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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5 , Vol. 45 >Issue 4: 221 - 23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4.021

Original articl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China

  • FU Mengyu , 1 ,
  • CHI Renyong 1 ,
  • JIANG Tianying , 2, ※ ,
  • ZHANG Yiqin 1
Expand
  • 1. School of Management，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23，Zhejiang，China
  • 2.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Ningbo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ingbo 315175，Zhejia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6-15

  Revised date: 2025-02-05

  Online published: 2025-06-24

Fold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deconstruct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this study reveals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from 2012 to 2022, and identifies its key driving factors using the methods of "VHSD-EM" mode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d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It’s found that: 1)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xhibited a steady upward trend in 2012-2022,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showed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of "annual growth-relative slowdown-rapid rise-slight decline". 2)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had gone through a process from the verge of imbalance to the coordinat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old and hot spots generally showed a trend of southeast-northwest direction. 3) Regional differences were the main source of spatial differences in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showed a slight growth trend. 4) The key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were gradually expanding from early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new labor materials to new quality workers and new quality labor objects, and then to adaptive adjustment factor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coupling coordination;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al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ite this article

FU Mengyu , CHI Renyong , JIANG Tianying , ZHANG Yiqin .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4) : 221 -23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4.021

近年来，全球化进程减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价值链重构等层出不穷的国际事件和突发问题，对我国经济安全稳定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与挑战。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如何保持经济发展活力，增强经济韧性，成为保障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推动了量子信息、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颠覆性前沿技术突破，催生了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网络经济等新业态涌现。以新技术、新业态为主要内涵的新质生产力创造全新商业模式，培育与重塑发展新动能，对保障国内经济安全运行具有重要作用。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上强调，“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战略任务”。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存在深刻的内在关系，经济韧性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安全保障与需求引导，新质生产力为经济韧性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新质生产力动能不足的经济体难以有效应对经济失衡、内外失调等挑战。没有经济韧性的安全保障，新质生产力也难以实现持续提升。因此，在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以及内部新旧动能转化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好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的关系，实现二者良性互动、协同共进，对于构筑经济新增长极，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一是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经由量变积累而引发质态变化的新一代生产力[1]。基于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既有研究多从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等维度设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新质生产力[2-3]，考察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异[2]、收敛规律[4]与影响因素[5]，以及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能力、国家经济安全等[6-8]的影响效应。二是关于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已有研究多从省域[9-10]、城市[11-12]等空间尺度入手，计算核心变量敏感性指数[13]或构建综合评价体系[9,14]测度区域经济韧性水平。在测度评价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自相关[15]、泰尔指数[16]、空间计量[17]、耦合协调模型[18]等方法，分别探讨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10]、区域差异[13]和影响因素[11]以及经济韧性与新基建[10]、技术创新[19]、产业升级[20]的耦合协调关系。三是关于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新质生产力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单向影响。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能打破企业间信息壁垒，促进信息要素产生与扩散，减少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7,21]；能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企业形成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的共生系统[22]；还能强化市场竞争，带来显著知识与技术外溢，增强经济体的创新转型力，进而提升经济韧性[8,23]。
梳理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待完善和拓展：①当前单独研究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各自成效或探讨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韧性单向影响的文献居多，缺少对二者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②相关研究主要从经济学视角探究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的关系。从地理学视角，采用“格局—过程—机理”范式探究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与关键驱动因素的文献亟待丰富。③已有研究多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从外部视角识别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缺乏从内部视角探索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提升路径和关键驱动因素的文献。

1 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耦合协调机理

1.1 新质生产力对区域经济韧性作用机理

新质生产力是区域经济韧性提升的动力引擎（图1）。①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者为经济韧性提供人才支撑。一方面，新质劳动者是具有知识快速迭代能力与跨学科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能通过不断学习追踪和掌握前沿科技知识[21]，降低经济系统对单一技术的依赖，增强经济系统的技术多样性和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新质劳动者具备较强的调整适应能力，能依据社会生产实践动态更新自身知识与技能结构，有效匹配工作场景与行业需求，降低就业市场波动引致的系统性风险，提高经济系统风险抵御力[24]。此外，随着新质劳动者规模的扩大，其在区域内的交流合作可以促进知识与技术的流动扩散，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韧性。②新质劳动资料。随着劳动资料的迭代升级，经济主体对复杂生产流程的掌控能力增强。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和精确调节，经济主体可以提高生产过程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提升市场响应速度与风险预防能力[8,12]。此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质劳动资料的生产应用将打破传统实体经济的空间约束，增强信息传递、知识扩散与技术溢出的时效性[25]，以跨部门、跨区域的产业协同联动能够改善产业生态，提升经济韧性。③新质劳动对象。新材料、新能源等高附加值劳动对象的出现，将促进传统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从中低端向高端迈进[7]，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与此同时，劳动对象的高科技化拓展还会加速淘汰低端产业与落后产能，使产业结构逐步趋向高端化、合理化，有效降低经济的脆弱性[26]。除此之外，数据资源等非物质形态劳动对象广泛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将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与经济场景，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提升经济韧性。④优化组合提升。关键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与优化是增强经济环境适应性的重要途径。当外部环境变化时，实体要素的流通、重组与再配置会重构资源和产业的空间布局，为经济恢复正常运行提供更大回旋余地[27]。同时，实体要素间的紧密结合会形成高效的生产组织方式，推动社会分工与协作向更高层次发展，不断提升经济整体运转效能与系统性能，降低其面对冲击时的脆弱性[26]。
图1 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耦合协调机理框架

Fig.1 Coupling mechanism framework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1.2 区域经济韧性对新质生产力作用机理

区域经济韧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图1）。①风险抵御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经济安全保障。新质生产力作为以颠覆性创新为技术特征，多要素渗透融合为结构特征的新生事物，其发展面临新难题、新挑战与新风险[28]。具有强抗压性的经济系统将抚平宏观经济波动、最小化不确定性冲击引致的风险，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安全屏障。②适应调整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需求反馈。经济系统在面临外部风险冲击时，会暴露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行业的技术与人才短板[29]，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方向反馈。提升适应调整力将扩大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腾挪空间[13]，增强各行业领域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有助于新质生产力在对社会生产各环节广泛渗透的过程中不断释放其发展潜力。③创新转型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开拓新路径。经济系统在遭遇冲击后可能会以风险冲击为契机实现路径突破，进入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形成新发展态势[30]。强化创新转型力的经济系统有助于加速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重组与开发，提升经济结构层次，衍生出诸多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26]，进而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创新转型力—新质生产力”的良性动态互促过程。

2 研究设计

2.1 指标体系构建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31]。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依托于新质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等实体性要素；另一方面，实体性要素优化组合跃升能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参考已有研究成果[2,3,7]，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与优化组合跃升4个维度选取12个指标构建新质生产力衡量指标体系（表1）。
表1 区域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egion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its explanation

目标层 维度层 要素层 指标层 单位 属性
区域新质生产力 新质劳动者 员工数量 战略新兴和未来产业员工数量 人 +
教育结构 战略新兴和未来产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比 % +
技能结构 战略新兴和未来产业技术部门员工占比 % +
新质劳动资料 硬件设备 计算机、电子元器件与仪器设备进口额 万元 +
软件平台 平台运营和维护服务收入 万元 +
生产工具 工业机器人渗透度 台/万人 +
新质劳动对象 高端化 高端制造业占比 % +
绿色化 能源消耗量占GDP比重 t/万元 -
智能化 智能制造企业数量 个 +
优化组合跃升 市场发育 要素市场发育指数 / +
配置效率 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倒数 / +
生产效率 省域全要素生产率 / +
区域经济韧性 风险抵御力 经济基础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人 +
人口规模 人口增长率 ‰ +
居民生活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人 +
外贸依存 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 % -
适应调整力 经济增长 GDP增长率 % +
失业状况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物价水平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
消费能力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占GDP比重 % +
创新转型力 研发投入 科学技术支出占比 % +
专业人才 高等院校在校人数 人 +
技术创新 人均专利授权数量 件/人 +
产业升级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 +
基于韧性理论的研究成果[9,32,33]，将经济韧性定义为经济系统在面对外部冲击与扰动时，通过对内部要素结构、社会制度安排等进行适应性调整，不断巩固经济恢复成效并实现更高层次发展，包括抵御风险冲击、从风险冲击中调整恢复至原有经济增长轨迹以及重构区域经济结构形成新的增长路径等方面。因此，从风险抵御力、适应调整力与创新转型力3个维度选取12个指标构建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

2.2 研究方法

2.2.1 “VHSD-EM”模型

“VHSD-EM”模型是综合纵横向拉开档次法（VHSD模型）与信息熵确权法（EM模型）的一种评价方法。其中，信息熵确权法的指标权重确定可较好地反映各维度指标信息量大小，但其作为一种静态测度方法，在不同时点上的评价结果不具动态可比性；而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可以将时间因素融入指标权重确定过程中，最大化评价对象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差异。因此，本文通过将两种评价方法结合起来，构建“VHSD-EM”模型，试图对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进行更为准确与科学的评价。具体公式详见相关文献[34]。

2.2.2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由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构成，能反映两个及以上系统的耦合协调情况[33]。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水平。借鉴Pan等[35]的划分标准，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优质协调、良好协调、中级协调、初级协调、勉强协调、濒临失调、轻度失调、中度失调、严重失调与极度失调10个类型。

2.2.3 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探究新质生产力和区域经济韧性的空间关联程度，本文采用全局莫兰指数检验分析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耦合协调的空间集聚状态，并通过热点分析工具（ G e t i s   O r d   G i *指数）识别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耦合协调的空间冷热点特征。

2.2.4 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进一步考察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耦合协调的相对差异。

2.2.5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

fsQCA方法聚焦于前因条件之间的综合效应和组合效应，认为同一结果可能是由不同前因条件组合导致，能较好地处理多因素并发的复杂因果问题[36]。考虑到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是多种前因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采用fsQCA探测其影响致因。

2.3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份）数据为研究样本，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相关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以及EPS（https://www.epsnet.com.cn）与国泰安（https://data.csmar.com）数据库。个别缺失数据用趋势外推法与插值法补全。为方便后续分析，依据国家统计局标准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地区。

3 耦合协调的时序特征与区域差异

3.1 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的测度评价

本文采用“VHSD-EM”方法分别测算中国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并绘制其2012—2022年变化趋势图（图2）。整体来看，研究期内新质生产力呈现稳步上升态势，由2012年的0.176上升至2022年的0.268（图2a）。这表明随着我国深化经济与科技体制改革，疏通新质生产力发展堵点，培育新质生产力已初见成效。分地区来看，东中西三大地区新质生产力也均呈现逐年攀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上位于领先地位。可能原因是东部地区数字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迅速，对技能人才和研发资本等创新要素的吸引力要远大于其他地区。中部地区新质生产力稳步提升，这可能得益于其“承东启西”的地理优势与“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持。西部地区也保持了一定增长，但其增长幅度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西部地区要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图2 2012—2022年中国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变化趋势

Fig.2 Variation trend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China in 2012-2022

区域经济韧性从2012年的0.299上升至2022年的0.436，整体呈现“逐年增长—相对放缓—快速上升—略微下降”波动上升态势（图2b）。具体而言，2012—2015年经济韧性不断攀升，2015—2019年增长放缓，2019—2021年大幅跃升，2021—2022年短期下降。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经济系统遭受巨大冲击，导致经济韧性上升趋势放缓，并于2021年出现小幅下降；但整体而言，新冠疫情出现后，我国经济韧性整体上仍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经济持续恢复，与“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这一结论相符。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发展态势强劲，在研究时段内始终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而中部与西部地区经济韧性发展相对滞后，与东部地区经济韧性差距有一定程度的扩大。三大地区均受到了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但西部地区经济韧性受影响最大，这可能与西部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新动能发展不足等有关。

3.2 耦合协调的时序特征

本文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得出全国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地区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表2），并依据耦合协调分类原则，绘制耦合协调度类型比例关系图（图3）。
表2 2012—2022年中国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度测度结果

Tab.2 Measurement results of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in China in 2012-2022

地区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全国 0.470 0.476 0.487 0.505 0.511 0.521 0.526 0.529 0.541 0.563 0.573
东部 0.533 0.539 0.545 0.565 0.570 0.581 0.588 0.594 0.612 0.633 0.646
中部 0.457 0.460 0.473 0.490 0.495 0.508 0.510 0.512 0.527 0.551 0.561
西部 0.417 0.425 0.438 0.458 0.463 0.472 0.474 0.476 0.480 0.502 0.508
图3 2012—2022年中国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类型占比和关系变化

Fig.3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type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in China in2012-2022

由表2和图3可知，2012—2022年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不高，年均值仅为0.518，处于勉强协调阶段，我国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高质量协调发展还远未实现。从时序变化看，2012—2022年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攀升的良好发展态势，从2012年的0.470上升至2022年的0.573，说明我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持续上升，稳中求进基调卓有成效。依据协调等级，大致可以将研究时期分为两个阶段。①2012—2017年协调度由0.470增长至0.521，整体上升至勉强协调。该阶段轻度协调减少至消失，濒临失调占比大幅减少，勉强协调逐年增加并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的协调性有所好转。②2017—2022年耦合协调度进一步提升，由0.521增长至0.573，该阶段虽仍以勉强协调为主导，但初级协调逐年增加，中级与良好协调类型开始显现。随着人才强国、创新驱动、数字经济等战略的深入实施，经济系统发展新路径的能力大幅提升，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表现出较好的相适应性。
从三大地区看，东部地区由2012年的0.533上升至2022年的0.646，经历了由“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的演变；中西部地区分别从2012年的0.457、0.417上升至2022年的0.561、0.508，均经历了由“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的转变。由此可知，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表现出较好的相适应性；同时，中西部地区也度过了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的磨合期，初步进入协调阶段。

3.3 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特征

3.3.1 空间关联特征

考察期内中国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莫兰指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表3）。从变化趋势看，全局Moran's I值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类W”型波动特点。其中，2012—2015年全局Moran's I值逐步下降，由0.099下降至0.076，说明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程度减弱，呈现均衡化与离散化趋势；2015年全局Moran's I值不断上升，于2017年增长至0.081；2017—2019年全局Moran's I值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空间特征由集聚走向均衡；2019—2022年全局Moran's I值再次上升，集聚分布态势增强。
表3 中国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全局莫兰

Tab.3 Global Moran's I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in China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Moran's I 0.099 0.096 0.092 0.076 0.079 0.081 0.073 0.062 0.803 0.104 0.119
Z(I) 2.521 2.464 2.39 2.094 2.155 2.179 2.032 1.84 2.586 2.604 2.892
p值 0.012 0.014 0.017 0.036 0.031 0.029 0.042 0.066 0.01 0.009 0.004

3.3.2 空间格局特征

本文运用ArcGIS分别计算出2012、2017和2022年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的 G e t i s   O r d   G i *指数，并用自然断点法以置信度为依据将统计量Z值划分为7级，绘制空间冷热点分布图（图4）。
图4 中国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冷热点分布演变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审图号为GS（2020）4618号）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ot and cold spot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in China

由图4可知，2012—2022年中国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的热点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冷点区多集中在西北内陆地区，冷热点大体呈现“东南—西北”走向。
从热点格局看，2012年热点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省份。其中，安徽、江苏与上海位于极热点区，浙江、福建、江西、湖北与河南位于热点区，山东和辽宁位于次热点区。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省份区位条件优越，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上海、江苏、浙江等省份一直处于科技投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地带，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协同发展程度也远高于周边省份，成为地区发展的增长极，并通过辐射涓滴效应带动周边省份耦合协调度提升，形成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高地。2017年，湖北由热点区向极热点区转变，辽宁与山东由次热点区退为随机分布。2022年，湖南由随机分布升为热点区。
从冷点格局看，冷点区主要集中分布在新疆、青海、四川与甘肃等西部省份。上述4省份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为0.416、0.411、0.538与0.422，位于耦合协调度落后区，与之相邻的内蒙古、宁夏、贵州与云南等省份均值同样介于0.392~0.470的低耦合协调度区间，由此形成明显的冷点集聚区。此外，2022年，位于次冷点区的甘肃、宁夏上升为随机分布。可能原因是，两省周边的陕西、重庆等协调发展态势较好，毗邻省份的协调发展使得两省脱离次冷点区。

3.4 耦合协调的区域差异及分解

3.4.1 整体及地区内差异

本文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析耦合协调度区域差距，并绘制总体与东中西三大地区基尼系数变化图（图5a）。从总体趋势看，基尼系数呈现波动下降态势，由2012年的0.093下降至2022年的0.086。这说明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地区差异有一定幅度的缩小，存在趋同现象。从三大地区看，东部地区基尼系数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波动下降趋势，由2012年的0.086下降至2022年的0.063。中部地区基尼系数演变趋势与东部地区类似，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动趋势。但相较于东部地区变动幅度较小，由2012年的0.046下降至2022年的0.035。西部地区基尼系数呈现上升与下降交替出现的频繁波动现象，由2012年的0.067上升至2022年的0.077。此外，对比三大地区可以发现，东部地区年均基尼系数最大为0.075，西部地区次之为0.069，中部地区最小为0.037。这说明，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虽相对较好，但地区内省份差距较大；中部地区虽然协调发展水平一般，但地区内省份差距很小；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水平较差，且地区内省份差距扩大趋势明显。
图5 2012—2022年中国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的地区差异及来源

Fig.5 Spatial difference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in China in 2012-2022 and its source

3.4.2 地区间差异

三大地区间耦合协调度差距演变态势如图5b。从变化趋势看，东中西地区间基尼系数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其中，2012—2018年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提升速度较快，导致东部—西部间与中部—西部间地区差异在不断缩小；但在2018年的转折点之后，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提升速度放缓，导致其与东中部两地区间差异有所扩大。具体来看，东部—中部降幅最大，下降幅度为9.783%；东部—西部紧随其后，下降幅度为3.048%；中部—西部降幅最小，下降幅度为2.995%。总体而言，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三大地区间的相对差异有所缓解。从地区间差异均值看，东部—西部年均地区间基尼系数最大为0.122，东部—中部次之为0.086，中部—西部最小为0.068。可见，耦合协调度的地区间差异主要是由东部与西部两地区间的较大差异所引起的。

3.4.3 地区差异来源及其贡献

耦合协调度地区差异来源及其贡献度如图5c。从分解项贡献度的变化趋势看，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与超变密度的贡献度均走势平稳。其中，地区内差异与超变密度的贡献度呈现小幅下降态势，地区间差异呈现小幅增长态势。从贡献度均值看，地区间差异贡献度最大，平均贡献率为61.776%；地区内差异贡献度次之，平均贡献率为26.016%；超变密度贡献度最小，平均贡献率为12.208%。这意味着，今后要解决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的空间不均衡问题，应从缩小贡献度最大的地区间差距入手。

4 耦合协调的关键驱动因素

4.1 前因条件及变量校准

从系统内部视角出发，本文选取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两大子系统中的7个维度层指标作为前因条件。首先，运用“VHSD-EM”方法对要素层进行赋权，并通过加权计算出维度层综合得分。结果变量为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然后，采用直接校准法对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进行校准，分别设置75%（完全隶属）、50%（交叉点）、25%（完全不隶属）为校准锚点。各变量的校准结果见表4。
表4 结果变量与前因条件校准结果

Tab.4 Calibration information of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antecedent conditions

变量 校准锚点（2012年） 校准锚点（2017年） 校准锚点（2022年）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耦合协调度 0.502 0.466 0.434 0.559 0.509 0.473 0.606 0.542 0.502
新质劳动者 0.166 0.101 0.066 0.127 0.092 0.079 0.137 0.105 0.086
新质劳动资料 0.099 0.028 0.009 0.137 0.059 0.023 0.163 0.086 0.027
新质劳动对象 0.429 0.347 0.234 0.473 0.397 0.329 0.583 0.484 0.382
优化组合跃升 0.232 0.169 0.152 0.272 0.212 0.170 0.366 0.267 0.204
风险抵御 0.437 0.422 0.405 0.494 0.470 0.450 0.543 0.516 0.490
适应调整 0.455 0.438 0.398 0.579 0.546 0.510 0.518 0.488 0.463
创新转型 0.159 0.119 0.102 0.243 0.169 0.153 0.362 0.246 0.185

4.2 组态分析

本文利用fsQCA方法对前因条件进行必要性分析，探究单一条件能否构成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耦合协调的必要因素。当前因条件对结果变量的一致性达到0.9及以上时，可认为该前因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36]。根据以上准则，表5显示并不存在影响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新质劳动资料不是高耦合协调度的必要条件，但其一致性值相当接近0.9，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在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新质劳动资料发展水平也较高。
表5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

Tab.5 Necessity of individual conditions

前因条件 2012年 2017年 2022年
高耦合协调度 低耦合协调度 高耦合协调度 低耦合协调度 高耦合协调度 低耦合协调度
一致性 覆盖率 一致性 覆盖率 一致性 覆盖率 一致性 覆盖率 一致性 覆盖率 一致性 覆盖率
风险抵御力 0.700 0.691 0.433 0.397 0.724 0.740 0.330 0.332 0.788 0.792 0.316 0.301
~风险抵御力 0.389 0.425 0.663 0.673 0.346 0.344 0.741 0.726 0.305 0.320 0.782 0.778
适应调整力 0.720 0.752 0.367 0.356 0.605 0.603 0.478 0.469 0.686 0.706 0.361 0.353
~适应调整力 0.383 0.395 0.744 0.712 0.467 0.475 0.595 0.597 0.371 0.379 0.699 0.678
创新转型力 0.839 0.860 0.235 0.224 0.794 0.825 0.266 0.272 0.842 0.854 0.234 0.225
~创新转型力 0.244 0.255 0.853 0.831 0.299 0.293 0.829 0.799 0.237 0.245 0.849 0.836
新质劳动者 0.840 0.867 0.253 0.243 0.847 0.858 0.222 0.222 0.836 0.850 0.229 0.221
~新质劳动者 0.267 0.278 0.862 0.833 0.232 0.233 0.858 0.847 0.233 0.242 0.845 0.830
新质劳动资料 0.870 0.931 0.176 0.175 0.883 0.910 0.218 0.221 0.875 0.862 0.246 0.230
~新质劳动资料 0.230 0.231 0.831 0.869 0.244 0.241 0.811 0.885 0.218 0.233 0.852 0.866
新质劳动对象 0.808 0.836 0.289 0.277 0.861 0.884 0.223 0.226 0.888 0.910 0.208 0.202
~新质劳动对象 0.302 0.313 0.829 0.800 0.246 0.243 0.885 0.863 0.221 0.227 0.807 0.885
优化组合跃升 0.702 0.747 0.313 0.309 0.688 0.697 0.393 0.392 0.632 0.688 0.356 0.368
~优化组合跃升 0.351 0.355 0.745 0.699 0.400 0.401 0.696 0.687 0.420 0.407 0.699 0.643

注：“~”表示逻辑运算“非”。

在必要性分析的基础上，将频数阈值设定为2，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PRI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7，并求解出简约解、中间解与复杂解，分析得到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的驱动路径（表6）。
表6 中国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驱动路径

Tab.6 Driving path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in China

年份 驱动路径 覆盖度 一致性 典型省份
2012 R1：~风险抵御力*创新转型力*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 0.217 0.883 安徽、湖南
R2：适应调整力*~创新转型力*~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优化组合提升 0.103 0.920 吉林、重庆
R3：适应调整力*创新转型力*~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优化组合提升 0.161 0.996 河南、山东
R4：~适应调整力*创新转型力*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优化组合提升 0.225 0.997 天津、四川
总体一致性：0.806 总体覆盖度：0.851
2017 R5：~风险抵御力*创新转型力*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优化组合提升 0.103 0.886 安徽、湖南
R6：风险抵御力*创新转型力*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 0.527 0.982 上海、广东
R7：~适应调整力*创新转型力*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优化组合提升 0.226 1.000 天津、四川
总体一致性：0.843 总体覆盖度：0.853
2022 R8：风险抵御力*适应调整力*~创新转型力*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优化组合提升 0.116 0.989 福建、重庆
R9：风险抵御力*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优化组合提升 0.491 0.913 北京、上海
R10：风险抵御力*适应调整力*创新转型力*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 0.352 1.000 浙江、江苏
总体一致性：0.757 总体覆盖度：0.891

注：R1~R10表示提升路径1~10；“*”表示逻辑运算“和”；“~”表示逻辑运算“非”；字体加粗为关键因素，字体未加粗为一般因素。

总体来看，2012、2017和2022年的总体一致性分别为0.806、0.843和0.757，总体覆盖度分别为0.851、0.853和0.891，这说明这3年的驱动路径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和解释度。
具体来看，2012年产生高耦合协调度水平的路径有4条，涉及的核心条件包括创新转型力与新质劳动资料。其中，R1的创新转型力发挥核心驱动作用，新质劳动者与新质劳动对象发挥辅助作用，风险抵御力与新质劳动资料等因素起到负向牵制作用，典型省份为安徽、湖南等。R2与R3具有较大相似之处，均以新质劳动资料为核心正向驱动，受制于新质劳动者因素。但是，R2多了新质劳动对象这一正向因素，其受制于创新转型力与优化组合提升等因素，涵盖吉林、重庆等省份。R3受益于创新转型力与优化组合提升，但介入了新质劳动对象这一负向因素，省份主要为河南、山东等战略新兴与未来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份。R4受创新转型力与新质劳动资料两项关键因素驱动，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与优化组合提升作为一般因素起到正向驱动作用，但受到适应调整力因素的负向牵制。
2017年产生高耦合协调度水平的路径有3条，涉及的核心条件包括创新转型力、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与新质劳动对象。核心条件在创新转型力与新质劳动资料的基础上向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延伸，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的影响力开始显现。R5以创新转型力与新质劳动对象为关键正向驱动因素，新质劳动者为一般正向驱动因素，受制于风险抵御力、优化组合提升等一般因素，主要为中部地区的省份，如安徽、湖南等。R6、R7中新质劳动者与新质劳动对象核心影响力突显，其中路径R6是2017年唯一全为正向驱动因素的路径，其以创新转型力、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与新质劳动对象为关键驱动因素，以风险抵御力为辅助驱动因素，涉及的省份主要为上海、广东等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的省份；R7以创新转型力、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与新质劳动对象等为关键驱动条件，优化组合提升和适应调整力为一般因素分别起到正向驱动与负向牵制作用，涵盖四川、天津等省份。
2022年产生高耦合协调度水平的路径有3条，涉及的核心条件包括适应调整力、创新转型力、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以及新质劳动对象。核心条件向适应调整力进一步延伸，说明这一时期适应调整力尤为重要。R8以适应调整力与新质劳动者为关键正向驱动因素，风险抵御力、新质劳动资料与优化组合提升为一般正向驱动因素，创新转型力为负向牵制因素，该路径涵盖福建、重庆等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但产业创新转型水平相对欠缺的省份。R9与R10全为正向驱动因素，且两者均以新质劳动资料以及新质劳动对象为核心正向驱动，风险抵御力与新质劳动者为一般正向驱动。其中，R9额外受益于优化组合提升这一因素，涵盖北京、上海等要素市场发展较为完善的省份；R10额外受益于适应调整力与创新转型力，涵盖浙江、江苏等经济恢复力与转型力位于领先地位的省份。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解构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采用“VHSD-EM”模型、耦合协调度方法、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揭示了2012—2022年中国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识别其关键驱动因素。研究结论如下：
①中国新质生产力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培育新质生产力已初见成效。经济韧性整体呈现“逐年增长—相对放缓—快速上升—略微下降”的波动上升态势。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不高，但二者共同发展、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度实现了“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的转变。东部地区已实现“勉强协调—初级协调”的阶段式跨越，中西部地区仍停留在勉强协调阶段。
②中国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冷热点空间格局大体呈现“东南—西北”走向，其中热点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冷点区主要集中分布在新疆、青海、四川与甘肃等西部省份。
③中国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表现出空间非均衡特征，但总体基尼系数呈现波动缩小趋势，不平衡发展态势有所缓解。其中，地区内差异呈现“东部>中部>西部”格局。地区间差异次序为“东部—西部>东部—中部>中部—西部”，除“东部—中部”差异下降明显外，其他地区间差异均降幅有限。地区间差异贡献率为61.776%，是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且对整体差异的贡献有进一步扩大趋势。
④前因条件并不单独构成高耦合协调度的必要条件，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的多种内部因素相互依赖、共同作用，导致了复杂因果关系。2012、2017和2022年3个年份共存在10条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的驱动路径。随着时间推移，协调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从早期的创新转型、新质劳动资料逐步向新质劳动者与新质劳动对象拓展，再向适应调整力因素进一步延伸。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①提升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推动二者融合协同发展。研究发现，中国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趋势向好，但整体水平不高。为此，应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等，通过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引导优质要素资源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同时，强化对经济发展结构要素的调控引导，形成多层级、网络化与动态化的风险缓冲架构，增强经济系统风险抵御能力。此外，利用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通过延链补链增强产业体系安全性能力，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实现两者的协同发展。
②制定差异化政策，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研究发现，中国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耦合发展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对此，应从顶层设计出发，制定差异化政策提升新质生产力和区域经济韧性，促进全局均衡态势发展。其中，东部地区应持续发挥创新高地优势，催生出更多新产业、新模式，为增强新质生产力和区域经济韧性提供强大动能；中、西部地区应立足禀赋优势，进一步细化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建设目标，结合自身发展定位，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③培育关键内驱动力，提升耦合协调质效。研究发现，耦合协调时空分异是多个因素交互驱动的结果。为此，应健全高科技人才培养机制、深化数字技术研发应用、加强重点行业投资引导，发展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的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同时，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恢复和扩大需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和转型活力，力促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步入良性协调发展轨道。此外，还应提升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要素，通过多要素间的协调联动，实现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韧性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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