0094
经济城镇化 经济发展 人均GDP 元/人 + 0.0167
产业结构 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 % + 0.0064
消费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元/人 + 0.0171
社会城镇化 公共设施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额 万元 + 0.0500
医疗卫生 每万人卫生医疗机构床位数 张/万人 + 0.4282
教育支持 教育支出和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 % + 0.0113
民生保障 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 % + 0.0259
土地城镇化 城市用地 建成区面积占城区面积比 % + 0.0234
交通便捷 城市人均道路面积 m2/人 + 0.0113
经济密度 地均GDP 万元/km2 + 0.0391
绿色城镇化 绿化水平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0.0121
污染治理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0.0019
环境负荷 亿元工业增加值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t/亿元 - 0.0027
人类福祉 基本需求 食物 人均粮食产量 kg/人 + 0.0316
居民粮食消费价格指数 - - 0.0055
水 人均水资源总量 m3/人 + 0.0455
卫生设施 执业医师数 人 + 0.0342
个人发展与健康 教育 每万人普通中学招生人数 人/万人 + 0.0417
预期寿命 医疗保健支出占总支出比例 % + 0.0117
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人 - 0.0050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人 + 0.0463
性别平等 总人口性别比（男/女） % - 0.0101
均衡的社会 收入分配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 0.0062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 0.0074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 - 0.0074
人口增长 人口死亡率 % - 0.0053
人口增长率 % + 0.0074
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占比） % - 0.0093
有效的管理 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比 % + 0.0185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2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下简称“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涵盖了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启动和试点推进阶段，同时也是长三角城市群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发展时期。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对于缺失数据，利用《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林业和草原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补充。

1.3 研究方法

1.3.1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可用于分析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协调发展水平。本文结合熵权—层次分析法组合赋权[19]，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人类福祉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1.3.2 障碍度模型

本文引入障碍度模型揭示制约新型城镇化与人类福祉协同发展的障碍因子特征[20]，围绕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障碍度3个指标进行测算。计算公式如下：
O i j = M j · 1 - X i j ) ∑ j = 1 m M j · 1 - X i j ) · 100 %
式中： M j为因子贡献度，表示单个因素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贡献程度； w j为因子对应权重； O i j为障碍度，表示单个因素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

1.3.3 灰色预测模型

GM（1，1）灰色预测模型基于灰色系统理论，通过对原始数据建模，分析其时间序列变化趋势。本文基于此对新型城镇化与人类福祉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根据所得后验差C和小误差概率P判断预测结果。

2 结果分析

2.1 新型城镇化与人类福祉综合评价指数的时空演变

2.1.1 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时空特征

由图1可知，2012—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指数呈小幅波动上升趋势，由0.128增长至0.187，年均增幅为4.28%；但整体均值仅为0.160，表明新型城镇化水平处于较低状态。其中，经济城镇化和绿色城镇化分值较高，分别为0.440和0.377，而社会城镇化指数仅为0.044，明显落后。从省份层面看，上海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在长三角城市群中位居前列（均值为0.237），安徽省则相对落后（均值为0.089）；但安徽、浙江、江苏三省的年均增长率均超过上海市，分别为5.08%、4.51%和3.77%，表明三省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从城市层面看，长三角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指数空间差异显著，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格局，但东西差距逐步向中心收敛。前二梯队城市有集聚特征，主要分布于沪宁及杭甬两条轴线。
图1 长三角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的空间分布演变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index in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2.1.2 人类福祉水平的时空特征

由图2可知，长三角城市群人类福祉得分由2012年0.273上升到2021年0.316，年均增长率为1.65%，低于新型城镇化系统的年增长率4.28%。这一差距表明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人类福祉水平的提升速度并未同步。从省级层面看，长三角城市群的人类福祉指数排序为上海（0.508）>江苏（0.316）>安徽（0.281）>浙江（0.264）。从城市层面看，研究期间几乎所有城市人类福祉水平均发生等级跃迁，但发展速度各不相同，可分为波动上升和快速上升两个阶段。①2012—2015年为波动上升阶段，浙东和苏南等大部分经济增速较快的城市人类福祉反而处于后二梯队，说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在快速城市化的地区往往滞后[21]。②2016—2021年为快速上升阶段，随着新型城镇化逐渐重视“以人为本”，人类福祉水平实现快速跃迁。2018年，前二梯度的城市数量占比51.85%，相较于2015年的11.11%提升接近4倍；2021年，绝大部分城市均实现经济增长和人类福祉相平衡，其中上海、苏州、合肥和杭州市位于前二梯队。相比之下，池州、宣城、芜湖、马鞍山和镇江市仍处于最末梯队，这些城市受限于医疗保健和教育水平等公共服务建设的落后及政策支持的缺失，在研究期间人类福祉的年均增长率最高仅有0.33%，是整体增长率的1/5。
图2 长三角人类福祉综合评价指数的空间分布演变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uman well-being index in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2.2 新型城镇化水平与人类福祉水平的耦合协调度评价

2.2.1 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变趋势

为了解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人类福祉的耦合协调度动态演变趋势，本文选取2012、2015、2018和2021年4个代表年份，利用Stata软件绘制核密度估计曲线，分别从分布位置、形态以及延展性对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趋势进行阐述（图3）。其中，图3a显示，长三角城市群整体核密度曲线逐年向右移动，表明其新型城镇化与人类福祉的耦合协调水平正在稳步提升；图3b~图3d显示，安徽、江苏和浙江省的核密度曲线也均呈现右移趋势，但移动幅度有所不同，分别为[0.321,0.382]、[0.364,0.440]和[0.506,0.576]。这说明尽管安徽和浙江省的耦合协调度起始水平较低，但它们的提升速度较快。
图3 长三角城市群及分省新型城镇化与人类福祉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估计曲线

Fig.3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human well-being in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ree provinces

2.2.2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特征

图4展示了长三角城市群耦合协调类型的空间分布。其耦合协调度值区间可分为：中度失调（0.2，0.3]、轻度失调（0.3，0.4]、濒临失调（0.4，0.5]、勉强协调（0.5，0.6]和初级协调（0.6，0.7]。总体来看，研究期间超半数城市实现耦合协调度等级跃迁。其中，2012年中度和轻度失调城市分别占比11.11%和74.07%；到2021年，濒临失调及以上城市占比升至51.85%。分城市看，2012年，苏州、无锡、南京作为核心城市，最具协调发展潜力；2015年，仅合肥、杭州向上跨越一梯队，其他城市无明显变化；2018年，第二梯队城市增至7个，空间上以南京、苏州为中心向周边扩散，第四梯队仅剩池州1个；到2021年，所有城市脱离中度失调，协调水平持续提升。然而，耦合协调度水平空间差异加剧，高协调度城市集中于杭甬、沪宁轴线，而宣城、湖州等外围城市发展滞后，呈现“中间塌陷”特征。
图4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人类福祉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

Fig.4 Evol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human well-being in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2.3 耦合协调度的障碍度分析

本文利用障碍度模型诊断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人类福祉耦合发展的障碍因素（表2）。整体来看，2012—2021年障碍度排名前四的指标稳定为医疗卫生（X9）、公共设施（X8）、水资源安全（X20）和养老保险参保（X25）。在新型城镇化层面，X9和X8（均属社会城镇化）在2012—2018年始终属于前两大障碍因子，其中X9障碍度逐年上升，从2012年的50.23%增至2021年的52.89%，表明医疗条件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制约因素，也显著影响耦合协调水平。各省份制约路径差异明显，上海集聚优质医疗资源，但集中于中心城区，郊区资源匮乏且难以享受高质量服务；江苏、浙江医疗条件较优，但分布不均，如苏南优于苏北；安徽则普遍面临卫生资源配置效率低、供给不足的问题。在人类福祉层面，X20和X25（分别涉及基本需求及个人发展与健康）显示教育滞后和养老保障不足是主要瓶颈。
表2 2012—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主要障碍因子障碍度及排序

Tab.2 Main obstacle factor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2012-2021

地区 年份 主要障碍因子障碍度
排序
1		 障碍度
（%）		 排序
2		 障碍度
（%）		 排序
3		 障碍度
（%）		 排序
4		 障碍度
（%）
长三角城市群 2012 X9 50.23 X8 5.31 X25 4.79 X20 4.76
2015 X9 50.88 X8 5.14 X20 4.88 X25 4.77
2018 X9 51.63 X8 5.26 X20 5.12 X25 4.71
2021 X9 52.84 X20 5.11 X8 4.96 X25 4.67
上海市 2012 X9 58.99 X20 6.24 X18 4.35 X8 4.25
2015 X9 61.49 X20 6.45 X18 4.53 X33 2.65
2018 X9 63.50 X20 6.72 X18 4.68 X8 3.57
2021 X9 66.61 X20 7.01 X18 4.91 X8 3.71
江苏省 2012 X9 50.80 X20 5.19 X8 5.13 X25 4.93
2015 X9 51.56 X20 5.21 X8 5.04 X25 4.92
2018 X9 52.41 X20 5.43 X8 5.33 X25 4.90
2021 X9 53.31 X20 5.50 X8 4.95 X25 4.88
浙江省 2012 X9 49.46 X8 5.44 X22 4.81 X25 4.65
2015 X9 49.92 X8 5.26 X22 4.85 X20 4.66
2018 X9 50.76 X8 5.07 X20 5.02 X22 4.93
2021 X9 52.23 X8 5.07 X20 4.96 X20 4.69
安徽省 2012 X9 49.36 X8 5.51 X25 5.21 X14 4.39
2015 X9 49.86 X8 5.54 X25 5.25 X20 4.56
2018 X9 50.26 X8 5.60 X25 5.21 X20 4.68
2021 X9 51.27 X8 5.45 X25 5.22 X20 4.61
2012—2021年各省份第一障碍因子均为X9，障碍度占比近一半且逐年递增。上海和江苏的第二障碍因子为X20（水资源安全），平均障碍度分别为6.61%和5.33%，因人口密度高导致供需矛盾突出；浙江和安徽的第二障碍因子为X8（公共设施），平均障碍度分别为5.21%和5.53%，反映基础设施需求差异。上海的障碍因子对整体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最大。分析原因，浙江依托长江沿岸优势，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促进了区域一体化；安徽第三产业比重上升，需要更多公共设施支持；而人口稠密、医疗资源不足及公共设施滞后等问题，持续抑制人类福祉提升[22]。

2.4 耦合协调度的未来预测

为进一步预测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与人类福祉的耦合情况，本文将2012—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人类福祉综合评价指数作为模拟值分别带入GM（1，1）模型中，对2026和2031年的耦合协调情况进行预测。结果发现，后验差比C最大值为0.087，精度均为1.000，在合格范围内（表3）。整体来看，未来长三角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将上升。上海继续保持领先，2026和2031年耦合协调度为0.624和0.692，均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接近中级协调。2026和2031年的耦合协调度排序无变化，仍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说明城市间发展差距仍然存在，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有待完善。
表3 基于灰色预测模型的精度评估及结果

Tab.3 Evaluation results based on the gray prediction model

区域 新型城镇化预测精度 人类福祉预测精度 耦合协调类型预测
C P 精度分类 C P 精度分类 2026年 2031年
上海 0.026 1.000 良好 0.045 1.000 良好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浙江 0.019 1.000 良好 0.036 1.000 良好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江苏 0.017 1.000 良好 0.087 1.000 良好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安徽 0.039 1.000 良好 0.054 1.000 良好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3 结论与建议

新型城镇化与人类福祉的提升密切相关，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对象，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人类福祉评价指标体系，并从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和绿色城镇化5个维度建立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同时，运用耦合协调度、障碍度分析及GM（1，1）等方法，系统分析了2012—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人类福祉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影响因素及未来趋势。主要结论如下：①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水平小幅波动上升，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的不均衡分布格局，社会城镇化是内部子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②新型城镇化与人类福祉的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整体从中度失调过渡到51.85%的省份达到或接近初级协调状态。空间上呈现“核心带动外围”的极化现象，高值区集中于杭甬、沪宁轴线，而池州、宣城等外围城市协调水平较低。③从障碍度分析看，医疗卫生是耦合协调的首要障碍因子（障碍度>50%），公共设施是上海和浙江的第二障碍因子，水资源是江苏和安徽的第二障碍因子。未来五年，长三角各省市耦合协调度将持续上升。预计到2031年，上海市的耦合协调度最高（0.692），接近中度协调状态；安徽省虽整体水平较低，但年均增长率位居第二（3.42%）。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人类福祉协同发展，补齐发展短板。长三角西部地区应主动与东部发达地区互补合作，培育区域增长极，集聚产业和人才，带动周边城市发展。针对社会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短板，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人口监测机制，引导人口合理流动。此外，应加大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投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构建平衡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②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人类福祉互动协调发展机制。遵循“以点带面，协同合作”原则，发挥高协调水平城市的引领作用，其中沪杭甬等核心城市应辐射带动周边城市，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人才培养；对协调度较低的城市（如铜陵、池州等），加大财政和社会支持，输送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应加强省际合作，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改善的合作机制，推动资源禀赋互补，实现共赢。③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克服协调发展主要障碍。科学规划区域医疗资源配置，形成互补结构，提升居民健康水平；推动多元供给机制，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补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区域水安全保障能力，构建互联互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强化水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创新水治理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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