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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5 , Vol. 45 >Issue 5: 23 - 3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5.003

Adaptation Between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Urban Livabilit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 SHI Caixia ,
  • HE Xiaorong , ※
Expand
  • College of Tourism，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5-31

  Revised date: 2024-12-27

  Online published: 2025-07-07

Fold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urban livability, this paper uses the comprehensive adaptation model, optimal parameter GeoDetector and other methods to explore the spatiotemporal adaptatio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urban livabil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2005 to 2022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urban livability both showed a fluctuating growth trend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with the intensity of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creasing from 0.071 in 2005 to 0.570 in 2022, and urban livability increasing from 0.087 in 2005 to 0.704 in 2022. 2) The spatial adaptation types changed from a relatively poor adaptation at the early stage to a relative adaptation at the end. Clustering characteristics were significant, high-value regions displayed spatial lock-in characteristics. 3)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adaptation was strong,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ther factors was significant, with adaptation gradually increasing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 of natural enviro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construction, policy support and other factors.

Key words：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tensity; urban livability; adaptation; natural enviro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urban constructio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Cite this article

SHI Caixia , HE Xiaorong . Adaptation Between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Urban Livabilit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5) : 23 -3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5.003

伴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城镇发展为导向的超强度国土空间开发，导致部分地区人居环境系统紊乱、功能退化与生态失衡[1]，并引发交通拥挤、住房紧张、设施不足与热岛效应等一系列问题，为城市宜居空间打造埋下诸多隐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体系，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加快国土空间治理体系改革的双重战略背景下，推动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存量空间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发展，提高城市服务功能的均衡性、可达性和便利性成为城市发展的题中要义[2]。长三角地区作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的重要交汇点，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增长极[3]。截至2022年，该区国土面积占比约4%，经济总量占全国GDP的近1/4，各区市的经济体量也均达到千亿元以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但《中国宜居城市报告（2022）》显示，长三角地区城市宜居指数仍显偏低，城市安全性与环境安康性评价不高。因此，探讨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时空适配特征及影响因素对构建支撑新发展格局的国土空间体系、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助力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科学审视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内在联系是深化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重要议题。具体来看：①国土开发强度狭义上侧重建设用地扩张规模，广义上涉及经济、人口、土地、社会等多个层面，集中映射区域开发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4]。其研究内容先后受到“田园城市”[5]、“城市蔓延”[6]和“紧凑城市”[7]等理念影响，形成以下热点：一是从土地利用、城市扩张与城乡空间结构等层面揭示国土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8-10]；二是通过开展国土空间“承载力”“适宜性”评价进行功能识别与区域划分[11-12]；三是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探讨国土空间布局体系的构建方式与优化路径[13-14]。②城市宜居性国外研究多聚焦概念辨析[15-16]、宜居性评价[17-18]、影响因素[19-20]等内容，国内研究则关注宜居城市理论探索[21-22]、城市实体宜居性测度与评价[2,23-24]、城市居民环境感知[25-26]与宜居城市发展策略[27-28]等内容。一方面，学者们基于城市发展、区域协调、共同富裕与民生福祉等视角，从理论上解读宜居城市内涵[17-18]；另一方面，学者们立足经济增长、环境保障、安全设施、生活服务等维度构建评价体系，采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和回归分析等定量方法比较城际差异[23-25]。③关于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关系，学界多从国土开发强度与区域发展的某个领域（如经济、生态层面）说明两者关系，陈勤昌等通过剖析国土开发强度与区域经济韧性的作用过程与互动效应，证实系统间存在互为因果的耦合关系[4]；孔雪松等通过测评国土空间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关系，发现其作用过程存在尺度差异性和时空关联性[1]；欧阳晓等基于共生理论，揭示城市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过程，证实系统间存在较强的交互作用[27]。研究方法以耦合协调度模型[4,28]、灰色关联模型[29]、多元回归模型[27]、空间计量模型[2]等为主，研究范围涉及全国[2]、省域[1]、城市群[27-28]等多个空间单元。
综上，以往学者多将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内部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单个系统展开联立研究，鲜少从全域层面深入思考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内在联系，忽视了系统间的交互作用。而适配性理论能够从科学视角对错综复杂的系统关系提供适应、匹配以及适配等特征的客观分析[30]，并依据事物属性及其特征变化提供规律性判定，因此将适配性理论应用于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研究是科学且必要的。鉴于此，本文融合过程性和系统性视角，构建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评价体系，同时基于适应性、匹配性构建综合适配模型，采用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2005—2022年长三角地区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时空适配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研究区国土空间高质量开发利用、引导城市精明增长和探索跨区协作机制提供有益参考。

1 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适配过程与机理分析

1.1 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适配过程

适配一词源于种群生态学，用于研究不同生物种群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与进化过程。适配性主要强调两系统及以上的适应程度与匹配状况，一般存在适配与失配两种模式[30]。适配性理论认为，适配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论是生物演化，还是人地关系，都在寻求一种适应协调、共生平衡的适配状态，这也是不同主体在复杂环境中所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31]。国土空间是人类活动与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城市宜居性反映着城市空间利用的效率与质量[1-2]，两系统的适配过程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要素流动的交互过程，正确处理两者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推进人地关系正向演化，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适配性理论强调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和匹配关系，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综合性。ERG理论强调需求的动态性和可变性，并将系统演变划分为生存（Existence）、关联（Relatedness）、成长（Growth）三大核心维度，这与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之间的适配过程相吻合。结合适配性理论与ERG理论（作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延伸的一种激励框架），对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适配过程进行深刻剖析，将两者的发展层次及相互关系界定为失配期、波动协调期与适配期3个阶段[30]。①失配阶段，国土开发强度逼近阈值上限，过度开发导致的需求激增超越了城市的实际承载能力，人居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尽管部分城市因开发适度而维持了较高的宜居性，却也暴露出抗风险能力薄弱、要素流动受阻等问题。此阶段，各类城市需稳固既有基础，深化发展，强化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交互融合，以弥补短板。②波动协调阶段，各城市着手调整国土开发强度，通过科学划定“三区”（即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布局，明确城镇开发边界，逐步转向强化公共服务与设施配套。此阶段，城市空间利用效率逐步提升，城市建设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与社会民生之间寻求平衡，但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需长期规划与策略调整并行，以增强系统的适应性。③适配阶段，两系统达到高水平的协调发展状态，城市宜居性甚至超越国土开发强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内部问题已全然解决。此阶段，需持续提升国土开发效率，提高城市韧性，强化基础设施网络互联互通，加速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区域高质量一体化进程，以充分挖掘并放大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适配所带来的正面效应。

1.2 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适配机理

国土开发强度是衡量国土安全的关键步骤[4]，国土开发强度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是宜居城市建设的“加速器”；城市宜居性是反映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参数，对国土开发强度产生交互胁迫与强度抑制[2]，是调整国土开发强度的“传感器”。本文从多角度系统梳理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适配机理（图1）。
图1 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适配机理图

Fig.1 Adapt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urban livability

一方面，通过调节国土开发强度，能够促进区域经济有序增长，引导资本、技术、能源、信息等要素多向流动和高效集聚，从而缓解土地利用瓶颈、资源约束压力及生态承载超负荷等复合型挑战[4]，此过程亦能引导人口流动的方向与规模，促使生产要素向非中心区域合理迁移，从而缓解人口结构性压力[26]。同时，国土空间规划的战略部署，对于整合并优化区域内重大基础设施布局与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具有关键意义[3]，为城市宜居性提升奠定物质基础与规划框架。另一方面，城市宜居性提升有利于培育市场环境，均衡资源配置，拓展成长空间，通过系统梳理区域生态隐患，不仅能够营造和谐的人文生态环境，还能在动态适应与策略调整中激发动能[3]。此外，在宜居城市建设过程中，通过形成“全周期管理”的安全意识，驱动城市治理科学化、管理智能化、预警精细化[29]，有利于构建安全屏障；通过实现就地城镇化、基础设施城镇化与生活服务社区化[28]，有利于保障公众权利均等，维护空间正义。
由城市空间扩张理论可知，城市扩张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先增后减的非线性影响[27]。当国土开发强度触及或超越城市承载阈值时，易引致产业支撑不足、空间矛盾激化、环境压力骤增、设施保障滞后等连锁反应[4]。与此同时，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宜居城市基本内涵不断叠加战略导向、要素集成、生态保护等因素。当城市宜居性滞后于国土开发强度时，会造成贫富差距加深、环境污染严重、安全事件频发、公共服务脱节等现象。新时期，我国城市建设模式正经历深刻变革，由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向以人为本、利益共享及网络化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4]。若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配置方向与发展趋势不一致则导致城市发展脱节与区际壁垒加剧，只有当系统相互适配时，才能促进国土空间共建共享，助力信息互联互通，从而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愿景。

2 研究方法、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综合适配模型

适配意为不同主体的协调一致性，反映系统间的适应水平与匹配过程。系统论认为，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要素均发挥着特定作用，各要素通过功能互馈，共同推进系统实现良性循环。因此，系统之间的适配过程可从适应性、匹配性与适配性进行理解[30]。其中，适应性强调通过系统自我调节，加强相互作用进而实现协调发展的过程；匹配性反映系统间要素配置与发展趋势的契合状况；适配性是对系统适应性和匹配性的完善补充，用以体现系统间的交互作用关系。本文从适应性、匹配性层面构建适配度综合评价模型，深入揭示二者的内在联系与演变规律，具体如下：
①适应性评价模型。适应性用以探测某一系统对另一系统刺激做出的反应程度，这种响应具有一定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模型能够测度系统间通过相互作用而达到的协调程度[32]，故而借助这一方法衡量长三角地区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适应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D=\sqrt{C \cdot T}$
C = f ( x ) · g ( y ) f ( x ) + g ( y ) 2
T = α f ( x ) + β g ( y )
式中：f（x）、g（y）分别表示国土开发强度系统、城市宜居系统；D为耦合协调度，即适应性指数；C为耦合度，取值均为0~1，C值越大说明耦合度越高；T为综合评价指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α+β=1，参考麻学峰等[30]、李涛等[32]的研究，取α=β=0.5，并将适应类型分为5种：0 ≤D<0.2为严重不适应；0.2≤D<0.4为基本不适应；0.4 ≤D<0.6为基本适应；0.6≤D<0.8为中度适应；0.8<D ≤1.0为高度适应。
②匹配性评价模型。匹配性强调事物间的对称关系，其匹配的过程具有渐进性。基于数列的匹配指数能够反映不同时期系统间的配合情况，本文采用这一方法反映系统间的匹配程度[31]。计算公式如下：
$M_{j}=1-\frac{\left|x_{j}-y_{j}\right|}{U-1},(j=1,2,3, \cdots, U)$
式中：Mj为j年匹配性指数；xj、yj为j年国土开发强度、城市宜居性指数；U为城市数量。当xj=yj，即Mj=1时，两系统完全匹配，Mj越接近1，匹配性越好，越接近0，匹配性越差。
③适配度综合评价模型。鉴于匹配性仅能反映系统间的对称关系，未能完全说明系统处于适配状态，且已有文献多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来研判系统间的适配情况[4,32]，可见匹配性重要程度弱于适应性。在明确两系统的适应性指数与匹配性指数基础上，为保证研究结果科学性，本文根据其重要程度采用线性加权方法得到综合适配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A j = a D j + b M j
式中：Aj为第j年适配度；a、b为适应度和匹配度权重。参照系统论中事物重要程度的划分方法，结合麻学峰、王兆峰等的研究[30-31]，取a=0.6，b=0.4。同时，结合基尼系数划分方法，以0.6为分界线，将适配指数分为5个等级：0 ≤A<0.5为极不适配，0.5 ≤A<0.6为较不适配，0.6 ≤A<0.7为基本适配，0.7 ≤A<0.8为相对适配，0.8 ≤A ≤1.0为高度适配。

2.1.2 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揭示要素空间分布差异并探测其背后驱动力的重要方法。传统地理探测器在处理连续型变量时，依赖于人为设定的离散化过程，存在主观性和离散化效果不佳的局限性[33]。为克服这些不足，本文引入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模型（OPGD），该模型基于R语言的GD包实现。在数据预处理阶段，采用相等间隔、自然断点、分位数、几何间隔和标准差等多种分类方法，并将分类等级数设定在3~9类之间。随后，通过对比各种分类方法下的q值，选取q值最大的空间尺度作为地理探测器分析的最佳参数。

2.2 指标体系构建

国土开发强度是指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和速度的固定指标，反映了土地利用的强弱与变化[4]，单一侧重于建设用地占比的开发强度指标，忽略了国土空间承载的人口规模及其社会、经济效益，吸纳陈勤昌、黄贤金、吴大放等的研究思路[4,14,28]，从经济开发强度、人口集聚强度、空间扩张强度和社会投入强度4个层面选取12项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城市宜居性强调城市为居民提供良好生活环境和条件的能力，由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可知，区域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和关注民生，一个宜居的城市应满足居民对于物质、精神、生态文明的美好需求，适合人类居住、工作、生活[2]。贯彻“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城市人民建”的发展理念，以《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为主要依据，借鉴王毅、贾占华、郭政等的研究经验[2,23-24]，从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安全保障度、生活便利度4个方面选取20个指标进行综合测评。鉴于各指标属性与评价标准存在差异，为保障研究结果科学性，对指标进行极值标准化处理，具体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相结合的组合赋权方法确定指标综合权重[31]，并通过线性加权方法得到两系统综合指数（表1）。
表1 区域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of regional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urban livability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主观权重 客观权重 综合权重 属性
国土开发强度 经济开发强度 L1 GDP密度（亿元/km2） 0.090 0.110 0.100 +
L2 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例（%） 0.079 0.107 0.093 +
L3 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0.087 0.095 0.091 +
空间扩张强度 L4 城市用地面积占比（%） 0.089 0.065 0.077 +
L5城市用地扩张强度（%） 0.079 0.055 0.067 +
L6 土地垦殖指数（%） 0.090 0.090 0.090 +
L7 森林覆盖率（%） 0.080 0.032 0.056 +
人口集聚强度 L8 人口密度（人/km2） 0.085 0.091 0.088 +
L9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0.075 0.079 0.077 +
L10 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0.084 0.092 0.088 +
社会投入强度 L11 地均财政支出（万元/km2） 0.084 0.096 0.090 +
L12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km2） 0.078 0.088 0.083 +
城市宜居性 经济富裕度 U1 人均GDP（元/人） 0.058 0.058 0.058 +
U2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0.088 0.022 0.055 +
U3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元/人） 0.049 0.069 0.059 +
U4 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 0.044 0.068 0.056 -
U5 房价收入比（%） 0.048 0.028 0.038 -
环境优美度 U6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58 0.024 0.041 +
U7 城市污水处理率（%） 0.052 0.046 0.049 +
U8 空气质量优良率（%） 0.054 0.044 0.049 +
U9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0.045 0.043 0.044 +
U10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册/百人） 0.046 0.064 0.055 +
U11 每万人文化机构数量（个/万人） 0.048 0.034 0.041 +
安全保障度 U12 城市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0.049 0.035 0.042 +
U13 城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0.046 0.038 0.042 +
U14 城镇登记失业率（%） 0.048 0.062 0.055 -
U15 每万人刑事案件数（个/万人） 0.045 0.055 0.050 -
U16 每十万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人/十万人） 0.049 0.047 0.048 -
生活便利度 U17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辆/万人） 0.036 0.054 0.045 +
U18 每千人口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张/千人） 0.042 0.050 0.046 +
U19 每万人拥有中小学数量（个/万人） 0.048 0.112 0.080 +
U20 通信指数* 0.047 0.047 0.047 +

注：*通信指数是指年末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使用户数、互联网宽带接入户数之和与当年人口之比。

2.3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下简称“城市”）为研究对象，文中数据均来自2006—2023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各城市相应年度的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建设用地与耕地指标获取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提供的中国土地利用现状（LUCC）遥感监测数据集，空间分辨率为1 km×1 km。城市用地扩张强度通过不同年份建设用地面积变化比例得到；土地垦殖指数由区域已开垦耕地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比得到。为规避价格浮动影响，以2005年为基期进行可比价折算处理。部分缺漏数据采用邻近年份差值拟合补齐。

3 结果分析

3.1 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总体发展水平

由图2可知：①长三角地区国土开发强度指数呈“局部波动中稳步上升”趋势，由2005年的0.071大幅增至2022年的0.570，年均增长率为12.267%。其中，上海市波动幅度最大，呈“M”形曲线波动上升，2013年以后增速减缓；江苏省呈稳定增长态势，2013年以后开发强度处于前列；浙江省的增长趋势与江苏省基本保持一致；安徽省国土开发强度略显滞后，2014年后增长速度加快。②长三角地区城市宜居性指数呈“前期温和增长，后期加速跃升”态势，从基期的0.087增至末期的0.704，年均增长率达12.349%。其中，2005—2012年上海市城市宜居指数较高，2013年后增速减缓；江苏省和浙江省总体保持渐进增长的移动轨迹；安徽省前期综合指数较低，在2018年后城市宜居性逐渐处于前列。由此可知，研究期内上海市国土开发强度相对较高，但城市宜居性与其他地区相比稍显落后；安徽省国土开发强度相对较低，但城市宜居性增速较快，说明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国土空间开发与宜居城市建设的矛盾依然存在，国土开发强度提高并不意味着城市宜居性提升，平衡两系统内在联系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图2 2005—2022年长三角地区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综合指数

Fig.2 Comprehensive index between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urban livabilit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2005 to 2022

3.2 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适配时空特征

3.2.1 时序演变特征

通过综合适配模型计算长三角地区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适配指数，并对其进行空间插值（图3）。研究期内适配指数由2005年的0.578上升至2022年的0.892，年均增长率为2.433%，主要类型由初期的较不适配转变为末期的相对适配，表明长三角地区在国土开发过程中，逐渐关注与城市宜居性的协调，通过加强环境保护、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不断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从等值线演化来看，长三角地区适配指数等值线密度表现出“下降—上升”的趋势，说明区域适配度差异逐渐扩大后又缩小，虽然适配状态有所好转，但城际差异依然存在。究其原因，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位于中心圈层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利用质量日益优化，服务效率逐渐提升。长三角外围圈层城市通过承接外溢的第二产业，虽然经济总量有所增加，但助推了建设用地的扩张，影响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两系统的适配水平。
图3 长三角地区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适配指数变化

Fig.3 Adapation index of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urban livabilit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2005 to 2022

3.2.2 空间演变特征

借助ArcGIS软件将适配指数分类后进行可视化处理以反映其空间分布特征。由图4可知，总体格局由“散点式”零星分布逐渐向“组团”聚集形态演化，集聚特征显著。具体来看：①2005年，长三角地区以极不适配、较不适配类型为主，占比共达53.659%，主要集中在皖西南、浙西南、苏北，这一时期城市扩张造成的资源环境压力压缩居民生活空间，城市宜居性有待提升。②2010年，以基本适配、相对适配类型为主，集中在长三角中心城市，团块集聚特征显著，两类占比分别为51.220%、29.268%，这一时期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适配趋势开始显现，区域中心城市的“造血能力”与“内生动力”不断提升。③2015年，相对适配以上的城市占比达到73.171%，这一时期国土空间开发更加关注质量，强调以人为本，人居环境质量日益优化。④2022年，高度适配、相对适配城市增加，基本适配城市减少，这3种类型占比分别为31.707%、53.659%、14.634%，其中高值区存在一定空间锁定特征，集中在苏南、浙东北。表明随着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和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正式出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由口号变为现实，生态基底与城乡布局日益优化，城市宜居性逐步提升，但当前城际差异依然存在，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协调适配仍任重道远。
图4 长三角地区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适配类型的空间分布变化

Fig.4 Spatial pattern of adaptation types between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urban livabil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2005 to 2022

3.3 协调适配的影响因素

3.3.1 影响因子选取

为深入剖析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协调适配的影响因子，结合长三角地区的实际情况，将适配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从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政策支持4个方面遴选10个影响因素指标（表2）。
表2 影响因素的选取及说明

Tab.2 Selection and explan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类型 驱动因子 指标含义 数据来源
自然环境[9,33] X1平均坡度（°） 反映自然本底情况 栅格数据
X2地形起伏度（°） 反映地形地貌 栅格数据
X3温湿指数（%） 反映气候舒适程度 栅格数据
经济发展[2,7,34] X4夜间灯光指数（DN） 反映经济发展活力 统计数据
X5产业协调互动能力（%） 反映（第一产业产值/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与（第二、三产业产值/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 统计数据
城市建设[6,28-29] X6 城市化水平（%） 反映常住人口城镇化比重 统计数据
X7 建成区面积（km2） 反映城市用地利用情况 统计数据
X8 交通通达度（km） 反映公路总里程 统计数据
政策支持[14,33] X9环境规制（万元） 反映城市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统计数据
X10政策关注度（%） 反映相关政策词频在政府工作文件中出现的频率 政府工作文件
结合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2005—2022年长三角地区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协调适配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情况。与目前大多数只使用自然断点法进行驱动因子数据离散化的研究不同，本文使用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方法对数据进行优化离散化处理，以进行更准确的空间分析。

3.3.2 因子探测分析

运用地理探测器得到适配度演化的因子探测结果（图5）。结果显示：①2005—2013年，温湿指数（X3）、夜间灯光指数（X4）、建成区面积（X7）等3个指标的q值较大，说明自然环境、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建设对适配度影响较大，这一时期国土空间开发受自然条件的约束较大，气候等环境因素对城市宜居性影响较大，建成区面积扩大在带来人口集聚、产业集聚等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为城市埋下热岛效应、环境污染等隐患。②2014—2022年，夜间灯光指数（X4）的q值依然较大，而产业协调互动能力（X5）、城市化水平（X6）、环境规制（X9）的q值增加较快，成为新的主导因素，说明随着一体化战略的贯彻实施，长三角地区聚焦重点领域协同发力，产业结构逐渐转型升级，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基础设施加速互联互通，国土空间开发模式逐渐由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居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图5 因子探测结果

Fig.5 Factor detection results

3.3.3 交互探测分析

进一步通过交互探测来揭示各因子间的交互关系。由图6可知，不同影响因子在两两交互作用后对适配度的解释力度明显增强，表明长三角地区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协调适配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研究期内经济发展（夜间灯光指数X4、产业协调互动能力X5）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最强，说明经济发展与其他因子的共同作用直接影响适配度的提升。2005—2010年自然条件（地形起伏度X2、温湿指数X3）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相对较强，这些指标的单因子探测结果本身相对较高，与其他因子发生交互作用后对适配度的解释力进一步增强，表明根植于区域资源本底的诸如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等要素协同是作用于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协调适配的重要屏障。2010年后，政策支持（环境规制X9与政策关注度X10）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力增强；交通通达度（X8）在单因子探测中解释力度相对较弱，但与其他多因子尤其是与产业协调互动能力（X5）交互作用后解释力明显提高，说明交通条件的日益优化，缩短了各地区之间的时空距离，为长三角资源要素的无障碍自由流动和地区间的全方位开放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在一体化战略支持下，长三角地区逐渐打破行政壁垒，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通过盘活存量和城乡有机更新，在开发中注重绿色发展，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空间新格局。
图6 交互探测结果

Fig.6 Interaction detection results

3.3.4 影响机制分析

综合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可知，长三角地区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协调适配受到内外多维动力的综合驱动作用，动力因子类型复杂，作用方式、作用方向、作用强度等具有明显差异，因此需要进一步明晰其动力机制（图7）。本文遵循适地、适时、适度原则，找到问题所在，以推动长三角地区形成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图7 长三角地区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协调适配的作用机制

Fig.7 Mechanism for co-ordination and adaptation between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urban livabil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自然条件、资源本底、气候因素等是构成长三角地区生态屏障的关键支撑，是保障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协调适配的基础动力。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表明，自然环境对适配度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初期长三角地区以极不适配与较不适配类型为主，自然环境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时期，国土空间的开发利用遭遇了来自自然条件的显著限制。如地势低平的城市国土空间开发难度较小，便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地势起伏大的城市则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沟通交流受限，要素流动存在壁垒；气候条件优越的地区人口集聚性强，尽管建成区域面积扩展加速人口流动，为区域发展带来正面的集聚效应，但同时也悄然埋下诸如城市热岛现象加剧、环境质量恶化等隐患。总体上，随着工业化推进和产业结构升级，适配类型逐渐好转，自然因素对城市发展的约束力逐渐减弱。
经济环境和产业结构等是稳固长三角地区经济基础和功能定位的重要引擎，也是促进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协调适配的内生动力。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对适配度具有重要影响，当研究区处于适配状态时，通过培育新兴业态、调整产业结构，有利于加速产业跨地域转移与生产要素双向融通，在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的同时，为居民生活提供诸多便利；当研究区处于较不适配状态时，尽管经济发展推动土地集约化利用进程，但经济发展占用耕地与土地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故而对系统间的适配提出更高要求。
城市化水平、建成区面积、交通通达度等是疏通长三角地区要素流通壁垒的中枢纽带，也是引领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协调适配的持续动力。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建成区面积、交通通达度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对适配度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初期，研究区属于极不适配、较不适配类型，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一定程度上压缩居民生活空间，随着长三角地区对城市功能区划的不断调整，通过明确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城镇发展边界及文化保护控制线，有效清除了国土开发与城市宜居性协调发展的内部制约因素。同时，交通因素在提升适配度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通过构建多层次、立体化、跨区域的交通网络结构，有利于加强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环境规制、政策倾斜等是引领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是促进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协调适配的直接动力。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关注度对适配度产生一定驱动作用，但其作用力仍需加强。在政策体系尚未全面落地时，适配水平呈现明显短板。随着政府宏观调控效能的持续增强，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注入强劲动力。一方面，政府巧妙运用财政、税收及土地政策等杠杆，有效引导资本、技术及人力资源等关键生产要素向长三角区域汇聚，促进资源高效配置，从而提升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适配度；另一方面，通过推进一体化示范区建设，不仅促进了新发展理念的深入实践，同时还激发了高质量发展战略下政策创新与制度变革的活力。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借助综合适配模型、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了研究区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的时空适配特征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①从子系统指数来看，国土开发强度呈“局部波动中稳步上升”式增长趋势，城市宜居性指数呈“前期温和增长，后期加速跃升”态势。其中，上海市在研究期内国土开发强度保持高位，但城市宜居性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安徽省虽国土开发强度较低，但其城市宜居性却展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
②从时空适配特征来看，适配类型从早期较不适配状态转变为末期的相对适配，适配指数等值线密度的“先降后升”趋势反映出整体向好趋势。空间分布上，经历了从零散分布到显著集聚的转变，形成了“组团”式空间结构，且高值区域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锁定性。
③从影响因素来看，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对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协调适配的影响力较大。其中，2005—2013年温湿指数（X3）、夜间灯光指数（X4）、建成区面积（X7）显著影响适配度，2014—2022年产业协调互动能力（X5）、政策关注度（X10）逐渐崛起成为新的主导影响因子。经济发展的深度介入，加之与其他因子的强交互作用，如自然环境条件、城市建设步伐及政策支持力度等，共同提升了长三角地区的整体适配度。

5.2 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①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健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制。应加快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都市圈建设，促进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服务提标扩面、环境设施提级扩能，实现教育、医疗、文化等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构建中心城市功能缓冲地带，提升住区品质。加强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环保数据共享和联合监测，完善防灾减灾设施体系，促进上海等超大城市非核心功能的合理疏解，增强城市整体韧性。②加强系统适配，释放联动效应。针对芜湖、南通、马鞍山等较为适配类型的城市，需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构建更为紧密的国土空间治理联动体系，促进区域开发项目错位发展以及公共服务资源协同共享；针对上海、南京、杭州等相对适配类型的城市，需聚焦于存量用地的优化布局、结构调整及内涵式发展，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效能；针对苏州、宁波、无锡等高度适配类型的城市，需进一步强化绿色经济、高品质生活与可持续发展的深度融合，发挥其区域示范作用。与此同时，需坚持区域合作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加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的深度协作，共同打造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体系，推动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更高质量发展。
国土开发强度与城市宜居性之间的协调适配是一个动态演进的系统性过程，这一适配状态深刻映射了特定区域内人地关系随阶段演进而展现的适应性变化[1]。因此，深入剖析二者的理论架构与相互作用机制，并明晰其时空适配特征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价值，也具备显著的现实意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部分国土空间变迁及居民需求边界的精确界定面临挑战，常规指标体系难以全面捕捉其细微变化，这就要求采取长期跟踪与动态监测机制，以实现更为综合与精准的评估。未来，应积极探索多元化数据获取途径，以获取更为精细尺度的信息资料；同时，还需深化对两系统间相互作用强度与影响范围的研究，以为地方政府在追求可持续的现代化城市发展过程中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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