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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5 , Vol. 45 >Issue 4: 67 - 7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4.007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Rural System Urbanization Resilience in Chongqing at the County Level

  • LI Shiyu , 1 ,
  • DONG Wenzhuo 1 ,
  • SU Weici , 1, 2, ※ ,
  • LIU Dongyue 1 ,
  • CHEN Yuanhao 3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
  • 2. Guizhou Institute of Mountain Resources，Guiyang 550001，Guizhou，China
  • 3.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1155，Hai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4-10

  Revised date: 2024-06-15

  Online published: 2025-06-24

Fold

Abstract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capacity of the rural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urbanization is the inevitable path for China'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Taking 29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Chongqing (except nine districts of the main city) as research areas and based on the r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ata in 2006，2011，2016 and 2021，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system urbanization by the means of the fuzzy matter-element model.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1)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e study area conforms to th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shaped curve of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Ray. M. Northam，it presen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pid-，medium- and slow- speed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middle and late stages respectively. The phenomenon of counter-urbanization has emerged in Jiangjin District and Hechuan District. 2) The change rate and direction of rural system vary significantly，some counties' rural system decline in different stages. 3)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urbanization resilience in each county shows a trend of time concentration in the quadrant chart，and there is an un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4) There ar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cold and hot spots in counties. The hot-spot area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of Chongqing in the early stage，and the cold-spot areas are located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s. Hot-spot areas begin to shift to the metropolitan areas in the late stage，the area of hot spots keeps decreasing and the area of cold spots keeps increasing，and the most significant cold- and hot-spot areas appear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s.

Key words： urbanization; rural system; resilience; fuzzy matter-element mode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rban agglomeration; Chongqing

Cite this article

LI Shiyu , DONG Wenzhuo , SU Weici , LIU Dongyue , CHEN Yuanhao .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Rural System Urbanization Resilience in Chongqing at the County Level[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4) : 67 -7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4.0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不仅带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区域格局的巨大变化，也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1]。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乡村系统不断产生冲击，乡村在城镇化发展中持续“失血”[2]，变得更加脆弱，乡村人口、村庄和产业空心化问题以及耕地撂荒问题等日渐突出。截至2023年，我国乡村人口总数为4.77亿人，占总人口的33.80%，相较2013年下降了12.47个百分点 ① 。乡村人口的大规模、快速减少导致的乡村劳动力缺失、农业效益低下、市场萎缩，公共服务短缺等问题日益显现，严重制约了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亟需重视乡村振兴[3]。乡村系统在面临自然灾害、经济波动、人口流失等多种外部扰动时，其发展进程呈现出显著的脆弱性特征。传统的外部干预模式往往局限于单一维度的补偿性投入，难以弥补复杂干扰带来的损失。而基于韧性理论，整合多维韧性协同机制，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新思路。
韧性由1973年加拿大生态学家Holling提出，最初是一个物理概念，他认为“韧性”是系统吸收干扰，经历变化并保持相同的基本功能、结构、身份和反馈的能力[4]。后来，“韧性”概念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社会科学和许多其他学科中，并成为理解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工具[5]。近年来乡村韧性的研究逐渐兴起。Heijman[6]等指出乡村韧性是乡村地区在保持生活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通过乡村系统内部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响应与协调，吸收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Scott[7]和Tasan-Kok等[8]认为乡村作为一个系统是可以自我修复的，韧性乡村拥有适应能力、快速恢复能力来应对外界干扰，从而保持正常状态；刘彦随等[9]、吴传钧[10]、Hoggart等[11]认为乡村韧性是乡村系统的基础属性，强调乡村通过经济、社会、生态等内核子系统的调整与适应，最大限度吸收扰动冲击而保持自身功能稳定与发展水平不变的能力，从而避免了系统运转不稳甚至瓦解。因此，乡村韧性也就是乡村系统受到外界冲击后，仍能保持自身原本的长期稳定发展状态的能力，其长期性、稳定性和发展性是关键。乡村韧性理论指出韧性决定着乡村系统与外界环境系统交互作用的方式及结果，包括乡村应对扰动冲击的抵御能力、适应能力以及实现全新发展的转型能力，三方面能力呈递进关系[5]。Epps[12]和Troughton[13]认为乡村系统的稳定性取决于经济、人口、社会网络、空间因素、农业、文化、土地利用、生态和政府政策等多个方面可持续性，这进一步证明了Bryant[14]等的结论，即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单一”的模式。当前，国内外对于乡村韧性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乡村韧性理论、发生机制，某个地区的乡村经济、社会、文化韧性以及其空间分布等，研究重点也仅聚焦乡村系统本身，而忽略了外界因素，忽略了韧性本身是系统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因而，研究乡村系统对特定冲突或压力的韧性[15]，是非常必要的。
乡村城镇化韧性是乡村系统对城镇化冲击所表现出的韧性。本文将城镇化过程看作是外界对乡村系统的干扰，将其附带的乡村人口流失、人口老龄化、市场波动、产业转型等看作是对乡村系统的冲击，研究系统遇到特定冲击时，保持其本身长期稳定发展的能力，期望可以加强乡村韧性建设，在守住“乡愁”特色背景下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为乡村脱贫成果巩固拓展和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重庆具有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首个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我国首批19个城乡融合发展片区之一，城镇化对乡村系统的影响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基于区县尺度，以重庆市“一区两群”29个区县（中心城区的9个区除外）为研究样本，将乡村系统看做由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共同构成的巨系统，而城镇化及其引起的人口流失、老龄化、市场波动、产业转型等则是对乡村系统的外部冲击，引用杜梦冰等[19]的城市扩张韧性模型并加以修改，构建乡村系统对城镇化的韧性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测算和研究乡村系统在城镇化冲击下的变化及适应能力，对于科学制定我国山区城镇化战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重庆市面积为8.24×104km2，下辖38个区县，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和大库区于一体。2014年，重庆市规划局提出构建“一区两群”城镇空间格局，其中“一区”指大都市区（包括中心城区9个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涪陵区、长寿区、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南川区、綦江区、大足区、铜梁区、璧山区、潼南县、荣昌区），“两群”指渝东北城镇群（包括万州区、梁平区、城口县、丰都县、垫江县、忠县、开州、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渝东南城镇群（包括黔江区、武隆区、石柱县、秀山县、酉阳县、彭水县）。截至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约为3212.34万人，平均城镇化率为70.96%，其中中心城区的渝中区、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六区的城镇化率达到或接近100%，渝北区和北碚区在90%，最低的巴南区城镇化率也达85%。由于城镇化发展早，城镇化率高，导致许多乡村数据缺失或与其他区县相差甚远，为保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在研究城镇化对乡村系统冲击时只考虑除这9个区之外的其他29个区县（大都市区不包含这9个区，下同）。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心城区城镇化对其他区县的乡村系统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本文在分析城镇化变化速度时将对此有所讨论。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6（城乡统筹配套改革开始前一年）、2011、2016和2021年（分别为“十二五”“十三五”和“十四五”时期的起始年）为研究年份，主要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重庆市各区县统计年鉴以及重庆市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个别缺失数据以线性加权移动平均法进行补齐。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2.1 乡村城镇化韧性的理论模型

本文借鉴杜梦冰等的城市扩张韧性模型[16]，并加以修改，形成了乡村系统城镇化韧性理论模型（图1）。
图1 乡村系统城镇化韧性的理论模型

Fig.1 Theoretical model of rural system urbanization resilience

2.1.1 城镇化、乡村韧性与乡村城镇化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

城镇化发展过程冲击（影响）乡村系统，乡村系统中的社会、经济、环境三维子系统适应（应变）能力决定了乡村系统城镇化的可持续性。
基于要素—结构—功能视角，将乡村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环境3个子系统，3个子系统综合作用，形成乡村系统，则乡村系统可持续性可表示为：
S S = S E C ⋃ S S O ⋃ S E N
式中： S S为乡村系统可持续性； S E C、 S S O、 S E N分别是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
韧性作为描述可持续性的一种度量，因此乡村系统城镇化的可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在乡村系统对城镇化的适应性和恢复力的表现，即：
S i = S i ( R L )
式中： S i为乡村系统i的可持续性； S i ( R L )为乡村系统i城镇化的韧性。
因此，式（1）可表示为：
S S = S E C ( R L ) ⋃ S S O ( R L ) ⋃ S E N ( R L )
式中： S E C ( R L )、 S S O ( R L )、 S E N ( R L )分别为乡村系统城镇化的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和环境韧性。
本文将乡村系统看作一个由社会、经济和环境子系统共同构成的巨系统，而城镇化则是对乡村系统的外部干扰，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失、人口老龄化、市场波动、产业转型、环境污染等问题对乡村系统构成冲击。因此，首先根据乡村系统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系统成分建立指标体系，对乡村系统状态进行评价；然后研究城镇化对乡村系统进行干扰（冲击）时，乡村系统对外部冲击的适应性和恢复力，即乡村系统城镇化韧性，并探讨研究区各县域的城镇化可持续情况，为制定科学的城镇化对策，促进城乡融合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2.2 研究步骤

通过对城镇化变化速度（Vu）和乡村系统变化速度（Vρ）的测算得出乡村系统城镇化的韧性，并评估研究区内各县域乡村城镇化发展是否可持续。

2.3 乡村系统状态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对乡村系统及韧性的理解并参考已有研究成果[17-19.20-22]，在数据可得性的原则上从社会、经济和环境3个维度构建县域乡村系统状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各指标权重由熵权法计算所得。其中，社会子系统主要由人口、教育、医疗、交通等组成；经济子系统主要由人均收入（支出）、非农产业占比、产业多样化等组成；环境子系统由人均水资源、森林覆盖率、农用化肥施用强度等组成。
表1 县域乡村系统状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system state at the county level and its explanation

系统层 目标层 指标层 指标含义 指标属性
乡村系统状态 社会 人口自然增长率（‰） 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之差占同期平均总人口数比重 +
老年人口比例（%）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 -
乡村从业人员（万人） 乡村从业人员数 +
受教育程度（%） 农村居民高中以上学历（含高中）占总人口比例 +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 -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m2/人）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
卫生院密度（个/km2） 卫生院个数/区域面积 +
等级以上公路占比（%） 等级公路里程/公路总里程 +
经济 人均GDP（元/人) 地区GDP与地区总人数之比 +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人均消费支出（元/人）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产业结构多样化 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产值之比 +
非农产业产值占比（%） 二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 -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t/hm2） 粮食总产量/粮食播种面积 +
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元/人）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乡村总人数 +
环境 人均水资源量（m3/人） 水资源量/地区总人数 +
森林覆盖率（%） 森林面积占地区总面积之比 +
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hm2） 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乡村总人数 -
农用化肥施用强度（t/103hm2） 农用化肥施用量/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
农药施用强度（t/103hm2） 农药施用量/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

2.4 城镇化率变化速度的测度

城镇化变化速度的计算公式为：
V u = U i + n - U i U i · 1 n
式中：Vu为城镇化变化速度； U i + n和 U i分别表示i+n和i时期的城镇化率；n为计算周期间隔（单位：年）。

2.5 乡村系统变化的测度

2.5.1 熵权法

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2.5.2 模糊物元模型

乡村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评价过程涉及诸多指标，而且指标间可能存在不相容的问题。模糊物元模型是以物元分析为基础，结合模糊集合和欧式贴近度等方法，对模糊系统进行评价判断[23-25]，比较适合乡村系统的评判，故本文采用模糊物元模型对乡村系统进行评价。

2.6 乡村城镇化韧性

e ρ u = V ρ V u = ρ h i + n - ρ h i ρ h i U i + n - U i U i
式中： e ρ u是乡村系统城镇化韧性； V ρ为乡村系统变化速度； V u为城镇化变化速度。

2.7 乡村系统变化速度与城镇化变化速度的关系

由于城镇化和乡村系统演化过程的多样化，乡村系统对城镇化的韧性随V值的改变而改变，可以概括为4个象限和8种类型（图2）。
图2 乡村系统韧性的4个象限和8种类型

Fig.2 Four quadrants and eight types of rural system resilience

在象限（Ⅰ）中，Vρ和Vu都为正值，为可持续的城镇化，具体又分2种类型：（Ⅰ-Ⅰ），1<eρu，此类型代表乡村系统的变化速度超过城镇化变化速度；（Ⅰ-Ⅱ），0<eρu<1，此类型代表乡村系统的变化速度小于城镇化变化速度。
在象限（Ⅱ）中，Vρ为正值，Vu为负值，为可持续的城镇化，具体又分2种类型：（Ⅱ-Ⅰ），eρu<-1，此类型代表乡村系统的变化速度超过城镇化变化速度的绝对值；（Ⅱ-Ⅱ），-1<eρu<0，此类型代表城镇化变化速度的绝对值大于乡村系统的变化速度。
在象限（Ⅲ）中，Vρ和Vu都为负值，为不可持续的城镇化，具体又分2种类型：（Ⅲ-Ⅰ），0<eρu<1，此类型代表城镇化变化速度的绝对值大于乡村系统变化速度的绝对值；（Ⅲ-Ⅱ）：1<eρu，此类型代表乡村系统变化速度的绝对值超过城镇化变化速度绝对值。
在象限（Ⅳ）中，Vρ为负值，Vu为正值，为不可持续的城镇化，具体又分2种类型：（Ⅳ-Ⅰ），eρu<-1，此类型代表乡村系统变化速度的绝对值超过城镇化变化速度，此类情况为最不利的情况；（Ⅳ-Ⅱ），-1<eρu<0，此类型代表乡村系统变化速度的绝对值小于城镇化变化速度的。

3 结果与分析

将研究时段划分为T1（2006—2011年）、T2（2011—2016年）和T3（2016—2021年）3个时段，分别测算出3个时段的城镇化变化速度（Vu）、乡村系统变化速度（Vρ）和乡村城镇化韧性（eρu）。

3.1 城镇化变化速度分析

从城镇化的变化速度（Vu）看（表2），研究区的城镇化整体呈现为初期高速增长，中期中速增长，后期发展放缓。T1时段Vu平均值为0.071，速度较快，主要是由于该时期处于城镇化发展初期，各县域发展空间都较大，故速度较T2、T3时段更快。T2时段Vu平均值为0.040，较T1时段略有下降，呈中速增长，主要原因是经过T1时段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来到了相对平稳的状态；同时，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部署，新型城镇化受到重视，高质量城镇化开始代替高速度城镇化。T3时段各县域平均值为0.038，29个县域中有21个县域Vu下降，主要原因是该时段大部分县域的城镇化率处于50%~70%之间，符合诺瑟姆提出的城镇化S形曲线[23]，即城镇化率30%~50%属于加速时期，50%~70%属于城镇化减速时期；加上受新冠疫情影响，城镇化速度降低；而江津区与合川区的Vu为负值，即相较2016年，这两个区2021的城镇化速度下降，出现逆城镇化的现象；除疫情影响外，这两个区乡村产业结构较优，就业机会较多，因此在某时段内，城镇化率不升反降。同时，重庆市各县域的城镇化发展情况又存在一定差异：①石柱、秀山、巫山、巫溪、城口等县域远离重庆市中心城区，当时又都处于武陵山区和秦巴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区，地势起伏大，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城镇化水平较低，发展空间和潜力较大，故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②永川、合川、涪陵等靠近重庆中心城区的县域以及渝东北中心城市万州等县域在研究时段的初期就具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发展空间较小，故城镇化发展速度较慢。
表2 研究区3个时段的城镇化变化速度

Tab.2 Urbanization change rate of the study area in three stages

时段 大都市区 渝东北城镇群
涪陵 长寿 江津 合川 永川 南川 綦江 大足 铜梁 璧山 潼南 荣昌 万州 梁平 城口
T1（2006—2011） 0.029 0.044 0.023 0.039 0.026 0.038 0.091 0.095 0.065 0.063 0.123 0.057 0.039 0.050 0.108
T2（2011—2016） 0.027 0.030 0.034 0.033 0.031 0.033 0.040 0.043 0.043 0.041 0.047 0.049 0.025 0.041 0.048
T3（2016—2021） 0.022 0.023 -0.013 -0.004 0.013 0.015 0.030 0.022 0.037 0.065 0.036 0.030 0.018 0.037 0.050
时段 渝东北城镇群 渝东南城镇群 平均值
丰都 垫江 忠县 开州 云阳 奉节 巫山 巫溪 黔江 武隆 石柱 秀山 酉阳 彭水
T1（2006—2011） 0.082 0.057 0.066 0.061 0.066 0.068 0.079 0.113 0.084 0.055 0.141 0.108 0.094 0.089 0.071
T2（2011—2016） 0.041 0.044 0.042 0.039 0.041 0.041 0.043 0.051 0.028 0.039 0.042 0.046 0.054 0.052 0.040
T3（2016—2021） 0.032 0.033 0.040 0.031 0.065 0.050 0.033 0.042 0.054 0.046 0.088 0.043 0.070 0.096 0.038
值得注意的是，在重庆市传统的主城六区（渝中、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和南岸）中，除渝中区城镇化率一直是100%外，T1时段其他5个区的城镇化率都在下降（表3）。主要原因是中心城区发展较早，到2006年城镇化率就已经达到了100%，过早的城镇化模式因为规划起点低，城市功能和人居环境考虑不够，导致城市拥挤、交通堵塞、人居环境质量较差等，因此中心城区居民开始向外迁移。而T2、T3时段各区城镇化率稳定增加，说明一直有周边地区或乡村人口向中心城区迁移。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向文明发展的方式，城乡迁移是人们寻求改变生活方式和改善生计的必然过程[26]。然而，随着中心城区居住环境和就业机会的改善，导致了周边农村人才流失、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转移、市场波动等问题。因此，中心城区城镇化的虹吸效应对于周边县域的乡村系统也是一种冲击。
表3 重庆市中心城区2006、2011、2016和2021年的城镇化率

Tab.3 Urbanization rate in central urban areas of Chongqing in 2006，2011，2016 and 2021

年份 渝中 大渡口 江北 沙坪坝 九龙坡 南岸 北碚 渝北 巴南
2006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67.20 61.40 64.90
2011 100.00 93.64 93.57 91.98 89.09 90.84 75.66 74.96 73.30
2016 100.00 97.31 97.18 94.77 92.45 94.61 81.95 83.89 78.92
2021 100.00 97.78 99.29 97.00 94.03 96.90 87.29 89.70 83.90

3.2 乡村系统变化速度分析

从乡村系统的变化速度（Vρ）看（表4），T1时段有7个县域的Vρ为正值，表明该时段仅有7个县域乡村系统为正向发展，平均值为-0.009，发展缓慢，而同时，有22个县域乡村系统出现负向变化，主要原因T1时段处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后，金融危机的发生对农业，农村经济均有较大影响。一方面，由于出口需求缩减，相关企业经营不景气导致农民工大量失业，重庆作为劳务输出大省，返乡农民工众多。据统计，返乡农民工中90%选择继续外出打工，其中46.9%的农民工选择在重庆市内务工；另外在35.90万返乡后未外出务工的人中，只有11.60万人愿意继续务农[21]。另一方面，各级财政收入因金融危机影响而增幅减缓，涉农的财政支出也会受到较大影响。2006年重庆市财政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指数为134.70（上年=100），2011年的农林水事务指数为123.50（上年=100），涉农财政支出涨幅减小将直接影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物品的供给。因此，T1时段研究区乡村系统发展缓慢，大部分县域出现负向变T2化。T2时段有27个县域为正值，Vρ平均值为0.021，这表明T2时段乡村系统正向发展的县域变多，整体发展的速度也有所提升，只有黔江和璧山2个县域为负值，主要原因各不相同。其中黔江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等级以上公路占比等多项正向指标下降，同时农用化肥和农药施用强度等负向指标增加，导致黔江区Vρ呈现负值。而璧山区作为重庆主城的“西大门”，与主城沙坪坝区仅一山之隔，距离主城中心区域仅37 km，城区地铁（轻轨）连通璧山区与主城区（沙坪坝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重庆市工业发展的重点区域，并于2015年成立了璧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璧山高新区），成为全市第二个国家级高新区。相关统计数据表明，璧山区第二产业增加值从2011年的136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301.50亿元，表明该时段璧山区的工业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璧山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慢，单一的产业结构限制了该地区的发展潜力和可持续性，第一产业发展停滞不前，第三产业中的农旅、农产品加工、保鲜等多方面发展受阻，是璧山区T2时段为Vρ 负值的主要原因。T3时段Vρ数值整体大幅度减小，平均值为-0.006，其中19个县域为负向发展，10个县域正向发展。主要原因是该时段各县域产业结构多样化水平均有所降低，各县域乡村从业人员也普遍都有所减少；同时，各县域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降低，2016年仅有潼南和武隆2个县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数，至2021年，有24个县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小于或等于0。值得注意的是，在T2时段中乡村系统负向发展的璧山区和黔江区经过调整后，在T3时段都呈现正向发展。璧山区在继续“工业强区”优势的同时，颁布交通运输业优惠政策、产业扶持与激励政策以及税收优惠政策等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同时，近年来璧山区实施的“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工程也全力推动了璧山区农业现代化发展。
表4 研究区3个时段的乡村系统变化速度

Tab.4 Change rate of rural system in three stages in the study area

时段 大都市区 渝东北城镇群
涪陵 长寿 江津 合川 永川 南川 綦江 大足 铜梁 璧山 潼南 荣昌 万州 梁平 城口
T1（2006—2011） 0.028 -0.024 -0.040 -0.032 -0.004 -0.004 -0.018 -0.016 -0.019 0.007 -0.005 -0.014 0.037 -0.019 0.011
T2（2011—2016） 0.011 0.022 0.050 0.012 0.007 0.002 0.032 0.021 0.009 -0.004 0.015 0.007 0.002 0.025 0.001
T3（2016—2021） -0.018 -0.019 -0.056 -0.014 -0.027 -0.008 -0.013 -0.009 -0.016 0.012 -0.020 -0.026 -0.009 -0.027 0.045
时段 渝东北城镇群 渝东南城镇群 平均值
丰都 垫江 忠县 开州 云阳 奉节 巫山 巫溪 黔江 武隆 石柱 秀山 酉阳 彭水
T1（2006—2011） -0.030 -0.022 -0.019 -0.004 -0.031 0.029 0.007 -0.013 -0.008 -0.008 -0.032 -0.011 0.006 -0.004 -0.009
T2（2011—2016） 0.039 0.023 0.038 0.027 0.028 0.040 0.031 0.011 -0.001 0.002 0.008 0.079 0.038 0.037 0.021
T3（2016—2021） 0.006 0.006 -0.006 -0.010 0.036 0.000 0.006 -0.004 0.015 0.006 0.016 -0.010 -0.001 -0.028 -0.006

3.3 乡村系统城镇化韧性分析

从乡村城镇化韧性（eρu ）看（表5），T1时段整体城镇化韧性偏低，29个县域中有22个为负值，其中大都市区的韧性相对更低。大都市区的县域靠近重庆中心城区，虽然在研究早期就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但其非农产业产值占比过高，平均占比高达83%，非农产业的过度发展对于乡村系统本身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导致资源配置不均衡，大量资源资金流向非农产业；另一方面会引起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大量农民工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乡村社会的职业结构、家庭结构等可能发生变化，更会带来一系列负向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同时，该时段大都市区的人均水资源、农用化肥和农药施用强度、森林覆盖率等环境指标都与渝东北、渝东南城镇群相差甚远，说明大都市区的县域在高度城镇化和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忽视了环境问题，并未考虑城镇化发展和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T2时段是发展的中期，整体城镇化韧性快速上升，由T1时段的22个负值变为2个负值。渝东北和渝东南县域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脱贫攻坚等政策的逐步实施，韧性稳定上升，相较T1时段，渝东北城镇群的整体韧性增加迅速，平均韧性最大；渝东南发展相对均衡，各县域城镇化韧性都在上升，但个别城镇发展迅速，秀山县的韧性由T1时段的-0.098变为T2时段研究区最高值1.721。值得注意的是，大都市区的县域由T1时段的11个负值变为T2时段的1个负值，主要因为2011年，重庆市发布了《重庆市2011年环境保护工作要点》，明确了2011年作为“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开局之年和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决战年。2012年，新型城镇化受到重视，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重视城镇化的质量和可持续性。T3时段情况较为复杂，各县域韧性出现断崖式下降，其中17个为负值。主要原因是“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进入城镇化全面减速阶段，城镇化增速已经明显减缓[18]，同时，T3时段各县域乡村从业人员、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关键指标均有明显下降，导致乡村系统变化速度下降，从而影响韧性。
表5 研究区3个时段的乡村系统城镇化韧性

Tab.5 Rural system urbanization resilience in three stages in the study area

时段 大都市区 渝东北城镇群
涪陵 长寿 江津 合川 永川 南川 綦江 大足 铜梁 璧山 潼南 荣昌 万州 梁平 城口
T1（2006—2011） 0.973 -0.550 -1.744 -0.841 -0.137 -0.115 -0.196 -0.168 -0.286 0.106 -0.042 -0.247 0.966 -0.371 0.106
T2（2011—2016） 0.400 0.739 1.465 0.380 0.241 0.052 0.800 0.492 0.215 -0.099 0.325 0.137 0.090 0.616 0.017
T3（2016—2021） -0.810 -0.803 4.254 3.873 -2.034 -0.500 -0.445 -0.407 -0.442 0.187 -0.546 -0.853 -0.500 -0.721 0.897
时段 渝东北城镇群 渝东南城镇群 平均值
丰都 垫江 忠县 开州 云阳 奉节 巫山 巫溪 黔江 武隆 石柱 秀山 酉阳 彭水
T1（2006—2011） -0.363 -0.392 -0.287 -0.061 -0.463 0.422 0.084 -0.115 -0.096 -0.145 -0.229 -0.098 0.058 -0.050 -0.148
T2（2011—2016） 0.955 0.524 0.904 0.683 0.686 0.968 0.723 0.218 -0.038 0.049 0.179 1.721 0.706 0.710 0.512
T3（2016—2021） 0.179 0.174 -0.146 -0.338 0.555 0.002 0.176 -0.102 0.282 0.133 0.179 -0.225 -0.015 -0.290 0.059
因各分时段弹性变化较大，将各时段研究区城镇化变化速度（Vu）与乡村系统状态变化速度（Vρ）放入坐标系中分析（图3）。
图3 T1时段的研究区乡村系统城镇化韧性类型分布

Fig.3 Type distribution of rural system urbanization resilience in the study area in the early stage

T1时段研究区乡村城镇化弹性整体分布于Ⅰ、Ⅱ象限。该时段研究区大部分县域都属于（Ⅰ-Ⅱ）和（Ⅳ-Ⅱ）类型，并整体无规律地散布于（Ⅰ-Ⅱ）和（Ⅳ-Ⅱ）类型中。其中，（Ⅰ-Ⅱ）类型，1<eρu，Vρ和Vu都为正值，包含万州、涪陵和酉阳等7个县域，这些县域的乡村系统状态变化速度小于城镇化变化速度，乡村系统能够高度适应城镇化带来的变化，具有相对较高的韧性以保持系统稳定。永川、武隆、垫江和秀山等21个县域属于（Ⅳ-Ⅱ）类型，-1<eρu<0，Vρ为负值，Vu为正值，为不可持续的城镇化。但这几个县域乡村系统的阻力较大，因此可以通过调整城镇化政策，提高城镇化质量，全面发展新型城镇化来改善情况。江津区属于（Ⅳ-Ⅰ）类型，eρu<-1，Vρ为负值，Vu为正值，此类型情况为最不利的情况，因为城镇化的发展是以牺牲乡村系统为代价而进行。因此，T1时段研究区7个县域为可持续城镇化，22个县域为不可持续城镇化，其中21个县域弹性较大，1个县域弹性较小。
由图4（左）可知，T2时段研究区乡村城镇化韧性主要分布于第Ⅰ象限，大部分县域都在该时段呈现可持续的城镇化。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正式发布，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这一时段，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决策和政策逐步实施，因此T1时段待调整的22个县域中，合川、梁平、开州、巫溪、石柱等21个县域通过调整城镇化政策，改善为可持续的城镇化，黔江区作为唯一一个没有改善为可持续城镇化的县域，乡村系统变化速度也接近正值，说明T2时段的各项政策效果显著。江津、秀山等2个县域属于（Ⅰ-Ⅰ）类型，乡村系统对城镇化敏感度较高，发展迅速。垫江、石柱、大足、巫山、巫溪等25个县域属于（Ⅰ-Ⅱ）类型，乡村系统能够高度适应城镇化带来的变化，具有相对较高的韧性以保持系统稳定。黔江、璧山属于（Ⅳ-Ⅱ）类型，为不可持续城镇化，但乡村系统阻力较大，可优化系统内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进行改善。因此T2时段相较T1时段发展迅速，研究区内27个县域为可持续城镇化，2个县域为不可持续城镇化。
图4 T2（左）和T3（右）时段的研究区乡村系统城镇化韧性类型分布

Fig.4 Type distribution of rural system urbanization resilience in the middle (left) and late (right) stages

由图4（右）可知，T3时段的研究区乡村城镇化韧性较为复杂，但相较T2时段，总体均有下降。第Ⅰ、Ⅲ和Ⅳ象限韧性类型分布增至4个：（Ⅰ-Ⅱ）（Ⅲ-Ⅱ）（Ⅳ-Ⅰ）和（Ⅳ-Ⅱ）。相较T1、T2时段，T3时段的分布出现了第Ⅲ象限，分别是合川区和江津区。第Ⅲ象限与第Ⅰ、Ⅳ象限不同的是，Vu出现了负值，即Vρ和Vu都为负值，为不可持续的城镇化。于是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即合川区和江津区的城镇化情况和乡村系统状态都处于负向发展的情况，呈现乡村衰落的形态，但由于Vρ和Vu都为负值，韧性却很大。说明合川和江津两个负向发展的乡村系统由于韧性很大，受外部干扰（冲击）后的影响较小，负向发展的状态同样稳定，难以改变，这种情况更加危急。换句话说，衰落甚至消失的传统农村社区，无法对外部变化做出适应性和创新性的反应[27]。以江津为例，一方面，疫情的暴发使得江津区城镇化水平骤然下降，江津区疫情暴发前城镇化率稳定上升，2019年达到峰值69.76%，2020年下降至60.16%，至2021年回到61.16%，未超过峰值。另一方面，根据相关统计年鉴，2021年江津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99%，排名重庆29个县域中的倒数第一；老年人口比例高达24.43%，排名为研究区中的第二；农村恩格尔系数为39.20%，倒数第三，属于典型的“老龄型”乡村系统，呈负向变化状态，出现典型的衰落现象，并且由于该区韧性高，负向发展的状态一时难以改变。。因此，江津区急需调整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改善人口老龄化情况。大足、綦江、铜梁、潼南、涪陵等16个县域由（Ⅰ-Ⅱ）变为（Ⅳ-Ⅱ），-1<eρu<0，虽不可持续，但系统阻力较大，较易改善情况，永川更是由（Ⅰ-Ⅱ）下跌到了（Ⅳ-Ⅰ）区域。主要原因是T3时段包括重庆在内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城镇化全面减速阶段。总体来说T3时段乡村城镇化发展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的现象，10个县域为乡村系统城镇化可持续性较好，19个县域乡村系统城镇化可持续性较差。

3.4 重庆市乡村系统城镇化韧性冷热点分析

由图5可知，研究区前期热点区集中在渝东北及渝东南地区，且热点区面积较大，冷点区集中在大都市区，面积较小；后期热点区开始向大都市区转移，热点区面积不断减小，冷点区面积不断增加，极显著冷热点区都出现在大都市区。
图5 3个时段研究区乡村系统城镇化韧性冷热点格局演化

Fig.5 Evolution of hot- and cold-spot pattern of rural system urbanization resilience in three stages

具体来看，T1（2006—2011年）时段城镇化韧性热点区聚集在渝东北及渝东南地区，占比达全区面积的65.23%；冷点区位于大都市区西南部，分布集中，占比约为23.04%，城镇化韧性热点区域大于冷点区域，显著冷热点区域占比相对较大，表明该时段总体韧性较高，乡村系统较为稳定，不容易被外界冲击影响。T2（2011—2016年）时段热点区主要集中于渝东北、渝东南及大都市区南部部分地区，占比约为58.78%，较T1时段面积小幅下降；冷点区主要集中于大都市区西部、东南部以及渝东北城镇群的北部。同时，渝东南地区的东北部也出现冷点，占比为25.06%，较T1时段面积小幅增加。对比T1时段来看，T2时段冷热点区域占比均小幅变动，分布改变不大，表明这个时段研究区内各县域城镇化韧性相对稳定。T3（2016—2021年）时段情况相对复杂，城镇化韧性热点区明显减少，面积占比为37.81%，热点区位于大都市区和渝东北，渝东南零散分布。值得注意的是，极显著热点区位于大都市区的合川、江津，合川与江津在T3时段的城镇化情况和乡村系统状态都呈负向发展，但其韧性却是整个研究区的极显著热点，再次说明这2个县域的负向发展状态十分坚固，且难以改变，急需调整内部功能和结构。冷点区主要分布于大都市区，明显增大，面积占比约38.86%，超过热点区面积，表明该阶段研究区整体韧性减小。该时段唯一的极显著冷点区位于永川，韧性相对较小，系统状态更容易改变。永川区承接中心城区现代制造业的转移，成为重庆市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拥有国家高新区、综合保税区两个国家级平台；同时，永川区拥有多所大学，年轻人口较多，有利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十三五”期间，全区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31%，产业的多样性、人口的年轻化使得永川区产业和社会转型迅速。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06、2011、2016和2021年重庆29个县域的数据，运用熵权法、模糊物元模型等方法测算和分析了研究区乡村城镇化发展、乡村系统状态变化以及乡村系统城镇化韧性格局演变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①研究区城镇化变化速度符合Northam的城市化发展S型曲线特点[23]，呈现初期快速增长、中期中速增长、后期发展放缓甚至部分县域出现逆城镇化的现象。
②乡村系统的变化速度和方向差异很大，T1时段仅有7个县域乡村系统为正向发展，但速度缓慢，各县域乡村系统变化速度平均值为-0.009；T2时段正向发展的县域增加至27个，且变化速度平均值提升到0.021；T3时段乡村系统正向发展的县域又大幅下降到10个，且各县域发展速度平均值为-0.006，部分县域乡村系统出现衰退。
③各县域的乡村城镇化韧性分布呈现前期主要分布于Ⅰ、Ⅳ象限，后期增加了第Ⅲ象限。T1时段的研究区零散分布于第Ⅰ和第Ⅳ象限，7个县域为可持续城镇化，22个县域为不可持续城镇化；T2时段研究区韧性主要集中分布于第Ⅰ象限，少量分布在第Ⅳ象限，27个县域为可持续城镇化，2个县域为不可持续城镇化；T3时段情况复杂，系统韧性分布于第Ⅰ、Ⅲ、Ⅳ象限象限，其中第Ⅲ象限的合川和江津乡村系统韧性大，负向发展状态稳定，急需调整内部功能和结构。
④各县域的城镇化韧性冷热点分布主要表现为前期热点区集中在渝东北及渝东南地区，且热点区面积较大，冷点区集中在大都市区，面积较小；后期热点区开始向大都市区转移，热点区面积不断减小，冷点区面积不断增加，极显著冷热点区都出现在大都市区。
乡村城镇化是我国城乡发展的大趋势，但重庆区县案例研究结果表明乡村系统城镇化韧性波动较大，乡村系统稳定性较差，空心化等问题日趋严重，直接影响乡村系统城镇化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在我国已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背景下，促进乡村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坚决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有效保障，而提高乡村系统城镇化韧性是重要措施之一。因此，应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在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针对不同县域乡村城镇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在乡村城镇化过程兼顾“乡愁”和美丽乡村建设，要因地制宜，更加关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和人口、资源、技术、资金等要素的双向流动，通过城乡“两端”发力和城乡联动、防止单一的城镇化对乡村的“虹吸”作用掏空乡村，实现城乡“各美其美”和高质量协调发展。
囿于部分县域环境类统计数据，本文指标的选取可能会影响乡村环境子系统刻画的精度，后续研究应进一步完善评价指标体系、细化研究尺度（如乡镇尺度）和政策的影响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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