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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5: 224 - 23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5.023

Trade-off and Synergy Relationship among Tourism Marke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and Ecosystem Services: A Case Study of Zhangjiajie

  • CHEN Jin , 1, 2 ,
  • JIANG Jinbo , 2, ※ ,
  • LIU Rongrong 1, 2
Expand
  • 1. Research Base of Guangzhou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ed Development，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006，Guangdong，China
  • 2.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006，Guang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0-22

  Revised date: 2025-04-10

  Online published: 2025-07-07

Fold

Abstract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ourism marke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 and thus achiev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four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Zhangjiajie City in 1990, 1995, 2000 to 2022,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de-off and synergy relationship among tourism marke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and ecosystem services using the methods of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equivalent factor assessment method and mechanical equilibrium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Overall, the degree of comprehensive trade-off synergy among tourism marke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and ecosystem services showed a trend of evolution from low to high, its spatial pattern evolved from uneven distribution which was higher in the north of China and lower in the south of China to even distribution, and showed dynamic migr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2) The type of trade-off synergy degree evolved from low coordination state to multi-function symbiosis, showing a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path of single-core driven type, dual-function combination type and multi-function symbiosis type, different types reflect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fication of trade-off synergy mechanisms. 3) The trade-off synergy relationshipamong tourism marke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 post-poverty areas is jointly affected by resource endowm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age and policy orientation.

Key words： tourism marke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ecosystem services; trade-off synergy relationship; Zhangjiajie City

Cite this article

CHEN Jin , JIANG Jinbo , LIU Rongrong . Trade-off and Synergy Relationship among Tourism Marke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and Ecosystem Services: A Case Study of Zhangjiaji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5) : 224 -23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5.023

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促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强调积极扩大旅游消费、拓展旅游产品与服务、培育旅游业态，并加大生态环保设施建设力度以增进民生福祉。旅游市场发展在满足旅游经济稳步增长需要的同时[1]，更需推动旅游地整体发展以提升民生福祉[2]。生态环境状况不仅与旅游整体发展直接联系[3]，亦能有效影响民生福祉变动[4]。从旅游地实践层面看，一方面，旅游地可持续发展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健康状况，并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环境、社会福利和经济收益[5]；另一方面，旅游地的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也需得到充分重视和挖掘[6]。因此，探究旅游市场、生态系统服务与民生福祉协同发展关系，不仅可为推进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提供保障，更对可持续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旅游市场是指在旅游产品交换过程中所反映的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总和[7]，相关研究主要从市场培育[8]、竞争[9]及影响效应[10]展开。旅游市场不仅受到内部经营和绩效的双重驱动[11-12]，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恶性竞争将会导致旅游资源更加稀缺[13]。民生福祉用以表征人们生活状态的好坏程度[14]，主要分为主观福祉[15]和客观福祉[16]。早期，民生福祉提升被等同于收入或财富的增加，社会对其关注囿于经济层面[17]。当前，学界认为民生福祉受到城镇化、生态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等多因素影响[14,18]。生态系统服务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所有惠益，主要分为供给服务、支持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19]。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度[20-21]，到其关系评估与演变[22]，生态系统服务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框架。目前，生态系统服务与民生福祉关系的研究较为丰富，主要从空间格局[23]、驱动方式和耦合关系[24]等方面展开；生态系统服务与旅游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对旅游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5]以及与旅游经济的协调关系[25]。旅游市场与民生福祉的研究以旅游市场对民生福祉的单向影响为主，旅游市场通过高质量文旅融合、其服务组织关系与产品[26]，乃至生态环境、社会治安、旅游风险、就业人数等[27-28]因素共同作用于民生福祉。此外，通过刺激消费、缩小收入差距、改善基础设施等途径[29]，能实现旅游市场与民生福祉契合发展[30]。
学界有关旅游市场、生态系统服务与民生福祉三者关联讨论，主要通过分析其中二者的互动与作用，并借助中介、调节或影响因素的方式论述三者间相互关系。王兆峰等通过探究旅游发展与民生福祉的动态响应与协调效应，分析了生态环境对民生福祉的影响[31]；饶品样等从微观视角探究了乡村旅游社区生态系统与农户生计福祉的关系[32]；麻学锋等通过探究旅游城市韧性与居民幸福水平的适配关系，认为生态韧性是驱动二者适配的主要障碍因素[30]。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能有效推动民生福祉提升，也能促进旅游市场整体发展[33]；旅游市场在受到生态系统驱动的同时，其最终目的也是改善民生福祉[25]。而民生福祉效应增进能正反馈于旅游城镇与旅游市场建设[34]，并有效促进生态效率提升[35]。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集中强调两个单元的耦合关系或单向影响效应研究，对三者间等同价值的探讨较为欠缺，对权衡协同关系的探测也尚待补充。权衡协同关系主要强调长时间各主体间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与相互增益的关系[22]，以此对旅游市场、民生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关系进行研究，能有效识别三者在演进过程中矛盾冲突点的变化与不同阶段的均衡状态。鉴于此，本文以典型旅游城市张家界为例，在构建理论框架基础上，引入力学平衡模型探究三者权衡协同关系的时空演化特征与优化路径，旨在为推动旅游地“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提供新思路，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参考借鉴。

2 理论框架

2.1 分析框架

“三生空间”是自然和社会经济系统协同耦合的产物，将地区划分为生活、生产、生态三大功能空间[36]。在以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典型城市中，将旅游市场成长与发展作为主要生产功能；民生福祉最本质的特征体现于居民生活水平；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功能直接联系。基于此，三者是典型的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系统，其内在关系表现为整体性、动态性和层级性（图1）：①整体性。三者相互依赖，旅游市场为民生福祉提供经济基础，同时依赖生态系统服务的资源支持；民生福祉作为社会目标[34]，反向影响旅游市场需求和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系统服务为生产与生活提供物质和环境支撑[36]，受旅游市场和居民需求共同驱动。②动态性。旅游市场扩张与资源消耗的动态平衡、民生福祉目标的转变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反馈机制共同决定系统状态的变化。③层级性。三者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于区域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生态保护等宏观层面，也表现于个体幸福感、企业行为、社区治理等微观层面。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旅游市场、民生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核心是追求经济效益、社会公平和生态保护的平衡。一方面，旅游市场发展为民生福祉提升和生态系统服务改善提供资金支持，但过度开发可能导致生态系统退化和居民福祉下降[4]；另一方面，民生福祉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目标，不仅关注收入水平，还关注教育、医疗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均等性[30]。旅游市场在促进消费和就业的同时，应避免因利益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矛盾；与此同时，生态系统服务既是旅游市场发展的基础，也是居民生活质量的保障，需通过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25]。从新内源性理论视角，三者的权衡协同关系可被解构为一种以地方内生性资源为基础、以自组织能力为核心、以多元主体协同为路径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地方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本通过旅游产品化形成经济价值，支撑民生收入，同时依赖传统生态智慧实现低消耗开发，避免生态透支[33,37]。三者通过“生态资本化—旅游社会化—福利生态化”的闭环以践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福祉与生态保护的动态均衡。依据临界状态理论，认为各系统之间的互动决定事态的发展，即系统内部相互制衡，当某一系统紊乱也会波及另外两个系统的均衡发展。
图1 旅游市场、民生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机理分析框架

Fig.1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mechanism of trade-off synergy among tourism marke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and ecosystem services

旅游市场、民生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可看作是三维向量通过共同作用最后形成的均衡状态。在图1的三维坐标系中，T为旅游市场发展维度，P为民生福祉维度，E为生态系统服务维度。以平面TOP为例，箭头a为旅游市场与民生福祉协同均衡发展的方向，离O点越远表明发展水平越高，同时，若发展方向往T轴偏移（即∠TOa变小），则表示TP系统发展重旅游市场而轻民生福祉。理论上，以O点出发能与立方体中任何一点x相连构成Ox直线，则表示“旅游市场—民生福祉—生态系统服务”复杂系统的某一种状态，离O点最远处所构成的直线表示复杂系统协同最优状态。以此逻辑将复杂系统分为4类8种，4类分别是高协同、不均衡协同、权衡和低协同状态，可分为高TPE、高TE低P、高PE低T、高PT低E、高E低TP、高T低PE、高P低TE、低TPE等8种形式。旅游市场、民生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三者相互权衡、匹配，决定了复杂系统的发展程度与方向。在加入时间维度后，立方体中会存在多个点x，每个点表示不同的状态，在连续的时间上呈现出动态变化或跃迁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各个系统内部也是千变万化的，其相互作用也是复杂多变的，推动着复杂系统的状态由一个点向另一个点偏移，最终达到新平衡。

2.2 演化逻辑

旅游市场、民生福祉和生态系统服务协同发展演化过程是由一种均衡状态转变为另一种均衡状态的过程。这种均衡状态的变化不仅是各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系统内部因素动态变化的结果（图2）。
图2 旅游市场、民生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演化逻辑框架

Fig.2 Evolutionary logic framework of trade-off synergy among tourism marke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and ecosystem services

典型旅游城市发展初期，旅游市场尚未得到开发，民生福祉处于低级水平，生态系统服务水平整体处于良好状态。此阶段复杂系统主要处于低协同水平，主要原因是生态系统服务不仅是旅游开发的资源供给，也为原住民提供了优质的人居环境，然而，居民的满足程度以低水平的物质需求为主，良好的生态系统服务水平并未能对当地居民起到正向响应；由于旅游产品及服务在地理上具有不可转移性[38]，受旅游地知名度及扩散效应微弱影响，旅游市场发展受限进而对民生福祉作用微弱。部分旅游地借以旅游营销、政策推动等创新手段打破桎梏，率先由低协同水平转向权衡状态。进入发展中期，随着旅游市场规模扩大，其在提升经济效益[34]、改善服务质量[26]、刺激消费需求[8]等方面作用于民生福祉。居民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焦点转向人居环境和精神需求，旅游地开发程度与方式直接影响生态系统服务水平进而对民生福祉产生影响。可具体分为3种情况：①开发不当且带来的经济收益较低，不仅未能满足居民需求，也破坏了生态环境，复杂系统仍处于低协同状态；②开发不当但有效提高了经济效益，而生态环境受损，此情况民生福祉决定复杂系统状态，若民生福祉以物质需求为主导，则处于不均衡协同状态，若以精神需求为主导，则处于权衡状态；③开发得当且有效提升了经济效益，生态系统得到合理利用，在正反馈机制下复杂系统进入高协同状态。在发展后期，这种协同演化可能导致新的平衡状态，居民的反馈影响政策和市场策略，推动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各系统在权衡协同时，促进了相互之间的适应与调整。对处于低协同状态的复杂系统，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调控等方式，逐渐向高级别权衡协同状态演化。处于不均衡协同或权衡状态的复杂系统主要分为两种，一方面，由于过度追求某一单个系统的提升而使其他两系统受影响，出现衰退迹象；另一方面，在政府、企业、居民等共同作用下，复杂系统适度均衡发展，进入高协同水平。然而，处于高协同水平的复杂系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论是旅游城市人口超载[34]、居民需求转向，还是旅游企业恶性竞争[13]等，均会打破高协同发展的均衡状态。三者之间的互动不仅是线性的，还存在复杂的反馈效应，旅游市场、民生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复合系统经历了由单一驱动到多维协同反复博弈的演化过程。

3 指标体系、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概况

作为典型旅游驱动型城市，张家界依据其独特自然资源优势先后开发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黄龙洞等知名景区。随着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旅游营销的策划，张家界市依据旅游业发展带动了整体经济的提升，使得民生福祉从基本生活需求实现转向[30]。1989—2024年，全市GDP由9.89亿元上升至654.41亿元；旅游总收入由0.25亿元上升至620.80亿元，旅游业成为张家界市支柱性产业并推动民生福祉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通过张家界发展史可知，旅游业发展以建设国营林场为基础展开，生态系统服务在张家界发展历程中占重要地位，且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权衡协同一直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本文选取张家界市为案例地，永定区、武陵源区、慈利县、桑植县4个区县为研究单元，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研究价值。

3.2 指标体系及研究方法

3.2.1 旅游市场评价指标体系

在宏观经济层面，旅游市场的整体运行主要由供需双方的互动决定[7]，是以旅游产品与服务供需互动为核心[7]，由供给端与需求端双向驱动的复合系统。市场营销学按照购买者及购买目的不同将市场分为组织市场和消费者市场[39]，本文将其应用于旅游市场，划分为旅游组织市场和旅游消费者市场（表1）。其中，旅游组织市场主要侧重于旅游产业的生产端和供给端，涉及旅游经营者、旅游资源、旅游基础设施等要素；旅游消费者市场聚焦于旅游市场的最终需求端，是旅游组织市场的最终影响对象，涉及外来游客和本地居民。旅游组织市场从供给侧推动市场的发展，而旅游消费者市场从需求侧推动市场的进步。两者共同作用，决定了旅游市场的总体健康状态和发展轨迹。
表1 旅游市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explanation of tourism market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属性） 单位 权重
旅
游
市
场		 旅游组织市场 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 个 0.0755
旅游企业数量（+） 个 0.1118
旅游收入与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之比（+） % 0.0988
旅游收入增长率（+） % 0.0652
住宿、餐饮、批发和零售业在岗职工年末人数（+） 人 0.062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在岗职工年末人数（+） 人 0.143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在岗职工年末人数（+） 人 0.1823
接待游客数与服务发展总量之比（－） % 0.0105
旅游消费者市场 接待游客数量（+） 万人次 0.1214
年末常住人口数量（+） 万人 0.0390
旅游接待人次增长率（+） % 0.0338
常住人口增长率（+） % 0.0563
具体指标来看，旅游组织市场中：①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与旅游企业数量：从供给侧衡量旅游市场的活跃度和规模，反映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渗透率[26]。②旅游收入与景区数量之比、旅游收入增长率：前者反映了市场的盈利效益；后者揭示市场的增长态势和市场吸引力[40]。③行业在岗职工年末人数：表明旅游市场的服务需求及其发展规模，影响着旅游产品的服务质量和市场供给能力。④接待游客数与服务发展总量之比（服务发展总量以行业在岗职工年末人数表征）：表征旅游组织市场的服务容纳度，反映出市场的适应性和承载能力[41]。旅游消费者市场中：①接待游客数量和年末常住人口数量：反映消费者市场的量级，直接表征市场的需求层次和潜力[3]。②接待游客数量增长率、常住人口数量增长率：描述旅游消费者市场的增长态势，一定程度上揭示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分析需求变化的速度和潜力[30]。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为熵权法。

3.2.2 民生福祉评价指标体系

考虑到主观福祉多内化于客观福祉，且民生福祉多作为衡量国家综合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14]，主要从宏观角度分析，因此，本文以客观视角阐述民生福祉，并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为基础，参考陈明星、麻学锋、王圣云等的研究[14,30,35]，从人民生活、就业发展、教育条件、卫生健康、社会保障5个维度构建民生福祉评价指标体系（表2）。
表2 民生福祉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explan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属性） 单位 权重
民
生
福
祉		 人民生活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 0.020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 0.0125
城镇化率（+） % 0.018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例（+） % 0.0505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0.0611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0.0202
就业发展 城镇登记失业率（－） % 0.0244
在岗职工数与总人口数之比（+） % 0.0244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元 0.0445
教育条件 中小学学校数量（+） 个 0.1240
每千人拥有中小学专任教师数量（+） 个/千人 0.0518
每千人拥有中小学学生数量（+） 个/千人 0.0719
卫生健康 每千人拥有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 个/千人 0.0707
每千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千人 0.0560
社会保障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 0.0710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 0.0570
每万人社会福利院床位数（+） 张/万人 0.1822
社会保障和就业占财政支出比例（+） % 0.0306
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人/亿元 0.0082

3.2.3 生态系统服务评价

本文利用土地平均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衡量张家界市各区县生态系统服务水平。同时，采用谢高地等[20-21]提出的当量因子评估法及改进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测度。
E a = 1 7 ∑ i = 1 n m i p i q i M
E S m n = E a E m n
E S V m = ∑ n = 1 k A m E S m n
E S V n = ∑ m = 1 j A n E S m n
E S V = ∑ m = 1 j ∑ n = 1 k A m E S m n
式中：Ea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提供食物生产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元/hm2）；pi为第i种粮食作物某年的平均价格（元/t）；qi为第i种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t/hm2）；mi为第i种粮食作物种植面积（hm2）；M为所有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ESmn为第m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第n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系数；Emn为第m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第n项服务功能的当量因子；ESVm为第m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Am是第m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ESVn为第n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

3.2.4 权衡协同关系分析

本文引入力学平衡模型对三者的权衡协同关系进行分析。已有研究表明，力学平衡模型适用于探究系统间关系，以不同方向的矢量表示各系统，以其合力及所在范围反映不同的均衡状态[42]。与理论分析结合讨论，图1中的OT、OP、OE分别表示旅游市场、民生福祉、生态系统服务的发展状态。同时，对三者分别进行标准化以使不同量纲评价因子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为更容易解释模型，将OT、OP、OE之间的夹角定义为π/2。通过先计算OT和OP的合力，即F1，再计算F1与OE之间的合力F。计算公式如下：
F 1 = O T 2 + O P 2 + a b s ( 2 · O T · O P ) · c o s ∠ T O P
F = O E 2 + F 1 2 + a b s ( 2 · O T · F 1 ) · c o s θ
式中：θ为F1与OE之间的夹角；abs为绝对值；F为旅游市场、民生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度。

3.3 数据来源

1988年5月，张家界市因旅游立市，此后行政区域统一，同时由于指标体系中增长率的计算需前一年数据，故选取1990年为研究的起始年。综合考虑1989—1999年张家界市旅游发展起伏不大，且结合张家界市历史发展过程，并从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过程的完整性出发，本文的研究时间选取1990、1995和2000—2022年。相关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张家界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政府工作报告；旅游企业数量来源于天眼查（https://www.tianyancha.com/）筛选经营范围和企业名称中含有“旅游”的所有企业。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3年前未进行统计，用农村人均纯收入代替；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在岗职工年末人数在2002年前未进行统计，分别以社会服务业和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影视在岗职工年末人数代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在2000年前未进行统计，用城市维护费代替。此外，对少量缺失的数据，采取插值法进行补齐。

4 结果分析

4.1 权衡协同关系演化特征

4.1.1 综合权衡协同度时空演化特征

本文利用自然断点法将权衡协同度划分为低权衡协同[0,0.2114]、较低权衡协同（0.2114，0.4427]、较高权衡协同（0.4427，0.8230]、高权衡协同（0.8230，2.5432]4类进行整体性分析。由图3可知，1990、1995、2000—2022年综合权衡协同度为稳步上升趋势。其中，2005—2009年出现小幅下降，在2009—2013年又迅速反应重回高速发展赛道。从2004年开始，永定区天门山景区周边出现非法开采镍钼矿的现象，持续到2008年当地政府整治环境才有所好转。利益之争演变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得旅游发展、民生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整体失衡。其后，张家界市通过多种旅游营销策略并提供政策支持，为旅游市场、民生福祉、生态系统服务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空间分布上，发展初期主要表现为北高南低，后逐渐向中部迁移；发展中期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发展后期则呈现由南高北低趋于均衡发展的空间特征。
图3 张家界市综合权衡协同度的空间演变

Fig.3 Spatial evolution of comprehensive trade-off synergy degree in Zhangjiajie

4.1.2 权衡协同关系演化特征

从地区权衡协同类型变化过程看（表3），整体呈现“低协同—权衡—不均衡协同/高协同”的演变特征。分区县来看，永定区在低协同和权衡状态反复转换并趋近不均衡协同和高协同，除2005—2007年以生态系统服务为主导的权衡状态外，永定区主要以旅游市场发展占比最为突出（图4a）。这表明旅游市场未能较好地引导和协调与民生福祉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2005—2007年所处特殊权衡状态也与前文所述永定区景区环境受损相吻合。虽然永定区处于低协同和权衡状态，但其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且作为张家界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较为超前，也正是因为在追求高速发展的同时，未能较好地处理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也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形成错轨，导致永定区处于低协同或权衡状态。
表3 1990、1995、2000—2022年张家界市4区县的权衡协同类型

Tab.3 Types of trade-off synergy in four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Zhangjiajie in 1990, 1995, 2000-2022

年份 永定区 武陵源区 慈利县 桑植县
1990 低协同 低协同 低协同 低协同
1995 低协同 权衡 低协同 权衡
2000 低协同 低协同 权衡 权衡
2001 低协同 低协同 权衡 权衡
2002 低协同 低协同 权衡 权衡
2003 低协同 低协同 低协同 低协同
2004 低协同 低协同 低协同 低协同
2005 低协同 低协同 低协同 低协同
2006 低协同 低协同 低协同 低协同
2007 权衡 权衡 权衡 低协同
2008 低协同 权衡 权衡 低协同
2009 低协同 低协同 权衡 低协同
2010 低协同 权衡 权衡 权衡
2011 权衡 不均衡协同 权衡 权衡
2012 权衡 权衡 权衡 权衡
2013 不均衡协同 权衡 权衡 不均衡协同
2014 权衡 不均衡协同 权衡 低协同
2015 权衡 权衡 权衡 权衡
2016 不均衡协同 不均衡协同 权衡 权衡
2017 不均衡协同 不均衡协同 权衡 权衡
2018 高协同 不均衡协同 高协同 高协同
2019 不均衡协同 高协同 不均衡协同 高协同
2020 不均衡协同 不均衡协同 高协同 高协同
2021 高协同 高协同 不均衡协同 高协同
2022 高协同 不均衡协同 不均衡协同 高协同
图4 1990、1995、2000—2022年张家界市4区县的权衡协同类型占比特征

Fig.4 Proportion of trade-off synergy types in four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Zhangjiajie in 1990, 1995, 2000-2022

武陵源区由低协同逐级波动向高协同发展。由图4b可知，1990、1995、2000—2002年以旅游市场为主导，2003—2006年以生态系统服务为主导，2007—2008年以民生福祉为主导。而后进入不均衡发展状态，主要是旅游市场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过程，并最终在2019年达到高水平均衡协同发展状态。武陵源区作为张家界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从发展初期到高速发展阶段，均以旅游市场占主导地位，此阶段以民生福祉和生态系统服务相互协同为主，但仍处于低水平状态。2007年，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被批准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武陵源区旅游业发展更进一步，虽然旅游市场占比有所减少，但总量上有所上升。2009—2016年，武陵源区处于旅游市场与生态系统服务二者不断权衡协同过程。2017年以后，旅游市场再次回到主导地位，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不断演化，最终达到均衡协同状态。
慈利县与桑植县在发展初期与中期均以低协同和权衡状态为主，发展后期权衡协同类型变化程度较大。在发展初期和中期，慈利县与桑植县整体发展水平落后，地理位置不利，同时旅游发展主要依靠武陵源区和永定区的游客分流，不论是旅游市场还是民生福祉之间其协同与权衡水平都较弱。随着旅游核心地区带动慈利县与桑植县共同发展，二县得到一定提升，但当地民生福祉相对落后的局面仍未打破，因此在发展后期二县进入不均衡协同阶段，实际上也是旅游市场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协同关系，民生福祉仍与二者属于权衡关系。由图4c和图4d可知，慈利县与桑植县的权衡协同类型占比变化趋同，其中慈利县整体以旅游市场为核心，而桑植县则以生态系统服务为核心。主要原因是，慈利县相对桑植县拥有更多旅游资源，如2019年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慈利县有5个，桑植县仅有3个。但是，桑植县拥有更丰富的生态资源，以森林覆盖率为例，2019年慈利县为66.53%，桑植县高达72.80%，且两县行政区域面积大致相同，不论从数量还是比例，桑植县生态资源均优于慈利县。

4.1.3 权衡协同关系演化特征综合分析

权衡协同关系的演化特征由旅游市场、民生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三者之间的动态交互与外部环境的综合作用共同决定。在旅游地发展初期，受资源优先开发和经济利益导向的影响，旅游市场快速扩张往往以生态系统退化为代价，民生福祉则主要围绕基础物质需求展开，表现为显著的权衡关系。随着经济发展与居民需求的多样化，政策调控与利益协调机制逐步发挥作用，推动三者之间向协同发展过渡。随着旅游地的不断发展，生态优先理念与高质量发展模式进一步强化了三者间的关系，使权衡协同逐渐向高水平协同演化。在这一过程中，政策法规与技术创新作为外部驱动力，为协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与技术支持；市场力量与社会需求作为内生驱动力，通过调节资源配置和引导发展方向，促进旅游市场、民生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动态平衡，从而形成阶段性特征鲜明的协同演化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冠疫情影响，2020—2022年，各区县旅游市场、民生福祉和生态系统服务均有所减弱，也同时减弱了核心因素的影响力，使得三者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显得更均衡、协调。

4.2 基于权衡协同类型特征的优化路径

依据权衡协同类型划分及特征，本文将所处不同状态归类于单核驱动型、双功能联合型、多功能共生型，并针对各类型特征提出优化对策和建议。
单核驱动型。①旅游市场驱动型。稳定旅游产品创新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充分发挥市场主体驱动旅游业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联动相关产业扩大发展，并以绿色发展为指引，加强旅游市场的环境保护意识，推进民生福祉和生态系统服务高水平发展。②民生福祉驱动型。以激发居民对更高需求层次追求为手段，通过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提升服务意识与质量、加强生态教育和参与等方式，为旅游市场转向更具吸引力、体验性、高质量发展，增强居民对生态环境的责任感和归属感。③生态系统服务驱动型。依据地区资源禀赋与环境承载系统，大力推进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发展，适度进行城镇化改造，禁止生态不可逆行为，实现经济效益、民生效益与生态效益良性互动。
双功能联合型。①旅游市场—生态系统服务联合驱动型。推动旅游和生态资源的有机整合，在旅游开发中注重生态保护，倡导绿色旅游，努力打造生态友好型旅游目的地，在此基础上，以提升人居环境与居民生活水平改善民生。②民生福祉—生态系统服务联合驱动型。通过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限制开发区域、建立生态保护区等，在强调福祉和生态相协调的前提下，引导旅游市场向更可持续方向发展。③旅游市场—民生福祉联合驱动型。推进以旅游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发展新兴旅游业方向以增强市场竞争力。通过建立政府、企业和居民间合作机制，在实现旅游市场与民生福祉联动的同时，推动生态建设深入进行。
多功能共生型。①低系统共生驱动型。以破除低水平壁垒为主要目的，利用现有生态资源、引入外来资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等打破低位循环局面。张家界市发展初期，采取“政府引导、企业运作、社区参与”的旅游产业自发性经营模式，借举办“飞跃天门山”等营销活动极大地提高了知名度，以此打破了低水平发展局面。②高系统共生驱动型。以预防系统失衡、维持高位均衡状态为主，在提升旅游品质和服务水平的同时，加大对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的投入。同时，通过引进高端旅游项目、开发特色旅游产品等方式，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双赢。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借助三生空间理论构建旅游市场、民生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的理论框架，运用综合评价模型、当量因子评估法和力学平衡模型对张家界市旅游市场、民生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分异特征进行诊断，并对三者权衡协同关系特征与优化路径进行解析。主要结论如下：
①整体上看，1990、1995和2000—2022年张家界市“旅游市场—民生福祉—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度呈现出由低到高的稳步上升趋势。尽管在2005—2009和2009—2013年出现短暂波动，但整体呈现良性发展态势。空间分布上，权衡协同度呈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均衡发展”的分布特征。
②张家界市权衡协同类型经历了由低协同向多功能共生型的演化过程。具体表现为单核驱动型、双功能联合型和多功能共生型的递进式发展路径，其中永定区呈现出低协同与权衡状态的反复转换并趋近不均衡协同/高协同，武陵源区逐步从低协同向高协同转变，而慈利县与桑植县则主要处于低协同或权衡状态，变化程度较大且特征不明显。
③依据不同类型的权衡状态所表现具体特征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其中，单核驱动型应强化旅游产品创新、民生福祉提升和生态保护协同，进一步平衡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双功能联合型应推进资源整合与机制优化，促进产业联动和可持续发展；而多功能共生型则应通过高端项目和特色产品实现系统高水平协同，既保障生态效益又提升民生与经济水平。

5.2 讨论

本文通过对张家界市旅游市场、民生福祉和生态系统服务以及总体综合权衡协同度进行分析，发现整体三者权衡协同程度不断上升，但空间异质性显著，各区县发展仍存不均，应因时因地施策。具体而言：①永定区（资源相对丰富与综合协调推进型）。以推动各系统协同发展为主，应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协同、居民参与的协同合作，推动在生态保护与旅游业之间平衡发展，实现旅游市场与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②武陵源区（高水平均衡与生态优先型）。以监管和维护为主，应在整体建立监管机制的基础上，设立“市场—民生—生态”自我管理机制，预防高水平均衡状态被打破。同时，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强其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协同发展，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从而增进民生福祉。③慈利县与桑植县（发展落后与资源相对欠缺型）。应重点关注在发展后期的权衡协同类型变化，通过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政策倾斜，帮助此类地区改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水平，吸引更多投资和游客，推动区域整体发展水平提升。
总体来看，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为典型旅游城市推动市场、生态、民生协同发展提供了科学参考，为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提供了重要支撑，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共同富裕战略提供了旅游地的案例参考，但仍有待改进之处：①研究区域为县域层面，缺乏与微观单元的联系，未来可针对具体村落、著名旅游区进行精细化微观研究；②因统计数据受限，旅游市场维度划分有待优化，未来可对其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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